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

逗你玩

无声 发表于 2018-12-16 18:59
我们应该注意到66年5月发出的《516通知》实际上没有任何如何把64年开始的文化革命转变为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内 ...

我们可清楚的看到毛泽东要搞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教育革命，这是66年8月文革大乱前毛泽东要搞的文革的思路，也就是扳倒彭罗陆杨后要做的事，那时根本没想到要把刘邓彻底打倒！

有点武断。文革初衷还是整文化（文艺）、思想、教育等领域里的修正主义（封资修）。早在1964、5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逐步提出来了。思想领域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武训传、文化部帝王将相部，宣传部……等等，直到5.16通知，以致后来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社教就开始提出）。教育提出过17年教育路线（与王海蓉等谈话）问题，好像与文革运动目的不太一样。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等检讨也只是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派工作组（四清抽回）让运动冷冷清清。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接着8.18，11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好像没有教育改革的事。

无声

逗你玩 发表于 2018-12-17 19:55
先验论与方法论有本质的不同。“春桥同志”发表了那么多讲话，哪一点与文革教育革命“实践”（执行）有关？ ...

逗兄说的没错！从社会大背景着眼正是上山下乡研究的根本！但是社会大背景有操纵历史发展的主要流派，逗兄说张某人没有任何“与文革教育革命“实践”（执行）有关”的动作，这就要客观来看了。首先，他反对老三届上山下乡要留住他们完成教育革命就是他在67年下半年最大的动作，据上海插队知青网中人考证，上海的上山下乡要大大晚于北京，而且张春桥还设计了在上海周围建立上海建设兵团以及在黑龙江转为上海知青建立不销户口前去锻炼一下的“飞地”，可参见网中人在门户网的博文。


在67年张春桥也好，周恩来，陈伯达也好，都尽了全力想恢复学校正常秩序，逗兄最有体会，那时老三届还能坐回教室上课吗？还有教室可回吗？ 69，70两届学生挤上来，后面还有更多。你说的北京中学生出现杀人事件应该指的就是我们学校的北京顽主头目小混蛋被老红卫兵群体诛杀，当时还有清华大学红卫兵杀死毛泽东派去制之武斗的工宣队员事件，直到今日史学界都说不清为何毛泽东不事先召集红卫兵五大领袖喝止他们的武斗？ 潘多拉魔盒打开了确实再难收回老三届，那就让他们远走高飞吧？！同时不要忘了张春桥搞的那个721工人大学经验，他是歪打正着的为毛泽东最终倒向了周恩来的上山下向做出了理论铺垫，那就是折本求其次（舍去五七指示中让我们去工农兵中间轮转）转变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此中学生毕业全要先下乡，大学招生改为从城外基层招收，老三届下乡只是先开了个头，上山下乡一直持续了10年直到周，毛离世。这就是文革发动前毛泽东设计的在校园完成教育革命（被他自己发动的文革打乱后不得不异化扭曲为上山下乡再教育式的教育革命）的“战略”，以上山下乡包裹教育革命（从校园外的基层招生）让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皆大欢喜？ 事实上，毛泽东对于上山下乡式的教育革命始终很勉强，从他的68-12-21软趴趴的指示和后来给李庆霖的回信就可看出，什么叫要说服城里的干部？什么叫农村同志要欢迎知青去？早就知道都不会满意！李先念四个不满意那叫马后炮，老人家早就知道了！不是说我们“单下农村还不行”吗？ 68-12-21指示，纯属无奈！

逗你玩

在上山下乡历史上，邢燕子，侯隽，董家耕那些人可以说属于真正有无悔资格的，因为他们当时有自由选择！

无声

在上山下乡历史的探讨方面属那个无悔与有悔的争论影响最大，双方都竭力找寻支持自己立场的资料来肯定自己否定对方，这有点象苦瓜好吃还是难吃的问题！苦瓜就是苦瓜，有人说好吃，有人说难吃，谁是谁非？ 关键在于是否有自由选择，也就是说你爱吃就买，不爱吃就不买，用不到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主观喜好！ 但是如果“变量”出现了改变，如果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苦瓜你都必须吃，在这个前提下再争论苦瓜好吃不好吃就有些变味了。对于上山下乡也是这样，当初你没有选择不去的自由也没有选择想什么时候回家就回家的自由，无悔和有悔都属于不靠谱的斗气，或者属于针对现实政治的借题发挥，说白了就是挺毛还是否毛，孰不知文革上山下乡根本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也不是建国以来毛泽东的积极主张，在城市学生上山下乡当农民方面他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积极性差远了！有作者说毛泽东根本不认为城市学生就业是个什么大不了的事，再来一次工业化大跃进什么都解决了，问题在于他最热衷的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出了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一下子把社会正常秩序搞乱了，说白里最主要的是把学校搞乱了，变成文革最初三年的全国学生集体“旷课”和“留级”，最后只能由周恩来收拾烂摊子，而且必须说明的是周恩来确实代表了文革前刘邓的上山下乡路线（插队为主），因为那是在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毛泽东一贯主张让我们这一代工农兵学商什么都干一干似乎属于超级乌托邦了吧？对此可以再讨论，但毛泽东不是文革“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上山下乡的主观创始人是可以客观论证出来的，但是他发动的文革（他的专利）却又从客观上造成了文革上山下乡不得不那样发生，这中间又有周恩来的特殊作用和动机，这才是研究上山下乡历史不应忽略的，其“对照组”的代表就是张春桥。在上山下乡历史上，邢燕子，侯隽，董家耕那些人可以说属于真正有无悔资格的，因为他们当时有自由选择！

逗你玩

先验论与方法论有本质的不同。“春桥同志”发表了那么多讲话，哪一点与文革教育革命“实践”（执行）有关？我只知道，当我们下乡到牧区近一年后，学校还在批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代表，校长书记惶惶不可终日。同学毕业后出路在哪儿？上山下乡、工厂、升学？（1968年8月）没有答案。就是那时候传出北京红卫兵杀死流氓混混的消息。……社会大背景的研究才是命题定位的出发点吧

无声

在这里我不得不把我在草稿楼里的现代社会学方法的框架图搬来：

二，方法论
上山下乡历史属于社会学的领域，以此需要用社会学研究方法来探讨：

现代社会学研究的实验模型图解

上面这个图解是中文版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流程，但这个图解是个没有闭合的“路线图”，可能出自早期港台社会学教学部门的手笔。实际上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流程是个闭合的环路，我在网上找来一个图解加上中文说明以供参考：

无声

在这里我们必须重申，我们探讨比较复杂和有争议的历史首先要摈弃任何先入为主的立场，最忌讳的是你先有了在既定立场下得出的结论然后只去找你所需要的资料来佐证你的结论，那不叫科学，叫宣传！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可以先建立一个假说，然后搜寻任何与此假说相关的正反两方面的资料去论证这个假说是否成立，当然这个过程涉及社会调查很复杂，有时需要统计学的应用。多年前我看到北京电视台报道某大学进行的一个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该大学先建立了一个社会学的假说，即离婚家庭子女自杀率高于正常婚姻家庭的子女。该大学对于这项研究使用了问卷调查，好象还有从司法部门获取的相关统计资料，最后面对客观调查统计数据得出得结果是离婚家庭子女自杀率低于正常婚姻家庭子女，而他杀率（暴力倾向）高于正常家庭子女。这个研究结论不同于文革前所做的调查结果，为什么呢？研究人员发现文革前后相关的社会变量出现了很大的变换。简单举例来说文革前社会结构和文化使得大多数离婚家庭子女有自卑感，而改革开放后离婚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先富起来的家庭容易婚变，父母出于歉疚感容易对子女放纵或在金钱方面去补偿，因此离婚家庭子女对父母婚变不再象文革前婚变家庭子女那样自卑，甚至变成自负和因缺乏教养而暴力倾向更甚。面对研究得出的客观数据和理论方面的逻辑论证，该大学最后修改了以前的假说，结论是现在离婚家庭子女群体的自杀率低于正常婚姻家庭子女群体。

以上是一个现代社会学应用的例子，还有一个在医学方面常用的“双盲试验”，例如对一种抗压药的试验。
资料：
雙盲試驗

雙盲試驗通常在試驗對象為人類時使用，目的是避免試驗的對象或進行試驗的人員的主觀偏向影響實驗的結果，通常雙盲試驗得出的結果會更為嚴謹。

在雙盲試驗中，受試驗的對象及研究人員並不知道哪些對象屬於對照組，哪些屬於實驗組。只有在所有資料都收集及分析過之後，研究人員才會知道實驗對象所屬組別，即解盲（unblind）。

應用

在藥物測試中經常使用雙盲測試。病人被隨機編入對照組及實驗組。對照組被給予安慰劑，而實驗組給予真正藥物。無論是病人或觀察病人的實驗人員都不知道誰得到真正的藥物，直至研究結束為止。

逗你玩

题目太大，内容繁杂，50年总结探讨不易。文革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只是“权宜之计”，与教育改革没有必然的联系和战略布局。自乱阵脚的补台。那些有悔、无悔或赞颂都是自我疤痕的抚摸。

无声

我们可以看到从67年底到68年3月张春桥受命领衔主演的教育革命与周恩来自己挂衔主演的上山下乡在上海和北京南北之间出现了僵持和对峙，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似乎也抓教育革命，也支持上山下乡，北京的谢富治，戚本禹也与陈的态度相仿。67年10月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周恩以强势向张春桥摊牌，张不敢接招，回到上海他就大发牢骚并誓言不在上海搞上山下乡，还要留住90%的老三届帮他建功例业完成毛泽东交给的教育革命重任。这期间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插曲，例如周恩来按国家规定给滞留在校搞文革的66，67届大学生补发或始发工资，还说国家有困难但也要克服。对此张春桥大不满意，他说那些人一发工资就下馆子或去游山玩水，其实他主张彻底打倒资产阶级法权，搞供给制，因此他并非对老三届特别爱护，一旦他当总理了他会做出最为极左的“功勋”出来！例如“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他搞的教育革命无非是革命化代替数理化。。。。。。

无声

但是我们这一代亲身体验到了，67年3月的军训和第一次复课与67年10月的第二次复课都无疾而终！全国66年和67年小学毕业的两届学生（后来被称为69届和70届）在67年底就近分配进入初中，北京69届和70届在68年春才进入中学，这批人入校后根本没在校园里看到老三届，他们都在“逍遥”？ 而且69届在校读了一年半报纸后就在69年夏季全部离开北京到兵团去了，平均16岁。

停课半年闹革命是造成后来教育革命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先天症候群，正如前面逗兄说的学校党委，老师都被斗的其晕八素的，学校不象学校，老师不象老师，学生不象学生，说到底国家不象国家，到处象大战后硝烟弥漫的战场。67年5月，张春桥还在做他的希望通过教育革命建功立业的大梦，用他的话说就是完成了教育革命所建立的功勋会比党的历史上所有功勋的总和还要大！而且他说完不成教育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呵呵！ 因此他把周恩来搞的上山下乡看作“学校不办了”，问题在于周恩来也是举起毛泽东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大旗！面对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这两家“食堂”要请一桌的客人（我们），何去何从？毛泽东犯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