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上一节李冬民自述中的信息量很大，涉及了他和周恩来，陈伯达，谢富志，丁国钰的来往。在他回忆的与丁国钰的交往中有一段很有意思：


“我觉得，大学还是应该办的。为这个，我还跟市革委会的负责人丁国钰直接争论过。他是老滑头，他支持“四.三派”，把我们当敌人看。怎么左，他怎么搞。他只跟上面，不了解下情，也不会同情下边学生有什么问题。丁国钰当时捂着我的嘴，不让我说。”

有点意思！李冬民认为大学还是应该办的，为这个他和丁国钰争论过，丁国钰捂着他的嘴不让说？不知是否有点戏剧性夸张？ 但从字里行间的逻辑来看，丁国钰是不主张当时再办大学的。李冬民说丁左，只跟上面。。。。。。


丁国钰当时不主张再办大学，丁的上面是谁？丁国钰是谁？

无声

丁国钰（1916.6-2015.5），曾用名丁方、丁毅。安徽金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工委书记，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大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二十五军师宣传科科长、团政委。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团政治处主任，抗大总校大队政治部主任、政委，辽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军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代表，驻阿富汗、巴基斯坦大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第五届政协主席，驻挪威、埃及大使。是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55年6月至1958年7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富汗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阿富汗第一任大使）。1958年7月至1960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960年1月至1966年7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接替耿飚）。1966年10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7年4月至1973年2月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文教组组长。1967年7月至1973年6月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外事组组长。1971年3月至1977年7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务书记。1972年3月任国务院科教组成员。1973年5月至1978年5月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7年7月至1978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1977年11月至1979年12月任政协北京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80年7月至1982年1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挪威王国特命全权大使。1982年11月至1984年7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在朝鲜战场上，丁国钰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他曾四过汉江，亲率三三四团在前线与美军、英军和土耳其部队激战多次。
让丁国钰没有想到的是，1952年10月，志愿军总部将他调到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工作。原来，外交部到朝鲜前线负责谈判的李克农认为丁国钰适合做外交工作，便让他去谈判代表团主持思想政治工作。1952年到1953年，停战谈判破裂期间，李克农和乔冠华撤回国内，代表团由丁国钰负责。1953年4月26日，丁国钰正式接替边章五，成为中方第三任首席代表，还担任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志愿军首席委员，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党委委员、工委书记。从此，他与美军拼杀的战场改在了谈判桌上。
据丁国钰回忆，当时谈判国内由周恩来亲自负责，李克农、乔冠华直接联系，每天都要和国内通电报，汇报工作，请示指示。
丁国钰回国后，总政治部原安排他到一个军任政治委员。没料到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徐立清找他谈话，说他可能要调动工作，脱军装。丁国钰说，我从小就穿军装打仗，不愿意离开部队。
接着，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又找他谈话，丁国钰还是不愿离开部队。萧华一看说不通，只得摊牌，说：“这次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你这是总理点的名，要你去外交部工作。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和不少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急需外交官。”
丁国钰一听傻了眼，知道没有办法了，总理的话谁敢不听。于是表示：“既然总理点的名，我服从。”从此，丁国钰开始了外交官的生涯。
1955年1月，丁国钰出任中国驻阿富汗首任大使。
1960年1月，丁国钰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1965年7月，根据事先的安排，在欧洲旅游的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及程思远，将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机，于7月12日由苏黎世起飞，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到香港转道回国。

对此，周恩来高度重视。由于考虑到美国情报部门和国民党特务机构可能会从中阻挠破坏，早在7月初，他就指示丁国钰，负责在卡拉奇机场将李宗仁一行3人接回大使馆，并在适当时机亲自安排护送他们直接回国。
1965年7月，根据事先的安排，在欧洲旅游的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及程思远，将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机，于7月12日由苏黎世起飞，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到香港转道回国。

对此，周恩来高度重视。由于考虑到美国情报部门和国民党特务机构可能会从中阻挠破坏，早在7月初，他就指示丁国钰，负责在卡拉奇机场将李宗仁一行3人接回大使馆，并在适当时机亲自安排护送他们直接回国。
7月21日上午11时，丁国钰陪同李宗仁一行乘飞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率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及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同在机场迎接，李宗仁深受感动，举起帽子频频向人群挥动。此时，丁国钰为完成任务而感到欣慰不已。

7月2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并设宴款待了李宗仁一行，相谈甚欢，持续4个多小时，丁国钰一直全程陪同。

李宗仁夫妇安全顺利回到祖国，不仅在国民党内部以及国民党的老军人中震动很大，在国际上也产生很大的反响，这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伟大胜利。其中，丁国钰功不可没。

对此，丁国钰后来说：“这主要是周总理考虑得周密，安排得好。我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之前做了一些工作，创造了一些条件，我为能顺利完成这个任务，为党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而高兴。这也是我外交生涯中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后来，在一次外交使节会上，周恩来还表扬了丁国钰。他说：“丁国钰是中国驻外大使中最好的大使。因为一般的大使可能是驻在国有什么事告诉国内，国内有什么情况转达驻在国，没有自己的观点。而丁大使有自己的看法，并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还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和国内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在有关部门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了近一年，最终把中巴关系理顺并发展起来。哪能找到这么好的大使！”

周恩来如此专门点名表扬，令丁国钰深受鼓舞。这是周恩来对他的充分肯定，也是后来周恩来赋予丁国钰更多任务的基础。

1966年下半年，丁国钰回国，于10月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第三书记、政协主席等职务。1980年5月，年过花甲的丁国钰又回到外交战线，担任中国驻挪威大使，1982年11月任中国驻埃及大使。

1994年10月，丁国钰光荣离休，经中央批准享受部长级待遇。

2015年5月11日凌晨1时27分，丁国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无声

如果要从百度，维基等公共网站搜寻丁国钰的资料多见诸于他在文革前后的外事工作生涯，很少涉及他在文革中的角色。但是丁国钰在文革中的历史作用比起他的外交生涯来说毫不逊色，似乎正因为他在文革前常年在国外出任大使所以没有介入国内的路线斗争才得以施展才能。他1966年回国没有回归外交部而是到北京市委去“填空”，可能因为文革最先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开刀，因此自彭真以下的一批市领导都垮台了，例如彭真市长，邓拓副市长，吴晗副市长等等。在我过去10年中搜集的上山下乡资料中几乎到处都有丁国钰的身影，李冬民说丁是老滑头，只知道跟上面，而且丁还反对大学重开。问题来了，丁是紧跟“四人帮”的吗？似乎不是吧？从历史轨迹和历史逻辑来说，他应该是紧跟周恩来的！

资料:
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生如何自己“分配”自己
2009年09月08日 11:56金羊网

1966文化革命开始，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同时停止。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三届毕业生都滞留学校。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有二十三四岁。这么大的年龄不能参加工作，还需要家庭继续供养，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们不得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分配”自己的工作。
我们1960年考上清华大学，学制六年，按正常情况应该于1966年毕业分配工作。但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律留校参加运动。开始我们是比较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被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推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在清华召开了30万人对王光美的批斗会，罗瑞卿被装在箩筐里抬到清华大礼堂挨批斗……清华党委成了“黑帮”，整“黑帮”的工作组又因“执行了错误路线”撤离了学校。整个大学由红卫兵组织自己管理。但不久，清华学生红卫兵组织又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另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4·14”兵团(简称“四一四”派)。两派天天用毛主席语录打派仗，以致后来发生百日大武斗。毕业班的学生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对文革的有些事不理解，特别是对两派斗争很厌烦，还怕这样拖下去丢了专业，都迫切希望早一点奔赴工作岗位。
大概在1967年的春天，我在团派总部(航空馆)的墙上给团派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希望他们关心我们66届毕业的毕业分配问题。我是四一四派的，为什么贴在团派总部呢?因当时中央领导对清华团派比较重视，蒯大富经常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林彪、江青、陈伯达和一些中央领导的接见。可以说，当时团派是清华掌权的，四一四是在野的。
1967年8月上旬的一天，记不清是由蒯大富还是由北京市杜志彬同志通知我，让我找5-6位北京高校的1966届毕业生代表，第二天上午9点在台基厂市府大楼开会。我连夜通知了5位毕业生(清华2位，北航、北大、钢院各一位，他们都是毕业生串联会的积极分子)。第二天8点半我们到了台基厂，一进会议室，见到在座的有蒯大富、聂元梓，还有张琳、杜志彬等。蒯大富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院东方红公社”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他们几人与蒯大富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们当时被称为革命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也向他们介绍了我。快9点了，又进来两位，蒯大富介绍他们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丁国钰，另一位是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李冠英。九点会议开始，由李冠英同志主持，他讲今天请大家来开会是商量66届高校毕业生分配的事，下面请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同志讲话。丁国钰说，你们66届高校毕业生的要求中央已经知道，你们写的材料我们也看到了。中央对66届高校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是很关心的。聂元梓同志今天也来了，她对你们分配问题也很关心。今天“五大领袖”都来了，北京市管分配的同志也来了，就是支持你们的要求。丁国钰又讲现在情况下如何分配。我们听了非常激动，我们分配有希望了，我们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
1967年10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1966届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举行了毕业分配誓师大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那半圆形的天穹下，回荡着“文革”以来少有的真诚而庄严的声浪。两千多名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在这里宣誓：

我们坚决响应毛席的伟大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注：原来四个面向是从这里来的？），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
这一段誓词尽管带有时代的痕迹，但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大礼堂的誓师大会以后，同学们陆续地走出了校门：
水利系胡锦涛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本来是1965届的。因他是政治辅导员，延迟离校，也和1966届同时走出了清华园，走向了甘肃刘家峡工程局，成为一名水电建设工人；
无线电系的吴邦国从这里走出来了，他从这里走向上海电子管三厂，成为车间里的一名运输工：
动农系的吴官正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是1965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当研究生，他从这里走向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在车间当了一名仪表操作工；
从清华大学校门，走出了2300多名年青人，其中有108名研究生。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忐忑不安，走向了工厂、农村、建设工地……他们拿到的“派遣证”的“职务”栏上，写的都是两个字：工人。
清华，清华，这个工程师的摇篮，摇来摇去，却摇出来了一批工人!当时，工人这个称呼比技术员光彩得多。

无声

现在要回到1967年10月曲折“自发”带队去内蒙插队的同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学复课座谈会上谢富治有趣的谈话：

“谢富治：升学怎么办？（有人说，不是要砸烂高考制度吗？不考试了，由学校推荐。）我还有点迷信，不考试，我认为不合适。不用分数挂帅，也可以作依据。派性那么重，保送不打破脑袋？方案是不是有两个，一个完全不够，一个简单考虑加推荐，我认为后者有说服力。你们要研究，保送根据什么条件，谁来保送。（有人说，运动初期，中央公布过废除升学考试制度，）

谢富治表示惊讶：有那么回事吗？要是，也是陶铸搞的，陶铸就是坏。考原子能专业的，入学不考试怎么行？收我这样的就没有用。（有人说，这届恐怕不能考了，一考准造反）不怕，正确的不怕造反，初中升高中考三科还好办，如果要考语文，政治就可以不考。20万人要安排，这是天大的事，他们都是国家的精华，我们要对他们负责，要开几个座谈会，（把去各地的上山下乡的人找来谈谈）别都找那些不愿回去的，还要找愿意回去的，有鼓舞作用，我起码来一次。我总结经验，成立一个一二十人的机构。
（对丁国钰讲）你们可以提两个方案，一个彻底革命，甚至改过头都可以，一个保守一点，提供中央考虑。

丁国钰讲：昨天有几个学生（注：曲折带队）志愿去内蒙当牧民，我们开了欢送会。

戚本禹：这很重要，怎么不宣传，应该登报嘛！（谢富治指示丁国钰要登报。）

陈伯达：上山下乡的青年应给予大力支持。

无声

从谢富治对考试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出文革初极为草率的废除高考和极不靠谱的提出高考教改16字方针后，就算没有爆发后来的文革大乱，就算没有出现红卫兵运动，就算所有中学生都老老实实在校园里停课半年搞教改，那样就真能“胜利完成教育革命“了？那样就能公平推荐出合格的大学生了？68-12-21后大学不再从城里学校招生了，都到下面通过基层领导推荐选拔去招生了，公平了吗？只要看李庆霖的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就知道了，这个问题后面再说，还是不要忘了丁国钰!  他那边刚送走曲折，这边又来了后者找他：

“1967年大约十月份，第一批报名去北大荒的知青家庭接到了一份“会议通知”：某周六晚在北京市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市革委会领导要接见下乡知青，据说周恩来总理要出席并讲话。这可乐坏了大家，早早就积聚在工人体育馆门口。结果是大失所望，此次会见因故取消。这是为什麽呢？我们西城区第一批的临时召集人，当时有张永祥、吴清萍、李弛、高俊敏和我，商议后决定去找市革委。我们直接找到当时市革委副主任丁国钰，问清了缘由。原来市政府准备借此全面开展上山下乡动员，也报告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的意见是，刚刚进行“复课闹革命”，尚未恢复学校正常秩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应安排在1968年。为此，我们这一批就做为先行者，不要扩大宣传了，但特派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小组随我们一同去北大荒，记录北京知青上山下乡的行程。

无声

前面资料中有一段很有意思：

“原来市政府准备借此全面开展上山下乡动员（1967年10月），也报告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的意见是，刚刚进行“复课闹革命”，尚未恢复学校正常秩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应安排在1968年。”

原来北京市在1967年中央刚宣布第二次复课时就要“全面开展上山下乡”，但是被毛泽东压住了。再回顾张春桥67年10月，11月，12月的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讲话，我们似乎闻到了火药味！例如张春桥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

当时北京召开了关于上山下乡的会议了吗？ 张春桥敢于拒绝出席的上山下乡会议显然不是毛泽东召开的，从逻辑上来说只能是在1967年秋冬之际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上山下乡的会议。。。。。。

无声

多年前我在网上找到一篇叶剑英的讲话，其中一些片段也多次在知青网上被不同作者引用。这篇讲话没有时间，地点，场合的记载，但是我猜测叶剑英的这个讲话就是1967年秋冬之际张春桥拒绝出席的那个“北京召开的会议”，其会议主题就是发动上山下乡，但是这个意向被毛泽东暂时压下了，因为第二次复课刚开始，毛泽东还要看看教育革命的进程如何。

资料：

叶剑英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讲话 （年份，时间，地点不详）

我完全拥护总理的指示。

上山下乡的问题，我了解情况不多。不过，在座的同志们虽然岗位不同，都有儿女，有的有孙子。根据我的认识提些意见，供同志们参考。希望同志们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战略部署。我们是共产党员，要想一想共产主义是什么，如何实现它。我们的革命导师常常讲，共产主义要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那时只是设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要消灭这个差别，怎么实现？我们现在已经是二十多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看一看一九四九年主席讲的话：“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全国解放后，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在这期间。主席又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其中一条，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列宁也讲过，无产阶级对农民要进行教育。另一方面要向农民学习。上山下乡是一项艰巨的伟大的工作，你们的经验很多，认识很深，我们上山下乡这着棋子，第一步是战备，我们青年同志到农村、特别是到边疆，充实我们边疆，加强了我们战备；即使不到边疆的，也加强了农村，不论政治、生产、文化、技术方面，不久的将来，经过多年劳动，改造世界观，就会涌现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长远的将来，上山下乡的结果，城市知识青年，改造了自己，帮助了农村。他们不仅能劳动，而且有文化，也学马列，这样就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条鸿沟逐步逐步地慢慢地填平了。当然，要很长时间，甚至一百年，几百年时间。我们要逐步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员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城市人口太多了，特别是城市知识青年不但要到农村去，还要改造自己，还要把文化知识贡献给农村，不然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干什么？军队和地方的负责同志要了解，要达到这个目的，人口要重新分配，不仅自己做，而且要带头，要向人家学习，要向农村进军，向科学进军。到农村去，要一面参加劳动，一面教育农村青年，帮助农民提高文化知识，不仅使生产发展，而且人的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长期这样搞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蒸蒸日上，就不会在原地踏步不前啦！没有这个东西，不前进，就倒退！苏修就是教训。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化大革命的一个产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前进，就必然倒退。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帮助农村建设，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长此做下去，就会逐步消灭三大差别。

下乡的年龄，总理讲要十七岁（总理插话：这是初步设想），到农村去不仅是参加劳动，而且把知识带到农村去。农村并不希罕我们增加劳动力，恰恰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有政治觉悟的青年，去帮助建设。特别是边疆。年龄太小，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就不行。
农业劳动时间问题有农忙农闲的不同，有地区的不同，譬如北大荒过去到了冬天，大家就回城玩了。广东一年三熟，现在农闲也搞建设。但是我们要求，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公社、大队的领导同志、除组织劳动外，要抽些时间给青年学文化，搞科学实验，譬如研究改良品种、防止病虫害。是要有些时间学习，还是一年到头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马克思说过，工人中不能直接产生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因为工人整天劳动，没有时间学习、研究。所以要给青年学习时间、我再提一提这一点。农村文化技术知识要不断提高，需要知识青年，贡献力量。

无声

在上面资料中叶剑英的讲话第一句就是“我完全拥护总理的指示”，当时总理在会上指示什么了？ 如果周恩来在张春桥拒绝出席的那个北京会议上曾做过一个准备发动上山下乡的指示，那无疑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件。为什么我们在网上只能看到叶剑英的从属发言而看不到周恩来的主讲发言？

无声

关于叶剑英上述谈话是否是在1967年底张春桥拒绝出席的那次北京的“上山下乡会议”上所讲的，朋友网中人发来他的看法：

“那个叶剑英讲话里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二十多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说明不是1967年的讲话。

我揣测，是在1973年4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那次会上周、张发生冲突。

1967年叶参与“二月逆流”后，实际上被解除了职务，到1969年4月的九大后才成为政治局委员。由此看来，那段话不大可能是68年1221之前说的。下乡的年龄，总理讲要十七岁（总理插话：这是初步设想）”，这样的对话很有可能是在讨论李庆霖的告状信。”

“下乡的年龄，总理讲要十七岁（总理插话：这是初步设想）”，这样的对话很有可能是在讨论李庆霖的告状信。

无声

网中人提出的看法有道理，叶谈话中还提到：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化大革命的一个产物。。。。。。。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帮助农村建设，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长此做下去，就会逐步消灭三大差别。”


这说明叶谈话是在文革中某段时期中讲的，但是叶讲话中没提一句“再教育”，曾让我认为是在68-12-21之前讲的，但是鉴于69年以后关于加强上山下乡的人民日报社论也没提一句“再教育”，这让我想起党史和上山下乡研究问题专家郑谦也有这方面的看法，他说：

“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在1968年12月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着眼点，就是接受“再教育”，就是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至于当时严重的经济问题、数百万知青无法就业、升学及其造成的城市不稳定问题，他不是没有考虑，而是没有放在首位。对他来说，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比发展经济更为重要的“大事”。 让中学生毕业后先接受“再教育”，几年后再择优进入大专院校学习，毕业后再回到工厂、农村，这是毛泽东当时已定型的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05、509页。。1968年，在他希望通过“斗、批、改”实现理想社会时，就把这些设想变成了空前规模的“再教育”实践。1970年形势进一步安定后，他又批准开始从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学员”。1968年的下放与1970年的招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再教育”链条。总之，对毛泽东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考虑始终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
作为当时主管全国经济工作并从整体上安排全国上山下乡工作的周恩来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虽然也在宣传上山下乡的意义，但强调的重点实际上与毛泽东有所不同，他们关心更多的是在经济方面。例如，周恩来说：人口要平衡发展，不能过分集中，要动员一部分去农村发展生产，“使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减少粮食征购1967年10月28日周恩来对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团的讲话。。又说：城市这样多人不下乡怎么行？城市不要太集中，走上比较平衡发展，而不是畸形发展参见1968年1月3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进入70年代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中大量问题的暴露，周恩来等更是淡化了“再教育”之类的说法。1973年8月，他在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人员的讲话中，把知识青年当成“从城市去农村的新血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求他们“下去要帮助农村人民搞好农业生产”，“也要推广自然科学知识，对农村有帮助”。参见1973年8月6日周恩来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整个讲话通篇未提“再教育”。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知青下乡规划时更是把上山下乡与计划生育联系起来，说：计划生育搞好了，城市下乡会少一些。1973年6月27日，华国锋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也提到：“八O年以前有1000万知识青年要下乡，八O年前必须下乡，八O年以后如果解决不了人口增长在千分之十五以下，也还需要下乡的。”即使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当年也曾说：像上海那样，计划生育搞好了，到1980年，知识青年就可以自己消化了。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第387、388页。诸如此类的说法与“再教育”说更是没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1972年至1973年周恩来整顿期间，上山下乡运动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运动的“再教育”色彩已明显淡化，其实质就是对运动初衷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另一方面，如果说1968年的下放还有十分明显的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的话，那么，从70年代初起，随着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性增长以及新一轮经济冒进的出现，城镇又开始大量从农村吸取劳动力，这种缓解就业压力的经济动因基本消失。这就出现了那种一面从城市大量下放知识青年，一面又从农村大量招收农民补充工厂劳动力短缺的城乡劳动力逆向流动的怪现象。“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动员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同时从农村招收职工1400万人，其中知青400万，农民800万。参见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38页。这也就是说，到70年代初，上山下乡两方面的动因（“再教育”和就业压力）都已淡化。但也正因为如此，宣传上山下乡政治意义的调门却在不断提高，而这只是为了维护它与诸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五七干校等“斗、批、改”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的政治地位，是为了反击“右倾复辟回潮”，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总之，对上山下乡动机的分析，一是要区分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的态度，二是要区分1968年与1973年后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