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无声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失败为成功之母。”毛泽东同志也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同志们、朋友们！

    35年前，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确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

无声

毛泽东本人如何看待自己一生包括“文化大革命”？
李慎明

2015年03月30日09:2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四位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交代后事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决议》在给“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同时还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决议》的作出，距今已整整30年。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有着种种评说。这些年来，国际国内的实践充分说明，当年邓小平和我们党的《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评价是完全正确。此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党中央和邓小平当年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试想，若是当年我们党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很难想象今日之中国，会是什么局面。实践也已经证明，那些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所谓“个人权力之争”甚至“个人品质问题”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据笔者所知，当年有此误解的同志中，现在有不少人已完全转变了自己的看法。

维护《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准确、正确的评价，要反对两种倾向，这就是《决议》中指出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 上述两种态度，都不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上述讲话，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对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与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科学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严格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晚年探索和思考当中的正确成分与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严格区别开来，从而牢牢记取“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进一步科学、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