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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难与危机 知青记事 高全友 知青岁月是老三届学生一生中难以忘却的经历。我是武汉26中67届高中生，本应于1968年底随大队伍一起下乡，不料当年8月31日母亲突发中风住院，需要我全日陪护，这样就耽搁了。我属于母子俩人孤独家庭，开始我还希望能办“留城手续”，但工宣队不同意，称只有殘疾生才可，仅同意延迟几个月再下。到次年5月，母亲留下“偏瘫”后遗症，但生活勉强可以自理，我也没有任何出路，只能到派出所下了户口单独下乡。4月12日喻可铸同学(后成为中铁科工集团高级工程师)陪我到生产队开了接收证。5月12日这天清晨，天气灰暗，同学廖正义赶来送行，帮我将行李手提肩扛送到汉西火车站。火车开动以后，看到车窗外城市里的房屋与工厂逐步在眼前消失，心中很是悲凉，没有“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也没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只有对前途的迷茫和对病重母亲的牵挂…… 当晚孔海南同学(后成为上海交大著名教授)担心我母亲难过，还特地到我家陪她谈心且住了一夜(知青同学的帮助真情难忘)。 我下放的点是应城县城郊区西十公社祥元大队贺湾小队，只有十几户人家，地处小丘陵，三面被不高的山环绕，田地大都分布在山坡上，依自然条件并不适合种水稻，但公社利用三面环山的地理条件，在村前修了个小水库，有了水灌溉，小队就划成产稻区。由于耕种条件限制及其它因素影响，亩产只有二、三百公 斤，农民终年起早贪黑、辛勤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个工只合0.28元(同期工厂学徒工为0.69元)，生活很苦，属贫困区。 1968年底，我校田志珍等七名男女同学已下放该队，近半年来他们与农民建立了良好关系，我到之后，田同学就把知青组长让给我当，自此我的知青岁月拉开序幕： 插秧与双抢——初步的考验 第一关是打赤脚。农民经常要下水田，一年四季多打赤脚，知青自然要学。开始赤足走在田埂(草地)上还好，但走在硬土地上就有点痛，若踩在小石子上则很刺痛。一周之后，翻过脚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脚底板象马蜂窝一样布满坑坑凹凹的小洞，洞底露出鲜肉，无奈只有穿上布鞋休息了几天。脱皮之后长出的新肉就有了一层薄薄的茧，几个月后茧越长越厚，即使再走在硬土地上也没有不适的感觉了。 五月中下旬到了插秧季，天不亮出工的哨声就响了。这时候天气往往雾气弥漫、阴雨连绵、窄暖还寒。我和农民一样，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上穿棉袄、下穿单裤，裤脚卷到膝盖处，下到田里仍感到水很冰凉(第二年因为腰伤，出工前都要喝几小口泡制的三七酒御寒——有点伤心)。插秧时要深弯腰，左手拿一大把秧苖先分秧，然后传递到右手插下，身体有规律上下起伏，成排成行的秧苗就扎根在水田。半天过去，腰酸得直不起来，恨不得一屁股坐在水田里。象我这样一米八的瘦高个实在干不了此活，于是只有选择挑秧撤把(將秧把均匀抛到水田里)这个体力活。秧 架子和扁担都是木质的，没有弹性，是一种高重心、不易平衡的硬担子，雨天路滑，不小心就会摔跤，几天下来肩膀磨得红肿起泡，扁担再次上肩真是疼痛难忍。十多天后，难熬的插秧任务终于完成，我还第一次得到队长表楊。 到了七月中旬“双抢”开始，这是农村一年中最紧张、繁忙、劳累的季节，在约20余天的时间内要完成早稻的收获，晚稻的插秧。清晨五点就要下地挥镰割稻，割了要捆，捆了要挑。盛夏骄阳似火，酷暑难当，人晒得脱了几层皮，稻芒和尘埃混在汗流浃背的身上，既痒又痛。更累的是挑草头(稻梱)，从田头到稻场，近则几百米，远则上千米，中间不能落担休息(草头可能会散)。在四、五十度的高温下，我几次气喘心慌、头昏脑涨，呈中暑症状，幸亏下乡前准备了仁丹、十滴水等解暑药，赶紧服下状况才得以缓解。从早上五点一直干到下午六点，晚饭后还要到稻场挑灯夜战，进行解梱铺稻、打谷脱粒、扬灰清谷，晒干的谷子则要打包入库，忙到晚十二点才收工，我真是疲惫至极，倒头便睡着了。夏季插秧则与春季迥异，中午时分，秧田里的水反倒有点烫，头上有烈日晒，脚下有热气蒸，更有蚂蟥、蚊虫叮咬。有一次我还被水蛇咬了一口，幸好不是毒蛇，但着实使人担心了好几天。唐诗《悯农》曾感叹农夫的辛苦、粮食之不易，确实如此！ 上水利伤腰——人生最大的磨难 郑家河水库处于安陆与京山交界处，1969年12月应城县政府决定西十等一些公社每户摊派一劳力上水利，扩建水库通往应 城的水渠并修筑副坝。民工大队出发时，我因盖知青房没有随队走。几天后大队长要我与他一起送一百斤猪肉到工地，俗话说：“远路无轻担”，从大队到水库足有80里，我们请晨六点就出发了，每五里路一換，到中午吃完干粮，两人都累得够呛。大队长后悔早上要是分成两担挑就好了，但不走也不行，大队民工都眼巴巴盼着这些肉会餐呢！我俩只有打起精神重新上路，人越累越觉得路遥远，望着前面安陆境内的群山近在咫尺，应了古话“望山跑死马”，怎么也走不到，已经下午四点好不容易过了一条小河，听老乡讲还有四、五里地，我们很是绝望，实在挑不动了。大队长正坐在河边发愁，突然看见一个熟人，赶紧拉看他把担子最后挑到民工驻地。说实在话，我母亲虽是工人，但有月薪50元，我是个独子，从小到大那里吃过这样的苦。到驻地后我倒在地铺上迷迷糊糊睡着了，直到晚上会餐的哨声响起，闻到红烧肉香喷喷的气味才诱使自己艰难爬起来，此时肚子饿得咕咕响。每个人都分得一大洋瓷碗红烧肉，大概有一斤多，自下乡以后我从未吃过一两肉，那碗鲜美、浓郁红烧肉的味道至今难忘！ 郑家河水库群山环抱、水面广阔，库容达1.9亿立方米。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大嗽叭放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歌曲，这种热火朝天干社会主义的场面不得不令知青们激情燃烧！第一项任务是扩渠，即将旧渠加宽加深，这里的土壤是略带红色的粘土，洋镐、铁锹下去，只能带下一小块土。若碰上大石头，则先要把石头边泥巴淘空，然 后用撬杠把石头撬出，再以大锤加钢钎将之击碎。若运气不好，遇到特大石块挡路，就要打眼放炮。不出几天，我已经长出茧的手掌仍被磨出新的血泡，再次握锹把或钢钎时钻心的痛。挖落渠底的泥土和碎石还要沿着近60度的斜坡挑上十余米的渠外。那时候突出政治，每个队都有掘进指标，完不成要追究责任，劳动之累，身体负荷之大连农民都叫苦不迭。第二项任务是从干涃的河床把鹅卵石挑到十余里外的分坝处，修筑粘土心堤坝。每天就是跟在农民后面，肩挑百余斤重担，踏着合拍的步子往前走。隆冬的山区寒风凛冽，气温低至零下十度，我的耳朵冻伤，脸似被刀割。有一天当我挑着担子，迈着沉重的步伐前行时，忽听同学郭农襄(后成为解放军3506厂高级经济师)以严肃的口气提醒：“你不要命了？”我顿时一楞，面对他关切的眼神，自己才若有所思：“也许象这样蛮干是难以长久的”，从水库工地下来人瘦了一圈。 春节后我又接到上应城府河水利工程的通知，去后第四天午后，队长要我与会计回队挑两担柴草来。我们回队捆好柴草将近四点往工地赶，按正常速度二十余里二个多小时应可到达，不巧天稀稀拉拉下起小雨，这下令我俩遭罪了。此时才三月初，春寒料峭，棉衣渐渐湿透，刺骨的凉，肩上的柴草担遇水打湿又增加了重量。到六点天逐步黑下来，农村的崎岖小路是很难走的，更折磨我的还是天雨路滑，这里的黄土地，表面见水形成薄稀泥，下面却是硬底层，这种路很难走。我个子长、重心高，，真是五 步一滑，十步一摔，怎么也走不好。会计讲：“打赤脚用脚趾扣住泥巴试试看”，于是我脱掉胶鞋赤脚走，仍然不行而且冻得厉害，只得髒着脚又穿上鞋，就这样又折腾了几里路，体力完全耗尽，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不知咋的一下触动心思，坐在泥巴地上想到遭此磨难，不觉淆然泪下……会计见状也非常同情，说今天不走了，找个地方借宿明早再走。说也巧在附近一所小学，又遇到同学郭农襄，他在县文艺宣传队拉琴，我们就在他那里借住了一夜。 这次挑柴草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回工地没几天，在一次清淤泥时，我用铁锹弯腰撮起一大块泥巴，突然“叭”的一声腰“闪”了，顿觉腰部剧烈疼痛，不能动弹。我被一位农民抶回驻地休息，三天后仍不见好转，队长只得要我回队继续休息，实在不行就回武汉治疗。首先我还是先到县医院拍片检查，好在不是骨折，但属于腰肌、韧带严重拉伤。从县城回队路上，我迈着蹒跚的步子，心情极为悲观，看到田野里农民耕田的耕田、拉车的拉车，大地复苏、春意昂然，而自己受到如此腰伤，将来怎么在农村过，真有点不寒而栗！ 饱餐差点撑破胃和水库抢险——人生最大的危机 我回汉治疗和休息月余后于四月底返乡，其时正蓬青黄不接，队里大米吃完了，只有以面粉及杂粮充饥。某天下午事不多，我就到邻近西十大队同学赵志洪那转转，它乡遇知青大家格外亲切，他们队不缺粮就挽留我吃晚饭，见到白花花的大米，实在抑 制不住食欲，完全没想到在饥饿的情况下饱食有多危险！一下子就吃了四大碗，或有两斤吧，更不该接着又喝了两碗米汤。奇怪的是当时并不觉得怎么饱，但到晚上十点左右剧烈的腹痛将我从梦中惊醒，房东大叔圣宽听到动静，点灯见我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十分痛苦，立即叫上另一位农民，连夜用板车将我送到县医院急诊(俩位农民对我有恩)。接诊的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武汉籍中年女医生，她认真听取了我的病诉，仔细进行了腹部检查、验血，排除了阑尾炎、肠梗阻，在观察了个把小时后诊断：由于晚餐进食过多，特别是大米加米汤，使本已萎缩的胃急性澎胀引起剧痛，如果胃撑破则很难抢救，现在危险期已过。事后我很感慨：人的生命竟如此脆弱，的确悬于一线，不经意多吃了一点饭差点酿成大禍！ 六月初应城进入梅雨汛期，这一年雨势很猛，中到大雨下个不停，眼看村前水库的水越涨越高，村民都很担心决堤，大队决定开闸放水。第四天下午大雨演变为暴雨，雷电交加，不到五点天就暗下来。当晚我和村民一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辗转不能入睡。约十二点忽听有敲门声，侧耳听到是大队长通知房东圣宽(党组长)，叫他马上组织村干部和党员到堤坝西头新开泄洪道加大放水，降低库容。原来水库的水马上要涨到与堤坝平齐了，堤坝安全受到威胁，一旦决堤后果很严重！党组长不敢怠慢，立即出屋去叫人。此时我也感到事态紧急，不能置之不理，遂起床戴上斗笠，拿把铁锹，毅然出门。这时倾盆大雨挾着狂风扑面而来， 伸手不见五指，在间歇的雷电闪烁之中，我摇摇晃晃艰难走到堤坝东头，远远看见西头一盞马灯在狂风暴雨中忽明忽暗。站在十余米宽没有护栏的堤坝上，右边是波涛滚滚的水面，左边是二十余米深的坝底，弄不好就会被狂风吹落水库或坝下，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涌上心头，是进还是退？有了片刻犹豫，刹那间我所崇拜的苏联英雄保尓的形象映入脑中，于是我咬紧牙关，猫着身子冲到了堤坝西头，加入抢险队伍。大队长看到我这唯一自愿参加的知青，投来了赞许的目光。经过约一小时的奋战，宽、深各一米，长十几米的新泄洪道开始放水，水库的水面终于下降，堤坝的危险解除，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各自回家休息。谁知这是我在农村的最后一次奉献，不过后来每当我回忆起那夜的抢险都感到十分后怕。 反思及感悟 对1968年至1977年的上山下乡，许多政治家、历史学者、包括知青本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我的看法是弊大于利。其一：它本身就是文革谬误的副产品，文革造成66至76年多届初、高中毕业生该升学不能升学，该就业不能就业，形成“堰塞湖”，国家没有办法安排，只有采取权宜之计，把一千多万知青下放农村，其结果是：“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其二：荒废了一代青年学子尤其是老三届学生的青春年华，埋没了许多有才华的青年，造成中华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包括技术工人的断层，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其三：农村 的艰苦生活条件和高强度的劳动，使许多知青特别是那些下乡时间长的知青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落下诸如：腰肌劳损、风湿、胃病等病根，有些人影响终生。这里也许有些没有下乡经历的人要问：“难道农民不是世世代代都在这种环境生活？”毫无疑问农民是很辛苦、很艰难的，但正因为他们从小就在艰苦环境中长大，其适应性要远高于知青。另外男知青一般都被视为全劳力，以最艰苦的上水利而论，每户出一人，农家都是户主上，即以四、五十岁的壮年为主，他们身板硬，骨头早已成型，出的是恒力(约百分之八十的潜力)；而知青大多数二十岁上下，还在生长期，骨头尚未成型，出的是爆发力(百分之百的潜力)，是精神支持下的力，怎么能与成年农民相比！在水利工地上，随处都可看到相识与不相识的知青，却很少看到同龄的农村青年；其四：文革前的教育制度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从初二起每年都要到农村参加劳动二周，我就曾到汉川、东西湖农场水稻区；新洲棉产区；东湖磨山林场劳动过，对农村、农民并不陌生。当然劳动条件与劳动强度是不能和下乡同日而语，但老三届学生绝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旧秀才，更何况我们这代人还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忍饥挨饿的艰难日子，上山下乡并没有使我感到“再教育很有必要”。 从我个人来讲，当然也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并没有作“持久战”的打算，希望孤注一掷的拼搏一把，尽快获得农民的推荐，早日回城照顾病重的母亲。但象我这样不考虑身体承受能 力，不懂得劳逸结合，一味挑战生理极限，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很天真幼稚的做法，很快就导致腰部严重受损，身体素质迅速下降。需要说明的是：我在农村所遭遇的磨难与危机完全是个人自觉自愿的行为，从生产队队长到乡亲们从未对我有过任何压力。说实在话也有一些知青，他们保持一颗平常心，按部就班、中规中矩的参加劳动，平平安安就渡过了下乡期，并不象我这样在不长的下乡时间内却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磨难与危机。现在我高兴的看到：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理智代替了狂热、科学代替了愚昧，“以人为本”已成为各方面的共识，世间一切事物中只有人才是最宝贵的，因此善待健康、珍爱生命应该是所有人的基本前提。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武汉市政府，武汉第一批下乡知青在一年半之后就开始逐步返城。1970年7月6日我第一批从应城抽回解放军3506厂，由于我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优秀表现早已得到农民的肯定，离开村子那天，乡亲们有的送鸡、有的送蛋，依依话别，他们认定我会有大出息，房东大娘还特地嘱托我：“将来做了官，一定要把她的儿子弄到城里”。回城以后我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努力工作，但最高不过做到工厂的中层干部，无权也无力回报乡亲们的期盼、实现大娘的嘱咐，真的是很惭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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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9 20: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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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0 07:56:32
发表于 2016-10-20 09: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