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6 · 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遗言”案 作者：袁敏

大乌珠

（2006年秋天，大耳朵回到当年关押他的地方，这儿已经面目全非。）

　　从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总理遗言”案中，大耳朵好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人物。且不说后来被公安部认定的炮制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狗肉聚会”是在大耳朵家举行的，狗肉也是大耳朵从乡下背回来的，单从公安人员查获的蛐蛐儿的数本日记本中看，大耳朵的名字出现的频率也是最高的。然而让我奇怪的是，这样一个看似核心人物的要犯却为何没有押送北京，而是和比较外围的毛宁、晨光他们一起关进了留椿屋？

　　关于这一点，阿斗说他曾经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批查”材料中看到过可以作为最有说服力的注解的内容：在一次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有关“总理遗言”案追查情况汇报的会议上，王洪文和张春桥分别做了指示，王洪文说：眼睛不要光是盯着面上的几个毛孩子，要挖出长胡子的老家伙！张春桥的指示更阴毒：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这就难怪1976年5月，我爸爸、阿斗爸爸和蛐蛐儿爸爸在这样的指示下作为“长胡子的老家伙”和他们的儿女们一起被公安部押送北京时，没有“老家伙”背景的大耳朵却不在押解之列。然而，大耳朵的平民家庭出身虽然让他逃脱了更严酷的羁押，但与信奉“平平安安就是福”的普通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比较，大耳朵选择的让他觉得可以进入一个较高层次的朋友圈子显然还是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来西天目的一路上大耳朵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不由地猜想他是否在旧地重游时怀想当年，有了一种青春不再的懊丧和失落？然而，等到看见留椿屋时，大耳朵一下子爆发出来的激动和怎么也按捺不住的兴奋，让我又觉得大耳朵也许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留椿屋前面大片大片的山坡上铺满了金黄色的银杏叶，满地松针将褐色和金黄交错成一种忧伤的美丽。大耳朵丢下我们一个人向山坡下跑去，灵动的身手和敏捷的步子就像重新回到三十年前照片上那个有着一对可爱的招风耳的小伙子。

　　看着大耳朵在山坡上欢快的身影和他在山脚下拚命挥手嗷嗷乱叫的模样，我有些纳闷他为何不直奔留椿屋里那间和他有过生死之交的牢房，而偏要和那些不着边际的大树小草缠绵不够呢？我哪里会想到，当留椿屋真正成了羁押大耳朵他们的囚笼的见证时，重新走近它，仍然需要聚集足够的勇气，毕竟这座囚笼留在大耳朵记忆中的恐惧到现在想起来都会让他不寒而栗！

　　后来被公安部定为炮制“总理遗言”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是于1976年2月5日，正月初六的那一天在大耳朵家举行的。现在杭州市最热闹的一带，庆春路新华书店的原址本是一排类似于上海石库门一般的老墙门，那是当年日本鬼子占领杭州时建造的官员府邸。大耳朵的家就在这里，延龄路延龄坊2弄14号。

　　那一天，雨雪交加，冰寒彻骨。大耳朵从乡下背回来的那条狗已剁成大块在炉火上炖得香气扑鼻。我哥哥、阿斗、晨光、大耳朵都围坐在炉火旁。有肉还得有酒，那时候买酒是要用酒票的，大耳朵向他妈妈要来了所有的酒票，买了一军用水壶的黄酒。我哥哥说，这点酒不够的，阿斗和晨光就又出去买酒了。因为已经没有酒票，他们出去转了半天，买回来一种叫“於术酒”的瓶装药酒，当时大家谁也不知道这种酒产于何地，更不了解这酒价值几何，只是觉得这酒口感不错，喝进嘴里味道香醇，余味绵长。

　　蛐蛐儿那天是最晚到的，进来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眼圈红红的。他一直不说话，坐在角落里喝闷酒。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狗肉聚会”，其实只有两个中心话题，一个是议论时局；一个是蛐蛐儿的失恋。

　　时局的揪心是一目了然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人民群众对周总理喷涌而出的各种形式的悼念不仅寄托了大家对总理的哀思，更表达了对“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的愤慨。1月11日下午，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首都百万余人伫立在长安街两侧，等候周恩来的灵车驶过，为人民心中最敬爱的总理送行。寒风中，人们扶老携幼，臂佩黑纱，胸戴白花，含泪等待……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被一批批清理、抬走；警察、工人民兵和广场上悼念的人群发生了冲突。1月21日和1月28日，毛主席先后两次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为此正式下达1976中共中央［1］号文件。虽然对总理位置窥视已久的张春桥这次没有达到狼子野心，但令人不安的是邓小平的名字也没有在［1］号文件中出现。更让人心生疑窦的是，文件中还说到叶帅身体不好，让其休息，请其他同志代替主持军委工作。这明显是剥夺了叶帅的军权。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激烈几乎已经完全公开化了，“四人帮”紧锣密鼓地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与时局的揪心相比，蛐蛐儿的失恋似乎便显得无足轻重，但事实上这场看似无足轻重的失恋却是一个和“总理遗言”有着重要关联的长长的伤感的故事，我想我会在以后的文章里再专门讲述。

　　一直坐在角落里喝闷酒的蛐蛐儿突然站起来走到窗前，他脸色已经通红，扬起手臂挥舞着：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才几岁？而我们现在又几岁？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积极去斗争！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蛐蛐儿说这话时眼睛血红，情绪激动，当时，我哥哥、阿斗、晨光都在议论中央［1］号文件，谁也没有注意到蛐蛐儿说这话时神情的异样。只有大耳朵比较心细，他问蛐蛐儿是否刚和J见过面？大家都知道J的父母刚给J介绍了一个海军，阿斗打趣地称这位海军为“驱逐舰舰长”，是这位“舰长”把蛐蛐儿从J那儿驱逐出来了。大耳朵觉得蛐蛐儿情绪低落显然和这位“驱逐舰舰长”有关，但此时他根本不会想到，蛐蛐儿的这一场被他们这帮哥儿们引为笑谈的失恋，却可能是酿就一桩重大历史事件的导火索。

    （待续22）                   

大乌珠

（那条凹凸起伏像小丘陵一样的疤痕，在灯光下有一种让人心里发毛的阴冷。）

　　当大耳朵终于从金黄和褐色的美丽中回到留椿屋，和我们一起逐间逐间参观当年关押他们的牢房时，他的神情又开始阴沉起来。相比毛宁和晨光回到曾经囚禁自己的牢房表现出来的轻松，大耳朵走进他的旧地时却是一脸肃穆。我想，这也许是我单刀直入逼近主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若再迟疑，那么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解当年发生在这间屋子里的事情真相了。

　　我犹豫斟酌再三，还是下决心向大耳朵问起了1976年在“四人帮”粉碎的前夜，大耳朵却突然割腕自杀的事情。

　　虽然在这之前，毛宁、晨光、阿斗都交代我，这件事情是大耳朵心中一个永远的痛，最好不要去触碰，但我知道，关于留椿屋在1976年的记载若是缺了这段文字，那将是巨大的缺憾，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今天，当大家回忆了留椿屋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后，我想，大耳朵也许会用另外一种心情和眼光来重新看待当年在他生命中留下深深烙印的自杀事件。

　　当我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问大耳朵：事情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了，我还是想问你，你为什么会在“四人帮”快要被粉碎的黎明前做出自杀这样的选择呢？大耳朵面对我探究的目光，竟没有半点躲闪和忐忑，他坦然地撸起右手的袖子，赫然露出手腕上一条长长的暗褐色的伤疤，问我：你要不要拍照？

　　我愣住了，一个我以为讳莫如深，几乎不能碰的话题，却被大耳朵自己轻而易举地撕开了口子。大耳朵的手很大，五指攥紧后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拳头。他在我面前缓缓松开手掌，离手掌大约一寸半处那条凹凸起伏像小丘陵一样的疤痕，在灯光下有一种让人心里发毛的阴冷。大耳朵坦然地看着自己手腕上的疤痕对我说，我老婆孩子都曾经问我这道伤疤的来历，我和他们说是插队落户时上山砍柴受的伤。我不想告诉家人真相，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有什么必要耿耿于怀呢？我心里涌上了一阵深深的感动，我没有想到大耳朵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却有这样平和的心境和宽阔的胸怀，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低估了大耳朵承受历史的勇气。我拿出相机，对着大耳朵手腕上的伤疤，从不同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

　　在留椿屋，公安人员对大耳朵的审问从头至尾都围绕着“狗肉聚会”，他们明确告诉大耳朵，这是一次和炮制“总理遗言”密切相关的反革命预谋会议。他们要求大耳朵将“狗肉聚会”的来龙去脉和那次聚会以后的每一天都作出详详细细的回忆，并且将这些流水账一般的回忆一点一滴都写下来。这样的流水账不是纸面上“流水账”三个字就能轻松流淌过去的，这样的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干什么有谁可以证明等等等等的反反复复的提问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变得不正常，但大耳朵一天一天地顶下来了。

　　曾经看管过他们的毛排长说：“你们能熬过来真不容易，要我早疯了！”

大耳朵没有疯，他一直很健康也很快乐，因为他心里有一份温暖，背后有一份支撑。虽然他在被抓捕之前刚刚从插队的农村抽调到浙江省电力安装公司，上了没几天班就锒铛入狱，他和单位里的人几乎还都不怎么认识，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单位里的人都对他很好，公司的保卫科长是一位老干部，要保大耳朵，说，这孩子挺老实的，不会有问题。当大耳朵被从市公安局转移到留椿屋时，这位保卫科长仍然每个月将大耳朵的工资送到公安局再转给他。大耳朵每次拿到工资时就会让看管他们的警卫战士去买香烟，而每次买来香烟他又都会分送给这些没有工资的警卫战士。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警卫战士们几乎和留椿屋里的犯人们称兄道弟，倘若不是因为1976年9月9号风云突变，大耳朵或许会一直健康快乐下去。

　　然而，9月9号这一天，情况突然改变了。

　　先是听到青龙山脚下的天目山饭店传来一阵阵哀乐声，而后又传来国际歌的乐曲，声音开始不大，后来越来越响，哀乐，国际歌；国际歌，哀乐；循环反复，周而复始。

　　大耳朵的心没来由的咚咚咚一阵狂跳，只听到隔壁传来一声仰天长叹：啊--毛主席逝世啦！是毛宁的声音。很快听到当兵的厉声训斥：不许瞎说！

　　沉重的哀乐和国际歌悲怆有力的乐曲依旧在继续，武警战士频繁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留椿屋里的气氛异常紧张。终于，山下的广播喇叭里传来沉痛的声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大耳朵两腿发软，一股彻骨的寒气从后脊梁猛地蹿上来，只觉得手脚一下子冰凉。

　　傍晚时分，大耳朵从门缝里看出去，所有站岗的战士全部换上了陌生的面孔。以前，每个房间门口是一个岗哨，而且大多已是很熟悉的笑脸。现在每个房间外都是双岗，且荷枪实弹，一个长枪，一个短枪，甚至连楼梯口都站着两个端着冲锋枪的战士，有一种一级戒备的状态。

　　种种迹象都表明，毛主席逝世了，那帮阴谋家马上就要动手了，一切都没有希望了。

幻觉是在一瞬间产生的。大耳朵只听到楼底下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和多辆卡车发动的声音，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押回桐庐开公审大会（桐庐是大耳朵曾经插队的地方）。两个恐怖的字眼钻进了他的耳朵：审判、枪毙，枪毙，审判！

大耳朵脑子一片混乱。他突然想起，在自己当年插队落户的桐庐县，他曾经在桐庐中学前的体育场参加过枪毙人的公审大会，乌秧乌秧的人群站在台下，千百双眼睛面无表情地盯着台上，台上的案犯嘴里都被塞着脏乎乎的破布或毛巾，双手反铐，五花大绑，宣判后绑赴刑场前通常会将犯人押上卡车，绕县城主要街道一周，游街示众。人格的被凌辱和尊严的丧失殆尽，曾在大耳朵心上戳下了很深很痛的可怕印记。他还想起自己插队的地方有一个中学老师，因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用真名实姓给《人民日报》写信，最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大耳朵曾经见过那位老师，人很好，村里人都说他死得太惨了。他老婆用大板车把这位老师的尸体从行刑的桐君山脚下拖回家时，行刑单位还向这位可怜的女人收了子弹费。大耳朵觉得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他们是没有能力来收尸的。而唯一的妹妹年纪小，又是女孩，他也绝不会让妹妹受到刺激和惊吓。

（待续23）               

大乌珠

（掩映在西天目深山老林中的留椿屋静静地在远离喧嚣的一角矗立了近百年。）

      九点过后，有一个声音在楼道里大声宣布：房间里不准熄灯，被子不准盖到胸口以上，不准蒙头睡觉！

就在那一刻，大耳朵决定了：与其被拉出去审判枪毙，不如自己结束生命！

　　他先从自己住的二楼房间的窗口朝下观察，觉得高度不够，跳下去多半不能一下致死；他又抽出自己裤子上的裤带，四下张望了半天，房间里找不到可以挂绳子的地方，上吊是不可能的；他又试着掐自己的脖子，每当要窒息过去，眼睛开始突暴时，手就不由自主无力地松开了。下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大耳朵没想到死会那么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大耳朵发现了自己藏在被单底下的一面小圆镜，他心里有底了，他相信，这是死神给他的暗示。

　　晚上十点多，四周静了下来，只有外面山上的草丛里偶尔传来几声蟋蟀的鸣叫。大耳朵房间门外的岗哨连打了几个哈欠，就再没有动静了。

　　大耳朵很镇静地坐在床上，将这面小圆镜仔细地擦干净，他从镜子里看着自己年轻的脸，然后将镜子一掰两半。小圆镜的破口呈狼牙锯齿状，很锋利。大耳朵的手一下子就被划破了，血渗了出来。大耳朵用手指沾着丝丝缕缕往外渗的血，脑袋里一片空白。他慢慢地在床上躺平，用左手拿起破口的锋利镜片对准自己的右手腕一刀割了下去，鲜红的血一下子流出来，染红了雪白的被单。大耳朵看着不断涌出来的鲜血，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一点都没有疼痛的感觉。为了加快血流的速度，他又纵深来回割了几下，这才平静地躺卧下去，将被子拉到胸口，两眼瞪着天花板上明晃晃的电灯，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我最初写这段文字时，写的是大耳朵“用右手拿起破口的锋利镜片对准自己的左手腕一刀割了下去”，我把草稿送给大耳朵看以后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被割腕是右手镜子是手掰开的手也破了文章左手不对。我看了短信立刻给大耳朵打电话：你是左撇子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是左手割右手，而不是右手割左手？大耳朵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你到留椿屋实地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了。

　　现在，当我站在留椿屋关押大耳朵的房间，看着洞开的门想象着当年在门外来回巡逻严密监视的岗哨，我一下子就明白大耳朵为什么会充当了一回左撇子。大耳朵作为犯人，他的床正对着门，一切都裸露在哨兵的眼皮子底下，他若用右手割左手，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而只有翻身向着墙壁，用左手动作，才有可能躲过哨兵的视线。就是这一左撇子的错位，无意中挽救了大耳朵的生命，试想，在大耳朵拚死的决绝下，正常的右手力量，一刀下去，足以让大耳朵毙命！

　　值班的警卫是在凌晨四五点钟左右发现情况异样的。九月的天依然亮得很早，四五点钟的时候，晨曦已经洒满了每一扇窗口。平常这个时候每个房间里的犯人早已开始各种锻炼，大耳朵也早就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了，可是这一天，大耳朵房间里没有一点动静。

　　警卫先是从门外向里张了一眼，床上纹丝不动，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便一下冲进门来。床上依旧没有声音，床下却有一地的血。警卫慌了，他一把掀开被子，大耳朵闭着眼睛躺在满床的血水中，已经不省人事。警卫从胸腔里发出“哇！”的一声闷叫，整幢留椿屋立马像陀螺一样抽风般地旋转起来，只听到门外“快快快……”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得楼梯上一串串嗒嗒嗒的急促的脚步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一点微小的动静都会让人心惊肉跳，更甭说这样满楼的压抑不住的喧哗。

很快，每一个房间都遭到了仔细的检查，每一个人的随身物品都被要求收缴上来统一保管，包括剪刀、蘸水笔、镜子、牙膏、肥皂、筷子等等看来可能会成为自杀工具的东西一律上缴。

　　每一个人都判断一定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在猜测会不会和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产生联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是大耳朵做出了自杀这样极端的举动。

　　在留椿屋青苔满地的天井里，毛宁告诉我，那天早晨，他到天井里洗漱时看到一只大木盆里浸泡着带血的被单，木盆里的水全被染红了，血水让毛宁毛骨悚然，一股寒气从脚心钻上来，让他周身的热血一瞬间有冰冻的感觉。他不知道他们中间是谁因为什么出了事情，但他回房间时看到大耳朵的房门突然紧闭，心中便有了不祥的预感。

　　幸亏上苍还是眷顾大耳朵的，它不忍心让一个还没有开始真正生活的青年就这样轻易地结束自己像花蕾一样尚未绽放的生命。掰成两半的镜片毕竟不像刀片那样锋利，左手力量的明显削弱也帮了大耳朵一把，它割断了大耳朵右手的两根肌腱，但万幸没有割到动脉。

　　是警卫从藻溪镇卫生院接来医生为大耳朵缝合伤口的，即便大耳朵因为割腕自杀血流一地差点死去，他也仍然没能走出留椿屋一步。

　　让大耳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鼓足勇气做出的壮烈举动差一点就让自己遗恨千古。几天以后，青龙山下天目山饭店里的高音喇叭再次响起：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惊魂未定的大耳朵像傻子一样从牢房走出来，看着眼前一个个晃动的熟悉和陌生的脸，看着洞开的门窗外扑面而来的满目翠绿，他缓缓地吐出一句话：还好我没死……

　　我们离开留椿屋时天色已经黯淡下来，远处忽隐忽现的山脊曲线和厚厚的云海混沌成一片。临上车前，热情的天目山管理局的同志抬来一箱据说是当地自制的药酒一定要我们带上，我意外而惊讶地发现这酒居然就叫“於术酒”。我感叹世界上怎么竟会有这样的巧合，三十年前和这帮年轻人在历史性的“狗肉聚会”上初次相识的这一名不见经传的“於术酒”，三十年后竟再次在留椿屋重逢。是天意？是机缘？还是冥冥之中历史的轮回和必然？掩映在西天目深山老林中的留椿屋静静地在远离喧嚣的一角矗立了近百年，但她所承载的每一段历史记忆都加深了她身上厚重的积淀，伟大如周恩来，渺小如毛宁、晨光、大耳朵，谁能想到他们会跨越历史的风雨烟云在留椿屋会合？

我想，我肯定还会再来留椿屋，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寻觅一种心中一直在寻求的永远！

（待续第三章·追寻真相）          

大乌珠

第 三 章·追 寻 真 相

（“总理遗言”制造者李君旭——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是一位真正的青年才俊，也曾是许多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

      我给《收获》杂志写的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发表后，专程去给蛐蛐儿送书。虽然我知道蛐蛐儿的脑子曾受到过重创，并且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可我还是忍不住再次动员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为《江南》杂志的“第一见证”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这也许会重新勾起蛐蛐儿种种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我真的从心底里希望他和我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同时，我也希望给蛐蛐儿一点压力，让他因为需要回忆而被迫转动受伤已久的脑子，这可能对恢复他的思维功能有好处。

　　很长时间蛐蛐儿没有任何回音，我也曾想打电话去催问，但想起那次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最后吐出三个字：不想写，我就失去了打电话的勇气。我对自己说，不能逼他，除非他自己想写。

　　就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有一天，大耳朵突然给了我一个惊喜！大耳朵给了我一个牛皮纸的文件口袋，上面用铅笔整整齐齐地写着：

　　1、李君旭审查结论，自述申述。2、李君旭1971年12月-1972年4月，1975年11月-1976年5月日记两本。3、李君旭三十年后回忆当时文章、李君励回忆文章。4、李君旭诗稿。5、李君旭工资条。

　　                          2007年2月-3月收集

　　我没想到大耳朵是那么细致那么有心的人，他所收集到的这些东西真是太珍贵了！公安部对蛐蛐儿前后两次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显然代表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蛐蛐儿1976年前后的日记，我猜想肯定会记载他制造“总理遗言”前前后后的心路轨迹；而更让我意外的是，文件口袋里居然有蛐蛐儿写的回忆文字，这让我欣喜不已，我想，蛐蛐儿终于战胜了自己，终于有勇气直面那段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的历史。

　　公安部对蛐蛐儿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分别如下：

　　                            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审查结论

　　李君旭，男，一九五三年生，浙江缙云县人，共青团员，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因伪造“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由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

　　经审查，李君旭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保护审查后，能主动交代问题，并有所认识。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右下角的日期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带国徽的庄严印章，左下角是蛐蛐儿的签字：

    同意。李君旭 77.11.4.

　　                    公安部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复查结论

　　李君旭同志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因制造所谓“总理遗言”受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

　　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消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

    日期上同样是公安部的印章，但不知为何却没有蛐蛐儿本人的签字。两份结论，时隔两年零一个月，公安部前后结论上的措辞却有了本质上的改变。一个是“有反四人帮的一面”，而另一个是“积极反对四人帮”；一个是“属于严重政治错误”，一个是“其做法是错误的”。结论上这样的改变，对一个前面还有漫长人生的年轻人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种改变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但对于一个经过十年动乱，有太多东西需要拨乱反正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令人欣慰。事实上，有了公安部按照中央精神撤消原审查结论这样重大的改变；有了公安部1979年的复查结论中对蛐蛐儿“积极反对四人帮”的肯定，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曾经有一度非常光明。尽管复查结论中仍然保留有“错误”二字，但相比蛐蛐儿反“四人帮”的主流而言，这小小的“错误”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待续25）

大乌珠

（当年公安部给李君旭（蛐蛐儿）平反文件及部分原始档案的影印件。）

           蛐蛐儿的回忆文章大约有三四千字，这对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显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作为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是第一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显然是任何人的任何文字都无法替代的。我当即认真阅读了这篇断断续续的回忆文章，说实话，我首先感到惊讶，我没有想到在大家眼里木讷、迟钝，几乎不说话的蛐蛐儿写下的文字条理却基本上是清晰的。我也有些感动，直白的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却简单而平实地讲述了他当年写“总理遗言”的缘由、动机、经过，也讲述了他被抓、被审、被关、被放的全部过程。我一面让照排马上将这篇文章打字发排，赶《江南》第四期的“第一见证”；一面将蛐蛐儿的文章送给我哥看，因为我哥和蛐蛐儿是一起关到最后才被放出来的。一位当年曾作为“掺沙子”进入“总理遗言”专案组的老公安告诉我，专案组成员在追查“总理遗言”的过程中仔细阅读了抄家查获的我哥和蛐蛐儿的一些笔记、日记、来往信件，以及综合各方面的调查、审讯后觉得，蛐蛐儿的文章、诗歌文采斐然，很有才华，但政治上不太老练；而我哥哥文采虽然不如蛐蛐儿，但思考问题比较深刻，很有政治头脑。专案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所以，当涉及此案的核心要犯我爸、我姐、阿斗和他爸爸、蛐蛐儿的爸爸于1977年1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被释放出狱时，我哥哥和蛐蛐儿却继续被关押了将近一年之久。事情虽然最后得以澄清，我哥哥其实和“遗言”制造本身没有关系，但作为另一个重要当事人，我想我哥哥应该清楚这个重大历史案件的每一个环节，我希望关于那段历史的任何回忆尽可能与史实相符。当天晚上，我哥哥就给我打电话，说蛐蛐儿的这篇文章他仔细看了，最好先搁一搁，让更多的当事人都看一看。我说我正在发《江南》第四期的稿子，本来想在“第一见证”里刊登蛐蛐儿这篇文章的，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哥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纪实文章的要义就是真实，现在这样发恐怕不行，虽然迄今为止有几个重要环节的真相我依旧不了解，但我感到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特别是我们这拨人当年为什么被抓等问题上，蛐蛐儿还是没有说出实情。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注意到我哥用了“还是”这个词，也就是说，蛐蛐儿不是第一次用笔涉及这些内容，而且，无论是蛐蛐儿自己写的文章，还是别人采访蛐蛐儿以后写的文章，都存在着与事情的本来面目相左的地方。看来《江南》四期的“第一见证”栏目恐怕得换文章了。听我在电话里不说话，我哥又说，还记得我从京城监狱被放出来时说过的话吗？当然记得，你说，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是的，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现在看来我说二十年还是说短了……我在北京出狱后的第一个晚上，就在公安部招待所碰到了蛐蛐儿，我当时就希望蛐蛐儿能告诉我事情真相，但他只是一个劲儿向我道歉，却始终没有把实情说出来。当时我们都才二十多岁，我们都还要面对长长的人生，我想他不说肯定有不说的难处。我原以为等二十年以后，等我们都老了，再在一起回忆往事时，那些不想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事情也许就都可以说了，可我没想到，如今三十年都过去了，蛐蛐儿仍然没有说实话，看来我们还是不够老啊……人只有到真正老了，才能对一切无所顾忌。我哥接下来说的一句话更让我大吃一惊：“蛐蛐儿的头脑其实非常清楚，比我们所有人对他的想象都要清楚。有一些他不想说的东西，他还是没有写出来。”

　 挂掉我哥的电话后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想起了蛐蛐儿的前女友J对我说过的一番话：“蛐蛐儿从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喜欢说假话，说假话常常说得自己都陶醉了。虽然他有时候说假话并不是存心的，完全是下意识的。他总是追求完美，达不到他心中的完美他往往就会编造故事，说假话。”J说，她自己从不说假话，所以她不能容忍蛐蛐儿说假话。她曾经向蛐蛐儿提出这个问题，蛐蛐儿说他对别人说假话，对她从不说假话。可是J说，当说谎已经成了蛐蛐儿下意识的习惯和无法抵御的思维需要时，你怎么判断他说的一切是真是假？我也想起了我哥曾经对蛐蛐儿说假话的习惯有过一段评价：蛐蛐儿说假话常常是并无恶意的，他很真诚地说谎，但他没有想到他的谎言常常给他人造成了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后果。这时，他又想弥补，但事情的走向他已无法把握，于是，他常常在后悔和焦虑中越走越远，最后弄得无法收拾。我更想起我写的第一篇回忆“总理遗言”案的文章发表后，我将刊载这篇文章的《收获》杂志分送给每一个当事人，当年因为这个案子而饱受心灵和肉体创伤的J的父亲王叔叔看了我写的文章后婉转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蛐蛐儿为反对“四人帮”而编造了“总理遗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这一举动用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说出了人们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我们还是很佩服他的智慧和胆量的。但不管怎么说，“总理遗言”毕竟是假的，是蛐蛐儿编造的谎言，不能因为编造“总理遗言”的动机是反“四人帮”的，编造谎言也变成英雄行为了。有一次大耳朵到我办公室来，将王叔叔的这层意思转达给我时，我的心沉重了很长时间。

　　我一直感到非常困惑和矛盾的是，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看待蛐蛐儿说谎的事情。我也总是无法判断蛐蛐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说谎。为什么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蛐蛐儿依旧没有勇气说出事实的真相。本来我为《收获》写的第三篇文章是关于蛐蛐儿和他的前女友J的爱情故事的，我已经开了头，写下了题目《走过春夏秋冬》，我甚至已经在电脑上写了一万多字，但是，接了我哥的电话以后，我面对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思路完全被堵塞了，我满脑子想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给说谎定位？说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我从小到大说过谎吗？我有没有为自己的谎言付出过代价？假如因为我说谎而造成某种后果，我有勇气为这种后果承担责任吗？

　　我发现自己很久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我给我的一位结交多年的老友打电话，我向她表达了我的困惑。像往常一样，这位老友在静静地听完我的讲述以后说：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什么？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当代“华子良”。我一下子愣了，她的话像一把锤子在我心上重重地砸了一下。老友紧接着又说，我的直觉是，你应该先放下那个写了一半的爱情，就写你所了解的谎言，那可能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放下电话，一个标题跃上我的脑海：钢丝上的谎言。

（待续26）

大乌珠

（年轻的蛐蛐儿和瓜子在大海边畅想他们的未来。）

　　    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将“谎言”这个词搁置在“钢丝”上，我只知道走钢丝是一桩特别危险的事情，走得好，身体保持平衡，你便可以在那一根弹跳起伏的细绳上做出各种各样优美的舞姿和造型；但如若走得不好从钢丝上掉下来，轻则致伤致残，重则摔个半死，甚至丢掉身家性命。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义无返顾前赴后继地去走钢丝，那是因为钢丝上幻化出来的种种美丽让许许多多的观众如痴如狂。那么，谎言呢？谎言是否也有同样的功效？

      我最初发现蛐蛐儿说谎是在我们家从前那幢小楼的旋转扶梯口，那时我们还都是小学生，印象中我那时的阅读范围也仅限于《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类的小说。我爸爸的卧室里有一口老旧的书橱，里面有一整套的《红旗飘飘》和满满两架单位定期给我爸送来的浅灰封面的《文史资料》，据说这种《文史资料》当时只有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阅读。我那时对爸爸书橱里的书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我注意到蛐蛐儿对我爸爸房间里的那口书橱情有独钟，他每次到我们家来玩都会偷偷溜进我父母的房间，而每次进我父母房间蛐蛐儿又都会磨磨叽叽地在那口书橱前东张西望。每次我都会将蛐蛐儿从我爸的房间里轰出来，我告诉他我爸不喜欢小孩子进他的房间。那一天蛐蛐儿又在我爸的房间里磨叽了半天，要回家前被我在楼梯口碰上了。那时候他已经长得人高马大，喜欢将皮带束在衣服外面，显摆他挺拔的长腿。可那一次他怪怪地穿了一件肥大的灯心绒夹克衫，那松松垮垮的样子和他平时的精神利落判若两人。他看到我有点紧张，脑袋一低就要下楼。我有些狐疑地看着他似乎显得臃肿突起的肚子，说，蛐蛐儿你穿谁的衣服啊？怎么变得那么肥胖啊？我边说边用目光扫过蛐蛐儿的肚子，追问道：你衣服里是否藏了什么东西了，怎么好像鼓鼓囊囊的？蛐蛐儿慌乱地摇摇头说，没有啊……话没说完只听“嘭”的一声，紧接着哗啦啦的响，蛐蛐儿肥大的夹克衫里掉下了好几本《文史资料》。“好啊！你偷我爸爸的书！”“不是偷，是你爸爸答应借我看的。”“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呀？”我爸爸正好从外面回来，他的出现让蛐蛐儿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接下来的事情发展是，我爸从地下捡起书本拍拍蛐蛐儿的肩膀说：小鬼，说谎要不得哦！你要看这些书尽管问叔叔借，但要有借有还，再借就不难喔！看得出来，我爸说这话时，眼里满是对蛐蛐儿的喜爱。我有些妒忌，我知道我爸爱才，对蛐蛐儿小小年纪就喜欢读《文史资料》备加赞赏，可也不能因为蛐蛐儿有才，就对他张口说谎、动手偷书的行为姑息啊！

      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也因为偷书而被人抓获了。那时我已在杭州第十一中学上学，十二三岁的年纪正是求知若渴的年龄，而文化大革命对知识的戕害和对传播一切中外文化的书籍的封杀让我们面临的似乎只有枯竭的文化沙漠，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书可看，像干涸的河床里奄奄求水的小鱼，却看不到一滴水珠。十一中是一所老牌的中学，它的图书馆有着丰富的藏书。是谁最先发现那些藏书，又是谁出主意砸开图书馆的窗户跳窗而入，这些细节我都已经不记得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们七八个同谋犯看到满屋子积着厚厚灰尘的图书欣喜若狂！我们有两三个同学在窗户底下接应，三四个同学发疯一般地往窗外楼下的草坪上扔书：《红与黑》、《高老头》、《牛虻》、《九三年》、《静静的顿河》、《安娜o卡列尼娜》、《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们完全被这些书给迷住了，我们贪得无厌，没完没了，舍不得这本，放不下那本，当图书馆窗外的草坪上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时我们还不肯收手。直到告密者带着老师和学校保卫处的人将我们人赃俱获时，我们还没有从疯狂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我在自己的裤腰间藏了一本《金蔷薇》，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康o巴乌斯托夫斯基是谁，但我喜欢“金蔷薇”这个名字，没想到就是这本被我偷偷藏在腰间因而没被查获的《金蔷薇》，让我从此痴迷文学，也让我对蛐蛐儿将我爸的书塞在裤腰里想偷出去的行为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理解。

　　在电脑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想为“谎言”做什么辩解，但当我敲完一段，按习惯重新阅读一遍时，我承认，在我的笔下，“谎言”的面目似乎并不那么可憎，反倒有几分单纯和可爱。我想，我们每一个从孩子走向成年的过来人，如果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成长经历，大约没有多少人能和谎言脱得了干系，在汉语字典上，“谎言”无疑是个贬义词，但在人生海洋中，“谎言”的内涵和定义似乎可以更立体更宽泛更辩证更人性一些。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一方面将蛐蛐儿写的回忆文字复印了若干份分送给所有我能联系上的“总理遗言”当事人，请他们尽可能地回忆核实文中的主要环节和重要细节；另一方面我想找我哥哥弄清楚，蛐蛐儿究竟在哪些重要环节上隐瞒了事实的真相，他又为什么要隐瞒？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他一个终日坐在轮椅上，几乎与外界隔绝的人，究竟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坦然回首的呢？

　　我没能马上找到我哥哥，因为在这期间我上海的姨父由于一个意外突然去世了，我哥哥匆匆赶去了上海。1976年5月9日，我哥哥就是在上海姨父家中被公安人员抓走的，虽然姨父姨妈作为老共产党员当时还是配合了组织上的抓捕行动，但我哥哥一直没有忘记他被公安人员戴上手铐时姨父姨妈受到惊吓的表情和为他担忧的目光。我哥哥对姨父姨妈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我不知道他会在上海耽搁多久，我不能因此而等待，我决定先进行我的工作。

      重新仔细阅读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时我注意到这篇文字的第一页上的笔迹和后面的完全不一样，第一页的上端还很奇怪地重复记录了一个电话号码：86633018。电话号码旁潦草地写着一个曾经熟悉但已离开这个世界多年的人名：蒋南翔。我知道蒋南翔当年曾是清华大学校长，“文革”后又出任过教育部长，也知道“文革”中他曾遭受过“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蒋南翔会和“总理遗言”有什么关系。

（待续27）                      

大乌珠

（大病后脑子受到重创的蛐蛐儿已失去了昔日英俊潇洒的模样。）

　　   在我记忆中，“文革”进入到1975年，随着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他对“文革”的积年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关系到否定还是肯定、抛弃还是坚持“文革”的斗争也在悄然进行。1975年8月和10月，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冰等人致信毛主席一事，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帷幕。刘冰等人之所以给毛主席写信，是他们一致厌恶迟群这个当时清华第一把手兼“通天人物”的跋扈作风和恶劣品质；他们写信的目的在于：把迟群从清华“搬掉”。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此事只有通过毛主席的首肯方可实现；他们也真切地意识到：写给毛主席的信，惟有通过邓小平的转交方可送达。他们先后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旨在抨击迟群；第二封信则把迟群和时为清华第二把手的“四人帮”党羽谢静宜联在一起加以批评。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看成是矛头对着他本人的，他认为邓小平偏袒刘冰等人。毛主席批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毛主席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至次年4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然而，从清华园滥觞的“批邓”斗争，并没有使“文革”取得决战性的最后胜利，而是更加凸现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的“文革”将何去何从？实际上，由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所带来的“文革”最后一场战役恰恰表明了“文革”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

　　应该说，清华园里的“刘冰事件”和1976年中国在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有紧密关联的，但其时蒋南翔只是一只早已被打倒在地的“死老虎”，他不可能和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再发生什么瓜葛。蛐蛐儿的回忆文字首页蹊跷地出现蒋南翔的名字和一个重复记录的电话号码，这中间是否还会藏匿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缘由呢？

从笔迹上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的第一页似乎有他人操笔，会不会是蛐蛐儿口述，别人记录的呢？如果是，那这个记录的人又会是谁呢？从内容上看，第一页的记录显然非常重要，而且应该是蛐蛐儿本人的表达，虽然文字排序有点凌乱，但陈述是清楚的：

　　写遗言时间：1976年2月5日“狗肉宴”之后一两天。

　　地点：菩提寺路菩提新村3号亭子间，是一气呵成。

　　参考胡志敏（明）遗言，并且想找斯大林遗言和列宁遗言。

　　1月8日周总理去逝（世），想到周总理活着的话，“四人帮”就不致敢乱搞。我要和他们唱反调，肯定邓小平，因为76年“四人帮”开始批邓运动，我要和他（们）捣乱。

　　我首先拿给爸爸妈妈，爸爸叫我不要传。我问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爸爸说像是真的。我听了非常得意。这样我就拿去抄了几份，给我姐姐寄去，还寄给别人现在想不起来。然后就再拿给瓜子看，并问他像不像真的？他说像的，并且他们就开始抄。到瓜子家，晨光、阿斗、大耳朵在场，其他还有没有人忘了。

　　我注意到最后那句“到瓜子家，晨光、阿斗、大耳朵在场，其他还有没有人忘了”这句话被用箭头和黑线标明插入“然后”后面，“就再拿给瓜子看”之前，如果这一页纸文字确实是蛐蛐儿写的，那说明蛐蛐儿还是很在意细部的准确性的。

      我先打电话问我哥哥，当蛐蛐儿最初把“总理遗言”拿给你看的时候，你相信“遗言”是真的吗？当时你难道就一点都没有想到“遗言”是蛐蛐儿写的？你不是曾经对我说过，“总理遗言”中的许多内容是你们经常在一起议论的话题吗？我哥说，他们当年从蛐蛐儿手里第一次看到“总理遗言”时，直接的反应就是议论像不像真的，然后大家就开始抄。

据我哥的回忆，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身患重病久不露面的周恩来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并做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瘦骨嶙峋，脸上布满了老人斑。印象中，总理坚持在讲台上站了半个多小时，只念了报告的前面和后面各一部分就离开了会场，大家心里都很难过，许多人落泪，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只要总理在，大家心里就充满了希望！那时候，我哥他们这帮哥儿们聚会越来越频繁，只要聚在一起大家就要议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在总理逝世后，他们更是经常在一起议论怎样用具体的行动支持邓小平同志，阻止“四人帮”上台。他们上街撒传单；深入工厂、农村做社会调查；到部队联系解放军战士，试图寻求武装力量的支持……可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显然对改变时局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这样一份从天而降，说出大家心里话的“总理遗言”时，每一个人都兴奋无比，尤其是遗言中提到：“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这番话既说明了小平同志复出是主席的正确决策，不能说变就变；更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和隐隐的担心，同时也吻合了这帮年轻人心中希冀邓小平继续为国家掌舵的愿望。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总理遗言”的真假，不是他们没有辨别力，而是他们太希望“总理遗言”是真的了！事实上他们很快就将“总理遗言”作为和“四人帮”作斗争的战斗檄文和锐利武器来传播了，当他们迅速地将抄录的“总理遗言”不停地给别人看，让别人抄；别人又给别人看，又让别人抄时，那种会心的笑容，那种发自内心的共鸣，无声地流淌在彼此之间。直到今天，我哥他们还认为，在当年，尽管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都从心底里反对“四人帮”，全国像他们一样的青年小团体多而又多，但真正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用文字统一起来的却是蛐蛐儿制造的“总理遗言”。我哥说，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们这帮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曾经有过那么多的计划和设想，但最终对“四人帮”真正产生打击，影响全国，喷薄而出的火山口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总理遗言”。我哥还告诉我，他当时真是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份“总理遗言”会是蛐蛐儿自己写的，如果想到，或者蛐蛐儿向他透露哪怕一星半点，那他一定会采取措施，不会像蛐蛐儿那么幼稚，最先把“遗言”给身边最亲近，关系最密切的人看，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在我哥看来，随便撒在路边，或者贴在墙上，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同时也能保护自己。蛐蛐儿的单纯和幼稚，让他和他的这帮年轻伙伴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待续28）    

大乌珠

（三十年后，蛐蛐儿在自己五十三岁的生日聚会上和当年“狗肉聚会”的哥儿们重新聚首（前排左起：阿斗、蛐蛐儿、瓜子；后排左起：毛宁、大耳朵、晨光）。）

      我又打电话问大耳朵，这份回忆文字第一页的字和后面几页的字为什么完全不像，好像不是出自蛐蛐儿之手。大耳朵说，是蛐蛐儿写的，他认真和不认真时写出的字完全不一样。我又仔细对比了前后的字体，觉得大耳朵的话还是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不是字迹潦草和端正的区别，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字体。

　　我再给J打电话，我想她是最了解蛐蛐儿的，别人可能在那么多年以后吃不准蛐蛐儿的字体，她却绝不可能认不出蛐蛐儿的手笔。想当年，她和蛐蛐儿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彼此心生爱意的时候，互相经常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偷偷递条子，她不可能不对蛐蛐儿的字刻骨铭心。

　　没想到，J看到蛐蛐儿的回忆文字也无法确认第一页上那曲里歪斜的字是否出自蛐蛐儿的手笔，虽然相比较后面端端正正排列有序的字体，我似乎觉得第一页东倒西歪的笔迹来得更真实和亲切，但我知道我撰写的文章不能以感觉代替事情的本来面目。

　　第一个对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提出疑惑的是阿斗，他在蛐蛐儿写下的“写遗言时间：1976年2月5日‘狗肉宴’之后一两天。地点：菩提寺路菩提新村3号亭子间，是一气呵成。”这两行字旁边加了批注：据杨的文章说：在蛐的日记中记载写“总理遗言”的时间是2月11日；地点是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此处提到的杨的文章，是指杨匡满先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报告文学《遗言制造者》）对蛐蛐儿回忆中写到的“总理遗言”的第一批传抄人和传抄地点，阿斗也提出了纠正。阿斗说，地点不是在瓜子家，而是在蛐蛐儿家的亭子间；在场的人应该是阿斗、瓜子、大耳朵，并没有晨光。阿斗是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对于蛐蛐儿写“总理遗言”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这些当事人与此相关的重要的细节，他觉得都必须准确、真实。阿斗希望我再去仔细看看蛐蛐儿1976年2月5日至2月11日的日记，也再仔细看看杨匡满的报告文学。阿斗这种对历史认真严谨的精神令我佩服和感动，我告诉阿斗，我在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时，也产生了和他相同的疑惑，我也为此反复阅读了蛐蛐儿写于2月5日和2月11日的日记，事实上，2月5日到2月11日之间的其他日子蛐蛐儿没有记日记，而2月5日和2月11日这两天的日记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写“总理遗言”的只言片语。所以，我们依然无法考证和确认“总理遗言”诞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对此，阿斗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我对阿斗说，这可能也是我下决心要重返1976的说不清的动因之一。阿斗说，有些事情本来好像已经清楚了，看了你的这篇文章反而好像又糊涂了。我对阿斗说，问题是，本来好像清楚的事情也许并不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我希望将我所接触到的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加以最客观的叙述，让人们自己去理解、去体会、去感悟。

　　我给J打电话，希望她和我一起再去看蛐蛐儿，当面求证我所产生的困惑。J虽然很忙，但她还是答应陪我一起去。大耳朵知道我们要核对一些事情时表示他也马上赶过来。

在去蛐蛐儿家的路上，我将我哥哥看了蛐蛐儿的回忆文字后说的话，以及我那位老友对蛐蛐儿产生当代“华子良”的感觉都对J说了，J听了以后沉默了半晌，最后说，他太追求完美了，我没有想到直至今天，他都已经那样了，他还是那么在乎自己在人们眼里的形象。

我们走进蛐蛐儿家中的时候，蛐蛐儿正坐在床沿上削一个梨，见到J和我进门，蛐蛐儿放下手中的刀，乐呵呵地看着我们。我将刚刚收到的刊载着我的关于“总理遗言”第二篇文章的《收获》送给蛐蛐儿，J则给他带去了一大袋水果和真空包装的肉食。蛐蛐儿打开了《收获》看我写的那篇文章，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文章开首处那张曾经被公安部查抄存档，作为制造“总理遗言”的“反革命小集团”的重要证据的照片上。照片上的蛐蛐儿年轻英俊一脸阳光，是一个任何女孩子见了都不会不动心的帅小伙子。

　　我拿出了复印的蛐蛐儿的回忆文字，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的困惑：

　　这第一页上的字和后面的字完全不一样，是你写的吗？

　　蛐蛐儿看了一眼，摇摇头：不——是。

　　那是谁写的呢？

　　不——知——道。

　　那这上面的两个重复的电话号码是谁的？旁边写着“蒋南翔”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蛐蛐儿还是摇头。

　　我和J互相对视了一眼，我知道J也许觉得我的追问过于急迫，但我急于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又问：那后面的文字是你写的吗？

　　蛐蛐儿点点头：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问。其实我看到装订好的封皮上用铅笔清楚地写着：2007年2月26日，那应该是今年春节过后。但我需要蛐蛐儿的回答来证实我的某种预感。

　　蛐蛐儿沉默着，不说话。当我再问时，他说：几--年--前--吧。

　　站在一旁的蛐蛐儿的护工葛师傅开了口：怎么是几年前呢？是春节前后写的吧。就在这时，大耳朵赶到了。大耳朵家离蛐蛐儿家很近，他盯着蛐蛐儿写这些回忆文字时几乎三日两头往蛐蛐儿家里跑，他最清楚蛐蛐儿是什么时候写下这些文字的，自然是封面上记录的2007年2月左右。我不知道蛐蛐儿为什么要说是几年前写的，他的脑子究竟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还是想清楚时清楚想糊涂时糊涂？要命的是，就连第一个拿到蛐蛐儿回忆文字的大耳朵和整天陪伴着蛐蛐儿的葛师傅也说不清楚这第一页的文字是谁写的。

　 历史的碎片常常因为时间久远而无法拼接，对此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我没有想到，就是当下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也会如此扑朔迷离。就在我几乎丧失信心，打算将蛐蛐儿回忆文字首页作为一个永久的悬念搁置起来的时候，蛐蛐儿姐姐李君励撰写的回忆文章让迷雾一般的事情又有了柳暗花明的可能性。李君励回忆文章的第一段文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蛐蛐儿制造“总理遗言”的热身或者说是引子。李君励这样写道：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不久，小旭往我所在的航天部210所（陕西省户县）寄来了“总理遗言”手抄本。现在我记不清他是同时还是分次还给我寄过其他一些资料（如：高教部长蒋南翔的讲话。他的讲话慷慨激昂，痛斥当时的教育状况，什么取消高考，交白卷，考教授等），这些资料，当时都很对我们的口味，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对“四人帮”的痛恨，对邓小平的期望，我们那批知识分子都非常爱看。我在办公室拆开信件（我们那时没有家庭住址，只有信箱和分信箱。信件都由室内助理员从传达室拿来再转），往往是室内室外的同志一轰而上抢着看，当时没有看到的只好排队预约。有些材料我都没能先看到，就给其他同志抢去了。那时还真感谢小旭，能给我们寄来说出我们心里话，使我们激动不已的资料，在乌云滚滚，非常迷茫的日子里，使我们看到了一点光明，看到了一点希望。

  （待续29）   

大乌珠

（J 一直珍藏着当年抄写莱蒙托夫爱情诗的日记。）

　　这段回忆在时间的记忆上肯定是有误差的，蛐蛐儿写“总理遗言”是在1976年2月5日“狗肉聚会”之后，他不可能如李君励回忆的在“1976年1月”就将“总理遗言”手抄本寄给姐姐。但李君励说的“现在我记不清他是同时还是分次还给我寄过其他一些资料”这句话从某种程度解释了她在时间先后的记忆上所产生的误差。倒是紧接在这句话后面括弧里的关于高教部长蒋南翔的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从侧面佐证了蛐蛐儿回忆文字的首页上“蒋南翔”的名字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肯定是蛐蛐儿记忆深处一道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记，也可能是触发蛐蛐儿回忆那段历史的标志性的起点。从这一点上看，大耳朵说的蛐蛐儿“认真和不认真时写出的字完全不一样”这句话可能不无道理，这首页上歪歪斜斜的文字也有可能真的是蛐蛐儿写的，那接下来的疑问是：蛐蛐儿为什么要否认是他自己写的呢？他为什么又要用两种完全不同的字体来撰写回忆文章呢？当我问蛐蛐儿他的回忆文字是什么时候写的，他又为什么要说是几年以前写的呢？是真的脑子一时糊涂产生的失忆，还是又一次有意识的说谎呢？如果是说谎，那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我急于解开这些谜团，我想也许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能否打开解密蛐蛐儿的通道。我拿起手机，走到凉台上，悄悄地拨出“86633018”这个电话号码。一串动听的音乐声响起，一个悦耳的女声伴随着音乐说：您好！欢迎致电浙江中医药大学，你的来电正在等待接听中……我连续拨打了三次，都是同样的女声和音乐。我一时想象不出浙江中医药大学和蛐蛐儿之间有什么关系，停顿了一下，又在这个电话号码前加拨了010，我想，蒋南翔生前生活在北京，这个电话号码或许和北京方面有什么关联？拨了两次，话筒里一片沉寂，没有任何声音，显然，这是一个空号。我失望地关上手机，从凉台回房间时一只蚊子趁势从纱门缝隙里钻了进来，房间里立时有了嗡嗡的蚊子叫声，它让这间昏暗燥热的房间更显得郁闷无比。我知道我的一连串疑问很难从蛐蛐儿嘴里得到答案，我只有在重返1976的琐琐碎碎中寻找蛛丝马迹。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看来我只有暂时绕开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还有其他更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今天难得J也在这儿，一个曾经存疑了很长时间的问题，趁两个当事人都在，我得赶紧求证查实。

　　“蛐蛐儿你还记得那个高高大大的陈公安吗？”

　　蛐蛐儿依旧是迟缓地摇头，眼里的神色像孩童一样单纯。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在市局关押的时候是他参与审问你的呀！那你还记得另一个瘦瘦小小，眼睛像电灯泡一样闪闪发亮的陈公安吗？”

　　蛐蛐儿仍然摇头。

　　我有些沮丧，面对蛐蛐儿安然无波的眼睛，我依旧无法判断他是真的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还是不愿意重复辛酸往事。我那位老友说她仿佛看到了一个当代“华子良”，我觉得蛐蛐儿和“华子良”虽然没有任何可比性，但他们面对外部世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自闭，这中间可能有某种相似的内因。

　　我看看坐在一旁一直不说话，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蛐蛐儿的J，悄悄地和她耳语：我能将我们给蛐蛐儿过生日那天你说的那些话重新问蛐蛐儿吗？J没有正面回答，却用眼神给了我默许。

　　我拿出那本红塑料封皮，像极了“文革”中几乎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袖珍本一般的日记本，这是J在2006年12月26日蛐蛐儿生日那天交给我的，是她珍藏多年的记载着她最美好也最伤心的初恋的文字。

　　帅哥蛐蛐儿曾是许多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

给蛐蛐儿过生日最初是我提议的。从1976年二十三岁的蛐蛐儿写出震惊中外的“总理遗言”，到2006年跨入知天命的蛐蛐儿只能与轮椅相伴，三十年的日子流水一样淌过，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蹒跚臃肿的残废，生命的大悲喜就蕴藏在这无声无息流淌的过程中。一个人的生日是刻录他生命年轮的底版，我知道蛐蛐儿离开这个喧嚣的社会已经太久，这些年来他生命的底版上没有留下什么可以让他回味和咀嚼的东西，倘若我们这些“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在三十年后一起为他庆贺生日，或许会给他单调乏味的幽居生活带去一丝色彩。

　　2006年12月26日，大家商定选择离蛐蛐儿家最近的“张生记”给蛐蛐儿过生日。

　　下午，J给我打电话，说生日蛋糕和鲜花她会准备的，叫我们谁都不用管了，又让我提前一点去，说我们俩一起去点菜，我说好。

　　我五点一刻到达“张生记”时，J和蛐蛐儿早已在那儿了。蛐蛐儿那天显得特别精神，穿一件红黑两色的夹克衫，气色红润，若不是坐着轮椅，你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病人。陪同蛐蛐儿来的护工葛师傅告诉我们，蛐蛐儿知道大家要为他过生日的消息高兴得睡不着觉，从下午开始就要葛师傅给他洗头洗澡换衣服，四点不到就嚷嚷着要出门，这会儿已经在“张生记”等了快一个小时了。我看到墙角的柜桌上摆着硕大的蛋糕和美丽的鲜花，J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蛐蛐儿。显然，她也早就到了。

　　我和J一起点菜，平时经常有应酬的我早就腻味了大鱼大肉，下意识地点的大多是清淡的素菜，和几味家中不太易做的海鲜和汤煲。J在我点完之后果断地又加了几样在我看来如今几乎已经没人爱吃的菜：东坡肉、叫花鸡、红烧蹄膀。我说，东坡肉那么肥，叫花鸡和蹄膀那么腻，谁吃啊？J说，他吃，他爱吃肉。吃不完给他打包带回去。J说这话时，蛐蛐儿一直坐在轮椅上傻乐，我想，J是真正知道和了解蛐蛐儿的。

      六点过后，我哥哥瓜子，阿斗和他的妹妹小利，晨光和他的姐姐欣荣，还有毛宁、大耳朵，大家陆续走进来，每个人都大声地和蛐蛐儿打招呼，这个说蛐蛐儿气色好，那个说蛐蛐儿精神佳。蛐蛐儿一直在笑，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这完全是一场老朋友的聚会，而这些老朋友几乎都是和他共同经历过1976年那场牢狱之灾的难友。入座时，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大家就让J坐在蛐蛐儿的旁边，蛐蛐儿的神情就像一个天真的大男孩，无邪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她，她的脸红了。大家张罗着给他俩拍照，我注意到J还是很矜持地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然她看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温情，但那温情里显然已没有波澜，三十年的人生磨难已经熨平了J情感世界里的褶皱，虽然这样的褶皱当年曾将她的心戳得百孔千疮。

   （待续30）

大乌珠

（蛐蛐儿看着J当年的日记本，不知道心中是否唤起了初恋的记忆。）

　　在我心目中，J和蛐蛐儿属于八竿子打不着的南北两极。蛐蛐儿在学校时是有名的风流才子，英俊倜傥，才华横溢，有许多女生都在心中暗恋着这位白马王子。参加工作以后有更多的漂亮女孩围着他转，他天生就是被爱情包围被爱情宠坏了的那种男孩。而J却不是那种靓丽抢眼浑身会放电的女孩，她个子不高，相貌也不算特别出众，但却有一种让人过目不忘的气质。她原本也是一个性格开朗健康阳光的女孩，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父亲被打倒的原因，她变得少言寡语。她有一双像湖水一样深不见底的眼睛，但那眼睛总被一层淡淡的忧伤笼罩着，谁也无法看清那忧伤背后是什么样的风景。印象中，J除了和一个叫明的女生总像姐妹似的结伴而行，几乎不和其他同学来往。蛐蛐儿和J从哪方面看似乎都没有理由走到一起。

　　我曾不解地问过大耳朵：我一直以为我哥哥、阿斗、晨光和蛐蛐儿是最要好的朋友，可为什么在蛐蛐儿的日记本中，你的名字却出现得最多呢？大耳朵说：那是因为蛐蛐儿生命中走进了一个女孩，他恋爱了，爱得不能自拔，爱得痛苦不堪。那时候，阿斗在外地路太远，鞭长莫及；瓜子太严肃，历来对风花雪月不屑一顾；而晨光年纪又太小，情窦未开，蛐蛐儿苦恼的爱情无处可以倾吐，他只有和我说。

　　我说，你说的那个女孩自然就是J了，蛐蛐儿真的那么爱她吗？有那么多漂亮女孩围着他转，他怎么偏偏就爱上其貌不扬的J了呢？

　　大耳朵说，嗨，你们只看到蛐蛐儿表面上风流才子的一面，其实他骨子里是非常传统的。他传统吗？我有些不以为然。蛐蛐儿的风流成性是出了名的，在上中学那阵他就喜欢拽女生的辫子，看到身材姣好的女生背影，他一定会追上去，跑到人家背后大叫一声“啊！”那些身材娇好的女生往往都会吓一跳，尖叫着回过头来。其实，看那些回过头来的脸蛋，才是蛐蛐儿的真正目的。若是碰上漂亮脸蛋，蛐蛐儿会乘胜追击；假如相貌平平，甚至长得有点困难，蛐蛐儿也不会让人有所觉察而难堪。让蛐蛐儿屡试不爽，愈试愈勇的是，没有一个女生因为蛐蛐儿的放肆和唐突而生气，几乎每一个被吓一跳刚要生气的女生只要发现大叫者是蛐蛐儿，都会娇嗔地莞尔一笑，令蛐蛐儿神酥骨痒。而惟独有一个女生，蛐蛐儿在她面前从来不敢造次，这个女生就是J。按说她和我哥同在一连五排，和二连三排的蛐蛐儿严格意义上说距离本是比较远的。而且J是那种总是隐在人后，像一片绿叶躲在树丛中，一点不愿意张扬的女孩，人尖子一般的帅哥蛐蛐儿眼睛从来都是朝天上看的，他怎么会注意到像树叶一样，只有等露珠滴在它身上，太阳照到它的时候才会发出光亮的J呢？蛐蛐儿是否在上中学时就已经喜欢上J我不知道，然而中学毕业后蛐蛐儿和J被分配到同一个生产建设兵团，这我早就听说了。虽然J和蛐蛐儿周围的女孩子相比长得不算漂亮，但她身上特有的一股气质对蛐蛐儿很有吸引力。大耳朵曾经问过蛐蛐儿：J又不漂亮，你为什么就喜欢她呢？蛐蛐儿说：她有才气，也很有主见，她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大耳朵说：那阵子蛐蛐儿是真的掉进去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蛐蛐儿为了一个女孩子这样神思恍惚，寝食不安。他和女孩子大多都是逗逗的，从来没有认真过，等他把女孩子热情挑起来了，那他一准逃之夭夭。惟独对J，蛐蛐儿动了真情。

    大耳朵对蛐蛐儿的评价恰恰也是J对蛐蛐儿的担忧，这样的担忧让她对蛐蛐儿退避三舍，她是个对感情非常专注和认真的女孩子，她其实心里非常喜欢蛐蛐儿，无论是他俊朗的外貌，还是他挺拔的身材；无论是他丰沛的才华，还是他浑厚的男中音，早就在她心中最隐秘的柔软处荡起了涟漪，但她在蛐蛐儿面前从来表现得非常理智和冷静。也许正是这种理智和冷静与别的女孩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让自恃甚高的蛐蛐儿对这个貌不惊人的女孩反倒有一种敬佩。

　　然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总是这样阴错阳差，两个彼此都已深深走进对方心里的男女，却总也绕不过隔在他们中间的一层层迷蒙的纱幔。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绝对无法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情感，在他们看来可能三下五除二就可以表白搞定的爱情，在那个年代里却有着迈不过去的沟沟坎坎。J面对着高大英俊才华横溢的蛐蛐儿心中没有一点自信，她根本不相信被那么多漂亮女孩包围的蛐蛐儿会真正地爱她，在蛐蛐儿面前，她缺乏安全感。她的理智和冷静让她在自己和蛐蛐儿之间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高墙，蛐蛐儿面对这堵无形的高墙六神无主，他只有去找大耳朵。

    那次生日宴会上蛐蛐儿的胃口极好，看来J确实是深谙蛐蛐儿的，蛐蛐儿对我点的那些海鲜和汤煲似乎不感兴趣，却对东坡肉和叫花鸡情有独钟。他一连吃了两块硕大的东坡肉，又吃了一只鸡腿，当他还要吃另一只鸡腿时，J给他夹了一大筷青菜，说，吃点蔬菜，肉带回去，明天再吃，别一下子吃撑了。

    我注意到大家都吃得很少，每上一道新菜，大家就转动转盘将菜转到蛐蛐儿面前，大家都争着给蛐蛐儿夹菜，都希望蛐蛐儿能多吃一点。虽然谁也没说，但大家谁都知道现在蛐蛐儿每个月的病假工资拿到手的只有一千多一点，而护工的工资就要七八百，还要房租、水电，日常花销，吃只能压到最低水准线了。我们去蛐蛐儿家中看他时，发现电话高高地挂在墙上，蛐蛐儿这样一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显然无法够着居高临下的话筒；蛐蛐儿和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能消磨时光的就是看书和看电视。但我们注意到房间里的灯光昏暗，日光灯的瓦数大约不会超过二十五支光。电视机的遥控器放在远离蛐蛐儿床边的地方，可以想象蛐蛐儿即便想看电视他也无法打开电视机。我们曾因电话电灯和电视的问题问过蛐蛐儿的护工葛师傅，并表示我们可以想办法改变这一切。葛师傅说，电话挂得高是怕他没完没了地打声讯电话；不让他看电视是怕他受刺激；而灯光暗就是让他少看书，因为看书毁眼睛。葛师傅说得都很在理，我们没法说蛐蛐儿需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但我们隐隐约约觉得这一切也许和蛐蛐儿窘迫的经济有关。面前这一桌在我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家常酒菜，对蛐蛐儿来说却无疑是一顿盛宴大餐。瞧他吃个没够的样子，我心里涌上一阵无以名状的心酸。当生日蛋糕端上来，J在蛋糕上插上蜡烛并一根根点燃时，机灵的服务小姐适时地关掉了电灯。大家在红黄的烛光里共祝蛐蛐儿生日快乐，并一致要求蛐蛐儿为自己五十三岁的生日说几句话。蛐蛐儿虽然几乎不说话，行动迟缓，但他清纯的目光告诉我们他的脑子是清楚的，他的内心是明明白白的。

（待续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