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木匠生涯》第四十八章 创办夜校之三

连峰

(上接《难忘的木匠生涯》第四十八章 创办夜校之二)

    对以上说辞，葛建国无言以对，他确实无从反驳指导员的上述意见。毫无疑问，地里的农活刻不容缓，属于那些大政方针上的事，他更难说得清楚，万一文化学习活动被某个别有用心的人硬往纲上线上扯，保不齐就会成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严肃政治问题。如果学习内容把关不严，出现问题，组织者不但要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还可能影响到个人的政治前途和未来的命运，其后果确实不堪设想。更何况人嘴两张皮，说你有罪，你便有罪，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任你有利嘴百张，也很难辩解得清楚。当然，他也清楚，仅仅就基础文化知识而言，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比如说，物理现象、化学反应，再比如加减乘除，乃至微积分等等。但是，一旦把文化学习冠以“走白专道路”的大帽子，文化学习可就有了阶级性，就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我在摸底了解情况的过程中，一位与我关系不错，但是思想过于偏激的战友就曾经善意地提醒我说∶“领头这样做，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好处？别让人怀疑，你们是在变相鼓励纵容年轻人往白专的死路上走，那会很危险的！”此话传递出的信息是很明显的，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极可能演变成，为哪个阶级培养苗子，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政治问题。即便不太可能发生那种被挂牌批斗，甚至被伤筋动骨的最坏情况，但是，动辄让人批评帮助，甚至批判教育，那也绝不是令人感到舒服的一件事。

    只要认准了是正确的事，葛建国总是充满信心，勇往直前，即便遇到困难和挫折，他也从不气馁，颇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不久，他又利用指导员在田间四处巡视的一次非正式机会，简要向他说明开展学习活动的重要意义，并且还着重强调，所学内容一定会严格把关，绝对避免涉及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葛建国后来与我交换意见的时候说，“那次谈话的时机确实有点儿不合适，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在炎炎烈日下，大汗淋漓地忙于田间劳作。况且，正值麦收大会战的前夕，指导员确有太多的事情要考虑，手头更有太多的具体工作亟待去落实，自然没有任何心思，再去展开讨论他不想同意，但又不能一口拒绝的那件事。因此，不等我把话说完，他就故意地看着地里大片的庄稼，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直到离开时才皱着眉头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不误农时，是即将到来的麦收大会战，其他一切事情都可以缓一缓，放一放’。”此后，开展读书学习活动的倡议再度被束之高阁。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之后（为把“张铁生事件”交代清楚，现将网上查阅到的相关史料，断章取义地简要摘述如下：“由于插队务农，且又担任生产队长职务，张铁生参加一九七三年高考前，无法抽出足够的时间复习各种高考材料，故此，高考时交了白卷，事后，他曾被称为‘白卷先生’。后因他在试题背后写给考官一封、被誉为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信，很快又被称为‘白卷英雄’。”他在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

    大约是从八月上旬起，战友们之间突然开始悄悄流传张铁生事件，由于事发  突然，又得不到任何官方消息的进一步证实，而且众说纷纭，疑点重重，大多数人都持将信将疑的态度。随后不久，对此事始终保持高度敏感的一些战友，从通常总会迟到几天的报纸上，陆续检阅到了转自辽宁日报的一则消息，标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人民日报》以及《红旗杂志》等党报、党刊不但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还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紧接着，张春桥和江青等人的批示也在显赫的位置上相继刊登出来，张铁生遂以“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和“敢于反潮流”英雄的名义，被某所大学破格录取。

    毋庸置疑，张铁生事件理所当然地再次点燃了众多战友圆梦大学的熊熊火焰。“事件”的来龙去脉逐渐清晰后，大家的心思表面上看似静如止水，激流却在暗中涌动。这些人普遍认为，大专院校的校门今后不但是继续敞开的，还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入学的门槛。于是，很多战友尽管曾经无奈地陆续止步于那些无法逾越的崇山峻岭前，但是，圆梦大学、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冲动，还是让他们悄悄地重新捡起了那些难啃的书本。

    对此，葛建国当然也不例外。然而，与众不同的是，葛建国所考虑的不仅仅是个人得失，他更关心连队里每一位战友的文化水平，都能通过夜校学习得到全面提升，人人都具备扎实的文化基础，都有资格随时拥抱高等教育的好机会。毫无疑问，创办文化夜校不但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亦可为连队今后的科学种田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张铁生事件”发生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他“借力打力”，实现创办夜校希望的一次绝佳机会，即使连队的领导对他产生反感，甚至嫉恨，他也要为创办连队文化夜校的事大胆谏言。

实事求是地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创办文化夜校确实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就在葛建国打算再次向连队的领导们提出创办文化夜校的建议时，一位好心的战友便非常诚恳地提醒他切忌多管闲事。他说“你是连队里少有的几位老高中毕业生之一，个人威望在连队里又无人能及，圆梦大学对你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何不闭门刻苦自学，偏要去挑这个头？得罪了指导员这样的领导者，对你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何苦非要去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啊？”

    针对此说，葛建国却非常坚定的回答说“个人的文化水平再高，能够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只有整个群体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才能形成一股人定胜天的强大力量。千年前的古人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更何况我们这些新时代的青年人！”这是一种多么铿锵有力的时代强音，又是一种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啊！在创办文化夜校这个问题上，葛建国不但具有远见卓识的洞察力，更有一种锲而不舍、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凭此一点，他就值得任何人的尊重和敬佩，而且一定包括少数几个对他“万事追求完美，近乎吹毛求疵，理想追求纯正，近乎不顾一切”颇有一些微词的人。

    葛建国心里清楚，创办文化夜校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指导员，只要得到了他的支持，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可他同样也很清楚，自己的执着很可能会开罪指导员，至少会让他感到为难，甚至不快。但是文化夜校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个人得失，他认为他顾不上那许多了。而且，他相信指导员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一定知道文化学习的重要性，只不过，作为连队的主要领导者，他的过度担心大于下定决心，他很可能仍然在考虑如此冒险去踩踏这个潜在的雷区是否值得。

    在过去几次与指导员进行沟通的过程中，他已经明显感觉到，指导员确实心存顾虑，担心万一哪一位与他素有嫌隙，或者喜欢冒进，或者贪功心切的上级领导，挑头指责他鼓励年轻人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很可能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引发对他群起而攻之的叠加效应。因为那种火中取栗，盲目跟风，唯恐落在他人之后的情况，他过去见得多了，既然有前车可鉴，他就不得不谨言慎行。否则的话，很可能会使自己引火烧身，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处于被动地位不说，甚至可能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未来命运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再次与指导员探讨创办文化夜校的问题，他就必须想好如何打消指导员心中的疑虑，最终让他支持自己的建议。

    九月五日是我们一百多名中学同学离开北京，同赴内蒙古生产兵团四周年的日子。当天下午，来自本团二连、四连、九连，以及十连的部分同学，或请事假，或随意编造一个借口，相继如约赶来与我们小聚。同学们大多携带现成的食品，无非新鲜的黄瓜、西红柿、白兰瓜，以及猪肉罐头，本团自己生产的高粱酒，甚至还有几个尚待切开、同样大受欢迎的咸菜疙瘩等，我和葛建国几位本连队的同学也都倾其所有做了相应的准备。在为期四年的边塞农垦生活中，同学们分散在上述各个连队，尽管相距远则十余里地，近则不过三四里地，但是，繁忙的田间劳作却使大家始终天各一方，难有凑齐见面的机会。想要打个电话互致问候也难得凑巧听到对方的声音，上一次聚会还是在一九七零年的九月五号。此次再次把酒言欢，共叙友情，时下最令人瞩目的张铁生事件，自然也成为大家各怀浓厚的兴趣，不时言及的重要话题之一。依依不舍地送别各位同学后，葛建国告诉我，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于近期内尽快寻找一个方便的机会，正式向指导员提出创建夜校的建议。

    几天之后，葛建国果然给我带来了一个较为积极的好消息，他特意来到木匠坊，面露难以抑制的兴奋对我说道∶“告诉你，剑锋，创办文化夜校的事总算是有点儿希望了，指导员这次并没有直接拒绝我的建议，只说此事需要与团部的某些领导私下里通通气，看看他们的态度再做决定。”

    “真的呀！真是难得的好消息，你是怎么说服指导员的？”我同样感到自己的精神为之一振。但是，一想到此事尚需与上级有关领导进行通气，很难说这能否算是实锤落地，我多少还是有点儿泄气，禁不住回问道∶“请示上级也许算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别是指导员又在变着法儿地想要拖延搪塞吧？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在面临一定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他或许不便明确表示态度，所以，与上级领导进行通气或摸底，也就成为他给自己留下充分回旋余地的聪明选择。而作为一种搪塞推诿的手段，无论与上级领导通气的结果如何，他都能确保自己不陷入被动地位，得不到上级领导的默许或者批准，不支持开展学习活动的责任就与他无关，相反，一旦出现那种被人恶意追责的指控，他只需向上一推，同样可以超然事外，无需自己承担太多的责任。”

    “我看不像，和前几次与他沟通相比，至少他的态度是认真，而且是诚恳的。经过一番思考后，他还针对文化学习活动，向我们提出了几个必须遵守的条件，第一、文化夜校必须冠以政治夜校的名称；第二、夜校教学要明确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第三、只能占用业余、或者公休日时间，第四、连队不提供经费支持；第五、适量安排政治课。这些要求尽管都是表面形式，而且看似苛刻，但却不难办到。如果指导员不同意我们的建议，他也不会那么郑重其事地提出以上几条要求来。”

    随后他向我简要介绍了与指导员谈话的一些基本情况。他说，为了打消指导员的顾虑，首先，他特别强调，我们开展文化学习活动，就是希望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连队今后的科学种田服务，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通过必要的途径，去培养更多有用的人才，其中打好坚实的文化基础尤其重要。其次，他还强调，文化教育本身就是一件功德无量，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种田，理应得到各方面的充分鼓励与支持。而且，张铁生参加高考交出白卷的事件也再次证明了加强文化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国家并不反对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大学校门今后不但不会关闭，还会进一步敞开，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虽然仍在持续摸索中推进，文化学习却永远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他还向指导员郑重承诺，夜校的所有课程和学习内容，我们一定会严格把关，绝对避免涉及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所有课程和学习内容都将如实上报连部备案或审批，确保夜校自始至终都在连部的直接掌控之下。最后，他还提出建议，为了避免放任自流，如无特殊原因，所有人员不得无故缺席夜校的学习活动。

    创办文化夜校的建议能够得到指导员的基本认可，或者说基本同意，张铁生事件或许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葛建国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取决于他的深思熟虑，取决于他那些对症下药，能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且极具说服力的理由，当然，同样也少不了他对指导员做出的那些郑重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