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纵横谈（六） 吕秋梦/文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政治运动。仔细分析，这两次运动对青年学生的要求和所要达到的阶段性目的完全不同，不可一概而论。红卫兵和知青是同一代人。知青经过农村的磨练，和当年的红卫兵在思想品质和行为方式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可混为一谈。只注重关联，看不到区别，也是知青问题老是“打乱仗”的原因之一。
红卫兵运动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背景比较复杂，有政治的原因，也有经济和战备的原因。我只想从“乱”和“治”的视角，谈谈这二者的区别，希望厘清在某些概念上的模糊。水平有限，不是论证，只是有感而发。
毛主席信奉“不破不立”的政治哲学，他在晚年，错误的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大乱”达到“大治”，证明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和可行的。
青年学生的幼稚、盲从、和革命热情被利用，充当了执行极左路线的急先锋。红卫兵运动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瘫痪了党政机关，搅乱了社会秩序，制造了“乱局”。
红卫兵运动制造“乱局”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国民经济的滑坡和国际关系的恶化。“乱局”很快变成了“危局”。为了稳定局势，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打砸抢”的乱象并没有被有效的制止。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多如牛毛，观点各异，造反的惯性使他们成了社会稳定的障碍。这些无事可做，无学可上、而又精力充沛的青年学生，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包袱，和伟大领袖的战略部属也发生了冲突。过去给红卫兵小将戴了许多高帽，现在又不好改嘴，真是打不得，骂不得，只能把他们分散互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应运而生。
知青上山下乡不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而是红卫兵运动的终结。知青上山下乡被横扫的不是“牛鬼蛇神”，而是红卫兵自己和老三届为主的青年学生。红卫兵运动要求学生们造反，这一次要求学生们当“顺民”，为了怕他们在农村继续闹事，还给戴上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紧箍咒。青年学生被分散到广大的农村和边缰，彻底陷入了被农村和农民包围的汪洋大海。红卫兵也改名叫了知青。过去革别人的命很痛快，现在革自己的命很痛苦，这一天上人间的变化，使红卫兵运动大势所去，走向了终结。
知青上山下乡影响了国情的变化，也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知青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化解了红卫兵对社会的冲击和破坏。在城市，没有了红卫兵的“掺和”，造反派就缺少了挡箭牌。孩子们走了，大人们的企图就暴露了。成年人有许多切身利益和家庭负担，不可能象学生一样无所顾忌。为了归避风险，许多人在行动和策略上都发生了变化，乱哄哄的社会消停了许多，逐步走向了相对的平静。
知青上山下乡减轻了城市的经济负担，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也做出了贡献。
如果没有社会的相对稳定，就不会有后来的基辛格访华和中美关系的和解，也不会有中苏战争危机的消融。一个混乱的国家，别人只会看热闹，不会认真的和你打交道。这也是我认为，知青上山下乡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一种思考。
文革之初，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十几岁的孩子，社会的动荡和年轻人的幼稚交织在一起。红卫兵运动中，许多学生作了错事、傻事，走了一段弯路。知青上山下乡是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对年轻人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知青在农村的经历，使他们对中国的民生和民意有了切身的感受，对红卫兵时，自已无知无畏的可笑有了新的认识。当他们有了第二次分配的机会，大多数人已经蜕变为务实且又普通的劳动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有政治路线的斗争，也有善与恶的道德博弈。只看到红卫兵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看不到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丰富，在理性和良知方面的变化和进步，习惯于用“阶段斗争没有肃清”的观点，评论知青中过去的，现在的许多现象，没有太多的道理，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文化大革命来的太突然，人们有一个认识和思考的过程。就是在文革进行中，正义的力量仍然很强大，所以我们才能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只看到黑暗，看不到光明，只看到无奈，看不到抗争，对吸取历史的教训也没有好处。
我国长期以来都是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社会。历史上遇到外侵和内乱，城市受到的破坏首当其冲，人们为了生存和避祸，就会出现城市人向农村迁徙的现象。文革初期，国内外的形势都很险恶，要求一部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是必然的选择。世事难料，如果将来出现国难当头的局面，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只是说法和内容有所不同罢了。广阔农村的吸纳性和包容性，是我们最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过去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大多是个人的自然行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家行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不管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共同点都是无奈，是国家的无奈，人民的无奈，因为它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意义。知青在农村的艰苦历程，在客观上为国家分了忧、解了难。但是，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毕竟是文革中违反常规、违背常理的极端行为，在科学性和合法性上都应受到质疑。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国家行为，究其本质毕竟是无奈的权宜之计。
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只说了半截子话，接受再教育以后怎么办？谁的心里都没底，这给各种政治流派留下了任意解释的空间。有人认为，知青必须扎根农村一辈子，否则就是失败；有人认为，知青接受再教育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以后还是要回城学习和工作。思想上的混乱造成了管理上的被动和不作为。知青下乡以后的许多实际问题和思想变化，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能预见到，管理知青的各级政府部门并没有相应的措施和长远的规划。似乎大家都在等，等待最高指示指明方向，希望靠领袖的智慧解决难题。遗憾的是，最高指示没有等来，知青问题却越积越多，虎头蛇尾的结局不可避免。
知青在农村锻炼一段时间，有好处，要求他们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并不现实。在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的时期，大多数人不愿意选择农民为终身职业，是再正常不过的思维，是正当合理的要求，无须加以指责。我们也不能用是否回城做为知青问题的评判依据。
值得深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飞来的横祸，是我们自己犯错误造成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许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就不会发生，起码未成年的学生不应该加入到知青的行列。当权者的功过是非可以争论，知青政策的得与失可以总结，但广大知识青年并没有错。正如一个家庭遇到了困难，家长为了让孩子帮助渡过难关，找出种种理由终断了他们的学业，听话的孩子听从了命运的安排，没有错。又哭又闹不愿意的孩子也没有错。错误的是家长，放着正常的日子不好好过，老是瞎折腾，自己出了问题，还要搭上儿女的前程。虽说逆境也可以出孝子出人才，这样的事还是越少越好。
吕秋梦
201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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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31 17: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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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 07: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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