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山西知青葛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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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云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综述”中写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贫穷落后的广大农村，跨省青年来到边远落后的云南边疆，无论是自愿走入这个行列，还是被卷进这场洪流之中，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能响应国家的号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农村建设事业和边疆建设事业。云南的山山水水到处留有知识青年的青春足迹，他们洒下了辛勤耕耘的汗水，整个知青群体都曾在特定的年代，做出过贡献。 1、传播先进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段时间，云南边疆充满了知识的活力和科学的生气。 2、知青下乡成为传播文化知识的纽带，加强了动员城市与下乡农村的联系，搭建起文化知识在边疆农村传播的桥梁。 3、举办“广阔天地的新大学”，把函授教育办到云南边疆。 4、为云南民族地区提供一些必要的物资和技术支持。 5、披荆斩棘，变荒野为胶林,为祖国橡胶事业做出贡献。 (《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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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傣族村寨的妇女主任对前去采访的人说： “我们傣家就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一个是知识青年，把城市文明、新观念带给了我们。如果知青再晚走几年，我们傣家会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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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历史铭记知青的贡献，全国有23个省市自治区在市、县、乡乃至村都建起了以知青为主题的广场、雕塑、纪念碑(墙、石)、纪念林、博物馆、桥梁。目前不完全统计有142个。这就是人民的态度!人民的评价!人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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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修的电站现在还在发电，知青修的水库现在还在蓄水，知青修的干渠现在还在灌溉，知青修的道路现在还在通车，知青开垦的荒地现在成了粮仓，知青种植的橡胶树现在还在出胶，知青抢救的病人现在还在健康地生活，知青接生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知青教过的学生现在已经走上生产、科研的一线，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知青英烈现在还在受到人民的祭奠，知青的事迹现在还在当地人民中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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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精华，在经历过几番风雨洗礼、烈火锤炼之后，已经作为对社会文明和国家发展的贡献，深深镌刻在人民的心里，并且深刻影响着新时期的历史创造活动，因此我们应该有自信，有信心，敢于并且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评价上山下乡，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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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都一直关心、支持、鼓励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0月9日，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其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说： “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的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下去1700多万，还有800多万在农村，事实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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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胡耀邦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说： “知青上山下乡对祖国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还要坚持干下去，这方面的话说得太少……我觉得，至少鼓励绝大多数青年继续干下去，好好干，这个话讲得不够。”(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山下乡知青(包括回乡知青)有3000多万，涉及上千万的家庭和上亿人口，不可能一点都不出现问题。尤其是1968年以后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人数过多，时间上过于集中，加上实践中缺乏经验，干部水平参差不齐，各地自然环境不同，确实存在问题。我们不否认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问题，而且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当时就高度重视，并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不应以偏概全，更不应该用工作中方法的某些失当来否定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方向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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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仍在征程的知青 苏联解体后，资产阶级的学者立即认为“社会主义终结了”，有的所谓“知青学者”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也迫不及待地宣布“知青梦”终结了，“上山下乡”失败了。然而大批知青至今仍然在关心、帮助第二故乡的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大连知青孙奎连，是村里第一个入党的知青，现在是拥有数千万资产的企业家，3所大学的客座教授。2006年冬，他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回到35年前曾插队的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鸡冠山村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先后成立了野狍驯养繁殖、经济林、种植和食用菌四个专业合作社，自己投入300多万元，一分工资也不拿，用五年时间实现了人均1万元的收入。 曾下乡北大荒农场的上海知青宋新华，退休后带着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帮助农场进行土壤修复，降解土壤中的农药化肥残留，生产安全生态的优质大米。60多岁的宋新华亲自在水田里为农民示范，从2007年的小范围实验，到2008年扩大到1500亩水稻、4000亩大豆，在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经过四年多试验和推广，2012年黑龙江农垦总局856农场有几万亩水稻田使用他的生物农业技术。 原插队山西山区的北京女知青程炜，清华大学毕业，三次到农村插队。1997年自带资金20万元，放弃北京的舒适工作，离职舍家，到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山西省大宁县榆村乡金圪塔村进行开发式扶贫，经过17年不懈坚持，先后投入了100多万元，建学校，修路，取得了不小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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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作为带队教师带领知青插队山西平陆县毛家山农村的天津农学院副院长郝广杰，70岁时，把自己的户口从天津转回毛家山，在那里重新修路架桥，开发毛家山，现在毛家山农村成为国家级旅游扶贫重点典型。 原插队黑龙江逊克县山河村的北京女知青贾爱春，退休后2011年带着自己卖掉继承的遗产获得的几十万元和上海女知青徐桔桔（辞掉了月薪一万多元的工作）结伴回到第二故乡，重新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分别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合作社董事长（社长）。在2012年遭受旱灾情况下，仍取得了粮食丰收。入社农民的收入比去年有明显增加。2015年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四千元，提高到14万多元，翻了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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