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贾振葵 于 2016-7-11 06:27 编辑
我知青时代的原始记录之三 (下辑) 写在前面:1970年至1976年这一段时间，除了搞好连队宣传作品外，利用业余时间我一共创作了三篇短篇小说，有《养鸡姑娘》、《护秋记》、《争夺战》。《养鸡姑娘》是我的处女作，也是自认为最成熟的一篇小说，反映的是当时农场知青的学习与生活，投稿于《北方文艺》。感觉《北方文艺》的老编辑，对这篇稿子很重视的，特地用毛笔小楷字写了一张编辑修改意见，有三条，其中一条，只需把养鸡姑娘思想逐渐转变过程，改写成自觉的革命行动就可以发表了。编辑肯定了我的小说创作，说了几个优点。接到这封信，我很激动，第一次向文艺刊物投稿，能得到文艺编辑的肯定，的确让我高兴万分，我能理解编辑的要求，在那个年月，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要讲究“高大全”式英雄人物形象的。这个时期的中国作家代表人物是浩然，他的《艳阳天》红遍全国，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走向，也影响到一代文学爱好者的文艺创作价值观。 知青农场的生活是艰苦的，宿舍里没有一张桌椅板凳。我的写作全是趴在大火炕上或炕沿上那一点点硬木上写就的。时间紧，一个月才放二三天的假。而我却把它全用在了写小说上了。 那天收工，一知青朋友靠近和我同行，悄悄的告诉我说，队里有人在传，说知青“有人卖字”，会不会是说你呀？听说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呢。我一听，当时就有点儿心跳脸热惶惶不安。我没有吱声，心里却在打鼓。那时农村是不让搞副业的，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知青农场也不例外。我因而有所警觉，怕被人割着尾巴。就这样，惴惴中，再也不提写小说的亊。悄悄地把修改的差不多的《养鸡姑娘》稿件和《北方文艺》编辑的修改意见信，全部藏进了枕头里。心想，等再次放假时修改好了给《北方文艺》寄去，神不知鬼不觉的。 等到放假，我迫不及待翻开枕头想拿稿件时，我傻了----我的《养鸡姑娘》稿件和编辑字迹优美工整的来信，全都没有踪影了。我不敢相信，摸了又摸，枕头里的的确确没有片纸儿留下。当时的心情，可以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地不灵的绝望来形容。我的天，塌了。我呆若木鸡，坐在那里真想又哭又喊。痛苦的不得了。我不敢声张丢了小说稿件。我想重新再写，又觉得众目照彰，如芒在背。队里的一个人向来左派，伶牙俐齿，善于上纲上线，以整人为长。我曾经因为连队宣传的亊得罪过他。此亊，我只有哑巴吃黄连，强忍了下来，心痛的几夜都没有睡好觉，至今难以忘怀。也许，那个偷拿我稿件的人，从我的稿件中没有发现什么政治问题，也作不了什么卖字的依据。而我，远离家人的千里之外，孤身一人，就怕被人整治。“治不死你”“整不死你”，是那个人的口头禅，且在那个时期很流行。那个因为一句话就被整的狼狈不堪的佳木斯女知青，披头散发，站在高凳上挂牌低头认罪，叫人同情又心怯。再三思考，避免被整被治，只有违心地去向队长检讨自己的所谓错误，堵住了声败名裂的源头。连队里再也没有追究 “有人卖字”的事情了。我总算是躲避了一场文字狱灾，谢谢那位向我透露消息的知青朋友。只是我的《养鸡姑娘》自此再也不能面世了，胎死在那个非常时期。小说<争夺战>是继<养鸡姑娘>之后的另一篇小说。一直珍藏在我的笔记本中，这次作为我知青时代的原始记录之三上传和大家共享。
（知青小说）争夺战 一 李指导员沉思着把窗户打开，一阵清风飘了进来，拂起了他的衣角。他默默地站立在窗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此刻，正是早上八点钟，太阳已经挂得老高了，照耀着。周围静的很，只见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哪里觅食，老母鸡不停地刨着，小鸡围着不停地啄着，轻轻地叫着。李指导员把目光从这群鸡的身上移开，回到办公桌前，使劲地抽着老旱烟，再次翻开总场党委发下来的文件，细心地读着，思考着，脸色十分严肃。 文件要求各个连队要重视知青的再教育工作，抓好知青安心农场干革命的思想工作，并把这项工作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文件里例举了种种阶级斗争新动向，触目惊心，都是紧紧围绕着知青的教育工作的。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利用知青的不稳定思想，鼓吹资产阶级的享受主义，一些知青开始闹返城，个别知青却出境叛逃国外。指导员把文件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不停地翻腾着，思索着一个主题：那就是青年。青年、青年，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国家的未来！阶级敌人很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也正在千方百计地同共产党争夺着青年一代，也就是说，正在与中国共产党争夺着中国的未来。“这简直就是一场激烈的争夺高地的战斗”李指导员心想，岂能让他们得逞！指导员把拳头重重地捶在桌面上。 李指导员今年已经40多岁了，中等的个头，平时，瘦瘦的脸上总是带着笑，老爱穿着旧军装，头上端端正正他戴着军帽，军人素养很高，这和他在部队多年有关。他参加过解放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他的左手臂受过伤，是伸不直的。他先是转业到公安部门工作多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工作需要，调到农场负责知青的再教育工作。他是个好脾气的人，与知青谈心或分配工作时，从来都是和颜润色的。就是批评起人来虽然脸色挺严肃，也是点到为止，个别谈话，指出缺点和改正的要求，从来不会在连队大会上进行批评，更不会上纲上线地滥加批判，给犯错的知青以自尊和自我改正的机会。在他的眼里，知青就是一群半大孩子，大人怎么引道，他们就会走什么样的路。他的工作方法也曾遭到别的连队领导的批评。然而，他的话反而好使，知青对李指导员是很敬畏的，很听他的话的。杨连长就直接批评李指导员有点儿右。连长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下狠茬，要不然，这帮小子就胙刺”知青都怕杨连长。杨连长以前是劳教干部，管理犯人很有一套。知青既然是再教育，自然是少不了严格管理的。他如果发现哪个知青“不老实”，他就会劈头盖脸把人熊一顿再说。这也难怪，现在这榆树河农场的前身就是国家的一个劳改农场，全国的重案要犯基本上都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改造好的刑满释放的，在当地的农场就业工作，就是榆树河农场的农业工人。从他们说话的口音上，能听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上海的、北京的、江苏的、山东的，浙江的、当地的等等。尽管他们赶着老牛车晃晃悠悠的，远远廻避着这些来自中国各省市的知青。可是，十六、七岁、二十来岁的这个年龄段的知青是好奇心最重的时期，知青们就象听传奇故事一样听一些关于这些农业工人他们在解放前的生活经历，他们过去的故事时不时地在知青堆里流传，而且传的是神乎其神。一些知青难说不受其影响，情绪低落，满嘴的牢骚话，出工不出力，损坏工具，打架斗殴等现象就象葫芦瓢一样，按下一个又浮起一个。 这一切，李指导员全都看到了眼里。在与知青工作生活的三、四年间，使他深深地感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尤其是对待知青的教育问题上，更为错综复杂和激烈。但他不赞成杨连长的“响鼓重捶”敲打式的教育方法。毕竟，知青和劳动改造人员是有本质区别的。对一些有错误的知青，推一把和拉一把，那是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敲打狠了，好象在人的背后往岔路上推了一把，这一推，必然推到了对立面，我们的队伍里就少了一个农垦战士。他认为，还是以教育为主，教育要以国家责任晓之以理，要以阶级觉悟动之以情。这就好比把落后的知青拉一把，拉到正道上来。 要做好这项工作真是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他想起了毛主席“歩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教导，对，开个连队党支部委员会统一思想，把知青的教育工作做好，做到实处，不要让一个知青落下。指导员合上了文件上了锁，迈着有力的歩子奔向田间。 (未完待续)贾振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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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0 08: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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