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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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王力，关锋

关锋在我们中间的作用很重要。他是出思想的。他能从理论上，从路线上来看出问题。




主席720事件后的意思在他亲自拟定的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名单时已经很明显了。他叫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老帅都要出席。就是在720事件以后要稳定军队。主席在720以后，在我们写的报告上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两个字。总理马上把它印发下去。原来陈再道是被关押的，现在一下子待遇马上就变了。但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的领会。 关锋写的八一社论。说下一步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对准军队的走资派。要向军队的主要敌人开火。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是严重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当时红旗杂志社论和文章对全国运动有很大的作用，是指导运动方向的。 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怎么可以擅自提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呢。而当时群众也是这么理解的。有些地方都动起来了，要搞第二次大串联，第三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士兵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那不等于是武装起义了。如果再出几个720事件，那整个局面就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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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开会调查这事。关锋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但是他的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的，而且陈伯达在上面还加了一些字。陈伯达不承认，说他不知道。总理就当场叫人去调文件来，可文件被陈伯达拿回去了。总理又叫陈伯达的秘书去陈伯达那里找文件。结果文件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写的，照发。陈伯达没办法，就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了，糊里糊涂的，忘了。当时我们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也明白，这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这个震动就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总结了，说，看起来这个文章是经过陈伯达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了。头脑不清楚。那关锋当时也没有把文章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所以还是要由关锋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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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今天的话来说，王力在外交部动了总理的奶酪。当时我也去外交部跟造反派讲过话。但我是严格按照主席说的话去说的。主席没有说的我不能乱说的。主席说，对陈毅斗斗也可以么，打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么。打倒了也可以再保么。而王力从武汉回来后，被当作英雄来看了。他自己也觉得不得了了。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武汉的时候其实是闯了祸的。主席已经对他很不满意了，只是为了维护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威信才把他当作英雄来欢迎的。他听到外交部有人对我的讲话不满意，就自己把他们找来和他们谈话，那就是所谓王八七讲话。他讲的就出格了。总理把它告到了主席那里，说王力说的，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但王力自己后来坚决否认他说过这话的。姚登山听了王力的讲话回去传达，主席让人调来了王力讲话的纪录，有这话。也可能是红卫兵在传的时候加上去的。主席就很不高兴了，说，外交部的权是中央的，怎么可以随便夺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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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从主席那里带着主席的指示来，先去跟总理，江青汇报。然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说，主席向他问起过我。他在主席面前还给我说了好话呢。可后来他却说什么主席先说把王关戚一起抓起来。后来又叫他回去，说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老实说，如果主席真的讲过这话。那当时杨成武是绝对不敢到我办公室来的。杨成武来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的秘书当时都有记录的。 我从秦城出狱后，还写过封信给杨成武，说你当初是怎么和我说的，怎么后来又在外面乱说。他也不给我回信。江青那时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躲过了一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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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怕警卫有误会，我还特意问了总理，他们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就按总理的指示，在钓鱼台的2号楼找了两个空的房间，让他们住在里面，他们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的错误，态度很好。我回去就向总理，江青作了汇报。总理听完了汇报，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报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

出狱后，我和关锋讲了这事。关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是真的，因为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的，是有感情的。所以关锋从来都不反江青。但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却把江青骂得一塌糊涂。还有个叫杨银禄的，我在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还是个小战士，那时他见了江青那个样子，简直就可以说是一幅卑躬屈膝的样子。是恭敬得不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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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我

把王、关隔离后，我实际上也已经无所作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烦，弄得别人反感，所以有些会议我都不去参加。可是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开打倒王、关的会议我没去参加。马上外面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所以第二次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后一次中央文革会议我都去参加了。




毛主席是1967年国庆前回到北京的。当时中央文革会议上分工由张春桥写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写国庆社论；我整理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我因为参加过编毛选，对主席的讲话风格都很熟了，所以我把各地整理的和报上登载的主席讲话拿来汇总。




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要“大联合”。方针改变了。像上海那样的以一派压倒另一派的夺权模式不行了。武汉模式更不行，那是军队出来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视察以后，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联合”。各派都要参加掌权。主席提出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个战略大转变。我在整理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突出了这一点。因为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要实现这个思想。主席对我的整理的东西很满意，在我送上去的稿子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什么改动，就拿去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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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本来引述的毛主席的话是，批修斗私。我看了觉得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因为我想革命总是先内而外，从逻辑上讲，你要先把自己的私去掉了，才好去批修。他们看了都觉得有道理，主席看了也说好。所以就改成了“要斗私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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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结束，继续）
我给主席写了个检讨，我说，虽然王力的讲话，关锋的文章我都没有参与。但是我在思想上实际是跟他们一致的。对主席的指示没有很好地去领会，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错误的。不久主席就作了批示。主席的批示就写在我给主席的检讨上，由徐业夫直接交给我的。主席在批示上写：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当场还一起讨论了如何落实主席的批示。他们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关锋作个传达。我就问总理，是我一个人去告诉他们，还是谁跟我一起去？总理说，让春桥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后，主席在批的文件里称陈再道是同志，那陈再道的待遇马上就不一样了，房间和警卫马上都换了，没有原来软禁的样子了。主席给我的信，按例都是要印成文件发下去的，可总理也没让印发。而且我看出，总理对这事并不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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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我就听到有人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陈毅说， 不拿掉戚本禹，党心不稳，军心不稳，民心不稳。可见我们在中央文革的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了。




不知是事有凑巧，还是偶然中有必然。偏偏在这个时候。连续发生了几次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事件。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江青就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跟我们谈了她的历史。 她是在中央文革的会议室(钓鱼台十六号楼)讲的。文革小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我们都坐在江青的对面，穆欣坐在江青的后面，他当场作了记录。谈了有三，四个小时。




江青说，你们老听了那么多关于我的事情，你们也不清楚，你们又不好来问我。那我就把我的历史全都跟你们讲了吧。请你们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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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但他的缺点是太小器，很软弱，胆又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他要说那个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都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 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她，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顺的。但是她说，唐纳比起俞启威来那简直是差得太多了。当时我们就很坦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是俞启威的家里反对。他那个家族是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你一个戏子根本就进不了门。她说，俞启威那个时候也软弱。不过那时他才是二十多岁的学生，也根本没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不能娶她。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 可是，结婚后就不一样了，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的，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了。这个她就受不了了。江青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她在台上演过娜拉。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不过她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尽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并不乱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