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9-19 12:15 编辑
50年前的1968年真是个特殊的年份,中国的文革如火如荼,刘少奇最终被盖冠论定,成为中共党史上代表美帝,,社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最大的“叛徒,内奸,工贼”。立下赫赫战功冲垮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被称为“万岁军”的红卫兵象脱缰的野马向不同方向狂奔,大学红卫兵为了争夺“走资派”被打倒后留下的权力空间分成两派进行“全面内战”,中学红卫兵也分成逍遥和江湖两派,前者在家里琴棋书画,后者在街头征战码头。国际上美帝发动的越战升级,军机时常骚扰中中国南部边境。社帝一夜之间占领捷克,百万大军布阵中苏,中蒙边境 ,而且时常与中国军队发生边境冲突。当然,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在南面的胡志明小道源源不断的向北越输送军火和军事人员,而且感召来一群红卫兵“志愿军”偷越边境去越南参战,我哥就是其中一名,越境后被我军驻越部队“扭送”回国。在北面中国加强军事部署决不向社帝示弱,而且日以继夜的在发展核武器和运载导弹。西方的学生青年运动也是如火如荼,在美国的反战运动,嬉皮士运动,黑人解放运动与欧洲的“红卫兵运动”都试图与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一起“欲与天公试比高”。再回头看文革出现和泛滥的新中国江湖,也可能是革命砸碎公检法的原因,文革前被囚禁在西北劳改农场的一批旧社会前清,民国江湖文化遗传下来的黑社会流氓趁文革之乱逃回北京等皇城故地抢占旧城区各处的码头,例如前劳改犯“老混蛋”,引起由中学红卫兵运动分化出来的一批人(包括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一些另类子弟)崛起并演变为新江湖的“顽主帮”,例如因打败“老混蛋”后脱颖而出统一北京江湖的头面人物周长利(出道于新街口或德外,后海一带)被黑社会命名为“小混蛋”,据说他背后还有更高级别的江湖隐身舵主。在那段时期的青少年社会中流行着文革前闻所未闻的江湖流行语,例如码头,查架,佛爷,吃佛,洗佛,婆子,拍婆子等等。
码头:黑社会势力中各帮派的地盘。
查架(约架):黑社会两派人马预定在某地,某时进行“大比武”,战败一方让出码头或被收编,也可能握手言和,从此两个码头井水不犯河水。王朔写作编导并主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曾有描述。
佛爷:以扒窃为生的职业扒手或“实习期”的小偷(文革中“下海”的学生为主)
吃佛:在本地盘内的顽主头领按规矩接受佛爷供奉的“保护费”。
洗佛:不同地盘的顽主到别的地盘里逼迫或洗劫该地盘佛爷的“固定收入”。
婆子:江湖上依附顽主的女青年或女孩子,类似时下称呼的“小秘”或“二奶”或“三奶”以至于“N奶”。
拍婆子:顽主在街头识别出婆子后进行尾追和裹挟,成功后将婆子收编于自己帐内。拍婆子最易于引起查架,因为本地盘内的婆子不用拍,需要拍的都是别的地盘里的婆子或仰慕顽主的还没出道的女孩子。
问题出在文革中沉渣泛起的旧时代黑社会文化卷土重来后兴起的江湖顽主社会现象偏偏遇上了文革中特有的“红卫兵运动”。文革早期,公检法被砸碎,周恩来利用陈毅之子陈小鲁为首的西纠负责天安门广场和北京火车站在八次红卫兵接见时期的治安以及谢富治利用红卫兵镇压社会流氓(文革江湖刚出现时期)都属于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特殊使命,因为干部子弟天生就是掌权干部的子弟兵。
发动文革就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政权已经有相当大的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或被变节分子所掌握,在乡下一包香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更别说嫁给一个女儿了。文革前的话剧《夺印》中有个场景,地主女儿在村里到处吆喝“何书记吃元宵了!”,这个场景我记忆犹新。特别是毛泽东认为教育战线自解放以来从来都不在我们手里,所以文革始于教育革命停课半年先打倒学术权威,再踢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掌握下的党委(含工作组)闹革命,最后完成斗批改的教育革命大任。张春桥说教育革命完不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没有了,他还说完成教育革命的功勋比以往所有革命功勋的总和还要大,可惜学界和坊间因脸谱化对张春桥一概忽略。
因此文革初“我们的孩子”起来组织毛主席的红卫士组织(后改为红卫兵组织)立马被毛泽东认可,很可能他认为红卫兵组织类似他当年组织的非政府学生团体“新民学会”,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这一毛泽东最钟爱的口号炮轰党委和驱赶工作组可能让毛泽东回想起他当年领导的学生运动(驱张运动)的成功,他正需要“驱刘邓及工作组运动”。
随着文革的深入,几乎中央各机关司局以上干部和全国各省市厅以上干部都被冲击或被打倒,按毛泽东的话来说文革一大任务就是审干,这可能是他当年在延安通过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后统一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统领下取得三年内战胜利夺取政权的经验鼓舞下的一次延安整风运动的重演,因此他重用了延安整风的的主要助手康生也就不奇怪了。文革中期(我认为文革到九大就算结束了)红卫兵们发现他们的父母几乎都被打倒了,打倒他们父母的主要是“后起之秀”的大学红卫兵蒯大富他们。“二月逆流”后,老干部群体暂时放下文革初始老干部各派系之间利用运动发泄历史积怨,团结一致对准中央文革,比较典型的是四方面军的徐向前亲自去林府找林彪达到共识不许造反派冲击军队(抓军队一小撮),所谓造反派在这里不再是专指红卫兵了,而是中央文革帐下的“新子弟兵”,即大学红卫兵,机关干部红卫兵,统称为造反派,例如大学红卫兵五大领袖,批斗刘少奇,王光美,揪回彭德怀,监禁贺龙,都是中央文革利用大学红卫兵甚至于中南海内造反派(底层年轻工作人员)干的,王关戚也可算作中央新生代(笔杆子)群体中的“造反派”,这些人文革前只是跟政治局领导们出差拎包的。因此,到了文革中期,中学红卫兵最活跃的群体,即干部子弟全体(号称老红卫兵 - 老兵)普遍感到失落,最早是从中央级别的高干子女开始,“二月逆流”的中央大佬回家后大骂中央文革,严令他们的子女不要再跟着江青这个老妖婆跑,为了保护父辈反击中央文革,联动出现了,随后“驱刘邓工作组运动” 变为"驱江,张运动“了,连林彪都说象张春桥这种人过去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是啊,1958年小张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那篇文章令毛泽东非常赏识,特别是张提出的恢复供给制,毛泽东还责令陈伯达外出调研时带上小张,当时小张诚惶诚恐屁颠屁颠的跟着大佬陈伯达并给老陈拎包。 仔细梳理张文后似乎可以看出《五七指示》的思路就来自“张春桥思想”,即“大锅饭”应该大跃进到“大锅国”。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说了,我们在抗日根据地早就实行过了(例如大生产运动),其思路就是工农兵学商全国一盘棋,内部交换产品自给自足按需分配取消八级工资制。但是老红卫兵们哪里有兴趣去关注《五七指示》和“张春桥思想”,中共内部一向注重资历和级别,例如“我爸30年兴国参加红军,开国少将”,当然上将,中将就更了不得了,直到现在红二 **会的报导还是对父辈历史地位论资排辈排定坐席。因此当年老兵组成的联动发动的“驱江,张运动”被严重打压,引起中共资格最老排位第一的毛泽东命令把他们抓起来关牛棚。当年我们都熟悉的一首“儿歌”最说明问题:
“遥忆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曾爱我,且看今日送果人,戴上手铐把牢坐。”
待续
注:本文中出现“红二 **会”的格式,是网络自动修正删改,并非我的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