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发觉整个家庭气氛变了,一种凝固、紧张、害怕氛围萦绕在三十几平方米的两间房,记得那天,我紧张地趴在书桌上,细细听着外边的动静,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父亲回来了,他不是在周末的晚上回来的而是在周二的白天。房间里母亲的抽泣声也停止了,后房里毫无动静,父亲的回来好像只是幻觉。我决定放下书,俏俏溜到关合的中间房门,从门缝中,我看见父亲颓丧地坐在床头,头无力地垂着,眼睛无神地看着手上一张传单,像是一头疲惫丧气的老头。我原本以为高大随和的父亲永远高大开朗,却不想他也有如此消沉无助的一面。 俏俏的脚步声还是惊动了后房的父亲,他立刻换了一副面孔过来平静地说;没有事,你看书去。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会试图在我面前保持他的性格,在我面对恐惧时他以坚强的一面安抚我们,诠释了一种男人的责任,那一瞬间让我觉得发现了父亲真实或意外的一面,他把美好留给家人享用,把痛苦留给自己消化。 再后来,从这一张传单所释放出来的信息验证了父亲那天的神色,果然,不久父亲就再也没有回家了,被作为“二十一种人”关在单位的猪棚里。紧接着造反派就开来一部车,下来一帮人把我家里一些被面、毛衣、软细都统统抄了去。最后,只剩下心软的母亲从了我们姊妹的保护神。那种境地,使我在这饱受风霜的故居里,不知是怎样艰难的忍受了十六年之久? 是啊,的确很苦,父亲被关,母亲也一个月回来两次,两个姐姐都已上山下乡,家里只剩下我和哥哥,兄弟俩靠着每个星期一元钱的伙食费撑着,小小年纪就要精打细算。还好,相通的走廊是宿舍房子独有的特点,邻居小孩彼此还能相互玩耍。又因为家庭被抄家的胆怯,总感觉在那些成分出生好的人面前难易抬头,此时,顽劣的性格收敛不少。 由于我顽皮的活泼,又常喜爱出点小风头,家里便常常会有一些如我一样的玩伴在一起,游泳、捉蟋蟀、捕麻雀、摘别人家葡萄,少年不亦乐乎,疲了倦了就躲在屋檐下休息,感受的是邻里们在一起的热闹。或者在夏日闲暇时,聚在楼中风风凉凉的走廊里,捉迷藏、玩军旗、赌纸牌,条件虽然不够奢华浪漫,但总能从这个宿舍里传出朗朗的笑声,传遍整个楼道和巷街。故居与父亲就这样在商业厅宿舍的几栋红砖房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 这四十五年来,我和故居之间渐行渐远,几乎快要走散了。像是彼此生活中的过客一样陌生但却又无法轻易割舍掉的关系。而父亲离逝我也有十多年了,那场来自血缘关系的联系却远远留在我血脉中。 暮年,居住在这钢筋水泥般城市森林里,那十六年里吃尽了苦头也享受了我如今已不可能再拥有的童年少年的欢乐。它使我常常忘记旧居宿舍的苦楚而更多忆起的是它的美好,使我忆起在宿舍走廊里的自由与左邻右舍的大姨大妈兄弟姐妹们的天真单纯与热情,这种奢侈的感受如今已难已再有。 于是,在偶尔回归一次故里时,便要再看看宿舍与传染病医院的那座夯土围墙,上面扎满了玻璃渣片,我勇敢骑在墙头的画面,听着法国梧桐树上麻雀叽叽喳喳的童年故事,那土夯围墙上一幅幅斑驳的画面,一脚踩在原来水絮塘宿舍的尘土里,一脚踩在回忆里,用心,去念那些美丽的往事。 草于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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