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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工会开办了一个图书馆，经常购进一些新书，管理员是和我们一同进厂的一位女工，从我们车间出去的，平时关系还不错。图书馆只有一间屋子，实行开架借阅，管理比较松散。有的青工朋友喜欢顺手拿几本自己喜欢的书，看完了就随便丢在宿舍。我那时刚刚开始藏书，每月都要从工资里挤出点钱买书。
作为一个爱书之人，当时经济不宽裕，对于图书馆的大部头新书，不免生出觊觎之心。但是我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自己下不了手，也抹不开面子。于是我先看好书名和位置，唆使大斌子帮忙“顺”回来。
有一次大斌子失了手，出门时被管理员发现了，没奈何只得把怀里掖着的书交出来，一看竟是一本“稼轩词编年笺注”。管理员笑了，因为谁都知道，生性粗犷的大斌子怎么会对这类书有兴趣呢？大斌子跟着尴尬地笑了，当然，看书的职工偶尔窃几本书毕竟不算什么大问题，管理员不想多事，拿出来就算了。
转眼间我们都到了寻找人生另一半的年纪，年轻人平时比较懒散，平时里穿着不甚讲究，但是枕头底下总压着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外衣，床下放着一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鞋子，还要盖上报纸，以免沾上灰尘。那是约会女朋友时的专用，我们戏称为“见面衣服”、“见面鞋”。
那时我们正值“少年春风不知愁”的时光，工作之余，喜欢互相搞个恶作剧，大斌子心眼比我实诚，所以吃亏比较多。有一段时间，大斌子和河南化工厂的一位女老乡来往密切，我无意中拾到一张女方寄信的旧信封，想和他开个玩笑。
我找了一整张《河南日报》，叠进信封里，捏了捏，还觉得不过瘾，又剪了一张硬纸片，塞进信封，外面模仿女性字体写上“内有照片，请勿折叠”，用浆糊粘好，放到传达室外的信箱里。然后躲在一边等着看笑话。
一会儿，大斌子过来了，翻了翻信箱，发现有自己的信，赶快拿了起来。传达室的老师傅打趣说：“谁的信呀，写这么多！”大斌子紧张地收起信，跑了。我先回宿舍，躺在床上装睡，不一会，听见大斌子扫兴地从外面回来，看着我咬牙切齿地说：“等着吧，有初一就有十五！”我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们宿舍在一楼，夏天蚊子较多，蚊帐是少不了的。我们两人有时候孬点子上来，都想整整对方。有一天夜里，我被蚊子咬醒，开灯一看，蚊帐被撩起半边，那边大斌子正睡得呼呼噜噜的。我打完蚊子，塞好蚊帐，也没有忘记把大斌子的蚊帐掀开，还特意用一根小棍子支住，以方便蚊子的进出。
闹归闹，只不过给枯燥的单身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我们还是相处的十分亲密。我觉得大斌子身上最为突出的亮点，是他不惹事、不怕事，敢做敢当不畏强暴的勇敢精神，这还要从一件荒唐的公案说起。
大斌子是个坦荡的人，在弟兄们面前，他总是谦和有加，脸上常年挂着招牌式的微笑。大斌子生性憨厚，嘴皮子比较笨拙，互相间开玩笑，他吃亏居多，从来不恼。但是在是非问题上，他却时常表现出憎爱分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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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宿舍里丢了十几元钱和一些饭票，据其他青工举发，说是看见某人从窗户进到我们房间，并愿意当面指证他。当时单人宿舍楼上丢钱的事很频繁，而怀疑点都集中在这个人身上。在厂里保卫干部的暗示下，我们决定找他对质，不行就揍他一顿。话这么说，其实并没有认真准备实施，因为毕竟没有抓住人家手。
那天，楼上的几位丢过钱的人突然把当事人约到了我们房间。因为事先没有约定，我们多少有点感到意外。这本来没有大斌子什么事，他不是事中人，也不是失主。那天他感冒发烧，所以没有出去，躺在床上。
既然人弄来了，只有开始质问，证人当面举证，当事人百般抵赖。话不投机，很快就吵了起来。随着冲突的升温，逐渐发展为肢体接触。这时大斌子从被窝里坐了起来，表情怪异地笑了一下，不慌不忙地穿衣起床。
对着扭做一团的冲突者，他也不说话，径直从墙角拿起我们用来防身的四分钢管，向那人身上狠狠地砸了几下，还做了两个突刺。挨打的人马上倒在地上，头上渗出几滴鲜血。走廊里的人们闻声赶来，把受伤的人架到卫生所包扎。挨打的人嘴里放着狠话，咆哮着离开房间。我们一看出血了，不免有些惊慌，原本并没有想要闹出这么个结果。这下事情闹大了，失窃案变成了一起群殴案。
当时社会秩序有点乱，有些人动辄纠集社会上一帮人打架斗殴，寻衅闹事，成为一方的霸主。听说挨打人的姑父是西郊一带有名的造反派，社会上人脉很广泛，还在市革委会担任着什么职务，岂肯善罢甘休。所以这事一出，我们几个心里都有点怵，约定这几天不在厂里住，以免对方报复。我还联系了西郊的一些江湖朋友，帮助我在厂里造势，以震慑对方。
果然，对方纠集了一些人，来到厂里闹了几次。又是找人，又是贴大字报，要求惩办“凶手”，大斌子出手最狠，自然被列为元凶。
大斌子为了我的事，卷入这一场无谓的是非中，想起来挺过意不去，所以我特别操心他的安全。周六、周日，我们约好都不在厂里停留，我回家躲了两天，家里人抱怨我多事，不让出门。
周一早上，我来到厂里，忐忑地来到宿舍一看，大斌子就睡在自己的床上，还没有起来，原来他压根就没有躲开。我说，不是说好这两天不在厂里住吗？他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我就是不走，他能怎样！”
因为有人受伤，厂里保卫部门开始介入解决问题，办学习班。保卫上的师傅们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主要调查被打的人是否真存在入室盗窃的情况。各种证据表明，盗窃行为是存在的，当然我们打人也是不对的。调查组长用可笑的逻辑推理方式，把当事人挤兑的已经没有自我辩解的退路。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被举证人恼羞成怒，他一面全盘否认人们举报的事实，包括自己已经部分承认的，一面咆哮着放出狠话，要寻衅报仇。作为当事的另一方，我们也要提高警惕，尽量减少单独外出，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大斌子喜欢踢足球，球友们经常在省文化宫的工人体育场切磋球技。而挨打的人，也是一个足球运动的爱好者，众人练球的时候，他一般都要去。
那一天，他不顾我的劝阻，坚持要出去踢球，临行，还把我们自制的一把水果刀别在腰里。果然，一到体育场，就有一伙人就围住了他，在敌众我寡的态势下，大斌子毫不在意，摆出一副从容应战姿态，连嘴上的让步也没有。那伙人原本就是虚张声势，看着没有吓住大斌子，放了几句狠话，就散开了。大斌子依然踢他的球，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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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方也不肯轻易认栽，过了几天，就有两个自称是公安局的人来到厂里，分别找了我们几个人，威胁利诱，要求我们出具那人没有偷东西的伪证，然后进一步追究聚众打人的责任。
我们据理争辩，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他们仍然不死心，隔三差五地到厂里来纠缠。我们清楚地知道，对方在市里有关系，一定是他们找了来的。
但是我们毕竟有事实证据，所以不管那两个“公安人员”如何地穷追不舍，都不在意。厂里保卫组明知这个事情的全部经过，碍于面子，对那两个人也只是敷衍，并不认真配合。那两人人生地不熟，离开本单位合作，别说找不到人，连一份材料都拿不到手。但是他们并不就此甘心，我们干脆就避而不见，岑海师傅更是一推六二五：“不知道人去哪儿啦！”
那两个“公安人员”原本是受托而来，并不是依法办案。来到厂里没有人配合，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证据，也无可奈何。在我看来，他们也不过是走个过场，好对上面交差。
然而，也许就是天意，那人恶性不改，居然又偷了厂里炼胶机上的两个黄铜轴瓦，合计重量大约有七八十公斤。黄铜作为有色金属，价格远比一般钢铁昂贵得多，所以案值重大。当时厂里管理不严，自行车随意出入厂区，盗窃者就是把赃物装在麻袋里，用自行车推着，从门岗堂而皇之地混了出去。
当他在老坟岗市场交易时，被化装成买家的公安局便衣侦查员识破。他自以为得手，带着人家到家里取货，当场人赃俱获。办案人员又在他家里起出了一些以前偷盗的赃物，于是顺理成章地戴上手铐，进了局子。
保卫组的岑海师傅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现的有点亢奋，马上打电话要找市局那两个来厂里纠缠的人理论，可是人家那边不接电话了，显然他们已经得到了消息。后来那人依据错误事实，被送了劳动教养，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发表于 2020-10-19 11: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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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20 08: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