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王小英

                   

追 赶 汽 车 的 母 亲    余颖华 

1968年11月10日，广雅校园内喧天的欢送锣鼓声已平息，被人和行李塞满的军用大卡车已开出了校门。我们满怀激情高唱着革命歌曲，踏上了去粤北山区——阳山的路程。

那是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改天换地，去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整个脑袋全是满满的纯洁与真诚。

我自小缺乏情感，或者说会深埋情感。在那个年代，我愿自己显得更坚强，更没有小资产阶级气味。我和钟如芸亲自跑到西片军训团要求去阳山，父母操心也枉然；我也不叫家人来送行，免得分别时母亲会哭我也忍不住。

正当我欢快地高唱着，忽然，我发现了母亲的身影！她骑着自行车，冒着汽车车尾滚起的浓浓灰尘奋力地追赶着我。母亲是银行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平时从不轻易请假。今天一定是赶紧把工作安排好了匆匆赶来的。我望着浓尘中的母亲，不知是灰尘还是泪水遮挡了眼睛，视线突然模糊了。然而，透过满目朦胧，依然清晰地看到母亲那不顾一切追赶汽车的身影和那强忍泪水的目光。她终于没与我说上半句话，汽车毫不留情地把她抛得远远的。

多少年来，母亲那身影，那目光，刻骨铭心，每每想起，心中泪水会在深处止不住地流淌，直到我也当了母亲。

今天，我依然不能自已，流着泪，写下我的第一篇“知青回忆”。

 

去 阳 山 第 一 天   余颖华 

1968年11月10日那天，我们连人带行李挤在两辆军用大卡车上，广雅28个同学踏上了去阳山的路程。一路上全是黄沙路，车上的同学东倒西歪，车后的尘土滚滚跟随。我们一路上高唱革命歌曲，从《长征组歌》到八个样板戏，从歌剧《江姐》到《洪湖赤卫队》……全是整剧整剧的拷贝，激情高昂。外面的景色一幕幕掠过，从粤北的粮仓清远到遍布石灰岩山的英德。过了北江，已看到远处西北方向山峦重叠，那就是我们将安家的地方。

进入粤西北石灰岩山区，从未见过的景色映入眼帘：青灰色的石峰平地拔起，形态各异。小北江不时在身边温柔地绕过，水中倒映着松树林、衫树林的翠绿身影。山峰之间是小巧但组连成片的田地，山野间，小河旁，偶尔坐落着小小的村庄。它既有桂林山水的秀丽，也有大山的严峻。对于它的秀丽，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原因，14年后当我流连在桂林山水之间的时候，并不认为“桂林山水甲天下”；而对于它的严峻，阳山足足给够10年时间让我慢慢地品尝。

直到暮色降临，我们才到达阳山县城。灰蒙的一条街景完全不给人城市的感觉。尽管正在修路，但原始路面泥泞不堪。我还没下车，就看到了几个头上裹着大红布，身上穿全套黑衣，腿上打着绑腿的瑶胞。这才感到离广州很远了。

 

回 家 探 亲   余颖华 

我下乡后的第一次探亲，是在1969年春节。钟如芸的三同户有个儿子在阳山水利局工作，刚好有公家的手扶拖拉机运钢筋到广州，就热心地帮我们联系搭上顺风车。

听说我们要回家，我的三同户像送女儿回婆家似的，尽其所能地把拿得出手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番薯、芋头、木薯、大豆，再加一只大骟鸡。

那天，我和章淑平坐在手扶拖拉机后的拖卡中满满的圆盘钢筋上，一路颠簸。早上从阳山出发，直到晚上实在不能走了，才到清远县城北岸。司机要找旅店住宿，我们为了省钱，加上有点天不怕地不怕，说呆在车上算了，正好，给司机免费保管货物。

春节前晚上的气温可想而知，我们坐了一天的“钢筋硬座”，骨架似散了一般，在车上瞌睡不得，只好不停地下车运动以暖和身体，遥望着北江对岸，眼光光地等待天亮。幸好归家心切，什么都不顾了。第二天，清远花县一带的路相对好走，总算顺利到家。

事后回想真有点后怕，如果当晚有贼抢钢筋怎办？如果有歹徒怎办？阿弥陀佛，那时民风很淳朴，出乎预料的事也没发生。

知青回家探亲，是十八罗汉各显神通，还有何莲彬和黄启枝等人竟出奇招，先从新圩步行到青莲，再搭小船沿小北江顺流而下到连江口，最后转火车到广州。既可省钱，又可欣赏迷人的小北江两岸风光，亏她们想得出！不知为何不直下清远三水达广州，抒发“大江南去”的豪情？

幸好她们聪明。1982年我和广州建校的青年教师从飞来峡顺游到藏峡，才亲身感受了北江冲开狭窄的飞来峡那汹涌气派。2000年我参与了“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更进一步了解到，小北江和北江会合后，势不可挡，飞来峡一段是北江地形最险峻的一段，广东省最大的“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就在这里，峻峡激浪放排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我也后悔没和她们一起，错过了乘搭小艇畅游小北江的机会。

 

阳 山 饥 民   余颖华 

第一年春节从阳山回广州探亲，一帮同学相约去增城派潭探望在那里插队的广雅同学。

我们骑自行车从广州出发，途经从化街口，翻越从化与增城交界的大山，一路上坡，抄捷径进入派潭。

那天刮着冷风下着细雨，心里却没有畏难没有顾忌。到达目的地时天已黑，我们浑身上下全湿个透。进了邓大端的知青家就像进了自己家似的，反客为主。先是烧了他们一大把柴把衣服烤干了，再是美美地吃了他们6碗增城丝苗米饭。自从到了阳山后就没这样吃过，那天足足过够了吃饱饭的瘾。

第二天，一帮阳山知青高高兴兴地家过家大串连，吃大户。头天晚上，我们——尤其是我的表现令派潭知青们吃了一惊。邓大端以第一接待人的身份暗中告诉其他知青户：阳山知青像饥民，很能吃，你们要煮多点饭……事后才知道，派潭的柴可不如阳山的多，丝苗米也不是囤满仓的。

从此，“阳山饥民”的雅号就传开了，尤以余颖华为代表。以后在青莲的一次抗洪中，我更加“饥民”了，竟一次喝了9碗玉米粥，准确的，是玉米水，只是不能告诉别人。

共产党终于明白，不管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首先应让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小康而已，中国人并不奢望啊！

一年一度春又至，但愿国泰民安，年年有余。

 

王小英

肩 不 能 挑  余颖华  

在家中我是老大，从小就包了买柴买煤的活，挑回家还得提上三楼。在广雅，每年两次农忙劳动决不偷懒，再怎么说也能挑能抬，自认为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娇小姐。可一到阳山，还是“肩不能挑”出尽洋相。

记得刚到阳山正好碰上秋收送公粮。粮站在七拱,约有10里路。看其他人挑那么重，自己也不示弱，心想挑一百斤没有问题，于是挑起担子就走。从连陂梁屋才走到黄启枝所在的村后，体力和肩膀就顶不住了。看到社员们都可以边走边换肩，自己又不好放下担子换肩，只好死顶。社员们当然看出来，心疼地陪我们休息，说实话，不休息也走不下去了。从连陂梁屋到七拱粮站，不知休息了多少次，大家陪我们天黑了才回家。自以为肩挑没问题还是出洋相，真不知从小压根就没干过活的其他人表现如何？

在新墟锻炼了两年才去江英，已经是挑水担石头什么都干过，晒谷场上过秤，数目是120斤。每年挑石头烧石灰，还得把各队分配给我和钟如芸、陈挺和章淑平，加上卢学光和古汉岗的石灰齐心合力从石灰窑那边挑回生产队，单程也有半个小时。但没想到在江英，洋相还出在肩挑上。

刚到江英正是番薯收获季节，番薯多种在后迳山上。那天，当我把番薯满满装了两筐时已天黑，社员们都陆续下山。两筐番薯的重量对下乡已一年的我再也不是什么难题，然而，山陡、道路崎岖，却是到江英后新冒出的难题，挑同样的重量走平路和走山路是两回事，况且那路不是路：山路旁的石头左一下右一下地作弄着你的箩筐，脚下高一脚底一脚地不断令你失去平衡……终于，我一脚踏空，两脚腕全扭了，屁股坐在石头墩上，两筐番薯滚撒了一路。这时天已黑，山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尽管从小被妈说胆生毛的我胆子再大也不敢停留，赶紧拣起还找得着的番薯，忍着双脚疼痛挑担回村。丢了多少番薯不得而知，山上那一幕更不会向谁汇报，只是不时想起会自嘲：何止“肩不能挑”，连脚也不会走！也会自我安慰：没给数码相机摄下就不错了。

江英的三年，春天，我们带着种子与希望踏上这条后迳石山路到山上的地耕种。秋天，我们挑着两大箩筐番薯、木薯与芋头、玉米从迳上下来……

我们终于征服了自己，也终于征服了后迳石山路。

以后离开了江英，离开了阳山，肩上的担子未轻过，后迳的石山路也未离开过我的记忆：那是村民祖祖辈辈在石灰岩山上踏出的路，几乎没有人工铺砌，一脚高一脚低；也几乎没有人工的凿打，雨水和脚板已使石头表面光滑。我们在上面刻录了磨难和洋相，刻录了青春和成长，在记忆里永不褪色。

感谢磨难，世人不是都有机会，尤其是后代。  

                                 

愧 对 亲人  余颖华 

我是父母第一个孩子，从小在奶奶的百般关爱下成长。奶奶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读过书的女性，宽容慈祥，不歧视女孩。于是从小我就是她的贴身随从和代理管家。

依那个年代和我的性格，到阳山插队是不会理会长辈半点意见的。记得临行时，奶奶很伤感地劝我别走，她说怕见不到我了。我那时脑袋里只有“革命”，哪有“儿女情长”？一点没理会奶奶的话。到了新圩生产队给家里的第一封信，为了表达我们到了“最艰苦的地方”的自豪，竟把吃番薯喝麦羹等等全搬上了纸。没想到，奶奶看到信就哭了。妈妈的回信不得不说“以后不许写这些”。

下乡没一年，我收到了奶奶去世的电报。我从小不在人前流泪，在那“革命”的年代，更认为“哭”是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情感”。我很害怕自己回家会失态，会哭。我告诉家里，说工作很忙，不回去了。在“革命”的理由下我也心安理得，相信其他同学知情的也没几个。

有同学用很平静的语气说我的做法不可思议，不近人情。我当时自然没理会，她也不再提。

又过了些日子，家里来信说收到我寄回家的钱。信中母亲还少有地表扬我，说亲戚们都认为我很生性。

我至今也无法表达当时的感觉。我当时认定，一定是某同学给寄的钱！可是，她哪来的钱？

我不记得是多少钱，因为对“寄钱事件”的记忆比对“数额”深刻得多。

我一直没想还钱。因为那钱不是能等额归还的。每每想起依然很内疚。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认定寄钱的同学却认定她没有寄钱。但寄钱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因为我奶奶去世后，为了等待我和在始兴干校的姑丈，足足等了一个星期才安葬。妈妈说，就是花的这个费用。

几十年弄不清的事情，其本质却非常清晰。在那人人难自保，个个难过日的年代，在我们家十分困难而我又十分不懂事的时候，有人出手帮助了我。“寄钱”一事让我终生难忘，使我开始从“革命无情”中回归到人性情感。以后的人生中，外表强硬的我，内心的感悟被一点点唤醒。

回城后我才知道，奶奶病重瘫痪在床时，家人个个孝顺侍侯，母亲生性胆小却亲自为奶奶打针，连几个才几岁的弟弟也动手端屎端尿。奶奶去世7天后才出殡，为的是等我和在始兴干校的姑丈。姑丈赶回去了，唯独缺了我，我竟连一口水也没给奶奶端过。

我后来流的泪，比当时痛哭几场多得多，痛得多。1982年，我父亲患脑癌，脑颅开刀后，医生证实是恶性肿瘤，我把他的实情隐瞒到他去世，以补偿我对亲人的欠情。

但愿我的女儿比我更懂得亲情和友情，更懂得做人。

谨以本文感谢真诚永恒的友谊。

王小英

村 前 那 条 小 圳   余颖华 

新墟连陂梁屋村，是我到阳山安家的第一站。说“第一”，是因为还有江英新屋为“第二”。

当地人称水利引水渠为圳。水从七拱河那边流来，到了梁屋分成两条，一条婀娜多姿在村后绕着山边流去，灌溉着大寨山那一片山地，另一条在村前平缓流淌，滋润着翠绿的稻田。

我们对村前那条圳特别有感情：每天，我们从它那挑水煮饭，在它那青石板上洗衣，夏天的晚上更大胆地到水里泡个痛快。一来省了挑水洗澡的功夫；二来连人带衣服一次洗净搞定；三来更尽情地享受那山涧泉水的美妙。尤其在有月光的夜晚，山村，田野，近处邻村莫屋弯弯的小石桥倒影在水中，远处三众村、下连陂村，还有对岸岩口村起伏的山峦若明若暗的，那夜色妙不可言。尽管村里的老人说会得风湿，同辈的女孩说“会被人说不害羞”，我和钟如芸才不管那么多。

当地人有个不好的习惯，会把夭折的小孩放在水中任其漂走。我们也听说，可从未见过。

一天夜里，我俩早早吃过晚饭，又踏着月色往小圳走去。那时没电视，没报纸，没广播，吃饱了全部心思就泡在溪水里。清凉的溪水按摩着肌肤，清爽的山风吹拂着头发，柔色月光泻在山村田野山峦，也泻在我们身体心灵，洗去了全身的疲劳，洗去了心中的彷徨，也洗去了对未来的思虑……

忽然，上游清晰地漂来了一团白色的东西，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俩同一时间把它判断为同一东西。如何连滚带爬上岸，如何在夜色掩护下狼狈不堪，就不能奉告了。

等我们定下神时，才看清那一团白色的东西是一扎禾杆！原来是男孩子干的好事。一来是对竟有女孩胆敢侵犯他们的领地表示抗议，二来也试试广州女知青的胆量。

在往后的岁月里，我遊览了中国许多出名的温泉和海滩，重庆南北温泉、西安华清池、海南兴隆，大连、北戴河、青岛、三亚……但是，令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是夏夜里月色下村前那条小圳。是它帮助我们适应了初期下乡插队的生活，是它记录了我们青春的热情和打破当地习惯的创举，是它给我们留下对大自然真实美好的回忆。

不知远在太平洋彼岸的钟如芸是否还记得？

 

起 “ 风 疹 ”   余颖华 

我从小不娇气但皮肤不听话，易过敏，八年的阳山生活，使我尝够了“皮肤过敏”的滋味，竟也锻炼得皮肤能抗过敏。

1968年刚到阳山新墟不久，我全身就发红发痒起满疙瘩，越抓越厉害，完全像得了“风疹”。乡亲们都说我是水土不服，三同户抓了各种各样的草药给我煲水，又喝又洗，无济于事。可过了几个月回家过年，到家的当晚就不痒了，还真像“水土不服”。每次从家回到阳山，又是“水土不服”。

记得一个晚上，我在新墟梁屋给社员上学习“毛著”辅导课。那天我正服了何莲彬给的抗过敏药，整个晚上全进入了半睡眠状态，边游神边讲课，不知讲了什么也不知做了什么。幸好，在那个学大寨的年代，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也和我一样在半睡眠，不知听了什么。

直到去了江英，我才发现根本不是什么“皮肤过敏”和“风疹”，而是狗虱害的。

知道了罪魁祸首当然要报仇。我学会了抓虱子：先用皮肤感受它在哪里，然后用沾了唾液的手指迅速把它粘住，当然是用指甲狠狠把它捏死。后来我参加了农村社教工作队，经常一个人下乡，一个人在生产队安排的空房过夜，还学会在房间的中央烧一团火，把被子衣服全拿到火边烤，被子衣服甚至地上的笨虱子都会自动跳进火中，听着虱子被烧的声音，真是最痛快不过了。

从知青插队到文工团下乡，从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到投入氮肥厂大会战，前后八年，就这么和虱子斗争过来。

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到广州建校读书，当时建校的四周还是菜田，每晚在蚊子的团团包围中苦苦攻读，连从海南回来的同学都被蚊子咬得无法忍受，失惊无神大打出手，而我竟可坐如钟。同学们都说我有特殊功能不被蚊咬。其实我的双脚面全是密麻麻花斑斑的红点，只是我已没反应、不觉得痒了，八年里阳山的虱子已给了我多种抗体。

1980年到西北建筑工程学院进修则更神奇。只要课室里有另一个人，蚊子就不会咬我！

1981年暑假到峨眉山旅游，第一天步行到洗象池，那时没有旅游设施，我只好在寺庙阁楼过夜，游客来自五湖四海，不分男女，全打大铺，整晚与虱子“共眠”，身边的同伴辗转难睡，自己竟可以混上一觉。

还真该感谢阳山的虱子，它冒犯了我，也给了我别人无法得到的抗体。以后足迹踏遍泰山、华山、黄山、衡山、五台山……再不怕“起风疹”。

早知道有这好处，当年哪怕咬着牙忍着也不会杀生。

王小英

为 知 青 写 真   余颖华 

阳山的28个知青，各有各的精彩表现，在此仅给予素描两下，排名不分先后，各位请别太认真，更别要求太真实。

好客的村里人过年过节爱做糍送给亲戚，特别送给远离家人的知青。黄小励拿出城里人包饺子的拿手戏，用自家床板做桌台，包了几斤面粉的饺子也学了样给三同户队长等送去。谁知山里人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知道她用自家床板揉面，认为女孩子的床不干净，竟谁也不敢品尝。黄小励15岁的年龄就下乡，由于她平时挺自信，嘴巴不饶人，我们这些当大的也只有嘲笑她的份，没有关心她的事，实在不应该。

吴幼坚出身书香加高干家庭，拿了她父亲精装书封面的包布去补自己裤子的膝盖部位。还有，叫村里的小孩在夏天夜间到路边抓那些满路跳的小青蛙，回来居然不剥皮也不斩头不斩爪，整个的丢到大锅里煲大锅青蛙粥，据说掀开锅盖只见满锅游着小青蛙，这样都行？

古汉岗和卢学光两人均戴着眼镜，一副书生样，肯定从小就没沾过家务活。阳山的大灶可放一尺八的大锅，听说他们自己在新墟雷屋开伙的第一天，竟连火都生不着。但是他们后来竟都成了一级劳动力，犁田扶耙样样都行。

无独有偶，后来也有人公开承认自己刚开伙时划不着火柴，在此免了他们的真实写照也罢。

何莲彬可不像我们光有革命热情，她下乡不久就学了中医和针灸，动不动就拿起最长的三寸针扎别人的“足三里”穴，我胆大不怕痛，经常要做她的“实习病人”。

李穗立是知青个头最高的，用力学的语言表达是“长细比过大，稳定性很差”。每挑着担子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就像根来回晃动的竹竿。

徐声煜个子没有李穗立高，但背略弯，挑起担来远距离形象与李穗立差不多。徐声煜为人随和，眼镜下总是一副认同别人的神态，不像我们那样争强好辩。

许光远是知青中的才子，凡事讲究科学计算，连煲粥煮番薯也要算算需要多少根柴，能产生多少卡热量，是否浪费。生产队长让他耙田——须知要把田耙平是高技术工，要考虑行走路线，他让队长给他画张图。这让社员们今天提起仍笑个不停。 

谭树荣在广雅和我同班，但我并不了解他。他平时不轻易谈论，更没有表露“革命豪情”，后来才知道他和我们想法有很大差异，只是不知他为何与我们一起也到了阳山？

沈苏民一脸的老实憨厚，却是阳山知青中“扎根阳山”的唯一。更厉害的是他在阳山干部中属风流人物，既拥有阳山第一架私人钢琴，又是“舞林高手”，据说没有他不会跳的国际标准舞。相比之下，我真白吃了几年文艺宣传队的饭，至今连交谊舞基本步也没走会，不是别人踩我就是我踩别人。

下乡那年阳山知青中最大是21岁，最小的还不到16岁，我夹在中间。知青中既有老成持重的大哥大姐如大罗、吴幼坚和林碧影等，

也有稚气未脱的“初中鸡”；既有天生当干部的料，也有我这样的“愣头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经历了特殊的人生，展示了各自的青春色彩。

王小英

治 疗 脚 跟 肿 痛   余颖华 

刚到阳山，每干一样活都与肩挑相关，最辛苦的还不是腰酸腿痛，而是脚跟肿痛，当地人称“生石埂”或“无名肿痛”，实在是脚跟软组织在赤脚挑重担的情况下发炎,那痛法叫人脚无法点地。

何莲彬最会给人打“封闭”治疗。而村民祖辈留下的治疗方法更有效：先把穿上草鞋的痛脚泡在尿缸中，然后一脚踩在早就放入大灶烧红的卵石上，只见得尿蒸发成白烟直冒，只听得烧焦的草鞋吱吱声直响。无须考究其科学性，反正肿痛就会消，脚就会好，按理应归属“物理治疗”一类，几天就可下地干活。

我在家从小光脚丫，直到读广雅也是早上起床下地就赤脚跑步，本不是穿鞋穿袜那类，可到阳山就倒霉，左脚痛了换右脚，右脚好了又换左脚，创“尿缸泡痛脚”最高纪录的非我莫属了。

 

按 需 分 配   余颖华 

1971年初，阳山知青在新墟落户两年后，大部分人又转到了江英。知青户发生了变化，家庭财产诸如锅盆碟碗还有“生产资料”箩筐桶铲锄等须重新分配。

记得那天，大卡车把我们连人带物卸在了江英公社大院的地坪上，满地的锅盆碟碗，箩筐桶铲，这是我们在阳山安家后的全部财产。不过，谁也没记认着哪些是自己的东西，哪些是别人的物品。这些家庭财产、生产资料，有的是下乡时新墟公社给配置的：如床板、长凳、书桌、水桶、扁担、大锅。有的是各知青户下乡后自己购买：如盆、碟、碗、筷、水壶、茶杯。

重新分配组合的各个知青户按各自的需要，嘻嘻哈哈地选择生产和家庭用具，多人的大户如寨狗磅一户拿了个大锅，不记得谁家心甘情愿拿了个小锅。大家互相谦让着，赠送着，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完全没有多要多占、挑肥拣瘦、嫌少厌差的概念，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尚意识。总之，那一幕再普通不过，平静不过……

感谢不知名的“谁”，用相机拍下了那难忘的一景：满地的财产，满脸的笑容，我们已到更艰苦的山区安家……别谈如何高尚，什么情操，但那几张照片却真实地反映了阳山知青们的单纯和友情，真实地反映了那时阳山知青间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状况。这状况支持着我们走过那人生最艰苦、最彷徨的一程。

我们的知青户结构，随着知青被招工、招生，一个一个离开而解体，除黄启枝和钟茹芸自立门户外，没有人为解散的。在阳山以后的工作中，我有机会接触到阳山本地的知青，才知道他们基本上在下乡一年内都因为家庭贫富或思想分歧等等原因分家，各自开伙。

以后，每当遇到人们为调工资、升职称而不顾交情，撕破脸皮，我脑海里就一次次地重播江英公社地坪上那一幕。这世界上，有的东西失也易得，有的东西失而难复。

90年代末的那次3%调工资，我理所当然有份，然而，因从阳山调回广州的地区差，我只能调半级。在人们的明争暗斗中，我宣布自动放弃。面对好心人的劝说，我只好含糊回答：我的经历教我这样选择

王小英

发 漆   余颖华 

记得在新墟，尽管下乡半年后知青自己开伙，由于大队照顾，可买得到粮食加工厂的谷壳，三餐柴火倒不成问题。到了江英可不能那么自在，光上山砍柴割草以保证一日三餐乃至冬天烤火的功夫就够受的，稍不勤快，一家四口就断炊。

记得那年已入冬，正是赶紧备柴火的时候，我一人到后迳山上砍柴。后迳上全是石灰岩山，杂树灌木林就生长在陡峭的石头缝间，村民祖辈砍伐，已令树木稀少，唯有陡峭和更高的地方才有较多稍大的树木可砍。上得山来，自然想满载而归。我连攀带爬，专找树大而密的地方转，管不得砍了什么。结果，把别人不敢砍才留下的一棵漆树给砍了……

漆树过敏，在劫难逃，只知道浑身上下没有哪怕针眼大的地方不痒不痛不红，岂只是过敏，简直是发炎。

发漆正发得红火不能见人，偏偏赶上要到公社开几天会。本来去公社也好，可到卫生院看病。那时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只须付5分钱挂号费即可。令我一辈子难忘的是那时口袋里竟没有5分钱，向别人借钱不是我的风格，只好想别的办法。

在公社开会的老乡们看我肿得像猪头，纷纷给我介绍祖传秘方，内服外用全有。记得好像是大罗生产队的大婶，热心地带我到她家的自留地割韭菜，据说“九”大过“七”，只要用韭菜汁搽脸就会消肿。

我像找到了救命良方，马上照做不误。可当我用韭菜汁把自己搽得青面獠牙时，非但不消肿，人也因炎症低烧而昏昏沉沉。我支撑不住，一头倒在公社妇女主任的床上。

公社妇女主任的丈夫是军人,她用的是部队的白色床单。我历来睡觉姿势正仰笔直，铺盖整齐。昏沉中，听见妇女主任上楼进房来，我支撑不起来与她打招呼，只知道她慌慌张张最后是连滚带爬的滚下楼去。一张白色的床单，裹着一条笔直的身躯，衬着一张又肿又青的脸，哎，不即时把人吓破胆就算积德。几天后回到生产队里，推开房门，屋内一团人正围着在烤火，竟没一人认出我，我知道自己真成了猪八戒。

队里的大婶们为我而忙碌起来，祖辈生活在山里，她们真有祖传的秘方。用从山里砍来的“七大伯”树枝熬水洗脸，越洗越舒服，边洗边去痒，灵得很。用当地人的话说，“七大伯”能治“漆”。

几十年过去了，有经历才有今天不单调的回忆。留在记忆中的，还有偏僻大山里那淳朴的民风，山民们祖辈繁衍生存的能力。

 

农 药 中 毒   余颖华 

江英人保存种子的方法很简单，用“666”粉和种子混在一起，虫子就不会来蛀。来年春天下种时，自然是带“毒”操作，把种子带农药一起撒向山地田间。

那年我已是生产队干部，开春时得亲自从阁楼把种子拿下来，过了秤，再挑到地里分给社员。几经折腾，“666”粉已吸了不少，又刚碰上每月生命周期低谷，抵抗力最差，只觉得昏沉沉的站不住，支撑着从地里刚跑进村，已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光，对着镜子一看，脸色青白没点血色像死人一般。当时连喝水的力气都没了，一头倒在床上就睡死过去。

那期间老皮刚好回了广州，我不吃不喝睡了一整天，昏迷中似感觉有人进过房来，但不知是谁，不知别人在说什么干什么。

事后才知道，我把小杨和老李吓坏了，他们竟急急忙忙跑到公社卫生院去找医生。说来也好笑，医生看不到病人自然无法诊断也不敢开药，他俩来回跑了一个多小时就抓回来一包金银花。

我睡了两天就没事了，尽管不是靠他俩抓回来的金银花，但我打心里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的紧张和无知。

请原谅我的不近人情，平时只会“牙尖嘴利”却不会开金口感谢别人。

王小英

大 塘 坪    余颖华 

什么原因要去大塘坪已记不清了，好像是为了调查村里某某人曾当过土匪的历史。怎么去大塘坪也记不清了，只记得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经过了一处叫长迳的长长峡谷，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几乎没有人烟的大山，天黑了，我和小杨才到达一个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山村（今天查阳山地图，才知道那是与岭背交界的地方）。

村民事先得到通知，为招待我们特意煮了米饭，谁知那顿饭令我们嚼了一个小时。原来深山高寒水冷，种的是粳米，又粗又硬，混着磨碎了的玉米粒一起煮，倒能顶肚，只是腮帮都嚼痛了还没能咽下一口“饭”。

当晚，村里安排我与一个女孩同铺。还没入睡，已感觉到虱子猖狂进攻我这陌生人，身上一串连一串起着疙瘩。下乡几年，虱子可把我害苦了也惹恼了，爬了一整天的山无法入睡，我岂能放过它！我噔的一下翻了被子爬起来亮着手电筒……虱子还没找到，身旁被吓呆了的女孩反把我吓呆了：她竟一丝不挂！

早听说过山里人夫妇同穿一条裤，也听说过山里人早穿晚洗只有一套衣服……听时都当笑话，今天眼见为实：那女孩的衣服正在灶头上烘着。

我心里顿时翻起说不出的多重滋味，那滋味远盖过了对虱子的愤怒。不知是为了尊重一个淳朴女孩的自尊，还是为了我并非在书本而是在现实中真实体验到的贫穷，还是为了什么，总之我没再抓虱子，任凭它肆无忌惮地咬了整个晚上。

大塘坪只去过一次，梦里却常回大塘坪：我还在那山里走着，走着。那长迳长长的峡谷，那峡谷两旁密密的芒草——那芒草中人们说可能藏着的老虎。还有那大山里与世界隔绝的山村，那村里缺衣少穿的女孩……人世间多少功名利禄，大都市里多少奢侈繁华，都离我很遥远；那山，那事，那人，却与我很近。

大塘坪，一个无法忘怀的地方。

 

战 沙 坝 水 库   余颖华 

沙坝水库与乳源县古母水瑶族乡一山之隔，修建沙坝水库是知青生涯中最艰苦的一幕。那年入冬，田里、地里、家里的活刚干完，公社就组织劳动力上沙坝水库工地。知青单身一人无牵无挂，自然是主要劳力。

记得第一天到达工地，我们砍下芒草搭起“屋”，铺成“床”。初冬的夜幕降临，寒气阵阵，在用芒草围起的通天的“洗澡间”顶着寒风完成任务后已累得倒在被窝里不能动弹。幸好我带了塑料布垫“床”，第二天醒来，翻开塑料布一看，底下全是水珠，因刚割下的芒草是湿的，不铺塑料布没风湿病才怪，只是不知其他人如何。

那是学大寨的年代，水库工地的劳动全是手推肩挑。热火朝天的工地令人们无法停歇，令脚步无法放慢，我们就像上了永动发条似的，不停地挑着，跑着。如果我没记错，每天挑担来回有一百多趟。那年冬天又碰上下雨，阴冷阴冷的，干着活时满身湿，停下来时浑身冷。雨水沾着泥巴，泥巴沾着鞋，越沾越重，走也走不动，只好赤脚挑担，任凭脚跟裂开了口，任凭裂口渗着血。

艰难的前几天干下来竟也习惯了，每天周而复始，令人忘记了时间空间，忘记了辛苦疲劳……水库的大坝靠人海战术就这样一点点地合拢，一点点地增高。

还记得修引水渠时，有一未爆破区段无路可走，陡峭的石头上只有半只鞋的位置，我们是趴着石头把身子挪过去的。也就在这区段的爆破中，一个农民因排除哑炮出事身亡，据说人已炸得面目全非。为了不让家人看到惨状，人们连夜给他入殓钉棺木。深夜里听着那钉棺木的声音，第一次感到那样的沉重，那样的凄凉。

水库工地的生活也挺有趣：白天，静静的山谷给爆石的声音震撼了，给大干苦干的口号闹翻了；晚上，神秘的大山被薄雾笼罩着，被团团篝火点缀着。我们会将番薯芋头木薯甚至辣椒塞进炭火里，品尝那野趣风味，我们也会在四面来风的“洗澡间”里高唱“红岩上红梅开”。每到晚上，望着那远处黑压压的山峦，心头就会唱起中学的一首歌《天山战士》：……山当书案月当灯，盖着蓝天铺着地，只要想起你啊毛主席，火红的太阳暖在心窝里……

知青的年代既特殊又艰苦，特殊得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艰苦得后代人无法想象更没本事承受。感谢那个年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战天斗地的革命激情沸腾在血液中，冲洗了离家的凄凉，冲洗了生活的艰苦，冲洗了思想的彷徨，我们有缘结伴而行顺利地走过人生那段艰苦历程。

（未完待续）

王小英

我在海南开荒时也碰过野生漆树，领教过漆树过敏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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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4-4-4 10:24:04编辑过]

王小英

出 嫁——哭 嫁    余颖华 

看惯了城里婚礼的场面：出嫁姑娘幸福满面，亲朋戚友喜气洋洋。到阳山新墟那年，正好碰上三同户的女儿出嫁，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出嫁的姑娘哭着赖着不肯出门，同村的姐妹拉着扯着不肯放人，直弄得满村哭声。城里人办喜事视哭为不吉利，山里人办喜事却说姑娘不哭不吉利。哎，如此相反的观念真教刚下乡的我想不通，感觉有点做作。

到了江英，出嫁的场面更新鲜：姑娘由男家的几个兄弟翻山越岭轮流背着到男家，据说一路上女的双脚不能下地，至于脚下地会如何怎样我们谁也没听明白，有人告诉我说，日后两口吵架，女方就会说“是你背我回来的”。幸好当地姑娘才十五六岁还满脸孩子气就嫁人，否则怎背得动？

江英的姑娘哭嫁比新墟更甚。出嫁前一星期，同村的姐妹和出嫁的姑娘就得住上楼阁，楼阁只有禾草没有床铺。她们每天唱着哭嫁的歌，一天换一段词，直唱到出嫁那天。歌词代代相传，精练押韵却极凄凉：她们骂媒婆，哭爹娘，叹身世，数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我目睹了生产队长章仁的妹妹出嫁那一幕，几个女孩在阁楼哭得动了情，直哭到时近傍晚还硬是不肯下楼梳头，急得媒婆上楼拉人，竟使一女孩不慎摔下来。

如果说哭嫁的风俗仅使我困惑，寨狗磅一寡妇“番嫁”（改嫁）则令人心酸。“番嫁”的女人在当地被歧视和虐待，她不能堂堂正正地走出屋门，只能从墙脚特意挖的洞里钻出。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的女人已够可怜，“番嫁”的风俗叫人听了直想哭。

阳山的姑娘出嫁时都要求男家给衣服多少套，鞋子多少双。当时我们都把这视为买卖婚姻的陋俗，男女平等怎能像物质交换？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享受着平等和自信的我们又怎能理解山里那些可怜的女孩的苦衷？她们正因为没有平等，才利用仅有的机会争取平等。她们是应该哭，在娘家，她们往往没有上学机会，童稚未脱就嫁人生孩子，只要有生育能力，就会一直生下去，而劳累一生。她们永远没“话事”权更没权掌管经济。她们不趁出嫁时多要几件衣服还有什么机会？

我终于理解她们为什么哭嫁，我为山里那人那事感到心头沉重。

“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阳 山 神 医    余颖华 

在阳山，听到甚至目睹了几件不可思议却十二分真实的民间医生救死扶伤的事情，它使我从来未怀疑过的认识观第一次改变。

第一件事是章淑平的三同户，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背后长了个肿瘤。按当时人们通常的做法是马上送到广州大医院开刀。但一来老太太年岁已高，二来到广州大医院开刀费用承受不起，三来开刀也未必清除病根。山里人没有城里人对现代医疗的迷信，他们仍相信祖辈世代留下的医术和草药秘方，于是到山里找到民间医生。那医生承诺三服药即可消除病根，但草药经秘制所用药方无人知晓。果然用到第三服药时，肿瘤被药膏“吸出”，家人看见了如葡萄状的肉粒，老太太背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肉坑”。几剂外贴药居然可以把肿瘤“吸出”，这令一贯只信西医才是科学的我们直觉得无法解释。

第二件事发生在阳山宣传队女主角李卫平身上。她到水库工地演出不幸遇上塌方，一条腿高位粉碎性骨折。李卫平父亲当时是阳山武装部政委，一部吉普车把她拉到广州，谁知大医院的医生说非截肢不可，否则不能保住生命，。政委二话不说，连夜把女儿从广州又拉回阳山，毫不犹豫把女儿交给了一个乡村医生。那医生当然既没X光镜也没B超，据李卫平说，只见他用手慢慢地捏捏、揉揉，腿就不觉痛了，然后随便用几块木板把腿夹住，如此而已。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和李卫平一起练功，每看到她那比别人压得更直举得更高的腿，我就不得不思考那既没X光镜也没B超的乡村医生和他那不可思议的骨伤科医术。

第三件事发生在太平公社卫生院，那时我正在太平公社开展“社教运动”。只知道一个偏僻的公社卫生院居然每天要接待来自全省各地的肝腹水、肝硬化甚至肝癌的病人。许多人都是被大医院判了死刑，更有人被抬着来却能自行走着离开。医生当然是非学院派的，药方自然都保密。

在阳山的后期，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倒台，随着对“革命思想和行为”的极其痛苦的反思，我的认识观也发生变化。当今人们所说的“彻底辩证唯物主义”，我认为充其量是“有限辩证唯物主义”，人们通过身体五官也利用有限的仪器了解认识世界，但我们所了解的世界与真实完全的世界乃至宇宙相比，依然属极微量。

我们还没有看到、听到、感觉到、认识到的东西，千万别乱下结论说它不可能、不存在、不科学—这是我的“辩证唯物主义”。

王小英

                 

                              抗 洪   余颖华

离开了江英后在阳山县城工作近5年，就遇上了几次山洪暴发，次次惊险，幕幕凄凉，都不一样。

一年阳山县城发了大水，小北江旁的文化局驻地首当其冲被水浸了大半层楼，我们在停电泡水的黑夜里摸黑搬运着道具物品，也没有什么别的感觉。洪水退后，大地不但没有被水冲洗干净，反倒又臭又脏：所有化粪池和沟渠里的东西都泡了起来，脏水在墙上柱上毫不留情地画下了洪水暴发时的水文刻度。回想当时泡水的情景，是百分百泡在粪水中。

又一年青莲发大水，据说水头有10米高，随水头掠过，只听到山边一个又一个村子泥屋倒塌的声音。洪水过后我们到达灾区时，只能从倒塌的房中尽量把粮食衣物挖出来，而粮食已发芽，衣物已发臭，真所谓水火无情。参与救灾的我们自然没有吃的，从未见过的稀玉米羹要加炒玉米粒才能填肚。我在那次创下了人生记录：一餐喝了（不是吃了）9碗玉米羹！幸好没给在增城派潭插队的同学知道，否则“阳山饥民”的案子一辈子不能平反。

再一次在秤架，才下了半个小时雨，就发生山洪暴发。只见洪水夹带着山里的粗大直径的木材甚至农民家里高大的木柜气势汹汹地向下游冲去，势不可挡。那情景那吼声彻底摧毁你的“人定胜天”的意志豪情，我脑海中原本毫不怀疑的观念在大自然面前开始褪变：以人的血肉之躯如何抵挡得了那天地孕育的力量？那时李明的姐姐已在海南那次洪水中牺牲，面对滚滚洪水我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

几十年后，看了一部美国片，制片人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人定不能胜天！但愿我们的后代更客观地了解自然，了解自己，多点求实，少点豪情，以免作无谓的牺牲。

 

庆 幸 没 冤 枉 好 人   余颖华 

1975年我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七拱公社芙蓉大队任社教工作队副队长。

芙蓉大队整个坐落在七拱平地的一片“湖洋田”中，“芙蓉”是“湖洋”的美称。

这里地下水位很高，村头水井的水平地面，井水清甜润口，随手可勺，我在那段日子里喝井里的“生水”比喝开水多。据说，解放前外地的地主也舍近求远来这里挑水吃。整个大队没有一条田基是坚实的，哪条田基走上去都“地动人摇”。遇上下暴雨，整个村子像泡在水里，涨水的小河把四周小路全割断，哪里也不能去。

记得一次暴雨从天亮直下到傍晚，天昏地暗，人们都烦死了。我闲着无聊在村里到处逛，这里的村屋别具一格，屋廊相连，下雨不打伞也可串门。我惊奇地发现村里的小孩淋着雨奔来跑去，不知什么事使他们高兴坏了。只见一群孩子在一家屋前的沟渠口围成一团，个个弯着腰，脑袋聚成团，屁股朝着天，不知搞什么名堂？哦，原来发大水泥鳅都顺水钻进村里来了，孩子们在家门口就把它们逮个正着。只见黑溜溜活蹦乱跳的泥鳅整整抓了一筐。

芙蓉大队留给我的，除了这些美好有趣的记忆，更深刻的，是那一次社教运动的经历以及所得到的人生体会。

那时的“社教运动”，都冲着农村干部来，哪怕仅是多吃多占半点也躲不掉（现在有这个劲头反腐败则天下太平）。我们一进村，又是查账又是召开群众动员会、干部检讨会，忙得不可开交。

大队的妇女主任三十岁出头，姓邹，读过小学，担任本生产队的出纳，在当地算是个女秀才。丈夫是当时新墟公社的副书记，正年轻有为。一家在当地算是有头有面。我和她关系很好。

可没想到一查她的账，马上发现收多支少，有800元怎么算也无法平账。800元在那个每日工分只有一角甚至几分钱的年代是很大的数目，足可建一套新房！

按当时的思维，社教工作组一进村就查出干部的经济问题，真是个了不起的成绩，何况是我亲自翻着一笔一笔账查的。与我一起工作的社教队员和协助查账的群众情绪开始激动，他们马上把800元和妇女主任的家庭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她今年盖了新房，她家里买了衣车，她……一句话，她贪了公款准确无疑，应该马上揭发、批斗！

按理说，作为亲自查账的社教工作队副队长的我，应该极其高兴且事不容迟速速向公社社教工作总队汇报，庆功表扬自然接踵而来。然而我却陷入从未有过的发自内心的恐慌和彷徨——凭着我文革的经历和良心的判断，一个如此淳朴的农村妇女不可能是个贪污分子，如果我冤枉了她，只要事情一往上汇报，抄家拆屋抬猪马上发生，等于杀了她。可是800元无法平账又无法解释。

这时的局面已不容我控制：一面是妇女主任整天哭哭啼啼，既无法解释800元又死咬一句话“我没贪污一分钱”，她那当公社书记的丈夫，气汹汹地责问我为何冤枉好人，还说告到中央都不怕。更厉害的一面是吵吵闹闹的群众，都指责我不敢坚持原则，甚至说我害怕她当官的丈夫，或者拿了她家的钱……

我太记得当时的情景了：多少个夜晚辗转无法入眠，体重下降到人生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不够80斤。每晚睡觉骨头顶着硬床板，那时才明白所谓的“睡觉睡到骨头痛”。

庆幸的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意识救了我，更救了她：尽管我是广雅的高中生，一加一减不能说不会，但对农村财务账目不能说精通，更何况那时的农村财务工作根本不规范，如果存在我不了解的具体情况……如果她确实没有贪污但却不懂记帐……我意识到应该找熟悉农村财务情况的老会计重新查账！

查账的结果显示，她确实没有贪污一分钱。那时经常发生社员工分值不够买口粮，即所谓超支情况。她没把社员超支领出的实物折算成金额按“应收”入账，弄得个“收支不平衡”。我也完全没有“把实物折算成金额计账”的概念，只知道对着加减乘除埋头苦算，还差点冤枉了好人。

事情水落石出，我才如释重负，深深感到当时的“恐惧彷徨”结果是多么值钱，如果“坚决果断”结果又是多么的恐怖。

“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不懂装懂，不要妄下结论”，在以后的待人处事中我一直告诫着自己，也告诫着后人。

 

买 鸡 过 年    余颖华

那年在太平公社搞“农村社教运动”，刚好到年末春节前，社教队员们都赶墟购买年货，我自然不落后，花尽了自己一年的积蓄，巴不得把乡下的特产全买回家。

在墟上，凭着一点生活经验，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硬是把鸡呀鸭呀的价钱压得很低很低，还怀着莫名其妙的喜悦尽向社教队员们炫耀。结果，人人都公认我买得最抵，最会讨价还价，人人都要我去墟上帮忙，我也“乐于助人”，一个劲地帮他人讲价还钱。

不知不觉已到下午，墟上仍很热闹，他们中许多人来自偏僻山里，既要早早赶回家又不能把没卖完的东西拿回去，须知不管是番薯干还是杂豆，只要卖出去就能换回过年的钱，换回来年春播的资金，换回来年春荒时的口粮。随着天色已晚，卖货人越焦虑，货价越压得低。我摸摸这只鸡说“鸡胸瘦得像把刀”，摸摸那只鸡说“鸡还没长齐毛”，农民就无可奈何地随我还价。越到后来买得越便宜，同伴们都高兴得很。

我忽然感到不安，感觉不妥。毕竟我也做过农民，那年正是年景不好，人都没饭吃，鸡还能不瘦？况且又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养鸡时不准超过数量，交“爱国鸡”时不能不达标准。农民一年到头所养仅有的几只鸡，去掉红白喜事，去掉几个大节，再交去所谓的“爱国鸡”，剩下的能不是“还没长齐毛的鸡”才怪。我的手突然发软，心突然一阵阵发痛，顿时没了讨价还价的能力，我赶紧离开那墟，离开人们那期盼甚至可怜的目光。

日后有缘认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她告诫我：不要把应付给他人的东西克扣，不要把应付给别人的价钱压得太低……所以我在华师市场买菜从不讲价，而人们也会按实在的价钱卖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