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解释

额尔齐斯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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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共同 发表于 2018-9-10 10:14
新教科书，毛泽东取消“错误”，文革取消“动乱和灾难”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826/19/4360466 ...

人教社回应历史教材删去“文革”内容：将单独作为专题重点讲述

　　新京报快讯（记者王俊）近日，有网友发帖称新版历史教科书删去“文化大革命”一课，引发关注。今晚，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网站发文回应称，统编初中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专题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将在2018年3月春季学期投入使用。

　　人教社在回应中表示，“统编历史教材按照新的编写体例，在第6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中，将‘文化大革命’单独作为一个专题进行了重点讲述，分六段全面系统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和危害等。”

　　人教社还对“文化大革命”专题主要内容作出解释：第一段讲“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第二段讲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到揪斗，社会和生产秩序陷于混乱；第三段讲老一辈革命家对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四段讲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动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第五段讲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结束；第六段讲“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挫折，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需要我们反思和总结。

无声

再看《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的评价：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决议》上面这段话没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错误的。

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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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和水

共同 发表于 2018-9-10 10:14
新教科书，毛泽东取消“错误”，文革取消“动乱和灾难”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826/19/4360466 ...

事实胜于雄辩。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新中国，这个伟大的业绩，任何人也否认不了；即便是他老人家的政敌，只要不脑残，也会承认这个事实。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有的所谓错误，还要等到历史的检验。毛主席功劳是巨大的。这是无可非议的。如果硬要去找毛病，建议还是先给自己照照镜子吧。——谨属个人观点，如果伤及无辜，敬请谅解。

无声

可以这样说，中共党史上有两批人的命运受到毛，周关系的影响最大，一批人是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受张国焘和毛，张关系影响最大，红二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命运受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周群逸等人影响最大，西路军历史还有点说不清。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在文革中中学生分配受毛，周关系影响最大。文革中的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大学生都没有改变既定的户口和工资关系（农民工分制也无改变），但是中学生文革开始就面临了教育体制的第一步改革废除高考，这与周恩来似乎无关。在68-12-21之后中学生的分配变为“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上山下乡就与毛，周关系有很大关系了。68年先是出台了“四个面向”，名义上是针对大，中，小学毕业生分配的，68年5月挂在国务院农林部下面的“安置办”给中央打了份报告，要求中央对老三届的分配改为上山下乡而且还要插队为主，这份报告是文革中首次出现了老三届的概念，而且不但包括老三届高中生还包括老三届初中生。从68年5月到68年12月是决定后来10年中学生最主要分配去向的关键时期，最主要的是影响了老三届和69届，因为国务院“安置办”报告实际上就是说高中暂时不办了，老三届高中，初中的毕业生都要上山下乡。从1967年底周恩来就在推动和组织中学生上山下乡，但似乎没有的得到毛泽东明确支持，因为67年底复课后毛可能还在做校园内完成教育革命的最后努力。68年毛泽东采纳上海经验发出7-21指示以及几天后出现清华红卫兵杀人事件是毛泽东转向周恩来的中学生上山下乡路线的拐点，从此教育革命找到了新的“校园”，那就是农村广阔天地，大学新生的招收也被定义为从基层具有三大革命实践的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如此毛，周就在教育革命与上山下乡挂钩和合流方面达成一致，其重要性不亚于红军时代扎西整编后的“再出发”。

无声

战争年代毛泽东在辅佐周恩来时可是经常反客为主，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特别能折腾。毛泽东的性格就是不服输，脾气也大，能力也非常强，一般人争论不过他。长征中周恩来显然对毛泽东的意见非常重视，可以说当时在军事上周恩来当家，毛泽东做主。在是否进行打鼓场战役的讨论时，毛泽东“舌战群儒”败下阵来，愤而辞职。但是他一转弯进了周恩来房里一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把周恩来说服了，最后周恩来做出最后决定推翻了林聂提议众将领赞同的进攻打鼓场计划。就算毛泽东指挥土城战役，鲁班场战役失败，周恩来还是对毛泽东言听计从。打鼓场战役争论后，毛泽东又向周恩来提议在军事上抛弃“大民主”的议决方式，改为“新三人团”的模式，他提名周恩来，王稼祥，与他自己组成“新三人团”决定军事计划和指挥战役。扎西会议后，张闻天换下博古只算是“惊天”，但毛泽东发明策动的“新三人团”才是“动地”。长征中中央总书记或总负责算什么？那只是给第三国际看的，掌管军事指挥权才是当时中共的真正掌门人，因为那时没有国务院，没有人大，没有妇联，那时只有红军，也可以是“枪指挥党”的非常时期，或者说是军事强人挽救军队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军内都没有任何头衔，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员，但是他通过周恩来成立了“新三人团”可是大有学问。首先，周恩来，王稼祥当时是中革军委仅有的两个副主席，他们进三人团自在情理中，但是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朱德却被排在“新三人团”之外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周恩来，王稼祥都不是职业军人出身，毛泽东还当过几天程潜手下新军的士兵。但是朱德，刘伯承都是职业军人出身，一个是红军总司令，一个是总参谋长，但是没进军事决策层，确实不寻常，由此可见毛周关系在长征路上就非比寻常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与红军时代相比毛，周位置倒过来了，周辅佐毛在很多方面做“最后决定”，我们这一代的上山下乡很可能就象当年毛泽东否定了打鼓新场战役的计划改打鲁班场那样，即周恩来否定了“四个面向”力主上山下乡插队为主。打鼓新场战役争论后毛泽东提议建立了“新三人团”，文革“二月逆流”后周恩来建议成立了“国务院业务组”。“新三人团”的使命是挽救红军结束长征流亡，“国务院业务组”的使命是挽救国家结束文革动乱。

无声

红军长征中的中央领导其实没有军事领导重要，当时中央最大的任务就是军事，就是长征突围，因此谁指挥军事谁就是“真正的”中央领导。周恩来是当时最高军事领导，但他用了在军队序列建制上没有排名的“闲散人员”毛泽东担当最后军事决定的助手，你说是否很奇怪？当时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周恩来，总参谋长是刘伯承。而中革军委主席还是朱德，副主席是周恩来，王稼祥，如此说来无论怎么说都应该是朱主席掌管军事，似乎轮不到不谙军事的政委兼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担当军事决策的“最后决定者”。遵义会议也好，扎西会议也罢，周恩来的角色确实很奇怪！但是有一条，周恩来在大革命时代的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就与毛泽东过往甚从。毛不但帮周为黄埔军校招生，而且周还邀请毛做农运报告，周早就说“泽东擅长军事”，因此他在长征中让毛担任“最后决定”的实际操盘手，朱主席和刘总长都只能在旁边等候以周名义发出的“毛命令”， 这是长征中最大的奇观！井冈山时代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职，从此失去军职，直到长征开始后属于“跟着走”的闲人。宁都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周恩来，因此直到文革中周恩来还在为此事抱病在大会上作检讨，当时与会的很多老干部很震惊，他们不知道周曾是毛的上级，还撤过毛的职务。但是周恩来在长征中还是启用了毛泽东，最终让毛泽东施展了军事才能和政治斗争才能，战胜了“国际派”和所有反对派而成为了七大党政军的最高领袖，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共历史进入毛泽东时代。

无声

补充一点，对博古“让贤”与背后周恩来做他的工作让他交权，网上有个叫秦福荃的在2006年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此事：

“遵义会议后，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红军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博古派警卫员去叫潘汉年，警卫员对潘说：“昨天总政委（即周恩来）和总书记说了一下午话，现在总书记精神好了，找你过去谈一谈。”
　　来到博古住处，博古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谈得很细，要潘汉年仔细记下，并把周恩来昨天说的话也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并强调：“现在自己决定交权，让位给张闻天，并同意会议的决定，重新起用毛泽东。这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自己作为中央军事上掌握最终决定权的人，难辞其责。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掌握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否则‘蒸沙难成饭’。所以我思来想去，也只有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煮粥焚须’了。”
　　博古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个印章，交几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否则即便交了印章，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没有交出去。所以这个工作必须由你来作，也只有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这是我的意愿。这两天你准备一下，把我刚才讲的话，反复背诵记牢。为了预防万一，我和周恩来已经商量过了，让陈云同志也去，由周恩来把我昨天说的意见告诉他。但两人要分开走，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为主，陈去补充。”
　　博古和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俩人都流泪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张闻天同时把陈云和潘汉年叫去，交待了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向王明汇报的任务，并提出自己有一个建议，想把党中央机关转移到香港去，请示王明是否可行，如王明同意，就请共产国际执委批准。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在中央红军转移的同时，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南下经云南、香港转上海，走海上。同年六月陈云出发经四川转上海，走陆路。
　　八月初，陈云、潘汉年先后到达上海，在上海中央分局的安排下，前后各搭苏联货船，以押运员身份，经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先后去莫斯科。潘汉年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的。”

2007年在人民网发表了萧扬 ，尹骐的署名文章反驳了秦福荃，他们是这样说的：

"文中说，博古1935年2月同潘汉年那次近四个钟头“推心置腹”的谈话，是红军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进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同博古谈了一下午话。其实，博古只是2月5日在水田寨(在该寨的高坎，而非通讯部门住的花房子)住了一晚，第二天即随中央离开高坎到大河滩的庄子。他怎么可能有两天时间在花房子各用一个下午和近四个钟头分别同周恩来和潘汉年谈话呢？
文中说，潘汉年在长征途中离队去白区转莫斯科，是博古2月上旬同他密谈中交代的，目的是要他作为秘密联络员见王明，陈云也是博古同周恩来商量后派出的，“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潘)为主，陈去补充”；在博古向潘汉年交代以后，张闻天才于2月7日同时和潘汉年、陈云谈话，作了布置。其实，派潘汉年出去，是因为3月5日(即文中所谓2月上旬博古潘汉年密谈的一个月后)中央接到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获悉上海中央局1934年10月遭破坏，所以派潘出去恢复白区工作，打通上海同国际的联系，如联系不上，再到莫斯科去。当时中央领导机构已经改组，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毛泽东进入领导核心，派人去白区这样的事不可能由博古决定，派政治局常委陈云出去也不可能由博古和周恩来两人决定。更不能由博古一人规定，不管谁先到，汇报都是以潘汉年为主，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只能“去补充”。事实上，潘汉年的派出是张闻天3月5日接到任弼时来电后代表中央同他谈话(陈云并未参加，谈话时间也非2月7日)交代的。"

在这里我关注的不是博古何时让贤，而是关注秦文中的一段话：“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张闻天同时把陈云和潘汉年叫去，交待了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向王明汇报的任务，并提出自己有一个建议，想把党中央机关转移到香港去，请示王明是否可行，如王明同意，就请共产国际执委批准。

“人民网萧，尹一文对秦文这段话没有驳斥和否定，我在网上还看到有文章说当时张闻天还准备把党中央搬到东南亚去，为什么不搬到莫斯科？ 有人说当时虽然中央最高领导换人，虽然毛泽东复出辅佐周恩来掌管军事作战，但中央和军队高层对中国革命前途并不乐观。就算到了陕北，中革军委还是派出西路军去打通苏联通道，似乎有撤退到苏联的最坏打算？ 当年金日成的游击队不就是流亡到苏联了吗？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共命运的历史，对于老蒋来说，人算不如天算。对于中共和毛泽东来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井冈山到宝塔山，历史老人给中共开了“后门”！但是有一条必须肯定，不论当时中共高层路线对错，不论战争多么残酷艰险，红军战士们不畏牺牲受尽千难万苦突破重围，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完成了人类战争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长征，红军战士们的英勇精神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