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知青是怎样回家过春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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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过春节，几乎是当年每个下乡知青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与信念。家千山万水之外的弄堂里，家在多少个无眠的深夜中，家在母亲的热泪湿重处，但是回家探亲之路的艰难，是今天的春运不能同日而语的，知青们在回家途中饱尝的苦涩，远远超过今天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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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在她的早期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中写到归心似箭的知青陈信在返城途中，听到车厢内响起列车广播员的报告：“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于是，车厢内再次喧腾起来，有人瞌睡醒了，有人脱了鞋子踏上座位取行李，出差到上海的一群新疆人则准备出站后先洗个澡，再去吃顿西餐……
这里，不妨将镜头拉回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春节前，每列途经上海或以上海为终点的列车——都是现如今难得一见的绿皮火车——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
后来作家们喜欢用“沙丁鱼罐头”来形容狭小空间内的壅塞情景，但这个形容词尚不能表达知青们的真切感受，因为除了前胸贴后背的挤压和推搡，还比如那些没有座位的乘客，要么只能像猴子那样佝偻在两节车厢的联接处、蹲在厕所旁，或者像一只可怜的寄居蟹一样缩在椅子下面过夜，或者攀上狭长的行李架将身子附着得像一条花腹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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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窄窄的椅子靠背上也常常站立两三个人，因为上面的空间有限，而且列车在行进途中晃动厉害，他们必须佝偻着身子并牢牢抓住行李架的边缘才不至于被甩下来。
而且，我要说到与沙丁鱼罐头的不同之处，罐头食品尚有标准化的香味，而身处如此密集嘈杂的车厢内，在被蒸汽机车头一路喘气地拉了两三天后，空气就会变得污浊不堪，大蒜味、饭菜味、烧酒味、香烟味、臭脚丫子味、焦糊味、厕所外泄的无孔不入的尿粪味……还要加上壮硕的、柔软的肉体们好几天没清洗的那股“肉格气”，融合混杂在一起然后随着列车的颠动不时涌动，简直令人呕吐和窒息。再加之各种略带夸张的方言和暴力倾向明显的咒骂与恫吓，以知青为主体的旅客情绪随时都会引爆。

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上海知青们当然记得从黑龙江三棵树驶来的54次列车，这趟车与55次对开，被称作“强盗车”或“垃圾车”，前者形容混乱，后者形容肮脏。我五哥是黑龙江知青，每次回沪我都要去车站接他。
那个时候，去上海火车站（俗称北站）接客送客应该算门技术活，首先要掐准时间，但那时列车晚点是常态，对于一辆严重超员的列车来说，能安全驶到终点，晚点实在算不了什么。

然后需要获得一张站台票，这需要手持知青发回来的电报，才能到指定窗口购买。没有电报的人只能凭自己的眼光瞅准哪位旅客此时准备进站，而他身边又没有送客的人，那么上前打个招呼，借用他的车票去买一张送客票，也能混进去。当时的人们都比较善良，一般情况下都能帮你。
在西北风呼呼吹的站台上焦灼地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终于来了，从远方射来一束光柱，寒冷而的刺眼的车前灯似乎要将接客的人们射穿，然后在我眼前一晃而过，将整个站台照得雪亮。

没等列车停稳，被水蒸汽淹没的站台上已经大呼小叫起来，看到站台上亲友的知青们开始从窗口向下面扔行李袋，鼓鼓囊囊的，横七竖八地捆着彩色的绳子，装满了东北的土特产：黄豆、玉米、番薯干、木耳、榛蘑、绵白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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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登上车厢接五哥，就差点被那股浓烈刺鼻的气味熏倒。知青们的脸上写着灰暗的疲倦，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兴奋。等知青们下得差不多了，我才看清车厢内的情景，真是满地的垃圾，干的湿的都有，像一场残酷巷战后的街区。

五哥先是与同场知青在北安县从货运卡车或拖拉机甚至马车来到三棵树，在车站等了足足两天还没有买到火车票，最后与同伴一起扒窗翻上列车，在车上补票，当然没有座位，一直要站到济南才坐到位子。有的知青脑子活络，天生是跑江湖的料，干脆一路逃票到上海。

有一次五哥也壮着胆子逃票，结果车到沈阳遇到查票，同行的知青都躲过去了，他看到列车员逼近就慌了神色，结果被逮住，在沈阳的下一个小站赶下去。在车站，孤苦零丁的他用身上最后一点钱发了份电报到家里，父亲马上汇钱过去，三天后他才补了票回上海。

知青们一路风尘终于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他们有的披军大衣，有的穿老农民一样的蓝布老棉袄，腰间再扎一根绳子，女知青比较注意形象，除了宽大的翻毛领军大装，还穿红红绿绿的中式棉袄，臃肿而鲜亮，浩浩荡荡地出了车站大门，笨重的行李扭歪了他们的脸蛋，汗珠从额头成串地滚落下来，在昏暗的广场灯照射下，构成了奇特的景观。

然后，他们在接客亲友的引导下，在广场里叫一辆“乌龟壳”，那是一种包了铁皮外壳的三轮摩托车，一路上噗噗作响，花五角钱就可以从北站送你到八仙桥。

那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春节前，在上海北站天天可以看到的场景，是那个时候的“春运”。
因为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网络有限，车皮船只有限，运能严重不足，加上当时政策只允许知青每隔四年或两年回家探亲一次，所以每个知青的探亲之路异常艰难，是今天的春运不可同日而语的，知青们在回家途中饱尝的苦涩，远远超过今天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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