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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晚饭，我从灶台的大铁锅里舀了一瓢开水，象征性地将“开门红”荡了一荡，算是洗过碗了；然后倒掉重新舀了半茶缸，算是我的“饭后一杯茶”，端在手里，边喝边去找杨队长。 吃饭时我已经把杨队长要跟我谈话的内容做了一番猜测，觉得很有可能跟星星知青有关，因为一下午都没见他的人，没准儿真去工地指挥部告我的状去了。 我倒不怕他告，反正我没做错，我是实事求是照章办事。只不过我心里总有点儿不是滋味，想想毕竟都是知青，就算成不了朋友，也不该成为对头。 杨队长坐在会计室跟会计闲聊，见我进来，招手说： “来来来，小刘坐。有件事跟你说一下。” 我在我的床边坐下，问：“杨队长，什么事？” “今天下午指挥部开了一个会，”杨队长说。“会上讲了一些事，其他的事我就不多说了，只讲跟你有关的一件事。” 我心想果然不出所料。便问：“是星星大队的那个知青告了我的状吧？” 杨队长愣了一下，问：“哪个知青？告什么状？” 我也一愣，便把工地上发生的事向杨队长简单汇报了一下。杨队长听完，笑笑说： “哦，这个事呀，你做得没错，不管他。” 我松了一口气，原来他并没有真的去告我。可是，一下午没见他人影，他去哪儿了呢？ “杨队长，那你要跟我说的事是什么事？” 杨队长笑笑，说指挥部要成立一个水库临时夜校，组织水库上的民工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及文化知识，给我的任务就是担任夜校的辅导员，给大家讲讲课。 我说不行不行，我哪会讲课。杨队长说，你可以的，你们到大队部报到那天，我们都听你发过言，程书记都直个仂点头，说你讲得好。 写到这儿，我又要跳出来感慨一下了。今年是2016年，我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如今跟人闲聊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就是：“当了一辈子老师……”，此刻忽然省悟，原来我这个“一辈子”实际上是从水库夜校开始的。 我不知道我大学毕业时在“从政、从文、从教”三个选项中，最终选定了从教，是否与那天晚上杨队长交给我的任务有关，但我现在相信冥冥之中命运的暗示。 当初我之所以没有听从孔老二“学而优则仕”那一套，既没有争取留在南昌进入省会机关，也没有接受厂宣传科暗送给我的秋波，放弃了“从政”这个自古到今几乎所有读书人的终极目标，也是我们班三分之一同学的首选去向，并不仅仅是由于我不喜欢从政，不喜欢当秘书写公文——因为我也放弃了我最喜欢的从文这条路，没有选择去报社杂志社当一名记者或编辑。 我最终选择从教当老师，一不是喜欢，二不是觉得自己有当老师的天份；说来大家一定会觉得好笑：我当初选择当老师，其实是因为我想当学生。 大学四年我一直是个优秀的学生，“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优秀班干”这些字眼几乎陪伴着我度过了我的整个大学时代，在一百一十五名同班同学的成绩总表上，我始终排在前十几名。 大学毕业那年，当同学们都为考完最后一门课而欢呼时，我却不像大家一样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相反却莫名其妙地突然感到一种失落，也许是对学习、考试意犹未尽，也许是对校园生活依依不舍。 我找到自己毕业论文的导师廖振佑教授，他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在廖老师家里，我一边吃着师母端上来的切好的西瓜，一边汇报自己的思想。师母切的西瓜与众不同，不是下宽上窄的，而是上下一样宽的、看上去很规整的一小片一小片，这种规整感让我联想到廖老师的专著《古代汉语特殊语法》中论述和例证的那种严谨，也让我联想到他指导我对《广韵》反切上字进行归类的那份细致。 廖老师静静地听我说完之后，说了他的看法：第一，我最适合的是做学问，所以必须去考研深造；第二，机关或编辑部都不适合做学问，也不利于考研复习。所以，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大学当老师，因为大学老师会有非常充裕的自主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考研复习。 他的这番话让我心里豁然开朗。 之后我又拜访了陈昌仪老师，他教过我们现代汉语，他主要是研究汉语方言学的，上课时曾教过我们调查自己的方言声调。但这不是我去找他的主要原因，更主要的是，他也跟我们乐平电厂有关系，他弟弟陈昌建是我们厂的一名科室干部，而他儿子陈敏江一度寄养在他弟弟家，跟我一起在电厂长大。因为有这样一层特殊关系，所以在江西大学读书的四年，他一直是我心理上精神上的依靠。陈老师给的我建议与廖老师基本一致，只是在考研的方向上更加具体。大学毕业六年后，我果然考上了汉语方言学方向的研究生，成了他的同行。不过，导师不是他，而是华中师大的刘兴策教授，一个慈祥的、像父亲一样爱我的老人，这是后话。 现在，我要在篇纪实性文字中，正式向当年的两位老师说一声谢谢，谢谢他们在我人生的这个关键的三叉路口，为我指引了一条最正确的道路，让我作出了这辈子最无悔的一次选择。 尽管当老师的初衷只是为了当学生，当时并没有奢望自己后来能由一名优秀学生成长为一名优秀教师，但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如果说廖振佑老师和陈昌仪老师的话属于“明示”，那么杨队长那天晚上的话就应该属于“暗示”，给了我一定能当好老师的某种心理暗示。 话题还是回到水库的那天晚上，杨队长说服我接受了水库临时夜校辅导员的任务之后，又顺便交给我另一个任务，利用休息时间帮助会计把我们队的宣传栏布置起来。 这个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宣传栏，不就是学校的黑板报么，中学时我们就经常搞，平泉负责画画儿，我负责写稿和组稿，抄写呢，谁的字写得好谁上。说实话，我一直对自己写的字不大满意，总是觉得别人的字好看，所以喜欢模仿别人，但又经常更换模仿对象。小学时跟杨电玩得好，一度模仿过他的字，把字写得像他那样又瘦又长，折笔处棱角分明。后来杨电转学回了武汉，我又模仿陈沅的字（陈沅就是陈源，我猜当年他可能是偷懒把“源”写成了“沅”），但陈源的字与杨电的字完全不同，不像杨电那样一笔是一笔，工工整整的，陈源的字是笔笔相连，一气呵成，但整体看上去却又字字方正，不肥不瘦，刚劲有力，我模仿了很久，也只是得其形而失其神，始终无法写出那种行云流水潇洒自如的感觉。陈源转学后，我着重模仿的是程灶元老师的字，字形方正稍偏长，折笔处圆转自然，收笔处笔势舒展，笔锋清晰有力。再后来，姐夫程富生也成了我的模仿对象，不过他的字的特点在很多方面我感觉与程老师的字非常相似。后来水库宣传栏上的字，就是我尽量模仿姐夫和程老师的字写上去的。 杨队长交代我任务的第二天，因为下大雨，没法开工，民工们闲在屋里没事干，有的在通铺上打扑克玩，有的围在一起谈评讲古，还有的跟房东小媳妇说笑打趣。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布置宣传栏，我将宣传栏设计成了四大块：宣传、公布、表扬、批判。然后开始写稿子，先打草稿，写了公布稿。 本来是可以一口气弄完的，但弄了一半忽然发现墨汁没有了。会计说等雨小些去买。但后来雨一直下个不停，直到傍晚才小了一点儿。 晚饭后会计去买墨汁，去了很久迟迟不归，我把日记写完了，也不见他人影。 看看已经９点多，正准备上床睡觉，这时会计回来了。我把刚脱下的鞋袜又穿上，开始打夜班写宣传栏，一直忙到夜深人静，通铺那边鼾声一片。 第二天早上，起床哨猛然响起，我觉得自己还没来得及入梦，就已经从梦的边沿被硬生生地扯回来了。但我还是揉了揉眼，心里给自己喊了一声“一二三——起！”猛地一下坐了起来。 这一坐不要紧，我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心里一惊：怎么回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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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16 15: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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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17 07:3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