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这帮凶神恶煞的打手,我感到他们根本不是人,而是阴间地府阎罗殿里的牛头马脸,夜叉小鬼。可这儿不是地府,这儿是红彤彤的世界,是阳上人间,但现今,连恐怖都变成红色的了。看到这惨无人道的一幕,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的人间现实,我的心紧缩成一团,实实的。这时一个声音在洞门处高声呼叫我的名这,叫我出去。刚才的余悸未过,这边又来声声催命,我的心提到嗓子上了。一个持抢民兵,把我押到办公室,里边已坐有两个人,一个叫冯0初(他是A派的干将,1984年“文革处遗” 時受到了应得的处理),我原来就认识了他,满脸胡碴子,另一个比他年轻些(后来从其他在押人员的口中才知道他姓姜,外号叫“亚七奀’)。进去以后,我站在那里,他们没有说话,而是定定地瞪了我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可能是想先在精神上、气势上给我来一个下马威吧,才指了指他们对面的一张板凳叫我坐下。开头是例行让我报上姓名、年龄后,然后问我说: “你对自己的问题考虑得如何?” “我已考虑了。”我回答说。 “那你将自己的问题交代一下。” 我就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过的述说一遍,他们打断了我的说话,说: “这些问题我们已清楚,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未作交代。” 我说:“没有了”。 “你可要想清楚些,话不要说得太早,太过肯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没有就是没有嘛,要我怎么说”?我说 接下来,他们对我的审问,不再提及关于我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了,而是转口追问我在外期间与什么组织有联系?参加过什么组织?担任什么职务?回贵县有什么具体行动和计划?接受什么任务?如何开展工作?发展了多少人? 听到他们这一连串不着边际的讯问,使我一头雾水不知天,根本就无从回答,我很明确而又坦白地告诉他们: “中央已有文件下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得介入两派群众组织,因此,两派组织我都没有参加,在外地,我就是在我姐姐处住,与其他人和组织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偶而上街去看看大字报,也不识什么人,更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 “你什么时候参加反共救国团?”姓姜的干脆很直截了当地质问我。 “我从未听说过什么‘反共救国团’,更谈不上参加,因为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我的回答也很干脆。 “你知不知道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知道,而且要重证据,重事实,重调查研究。”我据理力辩。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显然姓姜的对我句句顶撞恼羞成怒了,他一边说一边拉开抽屉,“啪”的一声,把一叠材料摔到桌面上给我看,然后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这就是证据!看看,这就是群众对你的检举揭发材料,没有事实,我们找你干什么?” “如果你认为你们已有充分的事实证据,你就依法处理吧”, 我想也没多想就这样回答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干过些什么事情我心中完全清楚,所干过的每件事都历历在目。他们想讹我,诈我口供,想在我身上获得新的重大突破,好去向上邀功乞奖。因此他们反反复复的问我,就是想要我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团,但我的回答始终没有改变,态度如一。 审问的人显然失去了耐性。这时一直阴沉着脸在旁边坐着冷眼观看的满脸初极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冷笑着说: “姓简的,你现在别耍嘴巴硬,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突然话锋一转,他冷然冒出一句:“说说吧,你的那支五四手枪”。 听了他这句话,我更觉得他们可笑,因此我断然地回答他们:“我从来没有也不见过这些东西。” “没有?”他反问我,接着说: “你说话不要一下子说得太肯定,我又再提醒你一点,那支五四手枪是全新的,用油纸包得好好的,你不要抵赖装糊涂。” “没有就是没有!” “你这个贵县联络员,广西特派员,说说你们成员的名单和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