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年代（连载)

张树人

以下是引用盖头坪在2013-12-29 19:14:00的发言：
1966年6月2日上午，那是一堂英语课，宗老师看了看躁动着的同学们，一句“大家看大字报去吧”。女学生们涌出了教室……自此，我的中学学习生活结束了。

谢谢盖姐！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张树人

 

“红卫兵小将”（2）

 

毛主席在1966年曾经8次分成10批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据小子后来查阅资料大约有1100多万红卫兵受到了接见。我曾经两次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接见，第一次是8月18日，第二次是11月25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次，当群众游行开始后，由于列队行进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如潮水般涌来，加之又都想往天安门城楼看到毛主席，使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的速度太过缓慢，时间已经是中午快1点了，但见周总理顾及主席的身体健康，着急地从天安门城楼的东头走到西头，不断的向游行队伍挥手并向群众喊话，，告诫大家主席已经很累了，希望游行的队伍走的快些。周总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格使世人为之动容。

小子那会儿觉着，作为中学生娃娃停课闹革命，非但不用整天背着书包上学，而且竟然不用考试了，恰如做梦也似心情真是舒畅极了。再者说我等臂佩红卫兵袖章，且被称之为“勇敢地闯将”，“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真是堪称在社会上随心所欲搅闹乾坤无法无天的孙猴子了。记得大约是1969年8月中下旬，随着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大串联”开始了。我前后出京参加“串联”总共有两次。第一次去的是郑州，徐州，南昌，长沙，上海，广州，武汉。第二次去的是成都，重庆。发起“串联”活动的都是我们班里平日里要好的几位同学，每次出去也就是5—6个同学结伙，觉得多了不便于安排活动，少了又觉有些力量单薄。出去前我们会到学校开几张介绍信，介绍信随便开，无非是“兹介绍某某等若干人前往贵处进行革命串联等活动，请予接待为盼。”介绍信的上方自然按照惯例先要写上一段领袖的语录，落款免不了要注上“致以革命地敬礼！”此外，为防止外出时应对临时急需，带两张空白介绍信是必须的。当年，全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系统等基础设施条件远不如今天，1966年9月5日《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精神下达前后，全国各地学生蜂拥而上，奔赴北京，而北京的学生自然包括小子在内则涌向外地，号称是煽风点火，扇“文化革命”之风，点“文化革命”之火。“大串联”期间，全国数以千万的人潮涌流，使得全国交通运输状况异常拥挤，甚而瘫痪几崩溃。“串联”的时候，我们所带的行李极其简单，每人也就是背个上学用的书包而已。除此之外，各人随身带了点钱和全国粮票，全国粮票是用北京市的粮票到粮站去换的。在外地转乘火车的情景宛如逃难也似。但见列车站台上涌满了人群，背着行李扛着包的摩肩擦踵捱来挤去，或跳下站台在铁路线和站台之间窜来窜去如履平地，甚而为抄近道在列车底下钻过亦属平常。待期盼多时的列车喘着粗气进站尚未停稳时，涌动的人群已然蜂拥而上，或扒着车窗或扒着车门。车窗已成了上下车的通道，下车的人从车窗里往车外递出行李，然后再爬出车窗。上车的则扒着车窗腾身翻进车内，再回过身接行李，再把同伴拉进车厢。有那车内旅客未待车外的上车就迅即将车窗落下，未能抓着车窗上车的的旅客则在窗外怒目而视且口中骂不绝口。很多车内旅客到了车站以后，索性就不开窗，到免了很多麻烦。从车门处上车的旅客争先恐后互不相让挤成一团。停站的那点时间根本就不够，想整点发车不啻为天方夜谭。有的时候旅客把着车门就是不撒手，大约是急于赶路却又上不去车闹得，乘务员见此情景想来亦束手无策。好不容易等到车开了，放眼向窗外望去，站台上的人群似乎未见减多少，大量赶不上列车的人只能期盼着下一趟车的机会了。当年的列车就像是“围城”也似，没有扒上车的人或心中焦躁，或郁闷沮丧，甚或欲哭无泪颇感绝望。有幸上了车的人则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出车厢，有种巴不得仓惶逃离这地狱的感觉。看官看到此处必会问及，即以上车已属万幸，何故如此？看官有所不知，车内旅客之拥挤实难想象。车厢内所有的过道，包括车厢之间的连接处，甚而厕所内都塞满了人。此种情况奉劝阁下最好是控制饮水，否则遇有内急时急欲如厕却势比登天。我曾亲眼所见有那实在感觉可能会憋不住的，万般无奈就手扶着车顶部的行李架，脚踩着座椅背，在众人的头顶上隔空跨越，在车厢的连接处找好立锥之处，然后从椅背上下来，待挤在厕内的旅客辗转腾挪出来个把，内急之人方能勉强挤进洗手间，在厕内余者的目睹之下尴尬如厕。车厢内旅客或站或立或圪蹴着，甚或在角落蜷缩着，全无形象可言。如果是站着想在地板上找个地方坐下纯属是奢侈的念头，坐着的人想要站起来伸展一下麻木的腿脚，再想坐回去则不啻于做梦。坐火车不比坐汽车，汽车通常开上几个小时就下车了，而火车通常要运行几十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想想吧，如此拥挤状况，人在火车上几乎是不能动窝，且差不多要以一个姿势坚持着，加之车内空气污浊，烟草味浓重刺鼻，乘务员根本就无法提供水和食品也索性就不提供了。小子也就是在夜间能够冷不丁见到乘务员从乘务室露出个头，冲着车厢内嚷嚷两句：某某站到了，有下车的旅客准备下车了啊！小子和同学们坐在车上，早已疲惫不堪，列车由于晚点行驶，经常临时性停车，摇来晃去的没个准谱，车内人即使想睡会儿也睡不安稳。夜间行车眼见得路漫漫，夜茫茫，着实难熬啊。小子和同学见此状况已然别无他法，见那铺位底下尚有余地，俯身细观内中除有少量行李外并无其他长物。于是心中暗想，何不就此权且充作栖身之地，虽说地面稍嫌有些脏污，但却强似在外边遭罪，毕竟身体能放平休息，感觉必定会好很多。思量至此我等已然顾不上其他，遂各自就进找铺位，反正我等也没有什么行李，向周围的旅客道个方便，缩身躺倒地板上，然后拿着挎包滚进三人座椅底下，虽说座椅下空间略显狭窄，但小子等人那时候身体却也单薄，躺在地下并未感觉有多么局促，反倒觉得突然能够躺下，并且居然能够伸直胳膊腿儿，全身都得到放松简直是舒服极了。小子躺在座椅底下，颇有“仙姑懒睡云床”的感觉，心想早知如此就更好了。

张树人

红卫兵小将（3）

 

 

小子和同学们来到当时心目中最向往的城市上海。下了车以后，自然就可以在车站找到红卫兵接待站。那时候外地对于首都来的红卫兵还是蛮尊重的。我们递上介绍信，没有等多会儿，接待站就安排车辆把我们这些外地来的红卫兵分别送到市里的宾馆和其他住所进行安置。我们被安置到新亚大酒家住宿。酒店设施堪称富丽堂皇，在小子看来不啻于皇宫。待进入房间巡视，房间内竟是内外套间，但见松软的地毯，天鹅绒窗帘，写字台，玻璃柜，沙发床等各类设施一应俱全，令人目不暇接，且其豪华程度使人叹为观止。小子们见此光景心想毕竟旅途颠沛流离辛苦异常，既是如此条件也是难得享受，必得好好休息休息了。于是我等纷纷放下行李，打算各自先安顿下来。书说简短，还没有等我们踏实下来喘口气呢，就听宾馆楼下有人上来传言说这里住不成了，得挪地儿住。我等闻听此言到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出了什么幺蛾子了。等到我等下楼才知道是怎么茬子事儿，原来是有家北京来的红卫兵组织，与其他若干家联手贴了张大字报，声称安排住宿如此豪华宾馆，乃是对红卫兵的拉拢腐蚀，我等红卫兵组织来此是为了“扇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的，且振振有词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云云。末了彼等红卫兵组织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搬出宾馆住到“文化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去，同时呼吁所有在宾馆内居住的红卫兵组织积极支持和相应。但见大厅内人声鼎沸鼓噪成一团，人人斗争情绪激昂，个个革命气势磅礴。过不多时，大约是接待部门见此状况，唯恐惹出麻烦，请示上级有关部门紧急调运了车辆，重新做了安排。我等眼看着在此处住不成了，心中颇觉气馁，休息休息看来是无望了，只得听从安排了。毕竟时间较紧，我们被临时先安置在上海鞍山中学，住了一晚以后，接待站又把我们安排到位于五角场的上海复旦大学。这回条件应当是“革命小将”们无可挑剔的了，不仅是斗争的第一线，而且干脆就住在教室里，地上并排放着铺板，余下的就是被褥，洗漱自行在楼道里的公用洗手间解决，别无其他。此时天色已晚，我和同学号好铺位，又到食堂简单吃了点饭，原本吃完饭就回教室早点歇息，却又因折腾了大半天，心中着实有些郁闷，弄的睡意全无，加之初次来复旦大学，亦想顺便看看学校的夜景。学校很大，道路规划也整齐有序，有些道路两侧的宣传栏上都贴满了大字报。我倒没有注意这些，校园里的灯确实与众不同，有的设置在广场上显得光线很强，场地犹如白昼也似，像小太阳，有的则发出红色和蓝色的光芒，装饰作用又非常强烈且造型独特，转了一圈下来唯有这灯印象深刻。因为从未见过如此造型独特，斑斓绚丽的灯具，心中当时曾想起位著名的灯具专家工人工程师来，叫做蔡祖泉。他就是复旦大学的，而且早就知道复旦大学有光源研究的机构，小子看过后，确信复旦大学如此照明设施应该和蔡祖泉有关，也不知是否能在校园的路上偶然能碰到他，能看到这些灯小子就已然觉得十分幸运了。

张树人

以下是引用盖头坪在2014-1-30 19:43:00的发言：

祝张树人春节快乐 马年吉祥！

看到克定的文物级别的光荣榜啦。

谢谢盖姐，祝您马年吉祥，万事如意！克定的文物令人印象深刻，真可谓珍贵文物，不可多得的精品了！

张树人

红卫兵小将（4）

 

串联的时候，到高校去的比较多，那年头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即有机会到了外地何不借机饱览祖国大好风光呢。我等竟将不少时间用于去看大字报，甚而觉得重要的还会抄上一些，真真是“极左”思潮的影响可见一斑。小子等初时尚且如此，之后渐渐懈怠，再之后就索性放开了。小子等知道上海是国内最大的商业中心，因此勾起那游兴来，游完外滩景致，复又沿商业街线路逛金陵路，南京路，老城隍庙和复兴中路，竟毫无疲倦之意，比起那枯燥乏味的所谓大字报来自然有趣得多。大约是走到静安寺一带，碰到一家澡堂，看起来这家澡堂似乎是有些年头了，据小子观来至少应该是解放前就有了。毕竟从北京出来奔波一路，加之又住在高校，一直就没有洗澡也实在是又脏又累了。小子和同伴就思量进澡堂洗个澡顺便歇歇脚再走不迟。再者说北京的澡堂子咱去过，不知上海的澡堂是个啥章程究是没见过，正好也见识见识。待进入澡堂，我们几个把买的澡票交给门口的女服务员，女服务员收了票，就每人给了一块肥皂。我把肥皂拿手里端详了一下，不禁对传说中的上海人，骨子里透出来的精灵劲儿叹为观止。阁下必会问及何故如此，原来这肥皂竟是澡堂职工从整块肥皂上经过切割加工的，每块的尺寸为2x2x1cm。我看完不禁哑然，心想这样一块肥皂的大小，上海人必定以经验判定男士洗一次澡应该足够用了，而事实上我洗澡是稍稍注意点其实也真是差不多，再者说了个人用个人的肥皂似乎感觉上也舒服些，总比起大伙共用一块肥皂要好很多，不是么？进入澡堂后，每人一个铺位自然与北京相同，但是脱下的衣服竟寻不着储物柜，正诧异间见到一个服务员举着叉子过来，经他指点。我等方才注意到，原来每个床位旁边都放着一个篮子是用来装衣服的。小子当时心想，澡堂老店不至于连个柜子都没有吧，怎么会这么装衣服呢，既是如此也只得入乡随俗。我等将衣服脱光，全数如约放到篮子里，正琢磨着洗澡的时候，篮子里的衣服细软之类会不会丢失呢，但见服务员擎出叉子来，利落的将篮子一叉举向高处，竟将篮子挂到房梁上的勾儿上了。您瞧这种存放衣服的方式真是闻所未闻，别说是丢了，就是自己想取衣服若没有服务员拿钩子挑都拿不下来。洗澡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了，无非是大池子泡，小池子烫，继而喷头冲淋，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唯有小子洗完澡回到铺位上时，原本想寻块热毛巾擦擦再躺着休息会儿，眼睛向四下里一扫，大约离我十米左右，见那蒸汽桶旁边坐着位服务员，富态的身躯年约六旬，想必是取热毛巾地方。我刚要起身过去，老者已然看见欠身已将热毛巾取之手中，尚未及小子来得及反应，毛巾已向出膛的炮弹一样径直向我飞过来，我乍见此景未及多想，急忙伸手接住，方才领悟此举应为当地澡堂的服务方式。好在老者显然精熟此道，功夫颇深，毛巾扔的精准，因此小子等接起来感觉极其轻松，料想其他客人亦应如此。小子接过毛巾用来擦了把脸，就手撂到桌上，心想再看看老者的功夫，并无再要毛巾之意。哪料想小子眼风刚扫过去，尚未及言语，老者已然又将一条毛巾飞过来，小子没敢多想只得又接在手里，假装又将身上擦了擦，心下暗念如之奈何，问及对过铺位本地客人方知，如若不再要毛巾，切不可注视老者，否则他会毫不犹豫的将毛巾抛过来。我再看附近铺位的客人，见有的客人铺位的茶盘上竟然已有5、6条毛巾之多，方知此言非虚。

张树人

以下是引用屹梁梁在2014-2-1 9:28:00的发言：

 

问候楼主，马年吉祥！

感谢版主。马年吉祥啊！

张树人

 

红卫兵小将（5）

 

其实若说起洗澡，小子倒是愿意多说两句。在我的记忆里，可能就从来没有花钱洗过澡。原本就没有习惯而且也没有这个条件经常洗澡，加之家里经济拮据，洗澡简直就是件奢侈的事情。夏天，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和院里的伙伴们结伙去玉渊潭游泳，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还要去到澡堂去洗澡了。平日里洗澡差不多都得个把月才想起弄点水洗洗。每次洗的时候我都嫌费事，磨磨蹭蹭的不愿洗澡。必得母亲声色俱厉之下方勉强应允。洗的时候，家里需座上壶烧好开水，再从床底下把洗澡盆拉出来，倒上凉水兑上开水，待温度适宜后，坐在澡盆里搓搓上身再站在澡盆里搓搓腿脚，差不多时就用毛巾沾上水将身上淋淋，之后将身上擦干，穿上换洗衣服。这当然不能算完，还要就着澡盆里的水把换下的脏衣服用肥皂和搓衣板搓出来，再将澡盆端到院里公用水池上，将打上肥皂衣服涮干净晾到院里的晾衣绳上。继而尚需把搓衣板，澡盆和肥皂等收拾利索再归到原位。洗个澡下来没半天几乎拿不下来，至今想起来都头疼，哪里能和如今的洗浴设施等相比呢。有时候，同院的小伙伴们叫我和们一块就伴儿去建工部澡堂去洗澡。因为我住的那地儿，前后院都是建工部的职工，单位里作为劳保福利会按时间给职工发澡票，家里澡票多的时候，有时候就叫上我一块去了或者把澡票给我拿来了，总归是没必要浪费了为好。此外每年都和在北京的唯一的亲属关系，我称之为三姑的经常有个往来，姑姑家是住在旃檀寺，位于红罗厂胡同。我们去姑姑家的时候，由于姑姑和姑父都有工作，家里头澡票不缺。有时候姑姑就拿上几张澡票叫我和两个表弟一块到西四附近的浴池洗澡。那会儿的浴池服务方式和理念与现实完全不同，洗个澡那叫舒服就甭提了。在澡堂里，我和表弟没啥说的，脱完衣服锁到床头柜里，就下到大池子里泡着了。泡会儿觉着热气蒸得慌了就跑到铺位上躺会儿，过会觉着差不多又跑到池子里泡着去了。那里是什么洗澡，根本就是在澡堂里瞎闹腾呢。

张树人

 

红卫兵小将（六）

 

去广州串联的时候，我们是住在暨南大学。毕竟是祖国的最南端，街景风情，市井风俗所见所闻皆与内地迥然不同。由于天气炎热，小子等人见到当地不少人竟打着赤脚，在马路上走得潇洒自如，显得非常畅快。我等见此颇觉得新鲜，亦将鞋子擎在手中或索性就撂在包里也打起赤脚来。记得在广州那几天，我们哥几个一直是光着脚走道，感觉就像是红军长征也似，倒也真是省鞋了。大约是住在城乡结合部的缘故，不少街道两侧种的都是芭蕉树，树上已然结了不少香蕉，并未见到有什么人偷摘，想来大约是热带地区芭蕉树到处都是，香蕉比比皆是人们对此早已熟视无睹了。田地里到处都是沟渠纵横，走近渠畔渠水清澈见底，小鱼自然少不了，想捉住并不容易。倒是北方少见的小螃蟹确实不少，小子等见此情景，哪里还有什么串联的念头，一门心思的循着渠畔逮起小螃蟹来了。记得在暨南大学里转悠的时候，偶然走在草丛中，突然发现脚碰过的草丛竟纷纷动起来了，叶片合拢继而嫩枝下垂，显得十分神奇。小子这才知道，这里原来满地生长的都是含羞草。我还特意找了个罐头盒，在草地上挖了一颗含羞草再到罐头盒里带走了。在广州呆了几天后，小子等人思量出来串联毕竟有些日子了，就买了票准备直接回北京了。因为是第二天凌晨的火车，所以头天就和同伴们一起到街上去看看卖点什么的好带回家去，香蕉是肯定要买的，那会儿芭蕉是一毛一斤，香蕉是一毛五分钱一斤。自然是买香蕉。但是这种水果不便于存放，况且坐火车回京路上大约要走上三天，加之车上人多气温又高，为方便携带我们就尽量挑那刚摘下来的，绿颜色的香蕉买，放在包装编织篮里，以防止火车上人多再给挤坏了，那可就前功尽弃了。等到第二天天还蒙蒙亮，我们就悄悄起床了，主要是住的地方是教室，住的人很多生怕惊醒别人。之前我们捉的几十只小螃蟹还搁在水里养着呢，带是不方便带了，小子等人就搞了个恶作剧，索性趁满屋子人都在地板上上熟睡，把那螃蟹统统就在屋里地面上放了生，但见那些螃蟹纷纷向四面八方横行起来，我等见状唯恐被人发现，迅疾窜出屋外，待出了屋门又狂奔了一阵儿，想那些螃蟹会爬到这个人脸上，或爬到那个人的脖子上，屋内人们慌乱惊叫的场面必定十分有趣，忍不住爆笑了好一会方才止住，遗憾的是此种光景是看不到了。倒是那颗含羞草带上火车后，活得很好。只要是用手轻轻触摸，含羞草就会合拢枝叶，给我们漫长枯燥的旅途倒是平添了不少情趣。

张树人

 

我的“大学”（一）

（草稿）

 

论起正规教育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结束就被迫中断了。之后到延安插队，在汉中参加建校劳动，迁到西安后在校办工厂当工人，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机会就学，时世沧桑就一直蹉跎了下来。

记得是在1980年7月，我那会儿是在陕西机械学院校办工电工车间厂工作。刚巧赶上那年学校开办夜大学，据说当时在陕西省高校中开办夜大学我们学校还算是最早的呢。学校为此专门成立了夜大部，如果没记错的话，最初夜大部是隶属教务处管的，还没有单列出来独立运行，发展到成人教育学院那还是后来的事儿了。夜大学首届招生是两个专业，机械制造和工业企业自动化。先是学校组织面向社会招生报名，然后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小子就觉得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心里早据小子看来，有一种强烈的就学愿望。但是毕竟自己的学习底子很薄，复习时间也就是个把月时间，因此是否能考上确实没有把握。毕竟觉得心里有些忐忑，于是就找到夜大办公室的老师，询问如果届时没有考上，是否可以旁听课程。夜大的老师见是本院的职工，又都熟悉且感受到我迫切希望学习的愿望，就给了肯定的答复，并且鼓励我说，其实考试并不难，回去好好复习应该没有问题，或者先跟班听课第二年再考试取学籍。过了个把月，小子参加完入学考试后，等到分数下来，考的数学，语文，理化三门课的成绩是160多分。我心想平均下来，每门课竟还不够60分，如何能够被录取呢？谁知待分数线公布下来是130分，我居然被录取了，真是令人大喜过望。当时和我一块参加考试的车间同事吕亚光记得考了130多分，原来觉得没有什么指望了，竟也被录取了，好歹的我们以后上学的时候也是个伴儿了。那年我们一起考上的还有校办工厂的几个人。

夜大上学很辛苦，首先需要完成各自单位正常的工作，其次还要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学习任务。我们每周要占用两个半天的工作时间，其余是三个晚上。头两个学期的课程是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以及线性代数，概率与数理统计等有关课程，上这些课程是上合班课，两个班在一块儿上，差不多有60人。上学机会得来不易，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我上学的时候已经是29岁了）再不学点啥，那就真的没有什么机会了。因此我们那会儿真的是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这年龄在班里也就算是中等吧。班里年龄最大的学员都有50挂零了，比我小的也不少，也就是高中毕业不久吧。论起班里的学员来，虽说学习底子参差不齐，但是学习起来却个个学习学习刻苦。记得那会儿夏天暑热的时候，为了完成作业或者是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我和“驴头儿”（昵称）两人在家里待不住，就相约到车间里学习。最初我们电工车间就在化工楼原来的单晶车间，我们俩人一人占一个桌子，光着膀子开着吊扇看书。既便是如此，每过会儿我们就会用毛巾蘸上凉水擦擦汗。那几年西安的天气阁下若没有领教过过可能不清楚，每到暑期气温之高实属罕见。您可能会说国内堪称四大火炉的乃是南京，南昌，武汉和重庆，似乎并没有西安呀？小子在西安那些年还真认真注意过气象资料的报道，西安暑期的日平均温度还确实是比四大火炉要高些，至少也应该算是相当。说起来暑期西安最热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天的气温都在四十度以上，而且这种温度持续时间差不多要有两个星期左右。每天烈日炎炎，热浪袭人，即便是偶然有点风亦是热风，全无半点凉意。树荫楼影与太阳地里温度没有任何差别，让人无处躲藏，不少人夜晚拿着凉席携儿负女爬到楼顶天台，或学校操场，或街道广场，期盼或许能够有些凉风，带铺好凉席实际感受方知亦是枉然。即便是深夜抑或是凌晨，气温与那白昼间竟绝无差异。人们即使是静坐不动亦燥热难耐汗如雨下，加之气压较低且长期气温保持高位，使得人们胸闷烦躁，心绪郁闷，啥事也不想干！人处于这种蒸笼中的生活状态并且长期得不到纾解，几乎处于求助无望几欲癫狂。如此情况小子那时候几乎天天到车间去温习功课，和驴头讨论起来你来我往，却也兴致盎然，少许忘却了炎热的气氛。

张树人

 

我的“大学”（二）

 

（草稿）

 

 

说来也怪，前文说过头一年的课程是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和大学英语课等，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刻苦学习，学习成绩虽然每次也有80余分，但是也就是位列班里中游水平总是赶不上别人，特别是那些高中毕业以后上夜大的那些同学，想来自己毕竟没有正规上过高中以致底子较薄之缘由。其中英语是磨工夫的课，相比起其他的课程来学习成绩要好些，班里排可说是名列前茅，有时成绩能到90多分，即便如此也未曾获得过班里头名，当时班里外语成绩最好的是机班的班长，他几乎在外语的几次考试中都是第一名，堪称我们当年的外语状元了。这种情况后来在上制图课的时候也出现过，班里有个同学叫汪什么的，他是在西安和平门外的一个厂子的技术科工作。大约是工作锻炼使然，汪同学的机械制图课成绩总是全班第一，画的机械零件和组装图绝对专业和漂亮，并且错漏之处亦很少。阁下要知道凡是学习制图，没有错漏之处几乎是梦想。我们当时画图时堪称是加倍小心和认真了，但是老师过手以后再回到我们手中时，错漏之处仍是满篇皆“朱”（老师红笔改错之处），见状心中十分郁闷。反之汪同学的作业则在班里常常被拿来展示，小子和同学们细观他的作业，但见图面干净利落，线道粗细有别，横平竖直，令人叹服！我亦自愧弗如。几年下来，我最沮丧的课程是《电子技术应用》，不知道为什么学这门课感觉好像是不难啊，但是复习起来却不知从何入手，根本就抓不住复习重点和必须掌握的要点，只有这门课程临上考场前仍心中忐忑，对是否能通过没有一点把握。这种情况对我来讲几乎是空前的。课程考完以后，我竟不知所以，暗自盘算拢了一下分数，觉得够呛或许可能要补考。那两天惦记着这门课的成绩，一直踏不下心来。隔了两天刚好碰上教我们这门课的林老师，还没等我张口问呢，林老师就笑了说：没有想到你会考成这样，按你的能力不应该考得这样啊，只能给你个“良”了。闻听此言，心里悬着那颗心总算落下了，说句老实话能给个“良”的成绩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说过不是老师手下留情我估计都给不了“良”的成绩。我给自己估的成绩是及格就算是万幸了。不是小子吹牛，上学这五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头一年的课程和之后个别门的课程以外，余下所有课程的成绩在班里都没掉下过前三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学期间根据学习成绩和表现我曾被四次评为优秀学员，没被评为优秀学员的那年也没拉空，结果被评为优秀班干部。每次被评为优秀后，夜大办公室就会在学校的宣传窗里，贴上红榜和学员照片，以示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