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插友的故事

直罗老赵

从作者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也可以说是知青精神！读读这篇自传性的故事，会给我们一些力量的！

艰难的行程

           （原直罗大队插队北京知青）         

                                  一

我现在已经过50岁了(2015 年60岁)，可以说走了人生的大半路程，最近，因为得了重病，对人生的经历常常回忆不止。

我小时候家境不好，生活平淡而艰难，上学时和同学间的差距经常伤害我的自尊心，我天生又好强，我看到我小时候母亲经常为生活发愁时就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挣很多钱，孝敬母亲。

在我16岁时，我在上中学，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我姐姐学校去陕西延安，当时我在学校班级里还是个干部（是军训的排长），我想和姐姐去插队，学校、老师和我的同学密友都劝我不要走，等一等学校的分配，我已下定决心，当时家里生活很困难，父母为了老家的事情经常吵架，我烦透了，恨不得马上离家出走。但是在家中我与母亲感情很深，母亲和父亲一生气，母亲就会抱着我大哭，我走很是舍不得母亲，而且我的2个弟弟很小，我也很留恋。到了送别的那一刻，很多家长到火车站来送，我们家没有人送，我姐的同学上火车后都痛哭不止，姐姐也是如此，我一滴眼泪都没有。

到了陕西我和姐姐班（98中初二8班）分到直罗公社直罗大队，我们到陕西时正是寒冬腊月，天气冷极了，姐姐的同学经常喊着想家，我不知什么原因一点也不想家，我觉得挺好，比家中自由，也没有烦恼和压力，吃什么我都行，只是对碾完辣椒后又碾玉米面的面蒸的窝头我实在被辣的咽不下去。我虽然比同去的知青年龄小，但是我比他们（尤其是女生）更坚强，我们七个女生睡在一条通炕上，锅脑头因为做饭很热，谁也不去睡，我主动去睡，夜里常常被烤醒，褥子都烤变了色，姐姐因为这事为我打抱不平，后来队长看不过去，就在上面搭了一块木板，我还勉强睡觉。姐姐在的学校不是什么好学校，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都不太勤快，尤其是女生，我们一块7个人，每人都爱干净，都爱洗涮，但是都不爱担水，我们担水要到一里地以外地葫芦河去担，要上2个高坡，我们两个大铁桶得有150多斤重，我们水缸很大能装10桶水左右，我看到水缸里没有水就去担，直罗街上的农民经常看到我去担水，他们就这样认识了我。

我们在直罗时，那里的农活每天分早、中、晚三个阶段，早上天不亮就出早工，我一听到钟声马上起来出工，我们另外的女知青很少有人起来，都在睡着（包括姐姐）。早上出工只给2个工分，我不是为了工分，就是为了锻炼，为了能做农民能作的事。而做这些主要需要毅力。陕西的女子不下水田，在插秧季节，我不信邪，执意要下水田，我们直罗女子不下水田的规矩就让我给破了。在到生产队第一年冬天的时候，队里修水利，我们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下挖沟，我当时手指都冻坏了，满手都裂的大口子，队里的女工给工分都是以我为标准。我因为不怕苦和累，被当地称为“铁姑娘”，我觉得我虽然年龄不大但我很坚强，刚到农村别人都想家，并且念念不忘，我从来不表白，我表面从不表示，第一年知青都回家探望父母，队里每人预支10元路费，我们回家光火车票就要20元左右，别人家里都寄钱来，我们家生活困难没人寄，我把队里给我的钱给姐姐让她回家，我没有回去。据说我母亲因为没看到我犯了神经病，哭喊着向姐姐要我。因为全公社就我一人没回家，我被树立了成了典型，春天延安地区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公社推荐我去，当时一个公社只去一个公社书记和一名知青代表，我们富县知青一共去了13人，已往这种会议都是我现在的姐夫，知青队长去，他也非常出色，我去开会时，别人都打听他。在延安我们受到了贵宾式的待遇，每天吃的很好，住在延安难关招待所（据说是招待外宾的）。我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我在寒冷的冬天一个人在冰冷的窑洞里，忍受着寒冷和孤独。在一个深夜，我们的民兵排长小毛和民兵巡逻放哨，他们开玩笑一起吓唬我，学着北京人的腔调让我开门，我浑身哆嗦的像筛糠，吓坏了。第二天队长听说后，把小毛和那位民兵骂了一顿，让当时的妇女队长张凤英给我安排到老乡家去住，张凤英把我安排到她家和她妹妹张改凤一起住，我睡在她家非常暖和的热炕上，把寒冷和孤独都驱走了。但是，全身长满了虱子，也发现了陕西农民的睡觉不穿内裤的习俗（包括十几岁的大姑娘）。姐姐她们从北京回来把我的衣服全扔到外面把虱子冻死，给我洗了无数遍的头发才把虱子杜绝。

我住在直罗山上很高的一个外号叫王臭的农民的窑洞，他们家当时很穷，我记得当时他的老婆刚刚生完小孩，小孩弱极了，我都担心活不了，他老婆脸色煞白，他们非常热情，我住在那里我觉得很安全，我刚开始自己做饭，总是做的多，就叫王臭的孩子来吃，他们爱吃极了，我想他们可能连我这么简单的不太好吃的饭都吃不上。

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被队里推荐到了公社广播站。公社广播站就在直罗街上供销社院里一间约20米的房间里，房间中间放着像立式空调般的放大机器，靠窗户放着一张桌子，放大机后面有一个土炕，我就睡在上面，我们每天广播3次，早上很早就开始广播，我有时起不来，在别的窑洞发电的同事李成文发好电后，用电一下一下的晃我，使我在睡梦中醒来。我广播完剩下就是我的时间，我觉得时间富裕多了，在农忙季节，我有时也去队里帮忙，尤其是在收麦子和插秧季节。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很幸福，我现在的姐夫当时的知青队长也和我差不多同时调到公社电站。（2006.11.01写）

在广播站工作期间，我还被县广播站派到志丹县去培训，我们老师是上海人，对我们北京知青很好，当时去的知青也有几个，还有县里的广播员，甘泉县有一个北京知青非常好学，懂的很多，经常对我进行辅导，我回来后当年（1971年）的冬天还步行来直罗看我。在广播站期间，我们经常去公社其他大队普及广播，安装小喇叭、埋杆拉线，爬山越岭，在农民家吃派饭。在这时我与我的同事李成文比较密切，他很关心我，他父亲是下放干部，家住在我们公社的安家川大队，她母亲人特好，她有5个儿子李成文老大，北京知青来了李成文妈妈总是炒菜做饭热情招待，我和姐夫经常去他们家，而且我们下乡也经常去，李成文的母亲很是操劳，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中国勤劳的母亲。李成文很有才，字写的很好，身体很瘦但是很精神，说着一口的自创的普通话，2000年我重返直罗已经不太认识他了，身体胖了当上了县广播电视局付局长。

在1972年的春节时，我已经在直罗呆了3年，我工作的广播站给我探亲假带工资回家，还报销路费，我还给广播站到北京买一些广播器材，我回到家家里经济还不很好，每月父亲的工资还掉上月借款，剩下已经不多，我带了约3个月工资（我在广播站每月工资37.74元）都在这个探亲假给家里改善伙食了，父母都很高兴，还没有到假期，姐姐从陕西来信让我赶快回去，说公社正在招工农兵大学生，说公社推荐我，我马上从北京赶回直罗，我们公社推荐了十几人，我们一起步行去县里检查身体，县里离我们公社100里路，我们分2天赶到，我的身体没有问题，回到公社后，我还是认为我很有希望，但是北京干部老李和我谈话我心里凉了半截，老李说经过到北京外调我父亲有一般历史问题，具体有什么问题也没告诉我，但是当时工农兵大学生对家庭出身非常严格，我找到公社曹广世书记，想请他帮忙，结果，情况更糟，因为公社根本就不愿我们这些优秀的经过公社培养的知青走，他劝我安心留下，在那儿都有前途，我那时沮丧极了，我看到姐姐学校的平时不爱学习，不是很优秀的人都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工业学院，心中很是不平，我觉得是命运在捉弄我，我那几天魂不守舍，什么也干不下去。去北京上大学的知青刚走，5月25日正是我20岁生日那天，我们几个知青在直罗镇上的小饭馆给我过生日，我收到了父亲病危让我速返京的电报，我与姐姐和准姐夫商量后决定我回北京，我请假特别困难，因为广播站没有人替我，只能从县上调人，但是我必须走，最终他们还是批假了。从直罗走的那天正好有一部车到富县茶坊（当时富县不在大道上过一条河2公里到茶坊有国道）我和一个叫陆愈忠的女知青一起走，她去酒泉航天部去到她哥哥那落户，以前我和陆愈忠不熟，但是那一次同行让我终身难忘。陆愈忠拿了很多行李，其中我记得有2只很大的箱子，我们行动很不方便，陆愈忠很苗条，我们两个真是拿不动她的行李。到了茶坊，正巧到交通局门口，我找到准姐夫认识的人，托他找车到铜川，准备在做火车到西安，没想到我们做的这个车到西安，因为认识交通局的人，我们可以继续搭车一直到西安，我们高兴极了，又省路费又快还不用搬陆愈忠的行李，真是好事！大卡车一出富县天开始下小雨，我们俩也没有雨具，车上没遮没挡，我们淋的湿透了，冻得浑身发抖，陆愈忠的行李也全湿了，一路我们强忍着，坚持了共约10个小时，到达西安时我们两个已经冻得几乎昏过去了，已经下不了车，别人给我们搀下来了，并且帮助把行李拿下来了，我们急于找厕所，一人看行李一人去厕所，到厕所我已经冻得尿不出来，这种情形我很多年都无法忘却，到现在我都50多岁了，这样的情况也很少遇到。因为离车站很近我看着行李，陆愈忠很快从车站叫来2个工人，把行李办理托运，我们很快就一身轻，陆愈忠数着剩下的钱，说到了酒泉用不着钱了，咱们好好吃一顿，我们在西安的一个小饭馆热乎乎的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这时我们才真正暖和过来。我们吃完饭就分手了我去北京，陆愈忠去大西北，从此我再也没见到陆愈忠。过了很多年我向姐姐问起陆愈忠的消息，姐姐说她也回到北京，也在打听我。（2006.11.04写）

                              二

我回到北京，看到了熟悉的家还是老样子，父亲告诉我他病不重，只是咽东西有点困难，我马上带父亲去铁路总医院看病，到了医院医生让父亲在外面等着，只跟我谈话，医生对我说父亲得的是食道癌，已经14厘米，不能动手术，并且告诉我不要让病人知道，我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回家后对谁也没说，父亲到去世都不知自己的病情。从此我陪伴父亲开始了漫长的求医过程。先是在铁路医院，后来转到肿瘤医院，在肿瘤医院医生特别负责任，每次去看病都仔细询问，那个医生负责父亲的全部看病过程，在化疗时，那个医生负责往化疗部位划蓝色的线，并且监控化疗的反映，父亲的白血球持续下降，有一次降到2900，医生说暂时停止化疗，等一段再说。我和父亲去化疗非常艰苦，家住在广安门外，要去日坛路的肿瘤医院去化疗，每次我们从家里出来先步行到工会大楼，大约2公里，然后做大一路公交车到日坛路，在步行往北约2公里到医院。有时验血早上不让吃早饭，父亲本身因为重病已经极度衰弱，又步行很远，走起路来一摇一晃，我那么年轻都走的很累，何况病人？当时父亲只能喝流食，我早上将牛奶热好后，用厚毛巾包好，等父亲刚抽完血，我马上让他喝。父亲已经饿极了。化疗后，父亲终于可以吃稀饭了，病情稍有缓解，父亲非要回老家，我们谁也劝不了，在病后8个月左右父亲回河北老家去了。自从父亲走后，母亲去老家探望过一次，看到老家艰苦和不卫生的条件母亲回来无比的伤心，而我们姐弟3人在父亲去世前均未见到活着的父亲，在父亲患病不到一年的时候，1973年清明节前夕老家派人来报丧，父亲已经永远离开我们，当时我和母亲及弟弟们哭成一团，我尤其记得我最小的弟弟哭得最伤心，他才13岁就失去了父亲。我伤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家在当时没有任何收入，没有一个人工作。母亲与我们商量后决定我和大弟去老家埋葬父亲，我很少去老家，心中充满伤心和恐惧，弟弟好像对老家熟悉一点。我们到老家后，一进爷爷家的院子看到白喜案已经搭起，我们到东厢房看到躺在那里的父亲，又瘦又小但是很安详，爷爷很伤心，当着我的面大哭，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父亲只有54岁，而爷爷已经70多了。（2006.11.05写）

                                  三

YOZOSOFT

直罗老赵

四

我刚回北京时，带父亲去铁路医院看病时，遇到中学同学金建华她听说我父亲得癌症后，告诉我同学杨曼华（现在是我的小姑子）的大哥好像也得了非常严重的病，我在72年5月底时去杨曼华平安里的家，一进院看到气氛不对，进到他们家屋里看到很多的人，杨曼华父亲难过的和我打招呼，我退出房间，看到杨曼华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我蹲在她对面，她告诉我她大哥得白血病去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也认识她大哥杨国良。我感慨万分：人的生命如此脆弱，我觉得生活很艰难，但是比起病魔夺取生命就觉得不难了，毕竟生命是可贵的。我和杨曼华是女十中的同班同学，我1972年回京后，她向我介绍她的哥哥杨国华做我的男朋友，当时我没有想到，虽然我与杨曼华家很熟，但是与他这个哥哥不熟，我倒是喜欢他当老师的职业，而且她哥哥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的样子，只是年龄差距稍大，他比我大5岁，我母亲刚开始不表态，后我反复问过几次，把母亲都问烦了，就是不愿意，同时还对杨曼华的介绍产生了误会，这种误会一直到母亲晚年都未彻底解决。因为我的执着，母亲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和杨国华搞对象一直持续4年，当时杨国华在机场附近的北皋教书，一星期回家一次，我星期天有时不休息，我们见面很不容易，而且见面也不愿意让母亲知道，而母亲对我管的很严，回家晚了就大声呵斥我，我那时心情糟透了。1973年我出事故后，杨国华和他父亲去我家看我，我们的关系才算公开，虽然我们年龄都不小了，但是由于我家困难，经济上还指着我，我在单位也比较积极，所以我不着急结婚，只是杨国华已经快30岁了，他们单位领导去我们单位说情，因为我必须到25岁才能晚婚结婚，因此我们单位就不给开结婚证明。我们一直熬到我25岁生日过了，在1977年7月3日结婚了，当时天气很热，只赶上个星期天，我的司机同事星期天也没有休息，他们去东直门送完货后，全部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开着摩托车来参加我的婚礼，杨国华北皋队里来了很多老师和农民。 （2006.10.07写） 杨国华的弟弟正好在我们结婚前几天从东北回到北京治病，他弟弟和叔叔给忙着张罗，我们的新房在东城区东不压桥胡同67号的一个小四合院的2小间南房，里间是我们住，外间是我公公和小叔子住，白天是公公住，晚上是小叔子住。我们两间房子一共才20米，我们的房间放一张双人床，一个当时用票买的大衣柜，一对木箱子，还有一个小柜橱和一台缝纫机。婚礼的宴席是在院中央摆的，上午客人多，下午基本上是家里人，酒席散了后，我因为公公不吃肉，我怕老人家腻外，就连夜刷碗，好像刷了好长时间，连街坊都看不过去了，直催我们休息。我从娘家走时，我公公当时还在单位作业务，认识很多人，弄了两部很高级的轿车，我的四个女十中的好朋友陪着我，我的两个弟弟一起去了，母亲送到大街上，我在车开走的一霎那，看到母亲孤独的身影，不禁伤心起来，眼泪止不住的流，好朋友们使劲的劝我，这一幕使我永远都不能忘，母亲脾气不好，再加上对我和杨国华处朋友一直不太同意，我们娘俩经常拌嘴不愉快，我有时特别不愿意在家呆着，只想赶快离开家，寻找我的快乐和幸福，可是一旦离开朝夕相处的家，心中很是舍不得。正因为我和母亲这种比其他几个母亲的孩子不一般的亲情，在我以后生完小孩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母亲家吃住。我结婚后，由于单位在宣武区马连道，家在东城区地安门，因此每天上班很远，我在1977年时在汽车场当司机，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下班更没有点，而母亲就住在达官营，离单位只需汽车15分钟。我在娘家被母亲伺候惯了，在婆家生活也很不习惯，有时还深深怀念结婚前的生活。我结婚不久就怀孕了，因为我身体有点问题自己一直对怀孕没有信心，自己怀孕后也不知道，还是母亲看到我呕吐才认定，我不相信，母亲催我到医院检查，果然已经怀孕2个月以上了，我告诉丈夫，他也很高兴，我曾经问过丈夫,如果我生不了小孩怎么办？丈夫说“没关系，我只要有你就行！”现在丈夫还总是提起这件事。我怀孕后就住在母亲家，我们怀孕还要开车送货，要到怀孕6个月以上才安排别的工作，那时我痛苦极了，怀孕的反映有时一口东西都吃不下，都要到医院打一大管葡萄糖液，摩托车发动时要用力的踹车，我后来就住在娘家，一来离家近，二来母亲可以照顾我，丈夫一到星期天就去看我，直到生小孩那天都是。母亲和2个弟弟跑前跑后，那天是星期六，夜里12点我开始阵痛，母亲赶快起来，把弟弟门也叫起来，当时没有公共汽车，我们步行走，刚出胡同口，碰到我们单位两个司机，马上让我们用他们的自行车驮着我，其实母亲忙胡涂了，家了也有自行车，就是没想到，走到广安门路口，碰到一步很大的洒水车，母亲正好认识开车的司机，他们就把我和母亲扶上车，弟弟们跟着车跑。当时去的医院是位于牛街对面的宣武医院，离家大约3公里。我到了医院就进入产科，家属不许进，从那一刻到第二天中午我始终未见到家里人，事后我听说母亲那一夜跑了2、3趟医院，一会送卫生纸和红糖，一会送鸡蛋，一直是走着，天亮的时候，我小弟弟去地安门通知杨国华，杨国华直接到医院，我是生完后才知道这一切。 （2006.11.08）

                                 五

     我生完小孩56天就上班了，因为在喂奶期暂时未开车，小孩由母亲看着，我中午回家给喂奶，我母亲非常爱这个外孙，当时我的2个弟弟都没结婚，尤其大弟弟经常倒班他经常帮助看着孩子，孩子出生后很乖，不爱哭，吃的很少，身体很瘦弱，过了一岁半我因为当司机老是不定点回家，而且因为工作较累，装卸时碰撞老得乳腺炎，得了乳腺炎后就发高烧，头疼骨憷，就毅然的给孩子断奶了。我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做摩托车教练，一共教了7个徒弟，5个男生2个女生，冬天天气很冷，我坐在外面的后货舱里手把手的教徒弟，刚开始在卢沟桥下练习，我在大风口里看着，等到会一点了，就去郊区练，在熟悉一些后就在城区练，我一点也不敢马虎和松懈，徒弟们都很尊重我，学的很快，考试时我的及格率很高，那些徒弟到现在过年还来看望我。教练几期后，我又回到车队，正好赶上增驾大车，本来单位不想女的增驾，我找到场长，要求增驾，场长因为对我印象很好就破格批准了，我学习大车用130汽车，教练姓翟，以前我们一起在摩托车队，我认真努力，每次考试都一下通过。增驾后，我感到运输任务更重了，这可能也是场里坚持不要女司机的原因，我刚到大车队，新司机活很不好，为了让你们练，一天要行使200多公里，我回到家累的太阳穴都疼，要不然就去拉渣土，一天10趟（每趟9公里）还老是没地方卸车，我中午都没吃饭时间，经常不吃饭，有时装卸工饿极了，我陪着他们一起吃一碗面条，还要找不排队的饭馆，吃的速度极快。这时我的女儿才3岁，我每天回家都很晚，母亲抱着女儿，看着后窗的太阳，安慰女儿盼望我的心，有一次我的车坏在路上，又是我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车停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打电话得走了有几公里，等到单位来接我，天已经很黑很晚了，我因为惦记女儿，又在偏僻的地方等的时间太长，当我见到单位救援的同事，正好有一个跟我不错的女同胞，我抱着她大哭起来。

                                六

在孩子6岁以前我基本都住在母亲这，一星期回一次地安门的家。回家后孩子的爷爷也很喜欢我的小孩，但是由于我公公再给小叔看小孩，也顾不上关心我们的孩子。我丈夫的弟弟从东北兵团回到北京，他已经在东北和东北的知青结婚，并且生了了小孩带回北京由只身一人回京的小叔子抚养，他的小孩比我们小孩大将近2岁。带到北京时已经2岁半，个子小身体极弱。我公公全心全意的非常耐心的看管这个母亲不在身边的孩子，刚从东北回来时，我公公看到孩子穿的棉袄很旧，眼睛湿润了，马上到百货大楼给孙女买了一件新棉袄。在看小叔子孩子以后的日子里，我公公真是很尽心，由于公公以前做过裁缝，孙女的衣服都是爷爷做的，有时做的小花裙子还包着花边，我公公给我女儿做不了，就送我很多布，让我妈妈给做。当时我们住在地安门时，晚上小叔子带孩子住在外屋，早上等孩子爷爷上夜班回来他再去上班，他们的小孩小时候非常爱哭，一分一秒都离不开他的爸爸和爷爷中的某一个人，别人谁也不跟，我们小孩比较随和，到那里都行，跟谁都行，有一次我临时有事让公公看一下小孩，她当时很小，在里屋睡觉，睡醒以后大声的叫爷爷，也不哭，也能辨别这不是在经常住的姥姥家，也知道妈妈不在叫爷爷，我公公特别高兴，逢人就讲这件事来说明我女儿聪明懂事。我们在地安门住时，极不方便，房间小，吃饭也很不丰富，我因为母亲家困难，很少给公公家交伙食费，虽然我不长住，但是公公家由于小叔子和孩子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我们生活很艰苦。我带着孩子回家，星期一上班时特别紧张，做42路公共汽车到母亲家放下孩子马上骑车去上班。有时车很挤 ，好几辆都上不去，天气不好我就不回家星期天也住在母亲家，母亲特愿意我不回地安门的家。在孩子3岁时，小叔子单位分了一间房子，很远，在安定门外小关，我公公意思是让我们搬走，因为他给小叔子看孩子只能跟他们住在一起，当时小叔子的小孩得了肝炎，我们有时都单做饭吃，同时我也很向往自由，就同意搬家，公公给我们安装窗帘，叔叔给我们搬煤，我们搬到小关以后，我上班太远，要倒4次公交车，我们原来的汽车二场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我每天都做5点的头班车，那也经常迟到。在小关我们住了大约4年，但实际住的时间没有4年，我在搬到小关时正是单位推荐我上大学，我经过成人高考考上了脱产三年得电大。我经常住在学校，孩子也由于母亲病了送到了教育局幼儿园整托，我丈夫一个人经常住在小关，我没课时就回小关但是很少。

直罗老赵

        七

我在汽车二场时由于工作比较努力，场长知道我家特远还在工作中能克服困难，同时还在单位的学习文化补习时非常刻苦，在公司办场长、经理学习企业管理的电大就把我做为培养对象推荐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有一天我记得是星期一，我正在我开的车的驾驶室里等着出车，书记通知我交车去公司学习，也没说学习什么，我们一行5人开着摩托车，穿着破大衣，到了海淀我们公司的一处学习的地方，一进教室，老师正在讲古文《扁鹊见蔡桓公》，我从没学过，也听不懂，下课后，班主任把这次学习的目的讲了，我只记得是学习考试，回家后我学给比较有文化的丈夫听，他指导我说这可是个机会，你上了学对你自己有发展，我自己心里对文化课没底，我基础差怕考不上。丈夫鼓励我，并且表示帮助我。（2006.11.09写）。我们在考前的复习十分艰苦，先集中辅导大约60天，在原来新街口电影院旁边的一间教室里，请的都是名师，在大幅度的往我们头脑中猛灌，每天8节课，晚上还有特定辅导，离考试还有十几天时，让回家复习，我就到小关的家，那里安静，我制定了非常严密的学习计划，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白天一人在家学习我会的，晚上等丈夫回来向他请教学习上那些不懂的问题。小关环境很荒凉，除了安静以外，没有任何优点，卫生不好，夏天蚊蝇很多，路上没有路灯，我们刚搬去时路边还有农民的猪圈。晚上去外面上厕所很远、很黑，有一次我去厕所一下掉进了建筑队的白灰池子，因为远远的都是漆黑一片，我自己爬上来大声喊救命，一个路过的男人把我拉上来，回到家中，我忍不住大哭，毛衣也被白灰烧坏了，蓝颜色上烧的一块块的白斑，事隔多年，我想起这是总是一阵阵后怕，有时和丈夫谈起此事，我说我去厕所不回来，你也不说看看，我要是没人救淹死怎么办？我和女儿说起这事，她也觉得后怕。

我由于有强大的动力和经过刻苦的努力，终于已超出6分通过了1983年的成人高考，学习经济类的企业管理专业。我离开单位脱产上学，当时我工作的宣武汽车二场的同事们都很羡慕和佩服我，我是一个连初中没有真正毕业的人，居然考上了大学，当时书记和场长都对我祝贺，并且都称赞说他们推荐的是对的，他们的眼光没有错，我们单位去了5人，只考上了我一人，我当时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心情特别激动，在等通知的时候单位给我临时安排在安全科，呆了大约2个月，这两个月为我十年后到达新的合资企业奠定了工作基础。我上电大时已经31岁，当时脑子很好使，背一些文章和考试题很快，但是当时我的文化基础很差，只是班里都和我差不多罢了，电大的老师的领导知道这批学生很多都是单位的领导，文化底子薄，特意从北京请来高级教师来给我们从初中文化课补起，我初中的课还能跟上，高中的课，尤其是高中数学跟不上，刚开始每次教学班小考我总是不及格，我那时痛苦极了，我住在学校每天都努力的学习，弟弟正在上大学，听说我上电大，马上给我邮寄很多大学课本和辅导材料，我每天都演算弟弟书上的高等数学题，作完后对后面的答案，不对在看例题然后再重做，终于在第一年的其中考试我高等数学考了90分，经常批评我的老师这时也表扬了我，此后我信心大增，学习起来更加顺手，我用比别人更多的时间，第一、二年住在学校基本不回家，门门都通过电大的全国统考，回到单位因为分数考的好，领导给我全年最高奖金。那时我也管不了孩子，每到星期一送都是丈夫送，孩子不愿意去幼儿园，到了幼儿园常常拽着她爸爸的衣服让他“再待一分钟”。我弟弟也不放心我的孩子，他骑车从广安门到东直门新源里，趴在窗户上看到外甥女很好就安心离去，也不敢打扰孩子。  （2006.11.10写）

                               八

杨静就是在我母亲家被她的亲人们呵护长大，有一次孩子感冒，白天我工作忙，她姥姥带她到门口的小医院看病，医生没认真看，给了点药就打发回来了，晚上，我和母亲正在床上看电视，突然杨静一口气没上来昏厥过去，我和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母亲一连气的叫着孩子的名字，声音好恐怖，我大弟弟在旁边的房间，急忙光着脚跑过来，对着孩子的嘴大口的吸，随着孩子嘴里粘液的吸出，僵硬的身躯顿时软下来了，我看到孩子在发烧，母亲说得马上去医院，弟弟和我一起去宣武医院，当时是半夜，弟弟骑车带着我，我抱着孩子，到了医院医生说是高热惊厥，观察了几个小时病情减轻，弟弟一直陪着，杨国华因为我们住母亲家，他住在小关，因为太远，我和孩子经常不回小关。我女儿现在一见到我大弟弟就说：大舅是我的救命恩人。后来女儿反复得肺炎现在气管也不好，我常常内疚觉得和那次惊厥（老人说是抽风）又很大的关系。那时我就是在单位最努力的时候。

我母亲在我女儿出生时大约53岁，和我现在差不多，身体很好很爱干活，我基本上没洗过多少衣服和女儿的尿布，都是母亲一边看外孙一边洗，还给我们买菜做饭，当时虽然生活还不太富裕，但是母亲那时是比较愉快的。从我记事起，对母亲的担忧胜似一切，小时候母亲脾气不好，经常和父亲吵架，原因基本上是因为老家的事，父亲过一段时间就回老家看望爷爷，当时家境困难，父亲一人工资50多元要养活我们一家6口，还要抚养老家的爷爷，发工资时，父亲要把一部分给爷爷，有时还要把倒到面缸里的面崴出来带到老家，母亲在这时就与父亲吵架，每逢他们吵架我特别害怕，母亲也不做饭，我空着肚子去上学。1966年我上中学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住在西城德宝胡同新兴西巷时，母亲与邻居发生摩擦，母亲大声的声嘶力竭的和人家打架，结果被对方的儿子找了一帮人来抄我们家，我们家只有一只木箱子，被翻的东西满地都是，我放学以后家里乱极了，母亲神经已经错乱，在高喊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2个弟弟也非常害怕，当时我同学叫我去参加《红卫兵》，因为我是工人出身能参加，我非常痛苦的说，我不能上学母亲病了我得看着，姐姐在大串联时去了南方，我与父亲轮流看着母亲，弟弟很小，一个9岁，一个6岁，都需要我照顾，母亲一会清醒一会胡涂，经常一夜一夜不睡觉，在这时苦和累我到不觉得怎么，只是让我最伤心和痛苦的是，由于抄家把母亲以前的事和母亲留的以前的东西抄出来，使母亲在神经分裂症最严重的时候只对我一个人悄悄地说出了藏在她心中十几年的秘密，那就是我和姐姐都不是亲生父亲！我不相信，认为母亲说疯话，母亲拿出当初由于亲生父亲与毒品的关系被关进监狱，母亲与他离婚的法院判决书给我看，这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我得知这消息后，又把这个秘密永久的埋藏在心里，我不愿意让父亲和弟弟知道我知道的消息，这消息一直到现在，我跟谁也没提起，包括恢复后的母亲再也不说此事，这可能也是我坚持要和姐姐一起到陕北插队的原因。但是父亲对我和姐姐一直很好，我若不是有文件证明，我是不相信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当我为了父亲得了癌症后，从陕西回来伺候父亲时，我是全心全意的，看到父亲日渐衰弱的身体和做放疗后的痛苦，我心疼极了，我从不惹他生气，我对母亲都做不到这一点。（2006.11.11写）

在女儿2岁以前我基本上住在娘家，小弟弟在山西上大学，我和大弟弟一面负责母亲一家和女儿的生活，负担小弟弟的大学生活费和学费，大弟第还要每月给老家的祖父寄生活费，我每月将我所有的工资、奖金及出车费等都交给母亲，那时我觉得母亲总嫌少，母亲除了日常生活，还要想着弟弟们的婚事，我的弟弟们都非常懂事，大弟弟在单位做充电工，属于有毒作业，每天补助一个甲等炒菜，弟弟总是买回大家吃，或将菜票留着，等需要时在买给大家吃，他每天三班倒上完夜班后，还帮助母亲照看我的女儿，小弟弟上大学，因为没有父亲，母亲也没正式工作，在他们班是特困户，学校不但减免学费还给较高的奖学金，我小弟弟非常聪明，我在他考大学时，常常鼓励他，每次都是我去给他开家长会，老师很喜欢他，刚开始他学习还不是特好，后来被分配到高考班后，一跃到了班里前几名，高考后弟弟的分数高于重点大学分数线，结果因为他天生色盲，报考的学校都因此没有录取，因为分数较高，分配到了山西矿业学院，在山西太原市，弟弟很绝望，不想去上学，但是家里的情况使他冷静下来，我们为他准备了简单的行李，大姐的婆婆送了行李箱，我丈夫把他获得的北京市优秀辅导员奖的包送给了弟弟。我千叮万瞩的告诉弟弟出门在外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要节约用钱，因为只有他的哥哥每月不到40元的工资，生活考验者我们，弟弟当时回北京路费只有6元，但是我们都供不起，弟弟有时放假都不回家。他在学校学习很好，可能还是学生会的，他非常喜欢运动喜欢踢足球。弟弟毕业回来被分配到房山矿山机诫厂，那时我们家情况好多了，弟弟回来时我已经在电大学习了。（2006.11.12写）

                               九

在1984年我上学的第二年，小叔子帮助我们将小关的房子换到离我单位很近，当然这也是我努力的结果，因为换房时经过我的努力，将原来对方准备换的12米的房子，经过我反复商量换到了地点和面积都比较理想的房子，在广安门附近，离母亲家很近，在房子没腾出来时，我经常推着自行车带着女儿一起看望，终于一天那房子没有灯光了，证明那户人搬走了，我马上通知与我换房的那家人，他们将钥匙我记得送到很远的地方让我们自己去取，我欣喜若狂，和丈夫马上就去了，我母亲和弟弟都为我高兴，我觉得这房子换的太及时了，因为我在这之前的半年，已经和丈夫、孩子全都住在母亲很窄小的房子里，弟弟住在自己盖的土房里，而且大弟弟也面临结婚，现在终于解决了。我弟弟帮助我把房子简单的收拾一下，我们都没和对方办手续就住进去了，过了好长时间才办手续。我们在小关只有一间房子，只有女儿单分床，到了广安门白菜湾有一间半房，女儿和我们分开住，我们睡在里屋，女儿睡在外屋，房子是简易楼的南北向2楼，东暖夏凉，虽然卫生设施和做饭不太方便，但是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我们三个都很高兴，我丈夫也不太远，我更近了，和母亲家离得也很近，我在上电大第三年时，我们基本上不去学校，在家看电视学习，写论文，我经常在家给家人做饭，从那时起我们三人都长肉了，我们感到了团聚的快乐。

在我们从母亲家搬走后，大弟弟结婚了，刚开始母亲和他们过得很好，母亲那时神采奕奕的（有照片为证），后来与我大弟妹发生冲突，我又不在母亲家住，怎么劝都不管用，母亲的神经病发作了，我心里难过极了，有一天傍晚，母亲突然到我们家，手里拿着一个肉肠，大口的乱啃，一面诡秘的对我说，你大弟弟被人打了，我凭着经验觉得母亲犯病了，心里很痛苦，我带母亲去医院看了后，母亲比较配合治疗，估计是有碍儿子的面子，提起母亲的精神分裂症，这么多年来折磨着母亲也折磨着我（父亲活着也折磨父亲）

直罗老赵

   十

我在电大毕业回来，因为在临毕业时我入了党，回来后被安排到场办公室主任工作，主要负责场办公会和行政事物，管理生活用车，当时我由于从本厂走的，人际关系较熟，工作起来很顺手，和我一起的两个女干部都很能干，场长也是个和我岁数相当的东北知青，单位都叫我“大郭子”；我们党办主任叫杨秀荣大家都叫她“大杨子”；人事科长叫王文萍大家都叫她“大萍”当时公司别的单位都知道我们厂有三大的女出色的中层干部。我们场长当时在工作中对下面要求很高，他的工作激情也很高，在他身边工作总觉得有压力，我是一天到晚在他身边的人，总是不断的有新的点子。冬天我们单位遇到拉大白菜的政治任务，总是让司机完成一天的运输任务后再去很远的农村去拉大白菜，并且让我们所有的干部到食堂帮厨，给这些加班司机做饭，免费供应，我就是主要负责这件事，我负责组织干部给司机包饺子、馄饨和分配啤酒（因怕喝酒闹事我必须每人分配2瓶），有一次，场长还别出心裁的给这么大量的司机吃涮羊肉，把我快折腾死了，我还负责分配每天用的饭票，将每天用的饭票与前一天的分开，这些工作经常干到夜里2点，然后我骑车回家，第二天还正常上班。单位遇到节假日，给职工买东西，分配的任务就落在我头上，有一次分冻鱼，每人2大条，我们将大盘的冻鱼摔了，还要均衡分配，冻得我们手都紫了，分鸡蛋每人5斤，好像不觉得怎么样，600多人一份一份的秤累的我们腰酸腿疼。我感到压力也很大，我还担任了党的工作，每天事情很多也很繁琐。当时我在单位女干部里奖金最高，但是和社会上比，我们还是很低，我记得当时工资只有不到200元，奖金只有50元（我还算多的）。我工作起来很卖力，自己不仅要干好，还要求别人比较严格，性情也直爽，号召力也强，并且一般都是以身作则，有一年冬天，我们单位给食堂运了一车白菜，场长让我组织干部帮助食堂搬运，当时我不舒服，我也什么没说到各科室叫大家出来搬白菜，男同志上房上码放，女同志在下面传递，我干着干着突然眼前一黑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我给大家吓了一跳，醒来时候我已经躺在女更衣室地大椅子上了，食堂的李师傅给我一碗糖水，我慢慢的恢复过来。我在单位里还兼任党的部门书记和党风监督员等社会职务，并且也算是场长的秘书，单位有的人说我是场长的“一秘”，我经常给单位写一些重要的文件，根据场务会的记录整理成场里的各项规章制度。在上级公司举办的党的建设论文比赛中还获得很好的成绩，并且被推荐到交通局参赛。                 

                                     十一

在1990年我们广安门的房子因为建广安门立交桥需要搬迁，我们全家选择了角门的房子，因为离城里相对近些，房子也比简易楼大些，但是我们也算是住上楼房了，冬天暖气烧的热极了，只有夏天下午因为房子有一面朝西很热。母亲冬天也经常在我们那居住，我们三人上班上学都比过去远了，女儿因为是重点中学不能转学，我们就给她买了山地车，她骑的飞快，每天用30分钟到校，我就远多了，原来我用一刻钟路程，现在得需要将近一小时。我弟弟知道我上班远，1992年有一次他去展览馆招聘会给他爱人找工作，看到有个工作特适合我，就与对方接洽，对方对我的情况很感兴趣，弟弟回家给我通讯地址，我因为在单位忙，放到一边给忘了，亏的对方单位又找到我，说让我马上来面试，我紧张极了，马上汽车到沙子口，原来聘我的单位是百事可乐，是一个合资企业在原来的北冰洋食品公司院内，我原来开车时往这个单位送过包装物。我到了以后，在走廊上等着面试，旁边还有一位男同志也等着面试，那人比我年轻，我已经40岁了。当时百事可乐的总经理杭春凌接见了我，问了一些问题我都一一回答，我就回去继续上班，只过了一天，百事可乐的人事部朱主任就与我联系要到我们单位看我的档案，我从朋友那找了个车，将朱主任接来，到单位看了档案，对我非常满意，我现在面临的是怕单位不放，于是我就到场长家里去仔细的说明自己要走的决心，我丈夫看我决心很大也跟我一同前往，终于在我面试的第四天我调到了百事可乐。当时我对合资企业盲目的追崇，认为合资企业高不可攀，自己不知是否能胜任，有些胆怯，刚去时我看到别人忙忙碌碌自己在一边没人理，后来我发现这个单位很排外，对新来的都非常冷谈，我现在就记住3个人，他们主动和我打招呼，有当时的徒步推销员（只有一人）现在已经当经理的刘苏生，有刚进入公司的司机王同事，还有临时借调到我们办公室的女同胞小袁(已经当经理)，后来我和他们说起很有感触。此后，我经手招来很多新人，我主动的关心他们，调过没几天我的领导调离了百事可乐，我马上接替了所有与车有关的工作。当时百事可乐刚在北京成立三年，公司共有95名员工，有送货车24部，全部为五十铃日本车，而且都是大吨位车，在北京的街道上远远看去一眼就能看到百事的车，我们在92年时，北京市各个街道都能通行，公司的司机基本上都是外聘的年轻司机，开车很快，也老出事故，我不仅负责安全，还负责修车，报保险公司跑手续，还要调度车辆管理司机，百事可乐没有任何管理制度，都是我亲手制定，司机里有一些老北冰洋的人，牛气不好管理，我刚到时，油票都在私人手里，想加多少就加多少，没有油耗考核，我把在宣武二场的经验借鉴过来，首先从管理送货车用油开始，对每个车统计初始公里，然后根据每百公里油耗开始考核，因为以前从未有人这样做过，作起来难度很大，很多老司机不听话，不报初始公里，我就凳上高高的车一辆一辆的查，只要有了初始公里，以后就好管理了。我当时的领导叫孙铁华他人很好，水平也很高，经常指导我，帮助我，遇到司机不服从管理，他就在底下做工作，但是我脾气急躁，工作热情高，经常碰到钉子，在我有情绪时他不断的鼓励我，在刚到百事可乐时，我工作很出成效，公司有2部5吨车，一直验不下来停在院内有1年多了，我去后，总经理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我，我找到原来单位的技术科我的师傅，求他们帮忙，找到验车场，我带着2个司机，在验车场排着大队，原单位的人帮助找到熟人后我们帮助一一测量很快办好，等办完已经中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饭，下午回到单位时，受到总经理的夸奖，人事部召我来的朱主任也直夸我，我开车的驾龄从1973年到1992年已经快20年了，当时在百事我的驾龄算是最高的，我在宣武二场开的车基本都是国产车，在百事当我试开一部最大的五十铃车时，觉得进口车真是好开极了，虽然车大但是由于带助力性能好，开起来很轻快，可是别人看起来，认为我什么车都能开，特棒！到现在百事可乐的同仁们因为这些都很尊重和羡慕我。我工作十分辛苦，早上骑车到单位后基本没有闲工夫，只要发生事故或有车坏了，我必须到现场，有一次我们有一部车在京津塘高速路27公里处出事故，我要到现场，总经理不放心派他的司机开车送我，车已经撞的不成样子，事故处理完后，开车司机已经吓得不能继续开车，当时清障车价格很高，保险公司不予支付，我就自己来开事故车，车的前脸已经面目全非，前面视线已经遮挡的几乎看不到路，我仗着自己娴熟的驾驶技术，把车开到修理厂，总经理的司机一路跟着，都涅一把汗，这个老司机都对我很佩服。我刚到百事可乐时，因为司机兼任业务，司机很牛气，他们只干自己跑业务的活，没事也不愿意干公司派的任务，我们的产品必须往公司西区移库，我手下的专职司机很少，有时着急了我就带着司机晚上加班移库，我亲自驾着7.5吨的五十铃车往返在沙子口至海淀四道口，在1994年“五一”节，我们天津的客户急需要货，快过节了大家都不愿意去，我亲自驾车带队共10个车，从晚上8点出发，夜行几个小时到达天津，卸完车后又安全往返回京，到北京已经天亮，回来的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大家都过节了。

直罗老赵

在到百事三年的时候，大约1995年，我们由合作公司改成合资公司，工作要求分工较细，而且工作特别繁忙，事情很多我忙不过来，单位招了一个专门管安全的车管，我基本上做调度工作，公司经过改革，把司机全部改为专职司机，并且从社会上招聘了专职司机，这些司机都由我来管理，每天给他们派任务，路单是我设计的，每天司机凭我派的路单任务送货，奖金方案也是我初步定下的，这些方案一直用到我退休前的大幅度改革时期。

1996年初，我被提升为调度主任，其实我在百事众所周知我干的工作比主任的都多和重要，外单位很多人都知道百事有一个非常能干的车管，车队没有我不管的事，同时也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我在百事没有认识我的领导，（所谓没有后台），所以尽管我身边的主任什么也干不好，照样当着，而我一直在主任岗位上当着一名小兵。我敢说敢干，不怕得罪领导和有势利的人，为此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一件事让我永远难忘，在我刚到百事不久，对车队开始严格管理，每天收汽车钥匙，司机填写每日行驶公里，加油也要填写行驶里程，当时有一个司机X就是不填，我让他去车上看里程表，他就是不去，我说，让你们填写是一是为了控制油耗，二是为了加强管理，三是杜塞漏洞，X听罢大怒，拍着桌子和我大喊，我也很生气，叫他交钥匙，停车检查，他马上把钥匙扔到桌上扬长而去。过了一会，有人叫我说，公司董事长老袁叫你到他办公室，当时我还从未去过董事长办公室，在北冰洋公司的大楼里面，同时还叫了百事总经理和销售部孙铁华经理一同去，孙铁华一路埋怨我，说我不应该收司机的钥匙，我们一行人到了办公室，董事长背着身子站在办公桌前，公司负责安全通行证的老J在沙发上坐着，我们刚坐下，董事长猛转过身来问：是谁这么大胆，敢收司机钥匙？我站起来说，是我。董事长大骂：你浑蛋！谁给你的权利！谁让你这么做的？我一片茫然，我努力的没让眼泪掉下来，董事长后来的话我已听不下去，都是呵斥的话语，过一会，他说让你们走吧，以后在处理。他们走了，我站着没动，董事长严厉的问：你为什么不走？我说，我必须说清楚再走，我不知道我今天有什么错误？司机不听调度命令，不服从管理，难道不应该处罚？如果说我的处罚过于严厉我可以改正，但是说今天都是我的错我不承认！我一个女同志在管理百事车队很不容易，即要管安全又要管调度，还要管司机，如果都像X那样不服从管理我怎么干好？我把我对司机讲的三点意见也对董事长说了，董事长没有说话，慢慢的转过身说，你先走吧。我回到办公室忍不住大哭起来，后来我听到传闻说我让董事长骂了一顿，我干不长了，我不怕，因为我在董事长面前给自己挣回了脸面和尊严。正因为如此，使董事长明白了我是一个称职的管理人员。在当年的莫斯科餐厅的春节团拜会上，董事长亲自给我敬酒，并且对我诚挚的道歉。

我在百事一直干着车队的全盘管理工作，但是由于我到百事无依无靠，招聘时的车管一直未得到提拔，干的是主任工作，拿的时车管的工资，当时主任工资1080元，而我只拿600元左右。领导老是在表扬你赞赏你，每月给我加奖金，就是没有人提拔你。中方的领导就是保守，按资排辈。等到1996年6月，我的上级领导是段经理，她非常能干也有人格魅力，她负责全公司的销售，还兼管我们车队，她发现我的能力后，就让我大刀阔斧的干，对车队她完全放手让我干，有困难她帮助我们解决，那一段时间是我心情最舒畅和放松的时刻，工作虽然累但是心情很好，她亲自写报告让总经理提拔我为调度主任，工资也长到1080元。我和段姐以前不太熟，她是老北冰洋的人，后来在段姐丈夫发生车祸后，我去和单位的老J一块处理，处理结果段姐非常满意，同时也了解了我，我们成了工作中的挚交。那时我工作非常努力，车队我上面也有新经理，其实担任新经理是我原来手下的一名司机，因为老北冰洋的关系，北京有路子，但是对管理不太懂，可是还是比较尊重我，什么事情都和我商量，我的工作很少受批评和指责，我手下也有了内勤，我也不用在算奖金和装卸工工资了，这是我们车队已经迁到大兴，我们在一个大房子里集体办公，中午吃饭也很好，晚上还有班车，这一阶段我生活的很平静和舒畅。

1997年百事换了年轻的总经理刘昆，当时才26岁，对百事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用他在长春用的方法，和原百事特别不同，对销售抓的特紧，他对我很好，认为我是个能干的人，我提出的看法和建议他经常采纳，有重大活动都让我参加，虽然我不是车队的顶头领导，但是他不喜欢G，因为老G对刘昆的做法总是不同意，刘昆为了推行他的激进的销售政策，用了个绝招，又不得罪老G，又实现了他的思想，于是就把我留在北冰洋院内，给我留了6部大车和所有的小车，我负责市内所有的销售送货，我一个人主要是调度，但是没有内勤，我还兼任除车队内勤以外的销售部的内勤主任工作，我每天早上8点以前上班，白天，负责销售部定单的处理和转送，接销售电话，有一个内勤Y负责开定单，我每天晚上5点半以后开始派活，一直派到夜里12点，当时正是夏天旺季司机也很忙，晚上司机加班的回来经常看到我在安排他们第二天的任务。我每天工作14－15个小时，还要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司机很累，他们由的不理解我，认为我给他们安排的活重，有的司机还经常寻隙闹事，大多数司机很好，尤其有的司机跟我感情很好，但是我安排他们的任务更重，现在想起来我知心的一些老司机从我这没得到什么好处，特别支持我和信任我。在这时期我经常参加销售的各种会议，连百事国际总裁到北京的宴会刘昆都让我参加，当时参加会议的都是公司级别的经理，有时工作虽然很累，但是看到老总和同事们的信任我就毫无怨言了。

我那时不太顾家，也不管孩子，只是星期天给他们做饭，杨静在准备考高中时我利用星期天带着孩子去中央美院去学习画画，每周8小时，在王府井金鱼胡同，我早上带着孩子，把她送到学校后，我去逛街，当时也没什么买的，我主要逛新华书店，坐在那里看书，到了中午我和女儿一起在小饭馆吃饭后，在送她回到美院，我坐在美院院子里的台阶上迷糊着睡觉一直到下午5点左右。为了省钱，我听说天津的画画材料价格便宜，铅笔、纸和橡皮都比北京便宜很多，就想去给孩子买，我当时想周日去，没想到工作太忙去不了，于是我就上着班，早上安排好活后，让销售经理帮我盯着，大约上午10点左右骑车到北京南站，做到达天津火车的慢车到下午到天津后，打听到天津美院后买了很多2B的铅笔、橡皮和颜料，还买了一大卷非常大的4开的素描纸，我扛着纸手提着两个很重的包，马上到天津火车站，上了火车后，我已经汗流浃背。到北京已经天黑，老公到火车站接我，感叹我怎能把这么多东西拿回来，真了不起。我至今还对这件事忘不了，可能是当时太累了吧！

1998年年初，我们百事刘昆总经理换成黄磷魁，车队来了新经理LQ替代了正在家工伤养病的G经理，内勤也换了小Z ,安全也有了小J为安全主任，我专门负责调度，但是调度由于销量大幅度提高任务量大，安排任务常常要好几个小时，我经常夜里2点左右上班，一直安排到第二天早上，司机出车后我还要盯着每个司机的运作过程以保证任务的完成，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当时我们已经从大兴搬到市内的一个大库房，在丽泽桥附近，我每天开一部小五十铃小货车上下班，没有车已经无法上班。因为我工作时间太长，白天没有人替我，上面就想在加一个调度，结果又召来一个老北冰洋的老M配合我，（后来我听说想替代我），我手把手地交，结果还是不能上任，有一次经理让我放手让M自己安排试试，我不放心早上5点去了，一看一屋人都在帮助他，而且还没有安排玩，我快手快脚地给干完，给所有人一个惊奇，以后在没有人能够对我不尊重。过了不到3个月，M干不下去了，上面将他换了下去。当时销售部的很多人都说，目前车队离不开我，很多业务员都以认识我为自豪。我全心全意地为销售服务，每天的送货任务安排的合理，司机和业务都对我非常好，别的部门也是对我很好，我是墙内开花墙外红，当时我还担任车队党小组工作，“七一”时选优秀党员时，党组织和党小组一致选我，在财务科财务总监当着财务科全体人员说，车队郭主任人很能干，手一份嘴一份，什么工作都干得很好，我们要支持他和尊重他。

我在百事十几年的经历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人要处理和协调好同事间的关系，但是我是个直爽的人，爱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爱坚持自己的主张和意见，所以就容易得罪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小人，在我在百事的最后几年深受其害。我在车队一直是工作独揽，很累。我自己总是把主要的工作干好，不会和不懂的我会非常努力的学习，但是对我的下属，有时要求和我一样，别人有情绪也不照顾，培养了几个接班人都不理想，主要是不顾别人的感受，想让他们和我一样努力，别人做不到的自己就做，所有很累，别人认为就你一人能干你就干吧，累死活该。还让一些小人在旁边准备挑你的错，然后在领导那里大告你的状，使自己受累不得好，身心也受到了伤害。在2000年我在检查身体时已经患有血压高和头晕的毛病，这些病伴随着我一直到现在，每天超时间工作和强大的工作压力使我心力交瘁，经常头晕眼花天旋地转，急救过多次，也种下了癌症的祸根。※

屹梁梁

电大毕业，入党，作基层领导，高血压，以致种下大病祸根，这一切都是咱们这代人奋斗的结果，有人把咱们这种经历所获得的后果叫“奋斗病”。咱们不要轻视自己努力的力量，坚持去做就行了，度过困难，就有了度过困难的智慧；面对困难，就有了面对困难的勇气。

既然老赵说的这位姐们用心去做了您认为该做的每一件事情；既然知道最终的结束是那样，那就开开心心的、欢声雀跃的，朝着那样一个归宿去吧，没啥了不起的！等待下文。

圆木易

人生无佘。

党项人

拜读佳作！一部中国人的奋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