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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纪念总理诞辰，解秘总理组建领导的“第五野战军“ [打印本页]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 14:13
标题: 纪念总理诞辰，解秘总理组建领导的“第五野战军“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 14:17 编辑
今年是总理诞辰120周年，全国人民缅怀总理一生的丰功伟绩的方方面面无需我累述。我想说的是自电视剧《潜伏》问世后逐步露出水面的中共“第五野战军”的辉煌战史还远远没有被人们所了解和认识！什么是“第五野战军”？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靠着四个野战军打下了江山！一野平定了大西北，四野包办了东北，平津，三野逐鹿中原并与挺进大别山后的二野联手包办了淮海，最后四个野战军合作解放了全中国。但是从没听说过“第五野战军”这个番号啊？ 这就要说起周恩来总理多年来在国统区组建和领导了一支与四个野战军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下野战军”，他们的战场是“看不见的战线”。
本文将用周总理组建和领导的"地下野战军”的真人真事来回顾周总理率领他的“第五野战军”为新中国的建立浴血奋斗的英雄史诗！
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8-11-1 14:34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 14:37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 14:38 编辑
为了写“第五野战军”的战史，我已经准备了几年，除了资料收集，还采访了在世的“第五野战军”的将领。但是我深知，“第五野战军”的全部战史将会有很大一部分永远深埋在“地下斗争”的历史里，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无名烈士将永远不为人知，还有很多被打成叛徒特务的“第五野战军” 将士在文革中死于自己人之手永远看不到他们迟到的平反证书了。
一处名为“无名英雄广场”的纪念场所，于2013年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落成。纪念广场并不是墓地，而是一座分为上下两层的石材建筑。一层正面是毛泽东的题词：“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据说，是为潜伏在台湾的中共情报人员题写的。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 14:4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 14:53 编辑
周恩来的遗愿
在周恩来临终之前，曾经向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同志留下了一个遗愿。
在“文革”当中，凡是历史上曾经被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都被康生和“四人帮”诬蔑为“叛徒”或“特务”。1950年在台湾被蒋介石逮捕和杀害的吴石将军和中共情报人员朱枫（女，又名朱谌之），虽然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因此，在周总理弥留之际，他仍然放心不下，专门把这件“善后”工作，交待给了罗青长。一方面，要他们继续关心曾经为国共合作做出过贡献的“老朋友”（如张学良）；另一方面，要为在台湾牺牲的革命人士恢复名誉，妥善处理后事（如吴石）。
周恩来的这个遗愿终于在康生和“四人帮”倒台以后，陆续实现了。改革开放以后，不仅张学良将军接受了大陆媒体的采访，并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高度评价；而且吴石将军等革命烈士的事迹也已经广为流传，他的骨灰也被送回大陆，安葬在北京福田公墓。
（以上是我哥哥发表的资料）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 15:0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 15:09 编辑
无名英雄广场上，树立着“无名英雄纪念碑”，长14米、高4米。此碑正面刻有浮雕，描绘了无名英雄的形象；背面的巨幅抛光花岗岩上阴文镌刻着《无名英雄纪念碑铭》：
无名英雄纪念碑铭 ：
夫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测，刚不能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志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之知，乃至殒后无名。
铭曰：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
公元二零一三年十月立
光影
黑暗里，你坚定地守望心中的太阳；长夜里，你默默地催生黎明的曙光；虎穴中，你忍辱负重，周旋待机；搏杀中，你悄然而起，毙敌无形。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你们，在烈火中永生。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 15:50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 15:52 编辑
要说“第五野战军”的历史，顾名思义，就是要说解放战争中这支队伍的贡献。在书归正传之前，还是要把这支队伍的前身和来龙去脉简述一下。
中共建党之初在北洋军阀统治区属于半地下的秘密活动状态。当时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在以广州为大本营的大革命时代，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批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所以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例如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时期担任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周总理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北伐中就更是以共产党为先锋，那个时期的战斗中陈赓大将还曾救过老蒋一命。但是四一二政变之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上山下乡，在城市的党组织转入地下。顾顺章叛变后，中共在白区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摧毁殆尽，周恩来曾率领特科和红队在上海曾坚持了一段时间，其中有陈赓，李强等老革命。
资料：
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在1920至1930年代期间，所建立的一个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活动地域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央特科主要从事特务工作，包括情报收集、对中共高层人物实施政治保卫、防止中共高层人物被国民政府和公共租界当局逮捕或暗杀，并且开展针对国民政府的渗透活动。中央特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采用暗杀的方式惩处当时背叛并且对中共造成严重危害的中共叛徒。 中央特科存在时间自1927年至1935年。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 16:07
在上海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特科时代，有一对中共夫妻不得不提。先生是熊瑾玎，夫人是朱端绶：
熊瑾玎（1886年—1973年） ，湖南长沙人；，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的财务管家，后在南方局的《新华日报》任过总经理，在党内长期被称为“老板”。经他手的钱款不可胜数，但他一家却始终清贫。“文革”来临，周恩来为他写证明材料———“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是党所给予他的最好评价。
熊瑾玎为熊笑三父亲，熊笑三为国民党五大主力第五军军长。熊瑾玎早年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1918年秋加入革命团体新民学会。1919年参加长沙五四运动，后在通俗书报编辑所任事。1922年起先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教务主任和湘江学校董事，协助毛泽东培养革命人材。1924年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1926年2月在长沙参与组织湖南三民主义学会，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参加长沙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斗争。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工作，后到上海。1928年4月起，担任中共中央的会计，以开办“福兴”商号做掩护，与朱端绶建立秘密联络点，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址。他谨慎细心，严密周到，在白色恐怖下，使这个党中央的秘密机关持续三年之久未被敌人发觉。他还主持开办三个酒店和一个钱庄，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并协助毛泽民经营印刷厂，秘密印刷党的报刊。
朱端绶：
1924年入长沙女子师范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株洲搞了一个时期的铁路工人子弟教学和职工家属工作后，因“马日事变”转入地下。1928年夏天到了上海。不久，也调到了中央政治局机关。1928年8月与熊瑾玎结婚。被成为“老板娘",几乎所有第一代的中共领导人都吃过她做的饭。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搬迁，与熊瑾玎先后去湘鄂西蘇区工作，第二年又回上海，二人同住中央交通机关。1933年4月遭拘押8个月，后以无罪获释。熊瑾玎从1938年起至1946年止，一直任《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端绶也在报社工作。解放后担任国家建设部副部级干部。1990年的时候，已经82岁的革命老人朱端绶，还曾接受过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代表邓小平对她的拜访和慰问。1994年1月24日病逝。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 16:1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 16:17 编辑
链接：
最著名“假夫妻”熊瑾玎和朱端绶 周恩来亲自撮合。
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邓小平、李富春、贺龙，或是更多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只要见到他俩，往往都会尊称一声“熊老板”、“老板娘”。如此待遇，恐怕在党内也算独一份。
熊瑾玎和朱端绶，相识在中国革命最为艰危时期。他俩为了掩护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而结成假夫妻。他俩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终因周恩来的撮合而“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 21:5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 17:31 编辑
在“第五野战军”序列”中。何遂绝对是位可圈可点的老战士：
何遂
何遂（1888年－1968年1月）字叙甫，又作叙父、叙圃等。祖籍福建福清港头镇占阳村，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市）。
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何遂入福建武备学堂，其间结识革命党人林觉民、方声洞等，并参与反清活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保定陆军大学，并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秋，何遂毕业后赴广西督练公所参谋处任筹略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教官。宣统二年（1910年），何遂同耿毅、刘建藩、杨明远等中国同盟会会员创建了中国同盟会广西支部，何遂任参议。何遂编辑出版了《南报》。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何遂任北洋第六镇统制、革命党人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筹划举行起义时遭到刺杀，何遂乃率第六镇部分官兵发动起义，获推戴为燕晋联军副都督。辛亥革命后，何遂眼见在山西没有活动余地，便在民国2年（1913年）到日本考察军事。 。
民国4年（1915年）归国后，何遂应黎元洪之邀，出任陆军大学战术教官。云南发起护国战争后，何遂潜赴山西大同，策动晋北镇守使孔庚通电反袁世凯，何遂还替孔庚起草了电文。后来孔庚遭阎锡山逮捕，何遂被山西警备司令胡谦陪送出境。[1]
1916年袁世凯死亡以后，北京政府派何遂、沈鸿烈等人到欧洲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何遂亲自查看了法比前线，并且游历了英国、美国等国。归国后，何遂著《欧洲观战记》。民国6年（1917年）7月，何遂到广东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护法军政府，任靖闽军司令。后何遂奉命回福建，密谋炸死福建督军李厚基，事泄，流亡日本。民国8年（1919年）归国。[1]
民国9年（1920年），经孙岳引荐，何遂任曹锟的军官教导团教育长。不久，何遂调孙岳部任参谋长。国民军成立后，何遂历任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第四师师长，并任北京政府航空署长、国民军空军司令
民国17年（1928年）春，应李济深之邀，何遂赴广州任李济深的总参议。同年5月，任黄埔军校代校务（代理校长）。民国18年底，因蒋介石已经在南京另外设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何遂辞职，赴西安任十七路军总参议。民国21年（1932年）春，何遂、朱庆澜等人在北平组织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何遂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民国26年（1937年），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何遂由此结识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
抗日战争期间，何遂任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程潜）。任内，他曾陪周恩来乘汽车自河南前线前往位于山西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会见了中共领导人朱德、彭德怀等。他曾调解过八路军同阎锡山的矛盾，并通过军令部次长林蔚的疏通，给八路军增加了军饷。皖南事变后，何遂获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经费困难，便到重庆曾家岩周公馆面见董必武援以钱款。后来，董必武、叶剑英将延安生产的毛毯和衣料送给何遂作为回赠。
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何遂经常联络刘晓、张执一、刘长胜等中共领导人，协助他们的工作，并掩护身为中共党员的子女和三儿媳缪希霞从事地下工作。
1947年4月，何遂及儿子何康、吴石，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见面，吴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吴石以何遂家为中转站，经常往返上海与福建，为中共送来很多重要情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吴石飞赴台湾，和中共渐失联系。1949年8月，女儿何嘉奉命与父亲何遂一道赴台北，并与早在那里潜伏的何遂次子何世平会合，和吴石取得联系，在何遂影响下，吴石答应继续为中共工作，直至1950年6月10日被蒋介石处决。1994年，吴石的骨灰由何康主持安葬在北京福田公墓，紧邻何遂夫妇的墓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遂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何遂迁居北京。何遂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何遂还将收藏文物和图书分别捐给故宫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天津图书馆，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褒奖状。
1968年1月，何遂逝世，享年80岁。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 17:37
在整理和综述“第五野战军”的资料和战史的过程中，需要将这支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的英雄部队的序列与当时全国战场上的另外四个野战军对比一下，先看三野：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国军队序列的命令，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主持了华野全军的改编。2月9日，粟裕以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身份公布了第三野战军兵团、军、师、团编制序列番号的命令，如下：
公布第三野战军兵团、军、师、团编制序列番号
（1949年2月9日）
奉中央军委命令：为适应今后新的战争形势需要与全国统一建军要求，决定全国野战军统一序列番号，原西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并于各野战军下分编成数个兵团，下属各纵一律改为军，旅一律改为师的番号，并依野战军序列番号全国统一兵团军师团的番号。兹将本野战军兵团、军、师、团编制序列番号公布如左(下)：
甲、各纵改为各军及兵团编组序列番号：
(一)、原2纵改为21军，3纵改为22军，4纵改为23军，另以原35军与原鲁中南纵队合编，统编为35军，并以上述各军统编为第七兵团。
(二)、原6纵改为24军，7纵改为25军，8纵改为26军，另以原何基沣部与江淮军区独立旅34旅合编，统编为34军，并以上述各军统编为第八兵团。
(三)、原1纵改为20军，9纵改为**，12纵改为30军，另以原张克侠部与原渤海纵队合编，统编为33军，并以上述各军统编为第九兵团。
(四)、原10纵改为28军，11纵改为29军，13纵改为31军，并以上述各军及两广纵队（仍保持原番号不变），统编为第十兵团。
乙、各军以下师、团番号均按上述序列番号区分，自20军第58师第172团开始，依每军三师、每师三团计，逐次下推。其各兵团所属各军、所属各师、所属各团序列番号区分，另详附表。
丙、原特种兵纵队（扩编为美式榴弹炮团二、榴弹炮团四、工兵团一、战车团一、高射机枪营一、特科学校一）仍归本部直辖。另由特纵抽出骑兵团，与本部特务团及由华东军区新升三个地方团（合编二个团）合编，组成本部直属教导师，担任本部直接警卫与培养初级干部。
上述仰即遵令转饬所属遵照执行为要！
此令
代司令员、代政委 粟裕
副政委 谭震林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 17:47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 18:08 编辑
周恩来帐下的隐蔽战线上的“第五野战军”之序列在党史上从来没有公之于众，当这些老英雄们绝大多数都已去世的今天，弄清他们的历史是非常困难的，我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原农业部长何康在纪念张执一百年寿辰大会上有个讲话，其中有句话是：
“执一同志的肩膀硬，敢承担；他的记忆力是超凡的。虽然在"文革"中备受迫害，晚年仍然顶着压力，抱病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中也留下了地下斗争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许多事情他不说，可能永远都说不清啊！"
张执一是谁？百度上是这样说的：
“张执一（1911—1983），湖北汉阳人。1926年在汉阳参加农民协会。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武昌区委宣传委员、武昌农民行动委员会书记。1935年后在上海从事学运、军运工作。1939年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第五师旅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病逝。 ”
从张执一的简历中我们看不到他在解放战争中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历史事迹，因为没有成型的公开资料。再看何康部长的回忆：
上海地下斗争几件往事
— 在张执一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
何 康
1946年末，我与两个哥哥党的关系转至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是刘长胜，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刘少文，负责军运、统战、策反工作的是张执一。我当时担任党的地下经济机构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是方行和邓裕民，财务主任是缪希霞（我的爱人）；刘长胜同志在该公司任董事，作为他的公开社会身份。瑞明公司、东方公司、安通运输公司等都是由张执一同志经手创办的。瑞明公司的各项工作一直是在张执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瑞明公司的资产是我们党的，为便于掩护，公开的背景是我岳父缪秋杰和我父亲何遂合办的企业。缪是国民政府盐务总局总办，我父亲是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他们的名义邀请上海金融界知名人士组成董事会。我和父母弟妹住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子的三层西式小楼，因其僻静安全，长期是上海局高层秘密聚会的一个地点。瑞明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处理善后救济总署原本准备运往山东解放区的一批药品等物资，其中紧缺药品就有数百木箱之多，因内战的爆发滞留上海。根据张执一传达的指示，我们首先设法把这批物资转到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下，存在四行仓库。而后将药品中的血浆、盘尼西林、消炎片、Neostin（治黑死病特效药）打成小包，由张执一同志通过秘密通道运往解放区。其他大宗药品等物资则在市场销售，所得款项兑成黄金，转充中共上海局的经费。
张执一同志十分重视上层统战工作，他与上海许多上层人士保持联系。我父亲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广西同盟会创建人之一；他有心脏病，1948年"立委竞选"前，萌生了退意。张执一劝他不要退，特派我的大哥何世庸当"竞选办公室主任"，由共产党出钱，帮我父亲竞选。结果在陈立夫、刘建绪（福建省主席）支持下，竞选成功，父亲同时成为制宪国大代表。在执一同志撰写的《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写到我的父亲："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期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国民政府盐务总署署长缪秋杰系何遂先生好友，且系儿女亲家，何常运用缪的关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里讲到的吴石，是一位正直、爱国、多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战时期长期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时任南京国防部史政局局长。他是我父亲的同乡挚友，通过我父亲的联系，他表示愿意和共产党的高层代表接触，我向张执一同志作了汇报。
1947年4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董竹君开的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父亲和我作陪。这是吴石接受我党领导的开始。此后，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我家，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商定吴与张和我单线联系，以愚园路我家为联络点。我父亲素以交游广阔知名，起了自然的掩护作用。那时，吴石将军经常亲自送来重要情报，有时也以封好的信件形式，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给我印象最深的，约在1949年3月初，已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风尘仆仆到俭德坊来，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图，是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包括沪宁、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很震动，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面交给了张执一同志；执一同志派专人送出了。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将军，后来曾两次向我提及，说渡江前，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上海局下设"台湾工作委员会"，我的二哥何世平被派到台湾，先后在台北、台南、高雄等地盐务系统潜伏。张执一同志47年、48年曾到台南检查并布置他的工作。1948年夏，张执一让我找妹妹何嘉谈话，说组织上有意派她到台湾工作，征求她的意见。何嘉当时是复旦大学社会系学生，尚未入党，她表示同意。何嘉先到香港青山达德学院学习；这年末，刘晓、张执一、邓裕民、缪希霞还有我父亲都到了香港，张执一让缪希霞去找何嘉，告诉她台湾另外派人去了，她也另有任务。缪带何嘉去见了张执一，执一同志亲切地问了她的近况。就在张的寓所，由邓裕民与何嘉谈话并作介绍人，何嘉入党了。
1949年1月，党组织派我父亲到武汉去见白崇禧。任务是由刘晓、张执一当面向他交待的，我妹妹随行（任务是由邓裕民交代的）。他们从香港出发到达武汉，在"华中剿匪司令部"，父亲带着妹妹三次"拜访"白崇禧。白正生病，在卧室里与父亲谈话，何嘉就坐在外间客厅里等。完成任务后，父亲又到南京参加蒋政府的"国大"，父亲还主动去见"代总统"李宗仁，劝他和共产党和谈息兵（父亲与李、白有师生之谊）。父亲回到上海后，张执一特地请他在锦江饭店吃饭，我与何嘉作陪，执一同志对"何老伯"大加慰勉。
1949年4月，执一同志离开上海局，奉命到北京，邓裕民跟他去了。后来执一同志随四野南下华中，留在华中工作，邓裕民当了他的秘书。执一同志素来关心部下，他偶然发现邓秘书喜欢我妹妹，便写信给在上海的刘晓，请他动员何嘉到武汉去工作。何嘉选择了先学习俄文，1953年才到武汉去。她与邓裕民的婚事，是执一同志一手操办的。
执一同志的肩膀硬，敢承担；他的记忆力是超凡的。虽然在"文革"中备受迫害，晚年仍然顶着压力，抱病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中也留下了地下斗争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许多事情他不说，可能永远都说不清啊！
执一同志离开我们二十八年了。他那高大的身躯，爽朗的笑声，他待人的真诚侠义，思维的敏捷缜密，处险不惊的大将风度，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何康先生是原农业部部长）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 18:04
再看前面第九楼介绍何遂老先生的一段：
“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何遂经常联络刘晓、张执一、刘长胜等中共领导人，协助他们的工作，并掩护身为中共党员的子女和三儿媳缪希霞从事地下工作。
1947年4月，何遂及儿子何康、吴石，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见面，吴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吴石以何遂家为中转站，经常往返上海与福建，为中共送来很多重要情报。”
对吴石的介绍在前面只开了个头，周恩来总理临终前嘱托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不要忘记台湾两个人就是指的张学良和吴石。吴石于1950年因叛徒蔡啸乾出卖被蒋介石亲命枪决，他留在大陆的家人长期背负“国民党军人家属”的黑锅。吴石在上海所联系的刘晓、张执一、刘长胜就相当于公开战场上野战军的一个纵队的领导人。解放战争中在长江以南活跃着“第五野战军”的好几个纵队，解放战争后期吴石奉蒋介石之命退守福州后所联络的中共地下党属于吴克坚“纵队”，后面再详述：
刘长胜（1903—1967），山东海阳人，1924年参加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进入海参崴党校学习。1927年5月参加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年4月，奉命离苏回国。1936年6月到达延安后，出任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主任。1937年8月受党中央委派，到上海重建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上海情报工作，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和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1942年10月离开上海赴淮南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副部长、部长。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副书记，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工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部长。1953年5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委会副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12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67年含冤去世。
刘晓（1908—1988），出生于湖南省辰溪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刘晓参加长征，1937年5月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恢复和重建情报组织，领导党的情报工作。1937年11月，经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沦陷后，刘晓仍留在上海，负责主持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1940年3月刘晓一度调至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同年9月重新回到上海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配合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刘晓和江苏省委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协助潘汉年加强开展情报工作的基础，解决情报来源。194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江苏省委，在淮南根据地成立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对外称新四军政治部调研室，刘晓任部长，继续领导江苏各地以及上海等日伪占领城市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1944年4月刘晓根据华中局决定前往延安出席七大，9月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1945年10月刘晓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常委。1946年2月从延安回到上海，继续领导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上海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主持上海局的全面工作。1949年后，刘晓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协助陈毅使上海市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5年以后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历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1988年6月11日刘晓因病在北京逝世。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 18:19
两年前何康部长对我畅谈了他们当年在上海进行地下斗争的往事，比较出彩的就是吴石将军把国民党退守长江以南后的军事部署地图（详细到团）送给了何康，何又转给张执一，张立马电传延安。直到前些年原三野的张震将军见到何康部长还是对此念念不忘！
资料：
“约在1949年3月初，已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风尘仆仆到俭德坊来，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何康，其中有图，是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包括沪宁、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将军，后来曾两次曾提及，说渡江前，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 18:31
再看解放战争中活跃在南方的周恩来帐下“第五野战军”另一支“纵队”的负责人吴克坚的简历：
“吴克坚（1900—1986），1900年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一个理发工人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加入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1929年，负责保护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秘密电台；1932年前往苏联学习，回国后出任中共长江局副秘书长兼周恩来随身副官；武汉沦陷后，被派往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新华日报》总编辑等；1946年后，被派往上海等地负责党的地下情报联络工作，侦获敌方大量重要情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联络局局长等职；1986年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
1928年到武汉工作，任中共汉口市委第三区宣传委员。后因组织被破坏到上海，任党中央交通员。1929年起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区委工运委员，沪东区区委宣传委员，中共江苏省工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等职。
1930年至1931年任中共中央特科秘书，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6月至1936年春受党派遣到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研究班进修，任学院党委委员、中国班支委书记。1935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6年4月赴法国巴黎任《救国时报》（巴黎版）总经理，同时兼顾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组织进步华侨参加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扩大党在海外的影响，支援国际反法西斯斗争。
1937年，应周恩来电召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2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处副秘书长。3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党报委员会委员、秘书，汉口新华日报社总编辑。同年春至10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武汉沦陷后撤退到重庆。193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分管报馆。1940年10月后任中共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新闻组组长、重庆新华日报社总编辑等。11月后任中共南方局社会部成员。1943年8月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随周恩来等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参加了国共和平谈判工作。1946年至1949年奉命负责党的地下工作，组织和领导党的隐蔽斗争。1946年5月至6月任中共中央南京局资料（情报）组组长。
1948年10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曾协助国民党将军龙云出逃，计划乘船北上解放区，但未能实现。1949年在上海负责领导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门进行策反工作。获得敌人大量的军政战略情报；参与组织并成功地争取多起国民党军事人员的起义。
党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对其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和多次嘉奖。”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 18:52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 18:56 编辑
现在刚刚开始梳理“第五野战军” 各“纵队”一级的序列就已经感觉“有点乱”了！我还没提“第五野战军” 主要领导人李克农，潘汉年，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康生呢！后面再详细梳理。“第五野战军” 除了刘晓，张执一“纵队”和“吴克坚”纵队外，还有一部属于“散兵游勇”，例如吴宗南的次从副官熊向辉和在淮海战役关键时科率军起义的张克侠（1929年秘密入党），何基沣（1939年秘密入党），这些人都属于周恩来亲自掌握的“特别党员”，属于“潜伏棋子”，其中还有著名的“前三杰”和“后三杰”，容后梳理。
大革命前后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
从中共建党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在隐蔽战线有一些执行特殊使命的中共党员，后来人们称之为“著名卧底”，或者是中共的“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以及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中的“地下英雄”，等等。不过，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党史界和史学界对此很少有研究，也鲜有介绍和宣传。
《党史博览》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发表的《共产党人中的著名卧底英雄》一文，共收入“著名卧底”１６人，如果加以分类的话，他们是：一、暗藏在国民党或汪伪要员身边的“秘书”，如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汪精卫的秘书汪锦元等；二、有着参议或“高参”身份的“红色特工”，如段伯宇、刘仲华；三、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如何基沣、张克侠，以及曾经是中共党员的廖运周和国民党杂牌军的牛化东等；四、埋伏在汪伪或国民党特殊机构内的“红色特工”，如“龙潭三杰”中的李克农、胡底，以及王启明、李时雨等。当然，这仅仅是全部活动在隐蔽战线的中共“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之中的一小部分，至于其全部的概况，迄今也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更不要说深入的研究了。笔者拟通过对不同时期这些人物的描述，并略加分析和综合，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其他“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
在大革命时期，除了尚未确知其真实身份的邵飘萍之外，已确知其是中共“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还有杨度、胡鄂公、江浩等。
杨度（１８７５―１９３１），湖南湘潭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他曾依附于袁世凯，于１９１５年８月领衔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发起组织了所谓“筹安会”，并被推为会长，负责策划恢复帝制。迨袁世凯死后，杨度受到通缉，遂移居天津外国租界，以习佛度日。但从１９２２年起，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开始拥护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之后，他与李大钊等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反帝大联盟”的活动。１９２７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他参与了营救活动。１９２９年，杨度移居上海，参加了“中国互济会”。同年秋，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周恩来负责与其单线联系。
由于杨度是名人，又是一位大儒，他的入党，对中共在上海联系和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中共收集特别情报，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１９３１年杨度病逝后，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了吊唁。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病中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条目时，要将杨度是中共党员，为党做过一些工作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胡鄂公（１８８４―１９５１），湖北江陵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早年曾是“共和会”的干事长，后是“京津同盟会”的军事部成员，又曾在天津组建“北方革命协会”，自任会长。
民国成立后，胡鄂公于１９１２年４月加入共和党，并在天津创办《大中华日报》，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活动。１９１３年４月，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在议会中与张伯烈等组成新共和党。１９２１年，他与熊德山、汪剑农等联络湖北青年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今日》杂志。１９２２年１２月，他出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长。由此可见，胡鄂公的政治色彩是十分斑驳的。由于当时他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当时作为舶来品的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流派），于是就被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胡鄂公的入党有一个历史背景：即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从单一的工人运动转向更加宽广的政治领域以后，它与上层政界人物的联系也日渐增多。于是，胡鄂公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而且由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集体参加了共产党。１９２４年１月，李大钊南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胡鄂公代为主持中共北方地区的工作。他还以议员的公开身份参加了弹劾“二七惨案”凶手、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等。１９２４年７月，他还联合参、众两院的进步议员和进步团体，发起并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并创办《反帝国主义运动》旬刊。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胡鄂公一度担任过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后被捕脱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在上海任《时事新报》发行人兼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了台湾。
江浩（？―１９３０），原是同盟会会员，后来成为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其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后一直以天津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公开身份掩护革命工作。据盛忠亮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记载：在大革命期间，江浩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３０年，江浩在回国途中患病，死于海参崴。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 18:5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 18:58 编辑
这里需要提及的另外一个中共“秘密党员”，则是晚清贡生、民国议员刘少白。当年，北京虎坊桥的刘少白公馆，曾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刘少白曾参与营救过多名中共人士，其中就有王若飞、杨献珍等。
刘少白（１８８３―１９６８），山西兴县人，著名乡绅。清末，山西省临时议会成立后，他当选为议员，后加入了共和党。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刘少白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后来，他的女儿刘亚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较早的女党员之一。此时，刘少白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长、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脱离险境。后来，他回忆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甚嚣尘上，我虽身处嫌疑，犹自热情地爱护那些在地下活动和救济那些身陷囹圄的革命党人，因此而遭受危害亦不徨顾。”当时，他还负责转送党中央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的活动经费。
刘少白曾秘密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１９３７年初，他回到太原，积极投身于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他的家是共产党员聚会之所，并秘密设立有印刷厂。１９３７年８月，刘少白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此前他实际上已是“秘密党员”了。
此后，刘少白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兴县分会的经济部长，负责征集粮草，支援八路军一二○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时，他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后为西北农民银行），对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１９４２年５月，他和牛友兰率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接见。此后，他又被选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新中国成立后，刘少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等。
海军中的“秘密党员”
在北伐革命后期的中共兵运工作中，也活动着一些“秘密党员”，如当时上海海军中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新海军社”，就是由中共“秘密党员”郭寿生于１９２３年在烟台海校学习时发起成立的，其主要成员还有中共“秘密党员”曾万里、陈嘉谟等，当时他们在组织上受王荷波的领导。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凌晨，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当时原计划以海军开炮为信号，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国民党钮永建掌握的军队联合攻打北洋军阀的高昌庙兵工厂和龙华司令部，但舰炮因故未能打响。
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召开重要会议，总结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制订下一步起义计划。会上，曾赴苏联学习过的罗亦农、汪寿华、王若飞、赵世炎等人很重视十月革命中俄国海军“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的经验，提出策反北洋海军，并加强党的领导，在区委领导下建立海军支部。
会后，中共在上海的北洋海军和江南造船所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秘密发行《灯塔》月刊等。１１月下旬，周恩来到上海后，郭寿生、王介山等中共“秘密党员”与周恩来直接联系。
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２日，黄浦江上的“建康”、“建威”号军舰开炮，揭开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帷幕。虽然这次起义又失败了，但海军官兵的行动却得到了高度评价，如上海总工会在复工命令中说：“革命的海军，开炮对敌人轰击，表示革命的工人与兵士联合的伟大征兆。”罗亦农也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说：“海军开炮……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钮惕生（即钮永建）说海军开炮，是Ｃ·Ｐ（即中国共产党）命令，这是不错的。可以表现我们的力量。”此后，北洋当局惩办参加起义的海军官兵，郭寿生等被迫离舰隐蔽。
后来，国民党实行“清党”，所有海军中的中共“秘密党员”被迫隐蔽起来，直到１９４９年他们又策动了国民党海军的起义。
“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又一层含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为了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如情报工作等）、增强党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力量，以及联系群众开展合法斗争等，曾发展过相当数量的“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至于对这些“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解释，应是：一、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二、其“特别”之处还在于其肩负着党组织分配给的“特别”的工作任务。
所谓“特别党员”，最早是由张闻天于１９３８年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并加以表述的，即：“特别党员”是指当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因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
这也就是说，其所以“特别”：一是根据其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即一般的普通党员的社会出身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特别党员”则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如官吏、军官、资本家、社团领导人、社会名流）或与中上层有联系的人员；二是在党内受到特别的管理，即一般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党章规定只要是正式党员即可担任，并没有要求一定是党组织的领导人才可担任。但是由于“特别党员”的“特别”原因，其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党组织的领导人来担任，且须上级组织或中央批准，而一般做法则是由党的高级组织的领导人代表相应的组织来吸收和批准。至于对其的具体管理，则或不编入支部，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或由较为高级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并进行教育。当然，之所以要采取这种组织管理方式，是为“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保密。
因此，只与中共的高层人物保持若干联系，不公开其中共党员的身份，以便于其在“特别地区”、“特别领域”，如国统区和国民党部队中开展秘密活动，这就是中共“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又一层含义。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 19:18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 19:36 编辑
“第五野战军”除了上述序列之外，还有一哨人马，那就是民主党派和各类学社中以及文化界的一些“民主人士”，他们早就是中共地下党了。但是在他们的简历上都没有入党记录，有的直到文革后的晚年才“要求入党”，例如宋庆龄。宋庆龄在30年代初就加入了第三国际共产党，是第三国际与中共间的联络员，也属于周恩来直接掌握的“特别党员”，与张学良类同。但是张学良的入党申请遭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拒绝，大概是因为张家父子曾在东北与苏联接壤地区的“中东路事件”中曾与苏联打过一仗，第三国际说军阀不能入党。而且张学良这个“特别党员” 属于无组织无纪律，他是只受周恩来和叶剑英掌握的“特别党员” ，但又是“高干子弟”的脾气任性随意，一次党小组会都没参加过，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小组，因此不听周恩来劝阻在西安事件中硬要陪老蒋飞回南京，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到了晚年只好念念不忘周恩来总理是神人。
周总理确实是神人，到底有多神？我们接着从梳理“第五野战军”的历史中一窥秘辛。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尘封70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这是一封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函，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
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
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忠实您的宋庆龄（亲笔签字）
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 19:28
接上：
这封信中提及蒋介石在被拘留西安期间承诺的条件，主要是指周恩来同蒋介石单独进行谈判时达成的相关内容。
1980年《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出版，其中刊载了蒋介石当时对周恩来的三点承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事情发生后的稍后不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接连用英语和德语发表了讲话，披露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允诺的条件。随后，《纽约时报》分别于1937年1月8日、10日、17日以《帮助中国叛乱的美国女人》、《中国谴责美国女人》、《中国叛乱中的妥协》为题，对此事做了报道；1937年1月16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也发表了《一位美国女人，活跃在西安的共产党人》的报道。
共产国际获悉这些情况后，十分震怒，1月19日，致电中共中央称：中共“应该公开宣布和坚决实行这样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独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措施”。电报认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37年1月21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也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并解释说，“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
由此可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之前，没有得到中共的许可和指示。
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同年9月史沫特莱抵达上海，1935年初与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见了几次面。
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1935年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王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康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说，出版反帝机关报的计划已经落入警察手里，“此外，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由于警察很了解她，并且在对她进行密切的监视，所以根据她的行踪，一些外国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因此建议放弃最近一个时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报的计划；并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第二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就作出决定，通过了米夫等人的建议。5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贝克做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时说：1935年2月，史沫特莱在北京的时候，由于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时发现了史沫特莱的工作计划，导致了黄文杰（化名科尔萨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连被捕。
宋庆龄认为，“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这一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为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安全，她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注：西安事变后宋美玲，宋子文和老蒋，戴笠都知道宋庆龄是中共的人，但也没办法，后来干脆默认了她是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传话人，潘汉年是宋庆龄的“大秘书”？！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3 12:02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3 12:28 编辑
“第五野战军”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民主人士中的中共特别党员。国共分裂后有不少民主人士要求加入中共，但都被周恩来劝阻，因为他们一旦加入中共就必须与党组织经常联络，一旦出现叛徒就会暴露身份而失去了在党外为党工作的作用。实际上很多民主人士都是与周恩来单线联络的中共“特别党员”，全国胜利前甚至在解放后他们才公开入党（重新入党），因此他们的党龄就大大的减少了，类似的还有“第五野战军”的很多地下将士，他们或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或因种种原因曾经在长期单兵作战中远离组织孤军奋斗，到后来联系到组织后往往还要被反复审查，通过审查后再重新登记入党。因为地下工作的保密性极强，一旦出现叛徒后果严重，因此地下党的组织系统不象另四个野战军那样容易简单的操作，例如新兵入伍打一仗就能火线入党。“第五野战军” 的将士仅是入党前的考验就要好几年，从党的外围组织一步一步的才能进入党的队伍。一句话，“第五野战军” 的将士所从事的没有硝烟的战斗不仅危险而且在个人荣誉和利益方面又往往“后四个野战军之荣而荣”，最为惨痛的是这些人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革中受到江青四人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中不少人没有死在战争年代的地下战线却死在文革运动中。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3 12:07
下面介绍一位中共特别党员山沙千里，现在说他1938年国共合作后入党，实际上他成为党的人在时间上要早的多。
沙千里 （七君子之一、原全国政协委员）
沙千里（1901~1982）原名重远，曾用名仲渊。原籍江苏苏州，生于上海。因家庭贫困，小学还未读完，就到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字号当学徒，五年升任帐房。与邹韬奋等6人以“危害民国罪”被捕，即“七君子事件”。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北京，历任贸易部、商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长、粮食部长等。1982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北伐战争中，在国民革命运动推动下，尽管当时上海地区军阀李宝章疯狂残害革命青年，但沙千里不畏强暴，于192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从事秘密工作，参加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斗争。后来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于是他自动脱离了国民党，积极参加《青年之友》社，赞成该社主张“中国需要另一次革命”。1929年上半年，《青年之友》出版“革新号”，由沙千里主编。
《青年之友》从“革新号”开始，形式有较大更新，内容更加充实，积极引导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讨论大家关心的国际问题、社会问题、婚姻问题。后来又增出文艺副刊(由李伯龙任编辑)，宣传普罗文学。由于《青年之友》的内容适合青年要求，代表了青年的呼声，因此发行数量不断增加，最多时达5000份以上。《青年之友》在青年中不断扩大影响，因而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和一系列的迫害。国民党政府发出了禁止销售《青年之友》的密令，并要查拿负责人，其罪名是宣扬普罗文学，鼓吹阶级斗争，违反出版法。邹韬奋提到此事时，曾愤愤不平地说；“民国17年，他曾经同几位朋友创办《青年之友》，一年半后被禁……”《青年之友》虽然被禁，但是他们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很快组织了“蚂蚁社”。
蚂蚁社简称蚁社，是《青年之友》被迫停刊后，骨干沙千里、李伯龙、许德良、任先、沈仲君、徐赓敖、杨修范、马燮庆、徐以礼等经过多次研究；于1930年12月，以《青年之友》社原有的社友为基础成立的。在成立过程中，沙千里设法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并被批准为职业界青年文化团体。他们以蚂蚁自诩，认为蚂蚁虽是小动物，力量小，但是为了共同利益，能够团结一致，不惜牺牲自己，与敌人进行拼死的斗争。沙千里在社员大会上讲话时，也常常以“蚂蚁精神”激励大家，号召大家“做活蚂蚁”，“要象蚂蚁一样团结一致，奋斗不息”。蚁社社员都能保持这种“蚂蚁精神”，使蚁社不断发展，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著名群众团体之一。
为了鼓舞斗志，蚁社编有《蚁社社歌》和《蚁社之路》两首歌曲。《蚁社社歌》由沙千里作词，黄自作曲。歌词是：“蚂蚁是爱群互助的小虫，蚂蚁是有集团组织的大众。我们都是蚂蚁，不是吃书无用的蠹虫。在光明与黑暗决斗的战壕中， 我们要前冲，我们要前冲! 前冲，前冲，前冲，前冲! 我们都要前冲! 用蚂蚁的精神，来播种新文化的种，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灿烂鲜红。 起来，起来，蚂蚁们，大家起来，蚂蚁们，向前去做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先锋!”
1934年初，沙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并与许德良、李伯龙、杨修范、章乃器、葛师良等在蚁社里面组织“苏联之友”小组。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人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沙千里在上海看到宣言的油印本，感到宣言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从此他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12月，在蚁社的支持下，沙千里和徐步等创办了《生活知识》半月刊，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这个刊物是当时文化战线上反对国民党“围剿”的一个阵地，读者多数是蚁社社员、中下级职员，他们有的在公司，有的在商号、工厂、银行、工部局和海关等单位工作，身受不同程度的剥削和压迫，薪水微薄，时有失业的恐慌，又都有点文化，容易接受革命真理，因此《生活知识》在他们当中影响很大。
参与组织救国会及其活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抗日救亡组织纷纷涌现。同年12月 21日，上海妇女代表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27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章乃器、李公朴、江问渔等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接着，上海工人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一个接一个成立。1936年2月9日，沙千里等发起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沙千里被选为理事长，葛师良、杨延修、任崇高、李少甫、杨经才、陆诒、石志昂、王文清、丁观澜等担任理事。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集会纪念淞沪抗战四周年大会，会上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陶行知、章乃器、刘良模、王造时、史良等30人被选为理事。5月31日，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1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沙千里参与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随后在《救亡情报》、《职业界救国会会刊》、《生活知识》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宣传救国会的主张。还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各界人士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重，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沙千里与沈钧儒、章乃器、史良、彭文应等5人，代表全国各界联合会前往南京请愿，要求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释放政治犯；停止内哉。同时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了请愿的情形和救国会的抗战主张，还同在南京的各地实力派接触，加强救国会与他们的联系，推动他们起来抗日。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会为了促成全国各党派、各地方势力团结合作，共同抗敌，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全面阐述全国救国会关于联合抗日的立场，以及对当局和民众的六点希望。公开信发表以后，沙千里表示坚决支持，并在他所办的《生活知识》上全文发表。他说：“这个文件影响很大，比‘全救’成立宣言还大。”
1936年11月22日夜间，国民党政府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全国各界人士大为震惊，大力营救。11月24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并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电。27日又发表《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严正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对救国会的陷害，重申救国会的立场。2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救国会领袖。全国各地救国会和爱国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和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救国会被捕领袖。中国共产党也发表文章表示抗议。海外华侨及国际知名人士爱因斯坦等，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7月31日，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对七人案难以继续审理，只好“具保释放”。七君子在雄壮的军乐声、欢呼声中胜利出狱。
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先后撤退到武汉。他们不定期聚会，研讨抗日形势，同时创办报纸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接待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流亡到武汉的爱国青年，把他们介绍到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参加革命或安排在武汉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上海蚁社的许多社友也先后到达武汉，他们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联络当地的职业界爱国青年，成立了武汉蚁社，曾发展到四五百人，参加过郭沫若担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许多活动，成为当时武汉最著名的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团体之一(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团体指青年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郭沫若曾赞扬说：“这些团体和三厅的工作是能桴鼓相应的，三厅的几次扩大宣传，被称为在武汉‘轰轰烈烈’过来的，事实上—多半就靠着这些团体和青年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在七七周年纪念时，单是临时下乡的宣传队，我们就靠着这些青年，曾经组织过七百几十队。”
在武汉期间，沙千里曾与救国会另一领导人何惧等组织过一个基金委员会，创办过《大众报》，每周一期，每期有一篇文章谈抗日形势，并附有形势地图。除此而外，沙千里还经常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在武汉，沙千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以后，沙千里于1945年12月从重庆回到上海，没有参加1945年冬救国会成员召开的会议。但是，他对于会议决定将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以及会议所制定的新的政治纲领是完全同意的，并在上海的工作中认真予以贯彻。
他回到上海后，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是从事律师业务。他一到上海，就有不少工会和公司请他担任法律顾问。最先来请他的是上海法商水电工会和一家百货公司工会，在打击汉奸势力，维护工会正当权益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二是根据中国人民救国会的纲领和章程，筹建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上海组织。第三是与马叙伦、林汉达等发起成立了有各党派、各工会、各教育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1946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5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移驻南京，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加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对华东地区的领导。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就是党领导下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个人民群众团体。6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接着又对华北、华东、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发动进攻；8月2日，国民党派飞机轰炸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张家口以·后，公然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民盟发表声明，抵制和拒绝参加伪国大，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指出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
1947年5月，中国人民救国会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于民盟二中全会决议取消党派盟员，以后盟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会上决定以救国会的名义更加积极活动。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宣言》指出：“今后本会仍一本过去传统的精神，与国内各民主政团，共同努力，以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早日实现。”沙千里在会上积极拥护这一主张。
1946年7月，李公朴和闻一多相继被杀害，国民党妄想用暗杀等恐怖手段，把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1947年10月27日，宣告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并对民盟成员进行迫害。于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陆续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香港。沈钧儒和沙千、里是11月间秘密离开上海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活动中心随即转移到香港。
1948年9月，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前往东北解放区。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是第一批，沙千里是第二批。他们到哈尔滨后，曾以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11月16日，沙千里等又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指出：民主的新中国，只有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统一的新中国，只有在消灭反动独裁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
1949年2月25日，沙千里等到达北平。6月，他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大会上发言，他回顾了救国会成立14年来的斗争历程，表示坚决拥护新政协的各项决议，决心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他满怀激情地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全国解放以后，沙千里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政务院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4 09:3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4 09:42 编辑
想安心写点东西真难！总是遇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又想起文革结束后从监狱被放出来的重庆时代总理身边“第五野战军”的一员战将刘少文中将的遭遇，在秦城关押多年后他已失语。1974年左右，家父领着我去看望重庆时代的老人们，例如朱端涭，沙千里，听他们“发牢骚”。有一次到小汤山疗养院去看望一群被关在那里的老革命们，都是“第五野战军”的老战士。记得有一位好象是老电影《党的女儿》中的女主角，非常有气质非常开朗，但是她对大家说的一句话深深的震撼了我，她对大家说，“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自杀”！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4 09:50
刘少文 （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开国中将）
节录
全文见：
刘少文（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开国中将）_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刘少文刘少文（1905—1987），河南省信阳县人，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曾任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翻译、中共中央翻译科科长。1931年6月任中央巡视员。1933年6月赴张家口，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独立第18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师工委书记。1934年2月到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兼《革命与战争》军事杂志编辑、中革军委秘书兼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参加了长征。1936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同年11月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主持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工作。1940年任中共中央交通处香港办事处处长，1942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交通处处长、组织部主任秘书、情报部部长，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国共内战时期，先后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局委员，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轻工业处处长、华东纺织工业部部长。1952年4月起调任中央军委第四部副部长、代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二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1978年6月至1985年3月，任总参谋部顾问。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7年4月10日在北京逝世。
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文出任南方局情报部部长，为谈判斗争和政协会议的举行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障。期间，他还多次安排并陪同毛泽东接见民主爱国人士。1946年2月底，作为周恩来的随员，刘少文随同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从重庆飞抵北平、张家口等地，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为我方代表出谋划策。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决定还都南京。1946年3月，周恩来派刘少文先行赴南京、上海，为中共代表团迁移做准备。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代表团奉命转入地下，改组为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刘少文任副书记。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成立，刘少文是委员之一。这段时间，刘少文分工负责统战、宣传和情报工作，为对蒋军事斗争和开展第二条反蒋战线殚精竭虑。1947年6月，刘少文的秘书赵平夫妇被捕，其妻在严刑拷打下叛变，敌人开始大搜捕，刘少文也差点遇险。由于他机智过人，再次躲过一劫。
1948年6月，上海地下党又出了叛徒。刘少文本已对有关人员做了转移安排，自己也准备隐蔽起来。但是，因有一个重要关系要会面，他明知危险仍依约前往接头地点。途中，他不期与特务遭遇，所幸他改变了平日装束而未被立即认出。他巧妙地支开敌人，争取了短暂的时间，然后夺窗跳楼脱险。后人每言及此，都赞佩刘少文的“处变不惊”。
1948年10月，刘少文撤到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仍然主持统战和情报工作，为争取民主人士北上召开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9 22:34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发动社会各届人民群众共同抗战有两个中心，一是延安党中央所在地，二是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当年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正是以周恩来为领导核心的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展开了中国共产党另一条战线的有声有色的抗战篇章。在抗战初期，总理组建了在国统区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部队，这支部队主要任务不是拿枪上第一线战场作战，而是到第一线战场对国民党部队，对当地人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和抗战必胜的有力号召。在抗战中期这支共产党部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制，破坏和取缔，但是在抗战中穿插于正面战场的这支中国部队为后来在周恩来领导下组建“第五野战军” 培养和训练了大批干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9 22:41
第五野战军的一些"纵队领导”就是出自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老战士，如刘少文，吴克坚等人，他们在抗战后都前往上海开辟敌后那条历史上著名的“看不见的战线”。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9 23:49
在八年抗战中，周恩来总理和他领导下的老战士们还非常注意开展统战工作，在重庆各届人士中大量的广交朋友，团结一切愿意共同抗战的人们，特别是在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中争取了一大批同情中共的爱国将领，其中一些人后来参加了“第五野战军”，例如吴石，陈宝仓两将军。吴石将军最突出的贡献是把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防御图和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的全岛军事部署图送交给党中央，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如不是叛徒出卖，台湾早已解放，可叹啊！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30 09:50
直到几年前，我得到某电视台在我父亲生前的一次采访留下的CD，才第一次听说父亲在解放战争年代与吴石将军单线联络共同合作向党中央传送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的艰苦斗争过程令人叹为观止。当时父亲深入虎穴之前给母亲和我哥哥（只有两岁）写下遗书，那时父母都分别被敌特追捕险些遇难，因此我后来得以出生也算是我个人的侥幸。很多往事父母在世时我完全不知道，只听他们说过总理，邓颖超当年在重庆如何如何的只言片语。前辈都已故去，很多事我们永远不知道了，有些事只能从家父在总理诞辰10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中可以看出点滴，父亲写了那篇文章后的次年去世，从遗物中发现了一些当年的重要历史资料全部上交中央党史部门。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父亲在文革中对一些老同志说“总理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当时我还小，不满15岁，但我记住了，我的疑问是那时什么是地狱？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2-3 17:27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2-3 17:29 编辑
在网上查到的中共“第五野战军”吴克坚“纵队”的部分成员：
《潜伏》幕后的真实人物
电视剧《潜伏》热播以后，观众纷纷猜测剧中主人公余则成的原型人物是谁？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还是确有其事？
我不清楚电视剧的创作素材是从哪里来的，但该剧所描写的事件背景及时间、地点和人物特点却具有真实性：
1、时间：1945—1950年；
2、地点：中国沿海大城市；
3、人物：中共特工、国民党军情人员等；
4、背景：日本投降后，国共和谈并没有带来和平，更没有阻止内战的爆发。作为战争前奏的情报战，在国共特工之间展开和渗透着。
和大家一样，我也深深被这部电视剧所打动。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一些老前辈，他们也曾经演绎过一部真实的《潜伏》，而且情节似乎更加惊险、宏大、悲壮。为了纪念他们，我愿意把这段真实的故事说一说。
大家还记得，《潜伏》中的吴敬中和余则成就是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被派往天津设立了国民党“军统”情报站。同样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吴克坚赴上海建立情报系统，以沪、宁、杭为核心区，辐射武汉、长沙、昆明和福州，收集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情报，同时进行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
吴克坚（1900—1986），1924年加入中共。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战期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协助周恩来工作。1946—1949年，吴克坚在上海、南京、长沙、福州等地先后建立了9部电台。发展情报、策反、统战、文化、外事、护厂等工作关系，达1500人。工作范围涉及面广，军事方面包括敌人海、陆、空军；政府方面包括沪、宁、杭各级伪政府；情工系统包括敌中统、军统和宪警；还涉及到各民主党派和青红帮。1949年震惊中外的国民党第二舰队林遵率舰起义和香港“两航起义”，均为该系统策反工作的结果。
林亨元（1909—1996），1931年参加革命，先后加入民盟和中共，以律师职业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1949年他组织策反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舰起义。由于他是福州人，有社会基础，吴克坚决定派他在福州建立情报站。但由于林在沪工作离不开，又决定派谢筱迺赴闽。于是，林亨元把福州方面的地下关系交给谢。
谢筱迺（1916—1999）30年代在上海参加革命，中共地下党员，长期从事中共秘密工作。1949年初偕延安报务员姜平、译电员叶贤友，取道香港潜入福州。
姜平，延安报务员，当时仅19岁。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的电台不能随身携带，而是通过林亨元在国民党海军的关系叶可钰，搭载国民党的一艘军舰“楚观”号秘密运抵福州，并将电台藏匿在叶家，进行收发报工作。
为了配合谢筱迺的工作，组织上派福州籍的中共党员丁日初（1917-）于1948年回到福州。由于丁日初的父亲丁超伍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福建省参议会长；而丁日初的公开职务是银行行长，所以很有利于掩护工作。情报站的报务员和译电员曾住在他们家里，并进行报务工作（后转移到蔡训忠家）。
谢筱迺住在福州青年会，如今这座建筑物还在。当时是一家教会办的高级宾馆。谢化装成“富商”住在那里，倒也安全。
蔡训忠（1908—1964），中共秘密党员，也是林亨元的工作关系，他公开的身份是渔会会长。他负责谢筱迺的安全与联络工作。在福州解放后，为了对台工作的需要，他的党员身份仍未暴露，以致被我方公安部门怀疑和关押，长期受到误解和歧视。这不仅影响到他的家属和亲戚的政治待遇和前途，甚至连他患病也不能及时得到治疗而过早去世。罗青长部长曾赞誉他为“无名英雄”。
周伯苍（1922—？），194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曾打入国民党第九军，任少校警卫营长。从事搜集军情、策反和破坏敌人军火等工作。后协助丁日初和谢筱迺在福州进行军情研究、整理工作，以保证上报情报的系统性。他负责绘制的敌军兵力部署图，曾有力地配合了叶飞部队的南下和解放福州。
管长墉，原林森县县长、地下民盟成员。他协助策反了福建军统负责人王调勋等敌方人员，从而获得一批敌特名单（类似电视剧中的“黄雀行动计划”），并避免了我方人员遭到抓捕或杀害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2-3 17:27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2-3 17:29 编辑
叶可钰（1899—1980），海军世家出身。中共党员，曾任国民党海军上校，参与指挥淞沪对日海战。他曾策反国民党“太和”、“焦山”等军舰起义，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有400多名海军官兵没有去台湾，后被编入我海军服役。他还曾用军舰将秘密电台从上海运到福州，并掩护电台工作。他本人后任中共海军第七舰队副司令员。
萨镇冰（1859—1952），曾担任（清末）北洋海军大臣和民国海军总长，曾参与指挥中日甲午海战。在叶可钰的努力下，他决定与中共合作。尽管李宗仁按照蒋介石旨意，抵榕劝诫他赴台，但遭到拒绝。他的行动，对大批海军人员转向新中国起到巨大作用。
陈绍宽（1889—1969），国民党海军上将，海军部长。曾指挥对日“江阴海战”，后因拒绝内战而被蒋介石免职。与萨镇冰一样，他影响和带动一批海军官兵留下迎接解放，并参与了部分海军起义工作。据说，蒋介石后来知道有那么多海军官兵倒戈，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明白，如果中共有了强大的海军，将意味着什么？
福州解放，张鼎丞、叶飞接见并欢迎萨镇冰、陈绍宽、丁超伍等参加新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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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讲到这里，也许你会问：这与电视剧《潜伏》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呢？我想，第一：时间相似，都发生在三年内战时期。第二，地点相似，一个是在天津，一个是在福州，都是国共必争之地。那么人物呢？从中共方面看，谢筱迺和丁日初比较符合电视剧《潜伏》中的“秋掌柜”和“罗掌柜”的身份。叶可钰、周伯苍等和电视剧里潜伏在敌军中的“廖三民”差不多。那么，谁是“余则成”、“翠平”和“晚秋”呢？
我们下面介绍的吴石将军，也许比较符合“余则成”的特点。
吴石（1894—1950），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1947年开始成为中共的工作关系。曾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赴台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在上海，在福州，他向何康，张执一，刘晓，谢筱迺提供大量重要情报，其中一份全国蒋军部署资料，据说仅有五人知道。他的情报，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还把298箱绝密档案留下，嘱咐副官王强交给中共。赴台后，他继续通过中共女特工朱枫（朱谌之）向大陆提供情报。由于叛徒出卖，1950年被杀害。
可以看出，吴石和“余则成”一样，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为中共在“国军”中的内线。而且，他们都“被迫”赴台，继续履行中共特工的任务。所不同的是，吴石的职务更高，提供情报的等级也更高，因而发挥的作用更大。
朱枫（朱谌之，1905—1950），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1950年初被派往台湾工作，赴台前在香港从事秘密工作。由于中共台湾工委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使她与吴石先后暴露。临刑前，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派遣朱枫赴台时，吴克坚系统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所以她的工作关系是由中共华东局领导的。
在电视剧《潜伏》的结尾，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中共派遣“晚秋”赴台，与“余则成”以“假夫妻”关系配合工作。我不知道编剧设计这个情节，是否取材于吴石与朱枫的真实工作经历。在这一点上，剧情与历史确实有些异曲同工。不过，恕我较真儿，我觉得《潜伏》中的剧情有些离谱。有两点，其一：“晚秋”后来投奔解放区，还担任了播音员，身份已经暴露，派往台湾工作是不合适的。其二：为了“余则成”的安全，让“翠平”在大陆失去行动自由，甚至要忍受丈夫与别人“重组家庭”的痛苦，这很难让观众接受。而在我们的真实故事里，朱枫赴台是为了“探亲”，与自己在台湾的女儿团聚。因此她来往于香港与台湾之间，不需要用其他关系来掩护，也没有什么破绽。如果没有叛徒出卖，是很安全的。（在我的故事里没有“翠平”的原型，只有吴石留在大陆的亲属在挂念他）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蔡孝乾的叛变与当年顾顺章的叛变一样，都使中共地下党措手不及。所不同的是，当年有钱壮飞及时向周恩来报警，减少了损失；而中共在台湾没有第二个钱壮飞，因而导致台湾中共地下党遭受了灭顶之灾。可以说，蔡孝乾是中共历史上第二个顾顺章！
据说，毛泽东曾经为吴石和朱枫赋诗一首，赞誉他们是“虎穴藏忠魂”。令人宽慰的是，吴石与朱枫的骨灰都先后回到了大陆，以这种方式与家人团聚，这使他们在大陆的子女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罗青长、何康，谢筱迺以及吴石的子女等参加了在北京福田公墓的吴石骨灰安葬仪式。
我的故事也该结束了。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我讲了这么多，还仅仅是涉及到了吴克坚系统在福州的工作情况，至于该系统在其他地区的工作情况，却还鲜为人知。
其实，关于我所讲的这些往事，大都可以在网上查得到。这也许是由于电视剧《潜伏》的缘故，使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找出剧中主人公的原型。于是，让吴石、朱枫这些无名英雄从幕后走到了观众的面前。但是，至今还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们，还有很多很多。“英雄走险路，壮士耻知名”，这就是他们共同的信念。
让我们缅怀他们吧！
（本文部分图片选自福州电视台出品的专题片《解放之路》，特此说明）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2-3 17:3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2-3 17:39 编辑
网络文章：
中共“第五野战军”烈士们重见天日。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印象
一处名为“无名英雄广场”的纪念场所，于2013年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落成。
该公园地处西山脚下（靠近香山），进入园内尚需步行一段缓坡山路，才能到达纪念广场。为了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外地朋友，特别是烈士亲属及时了解英烈的姓名与下落我们通过实地参观和考察，将一些资料和图片汇总于此，希望能有助于读者了解，以及亲属寻觅英烈的下落。
纪念广场并非墓地
纪念广场并不是墓地，而是一座分为上下两层的石材建筑。一层正面是毛泽东的题词：“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据说，是为潜伏在台湾的中共情报人员题写的。
二层是纪念广场的主体，自左向右竖立着陈宝仓、朱枫（女）、吴石、聂曦四位烈士的全身雕像。他们的姓名印刻在雕像的背后，之所以不在雕像正面摆放任何标识，大概是要烘托出“壮士走险路，英雄耻知名”的高风亮节吧。
无名英雄的涵义
我们在纪念广场，看到几位台湾同胞来参观。他们手里拿着台湾印制的《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名单》，显然是来这里与英烈墙上的名单进行核对的。我看到一位台湾老者，边看边说：“这几位我认识”，“这位是在XX事件中被抓的”，“这两位还在我家里住过”，“这个我要拍下来，回去给XX看看”。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似乎还有些不满足，大概是没有全部找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人名。
那么，这里公布的846位英烈名单，是从什么角度来确定的呢？我们注意到纪念广场的草地上，有一块铜质铭文牌匾。上面写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批无名英雄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湾执行任务，牺牲于台湾马场町一带”。落款是“总政联络部”。
可见，在这里纪念的无名英雄，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被大陆中共所派遣，赴台湾执行任务；二是在五十年代，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前面所提到的四位烈士，就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六十多年来，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为了新中国而献身，却不为人知。所以，我们为他们修建一处纪念广场，把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墙上，是完全应该的。
根据网上资料的介绍，在英烈墙上还有在其他案件中被杀害的中共人员。例如“基隆中学案件”、“台工委案件”、“台糖业公司案”等，也有不少人是由于中共在台负责人蔡孝乾的叛变，而被捕遇难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广场周围的石墙上，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据说，今后还会把更多的无名英烈的名字增补上去。为了某个历史时期、某个战役建立主题纪念场馆，比比皆是。但为赴台工作的无名英雄建立纪念广场，恐怕还是第一次。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广场才成为了全国唯一的涉台隐蔽战线牺牲者的祭坛。
图片：
吴石案件的意义
也许您会问：既然有800多位无名英雄，为什么只为吴石等四人竖立雕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央电视台最近的节目“天涯共此时”中去找答案。
据史料记载，吴石身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自抗战胜利以来就反对打内战，并开始与中共合作。他所提供的军事情报，对于解放军渡江战役、福州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均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在到达台湾之后，又在朱枫、聂曦、陈宝仓等人的配合下，向大陆提供了许多绝密情报。所以，毛泽东在看到这些情报后，欣然题词，可见吴石等人的贡献之大。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果中共在台湾的负责人蔡孝乾没有叛变，他们在解放台湾的战役中，还会发挥巨大作用。
由此看出，吴石将军对于加速国民党在大陆的彻底失败，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吴石与朱枫等人的牺牲，重于泰山。他们是中共情报战线的楷模，我们应当为他们竖立雕像，让后人永远缅怀。
图片：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2-3 17:36
还有一位烈士王正均，也值得一提。他是吴石的副官，因吴石案件而牺牲。临终前，他给在福州的家人写了一封绝笔信，后辗转到达亲人手中。多少年来，家人一直为此而困扰着：他算不算烈士呢？终于，2011年民政部门批准他为烈士，他的骨灰也回到了家乡。他的英名，被刻在了西山广场英烈墙上。
本文之所以把英烈名单公布出来，也是希望还没有回家的烈士们，能够尽早魂归故里。
图片：
台北六张犁公墓简介
这次在西山无名英雄广场，我向来参观的台湾同胞询问了六张犁墓地的情况。他介绍说，当年处决政治犯是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而台北六张犁公墓也在台北，但与马场町不在一处。当年被处决的政治犯，如果无人认领，就被埋在六张犁墓地。后来又修建了纳骨塔，用来存放骨灰罐。据说，朱枫的骨灰罐就是在那儿找到的。
本文附件中，有两份名单。一份是北京西山英雄广场烈士名单，一份是台北六张犁公墓遇难者名单。在这两份名单上，凡是可以相互对应的烈士姓名，均有标识，并备注了索引编号。据我们统计，在六张犁墓地的名单上，有180多位遇难者的名字出现在了北京无名英雄广场上！
需要注意的是，在六张犁公墓名单上，遇难者的信息大概分为三类：一类是埋葬于墓地的，需要挖掘才能找到遗骨；一类是骨灰罐，存放在纳骨塔中。还有一类可能已经无法找到遗骨或骨灰，只有遇难者的信息。因此，遇难者的亲属如果打算前往台北认领，需要事先了解情况，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附件中，提供了一些关于六张犁的介绍，仅供参考。
如果烈士亲属有困难，可以联系大陆的民政部门、对台办或总政联络部寻求帮助。如果通讯不便，也可以联系本网站，通过电子信箱联系我们（353535beijing@sina.com），同时也请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我们会设法把您的要求转达给上述有关部门。 无名英雄的遗容
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对外开放以来，有关在台湾牺牲烈士的资料和照片纷纷在网上涌现出来，令人感动。经过初步辨认，我们选择了十几位与西山广场英烈墙上同名的遇难者照片，提供读者参考（不一定准确）。我们只是希望，烈士的家属可以看到自己的亲人牺牲在了台湾（他们潜入台湾之前是不可能告知亲人的）。他们如果可以在本文附件中找到亲人的下落，就可以联系有关部门，认领烈士遗骨，并请回家乡安葬。如果由于我们提供的资料有误，给遇难者家属带来一些误解或失望，也请谅解。
葛仲卿烈士（六张犁墓地编号3069，下同,1926年生，山东海阳，北京西山英烈墙第12组，下同） 陈平烈士（3070,1928年生，浙江杭县，英烈墙第5组） 苏艺林烈士（3072，1918年生，河北任邱，英烈墙第35组） （以上烈士均于1951年被枪决）
刘光典烈士（B67，1921年生，辽宁旅顺，英烈墙第27组） （以上烈士均于1954—1959年被枪决）
中上排：杜枫烈士（B58，1927年生，福建建阳，英烈墙第10组） 右上排：杜诚烈士（B57,1920年生，南京市，英烈墙第10组） 中下排：邬荣盛烈士（B56，1934年生，浙江定海，英烈墙第39组） （待续）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9-1-9 16:10
周恩来的顶级卧底是怎样炼成的
中共情报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出自南开大学。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范孙和张伯苓一见到16岁的周恩来，就认定他是“宰相之才”（参见：周恩来密码）。
周恩来慧眼识英才。他亲自挑选和发展了很多名校精英，成为了杰出的情报员，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北大学子。
一、中共情报战线的北大名谍
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潘梓年（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的堂兄），在大革命低潮的1927年入党，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等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做情报工作，创办《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王石坚，1933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1937年经周恩来营救出狱，被委以重任，从1940到1947年在西安领导中共的北方情报系统，并负责联络和指挥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但连“龙潭后三杰”也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在胡宗南部队中，还布置有比他们三人潜伏得更深的一条线——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的副主任戴中溶（上海交大电讯系）。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等电令，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就已看过了。
戴中溶也由王石坚联络和领导。
王石坚通过“龙潭后三杰”和戴中溶两条线，使中共中央完全掌握了胡宗南集团的核心机密。
王石坚还以西安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连结平津保、山西、甘肃、东北等地的情报网络，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1947年9月，军统特务在北平，使用美制电台侦听车和传奇飞贼段云鹏，侦获了王石坚情报系统在北平的一部秘密电台，顺藤摸瓜在西安密捕了王石坚。
这一次王石坚没有经受住考验，叛变供出了他掌握的情报网人员，牵连被捕达123人之多（龙潭后三杰在此前数月分别赴美留学而幸免），是中共情报战线最惨重的一次损失，以后会另文详述。
1938年毕业于经济系的陈忠经，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二九运动时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1938年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来到陕西凤翔，与胡宗南“见面欢叙，歃血为盟”，当了三青团首任西安市书记，1940年秘密参加了共产党。经周恩来精心安排，陈忠经与熊向晖（清华大学中文系）、申健（北师大经济系）三人构成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一张间谍网，使中共中央掌握了‘西北王’胡宗南的一举一动，三次救了党中央，被誉为中共情报“后三杰”。
1940－1946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中间2年到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做翻译），据说是受周恩来派遣，于1948年进入美国政府机构工作，直到1985年被捕，长达37年，被认为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最深的间谍。
**官至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中美关系破冰过程中，使中国掌握了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情报，迫使美国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美国方面评估他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超过美国所有破获间谍案的总和；**则说：他对中国和美国的贡献要以10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算（参见：周恩来的战略间谍：他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远超过已侦破间谍案总和）。
……
周恩来亲自发展、领导的北大学子中的杰出情报员，还有差点把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发展为中共党员的赵荣声，抗日名将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
二、出身四代翰林之家的红色卧底
1935年入读燕京大学法学院新闻系的赵荣声，出生于一个四代翰林之家（这在中国1500年科举史上可能仅此一例），1936年入党，1937年春听任教文学院的斯诺讲访问延安的见闻，心向神往，就带着斯诺给画的一张草图，和十余个同学前往延安。在延安，他们见到了朱德、博古、林伯渠、陈赓、女作家丁玲等人，因为听斯诺讲毛泽东烟瘾很大，还特地带了两罐大前门香烟去拜望毛泽东。毛泽东和赵荣声等在窑洞里畅谈抗战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赵荣声从延安回来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选调大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赵荣声于1938年初被选派到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也就是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处，担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中共中央由林伯渠负责同赵荣声联系。
赵荣声和卫立煌相处时，寻机宣传中共的主张和政策，促使卫立煌抵制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行径。一天晚上卫立煌和赵荣声聊天时，突然提出想参加共产党。赵荣声不知如何回答，就说：“我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问问林伯渠吧？”
林伯渠指示赵荣声：“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
后来刘少奇也找赵荣声彻夜长谈统战等问题，但对赵荣声想发展卫立煌入党的事，批评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
赵荣声虽然没有把这位国民党上将发展入党，却促使他给了八路军极大援助。
1938年4月卫立煌率部从河南往中条山转移，赵荣声建议取道延安。卫立煌到达延安时，中共中央组织百姓夹道欢迎，写的欢迎标语足有三十里。毛泽东亲自主持欢迎大会，并设宴招待。
卫立煌大为感动，觉得没有准备一份礼物。赵荣声乘机进言：“我看这份礼送不送都不要紧，他们不是说八路军急需枪弹、医药和夏服吗?只要在这上面帮他们点忙，比送份礼有用多了。”
卫立煌到达西安次日，便批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还指示说：“第二战区的军队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又吩咐再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
赵荣声被誉为“做出特殊贡献的红色卧底”。
三、‘坑爹’女谍：我是毛泽东派来的
在上世纪20－40年代的革命大潮中，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更以其个人的独特魅力，影响了周边不计其数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不乏国民党高层子女。傅冬菊便是其中的一个。
傅冬菊1995年回忆说：1941年她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时，常到《新华日报》社去见周恩来，从那时起就特热爱周叔叔。
潘梓年那时是新华社社长，周恩来情报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
在周恩来的教导下，18岁的傅冬菊背叛官僚富商家庭，追随共产主义，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号角社”。
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中共组织的引导，傅冬菊一开始就干起了情报工作。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把国民党的一些机密情报和重要文件，提供给中共地下组织，或交给周恩来。
1942年，和杨振宁同一年，傅冬菊考入了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傅冬菊没有走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科学救国道路，而是积极投入学运，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据点”的成员。
1.扭转华北战局
1946年傅冬菊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毕业。当时国共内战，傅作义出任国民党华北地区指挥官，率部连克集宁、大同、张家口等重镇，击败中共聂荣臻所部和杨罗耿兵团，华北解放军10万人马丧失大部。
在这国共胜败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组织布置傅冬菊回北平‘看望父亲’，就此留在傅作义身边。
傅作义将最重要的机密放在寝室的保险柜里，开保险柜不回避爱女，但保险柜的钥匙他白天放在上衣口袋里，晚上放在枕头下。
傅冬菊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为了再拿到钥匙，就打五岁的小弟弟傅恒的主意：她买了精美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一笔交易，让他从父亲口袋取出钥匙交给她来换巧克力糖，还要弟弟拉勾发誓永远保守秘密。
等傅作义回到家，傅恒就爬到爸爸怀里，撒娇要爸爸讲故事，乘机拿走傅作义口袋里的钥匙，交给了傅冬菊。
傅冬菊打开保险柜，拿到了傅作义最重要的军事文件，用照相机拍摄下来交给中共组织。
中共华北野战军掌握了傅作义的军事部署、计划、战略意图等最重要的机密，逐步扭转了华北战场的不利局面。聂荣臻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傅冬菊的作用，称她提供的情报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2.不让傅作义集团撤往江南
1948年10月23日傅作义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奇袭西柏坡，散会后傅冬菊－崔月犁情报系统(崔月犁时任中共北平学工委秘书长)就得知了这一情报。
崔月犁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在上午开机发报给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刘仁又发来特急电报给中央。晚12时许，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手中，从而挫败了蒋介石、傅作义的这一重大图谋。
1948年11月国民党军在辽沈战败、失去东北后，蒋介石命令傅作义率部撤到江南。11月15日傅作义向傅冬菊透露，要全军撤往江南。
傅冬菊立即通过地下党组织，发急电报告给毛泽东。
如果傅作义的50万军队撤往江南，将给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带来巨大困难。
华北野战军尚无能力向傅作义集团发起大规模攻势并阻止其从海路撤退，而东北野战军刚结束战斗，原计划休整三个月再进关。
毛泽东接到傅冬菊的情报后，立即改变计划，于11月16日、18日连电林彪，严令东北野战军取消休整，立即以最快速度（一两天内）进关，直取天津、塘沽，堵住傅作义的退路；另一方面指示傅冬菊劝阻傅作义撤往江南。
傅冬菊按照最高指示，再三劝阻傅作义撤往江南，说蒋介石不可信任，南撤没有前途。傅作义与傅冬菊谈得不欢而散，但在女儿劝说下对南撤一事犹豫不决。
3.截断傅作义撤往绥远的退路
傅作义的另一条出路是撤往他的老根据地绥远。这也会给华北战局带来诸多变数。
11月27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其中一路会合华北野战军，攻打傅作义退往绥远的必经之路张家口。
傅作义急忙派他的主力、也是他的子弟兵第35军驰援张家口。
傅冬菊从傅作义的保险柜中，取得了这一情报。
12月7日，得到情报的中共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将傅作义的35军围困在新保安。
傅作义见势已无可挽回，又想撤往江南。傅冬菊得知后急忙报告了毛泽东。
于是毛泽东命令对新保安“围而不打”，以拖住傅作义。
直到12月15日，林彪率军包围了天津及塘沽，傅作义再无可能撤往江南。
国民党方面认为：傅作义由于舍不掉父女之情而成了傅冬菊的人质，从而葬送了华北及50万大军。
4.和平解放北平
天津被围，傅作义成了笼中困兽，痛苦得“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傅作义老部下张新吾著《傅作义传》）。
傅冬菊趁势劝父亲求和降共。
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这时形势所迫，不得不向中共秘密求和。
由于傅冬菊的情报，中共方面对傅作义的思想动态掌握得一清二楚，便迟迟不理会他的求和，一定要把这位几乎消灭了华北野战军、差点端了中共指挥中枢的抗日名将整治得服服帖帖。毛泽东说，要让全中国看到是他打败了这员名将。
直到1949年1月15日攻克天津后，中共方面才正式接受傅作义的求和。
中共中央、毛泽东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大半是通过傅冬菊这一渠道进行。
傅冬菊对傅作义在和谈期间的动态、情绪变化，具体到徘徊观望、怎么睡不好觉，如何在屋内焦虑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里咬等等细节，都及时作了汇报。
中共方面牢牢地掌握了和平谈判的主导权。就在傅作义接受中共方面的条件，于1949年1月21日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协约》后，毛泽东决定再狠狠敲打傅作义一下，起草了一份措辞极其严厉的《最后通牒》：“（傅作义）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傅冬菊1月29日接到中共代表交来的这份《最后通牒》，深知傅作义“士可杀不可辱”的脾气，害怕他看到后一怒变卦，让北平城玉石俱焚，便偷偷将《最后通牒》放在傅作义办公桌文件堆的最下面。
直到2月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份《最后通牒》，傅冬菊才将原件交给傅作义。
傅作义当即痛骂傅冬菊“不忠不义不孝，两姓家奴”。
但无论如何，傅冬菊是和平解放北平的最大功臣，她当时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还要超过林彪的东北野战军五十万大军。
当傅作义问她是谁派来的时，傅冬菊说：她是毛泽东派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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