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岁月》连载——53

青年点

长瘤子

刚下乡时一次上工的途中，女知青李XX突然指着一头公猪说：“哎！这头猪怎么长瘤子了？”我当时一看也楞住了，也没有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几个年轻的男社员大笑着喊：“猪长瘤子了！猪长瘤子了！”我顿时明白过来了哈哈大笑。几个淘气的知青也跟着大喊：“猪长瘤子了！”女知青却莫名其妙没有反应过来。

还有一次在饲养园（小队部）有头驴爬到另一头驴身上，一个女知青奇怪地说：这头驴在干什么呢？这时外号叫“老百姓”的年轻社员郑连科就拿个棍子，对着驴的关键部位边捅边喊：“你在干什么呢？你在干什么呢？”大家哈哈大笑。

那时候大家对性的知识相当贫乏无知，也没有这方面的书，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更听不到这方面的知识。那时候都把这方面知识认为是禁区，谈性色变。尽管生理发育成熟，但心理却是朦朦胧胧，有时还会认为是很下贱的事情，性是怎么回事全凭自己的想象。

前些年看到在回忆知青生活的文章中，写一个大城市女知青下乡到草原上，因身体瘦弱干活时落后而常挨批评和受到讥讽。队长看她干活跟不上大家，就安排她在青年点做饭，这比在队里干活轻多了。快中午时她去挤牛奶，但刚一挤就被牛甩倒了。她感觉自己有点笨，就又上去挤，但牛一蹦又把她甩倒了。这时知青快下工了，她感觉不能再耽误了，就哭着爬了起来，心想说什么也要把奶挤完，否则自己也太没用了，饭都不能做还能干什么。就拽着“奶头”猛挤。牛是又蹦又跳，她还是拼死地挤，尽管都快被牛甩了起来，但她还是死死不撒手，心想牛再蹦我也要挤出奶来。但最后还是被牛重重地甩了下来。她趴在地上呜呜大哭，认为自己很无用，连牛都欺负自己。这时过来一个老农问：“姑娘你哭什么？”姑娘指着牛说：“它不让我挤奶，还踢我。”老农一看她指的牛，当时就笑了，说：“姑娘啊！那是一头公牛。”

这些事情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但在那个年代却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一群对生活无知的年青城市学生，到农村接触实际生活，不出笑话才怪。

   五、 骑马

其实我也闹过很多笑话。那是刚下乡的时候很想学骑马，感觉一下古代将军骑马打仗的感觉。开始老是被甩下来，社员都笑，说我是上的快，摔的也快。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是老马和儿马，看见马很高就认为是能骑的马，摔我的大都是儿马。

有一次我骑马上县里，马也没有鞍，老农说不行，会磨屁股的，我也不听。走了12里，一会慢慢的骑，一会拍马屁股快跑。马在过县城边上的小河时，看到被马蹄溅起的水花，感觉很得意。但没有想到一路没有感觉疼，到了县里一下马，两腿叉着不会走路了。感觉裤裆特别疼，被马背磨得都出油了，并且还渗出一丝血，手一摸疼得很。这时候才感觉老农说的对，长距离骑马必须要配鞍子。回到青年点，同学看我两腿拉垮拉垮地走，问我怎么了？我说这次真的来病了。同学问我得什么病了？我说长这么大了第一次来例假，同学听了哈哈大笑。

六、   留点儿

一次我和李铁民同学从县里回来，看到远处队里香瓜地里有不少人，还有人不时蹲下摘瓜。李铁民说，香瓜地“罢园”了，快去摘！我这个人很莽撞，就边跑边喊：“留点儿！”因为经过的是刚割的高粱地，又是垅沟又是茬子，我就光注意脚下，没有注意人群。到了瓜地看到那些人都站着愣愣地看我喊，我一看也楞了，原来是大队干部陪公社领导来视察，到了瓜地有人就随便摘了瓜吃。我本能地想摘个瓜，看瓜的人却喊了声：不要摘！我尴尬得不知所措。哈，这件事青年点传为笑话。不时就有人逗我喊：“留点儿！”

        七、 瓢碎勺折

有一年冬天三队社员赵树清去外地出民工。因为他没有结婚就自己一个人，就让王雷给看家。那时候青年点很苦，王雷就让我也过去陪他住。王雷是个生活能力很强的人，而我是对生活很随意的人，所以做饭做菜点火烧炕都是王雷去做。王雷和我关系很好，他也知道我不太会干活，所以也不挑我。但时间长了我有点不好意思，有一天早晨醒来，看到王雷还没有睡醒，我就想我也应该做一回饭。我就起来走到水缸边，迷迷糊糊的也没有往缸里看，顺手拿起水瓢就伸进水缸舀水。我舀水用的劲有点大。没有想到咔嚓一声把水瓢撞得粉碎，手腕子都崴了，疼的我直叫唤。我一边甩手一边往缸里看，妈的！原来昨晚的满满的一缸水今早冻成冰了，葫芦瓢哪能撞过厚厚的冰啊。

我一看锅里有剩的大米饭，饭勺子在锅里插着，我用手去拿饭勺子没有拽出来，原来是冻上了。我想晃动一下拔出来，没有想到一使劲大了，把饭勺子一下子给掰折了，给我气坏了。王雷做这些天饭也没有出事，我一次没做却把傢伙式都弄坏了。王雷看了感觉又好气又好笑，就再也不让我做饭了。

八、   写信

那时候有的知青年纪小好闹不懂事，常把一些别人信件拆开看，很多私密事都当笑话传，有时候还直接去逗一些同学。有的知青因为字写错也闹出很多笑话。我记得有一次李XX给一个女朋友写信写“我喝望见到你”，我们看了就大笑怎么把“渴”写成“喝”了，就逗他：“你怎么要喝她啊，这感情也太深了。”

一次张XX给家写信让大家看到了，写到:“住在社员家很宽敞，对面大坑。”把“炕”写成“坑”了，我们看了哈哈大笑，这个社员家可真够宽敞的。我们就逗他说：“你住在坑里怎么上来啊？”

还有一次队长让一名知青将一些社员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可是在写一个姓詹的社员的名字时，将“詹”写成“贴”字，大家笑着说不用改了，粘和贴是一个意思。

一次何思勇把第一次给家里写的信让我看，问我写得行不？我一看写着“天天８个菜，干活很好玩”。我就说哪天有８个菜啊，你怎么瞎写啊？他却说那写信不就是挑好的写吗？那写啥啊？我笑着说：“写信要写实际情况，总不能瞎编啊！你要再这么写，你妈都得跟你上这来插队。”

据说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有个知青干得挺好，上级机关准备调他到公社工作。他很高兴就把这个喜讯告诉家里，他在信里写到“我要上吊了”，把“调”写成“吊”了，可把他妈吓坏了，心想孩子是遇到什么想不开的事情了，就急急忙忙来到生产队，才发现是虚惊一场。真让人啼笑皆非。

知识青年最小的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中学还没有怎么念就文化大革命了，然后上山下乡变成了知识青年，因此发生这样的笑话也不足为奇了。那时候知识青年下乡是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们的知识和文化水平肯定有区别，所以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参差不一是当时的现状。把下乡的中学生统称为知识青年并不十分贴切，知识青年已成为当时从城市下到农村的中学生的专有名词了。

鹤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