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

无声

通过对《516通知》和《16条》的梳理，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文革没有对工，农，兵，干部，知识分子这些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和所有制关系进行根本改变，也没有对他们的工作性质和社会体制进行根本改变，唯独对于学校体制和学生学制进行了根本改变，即取消了高考和中考，中学生毕业后不再在城里分配工作，而是先要上山下乡劳动几年后再选拔大学生和招工。文革上山下乡不是毛泽东文革的初衷，也违背16条第10条：

10，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因此我们可以说文革上山下乡是文革教育革命搞砸了之后对毛泽东来说是的一个被动的无奈之举，在周恩来方面是一个主动的继续延续文革前刘邓上山下乡路线的举措，在张春桥放方面是他无意中让721经验成为毛的教育革命和周的上山下乡在“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那个基础上的到妥协，最终将教育改革变为上山下乡“再教育”之后再选拔推荐大学生，那些无缘被推荐的知青就只能望学兴叹了！而且还可能要扎根农村边疆了。教育革命与上山下乡结合起来的本质在于从此解决了城市中学生这个最大就业群体的待业问题（游手好闲吃闲饭）。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批示中指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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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归结教育改革引发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有点脱离历史发生发展实际判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妨再读读中国共产党八大决议文件、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57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庐山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等历史大事件。1956年八大是个很好的历史起征点。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对于政权、经济建设都有科学的分析与论述。受外部压力和无产阶级继续专政下革命的“理论指导”，经济建设冒进反冒进，三面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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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的研究似乎有个缺憾，那就是他没有把文革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联系起来研究，很大的可能是他根本不认为上山下乡与教育革命有学理上的联系，也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只提出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理论纯属忽悠人，实质上还是让你们这些吃商品粮的都离开城市到乡下去自己养活自己。但是问题似乎不是这样简单，因为文革上山下乡这段历史出现背后的“变量”太多，现在应该可以看的出来了，64年开始的文化革命主要的重头戏教育革命还没真正上演，就被江青搞的文艺革命引伸到党内高层政治斗争方面去了。《516通知》仅仅是要否定《二月提纲》和要打倒彭真，文革真正的纲领是16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简称《十六条》，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一项决定。该决定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下由派驻各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具体领导的阶段进入到毛泽东等支持的群众造反阶段。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舉行。8月5日，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於会上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全会于8月8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 《人民日报》于8月9日全文发表。
该决定共有十六条，每条均有小标题：


1，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当前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2，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
3，“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4，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
5，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6，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敌我矛盾。“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文斗，不用武斗。”
7，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撥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8，干部问题：
分清四类“干部问题”
9，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10，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11，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12，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理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13，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14，抓革命，促生产：
“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15，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16，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无声

杨文的重点段落在于：

1964年的教育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奏。2 月23日，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春节谈话），对“十七年教育”作了建国以来最为严厉的批评，震动了整个教育界。当时的教育改革是在急剧的升温化、政治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的宣传，学习毛著、下连当兵、参加“四清运动”之类的实践，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政治功能。有人将文革前的学校教育称为“接班人教育”；在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几乎完全是政治标准，没有一项与智育和健康有关。尽管如此，当时学校工作的重点之一仍然是克服只重智育、轻视德育和体育的倾向。

    1964年毛泽东的“春节谈话”，最强烈抨击的是当时的教育方法、考试制度等。他认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  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还是考入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不能认为他对当时教育的批判和否定都是出于政治需要或政治动机，事实上这是他从青年时期以来就一贯坚持的对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教育的批判态度。尽管60年代教育改革规模相当大，步子也不小；但在1964年，他似乎对合同制内的改革已经失去信心而变得不耐烦和怒气冲冲。当年夏天，在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和次年与王海蓉的谈话中，出现了倾向于政治解决的新的因素。毛泽东指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鼓励学生用反体制的”造反“方式去反对和对抗现行教育制度（这两个讲话也的确起到了动员青年学生造反的作用）。不久之后，其表述方式便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和”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无声

  ◎文革时期的教育：毛泽东的教育理想

    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与十年文革，通常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者意味着学习苏联、正规化、制度化、英才教育、学习雷锋和培养革命接班人；后者则意味着摧残、破坏、反制度和反文化、愚昧和荒诞，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和精神方向。然而，它又的确是一个贯通的历史。“十七年教育”在其大多数时间，一直是动荡不宁的。频繁的政治冲击和主观意志造成教育的大起大落，使高度的震荡性也成为它的特性之一。教育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价值，它后来被政治摧毁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文革造成的劫难是如此之大，以至当我们彻底否定文革时，也难以冷静地去认识清理其中隐含的解决中国教育的一些基本矛盾、基本问题的努力。

    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从1966年停止高考、学生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开始，致使正规的教育制度崩溃，学校教育中断，造成20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观。但文革中的教育革命又不仅仅是破坏，抛开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政治冲击不谈，从1967年“复课闹革命”、恢复中小学秩序，1971年起大学恢复招生，文革中教育革命的“建设性”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将学校建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学校教育极度政治化，“坚持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革命大批判”、学习毛泽东思想成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各级学校缩短学制。实行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从12年减为9 年；小学至大学毕业，由17年减为12年；改革学校教育。从小学进初中起，废止各级入学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取消重点学校制度；教学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取消考试，并大大降低学科教学、理论教学和基础教学的地位；增强实践性教育活动，学生化大量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参加生产劳动；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中小学下放至城市的区或街道，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1969年起，原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大
都下放给地方领导；强调教育要面向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1972年提出农村要普及五年小学教育，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和多种形式办学；大学免试推荐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上学；大力发展非正规的厂办大学（七二一大学）、业余教育、民办教育、培养“赤脚医生”之类实用的初级专业人才；1973年后，大学大量举办各种形式的短训班，为工厂、农村、部队培训技术骨干、理论骨干和各种实用人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经验和实践环节。理工科大学实行“厂校挂购，开门办学”改变课本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方法，组成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教学组织，实行结合生产和科研任务，用典型产品、典型工程、典型工艺带动教学的方法，边干边学。

    不难看到，这些都是毛泽东在1958年、1964年均已提出过，并不同程度地改革和实践过的教育主张，它贯穿的仍是三个基本主题：突出政治、教育平等、教育联系实际；区别仅在于，前两次是体制内有序的渐进改革；而文革则用极为暴烈地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方式大幅度地实践其教育理想。

    正如一位朋友所说：主张什么往往比反对什么更说明问题。正是在文革中，毛泽东终于和盘亮出了他的教育理想- 此前，他只是激烈地反对别人的做法和片断地提出过一些自己的想法。他的教育理想也就是他的社会理想，后来被称为“五七道路”或“五七公社”：全国学解放军，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整个社会于是成为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毛泽东构筑了一个学习化的教育社会，学校教育是全能型的，社会成员也具有全面发展的人格（这使我们想起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西文教育家类似的教育思想）；然而，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构想的这一“理想国”，却是以乡村社会为原型、以军旅生活为样板的，是一个准军事化的、取消社会分工、平均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大公社。这种公社的理念早在1958年便已流露，其萌芽可以远溯到青年时期他受康有为所释儒家大同说的影响。1919年，他也曾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

    历史早已证明，无论人民公社还是五七公社，都是有违历史进步并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的现代乌托邦。

    ◎毛泽东教育思想：奇特的当代命运

    也许，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远比我们认识到的更为复杂。他的强烈追求，大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而他的强烈反对，却包含着有待认识的合理内核。

    作为一个狂放和浪漫的教育革命者，毛泽东是一个悲壮的失败者。他以强硬的、不妥协的姿态激烈批判现行教育；然而，当他热衷于用“革命”的手段反传统时，却并没有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也没有凭借更为现代的思想、文化和组织资源。他用政治凌驾和冲击教育，用政治批判代替教育批判，并使教育极度政治化，乃至成为简单的和直接的政治工作，从而扼杀了教育的主体性和生成发展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了教育崩溃。他用非专业化、非制度化的群众运动方式改革教育，否定了知识分子在教育系统中的关键作用，导致了教育品质的退化、教育效率的低下。不仅他的方法和手段是传统的，他所孜孜追求的教育理想，如前所述是极其传统和反现代化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泽东“以传统反传统”的悲剧。

    但是，在教育现代化的坐标上，作为一种教育精神、教育价值和教育思潮来审视，毛泽东对“十七年教育”的怀疑和批判并非乏善可陈，而且发人深省。

    毛泽东显然对现代教育制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这自然有他对科学化、正规化的官僚制度的抵触，比较而言，他更为习惯和喜欢比较自由的、个性化的、非正规化的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例如在青年时期，他曾表示过对私塾的好感，以及推崇书院精神）；但是，他的这种怀疑也深刻地源于新式教育在中国遭遇的基本矛盾。早在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发现“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反对“洋学堂”，他们“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 因为“乡结小学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 而事实就是如此。1932年国际联盟的报告也批评了中国新教育的“不一致性”：新一代知识分子将现代化与机械模仿外国等同起来，人民最必不可少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被忽视了，学校进行的是与周围生活和国家复兴的必要性无直接联系的抽象教育；在奢侈讲究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群众的需求漠不关心，两者之间横着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这一批评与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对当时教育的批评何其相似！显而易见，新式教育或现代教育如何与中国的现实结合，适合中国的大众尤其是农民的实际需要，至今教育，会作如何感想？

    巨人已经远去，毛泽东为解决20世纪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探索和努力，他的浪漫改革和破坏性实验，为我们提供了代价巨大的历史教训；也为我们留下一个不应遗失的精神方向，即始终对传统教育保持应有的警惕和清醒的批判意识，他的革命和失败同时告诉我们，中国的教育现代之路何其即艰难崎岖，正所谓“任重而远”.

    1996/1  

无声

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大跃进”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所说的：“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毛泽东教育主张的三个重要方面，当时的教育革命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学术权威“兴无灭资”、“拔白旗，树红旗”的批判斗争，以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建设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二是对移植苏联的正规化教育制度的不满，强调扩大教育机会，为工农子弟开门，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三是改革学校教育，以克服其脱离实际的弊端。教育革命的方式，则都是通过政治动员、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为此，实行“全党办学”、“全民办学”，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对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等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发展与全日制普通教育并行的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在高校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学生和教师大量参加生产劳动；缩短中小学学制；大学组成干部、教师、学生三结合的委员会改造系科和专业，编写教材、讲义，集体著书，联系实际工程开展“真刀真枪”的科学研究和毕业设计，等等。

    伴随着全民诗歌运动和美术运动，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比较浪漫的。一些工厂、人民公社宣布已建立了“人人劳动，人人学习”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 种种“教育奇迹”不久就烟消云散了；然而，这场浪漫的革命又确已深入到教育内部，触动了它的制度品质。当时比较重要的制度改革是下放教育权力，中小学教育基本下放由地方管理的领导；原由中央领导的229 所高校中的187 所和大多数中等技术学校下放给地方领导。同时，改变高校统一招生的制度，实行各高校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这种举动是破天荒的，也仅实行了一年）。在整个六、七十年代，缩短中小学学制的各种改革实验一直在进行。

    1964年的教育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奏。2 月23日，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春节谈话），对“十七年教育”作了建国以来最为严厉的批评，震动了整个教育界。当时的教育改革是在急剧的升温化、政治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的宣传，学习毛著、下连当兵、参加“四清运动”之类的实践，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政治功能。有人将文革前的学校教育称为“接班人教育”；在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几乎完全是政治标准，没有一项与智育和健康有关。尽管如此，当时学校工作的重点之一仍然是克服只重智育、轻视德育和体育的倾向。

    正像文革时期的教育一样，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外表往往使人容易忽视毛泽东其它同样具有实质性的教育主张和教育关怀。由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批判所推动、以贯彻阶级路线而实现的，是毛泽东对精英主义教育的抵制，对教育平等的强调。为了加快普及小学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教育主管部门决定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在1965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积极发展小学，尤其是农村简易小学，以“解决贫下中农子女的入学问题”；在中师和高校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除减少考试科目，并规定对退伍军人、知识青年、中小学教师、学生干部考生实行推荐与考试结合的办法（在城市中，这一路线的执行似乎主要使干部子弟受益）。此外，在教育制度、学制、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考试制度等各方面改革传统教育的弊端。当年七月，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开会，提出的《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大幅度地突破了当时的体制框架，现在看来仍是相当
新鲜和“超前”的：建立两种教育制度；根据城乡的不同需要制定城乡各级各类学校不同的修业年限，计划小学基本学制为五年，不分段；中学基本学制为四年，不分段；设立两年制的高校预科，等等。

    1964年毛泽东的“春节谈话”，最强烈抨击的是当时的教育方法、考试制度等。他认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  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还是考入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不能认为他对当时教育的批判和否定都是出于政治需要或政治动机，事实上这是他从青年时期以来就一贯坚持的对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教育的批判态度。尽管60年代教育改革规模相当大，步子也不小；但在1964年，他似乎对合同制内的改革已经失去信心而变得不耐烦和怒气冲冲。当年夏天，在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和次年与王海蓉的谈话中，出现了倾向于政治解决的新的因素。毛泽东指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鼓励学生用反体制的”造反“方式去反对和对抗现行教育制度（这两个讲话也的确起到了动员青年学生造反的作用）。不久之后，其表述方式便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和”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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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传统：毛泽东的教育遗产
杨东平
1970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对当时风行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表示了不满，说“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留下TEACHER （导师）这个词”，因为在英文中，它和教师是同一个词，而他“历来是当教师的，现在还是当教师”（见斯诺著《漫长的革命》）。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者，多产生于中小知识分子阶层，有从教经历的极多。但在所有这些“教师”中，毛泽东作为改变了现代中国命运的巨人，也许是一个最重要的“教师”. 毛泽东的教育经历不仅贯穿始终，他对教育强烈的关注和参与，也超过了同时代其他的政治领袖。毛泽东青年时曾任小学教员、上过师范、创办自修大学；中年时在根据地开展政治教育、干部教育；建国后，在被称为“教育无学”、教育无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是中国唯一的教育改革家和教育思想家。作为传统教育最激烈的批判者，他成为当时彼伏的教育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深刻、复杂而意味深远。

    近年来对毛泽东的纪念和宣传中，毛泽东教育思想通常被归纳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加强党的领导等等。在这样一般化的表述中，毛泽东教育思想中那些真正强烈而独特的价值若暗若明，甚至隐而不现了。对毛泽东教育思想作认真的梳理，认识毛泽东教育思想奇特的当代命运，是世纪末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必要理论前提之一。

    ◎1958年和1964年的教育革命

    20世纪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世纪初和世纪末是最大致相似的。以1904年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为起点，中国新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普及教育、扫盲治愚，以及为社会现代化提供所需的知识和人才。因此出发，变革教育自身便成为首当其冲的尖锐问题。毛泽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和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建国后的教育实践，尤其是他领导和发动的三次教育革命之中，即1958年教育革命；1964年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改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是被称为“中国的苏联时期”的产物，它移植苏联
高度集权、国家包揽的大一统教育体制，使教育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为当时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教育支持，在实践中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和精英教育的价值。在具体的动作中，不切实际的中国传统加上苏式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学校教育处于唯理性、唯智育的传统氛围中，考试至上、分数至上、脱离实际等问题比较严重。

    毛泽东的教育主张与“十七年教育”的现实相吻合的方面，主要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十七年教育”的这一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毛泽东所赋予的。在重视教育的经济功利价值方面，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事实上，他毫不掩饰对文科教育的鄙视。然而在其它方面，他则与当时的教育现实存在着尖锐冲突，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用强硬的、破坏性的方式冲击和改造它。虽然毛泽东这三次教育革命的背景、动机、形式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其所体现的教育价值和教育主张不但清晰明确，而且一以贯之。

无声

杨东平是我关注了几年的学者：


杨东平，男，1949年9月生，1969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曾经参加红卫兵。后赴黑龙江农村上山下乡。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传统文化继承和改造、教育公平等问题并参与实际行动。

无声

梳理到此，好象得出一个印象，64年开始的文化革命似乎主要集中在文艺界，文宣，文化，卫生界方面，个人以为这又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海瑞罢官》是一出戏剧，围绕批《海罢》出现了大争论和《二月提纲》，接着又出现了《五一六通知》，因此人们把眼光都放在文艺批判和背后的政治斗争（彭德怀事件）方面去了！从这个表面上去看似乎根本没有教育革命什么事？ 以此来说更谈不上文革的初衷是搞教育革命？

个人以为通过梳理64年开始的文化革命，绝对不应该忽略毛泽东在那时想搞的文化革命最主要的是教育革命，再回顾一下毛泽东在《516通知》发出后的6月杭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重点：

1，先夺权，
2，批评权威，
3，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
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

无声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提到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说：“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从这些话可以看出，至少从组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起，毛泽东就对“五人小组”已经持不信任态度。
    “五人小组”成立时的任务是“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示”，但是当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与毛泽东在对形势的估计上产生分歧之后，“五人小组”从党的一贯政策出发，贯彻中共中央一线领导的意图相对更积极一些，招致毛泽东的不信任也就是必然的了。这也注定了“五人小组”的最终命运。
    （三）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全国文化批判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解放军报》转载时在按语中明确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认为《海瑞罢官》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对《海瑞罢官》的问题，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的看法与毛泽东的看法有着明显的距离。虽然在彭真的主持下，北京市委也组织了一些批判吴晗的文章，但调子明显比姚文元的文章温和得多，角度也选择在学术范围。这显然与毛泽东认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其中说道：《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相去甚远，以致后来被认为是“假批判”。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势头，把“五人小组”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们必须尽快作出决断。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听取了胡绳对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的传达（没有传达“要害是罢官”这句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话），围绕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彭真说：现在思想界正在开展一场大争论，现在的问题是要展开，把各种不同观点放出来，政治结论可以放后一些。《解放军报》的按语讲《海瑞罢官》是大毒草，是对的，但是这么一讲，就使人家不敢讲话了。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这时周扬插话说：《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彭真接着说：对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陆定一在会上说：当前的讨论实际上是一次大争论，争论的重点归纳在思想范畴内比较好。在方法上，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康生发言说：吴晗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现在他自己扯出来了，它的要害是罢官。从这些发言可以看出，“五人小组”里面，只有康生明白毛泽东的想法。
    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五人小组”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缺席），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共11人。会议讨论了当时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和队伍等问题。彭真在会上指出：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也没有联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彭真的讲话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的“要害是‘罢官’”的说法。会后由许立群、姚溱执笔写成了中央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指出：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所展开的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斗争是长期、复杂和艰巨的，不是靠“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作出政治结论”，就可以完成任务的。《提纲》还提出：领导运动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提倡的“放”的方针；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
    2月5日，彭真代表“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当前学术讨论的情况和问题。刘少奇主持会议，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缺席），以及许立群、胡绳等11人。会上，彭真对《提纲》作简要说明后，由主要起草人许立群汇报情况。会议同意《二月提纲》，决定由彭真等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会议同意“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以许立群为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可见，当时的中央一线领导和“五人小组”是希望学术批判有统一的领导，规范起来，但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意愿。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及许立群、胡绳等乘专机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二月提纲》。毛泽东对《二月提纲》没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见，但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回答：吴晗当然有政治错误，但和彭德怀没有牵连。毛泽东说：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可以解决的。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彭真就以为毛泽东同意了《二月提纲》，于是，许立群按照彭真的意见代中共中央起草了通知，彭真做了最后改定，陆定一和康生都在文件上画了圈。2月13日，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圈阅文件后，中央办公厅将中共中央的通知和《二月提纲》下发。
    毛泽东实际上是不同意《二月提纲》的，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此后，形势急转直下。
    4月9日至12日，康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
    （摘自《百年潮》，作者王永魁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