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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当归 罗伟平 在阳山插队的那些年，学毛著背语录是每天的必修之课，各级还不时要举行“讲用大会”，讲自己如何通过学习伟大领袖的教导，狠斗私心一闪念之后，把领袖的教导应用到行动中。 也记不清是哪年哪月的哪一天了，我作为新圩大队选出的代表到了阳山县城参加“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晚上住在某学校教室里，也记不清是把课桌拼起来当床睡在上面还是直接在地上打地铺，总之各人打开自带的背包铺盖就挤在一起睡觉了。半夜时分，一道手电筒的亮光把我们惊醒，来人说是县里医院有危重伤病人，问我们是否有人能够前往献血抢救。文革后期我在广雅成了逍遥派，两派的斗争都不参与，无事之余受同学怂恿去广州中心血库献过一次血，知道自己的血型是O型，所谓的“万能输血者”。我当即回答来人说，我是O型血的，就随来人去到医院。经过简单验血型之后，输了300CC血。第二天，照常开会，回到新圩，照常的番薯麦羹。对于献血一事，我从未想过有多么高尚无私，当时只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天晚饭后，同在新圩大队的二队知青吴幼坚到我家来了。她递给我一包用纸包着的东西，透出一股浓浓的药材香味。她告诉我：“这是当归，加点瘦肉炖汤喝，补血的”。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包当归想必是吴幼坚的珍藏，她自己也不舍得轻易动用的。40多年后的今天，吴幼坚不知道是否还记得这事，但我却一直没有忘记。当年广雅阳山知青间的友谊，单纯而真诚。 当民工的日子 罗伟平 在我们当知青的那个年代，县里每当有比较大型的水利工程或基建项目，都要从各公社各大队摊派抽调劳动力组成建设队伍，谓之“民工”（类似于古时候的农夫服徭役？一笑）。县里抽调人是无偿的，只发给民工粮食定量补贴和伙食费补贴，而生产队则要给外出的民工如常记工分和分口粮。民工队伍是清一色的青壮年劳动力，也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以男子居多。民工实行军事建制，以连队为单位进行管理，住宿、伙食以及每日的排工等事务，均由连队安排。 我曾经两次自愿报名外出当民工。第一次是去小江公社修建公路，那公路从阳山县城通往小江公社某国防兵工厂，而黄启枝后来曾在那家工厂当过工人。公路的其中一段沿小北江修建，要在悬崖上凿石开路，而悬崖下面是浊浪滔滔的江水，地势险峻可想而知。我所在的连队，指导员名叫鲁根，比我年长几岁，是复员军人，党员。我担任连长。鲁根文化水平不高，但脑子灵，记性好，跟我挺合得来。我们两人同住在连队借宿的生产队的粮仓的阁楼里。鲁根是东山公社人，一次工地休假他带我回他家，长途车只能到山下，要再爬三个小时的石阶山路才到家。真正的家徒四壁，是很穷的山区。午餐就麦羹的是他家种的一种拇指大小的黄色灯笼辣椒，肉很薄，但味极辣。 第二次当民工是1971年秋冬季节到青莲公社修青莲船闸，那是当时县里为了提高小北江的通航能力所规划修建的几座渠化工程之一。船闸通常修在河流水位最低的浅滩之处，那里冬季水浅，船只稍大就无法通过。为了提高通航能力，就要建一座拦河大坝，在大坝水深的一边，建一个上下游两端都有闸门可容纳船只进出的箱体。船只进入船箱后，通过闸门的开关来调节船箱内的水位，船只就可以顺利上下行走了。 民工的劳动强度极大，每天担沙挑泥抬石扛水泥，无一不是重体力活。工程建设，石料必不可少，而要采石料，就要放炮炸石。打炮眼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活，要挥动用几根竹篾拼起来作锤柄的“软把锤”，把榔头不偏不倚地砸在钢钎上，眼力手力腰力和胆量缺一不可，因为稍有偏差，铁锤就可能砸到扶钢钎的人的手上。炮眼打好后，填炸药插雷管接导火索的环节要求的是一丝不苟，事关人命啊。而最后的点火放炮，则是最危险的工作，也是我最喜欢干的事，考验人的灵敏和胆量，够刺激。 放炮大多在中午或傍晚收工后进行。指挥员首先吹哨清场，负责点火的几个小伙子，手拿点燃的香蹲在自己负责点火的第一个炮眼旁。随着指挥员令旗一挥哨声一响，点火手们马上点燃第一炮，再快速敏捷地奔向第二个、第三个炮眼，每人要点好几炮。点火完毕后就死命地跑回安全地带的掩体内。随着炮声隆隆响起，要细心地数炮响的数目。如若炮响数少于点火数，那就是出了哑炮，要派人上去排查。排查哑炮要非常小心，因为万一在接近哑炮时，哑炮突然响了，是要出人命的。 干活虽然很累，但民工都是年轻人，朝气蓬勃，嬉笑打闹，也不搞什么运动揪斗之类的烦心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天三餐每人有四两米饭供应，尽管餸菜通常只有冬瓜、萝卜或者豆角之类，肉片是难得一见，但比起番薯麦羹还是强多了。在某些瓜菜供应不上的日子里，记不清多少次了，我们每人只能分到两块豆腐乳，就打发一顿饭了。 我在阳山当知青的日子里，两次外出当民工，时间加起来超过半年。当时我选择外出当民工而不留在生产队，是对那即使是在农村里也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厌倦，还是对那种整天要上报学习毛著多少篇或积肥多少担的风气的反感，今天我已经全然没有印象了。留在记忆深处的，是那点火放炮时的紧张刺激，还有那两块腐乳一顿饭的日子。 大山的叮嘱 罗伟平 长期的营养不良，超负荷的劳动强度，我们知青中的好几个人，像余颖华、杨小杨和年纪最小的陈子元，都把身体搞垮了。我也未能幸免。 1972年初，在我被调到县革委会报道组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一次下乡采访途中，我病倒了。卫生院的医生说是感冒，给了我几颗感冒药。两三天后，身子越觉乏力，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一根柱子或一堵墙，就想往上靠一靠，歇一歇。直到小便呈酱油色时，才去检查肝功能，结果转氨酶高得吓人，我患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尔后我回到广州治病，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又休养调理了大半年，才算是缓过气来。后来，政策放开了一些，父母身边没有子女的家庭，可以从农村调一个子女回城。1972年底，我调动回城的申请获得批准。我回到阳山，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办好手续，告别同伴，乘长途汽车回广州。 凭倚车窗向外眺望，阳山那山啊，山势雄浑古朴，厚重深沉；山回路转之际，又忽见奇峰突起，恢宏中带几分灵气。 我离开了阳山，带着大山的叮嘱：诚信做人，坚忍做事。 往后的年月里，我先是在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当打杂的跟单员。那时的我对外贸业务一无所知，更要命的是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在广雅学的是俄文），面对全部用英文写的商业信函、电报和信用证，我简直就是一个文盲。一切都只能靠边干边自学。此后多年的商旅生涯，无论是身处国内还是在异国他乡，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始终不忘诚信和坚忍。每当面临困境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当年喝麦羹啃番薯干和两块腐乳一顿饭的日子都熬过去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踏入梦想中的大学校园，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大学文凭和学位证书。阳山就是我的大学，生活就是我的老师。带一点遗憾但从不后悔，粤北大山给予我的，让我受用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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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31 07: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