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拥抱快乐

第一，1941年9月20日，萧红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散文《九一八致弟弟》。作家曾写到自己1938年春天的山西之行是欢乐的、开心的。而这一段时光恰恰是萧红和丁玲在一起度过的，因此也就可以间接地说明，萧红和丁玲在一起，是欢乐的、开心的，她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亲密的、和谐的。试想，如果丁玲的存在真的让萧红感到不可忍受，后者还会有如此明快亮丽的记忆吗？
    第二，从临汾到西安，端木蕻良与萧红一路同行，因此，端木不仅是萧红一度的恋人和丈夫，而且是萧红与丁玲交往过从的近距离的见证者。40多年后，端木在接受采访时，对当年的萧红、丁玲和自己做了这样的讲述：
    在临汾，萧红和我们都是第一次同丁玲见面，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和兴奋。尤其在战争开始后见面，每天谈得很晚。丁玲把她的皮靴和军大衣送给萧红，大家关系比较融洽，接触非常密切。谈得很深，还谈到丁玲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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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极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作为亲历者的回忆，其一般性的讲述，诸如整体氛围的“高兴”，大家关系的“融洽”，丁玲送萧红皮靴和军大衣等，已能反映丁玲和萧红的一见如故；　但其中最值得重视和回味的，应当是关于改变住处的细节———在西安，为了使生活更有“意思”，萧红和端木情愿放弃吃住条件较好的民族革命大学招待所，而搬到丁玲所住的食宿条件较差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是萧红不喜欢丁玲所应有的举动吗？其中可以引申出的意思，恐怕只能相反。
    第三，诚然，萧红在自己的创作中，没有描写过丁玲。但是，她在病重期间和弥留之际，却同陪护自己的骆宾基，不止一次地谈到过丁玲。后来，骆宾基把这些内容写进了颇具史料价值的《萧红小传》，从而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萧红眼中的丁玲。譬如,该书第二十二节记述丁、萧相见，作者便转引了萧红见到丁玲的感受：“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女子的柔和。”这段话对丁玲无一贬词，相反明言丁玲刚健而不失温柔，既有英雄气，亦有女儿情，诚可谓不落俗套的褒奖。在交流闲谈中，骆宾基还向萧红说起冯雪峰未能完成的写红军将领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萧红听后十分激动，当即表示，在胜利之后，会邀集昔日的朋友一同采访，续补该著。而在拟邀集的朋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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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不难获知，所谓萧红不喜欢丁玲的说法，并不反映历史的真实，因而不可以轻信。其实，从性格互补、才华相惜以及营垒相同的角度看，当时的丁玲和萧红，倒是应该成为足以交心和互赏的朋友。至于她们思想观念和创作主张上的明显差异，在那个原本不缺少多元选择和张力空间的时代，大约构不成彼此疏远乃至相互拒斥的理由。
    在调动多种材料，分析和廓清萧红与丁玲关系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由亲历者提供的历史记忆，需要加以梳理和辨析，因为它同样关系到我们能否得出萧红不喜欢丁玲的结论。
    1980年6月25日和1996年6曰25日，端木蕻良曾先后接受《萧红评传》作者葛浩文和《端木蕻良传》作者孔海立的采访。这两次采访的一些谈话内容，后来被在场者陆续整理成《我与萧红》一文，经端木本人校阅后，收入曹革成的传记《我的婶婶萧红》作为附录。在这篇文章中，端木蕻良说出一件当年在西安由自己和萧红、萧军共同经历的事情：
萧军（由延安———引者）回来当天就对萧红和我宣布：你们俩结婚吧。他要和丁玲结婚。不晓得谁跟他说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当时屋里还有一架风琴，他按了风琴，好像在想再说几句。他说：你们俩结婚吧，不用管我。当时萧红挺生气，我也挺生气。萧红说：你和谁结婚我管不着，我们俩要结婚，还需要你来下命令吗。我也奇怪，我说：我们结婚不结婚干你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萧红就非常生气，把他叫过去和他单独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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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夫妻感情已经出现明显裂纹的情况下，萧军为什么要突如其来地宣布这样一种“婚姻组合”？萧军如此鲁莽灭裂、随心所欲地安排别人的情感与婚姻，都是极不应该，极不得体和极其荒唐的。它不仅让萧红和端木感到了人格的轻慢与迫压，而且将原本无辜的丁玲也裹挟了进来，致使她和萧红之间很容易产生误会与隔阂。事实上，近年来已有文章认为，萧红之所以不喜欢丁玲，恰恰与萧军宣布的“婚姻组合”有关。
    那么，萧红是否会因为男女情感纠葛而讨厌丁玲呢？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同样需要回到端木蕻良的记忆。这时，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当中，有一个想来只能出自端木蕻良之口的“小插曲”，引人瞩目：
    在一次观看西战团演出中，丁玲把萧红找了出去。原来在工作接触中，丁玲与团里的年轻团员陈明建立了恋爱。丁玲年龄大，职位高，又是文化名人，与普通团员谈恋爱，被人视为异端，反映到延安，有关领导要她回去“述职”。文化人的这种苦恼，萧红当然理解，知道端木蕻良不多事，便告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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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细节，着实耐人寻味：在看演出的过程中，把萧红叫出去说“悄悄话”，披露自己原本私密的恋爱信息，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丁玲是采取了一种看似很随意其实很在意的方式告诉萧红：自己已经身陷爱河。联系到这时“二萧”正在经历的情感危机，特别是萧军很可能已经有所流露而丁玲亦有所察觉的情感转向，丁玲这样做，分明带有表白心迹，避免误会的意思。当然，也包含着她对朋友的关爱，对友谊的珍视。应当承认，在这一点上，丁玲不失可亲可敬的大姐风范。我想，依萧红的聪慧和敏感，她不会意识不到，也不会轻易忘怀。惟其如此，我们说，即使在男女情感的维度上，当年的萧红也没有理由不喜欢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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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谈与张春桥打架
    海办了张小报，叫《文艺新闻》？他们在报上骂我！也侮辱鲁迅先生！我就找到了他们编辑部，问他们：“那篇文章谁写的？” 马吉烽承认是他写的，当时张春桥也在场。我说：“好了，我也没有小报，我也没有工夫来和你们打笔仗，咱们打架去好了！”（众笑）他倒也不赖，他说：“好，打吧。”于是，就定好了一个地方，时间：夜间八点钟，地点：上海拉都路南头徐家汇的一块刚刚收割过的菜地里（众大笑）。人物：萧军、马吉烽、张春桥、聂绀弩、萧红（众笑），他们都是见证人，到时候都去了。尽管是打架，当时究竟是左翼队伍中的人，并没把他们看成敌人……
    打吧，怎么打法呢，用拳头打容易伤人哪，于是摔跤好啦！（众大笑）第一个回合，我和马吉烽就揪抱起来了，我把他摔倒了！（众笑）我照着他脑袋上来两拳！（众哈哈大笑）他不起来了，我说：“你起来，你还打吗？”他说：还打！”（众笑）第二个回合，他又被我给撂倒了，就又给他两拳，他不动弹了（众笑）。我说：“你怎么不动弹了？！起来”！正在此时，法国巡捕来了，手里拿着个电筒，喝斥着问：“干什么的？”我说：“我们练习摔跤呢！”（众大笑，萧老自己也笑得哈哈哈的）那时候，要叫外国巡捕房弄了去可不是件好事儿！我们这场架，也就算拉倒了。张春桥他当时并没动手，否则的话我连他一块儿揍！（众笑）后来结果是这样，我对他们说：“你高兴写文章你尽管写，你写我就揍！我就打！（众笑）你们要是不写呢，咱们这件事就算拉倒了，勾销了。”聂绀弩那天为什么也去了呢，因为我拿了条铁棍子，萧红拦不住我，正巧半路上碰到了聂绀弩，萧红就说：“萧军要和人打架去，我拦也拦不住他，怎么办？” 聂绀弩说：“打就打吧，我也看看去！”（众大笑）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儿。这场架就是这么打的，我今天说出来，你们也可以当个笑话听吧（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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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耘：这件事的起因，主要是因为鲁迅先生逝世周月的时候，我父亲带着鲁迅先生生前支持过的刊物：《作家》、《中流》、《译文》、等，到鲁迅先生坟前去焚烧。）
    我犯“迷信”了，带着它们到鲁迅先生坟前去烧了，祭奠祭奠先生，也不知道是让张春桥还是马吉烽给看见了，他们说这是“洋迷信”！其实这有什么，宗教都可以，何况我去烧几份刊物。
（萧耘：于是，他们就在小报上写文章讽刺我父亲是“鲁门家将”、“孝子贤孙”……）
就是这样打起架的。起始我对张春桥印象还不坏呢，鲁迅先生葬仪的时候，我是办事人员之一，因为我学过军事，就担任了群众送葬游行队伍的总指挥，第二指挥是孟十环。我让张春桥把挽联挂起来，他就挂起来，让他摆花圈，他就摆花圈，穿一件蓝长衫，看上去还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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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日记》里的萧军与毛泽东
　　毛泽东与作家萧军的交往，虽然常有真伪难辨的片断文字，散见于书报之中。然而，系统、完整而可靠的权威实证，却始终未能见到。值得庆幸的是，2013年问世的萧军《延安日记》一书，展示了很多细节，由此，人们便可较为清楚地了解到这段历史。
　　虽然《延安日记》只是个人的视角，而并非官方档案的解密。但是，当事人一方的即时记录，其可信度，应该说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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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信毛泽东要求见面
　　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是与丁玲等人在1938年3月从山西去西安的途中，而当时，毛泽东与萧军之间，显然还没有个人的接触。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并在此工作生活了五年多，直至抗战胜利。这期间，萧军与毛泽东有了多次交往。
　　不过，萧军第一次与毛泽东的交往，却并非是他初到延安之际，而是在此一年多之后。  
    当时，萧军已在延安工作生活一年多，经过亲身的体会与观察，他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产生了很多愤慨与不满。例如，严格的等级制，导致了革命者之间生活水平的极大差异：普通作家每天的伙食很差，总吃小米粥、窝窝头，营养不足且吃不饱;一个法院院长在医院能住单间;机关总务人员常有西安搞来的香烟与食品享受，等等。而特别令萧军不满的是，文艺界党的干部，常常干预作家的写作，粗暴地对待作家，制造一些令文化人不快的冤屈，使很多作家，特别是党外作家感到无法在延安进行创作。
　　为此，萧军曾向中央主管宣传的洛甫(张闻天)、管组织的陈云，数次反映过自己的意见，洛甫等人也出面解决过一些问题，但效果不大。因而，忍不住了的萧军，决定直接向共产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反映这些观察与意见。他相信共产党是要革命的，党的领袖是不会容忍这些现象的。
　　于是，1941年7月8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毛泽东与他谈一次话，他要向毛反映自己的看法，并寄希望于毛泽东能解决这些问题。萧军过去从未同毛泽东有过个人接触，他也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听取他的意见，毕竟他萧军只是一个作家，还不是共产党员。因而，为人性格既豪爽又倔强的萧军暗自决定，如果毛泽东不理睬他的意见，他就打算在10月19日延安举行了鲁迅纪念日活动后，即离开陕甘宁边区，到大后方的重庆去，寻求适合的创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