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

无声

上面插播一段“插曲” 放松大脑，但还是要书归正传，再看看专业党史学者如何解析文革前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历史：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来龙去脉
2014-10-11 00:00　　来源：《百年潮》 　作者：王永魁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逐渐绷紧。
    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文化部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毛泽东的批评，表达了他对文化界的不满。
    （一）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把《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批给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一个批示。
    彭真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意识到这个批示不同寻常。18日，彭真将毛泽东的批示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成员以及经常列席会议的同志，并建议由刘少奇在1964年元旦左右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贯彻毛泽东的批示。
    1964年1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宣传部和文艺界有关人士3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工作的状况，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扬认为文艺界的问题是坚持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不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彭真在发言中做了检讨。刘少奇肯定了周扬的发言后提出：“文艺界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著作，努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文艺界也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会后，有两位参加者向中央宣传部领导写信，指责这次晚会“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收到信后，中央宣传部领导召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认为这件事 “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因此决定在文联及各协会全体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整风学习告一段落时，5月8日，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报告尚未定稿，江青就说她个人要看，把报告草稿要走，抢先送给了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二个批示。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1964年7月初，“在毛主席那里召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等同志和康生参加。毛主席批评了文化部的工作，也批评了中央宣传部和周扬同志，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同志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同志主持。陆定一同志当场以‘见事迟’为由，表示不宜由他主持，建议彭真同志挂帅。彭真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主席也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康生也谈到了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接着要康生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这个小组一共五个人，称为“五人小组”。当时陆定一的想法是：“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而当时的批判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而是打棍子、扣帽子，我不知道这个‘文化革命’要怎么革法，心里没底，我没有接受这个任务，推荐彭真同志担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7月7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了怎样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示。
    （二）
    “五人小组”的成员都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批示”的形势下，他们也是批评的对象。毛泽东提议他们组成这个领导小组，或许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的副部长、党组书记，夏衍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职务，调萧望东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石西民为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文化部的改组，是毛泽东几年来对文化部工作不满。
    从 “五人小组”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上半年的工作来看，是与当时日益严重的文化批判不大协调的。虽然“五人小组”也直接参与领导了一些批判，但是总的来看，还是试图把这些批判控制在一定领域，把批判的温度降下来，使批判限定在学术范围。
    萧望东调任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后，着手起草了《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虽然也对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但仍然认为：“总的说来，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形势，同其他战线一样，也是大好的。事实证明，关键在于领导，这支队伍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1965年7月13日，萧望东将这个《汇报提纲》向“五人小组”做了汇报，得到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肯定。9月6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周扬和萧望东的汇报，肯定了这个《汇报提纲》。10月30日，这个 《汇报提纲》正式上报中共中央。196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1965年9月，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已经被批判的夏衍、阳翰笙还是被请上了主席台就座。彭真在会上讲话指出：文化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领导责任主要是中央没有及时地抓，没有坚持地系统地加以解决，书记处要负责。彭真还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还有好多关于这方面的讲话，“但是我讲了就算了，放了空炮”，“负责的第一位是我”。彭真强调说：“不要把文艺战线看作漆黑一团，主席批示指的是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及其刊物，而不是指的整个文艺战线。”“学术、艺术问题中，有同历史发展方向对立的政治问题的，应该联系政治问题对待；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现在有些批判就是立的这个方面少了，把错误的批判了，但是怎么立、立什么呢？看不出来。我们的批判，总的来讲，不应该这样。”“党内也好，人民内部也好，不论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地方只能服从真理。”
    彭真用传达毛泽东谈话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替当时被过火批判的文化界人士承担了责任，对当时以政治上纲代替学术研究，以轻率否定代替深入分析的倾向作出了批评，试图把政治批判引上说理讨论的轨道。彭真关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论述，实际上是对当时只许批评不许反批评、几乎一边倒的批判的抗议，代表了被错误批判的文化界人士的心声。
    尽管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五人小组”的工作有诸多肯定，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毛泽东没有表态也是一种表态，即对“五人小组”的工作并不满意，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支持，至少是允许江青等人甩开“五人小组”另搞一套。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组织人写批判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1965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赴京开会时就带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修改稿，送给了江青。毛泽东在会上问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据陈丕显回忆，“我和魏文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
    1965年9月，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试图使批判降温；同样是在这个时间，毛泽东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试图使批判升温。“五人小组”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无法领会毛泽东的精神，自然也无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了。
   

无声

上文作者高继民是谁？搜了一下，有不少重名的学者，其中一位是党史学者。不管他是谁，人民网也有位叫高继民的发表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值得一读；


邓小平巧周旋 “文革”中冒险与老部下见面
高继民
2012年10月25日08:5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老部下冒险求见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2年底，虽然林彪垮台一年有余，但政治空气依然很紧张。这年的11月17日接近中午时分，一辆伏尔加小轿车徐徐驶入中共泰和县委招待所院内。车刚停稳，一位军人便将车中一对老年夫妇引进平房东头小套间。

招待所四周显然加强了警戒，三三两两的便衣不时来回走动。县里的几个核心“父母官”一个个表情严肃地出入东部小套间，给平日原本就平静的院落平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一切引起了居住在招待所西头一位老红军的注意，他断定东头住的不是一般的客人。

这位老红军名叫池龙，原空军作战通讯部部长，泰和人。“文革”开始不久，他因在一次例行通讯设备检查中偶然听到了林彪死党、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与林彪的通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遣送到山东劳动改造，身心倍受摧残。厄运当头的池龙为使其儿女免受牵连，便将三个孩子送回原籍，托付给当地政府。1971年“九一三”林彪垮台后，他获准回京治病，身体稍有好转，就风尘仆仆回到家乡探望孩子，同时感谢县政府对他孩子的关照。县委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他安排在招待所西头住下。

吃过午饭，池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总是猜测，住在那头的客人是谁。正在这时，县委书记刘步山来到他的房间。他们俩人彼此很熟，交谈也很随便。池龙迫不及待地问:“老刘，告诉我，住在东头的客人是谁?”刘步山先是一愣，自知瞒不过这位老朋友，就压低声音说:“邓小平来了！”

邓小平！池龙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会在自己的家乡与中国“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不期而遇，而且现在就在自己身边！长征时他在红一方面军当通讯兵，因工作关系，经常见到当时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邓小平不仅是自己的老首长，又同是“落难”之人，池龙实在不想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要向老首长一吐衷肠。池龙用毫无商量的口气对刘步山说: “我要见他”！

刘步山面有难色。

父母官设法巧安排

午休后，刘步山忐忑不安地朝招待所东头走去。

1969年10月，邓小平与其夫人卓琳被送到江西南昌市郊，住在原福州军区陆军学院一栋两层小楼中，开始了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生活。1972年8月，他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身体还好，请示中央自己想到井冈山、赣南走走。同年11月，经党中央批准，他与夫人卓琳，在一名警卫管理秘书和一名司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伏尔加轿车，秘密上了井冈山。17日一早，在井冈山领略了“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的雄伟后，邓小平一行四人于当日中午到达井冈山脚下的泰和县，被安排在了县委招待所东头住下。

考虑到他的“二号走资派”特殊身份，又是他到江西三年来第一次外出，上级有关部门专门就如何接待邓小平制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其中就有“不能单独会见任何人”这一条。刘步山自己才刚刚“解放”一年多，私自安排他们见面，要冒风险。何况邓小平愿不愿见？但当他看到池龙那急切的目光，实在不忍心回绝，只得硬着头皮对池龙说:“下午我试着安排吧。”

这天下午，邓小平刚睡过午觉，正在小客厅看书。刘步山轻轻推门走进来，邓小平会意地点点头。刘步山先简单地问了问他的起居饮食情况，然后鼓起勇气对邓小平说:“首长，有一位您的老部下想见您。”刘步山一面简单地介绍池龙的经历，一面观察着邓小平的表情。哪知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邓小平听说后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兴奋，连声说:“可以，可以，快让他来。”

没想到邓小平答应得这么爽快。但悬在刘步山心中的石头还未落地。他知道，他没权利安排邓小平会见任何人，必须征得邓小平身边的那位警卫管理秘书的同意。于是，他找到这位管理秘书说明来意。管理秘书听后眉头一皱，自三年前来到邓小平身边，邓小平提出的任何要求，哪怕是一片安眠药，买一本书，他都要请求江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批准后由他具体操办。现在要在距南昌三百余公里以外的县城安排邓小平会见一位老红军，他也没这个权利。他面有难色地对刘步山说:“恐怕不好交待。”

刘步山体谅他的难处，对他说:“都在一栋楼里住着，见一面外人又不知道。我就在现场陪着，要真出了什么事，我负责！”管理秘书沉思了一会，最后还是答应了，但说“时间不能太长。”一直在旁边察颜观色的卓琳听了此话也很高兴，她也巴不得邓小平能有与人谈话交流放松的机会。为使邓小平他俩能尽兴交谈，卓琳趁机提出要去逛街的要求。“二号走资派”的夫人也不能单独行动，确保她的“安全”也是管理秘书的任务，于是他“知趣”陪着卓琳出去了。
邓小平冒险接见老部下

一切安排妥当，刘步山领着池龙来到邓小平的房门前。

池龙下意识地捏了捏衣领，整了整衣服，尽力使自己“呯呯”跳动的心平静下来。

门开了，池龙一眼就见了那张熟悉的脸，他抢步上前，向邓小平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迎上前去，紧紧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非常激动地问候:“老首长身体可好?”

邓小平徽笑着对池龙说:“身体还好，听说你也是红一方面军的?”

“是的，长征时我在红一方面军当通讯兵，经常见到您。”

“对，对，是有这么一位小伙子”，邓小平一边兴致勃勃地说着，一边拉着池龙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坐下。

为防不测，刘步山没有退出，他警觉地紧挨门边的沙发上坐下。

忆往昔，峥嵘岁月。话题自然首先是战争年代的回忆。他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短暂沉思。说着说着，就谈到了时下的“文化大革命”。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池龙情绪亢奋，悲愤难平。他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邓小平，愤怒地控诉着林彪等人的暴行。说着说着，池龙就激动地站起来，双手撸起自己的衣服，愤怒地说:“你看，这都是他们打的!”只见他前胸后背，伤疤迭加。他还动情地讲述了周恩来如何煞费苦心地保护老干部的事情。最后，池龙不无忧虑地对邓小平说：“老首长，这样下去，我们党和国家不就完了吗?"

邓小平默默地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怎样的危害，他内心十分清楚。池龙的一番诉说，引起他的强烈共鸣。他愤慷地说:“这帮人整起人来是不择手段的！”他还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他没本事，他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来抬高自己。”讲到周恩来，邓小平显然动了感情，他说:“总理这些年来吃苦了！”

会面中，邓小平反复要求池龙“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遭遇，有个人恩怨是不行的。”邓小平还说:“‘文化大革命’我也有份，我也举过手”。

池龙怔怔地望着邓小平。要说受到不公正待遇，蒙受不白之冤，自己远不及邓小平，可他却毫无抱怨，对比自己老首长的高尚情操，坦荡博大的胸怀，他深感羞愧，池龙感动地哭了！

这时邓小平站起来，用手拍拍池龙的肩膀说：“现在林彪垮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日子会好起来的，”不过他接着话锋一转，用蔑视的口吻说:“就是还有几个书生在胡闹！”

谈话整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在场的刘步山不敢想像，在当时环境下，邓小平居然还敢指责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文革”初期也被打倒的刘步山听来也觉得非常过瘾，同时又感到十分后怕，这要是传出去了，那还得了！他始终警惕地把着房门，生怕有不速之客贸然闯入。

夜幕悄悄降临，那位警卫管理秘书“陪”卓琳逛街回来了。见两人意犹未尽，谈兴不减，征得管理秘书的同意，刘步山安排池龙与邓小平共进了晚餐。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无声

彭真倒台引发十年 “ 文革 ”

1966 年 3 月 6 日 , 忧心忡忡的彭真回到北京 ， 立即拨通毛泽东在武汉住所的电话 , 可 一接通马上就被掐断 , 反复多次都是如此 , 这在以前还从没发生过。

还未等他缓过劲来 , “ 电话事件 ” 又给了 他重重地一击。

  3 月 11 日 , 为了搞清北京的动向 , 张春桥派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就 《二月提纲》中的一些问题 , 请教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许立群当即请示了彭真并作了记录 ：许 : 杨永直问 , 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 , 指的是谁 ?

彭 : 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 , 是阿 Q, 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 : 杨永直间 , 上海要批判一批坏片 , 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 ? 因为有大腿。

彭 : 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 , 他们游过泳没有 ?

许 : 杨永直问 , 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 要送中宣部审查 ?

彭 : 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 , 连个招呼都不打 , 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

第二天 ,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用电话告诉了杨永直。正在上海搞 “ 座谈会 ” 的江青得到消息后 , 马上将此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后大怒 ,3 月 28 日、 29 日、 30 日 , 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严厉批评 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 , 说他们包庇坏人 ; 说 《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 , 是非不分 , 是错误的 ; 说北京市针插不进 , 水泼不进 , 要解散北京市委 ; 说吴晗是学阀 , 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 ! 要求彭真就 “ 电话事件 ” 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 !

4 月 16 日 ,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 讨论了彭真的问题 , 决定撤消原来的 “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 , 重新设立 “ 文化革命小组 ”。

4 月 28 日、 29 日 , 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进行严厉批评。

在 1966 年天安门的 “ 五一 ” 庆典上 , 往年主持庆典的彭真消失了。

江青却春风得意 , 一路高歌猛进。

自 2 月份以来 , 彭真与江青围绕着学术大批判的斗争巳呈白热化。

1966 年 2 月 3 日 , 彭真五人小组开始紧急制定了《二月提纲》时 , 江青则在上海紧锣密鼓开 “ 座谈会 ” , 要搞出个与《二月提纲》分庭抗礼的 “ 东西 ” 。

江青搞的这个座谈会世所罕见。她求助军队请出了林彪 , 江青要借林彪以壮声戚 , 林彪求之不得 , 一拍即合。于是乎 , 一场只有江青一人 “ 谈 ” 四名军队干部只准 “ 洗耳恭 听” , 主要是看电影 , 看戏 , 看中谈、谈中看的 “ 座谈会 ” 在上海开谈。就这样说说停停 , 停停说说 , 拖拖拉拉前后历时十八天 !

2 月 20 日 , 军队的四位同志将江青断断续续 , 零零碎碎 , 东拉西扯 , 颠三倒囚的谈话 内容整理成《汇报提纲》。江青看后十分不 满 , 她要求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 充实 , 前后八易其稿 , 认三千多字增至一万多字。

毛泽东对江青搞的《汇报提纲》偏爱有加 , 亲自修改了三次。后经林彪之手 , 形成了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3 月 23 日 , 当这份虽然还是打印稿 , 但经 “ 毛主席亲自修改 ” , “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 ” 搞的《纪要》展现在彭真面前时 , 他明白 了 ： 《二月提纲》夭亡在即。

4 月 10 日 , 处境艰难的彭真履行着他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责 ,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 将《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印发全党。

《纪要》既出 , 《二月提纲 》 则亡。谁也没料到 , 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 宣告了中国一个惊天动地时代的到来。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在中共历 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会议对彭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 还将他和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 因所谓 “ 窃听器事件 ” 蒙冤 ) 、刚挨批判不久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捆在一起批判 , 打了个 “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 。这次会议最具标志性的 “ 成果 ” 就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 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 ; 张春桥、姚文元等十 人 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起草 , 毛泽东亲自定稿的。 《通知》向全党全国宣布 : 中国共产党要开展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通知》下达之后 , 彭真被停职 , 三个月后被撤职 。

被解职后的彭真身陷囹国十三载 ,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 1979 年 1 月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

无声

如果只看以上这类正儿八经的书面史料任然会对一些历史的秘辛不得其详，因此还要搜寻一些生动的解密资料，例如：



“文革 ” 的最后一根导火索 (2011-05-22 13:40:07
高继民


    1965 年 , 围绕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 在彭真和江青之间 , 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面对 “ 第一夫人 ” 的步步紧逗 , 彭真顽强地抗争着。然而这场争斗不仅是徒劳的 , 而且直接引发了惊天动地的 “ 文化大革命 ”。


“ 流动哨兵 ” 锁定《海瑞罢官》


    1964 年 7 月 , 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 “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 , 彭真意识到这是一桩苦差事 , 不好干。


    1963 年 12 月 12 日 , 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 ：“ 各种艺术都是死人统治着。戏剧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 ……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 , 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 , 岂非咄咄怪事 ! ” 1964 年 6 月 27 日 , 他又作了一个批示 ：“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 ( 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 ), 十五年来基本上 ( 不是一切人 ) 不执行党的政策 , 做官做老爷 , 不去接近工农兵 , 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 缘 ，”


    彭真虽然对毛泽东的判断不敢苟同 , 但又必须贯彻 , 这显然十分为难。更令彭真头疼的是那个当时在党内外元一官半职的江青 , 她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 , 拿着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当尚方宝剑 , 扣帽子 , 打棍子 , 今天批这个 , 明天骂那个 , 把文化界甚至意识形态领域搞得乌烟痒气 , 人人自危。


    江青说她是文化战线上一个小小的 “ 流动哨兵 ” , 京剧《海瑞罢官》就是她在 1962 年 7 月 6 日发现的 “ 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 ” 的 “ 大毒草 ” ! 她当即找有关部门负责人 , 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 , 遭到拒绝。 后私下找到北京的一些 “ 笔杆子 ” , 欲先批后奏 , 又未能如愿。


    彭真刚就任五人小组组长 , 江青便找上门来 , 要彭真组织批判《海瑞罢官》 , 还向彭真提供了一些包括吴晗在内的所谓 “ 坏人 ” 的名单 , 要一块批。


    “ 我看《海瑞罢官》没什么问题 , 吴晗这个人我了解 , 政治上很可靠。 ” 彭真一口回绝 。


    彭真之所以敢理直气壮地肯定《海瑞罢官》 , 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提倡 “ 海瑞精 神 ” 。


    1959 年 4 月 , 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 , 号召全党同志要讲真话 , 并特意提出要大家学习明朝宰相海瑞刚直不 阿 的精神。后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术把毛泽东这个意思告诉了吴晗 , 鼓励他写海瑞。吴很快就写出了《海瑞骂皇帝》等文章。这年下半年 , 吴晗将海瑞的故事改编成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京剧团于 1961 年初公演。


    有关海瑞的文章和京剧 , 一面世就受到了读者和观众的欢迎。提倡 “ 海瑞精神 ” 的 毛泽东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后 , 也说好。


    1964 年 9 月 , 彭真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 , 并坦言 ：“ 江青搞京剧改革是有成效的 , 但她对文化界、学术界和历史界的看法太偏激 , 吴晗在政治上和我们党靠得很紧 , 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
大家都觉得江青有点左 , 而且喜欢强加于 人。


    毛泽东笑着说 ：“ 我也不赞成她信口开河 , 她是她 , 我是我 , 她并代表不了我。 ” 最后毛泽东就学术批判的事对彭真说 ：“ 这是你份内的事 , 由你决定 。”


    听毛泽东这样说 , 彭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到北京 , 就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遏止学术批判随意政治化、随意点名批判的措施 , 一度紧张的空气缓和下来了。


    不料江青见在北京施展不开拳脚 , 便采取迂 回 战术 , 南下上海。


彭真出台《二月提纲》


    1965 年 2 月起 , 江青频繁活动于北京 上 海之间 , 秘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 目的是打北京市委 , 给彭真来个措手不及。


江青要搞的批判文章是想让读者明白 , 吴晗 1959 年写有关海瑞的文章时 , 就 “ 未卡先知 ” , 要为发生在 1961 年的 “ 单干风 ” 和 1962 年的 “ 翻案风 ” 喊冤叫屈。


    就这样 , 江青等人历时八个月 , 十易其稿。精心炮制的 “ 重镑炸弹 ” 史剧〈海瑞罢官 〉 ( 以下简称《评》 ) 于 1 0 965 年 11 月 10 日在上海 “ 基地 ” 发射 , 直轰北京。


    《评》一发表 , 立即掀起轩然大波 , 先是华东六省一市 , 尔后是全国其它省市的党报纷纷转载。思想文化界陷入空前混乱之中。


    地方报纸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 , 彭真事先不知道 , 连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被蒙在鼓里。彭真厉声责问张春桥 “ 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 ?1967 年 4 月 12 日 , 已大获全胜的江青在 - 次讲话中得意洋洋地透露 了她在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 , 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 , 但就是不说明。因为主席允许 , 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 , 对外保密了七八个月 。…… 因为一叫他们知道 , 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那几天 , 彭真坐卧不安 , 他连续召开座谈会 , 征询意见 , 通过摸底 , 彭真得出结论《评》 不得人心。他下令 ：“ 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 ”


    北京各报顽强对抗至第十八天 , 彭真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话 , 要求北京各大报刊立即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 原来 , 毛泽东见《评》 文公开发表后北京各报毫无动静 , 十分震怒 , 便下令出单行本 , 全国发行。彭真听说后心里 “ 格登 ” 一下 , 怪不得江青这么有恃无恐。


    1965 年 11 月 29 日、 30 日 , 北京各大报纸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27 日 , 在巨大 的压力和彭真的劝说下 , 吴晗违心地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 刊登在《北京日报》显著位置上。


    江青发射的 “ 重镑炸弹 ” 终于在北京 “ 全面开花 ” 。在江青进一步的鼓动下 , 全国各地的 “ 批判家 ” 纷纷跟进 , 毛泽东要求彭真向上海的同志学习 , 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 深一步。


还要往哪里引 ?


    1965 年 12 月 22 日 , 毛泽东向前来杭州 汇报工作的彭真揭了 “ 密 ”：“ 姚文元的文章 , 好处是点了名 , 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 '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宫 ,1959 年我 们罢了彭德怀的宫。彭德怀也是海瑞 。”


    彭真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 , 他郑重地对毛泽东说 , 根据调查 , 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 系 , 《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联系。毛泽东说 , 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以后再作结论。


    1966 年 2 月 3 日 , 彭真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意见 , 在北京召集了文化革命五 人小组会议。会上 , 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 , 要求今后的学术批判不要提庐山会议 , 不要谈 《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 , 学术批判不要过头 , 要慎重。彭真的意见得到了其他同志的一致 赞同。会议形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 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 亦称《二月提纲》 ) 。


    毛泽东看了《二月提纲》后没有表示不同 意见。 2 月 12 日 , 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 , 《二月提纲》就以中央的名义下发全党。


    很明显 , 《二月提纲》是想将这场大批判尽量加以限制 , 以避免发生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 , 避免引起更大的社会混乱。


    《二月提纲》出台后 , 文化学术界人士都松了一口气。全国的大批判热潮立即缓和下来。然而 , 彭真不敢有丝毫怠慢 ,2 月中旬 , 彭真离开万事缠身的北京 , 前往四川视察工作。


彭德怀婉拒彭真


    1966 年 2 月中旬 , 彭真出现在成都永兴巷 7 号。这里住着已被 “ 罢官 ” 的前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 , 当代 “ 海瑞 ” 。


    1962 年党中央开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 对在 1959 年反右倾以来被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瓢别平反工作。但彭德怀不仅没得到平反 , 反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受到了批判。


    满腹委屈的彭德怀听说后悲愤难平 , 不得不进行申述 , 分别于 1962 年 6 月 16 日和 8 月 22 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交了两封长长的申诉信 , 再次请求中央对他所犯错误进行全面查。


    彭德怀的信不仅于事元补 , 反而激怒了毛泽东 , 加上江青等人危言耸听 , 推波助澜 , 毛泽东对彭德怀误会加深了 , 对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动机也产生了怀疑。


    深知彭德怀刚烈秉性的彭真 , 怕他受不了《评》的刺激 , 又生出事端 , 使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局面前功尽弃。所以彭真不远千里来到成都。


    彭真向彭德怀介绍了吴晗的情况 , 然后郑重其事地对彭德怀说 ：“ 现在不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 , 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 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配合一下 。” 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 从此埋头一些室内的研究工作 , 不再出头露面 , 这样可以减少目标 , 少引起别人的注 意 ; 第二、我劝你向毛主席再写封信 , 收回你的申诉书 , 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说 , 你服从党的决议就是了 ; 第三、你向中央写个报告 , 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你和吴晗的关系 , 帮助我们解脱你和他的关系 。”


    听完彭真的建议 , 彭德怀激动地说 ：“ 彭书记 , 我是准备忍辱负重的 , 也准备委曲求 全。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 , 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 , 自己绝不倒下。第三条我可以照办 , 我不能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第一、第二条 我坚持立场 ! ”


    彭真这才明白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历史误会有多深 ! 就在彭真在四川视察期间 , 从北京不断传来 “ 坏消息 ”： 吴晗已到京郊搞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 ; 《二月提纲》有问题 , 是大毒草 …… 联想到这些天来报纸上、广播里的大批判语气越来越激烈 , 调子越来越高 , 彭真感觉到 一 种不祥之兆。

无声

再来看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是怎么回事：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成立的一个非正式组织，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事宜，之后才被冠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名。五人小组最重要的行事是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二月提纲》，反对在文艺界用政治理论来干预学术争论等，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意图。仅仅三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推翻《二月提纲》，解散五人小组，正式开始“文化大革命”。

五人小组名称之前原本并无“文化革命”四个字，而是由整理准备《二月提纲》的小组非正式成员姚溱临时加上去的。不过由于之后中央发文与《五一六通知》都使用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名，因此流传下来。

五人小组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提议于1964年7月成立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学术批判等文化宣传方面事宜。

组长: 彭真，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副组长: 陆定一，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

成员: 康生，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周扬，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

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兼中宣部副部长

五人小组成立后的一年多内，并没有出现重大举措。直至1965年11月，姚文元突然于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五人小组才开始研究讨论吴晗与姚文元的文章言论性质。姚文元的文章经与江青、张春桥等协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完成，背着中央有关领导部门，令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而震惊。这一江青（一说是毛泽东）授意的政治攻击，遭到彭真的反对。彭真认为他作为五人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竟然对如此大事一无所知，因此将姚文元的做法视为严重错误、违背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和党内生活准则。

《二月提纲》
主条目：二月提纲
1966年2月3日，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召开扩大会议，除原成员外另有临时与会的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和郑天翔，共十二人参加。次日，由许立群、姚溱将会议决定以《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为名上报。提纲提出学术问题应当与政治分离、并反对将吴晗牵连到1959年庐山会议。5日，彭真参加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汇报提纲。1966年2月，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开会，通过了《二月提纲》。随后，又派彭真、陆定一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彭真在武汉代中央草拟了关于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表示同意后，就以中共中央文件把它批转全党。

《二月提纲》明确反对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与毛泽东的意图与之后文化大革命的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解散
3月下旬，毛泽东同康生、江青等人多次谈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令向全党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毛泽东并称：“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就产生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最后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讨论通过的时间是5月16日，这个通知又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指责彭真“背着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造谣，重大问题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讨论过、商量过，而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汇报。《通知》除点名批判彭真外，还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改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5月18日，林彪相应毛泽东，发布一份防止政变的讲话（五·一八讲话）。之后，与刘少奇、彭真有关的陆定一等人相继被免。彭真、陆定一、吴冷西等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重要批斗目标饱受政治迫害，周扬入狱九年直至文革结束才恢复自由。《二月提纲》的主要执笔者之一、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受迫害于1966年7月自杀。

同时，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一个远比五人小组正式、且有权力影响的组织，主导了文革初期的很多运动，甚至取代了当时很多成员遭到批斗的中央政治局。原五人小组之一的康生则成为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

无声

逗你玩 发表于 2018-12-18 10:01
五十年探讨与总结，文革初因是“教育改革”，成因演变成大规模上山下乡“驱赶”运动。建议再翻阅一下5.16通 ...

逗兄和我想到一起，从昨天我就重新查阅1964年开始的“文化小革命”和当时成立的那个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如何成立的和都干了什么事，当然还再次仔细看了一遍那个被说成是文化大革命起点和动员的516通知。

我发现关于文化大革命起点的现有说法本身就是一锅粥！516通知第一段话是：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在1966年2月上交的《二月提纲》如何成为了1966年5月《516通知》中说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我们的史学工作者都干什么去了？ 66年2月出台的《二月提纲》何以抗拒66年5月才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根据《516通知》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早在66年2月以前就开始了！因此学界把《516通知》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完全是逻辑不通！

据我的考证，文化大革命是从1964年开始的“文化小革命”延续下来的，《516通知》后成立的中央文革也是从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演变出来的，那个《516通知》通篇都在骂《二月提纲》，《516通知》的实质仅仅在于把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撤销，让1964年开始的文化革命重新上路加快步伐，首先把彭罗陆杨打成反党修正主义（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解7000人大会之气！

无声

逗你玩 发表于 2018-12-18 10:01
五十年探讨与总结，文革初因是“教育改革”，成因演变成大规模上山下乡“驱赶”运动。建议再翻阅一下5.16通 ...

别忘了石油学院搬到了山东胜利油田（东营）！

逗你玩

五十年探讨与总结，文革初因是“教育改革”，成因演变成大规模上山下乡“驱赶”运动。建议再翻阅一下5.16通知与文革16条，文革的目的很明确。虽然说到教育改革，上海也只是个失败试点。根据主席谈话，北京一些大学倒是改了，农业大学搬迁到河北、劳动大学解散，朱辛庄校址被社员占用养猪（后被电影学院占了部分）、人民大学被二炮几个单位占用，机械学院迁至陕西，地质学院搬迁南方，就连政法学院也被留守……，剩下没走的理工科院校“刺刀见红”武斗不止，不得不让工人阶级去占领一切。

逗你玩

不是主席搞文革本意，闹腾到刹不住闸地步，你们看着办吧。

无声

《报告》说：

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


怎么办？找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