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王英

从业余到全职    陈 挺       

 

连陂大队让我们成立了大队文艺宣传队，队员有广雅知青也有当地青年，主要在晚上排练、活动。我们编排了一个快板剧，说的是农村一家四口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走社会主义道路。黄启枝、李穗立分饰剧中的妈妈和儿子，两位当地青年分饰剧中的爸爸和女儿。虽然快板剧的台词脱不掉套话、标语口号，但在启枝、穗立的带动下，当地两位演员逐渐抛开了拘谨，整台戏演得活泼生色，无论在大队还是在公社演出都得到了好评，大队干部们很高兴。估计因为这事，我被大队评为1969年度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了县里的学毛着积极分子大会。

广雅知青还排练了京剧《红灯记》中的折子戏“痛说革命家史”，先后参加了公社演出和县文艺汇演。我和吴幼坚是扮演李奶奶的A、B角，余颖华和李明是扮演李铁梅的A、B角，罗伟平扮演李玉和。其实大家一致认同，唱京剧最有京味的是李明和徐声煜。可惜徐声煜长得不够高、不够壮，按所谓“三突出”的标准不适合扮演英雄李玉和。前往县里演出的时候，大家力推比较有舞台经验的余颖华和我出场。但是我嗓音不行，高音上不去，没信心能演好，吴幼坚就给我打气，为我配音。演出时，我一到高音之处，吴幼坚就在幕后放声助唱。大家同心协力，演出了公认的高水平节目。

1972年3月，余颖华、吴幼坚和我调到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后正名为县文工团），我担任了导演组组长。当广东省举办文革以来第一次全省文艺汇演时，县里派文化局邓局长和我两人出席。汇演历时一个月，全体与会人员集中住在佛山市委党校，演出的有省、地、市、县各级文艺团体。虽然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文艺领域仍被“极左思潮”箍罩，但科班出身就是比业余强，他们编导的节目艺术水平高，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真是大开眼界、机会难逢啊！那时没有照相机，没有录音机，更没有录像机，我凭着记笔记、勤练习、登门求教、不怯上问也不耻下问，既提高了自己，也带回了一台汇演的优秀节目，有男女声表演唱、采茶戏、舞蹈、小话剧。演出时，每个节目都得到满堂掌声，观众反应前所未有的热烈。

打倒“四人帮”后，我先后导演了清官判案的粤剧《十五贯》、讽刺“四人帮”的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每次排演前团里安排我和主要演员到广州观摩，再发挥集体智慧进行排练。那时最困难的是没有合适的演出服装，阳城镇服装社没有好裁缝，到大城市订做来不及，只好自力更生。我动手裁剪、缝制了粤剧的官袍和便服、话剧的西服套装；文化局盛局长借出了压在箱底多年的高跟鞋给剧中的“江青”。在八个“样版戏”独踞全国戏剧舞台10年之后，这两个长剧的演出迎合了时势，满足了观众渴求，天时地利人和，大受欢迎。

我们除了在县城演出，还下乡演出。每次下乡，我们以公社为大本营，先在公社礼堂演出，再背着简易的道具服装，送戏到边远大队。有的大队(像秤架公社的太平洞)离公社有好几个小时的山路，演出后我们就在农民家里过夜。我走遍了阳山所有的公社、边远大队。大约在1978年初，文化局任命我为文工团副团长。

从业余转为全职(不敢称为“专业”)之后，我在阳山度过了6年多全职文艺工作者生涯。

 

我要读书    陈 挺

 

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们的学业，重拾课本、读书深造是我的心愿。

1970年，大学复课了，由各地选送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知青中先后有古汉岗、徐婉玲、卢学光、许光远、何莲彬到广州上大学，有翟广、胡珊妮到韶关念中专。但是，我已经当广播员，完全没有了被选送读书的机会。

1973年有新政策，所有人都可以参加选拔考试，再由单位选送，我和未离开阳山的知青大都参加了考试。据说，我们广雅知青都考得很好，但是名额有限，那年上大学的只有杨小杨、黄小励、饶建生、钟如芸，章淑平、李志远、李穗立、陈子元、叶凤妹上了中专。

那年没能上学，我心里很坦然，谁叫你这么早离开了农村呢？但是，过了不久，“白卷英雄张铁生”应运而生，指鹿为马之风甚嚣尘上，我备感失落、失望。好吧，既然国家不量才招人用人，已经老大不小，该考虑成家之事了。

1977年，当我作为县委书记邓华轩亲自带领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运动”重点工作队队员，在新圩大队工作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全国就要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大学招生，在年底举行。我又动了考大学的念头。运动一结束，我就边工作边复习、补习，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高考成绩出来，我考了个全县第二名，比第一名仅差0.5分。在韶关师专教书的许光远说，整个韶关地区考取像我这样高分的只有20多人。我参加了体检，又被省招生办的人约谈，满以为胜券在握。正当我坐等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已经有许多考生被录取了。这时，阳山中学的杜世苓老师和何锦梅老师来到我家，很婉转地告诉我：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可能你年纪比较大，又有孩子，没有你的录取通知书……非常感谢有这么好的老师关心，安身立命吧！

就在我再次收拾心情别无他想的时候，又有了一线希望：在邓小平主政下，大学将以招收走读生的办法再录取一些落榜考生。在家里人的奔走下，我在1978年5月走进了华南师范学院，成为数学系的走读生，而所有住读生已经在3月份入学上课了。

上学不久，在学校附近遇见了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曾在阳山收音机维修站的黄志华，又意外又高兴，原来她已经调到广州邮电学院当老师了。当知道我几经曲折、正在走读的事情后，她感慨地说：“就应该把读书的权利还给读书人！”我听罢热泪盈眶，一个劲地点头。

在爸爸、妈妈、弟弟们的帮助和照顾下，儿子在广州上托儿所、幼儿园，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让我专心致志读书。

这届大学生年龄参差，最大和最小的相差10年多，我们“高中老三届”是年龄最大的一群。但是，广雅多年的教育、培养，使我不落后于年轻同学。升大二时，系里将七个班重新组合成两个(大专)师资班、五个(普通)师范班，我被选进了师资班，转为住读生。我被选为班里的文娱委员，还和年轻同学一起排练舞蹈，代表数学系参加学校汇演；在体育课上，我被老师点名为同学们示范跨栏和倒立；我还代表所在班参加学校的四百米接力比赛。毕业时，我以优异成绩留校当助教

王英

细水长流的友情   陈 挺       

 

1975年底，我在阳山医院分娩，儿子中午出生，在县城工作的吴幼坚、余颖华、胡珊妮、徐婉玲下午就到医院探望。她们问，你儿子生下来有多重？我遗憾地说，产房的磅坏了，不知道有多重呢。哪知道，胡珊妮出去一会儿，拿着一把称米、称菜的大秤回来了，秤杆有一米多长。大家轻手轻脚地把襁褓里的婴儿放到秤盘里，小心翼翼地拨动铁秤铊，“七斤半！”大家都乐了。真开心！这是人生不可忽略的重要数据啊，多亏珊妮想出这个好主意！

1988年底，我回到出生地香港定居，怎样找工作？能站稳脚跟吗？真是彷徨迷茫。这时候，比我更早到香港的罗伟平、黄启枝、何国新都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罗伟平邀请我到他公司的写字楼小坐，离开的时候，他快步走在前面为我开门，绅士风度翩翩，最早让我体验到香港公司的氛围和规矩。何国新给我讲自己谋职、打工的故事，总结说：“在香港，一开始是你搵钱，以后就钱搵你。”这番话让我顿时安乐了许多。启枝帮助我熟悉香港生活，无论衣食住行。我第一次吃麦当劳是她请的，第一次喝益力多也是她请的。启枝已经有大陆的财会文凭，仍上夜校考取英国标准的会计证书，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激励。我也报读夜校，先后读了英文、初级会计、中级会计和计算机编程等课程。我的经历完全验证了何国新的精辟之语。

28个阳山知青中，有7个移居香港，除了谭树荣联络不上，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启枝和罗伟平常常担当了聚会的发起人和联络人。

阳山像广雅知青的第二故乡，回城以后，大家以各种理由回去过无数次。

每次回到雷屋，和嫂嫂们手拉着手，用阳山话拉着家常，说着人事景物的变迁，总感受到一家人般的亲切。

杨小杨、余颖华、罗伟平身体力行、热心组织，发起了捐助江英贫困学生读书、捐赠读书机给江英边远小学的行动，无论有没有落户过江英的知青都义无反顾地响应。我们到使用读书机的小学观课，到余颖华支教的学校参观并捐赠学习用品，我们听关工委主任讲阳山下一代的教育情况，听县领导讲阳山的建设发展……

时间流逝，环境变迁，际遇各异，都不能削弱广雅知青之间的珍贵友情，不能削减我们和阳山的深厚感情。

今年是我们下乡45周年，杨小杨、翟广发起阳山行。6月22日下午，胡珊妮、何莲彬、余颖华、李志远、卢学光和我分乘他们开的两辆私家车出发，重游故地、探望当年的新圩、江英领导。这是又一次愉快的回游。我又回到雷屋，探望了雷伙，探望了老皮的三同户雷佛森和军?，还巧遇了当年生产队巾帼能手彩婶和恒嫂。去途中，我们先到清远探望已退休的吴和蒙老书记，当我们请他一起回阳山时，他说，这次不去了，等你们下乡50周年的时候，我再和你们一起去吧。哗！下乡50周年的时候，我们差不多都“古来稀”啦。然而，明年就八旬的老书记敢这么计划，我们能不应他的五年之约吗？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应着：“好！好！”

                              (2013年11月定稿于香港)

 

作者简介：陈挺，1966年广雅中学新四丁班学生。1968年落户阳山新圩公社连陂大队。当过新圩公社广播站广播员，阳山县文工团团员、副团长。在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之后自愿回广雅中学教书，一级教师职称。1988年底回香港定居，先后在大公报、经导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经济导报社)工作。

王英

梁屋   钟茹芸

 

    我们来到当年余颖华和我插队的梁屋（新墟公社连陂大队第四生产队），先到我的三同户梁祥家。祥婶和家人，大女儿有娣（当年带我们下田的大姐），儿子梁学光，以及当年生产队的伙伴们请我们吃了一顿非常丰富的中午饭，肉菜做得几乎象广州餐馆里做的一样，自然少不了阳山鸡。祥叔的房子似乎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只是从泥屋变成砖房了。当年我被安排到这一家，得到祥叔夫妇很好的照顾。祥叔已经去世了，他活到90岁呢。记得祥叔是中农，家底较好，为人忠厚，把我安排在他家，显然是对我的照顾。但我当时还想，怎么把我安排在中农家呢，不是让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吗。余颖华的三同户梁松的是贫农，但是家底也不错。

 

    下乡半年之后，我和余颖华自己开伙了。我们的睡房就在梁屋厅堂旁边，房间很小，泥夯成的地，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只有一张床，旁边放一个尿桶。我们用的厨房是梁万家的厨房，有一口很大的锅，可以倒进去一个大木桶的水，这是用来煮粥或者麦羹（玉米羹）的。另有一口小锅，也比我们广州的大很多，是用来煮番薯芋头的。这两口锅放在同一个灶上，放草烧火的一端是灶头，连烟囱的一端是灶尾，灶头放大锅，灶尾放小锅，烧一灶，两锅熟。每天晚上我们煮一大锅的粥，一小锅番薯，吃了晚餐，剩下的就是明天早上和中午的粮食了。到了春天，番薯吃光了，就吃番薯干。

 

   

王英

我妈妈今年92岁了，还记得我们那口大锅。父亲去世那年，她在从英德茶场来看我。她说她先坐汽车到阳山县城，还得住一晚，旅店里有人大声讲电话，弄得她睡不好觉。第二天她到了我们梁屋一问，人们就告诉她我在田里，并带着她来田间找我。我招待她茶水，就是用煮麦羹的大锅来煮的，茶叶放得太多了，做出来的茶很苦。招待她的除了我和颖华，还有淑平和陈挺，妈妈至今还记得我的这三位朋友呢。记得她非常称赞我们的炸豆腐，当然还有阳山鸡。回干校时，她抓了一只鸡给似璇弟弟带去（他当时在英德茶场，离中大干校很近）。第二天还没天亮，她就得上厕所，我急急忙忙地点了煤油灯，照着路带她走出屋外。茅厕在梁屋大门外，离我们睡房有好几分钟的路，厕所没有门，只有门口，门口旁堆着一两捆竹篾。里面的地面是由木板搭成的，中间留一两条木板宽的空位，下面就是积肥处了。里面正在办公的人如果听到脚步声，就装着清嗓子，以免尴尬。农民们没有手纸，他们用的就是竹篾。虽然不是十分理想，但却是聪明的办法，还挺环保的。 我当时担心妈妈一定很不习惯，心里很不安。

 

    有一天，余颖华和我从七拱墟抓回来一头圆滚滚的黑色小猪，企图用未经煮熟的番薯藤（发酵饲料）把猪养大。结果原来圆滚滚的小猪越养越瘦，身上的毛黯然失色，肚子两边都凹下去了。后来万叔和万婶看不下去了，把它接过去养。没多久，小猪又变得圆滚滚的了，身上的毛也光亮起来。

王英

我们用的厨房对面是梁锡的家。锡伯个子高高的，很瘦，脸上布满了皱纹。我们自己开伙后，柴米油盐都得自己动手。我们得上山割草，一边割，一边摊在地上晒干，然后捆成一小扎一小扎的，再绑成两大捆，用一根两头尖的竹竿，一头插到其中一捆，用肩膀支起来，再插进另一捆，然后挑起来。如果草绑得不结实，挑起来的时候就会散掉；竹竿插不到重心，草也会掉下来。这些我们当然都尝试过，但队里的大婶大嫂们都热情地帮忙，使我们很快地掌握了技术。锡伯则教我磨镰刀，他首先告诉我磨刀不误砍柴工，然后教我如何磨刀。他说判断刀是否快有两个办法，一是从刀口一边看刀，看不到刀口。二是用大拇指轻轻地拨刀口时，感觉不是滑的，而是粗燥的。

 

    余颖华的外号叫狼某, 虽然我们叫她时“狼”的发音是第一声的, 它的意思仍是第二声的, 就是广东话的”好狼”。这个外号充分表现了她的个性，她非常要强，绝对不能落后，敢想敢干，决不向困难低头。我虽也争强好胜，但绝对不是她的对手。记得下乡后第一个插秧季节（春季），天蒙蒙亮我们就得起床了，我们跟着生产队下水田，脚踩着烂泥，弯着腰，左手拿着比巴掌还大的连着泥的秧苗，右手把秧苗连泥一小撮一小撮地掰下来，插到水田里。队里的大婶大嫂们已经插完一列了，我才插了不到四分一。好容易挨到“太阳上山岗”（9点多），队长梁诗叫收工了，才叹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回家“吃朝”了，几碗粥加几个番薯下肚，稍为休息一下，坐在门坎上与对门聊几句，看见别人戴上竹帽，我们就知道又开工了。大概一两点钟收工“吃晏”，晚上干到天黑才收工。回来以后还得挑水做饭，吃过饭洗完澡，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这样几天下来，我就顶不住了。记不得是因为脚底起了石哽还是累坏了，居然开不了工。而狼某不怕苦不怕累，跟着大家干到底。使牛是男人干的活，她也要去干，有一次竟然骑到牛背上了。梁屋人给她的外号是”烂鬼华”, 其实可以认为是阳山话对广东话“狼某”的义译。烂鬼华不只在梁屋出名，雷屋的女仔也叫她烂鬼华，由于经常和她在一起，后来我也被叫成“烂鬼芸”了。

王英

通过实践和观察，我终于学会了插秧的技巧。我半蹲着，把左手踭（肘）靠在左膝上，同时尽量靠近把秧插进去的地方，尽量使右手和左手的距离，也就是掰秧到插秧的距离缩到最短，两腿一边交替向右移步，一边不停地带动腰和屁股左右摆动，快手快脚，跟上了生产队的前锋。到夏季插秧的时候，我已经很熟手了。夏季的秧跟春季的不同，春季的秧是连泥一起铲起来，一块一块的，而夏季的秧是用手拔起来不连泥块，一扎一扎的，插起来容易一点。生产队里有各种各样的水田，有肥有瘦，有深有浅，有大有小。有一块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这块田小，只需一个人下去，田里的泥比较烂，显得比较深，我一脚踩下去把卷高的裤腿都弄湿了。下田后不久，我发现左小腿被一条骑乸（蚂蝗）叮住了，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摔掉。一看，原来它叮的是我好久都没有好的灌了脓的大疮，这下可好了，那种胀痛的感觉马上消失，第二天就好了。从这天开始我真正认识到骑乸是我们的朋友。

 

    

王英

在祥叔家吃过午饭，小杨和志远先去新墟，颖华，淑平和我开始寻访旧地。跟这里的很多生产队一样，梁屋背后是山，祥叔的房子就靠着山边。我们从他家走下来时，当年生产队的会计梁强从后面追上来。他一只脚跛了，拄着枴杖，大声地对我说，阿芸，我知道那8分钱的账错在哪里了，接着给我解释那8分钱的来龙去脉。天哪，没想到他把三十多年前8分钱的帐记得一清二楚啊，我真后悔当时没有跟他坐下来好好聊聊。当年我在生产队帮着当会计，这使我了解了生产队的财务是怎样运行的。我们每天的出勤都由记工员记录下来，到年底算出每人的出勤日，同时生产队开会按能力和贡献大小给每个人评工分，满分是一个劳动日10分（记得我被评为6－7分）。根据当年的收成，包括所有的农作物，谷，玉米，番薯等，按当时的价格折算成人民币，减去开支，比如农药，化肥等，得到的净收入除以全队社员的总工分（每人的总工分＝出勤日x被评工分）再乘以10（每个劳动日10分），就是生产队的每个劳动日的收入。这个数字是衡量一个生产队穷与富的重要又简单的数字，是我们经常讲的数字。相当富有的梁屋队当年的劳动日收入是五，六毛钱。如果我的工分是7分，那么我每天挣的只有三四毛钱。扣取分的口粮，我们似乎没有分到什么现金。我们墟日去买猪肉的钱，还是家里给的。当我回广州探亲时，跟人说到这个数字，引起不少评论。似玢的同学黄粤明说，“从南方大厦行到海珠广场逐分钱执都不止啦”

王英

我们住过的房子已经倒塌了，一窗之隔的梁屋厅堂也荒废了。当年狼某可能万万没想到，趁她不在的时候，我曾经在这个房间里捂着棉被收听美国之音（山区的接收效果比广州清晰多了）。虽然那时还只是为了学英语，但也许这对我的思想转变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用过的万叔家厨房也荒废了，从我们的住房经厨房到村口水圳的大石板路还在，但已铺满了尘土。梁屋的大门还在，大门的外面还是那个地堂，我们以前白天曾在这个地堂上晒谷风谷，晒番薯干和芥菜（芥菜晒至半干，放在罐里用来做酸菜），晚上曾在这里点着煤油灯练手腕力（剁喂猪的番薯藤）。那年在这个地堂上分番薯，我分到162斤，两个箩满得堆起了两座小山，我竟然一下子挑起来了，一直挑到我们的房间里，堆到床底下，这是我的最高记录了。然而现在的地堂已经长满了野草，鸡群在上面觅食，似乎成为它们的乐园。我不禁感到失落，现在是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了，人们都跑到别的地方盖房子了。似乎那时有生产队的梁屋是整整有条，现在没有生产队的梁屋却变成了一片废墟。也许数百年或千年之后，这些废弃的由厚厚的泥砖砌成的冬暖夏凉的房子，以及梁屋的村落结构，会成为阳山的宝贵历史遗产呢

王英

在那长满野草的地堂之外，我们见到梁兴嫂在她的晒谷场上晒谷。她的地堂以前是一块水田，显然是分给她了。岁月如梭，她似乎有点驼背了，她是当年拿八九分的得力干将，样样活都干在前面，也是热心帮助我们的大嫂。一辈子当农民，辛辛苦苦几十年，真不简单啊。差不多走到村口，我们又见到梁钦。他是狼某的三同户梁松的弟弟，当时还很年轻，现在已有孙了。梁钦和当年的女青年梁顺（这次没有见到），是我们的好伙伴。阿钦现在生活富裕了，送给我一封利是。

 

    我们走在通往村口小水圳的石板路上，当年余颖华和我每天收工后就是走这条路去挑水的，路上的石板很大，蓝灰色的，被人们的脚步磨得很光亮。石板路跨过水圳，成为石板桥，然后伸向村口。桥旁的水边也铺了几块大石板，村民们在上面洗衣服，挑着木桶站在上面取水。圳里的水是那么清澈碧蓝，我们在广州从来没有见过。圳水不知经过多少村庄，那么多人在水圳边洗衣服，用簸箕洗番薯，也许调皮的男孩子会跳到水里玩耍，把禾杆抛到水里，似乎都没有污染水质，也不知多少年过去了，水还是那么晶莹透亮。在淡棕灰色的珠江里游过泳的我们，决不错过穷山沟赐给的秀水，晚上收工回来，吃过饭，社员们都躲到屋子里去了，我们就跳到圳里。那是多么写意的时刻啊：皎洁的月亮当空，静悄悄的大地变成了银色的世界，我们泡在清凉的水里，洗去一天的汗水，一天的劳累。我们欣赏着依山傍水的田园的夜景，那嫦娥和白兔的舞姿，那闪烁不停的星星，那远近连绵的群山，那轻轻走来又慢慢离去的闪着银光的圳水。我们享受着微风送来的田野和稻花的清香，享受着纯洁美丽又含蓄的大自然的拥抱。

王英

今天的水圳变宽了，石板桥已经被拱桥代替，使人伤心的是水的颜色变了，那种象宝石一般透明的蓝绿色消失了，我们看见的是绿色的水，几乎象大跃进时小球藻缸里的水一样。梁屋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梁屋了。

 

    我们到当年的连陂小学转了一圈，学校已经建起楼房，孩子们围上来跟我们打招呼，他们穿的衣服已经跟上潮流了。离开学校，我们一起沿着水圳向雷屋走去，梁屋和雷屋之间是莫屋，这三个村相互连接，雷屋是是最富的，梁屋也相当不错，莫屋却很穷，据说是“阶级斗争”比较复杂，是当年卢学光和古汉光插队的地方。从卢学光的《斗鼠》一文可以看到，他们在莫屋的遭遇与我们有多么不同。也许由于莫屋比我们梁屋穷，也许由于他们的“阶级斗争”比我们复杂，我觉得我被照顾了，觉得我们队不够艰苦，没有机会给我足够的锻炼，没有机会让我深入地认识社会，认识阶级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向县委张部长（张士儒）要求调去新墟公社最穷的桂花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