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难忘的纪念

一川枫叶

同意北山峰的建议，烛光曾是人民的教师，有思想、有能力、有故事、有文才，写出来一定会很精彩的。

天蓝

一川枫叶 发表于 2015-8-7 16:03
同意北山峰的建议，烛光曾是人民的教师，有思想、有能力、有故事、有文才，写出来一定会很精彩的。 ...

           我也有同感！

北山峰

                                        二十三


      有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大队书记李顺笃从公社开会回来路过谢家庄，他见我们知青和社员们一起干得热火朝天，连忙向我们走来。和发队长向他说了我们知青积极参加队里劳动的情况和队里春耕生产的情况，李书记很满意，他高兴的对我们说：“咱们谢家庄的知青真是好样的，你们这么快就和社员们融合到一起了，什么农活都学，什么农活都干，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你们不愧是毛主席派来的好知青。”他又对我说：“你不是老高中生吗？你给县里写个稿，反映反映你们下乡的情况。”我连连点头答应。李书记又说：“今年植树造林的任务下来了，给咱们大队的任务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可能是咱们大队来的知青太多的缘故吧！到蚂蚁上植树造林，那里天冷风大，可比在队里干活苦多了，怎么样？你们知青敢去吗？”我们齐声回答：“敢去！”接着大家都抢着向队长报起名来。最后经队委会研究决定让孟祥青、米青海、吴宝荣、姚桂荣、王和莲和顾美玲六个知青去，由孟祥青带队。

北山峰

      那天，支书给我派了写作任务后，我立即动开了脑筋，我一边拍堎，一边想着文章的构思，因为这毕竟是我走上社会写的第一篇文章，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写出一篇象样的文章来。当天晚上，我动起笔来，写了一个多小时初稿完成了。这时同学们都睡着了，而我一个人还在小煤油灯下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修改，夜已很深了，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手稿终于完成了。
       这篇稿的题目是：“北京知青扎根谢家庄”，共写了三张信纸有一千多字。文章分三部分：开头写了我们知青听毛主席的话，认真执行上山下乡的指示奔赴农村的心愿，第二部分写了我们谢家庄的知青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社员们一起开展学大寨运动，抓好春耕生产的事迹，最后写了我们要扎根农村，为改变山村的落后面貌做贡献的决心。   队长和支书看了我写的稿后大加赞赏，夸我写的稿感情真挚、言语流畅，情节感人、鼓舞士气。支书对我说:“县里有一本杂志叫’安泽通讯每月出一期，下发到每个大队。你把这篇稿送到县知青办，让他们转交给编辑部，我看这篇文章写的有水平准能发表。”
     这里的生产队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在县里的范围内开会、出差都是步行，要是能搭上公社的拖拉机或县里的汽车那可就太幸运了。按说，往县里送稿算是出公差，坐大轿子车也挺方便的，可我为了给生产队省钱还是决定走着去。其实这也谈不上什么勤俭节约，更谈不上觉悟高，我这一举动只能算是入乡随俗吧。走长路我还是有过锻炼，记得我十来岁时就步行二十多里路到过天安门，在高中上学住校时，到礼拜天也是经常步行三十多里回家。从谢家庄到县城比较方便，顺着临长公路向东走六十多里路就到了，一路上用不着向人打听道，一天来回要走一百二十多里地，这对我来说还是头一次，心里不免有些发怵。

北山峰

     那天一大早我出发了，出了交口河，路过永乐公社的朱家窑村、永乐村和草屿村，到了草屿岭下，这时已走了一半的路程。翻过有近二十里地长的高山峻岭后到了府城大队的地界，太阳将过午我赶到了县城，没来得急吃饭连忙把稿交给了知青办。在县城的一个小饭馆里，我买了三个饼子和一碗羊杂碎汤，匆匆的吃了饭后，踏上了回家的路程。由于走路太匆忙，腿和脚越来越感到酸痛，快走到朱家窑时天已经黑了下来，这里离家还有五里地，长长的大马路上见不到一个人，不免感到凄凉和孤独，我忍着疼痛加快了脚步，在晚饭前赶回到了村。
       第二天早饭后，上山植树造林的队伍出发了。临行前，留在家的知青象亲兄弟姐妹一样为他们送行，灶上为他们准备了白面饼，男同学们为女同学们打行李包，队里出了一辆平车，劳动用具和生活用品都放到了车上，我们一直把他们送到了山下，我嘱咐他们要互相照顾。
     在植树造林的季节，县里不光组织大队人马到荒山造林，而且也下达了绿化各大队到公社道路两边种树的任务。大队分配给我们村的任务是种一百棵小青扬，但是树苗得村里自己解决，这回队长又犯了愁，多出几个义务工行，就是别提花钱的事。有人给队长出主意，拿知青的安家费先垫上，话传到我这儿，我和几个知青头商量，大家都不同意。因为上面有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动用知青安家费，这一点队长比谁都明白。后来这个难题还是让村里人称作七十二行的作朋解决了，他说弄树苗还不容易，他见过别人养过扬树苗，找几棵扬树砍点嫩树叉，剁上几截插到土里，再浇上水就能活。” 队长欣然同意了作朋的意见，发动社员去找树源。没几天工夫，社员们砍回了一大堆扬树叉，队里找了一块路边的川地，把它整成一畦一畦的。在作朋的指挥下，我们把树叉剁成一尺来长的截，然后用木锤把它们砸到土里，两株间距七八寸，最后在河沟里担来水把地浇透。这个培育树苗的方法还真灵，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便长出了树牙，而且成活率竟达到了百分之百，这也算是我们插队学到的一点本事吧。

北山峰

     一个星期的上山植树造林很快结束了，我们如期的到山下去迎接上山植树的同学们。看着他们渐渐走近的身影，我们惊呆了，他们拉着那辆平车，身心疲惫的慢悠悠的向我们走来。这六个同学身上穿着带土的衣裳，头发蓬松着，两个男同学的脸已经变成了黑色，四个女同学全都戴上了口罩，看不见她们的脸。当她们摘掉口罩让我们看时，只见她们的脸快成花瓜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掉了几块皮，掉皮地方是粉白色，没掉皮的地方是黑紫色。他们见到我们就象久别重逢的战友一样非常兴奋，忘记了一路的劳累，我们一边往村里走，一边听他们讲述到山上植树的事情。
      走的那天，他们是和孔家垣其它生产队的二十几名农民一起走的。别看上山植树苦，可社员们都争着去，为的就是挣几个补助钱，在山上干一天活儿 林场发给一块钱，如果不交队这七块钱是自己的了，这对一年到头轻易见不到钱的社员来说算是一件幸运的事，这笔钱如果交队就等于给队里搞副业，自己留四毛钱作为补助，另六毛钱交队队里给你记一个工。这里的生产队分值都比较低，一个工才两、三毛钱，因此，谁也不会那么傻把钱交给队里。
      一路上，孟驴和米青海轮流拉着平车，四个女生跟在后面走。那些上山植树的社员们头一回看到女人上山植树，而且是北京的女知青，他们觉得十分新鲜，跟在后面说长论短。从村里到蚂蚁山上有三十多里，去植树的这六个人也都是头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走出十多里，女同学觉得有点累了。社员们走山道如走平地，他们一刻也不停步，一个劲儿的朝前走，为了不被他们拉得太远，我们这几个知青气喘虚虚的鼓足劲跟着社员们走。大约走了三个多小时，植树的人们到了蚂蚁山的半山腰。
      蚂蚁山到处是荒山秃岭，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为此成为安泽县的绿化重点。国家每年都派“安二”型飞机播种植树，但这种方式效果不是太好，撒在山沟附近的树种比较好成活，撒在山坡上的树种不大好留住，成活率相当的底。因此，县里每年春天都要组织上千的农民到这里来植树。由于社员们每年都要来这儿，所以还是在他们熟悉的老地方安营扎寨。

北山峰

      这是一个早已荒无人烟的小村庄，在到处长满野草的，只有残墙断壁的几处院落里，有七、八孔被遗弃的没有门窗的老窑。我们知青在村里居住和生活的条件够差的了，可这里的条件就更没办法说了，真和野人住的差不多，社员们早已过惯了苦日子，到了这里就象到了自己家一样。社员们很照顾知青们，他们让知青们坐在平车边休息，各自拿着镰刀和掘头去砍柴割草。然后，社员们有的垒灶，有的把打来的草编成帘子，到傍晚前，他们的家就算安顿好了，草帘挡住了门和窗，在被褥下面垫了厚厚了草。
     这七天的时间，对我们在家的人来说过的飞快，可对在山上植树的同学们来说过一日如过一年。尽管破窑的门窗挂上了草帘，但夜晚山里的气候特别凉，一股股刺骨的冷风从草帘的缝隙中吹来，冻得人手脚和脸冰凉，晚上只好几个人搂在一起睡，大家都把头蒙在被子里。
     这里只有一眼小井，顶多能盛三担水，由于水流不大，一天一夜能流出十几担水。这口井的水面上总飘有油花一样的东西，一看便知道是一眼高氟水井。因为这眼井离植树的山坡最近，吃水、上山浇树都比较方便，所以吃这口井的水也是无奈之举。由于水比较缺，生活用水只能尽量节省，社员们很少洗手洗脸，干完活后经常是拍拍手上的土在身上抹两下就吃饭了。为了节约用水，知青们也只好共用一个脸盆，洗手洗脸只能凑合，晚上洗脚也只好免了。

北山峰

    在山上植树是个费劲儿的活儿，这点补助钱也不好挣，县林场实行的是包干制，每个工必需完成规定的数量。由于山里的树坑不好挖，不起早贪黑的干根本完不成任务，而且树坑必需浇透水，否则验收过不了关。为了赶进度，他们一早上山，晚上才回来，早饭、午饭都在山上吃，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不管怎么苦和累，我们的知青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仅七天的植树劳动和生活，把他们变得象一个个土猴似的，衣服和被褥都脏的要命，抖擞几边黄土还是一个劲的往外出。他们回到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痛痛快快的洗个澡，然后彻底搞一下个人卫生大扫除。洗澡的水我们在家的人早给他们预备好了，洗衣服的水也挑上来了，没等他们动手，打满水的洗脸盆就放到了面前。王婌玲和魏士狭等女生还主动帮助他们洗衣，拆洗被褥，大家团结友爱，互相体贴亲似兄弟姐妹，上山植树的同学，深深的感到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我们这儿的十一个女生有几个会做针线活儿的，但缝被褥的活儿谁也没干过。最先动手的当然还是手头最好的王淑玲了，她一个人仔细的缝，所有的女生都在一旁边看、边学。她到底有点功底，头一次缝被就能做到针眼小，行线直，大家都夸她做的不错。一共六床被褥呢，足够她们练的了，除了张京平学了半天也学不成样子外，其他的女生不管好赖都能凑合着把被褥缝上。从这一次试手后，王合莲、吴宝荣、魏士狭、马可群和顾美玲也能独自缝被褥了。

北山峰

                                           二十四

     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劳动，春耕的准备工作基本告一段落，紧接着繁忙的春播开始了。主要种的农作物是玉米、高梁和谷子，还有棉花，其它还有米黍、豆子等小杂粮。虽然种地没什么复杂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北京大城市的学生来说还是陌生的，还得虚心向老农从头学起。这里最省事儿的要算种谷子了，地又不上肥，只要犁好地把地耙平、耙细，用篓犟上就行了，不光是谷子，种高梁、麦子、米黍等农作物也要用篓去种。不过用篓犟地可是个技术活，得由把式来干，这活儿干的最好的就数景会他哥王景亮了。篓是木制的，上面有一个方型冲天开的合子，这是装种子用的，它下面连着两条平行的腿，腿下面是尖尖的脚，为了坚固篓脚是用铁皮包着的，腿内和脚内是空堂的，和小合子连通，篓晃开后种子从下面的脚流出来。在播种前，篓把式要用插板调好种子的流速，播种时要赶好牲口掌握均匀的步伐，犟地时两手紧紧的握着篓，要用一个劲儿不间断的左右晃动，只有掌握了这个技术才能把地种好，否则犟出来的种子有稀、有稠，将来长出庄家来不是缺苗断垄，就是挤成一撮。
     这里的农民最重视的播种要算是玉米了，道理很简单，因为这和大白菜是北京人冬天的看家菜一样，这是他们一年四季的看家粮。小米和麦子是日常生活的调剂用粮，至于高梁，这里的农民从来是不吃，因为这里产的高梁和东北产的高梁不一样，东北的味道香甜，而这儿的有一股涩口的味道，之所以还要种高粮，是因为它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主要用它来作饲料和交公  粮。
     这里种植玉米有两个种法，一个是犁沟种，一个是刨窝种。犁沟种得先把运到地头的肥料分散开，一堆一堆的排成行。这个种地法得组织起一套人马，赶牲口的犁着沟在前面走，下种的女社员紧随其后，每隔大约二尺往地沟里撒三粒玉米籽，再用脚踩一下，而后负责锄粪的人用锨把粪撒在种子上，最后把地一靶就算种完了。
     刨窝法不用牲口，全是人工干，用的肥料是大粪。队里有规定，每年每个人要向队里交三担大粪，其报酬是按稀稠程度评等级记工分。大粪可是个宝，肥料中就数它最好，说不好听的社员们大小便都不会轻易的留在外边，肥水不留外人田么。在队里征收大粪前，因为茅坑里的大粪是稠的，需要往茅坑里对水。在给队里投粪的问题上，村里的贫下中农，成分高一点的农户比较自觉，在往茅子里对水时都比较适中，唯有村里的首户杜家兄弟作量和作贵敢和队里叫板，他们哥俩往往使劲的往茅坑里对水，社员们有意见向队长提，但队长和大家一样都是敢怒不敢言，我们学生看到这种不公道的事想鸣不平，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也不好意思去管。

北山峰

　　
                                      二十五

     我们这些知青从小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关心政治、关心时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尤其是经过这几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的锻炼和考验，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大为提高。虽然我们来到了农村插队，但是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没有忘。尽管这里交通不便，学习条件差，通讯设施落后，但是我们大多数同学还是在繁忙的劳动中，抽出休息时间去听县里的小喇叭广播，听听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我从初中起就爱听广播、看报纸，几乎是天天不落下，尤其是对国内、外政治方面的新闻有特殊的兴趣，特别爱听、特别爱看，这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也是我精神生活上最大的乐趣和享受。可来到农村后，我这个嗜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全大队只有一份报纸，我们一般见不到。公社的办公室里有报纸，我每次到古县街上必然到公社去看报，可在这里看不到当天报纸的，最早也是昨天的，如果天气不好通车困难，几天，甚至一个星期也看不到报纸。无奈，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小喇叭上，不管多忙、多累，每天晚上总要抽出时间听县里的时事和新闻广播。可广播喇叭声音比较小，只能待在它旁边听，而这个小喇叭广播很不正常，经常出毛病，时而声大，时而声小，时而断断续续，有时干脆就停播了。可不管怎样，好歹还让我们知道些新闻，在单调的生活中给我们解了一些闷儿。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不断的听到以“特大喜讯”、“号外”的形式传来的新闻和各种消息，既使我们来到农村以后，这种形式的消息也听到不少。正当我们的春耕、春播生产进入高潮的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传来了，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当时的中央领导对这次大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这次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标志。我对这个日子至今记忆犹新，因为这一天是我的外甥女出生日，这个孩子是我姐姐和姐夫婚后的头一个孩子，生在这么重大事件的日子里，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他们当然特别高兴，可以说是非常自豪，欢喜若狂。为了给孩子起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子，他们可谓费尽了心机，最后，还是起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名子叫刘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