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戚本禹说故事

先乡后城

一相
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
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
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
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
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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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可以说，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没有任何的过节。那江青这时候为什么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是因为她认为她对我那么好，可我还要“背叛”她的缘故。 当时也确实是常有这种情况的，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逄先知。如果按照逄先知所揭发的，那田家英早该枪毙好几次了。陶铸被打倒，揭发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书张XX。 但是，我想她在那个 “法庭”上的时候，她应该明白，我并没有背叛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出庭去作证。那个法庭也曾经要我出庭作证的，我跟他们说，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么都讲。他们问，那你都要讲什么呢。我说，一切我都如实的来讲。但我不能保证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讲的，你们如果同意，我就出庭。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没有让我出庭。结果他们全部的旁证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话，我说 “斗争彭德怀是我积极主张的，在讨论的时候，总理，江青也力主此议。” 只是在他们宣读的时候去掉了总理，变成是江青力主此议了。而且我后来被判了十八年，王关戚只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了。关锋在监狱里疯了，免予起诉。只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没有少。 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 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样子了，典型的风派人物。我说， 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抢文化部档案室，当时鲁迅手稿，茅盾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档案室。我把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 “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还有康生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并要我去处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讲了话，说鲁迅手稿是重要档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 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自己忘了，再一个就是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没想到，这件事却成了“杨傅余”事件的导火线。其实，王关戚一抓，大家就觉得现在风向变了，中央文革不行了。军队成了老大了。军队不但不能反对，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来领导一切了。这时军队的一些人开始膨胀了，杨成武就说了很多话。说他早就看出王关戚不好。一下子又从中央文革的拥护派变成了反对派了。其实，杨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军队里也有着强大的反对派的。在北京军区，总参谋部都有。因为这个人好张扬。他斗了罗瑞卿，自己却又走了罗瑞卿的老路。 后来江青在钓鱼台向傅崇碧发难，这恐怕也是偶然中带有必然的事吧。 打倒杨余傅，军队倏然无声。 然后派工宣队进清华，北大，把造反派也压下去，这样大局就稳定下来了。 毛主席高深莫测啊，领导那么大的局面，不这样不行。 （转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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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发生以后，就规定我不能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过来几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准，就宣布我“请假检讨”。汪东兴就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房间里。那年春节过后，王关戚一起都被送进了秦城监狱。与我被捕的同时，文革的快报组被解散，文革办公室和中南海秘书室的许多人也都被隔离审查。汪东兴把他们都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党。在我被抓后的那段时间，连张春桥，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顾虑的，因为好多事情我们都是联着一起做的。所以他们都一直不说话。籍以自保。主席也长期不讲话。 红旗杂志从1968年第一期，还是我拉着姚文元一起签字后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批了出版的(我和姚文元都是红旗的副总编)，这以后红旗就停刊了好几期。直到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他们才找到了宣传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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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戚本禹回忆江青） 真是事不过三啊。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又是关锋的秘书，后来江青要找个秘书，我就把阎长贵推荐给她。他不知错了什么劲。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一个叫江倩的写的信给了江青。江倩(中国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旧社会的一个电影演员，参加过军统。文革时挨群众批斗。她就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阎长贵拿了信，我估计他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是曾经参加过军统。说这是敌人的造谣，应该让公安部来处理。然后就把信和条子送给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里，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你前面弄我的黑材料，现在你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的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没说江青参加过军统。 是说自己(江倩)历史上参加过军统，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旧社会当过演员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你在当演员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那时江青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找人写信的方法来陷害她。这件事，连总理也帮不上忙了。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阎长贵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胡说八道，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搞混在一起来，你坐牢是活该，可害得我也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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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最显赫的家族是哪一家？蒋家？宋家？毛家？邓家？江家？都不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显赫的家族是绍兴俞家。历经百年而不衰，英豪俊杰辈出不穷，政界、军界、学界、商界全盘打通，家族成员横跨国民党、共产党、台湾、美国、中国大陆，这样的家族惟有绍兴俞家。 俞家是浙江绍兴的名门望族。这个家族说起来还和曾国藩有关，曾国藩的孙女，嫁给浙人俞明震，俞明震何许人也？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孤庵，浙江绍兴人，著有《孤庵诗存》四卷。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俞家共有三兄弟，分别是俞明震(恪士)、俞明观、俞明颐(寿臣、寿丞)。甲午战争时，俞明震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俞明震还曾担任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也曾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任督办，也即校长。 　　 俞明震的学生当中，有一个人在他的帮助下到了现在的日本北九州的东北大学医学院（原来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这位学生名叫周树人。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成为俞明震的学生。《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恪士师"，就是俞明震。鲁迅还曾在《琐记》一文中，以亲切的笔致描述过后来送他出国留学的"恩师"，当然了，这只是这个家族有关的人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俞明震的许多学生成了社会名流。内中曾有一个做了大官的学生，曾在杭州买了一幢房子送他，人称“俞庄”。 俞明震的岳父曾纪泽（曾国藩长子），曾出任驻英、法公使，后又兼充驻俄公使，与沙俄谈判修改《里瓦几亚条约》，经过曾纪泽的力争，《里瓦几亚条约》被废止。名闻一时，有爱国之声，为中国第一代外交家。 　俞明震长子俞大纯，即俞启威之父。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工艺局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等职。俞大纯娶妻卞洁君，生下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性格各异，职业不同，人生道路也各走各的： 老大俞启孝出生于北京，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天津当教授；老二俞启信在德国出生，专攻化学，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后来长期患病；老三即俞启威，生于北京，幼年随母亲住在南京，人称“三少爷”；老四俞启忠，学农，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国，在北京当教授。 俞家的大姐俞珊，其实排行老大，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喜爱文艺，成为演员。父亲以为名门出“戏子”，很不光彩，一度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后来，俞珊主演《沙乐美》、《卡门》，上海各报登载她的剧照、报道，受到社会尊重，在她当年的追星族中，竟然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诗人徐志摩。很多朋友在她父亲跟前称赞她的成功，父亲也就只得作罢。俞珊后来嫁给当时正热心于戏剧改革的戏剧家赵太侔。赵太侔，又名赵畸，山东益都人，是1930年代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 小妹俞瑾，是妇产科专家，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一生从医，洁身自好，既不过问政治，也不爱好文艺。据俞瑾回忆，她出生后，家里还很阔绰。那时，俞宅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父亲出入总坐小汽车，只消给霞飞汽车公司挂一个电话，轿车马上便会上门而来。但在俞明震去世之后，俞大纯依然花天酒地，家道日渐衰落。到了１９３０年前后，俞大纯在担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时，得罪了山东新军阀刘峙，丢了官，躲到上海家中“赋闲”，家境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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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俞启威，好像和现在什么人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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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稍后一点时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纸送到北京来交给我， 让我来处理。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可他们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说他们把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里了。这个他们却没跟我讲。我打开材料一看，也就是当时国民党报纸造的一些谣言和一些攻击的话，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很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那可能错误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给江青，因为，这不符合组织的原则。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因为它也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它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为了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将来可以卖身投靠别人。 后来张春桥私底下跟我说，我们已经是都绑在一起了的，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后来这件事情还是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他们拿去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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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确实是有为江青写一个传记的想法的。我觉得她的经历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的，哪里会想去整什么”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有人提出要开放图书馆，文艺组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连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了这个报告。但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去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的内容。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事后， 张春桥跟我说，你现在应该把事情推给下面，说是文艺组干的，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 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给他们说话。你不这么说，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这个人就是缺心眼，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推给了他们，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向我报告过，是经过我同意的。后来我也这么跟总理说的。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了字。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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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待家庭，他还完全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就提出和他离婚了。这件事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了。和唐纳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她说她总忘不了蔡楚生，在那种时候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他是她在青岛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像哥哥一样的保护着她。 那时有好多人就想趁虚而人，来占她便宜。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动机不良的。所以想方设法地拒绝他们。可这些人达不到目的，就到处去散步流言蜚语，造她的谣。这些人当时就被叫做文痞，就是文化界的流氓。 她说她最难忘的还是和俞启威的初恋。俞启威是她的导师，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但是自她到了延安，见了毛主席之后，她就认定，这辈子就跟定这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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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但他的缺点是太小器，很软弱，胆又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他要说那个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都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 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她，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顺的。但是她说，唐纳比起俞启威来那简直是差得太多了。当时我们就很坦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是俞启威的家里反对。他那个家族是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你一个戏子根本就进不了门。她说，俞启威那个时候也软弱。不过那时他才是二十多岁的学生，也根本没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不能娶她。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 可是，结婚后就不一样了，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的，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了。这个她就受不了了。江青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她在台上演过娜拉。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不过她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尽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并不乱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