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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信封 同学聚会，李秉琴带来一枚印有设字209信箱的旧信封，记得那时小卖部里卖一毛钱10个。看着那信封，心中涌起了一种莫明的惆怅。 XX开始时，父亲被揪出来，罪名是“漏网右派”和“资产阶级路线吹鼓手”，不久被送到河北固安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很快父亲来信了，信封是用水泥包装袋糊的。父亲只有一只手，糊信封的难度可想而知，是靠司叔叔的帮助才完成的。父亲在信中告诉母亲，信封拆开后还可以继续使用。他还在信封的背面写上一段毛主席语录：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我们的战争和革命事业。母亲每次读完信，先要将信封轻轻捏揉一下，再小心翼翼地用小刀挑开边缝，直至将信封完整无损地拆开。有一次父亲过生日，母亲特地用了一个新信封，父亲还在来信中批评了她。那时父亲和我们每人每月只有12元的生活费，还要赡养乡下的奶奶和苏州的外公、外婆，他不得不把烟戒了。那些年，每个星期天都像过年一样，因为那天家里能吃到一次肉皮，当然干这种“丢脸”（买肉皮）的事情都是我的小弟。每次他都在副食店的肉摊前等着，积攒多了肉皮，他就买下来，二角钱可以买下一堆。卖肉的是位中年妇女，觉着小弟可怜，常常会捎带着切上一块肥肉。 1969年秋天，我去了北大荒一个叫伏尔基河的小农场。走的那天，父亲还在干校，母亲在家洗衣服，我对她说：“我走了。”她抬头看看我，没说话，只是轻轻“嗯”了一声，低头继续洗衣服。在院子里，两个弟在踢足球，我朝他俩招招手就走了。在火车站，我躲在站台一隅，没有落泪。后来听弟说，那天晚饭母亲依旧给我摆了碗筷，问两个弟弟：“你哥去哪了？怎么不回来吃饭？”不久母亲来信了，告诉我父亲埋怨了她，没有去车站送行，她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不久父亲也去了佳木斯造纸场，我们相隔只有三四百里，但我从没有去看过他，我们之间的交往都是靠写信。父亲每次给我来信，那时我已经能熟练地拆旧信封了。有一次父亲病了，我不能去看他，泪水落在信封上，我怕父亲看到泪痕后难过，就在上面画了一只和平鸽，一下子觉得这像件艺术品，对父亲的思念都凝结在了小小的信封上。 在北大荒那些年，我很少买信封，都是利用家人寄来的旧信封。1976年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我从西安回北京看他，那时我在陕西的一个三线工厂，见了面，父亲一句话也不说，而是紧紧地拥抱我，用他那硬硬的胡茬使劲儿地扎我的脸。分手时，他送给我一摞信封，告诉我这回可以自由自在地写信了。父亲恢复了原职，补发了工资，家里的条件也好了，但我仍习惯于用旧信封，似乎这样才更具有人文的味道。后来才知道，许多著名作家、学者偏偏放着现成的信封不用，而喜欢用旧信封，这恐怕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原因吧？ 返京后，我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少不了给作者和读者朋友写信，来来往往使用的都是旧信封，朋友并不介意。有时给报社投稿，也使用的是旧信封，这样寄去的稿件，丝毫不影响编辑的取舍眼光。 实行邮政编码和标准信封后，旧信封也寿终正寝。人家寄来的信再无法利用，只能丢进废纸篓中去，但我仍不时回忆起利用旧信封的那些往事，那里头毕竟有一些闪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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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4-20 07: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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