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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刮起张木生旋风
“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体制问题说到底是制度问题，说到底是领导权的问题，再不能往下说了。”1968年秋天，20岁的张木生写出了《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那是一个5万字的文章，是一封给朋友们的信，清理思想的信。当时胡耀邦把我找去，说我写得好。那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我的话，都是书里面读来的。比如托洛茨基怎么驳斯大林，斯大林又怎么回答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他们争论的焦点，列宁是怎么讲的，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又是怎么讲的。”张木生说。
张木生在《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里得出一个结论——“包产到户确实可以增产。”在这篇文章里，张木生批判了斯大林体制，批判了学大寨的偏颇，并对当时中国的体制问题提出了质疑，虽然有些含蓄。
文章很快被油印传播，北京知青中刮起一阵“张木生旋风”。
反对者也不少。在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铅印了一本书——《老贫农怒斥张木生》。
1969、1970年间，知青“扎根派”和“不相信派”之间的论争愈演愈烈。
“不相信派”是以进行了农村考察的张木生为代表，“扎根派”则以任公伟为代表。在北京，两人在沙龙中就曾对各方面的问题面对面地激烈论争。公伟等人又在他们的油印刊物《广阔天地》、《任重而道远》上对“那些打着‘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张木生之流”进行了连续的激烈的批判，指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布哈林、赫鲁晓夫、刘少奇、彭德怀的徒子徒孙。两个刊物的合刊还发表了《李雅庄参观记》来介绍一个“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辉榜样”，以驳斥张木生等人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要让农民过好日子”、“思想革命化必须要有物质基础，在目前这种基础上要想培养出一心为公的人是妄想”等言论。合刊还开辟专栏，发表“贫下中农批张木生言论”。
有人写内参，把张木生告到周恩来、陈伯达处。
“他们把这个东西报给中央文革和总理，总理马上就批了，他说有一些插了队的年轻人，他们去探讨一些过去不认识的世界，不要轻易的就去给扣上什么反革命的帽子。我想就像我写的这类东西吧，就是说和人家遇罗克不一样，人家写那种东西就给毙了，咱们那个没有，还是有一层老干部他确实保护你，而且那时候胡耀邦看了这个东西之后还找人呢，找人去，他自己都不行，他要找人保护一下。”张木生说。
张木生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劫难。1972年，他在呼和浩特被捕入狱。
“一天8两窝窝头，天天吃菠菜。”张木生说，“坐牢8个月，最大的收获是吃窝窝头吃出了桃酥的滋味。”
1973年，张木生进入内蒙古大学读书，毕业后在内蒙古商业学校教书5年。1980年，张木生回京，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任职。1996年，他调入国家税务总局任职至今。
“那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许多书里都收录了。”张木生被写入知青史，提及当年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低语。
2010-11-29
本文选自《讲述草原知青的故事》。
作者张泊寒是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北方新报社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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