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仪 初恋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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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仪，北京知青。北京清华附中初67届毕业生，1969年到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庄公社插队。1973年在西安美术学院上学，后来是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员。退休前为北京“中国体育博物馆”展览设计、副研究馆员。（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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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到延安插队落户，我在那里生活、劳动，奋斗了前后整整十年，陕北是我人生之路的第一段旅途。我留恋那块黄土地，我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它，也把我纯洁的少女初恋留在了那里。

插队生活的第三年，同队的知青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参了军，有的去了父母所在的干校，有的被抽调去了县里的文艺宣传队，我也被借调到清平湾中学教书。

清平湾中学与我们村相隔一座山，十里路，设在离关庄公社三十多里的川道上。这是个只有初中部的简陋的学校，四面依山，一个操场，几间教室，靠山脊箍着一溜石窑，是教师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学校的教师有公办和民办之分，公办教师吃国库粮，民办教师每月要从自己窑里背粮来入伙。我因为是临时借来帮忙的，属于后者，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往返二十里山路回村里去取粮食。说到需要在学校住宿的教师呢，主要是离家太远，还有像我这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每天下午放学后，住家近的教师就都回去了，学生则不论离家十里、二十里，翻山还是走川，一律不在学校住。因为一来学校没有学生宿舍，二来像他们那样的半大孩子窑里还有许多活等着他们放学回去干呢。

喧闹纷乱的校园一下子静下来，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空，我们这所学校被山的巨大阴影笼罩住。坐在窑洞里的书桌前，遥望对面山脊上光与影的分界线，眼见那阴影部分在上升，光亮部分在变小，由淡黄色到橘黄，由橘黄色到橘红到只剩下玫瑰色的一小块山顶。我相信毛主席要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必要。但是一年年过去了，以后怎么办？我们的出路在哪里？随着同学们以不同的方式一个个离开陕北，这种忧虑经常困扰着我。

窑门外响起脚步声，是他来光顾我的小窑找我聊天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观看一次县级篮球比赛上，人们大声地为一位高个英俊的青年叫好，只见他弹跳惊人，投篮几乎百发百中，在场地上十分活跃。只要他上场，比分便直线上升，这个小伙子篮球打得真棒！原来他就在杨家坪学校任教。

他是绥德人，是属于被我们学美术的所赞叹的那类形象好的陕北后生，生得宽肩窄股，修长挺拔，鼻直口方，浓眉亮眼。

他比我大四岁，正当二十五六岁的年龄，是原高中66届本地回乡青年。在杨家坪学校，他是骨干教师，担任初三毕业班的数学课教学，还兼任两个年级的体育课，学生们都喜欢他，崇拜他，无论他走到哪里，周围总是簇拥着一群男学生。他是公派的教师，家离学校有好几十里地，所以平时住在学校。那时候的陕北农村既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每到晚上他常常拉二胡消磨时光。

看得出来，在这个寂寞的山村学校，对于我的到来，他十分欣喜，文化大革命大串连时，他曾步行到过北京，还在天安门前留过影。他惊讶北京与陕北的天壤之别，他羡慕，向往，念念不忘那个遥远的群山外面的精彩世界。所以，我和我曾生活过的那个城市的一切都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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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小窑里有说不完的话题，论古今，谈天地，我本生性腼腆，不善言辞，但此时在他面前却滔滔不绝，我高兴有人与我一起排遣这些个孤寂、难捱的黄昏，我还有一种讲给对方听他所没有的经历时的小小的优越感。但回想那时的我绝对纯真，善良。

当时我第一次接触陕北青年时，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为他们叫屈，他们天性优秀，不乏智慧，只因出生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使他们只能祖祖辈辈黄土里扒食，缺吃少穿，穷困不堪。为什么同是一个时代，一片国土，一个社会，命运会如此不公平地亏待他们？我在他们面前感到理亏，我不应该拥有的比他们多那么多，我愿尽我的所有给予他们，将我的与他们分享。

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借给他我的书，我们一起议论“牛虻”的命运，感叹“青年近卫军”的英勇，我给他看我的读书笔记，送给他一腔的热忱和友谊。

不是有意的选择，我们就这样相遇了，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段感情经历确实影响甚至改变了我们各自以后的人生道路。

他变得愈发青春和生气勃勃，篮球场上更多地活跃着他矫健的身影，校园里学生们中更多地听到他的高声笑语，他欢快又悠扬的二胡声，驱散了我黄昏时分的愁思。逢到我不用回村取粮食的星期天，他也留下来，我们和其他青年教师相约着去水库游泳。等到下一个星期天，我背着口粮回到学校时，他也正从窑里回来了，并且随着季节和时令，他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山里的特产：桃、杏、小瓜、大枣和红薯。

我很年轻也很傻，毫无顾忌地享受着我们的友谊。我很快活，却不知道由于我的出现搅扰了他的平静。他开始向往，憧憬，开始睡不安稳，开始跃跃欲试。就在一次我们相伴夜行十几里去外村看一部老掉牙的电影回来的路上，他说“小心脚下”的同时抓住了我的手，立时一股热流灌进了我的全身。直至今日，我仍能鲜明地记得他那滚烫和颤抖的手，一种真情的烈火由他而起，也点燃了我，那是无法拒绝，身不由己的。我不能说这是我不希望的。总之，我没有抽回自己的手，随之，我的手也在滚烫地颤抖，也许这就是一颗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对爱的初试？我们就这样手握着手一路走回学校。

好像我知道他已经结婚是在这之后，他不能不告诉我，他显得很痛苦。我不能想像这样年轻活泼的一个人，竟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吃惊的同时又十分矛盾。先是感到一种失落的揪心，好似一脚踏进无底的枯井，心被悬在半空，无着无落，继而又有一种摆脱绊羁后的轻松。我不否认在我二十一年的生命中，这是第一次与异性产生的友谊与恋情，但我从未想到过结婚，因为我无论在感情上掀起怎样的狂澜，心底总存一丝理念：不能在这里安家。我很清楚，如果不是他已经结婚，我们的感情发展下去也是没有出路的，这样反倒令我释然。

现在我知道我很“坏”，我不如我的同学，我就有这样的女同学，她们与当地青年结了婚，几十年同甘共苦，相亲相守，有些至今生活在陕北。她们勇于正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不只是为了一个爱人，也是为了自己的真情，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以至整整的一生。从这点上说，他们是富有的，浪漫的，是无愧的，而人生在世，什么是可宝贵的呢？不就是那么一点点真情么！

我真的不值得他爱。他向我表示他准备离婚，我说绝对不行。我说绝对不行的同时，拆了自己的毛衣给他织成毛袜。我想补偿什么，可我知道我什么也不能补偿。他变得消沉下来，他望着我时的眼神里有无尽的哀怨。他痛心疾首，他怨恨陕北农村的早婚，他开始一根一根地吸烟，他的眼睛常常布满血丝，他常常失眠，傍晚空寂的校园里长久地回荡着他的二胡声，如泣如诉。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们相处一年产生的如醉如痴却又无可奈何的感情悲剧式地结束了。

一天，他路过学校里另一位男教师的窑门口，听到里面在议论我与他如何如何关系好，他冲进去劈头给了那位教师一顿老拳。那位教师状告到公社，公社书记亲自下来处理，一时间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事后他对我说，我在他心中之神圣，使他不能允许别人对我有半点微词，他很后悔年轻气盛不顾后果……当然我更明白他这是在借机发泄，他想发泄，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泄啊！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县里录用了一批知青当干部。上面来文调我去县文化馆报到，当了县里的干部是否会影响今后的前途，在当时，已顾不得更多考虑，反正清平湾中学不适宜我再呆下去了。我们告别得匆匆忙忙，他还回了我的书，送给了我一个硬皮笔记本，笔记本的开头有他写给我的一首诗。他的诗写得不太高明，但很朴实，很真挚。我发现诗的字里行间有一些水迹，突然明白这是他的泪痕。我受不了堂堂七尺男儿的眼泪，更受不了这泪痕对我的刺激，神使鬼差我竟将那首诗从笔记本上扯下来撕碎了，我无法解释我的行为，也许是不喜欢他的软弱？也许是想尽快结束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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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安排，我们的缘分并未就此了结。到县文化馆的第二年，我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在美院里还被选为团委副书记，当上了学生里最大的“官”。毕业时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诚心地表示要留我在学校工作，还说学校打算重新分配一名毕业生到延川县文化馆替我。可没过几天，我的班主任悄悄告诉我，他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延川县搞我的外调，原因是一位同来自延川的同学向学校反映了我曾在杨家坪学校的什么事云云。外调不了了之，我留校的事也没被再提起。

上学三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延川县文化馆。这时县里的知青已走的差不多了，而正当别人纷纷远走高飞时，我却又往回托运自己的箱子。这时，我开始对他产生了怨气。

他知道我又回到延川后，一个星期天到文化馆来看我。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书包，脚步有些迟疑。我看到他又像以前那样出现在我的窑门前。几年不见，他明显地老了，瘦了，两颊塌陷了，他的眼神疲惫而空洞，他的衣服不再是干净而平整的了，穿着一身皱巴破旧，灰不溜丢的蓝裤褂，他身上原来那种最吸引我的青春和朝气几乎荡然无存。但此刻他的脸上却兴奋地放着光，我让进他，我们再次相对了，彼此却显得很生疏和客气，这时，我心里什么滋味都有，惊诧、痛惜、酸楚、凄怨，于是我犯下了一个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我不管不顾地讲了我没被留在美院的原因。

我永远都要诅咒我自己的狠毒与自私，千不该万不该在他满怀重逢的喜悦来看我的时候，兜头给了他一盆冷水，将自己的不幸全推给他要他承担。

他立刻像被霜打了似的，整个人都瘫软下去，脸色霎时变得土黄，蜡人一样呆坐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个北京来的女知青，他追求美好、高尚的精神生活，他有什么错？他虽然贫困、单调但却平静的生活被这短暂的无望的痛苦的爱情所搅扰，从此他吃不香，睡不安，他吞食了这颗苦果。他太善良了，他可以默默地忍受命运给予他的痛苦，他只想给人爱，却从不想害人。他忠厚、纯洁的心地因自责而深深地受了伤，他伤的是元气，将终生难以治愈。

在这场悲剧式样的爱情中，我只是暂时受挫，但我当时却只替自己着想，一味强调自己的落难。我们无言地僵坐，眼光相互回避着对方，空气在我们中间凝固了，时间变得非常难熬。

他缓缓地站起来，默默地将书包里的水果、罐头和当地产的粗大饼干块堆放到我的书桌上，然后捏着空空的书包走出去了，没有再回过头来。

我追出去，但没有想叫住他，从他垂下去的头和紧缩的双肩我看出他正在啜泣，他的心在啜泣，他的心在滴血。

这就是他最后留给我的背影。以后我又在延川县呆了四年，再没有见到过他，听说他有了四个孩子，调到一处很偏僻的农村学校教书，不愿与过去的老朋友见面。

许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淡忘了，但他在我的记忆中总是那样的鲜活，我忘不掉他，也摆脱不掉对他的歉疚。

在那块黄土高原上，我曾与一位黄土地的儿子相遇，并给了他一个少女的初恋，也搅扰了他一生的平静。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不管朋友们会如何谴责我，说我是个狠心的人，我绝不辩解。

谨以此文向他表达我永远的祝福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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