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71年我刻骨铭心。那一年，完达山北麓在春夏间降雨超常，临近麦收，大田的明水已经没过脚背，拖拉机“穿鞋”也走不动。看着近4千亩麦田正一天天由绿转黄，心急如焚的楚连长当机立断：镰刀割麦！随后团部也有了类似的指示。于是就有了——那一年，咱们挥镰割麦。 连长下决心的当天，我就接到任务：带领全班即日下地割麦，从24号地开始。那天下午，我招呼着小伙子们，带上镰刀，就到了24号地。这块地是春天最早播种的，当然也是最早成熟的。水中割麦这种事，我不陌生。随后，我手把手教给他们打要子，基本学会之后，大家就噼噼啪啪地下了地……不对，是下了水。 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我们身陷泥水，偌大的麦田，四不着边，累了就纷纷拿出准备的小小磨刀石，沾着泥水磨镰刀。磨刀很重要，磨好了叫“割”，磨不好就成“拔”了。太阳也越来越毒，晒到身上，火辣辣的；晒到水上，腾起湿热的水汽，笼罩着我们。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四肢乏软，却进度很小，毫无成就感，除了一身汗之外，浑身更多是泥水。更严重的问题是逐步来到的。首先来考验我们的是蚊子小咬。我们身上散发的汗味和呼出的二氧化碳，把它们吸引了过来。因为当时大田几千亩地里只有我们这十几个小伙子，大队人马要等一周后才逐渐上来的。于是，僧多粥少，它们只好集中消费我们这些“美食”——充满青春热血的“美食”。小咬是见缝就钻，一拍，手上衣上都是血。此时此刻，正如李兆麟司令所做的歌词“蚊吮血透衫”的情境。插一句：完达山一带恰巧就是抗联李兆麟部的活动区域。 我们刚下麦田的时候，满目是绿中带黄的麦浪，热风起处，麦浪翻滚，一望无际，确是美景。哪里知道，正有一种威胁从我们脚下慢慢逼近。原来我们脚下的土地，在十多年前还是千古荒原，是被腐水长年浸泡的大草甸子，现在叫它的学名：湿地。后来，转业官兵们战天斗地，排水开荒，“让这块神奇的土地，在温暖的阳光下翻了个身。“翻了身”以后，这块土地表面上老实了，黑油油香喷喷的，给我们献出了豆麦玉米，可是它的下层，那些原来统治着这块土地的生灵，并没有死亡，而是蛰伏着。这其中最顽强的，是芦苇。多少年来它们不能露头，只是利用它们的根茎在地下蔓延。一旦时机来临，比如这年初夏，水漫大田，它们就急不可耐地冒出来了，要顽强地表现表现。于是我们看到，随着麦田一天天转黄，翠绿的芦苇在麦子中间冒头了。开始还是小芽，不用两三天，就窜上去，高于麦子了。而且，这绿色的生灵从稀稀拉拉散布各处，很快变成一片一片，逐渐在遮蔽麦子的黄色。最终一眼望去，只见高高的苇子，让人误会这是一片苇子地。 我们下刀割去，开始一刀不过偶尔有一两根细嫩的苇子，而后就增多、变粗，十几天后，一刀几乎有一半的苇子，而且每根都几乎有小指头粗。这苇子可不是草，而接近竹子，十分坚硬。我们割麦等于同时在割苇，这就不能不加倍付出力气，镰刀也加倍磨损。这还不算什么。问题是，麦子细软，用刀割时无所谓“茬口”；而芦苇就有“茬口”了，是粗大坚硬的茬口。我们在水下用刀，这茬口淹在水里，我们看不见。用刀都是由下向上拉，那茬口就成了尖刺，密密麻麻地偷偷指向上方。我们都是光着脚，就在这样险恶的泥水里挥刀前行。其结果可想而知。下地三四天，就开始被扎脚，每只脚都有多个伤口，无一人幸免。被扎的头几天，我们收工后第一件事是去卫生所，让卫生员处理伤口。卫生员给我们每个人的每个伤口清理，棉棍挑出泥沙，蒸馏水清洗，碘酒消毒，磺胺消炎，纱布胶带覆盖，一丝不苟，令人感动。 次日下地，没有走上三步远，脚上的纱布就没影了，每走一步都要咬咬牙。就这样在水中割麦二十八天，大多时间都是脚上带伤干活，却没有人打退堂鼓，甚至没有发牢骚。即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大家照样是生龙活虎，精神气儿不弱。 我们青年班最早下麦田。约一周后，陆续来了援兵。先是其他农工班来了，而后是全连能下地的劳力，再而后，分场和团部的机关干部、中小学生都来了，连广播站的喇叭都支到了地头。那真是人声鼎沸，刀光遍地，一派龙口夺粮的景象。十来天后，麦子不多了，没有割下的也由黄变灰了，倒了。大队人马撤去，我们还在地里扫尾。一直到28天以后，剩下的一点麦子实在没办法也没价值再收了，我们才离开的。真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 
发表于 2021-8-7 17: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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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9 05:11:30
发表于 2021-8-13 15:3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