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刘庆棠以“革命文艺战士”和“样板戏”领导的身份,开始染指中央其他直属文艺团体,实行刑讯逼供,实施“车轮战法”,强迫演职员们招供纯属子虚乌有的“罪行”和“组织”。陈爱莲是北京舞蹈学校教师、著名舞蹈家,1959年以主演舞剧《鱼美人》一举成名,其丈夫杨宗光与刘庆棠曾是老同学,关系还算融洽。仅因与刘观点不一,杨宗光被刘在一次大会上点名为“五一六分子”,当晚就跑到铁路上卧轨自杀。陈爱莲获知这一消息时,丈夫已成为一把骨灰。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多达四百余人。 在江青的提携下,刘庆棠开始“飞黄腾达”。1969年4月,他参加了中共九大,并成为主席团成员。九大前后,刘庆棠当上了国务院文化组成员。1972年秋季,为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刘庆棠最后一次扮演洪常青。当时,刘已经演了五百多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尼克松、田中角荣的演出,成为他舞蹈生涯中的告别演出。此后,刘庆棠走下了文艺舞台,转向政治舞台。由江青提名,刘庆棠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于1975年初的四届全国人大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从一个芭蕾舞演员到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有人愤愤不平地说:“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中国军乐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练习演奏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准备欢迎这位贵宾。刘庆棠却兴师问罪,把军乐团领导叫来质问道:“怎么能奏这个曲子呢,这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嘛!”军乐团领导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不悦地说:“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尼克松就职仪式上用过。我们选择它是表示对总统的欢迎。不要太‘左’了,我看很好,可以演奏。”刘庆棠无话可说,悻悻而归。1972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结束后,外交部礼宾司提议大家上台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带了一句头,大家开始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场的周恩来也和大家一起唱了起来。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质问道:“这首歌的作者是一个叫李劫夫的反革命。他们为什么唱这支歌,你去查一查,然后向我汇报。”几天后,吴德向江青汇报说是刘庆棠同意的。刘庆棠拒不承认是自己领唱的,把责任推给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几次追问周恩来。周恩来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 就在刘庆棠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时候,有人不断地给上级领导部门写信,检举他生活糜烂。“文革”前,刘庆棠就曾因与某歌舞团一个女演员的不正常关系,中央歌剧舞剧院给他党内批评教育的处理。“文革”大权在握时,刘庆棠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次玩弄女性。这些受害女性写检举信揭发刘庆棠,信件最后转到了江青、张春桥手中,他们以“小节无害”为由不予追究,事情不了了之。 “四人帮”垮台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名单中,安排刘庆棠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组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深入调查,搞清楚了刘庆棠的罪行。鉴于他在长时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1983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刘庆棠一案。首都文艺界奔走相告,纷纷前去旁听。中央芭蕾舞剧团去旁听的人太多,不得不特地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观看这个“魔鬼”的下场。 刘庆棠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只有刘庆棠一人被定流氓罪。刘庆棠的妻子是一位老舞蹈演员,也是一位离休干部,知道了他的丑事后毅然与他离婚,子女也与他脱离了关系。1985年,刘庆棠因患肝硬化,获准保外就医。但他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只好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居住,又回到自己当年生活过的那个小村子。 1993年10月21日,刘庆棠刑满出狱。他曾试图与前妻复婚,但被拒绝。女儿劝他说:“你想和妈妈和好,我们明白,你是为了这个家。但是,你们确实没感情了,也就没必要再和好了。”刘庆棠从此死了心。后来,他曾应聘到广州某大学教授舞蹈,重新拾起了昔日的芭蕾舞之梦,又曾于北京西山脚下成立北京刘庆棠艺术学校,自任校长。 2010年,刘庆堂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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