费孝通 1981年11月18日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大厅里，71岁的中国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登上了45年前他留学英国时的母校的讲台，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1981年度赫胥黎奖章，成为第一位接受这项荣誉的中国学者。 赫胥黎奖章是1900年为纪念《天演论》的作者、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而创设的，是国际人类学的最高学术荣誉奖。费孝通在接受奖章之后，作了《三访江村》的学术演讲，受到同行们的普遍赞扬。费孝通当年的教师、80多岁的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雷蒙德·费思爵士说，这篇精彩的学术演讲不仅证明费孝通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面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卓越水平，而且也显示了中国人类学界对世界所作的贡献。 费孝通的传奇一生 知识分子费孝通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费老 结束了他半个世纪无愧于心的考察。 1981年10月，费孝通回到了江苏吴县老家，他已经24年没有回老家看看了。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根据对家乡吴县下弦弓村的考察，写下了中国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江村经济》，学界轰动。彼时，费孝通以为，《江村经济》只是他毕生工作的一个起点，他想要了解的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小部分，而是志于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然后，他经历了抗战、内战。 1957年，47岁的费孝通再次回到吴县考察，他对家乡合作化后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费孝通在《再访江村》里，对农村的副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回北京后不久，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饱受磨难。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费孝通没有进行任何研究。 再次回到吴县，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费孝通当年采访过的人，那时也和他一样，已经是两鬓花白。这次，通过实地考察,费孝通发现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关键…… 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致力于用社会学的知识去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状况。如今，费先生辞世之日，24年过去了，我们回头去看时，会发现，三次吴县考察，正折射出这位世纪老人与中国以及中国乡村近一个世纪休戚与共的关系。 费孝通先生有很多头衔，比如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等等，但他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60多年以后，其作品《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已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而《江村经济》还是费孝通的母校———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之一。其影响，形诸于生活领域，就是我们平时常常听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之类的说法。这种针对不同形态的经济区域进行类型研究的方法，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费孝通在几次调查的基础上，率先提倡运用的。费孝通不是温州人，但在温州人眼里，他对温州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无人可比。 “小商品，大市场”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温州模式的经典概括。1986年2月，费孝通写了《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使得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1994年，费孝通第二次考察温州，再次发表《家底实创新业》。1998年，费孝通就温州三次发文《筑码头闯天下》。三篇文章，影响深远，温州人深切感谢这位老社会学家的远见卓识：“在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费孝通凭着他的唯实精神，每次都是通过考察，坚定地站在了捍卫温州的立场上。 在学术领域之外，费孝通的一生也涂抹着许多传奇色彩。 养伤写出《江村经济》 1935年负伤回到内地后，费孝通听从姐姐的劝告，来到吴江县开弦弓村养伤，利用这段时间，费孝通对开弦弓村(后来在论文中费孝通为该村取了一个学名叫“江村”)进行了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到达英国后，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 1939年《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该书即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勇者费孝通 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费孝通还有两件事可以被记住。第一件事发生于1945年11月25日晚，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一带参加六千余人与会的“反内战讲演”。当演讲轮到费孝通的时候，枪声响了。面对着专制者的残暴，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呼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第二件事发生在次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费孝通及其家人避到了美国领事馆。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这是解放前的费孝通。 被《毛选》点名 解放前夕，钱伟长和费孝通都在清华大学任副教务长，分管文理科。当提出院系调整时，两人都主张维持清华大学原来的综合大学的格局，不同意院系调整只搞工科方案，可这个意见没被采纳。 1957年两人都成了右派，而且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被点了名的人物。据说还是因为毛主席讲了话，才最终保留了他们两人的教授位置。 生死爱情两次传奇 费孝通的爱情让人唏嘘不已。爱情的开始很普通，费孝通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在共同感兴趣的学问切磋中相知，渐渐产生了感情。1935年夏，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朴婚礼。9月，这对新人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但是，谁会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此次学术之行兼蜜月之旅，竟然会有着一个生死离别的结局。 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被木石压住。王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站立。王同惠赶紧跑出森林求援，从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才有人发现了费孝通，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此时，她与费老结婚才108天。 在奠定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江村经济》一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1939年，费老在昆明与从印尼回来的孟吟女士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女儿。为了纪念前妻，费孝通给女儿起名费宗惠，昵称“小惠”。 孟吟不是王同惠那样的知识分子，但也很有教养，通情达理。费孝通对她有以下描写：“我的爱人是农村来的，她的父亲是村民，但不是真正的农民。我喜欢她是由于她有一些我所缺少的东西。她单纯，有‘乡土气息’。她不喜欢看电影，但喜欢在屋里屋外劳动。她殷勤好客。这是在农村养成的性格。”在十年动乱中，孟吟与费孝通同甘苦，共患难，此后相伴终生。（文/记者 赵唯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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