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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从小学四到六年纪，我一直是班上少先队的中队长，学习成绩在班里始终名列前茅。深得班主任老师的赏识，在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对我寄予的希望过高，他总认为我报考成都四中应该没问题，硬逼着我报考成都四中。可我常听别人说起，四中是全省的重中之重的重点中学，能上四中的都是成都市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头脑里已经产生根深蒂固地畏难想法，绝对不敢报考四中。班主任老师曾为此事多次找过我的父母，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竟然也同意了班主任老师的这个建议，决定要我去报考四中。 在小升初的考场上，我的心理负担过重，总想到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后果可想而知。当然不可能好。好些考试题在平时根本不是问题，而在考场上则不知所措，考试结果，成绩相当糟糕，不但四中没考上，就连普通的全日制中学也没指望了，我一直确信初中是考不上了。没想到后来，被当时的人民北路中学（成都市31中）半工半读学制的建筑专业班录取，所谓半工半读，就是每个学期所规定的学习时间段内，一半时间学习初中文化课，一半时间到建筑工地参加专业体力劳动。1965年夏季，成都市有关单位为了对半工半读学制便于集中管理，31中的半工半读学生全部并入32中。 32中的全日制初中全部转入27中。我就这样从31中转到了32中，上学的地点就由人民北路转到了西安南路的枣子巷。 1969年元月前后，曾经有很多学生家长通过各种正规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向成都市教育局有关部门提出过诉求，就这批读半工半读学制的初中生而言，他们在校学习期间，长期参加专业技能培训和体力劳动，这些学生已经接受过比全日制学生多得多的强体力劳动锻炼，具备了相对较强的建筑工程专业生产技能，可否在政策上给予适当考虑；让他们不下乡，直接到建筑工地当工人…… 迫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成都市教育局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不可能为我们这数百名半工半读的初中生，去承担那些不必要的政治责任。便采取了一刀切的简化办法。召见了学校革委会，军训团和工宣队，还有部分学生家长的代表，针对我们学校八百多半工半读学制建筑专业班的学生是否下乡的问题，做了最后总结阐述：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精神“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一切力量，说服城里所有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在这里，教育局革委会的领导们再三强调的重点在于：不惜一切代价，来一个动员。这个代价首先包括了这批非全日制初中生的各位家长们，要他们付出代价，动员子女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教育局革委会的负责人对我们的校领导和我们的父母代表们专门做出了政策解答。毛主席说的是：“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里说的是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个初中毕业，它所指的是宏观意义上的初中毕业生，其重点关键是：要站在国家防修反修百年大计的高度，从千秋万代确保红色江山不变颜色的宏观战略出发，进行理解和加深理解。充分认识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备战备荒为人民紧密相连的重大战略作用。不能狭隘地强调你们学校半工半读学制的特殊性。 要来一个动员，那么这个动员的内容就应当是更深刻的，那么范围应当是更广泛的，声势更大，规模更加庞大，需要参加的人员构成将会更多，牵涉到的面会更加宽阔。（以后发展到小学毕业的超龄生也变成了知识青年，成为上山下乡的重要主要组成之一。）所以，这个初中毕业的子女势必涵盖了是所有的全部范围。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多种学制在内的所有初中毕业生。 处在全面贯彻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高潮时期，下不下乡，已经成为考验我国每一个部门和单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是否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否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大是大非问题。 几百名半工半读学制的初中毕业生是否下乡的问题，经过如此这般无限拔高上纲上线之后，不下乡的退路被彻底堵死了。我们这800多名半工半读学制的初中生，就这样被强行和那些全日制的初中生合并一起，全部列入了必须要上山下乡的整体序列范畴。 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似懂非懂的我们，为了尽量减轻家庭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确保全家不会在上山下乡的问题上，承担那个不革命的严重后果。在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涌动下，我们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了上山下乡的知青行列，踏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革命化道路。不久，我们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练就一颗红心。 1969年元旦以后，我从学校领回一张到当地街道派出所下户口的通知书，回到家里，爸爸妈妈不在家，都上班去了。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学校里都讲过多次，反正早晚都得下，晚下倒不如早下，最起码还能落得个积极响应号召的名声。自认为父母一定也会支持我的做法。而且在家前段时间里也做过沟通，至少和我爸爸的看法基本一致。我主意已定，便自作主张。立即从缝纫机下面的抽屉里翻出了户口本，一路小跑步，来到当时地处府南河畔的人民北路派出所，心甘情愿地去办理下户口的手续。 一位老警察走到我面前，接过我手里的通知书，一只大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睁着一双大眼睛，上下不停地打量着我。意味深长地说：“年轻人，你真要下户口哇？真要想好哦，下户口倒是很容易，你想再要上户口可就难了。” 我的表现显得太革命，挺胸收腹立正，把头一扬，潇洒地说：“我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这里来下户口的，我马上就要下乡当知青去了。” 这个老警察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口气：“好吧，你在门口的长凳上坐一坐，稍等一下，我马上就给你办好。” 过了一会儿，他交给我一张回执单和两张卡片，要我返给学校。 几天以后，我将派出所里开的回执单和两张卡片交给了学校，当天就在学校的总务科领到了30元的下乡动员费，回到家里，妈妈用这30元的动员费给我买了一个单人蚊帐，一个洗脸盆，一双胶鞋，又托封大娘给我做了一件当时比较流行的有三个衣兜的黑色学生装。准备着要下乡的行装，充满幻想的我，心早已经飞奔到广阔天地去了。 动员大会以后，我和我的同桌好朋友陈永华手拉着手。一起来到学校上山下乡报名处，学校就把我们两个分配到一个生产队，当时我还挺高兴。陈永华当时在我们班上是唯一的共青团员，从1964年上初中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奶革命，一直是同桌，他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一直是名列前茅。人个头长得很高，他的身高在班上算前几名，体力好，力气大。我们又是几年来的同桌。我平时一直都很崇拜他，一直把他当做我的学习榜样。我觉到自己能交到这样一个好朋友而感到庆幸。心想能和他下放到一个生产队，将来做体力劳动肯定能得到他不少帮助，内心充满着一种强烈的依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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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5 10: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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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6 07: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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