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快乐的牧羊人 于 2020-12-10 11:01 编辑
为了纪念和追忆我们逝去的青春，特将前几年所写《难忘知青岁月》集结成集以为纪念。 难忘知青岁月之八
1969年8月底，我接到队里的通知，从9月1日开始我将要被抽调到区里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段时间。虽然我不知道是谁推荐、谁决定的，但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蛮高兴的。一则农村“双抢”即便已过去，但农活毕竟还是太够呛，这人简直像机械人一样。这不，正好可脱离一段时间的农活、休整一下了吗？但这种想法是不可以说的，在当时那可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作祟呵！再则我素来喜欢搞文艺，在学生时代我可是文艺骨干啊！接到通知的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在校期间的往事像过电影一样……。 在东湖中学读高中时，我们学校基本上以班级为单位成功地排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学校还成立了文工团，有舞蹈队、声乐队、话剧队、器乐队等，而我是话剧队的。当时由我们演出的话剧《100分不算满分》曾获得学校上下的一致好评。也许我这个人可能长得较老苍，所以在剧中饰演父亲；6408班的华惠君扮演母亲；他班的董学精扮演大儿子大志；6502班的女生王家春扮演小儿子小毛；我们的指导老师是卞清林。演话剧应该说普通话是首当其冲要过关的，但众所周知，武汉人说普通话的确是非常难的。如果民间戏言成立：“武汉话差一票便成为国语了！”，那么我们的演出用武汉话可能会更加成功。但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剧组也只有华惠君的普通话能过关；“小毛”（排演那场话剧后一直到现在，王家春仍被大家叫为小毛）普通话也还行，我可能只比董学精略为强些而已。但后来担任学校广播站播音员后我的普通话才有一些进步了。学生时代多么令人追忆和留念啊！我在美好的回忆中模模糊糊睡着了……。 9月1日一大早，我们班下到双剅大队的张雄便来到我队，我们已约好一道去区里。我们像部队战士一样双肩背着方方正正的被子，提着简单衣物用具便朝着路程八华里之外的新沟区奔去。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即到了新沟区革命委员会宣传队驻地。由于都是新沟区各公社抽调到宣传队的，我除了本公社和本校的人认识外，其他的都不认识。 宣传队的人可还真不少，大约有二十五、六人。虽然有的公社把“搞宣传”误以为是搞文字宣传，抽调了几个不会唱歌、跳舞的人，但应该说也丝毫不影响大局。宣传队真可谓人才济济呵！都是年轻人嘛，很快我们便相互认识和熟悉了。宣传队除了四个当地农民外，其余全是我们武汉知青了。华师一的人员最多，有杨叔庸、陈启珍、刘红文、陈芬兰、钱军、陈明全、陈玉岱、黄秋明、毛平等；有我们东中的张雄和我；有我们东荆的才女黄鹤；还有其他学校的鲁德华、李玉林、龚光英、王敏、毛冬梅、李新民、陈宝松等。宣传队由当时区革委会主任童维华亲自抓，匡队长具体负责。人员到齐后，宣传队很快便形成了以杨叔庸、黄鹤等为主组成创作班子和编导组。不知道杨叔庸、黄鹤俩人成为恋人、其后喜结伉俪是不是宣传队的一段经历使然？我想应该如此。杨叔庸、黄鹤俩既非同校，一个是华师一的；一个是武师附中的，她是随东中的姐姐黄珞珈来监利的；况且又不下放到一个公社，一个在红桥公社；一个在东荆公社。罪过！罪过！这可是我主观臆断的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经过大概不到十天时间紧张地创作、排练和其后在演出中不断地再创作，我们形成了一台较为高质量的节目。我以为这一台节目即便放在今天也会毫不逊色！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节目是自创的。我记得有运用已有歌曲的编舞，如：《新疆亚克西》《洗衣舞》、《喜送公粮》、《万岁毛主席》等；有完全自创的节目，如《车水忙》、《粟米**》、《枪杆诗》等；器乐独奏、合奏；男、女声独唱等其他节目。 从宣传队阵容看，杨叔庸、黄鹤真可谓“天作之合”。杨叔庸作曲，黄鹤作词和写本子，而成为宣传队的原创动力。《车水忙》、《粟米**》等基本上自创的节目均出自他俩之手。一直到现在《车水忙》的旋律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只可惜，他们离开农村后并未将此作为职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就可能少了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了，也少了一个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了。我与他俩四十余年未曾蒙面和联系，很是想念他们。好在如今是信息时代，前不久，我在网上利用他们的名字“人肉”了一把，得到他们的一些资讯。杨叔庸，曾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从事建筑结构设计25年，主要进行大跨度钢结构的设计与研究。作为设计总负责人，领导设计完成了多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大型公共建筑，其中包括：广东奥林匹克体育场（第九届全运会主会场）、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荣获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佛山世纪莲体育场（荣获国际杰出成就奖）等。如今这夫妇俩均已退休，但小日子过得可真有品味和质量。他们手牵手游历了四十多个国家；并凭着这股自然流露的幸福感力压九位年轻对手，获得了驾车环游广东、四个月薪金十万元的“最幸福工作”。我曾将《南方都市报》一则报道《杨叔庸、黄鹤——羊城老夫妻自助环球游》转帖在我的博客（dhgslaoliu的博客）和知青点（湖北东荆公社谢家大队）上。一则为他们退休后的幸福生活感到由衷的高兴，并遥祝他们健康、快乐！二则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和分享他们的幸福生活；其三，遗憾的是，我在网上搜索了许久，没有搜到他们的博客地址，看不到当初“小才女” 黄鹤的博文和杨叔庸自助环球游所拍的精彩照片。当然，这也是题外话了。 女高音歌手陈启珍的独唱始终成为宣传队的压轴戏，一九七0年七月，她抽到原鄂航工作，但不久便被省歌舞团调走成了专业歌唱演员了。够专业了吧！但大家清楚记得可能是时代的原因，加之陈启珍这个人不太像一般女孩那样注重个人的梳妆修饰，因而常常着一套褪色军服，甚至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地就上场了表演了。即便有人提醒她，她也不以为然。但人家的歌声专业啊！ 女生舞者我以为整体水平还是比较整齐的。尤以王敏、龚光英、刘红文、毛冬梅等极具舞蹈天赋。看她们的新疆舞表演的确是一种享受哦！要知道，女孩子们为了这个新疆舞一有空就会练左右动脖子。他们中的毛冬梅回城后一直在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工作，直到退休。但在岗期间和退休后她与下放监利的知青、她的老公陈伯元一直热衷于体育舞蹈（摩登舞、拉丁舞）。2005年，毛冬梅 、陈伯元曾获湖北省高校第五届老年体育舞蹈比赛甲组摩登舞冠军；2008 年“理工杯湖北省高校第六届老年体育舞蹈比赛”他俩又获两枚金牌。 男生舞者较为突出的是鲁德华、李玉林等，他们也极具舞蹈天赋。由鲁德华饰演的《喜送公粮》中的老大爷，一上场马鞭一扬，竟与那生活中的朴实憨厚的农村大爷绝无二致。他形象敦厚粗犷，动作干脆到位，而绝非一般男舞者那么“奶油小生”；而李玉林领舞的《新疆亚克西》等舞中他小胡子一贴，加上新疆人的民族服装，其扮相也活脱脱一新疆年轻人。他形象白白净净、个子高高，表演热情诙谐，很是令少女们仰慕的角啊！ 我们的乐队应该也是较强的。突出的有陈明全的二胡，钱军的扬琴、毛平的手风琴、李新民的笛子等等。而我呢，在宣传队应属非主流。依稀记得我是男报幕员；也参与过一些文字创作；《枪杆诗》的主演舞红旗者；一部分需男声伴唱的，如《白毛女》中杨白劳的伴唱等等。其后，我们宣传队凡招工到原鄂航等单位的人员均成为宣传队主力。这也是后话了。 其后，我们开始了在新沟区各公社的巡演。我们用原始的板车拖着演出服装道具及我们队员的行李在新沟区行走，每到一公社都会受到当地各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款待。每到一地当地的一级政府都会提前搭好戏台，若有的尚未搭好戏台的，我们也会在安顿好农民家的住处后，去主动帮帮他们做做这，做做那的。在那个“文革”的年代，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贫乏。虽是大、小队通知有区文艺宣传队来演出，但对于农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说可是十分难得的。因而，即便十里八里远都会自愿赶过来看演出。我们队有一个年轻人，他也是爱好文艺的，后来我听他说，我们宣传队的演出，走一地，他会跟一地。那时晚上的演出由于没有电灯，在那简易的舞台上肯定会挂上两盏汽灯，而且隔一段时间他们必须给汽灯打打气。在演出时，看见台下黑压压一片农民和知青们，我们的劲头就无形地会倍增，每一场我们都会尽情地发挥。 特别是我们宣传队的成员如到了他们所在的公社，他们的演出一般会更为卖力。当然我也是这样的。记得到我们东荆公社时，我那个激动呵！好像可以为我们东荆长脸了一样。当我一出场，台下我们队里的年轻人竟会欢喜雀跃，“小刘哥！小刘哥”地叫个不停。后来回到队后，我们队里的人见到我都说：“小刘哥化妆后真漂亮！”“哪里。哪里！什么人一化妆后都会这样啊！”我一般都会假谦虚的说。 巡演时，我们大多会在各公社安排的地方吃桌饭，特别是那有二、三指宽肥膘的蒸肉一上桌，简直让我们垂涎欲滴，几乎要晕过去了。我们会全然不顾读书人的斯文，而毫不顾忌地去享用它。要知道，这可是我们知青们梦寐以求的稀罕物啊！有时晚上演出完后还会有夜宵呢。那段日子对于我们宣传队知青来说真是“共产主义”了! 1969年10月10日，新沟区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布解散。我们宣传队的战友们都依依不舍的分别了。女孩们之间还泪眼朦胧、眼泪婆娑地话别，这情景我至今尚不能忘啊！这一别，甚至有的宣传队成员之间就从此从未见面了……。在宣传队极其短暂的四十多天的日子里，我荣幸结识的一批新的知青朋友、新的战友们。（十一，未完续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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