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林人 发表于 2018-11-15 09:40
走遍中国各大知青网站，我这小69对于当年的知青运动和6.18批示后的知青运动；总有一种与老三届的知青大哥哥 ...
护林人 发表于 2018-11-17 21:12
可笑的兵团精英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的东西，我曾在某知青网站真心的奉劝他们《不妨读读农场史》——这才是像 ...
无声 发表于 2018-11-17 21:22
没看懂你的观点，能否平铺直叙？你是肯定兵团战备历史还是否定兵团战备历史？另外给个建议，在叙述你的观 ...
“屯垦戍边，人生转折”之序曲 （节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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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8 12:43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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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发表于 2018-11-18 14:21
资料：1965年秋，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中苏边界日趋紧张的局势，向中央建议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3 ...
遂宁知青 发表于 2018-11-17 12:32
就直接写些有关知青的具体轶事吧，有关农垦兵团的建制来源，对我来说阅读起来也是一头雾水呀。 ...
护林人 发表于 2018-11-20 15:48
带有文革思维的所谓历史论证，用当年现役军人和他们培养的兵团精英的视角来评论当年的建设兵团是经受不住历 ...
无声 发表于 2018-11-20 18:37
楼主似乎在转移话题？你没有解释你说的6-18批示后全国再无跨省上山下乡插队的。你的历史研究在最基本的所 ...
无声 发表于 2018-11-20 16:56
我也是兵团人，也在探讨上山下乡。既然楼主是对兵团历史进行拨乱反正重新阐述的，那就要有充分的资料和开 ...
护林人 发表于 2018-11-20 18:41
你还能举出毛泽东6.18批示后知青跨省上山下乡插队的例子吗？是你在别有用心的转移话题吧
...
以下是我的朋友上海知青网的网中人搜集的数据：
查上海地方志，有“1955～1966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及去向表”“1968～1978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及分布表”，均为分省的统计数字，没有分年的统计数字，所以无法判断1970年跨省下乡的情况。由于没有找到类似北京那样的全市性数据，只能在上海区县志中查访相关的资料数据。当年上海市区分为十个区，在区志中有七个区提供了分年的数据。
（一）黄浦区：1968～1977年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表
111111111111111111.jpg (53.73 KB, 下载次数: 96) 2018-11-20 19:05 上传 （二）卢湾区：1953～1993年卢湾区劳动就业安置统计表（摘录其中68～78数据）
2222222222222222.jpg (27.85 KB, 下载次数: 89) 2018-11-20 19:05 上传 （三）徐汇区：1968～1977年徐汇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向表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jpg (83.69 KB, 下载次数: 93) 2018-11-20 19:06 上传 （四）长宁区：1968～197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表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jpg (52.26 KB, 下载次数: 88) 2018-11-20 19:07 上传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png (681.56 KB, 下载次数: 78) 2018-11-20 19:35 上传 摘自<漠南情>一书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0 19:11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0 19:28 编辑
护林人 发表于 2018-11-20 18:36
要把我引伸到成为反对毛泽东的诡计？再给我扣上反革命的大帽子、、、、、可笑！！！
...
当年毛泽东拿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百万“大兵”恫吓老毛子的战术来做论证可谓是让人笑掉大牙啦！也别说那兵团总部周围驻扎的步兵团和炮兵团也是很吓人的，可惜都是没打过仗的现役军人训练出来的文革兵能上战场吗？
当年毛泽东真的很吝啬，六一八批示组建兵团若是给当年开拓北大荒的转业军人的所有团级领导发几身军装不就得了。还省得那外行领导内行给北大荒农垦事业带来几乎灭顶之灾的损失。
那兵团的现役军人不是文革中的极左英雄就是部队淘汰的各种人物与那身经百战的开拓北大荒老农垦们怎可相比呢！
我们8团相比我们2师其它9个团，在毛泽东6.18批示的7年之久之后才由兵团王副司令员率领下打掉了了8团这个旧国营农场的”土围子“——还剩了尾巴，五个营的领导权还牢牢的掌控在老农垦手中、、、、、、。
而仅仅不到一年时间现役军人就滚蛋啦——兵团1976年底就转制啦，我称之为”短命的6.18批示“是否名符其实呢？！！！
而当年像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的建设兵团的现役军人和那些兵团精英撰写的那段历史只能说是野史而已。在那些当年在反修前线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最辉煌的伟绩——参加当年最出名的珍宝岛战役，真正的编制和作用只不过是担架营。在战争中连民兵的作用还低。
所谓的兵团战备，保卫边疆只不过是毛泽东6.18批示的一种借中苏关系紧张发配文革中积压的六届初高中毕业大部分没有上山下乡的“毕业生”的一种名义而已。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0 19:15
黑龙江兵团的榜样作用
1968年1月5日，苏军出动装甲车对在七里沁岛上进行正常生产作业的边民冲撞，当场撞死、压死我5人，重伤450人，轻伤200人。几天后，曹建华带领12人在我方卡脖子岛执行任务，被苏军70多人围堵，一苏军中尉端着刺刀照曹建华当胸就刺，曹急忙躲闪，刺刀穿透了大衣、棉袄和毛衣，紧擦着左肋而过……曹建华回忆说：你不亲眼目睹苏军的横行霸道，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欺人太甚！你不亲身经历苏军对我们战友和群众的施暴过程，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忍无可忍！
为此，沈阳军区报军委批准，拟在1968年3月12日前后在七里沁岛方向进行自卫反击。但是当时的自然条件太恶劣了，暴风雪阻断了一切。积雪没过了电线杆子，车辆、马匹原地不动，五分钟就能被暴风雪掩埋。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从佳木斯到饶河只需一天（现在只需3小时），当时却要在暴风雪中连续走7天8夜。生产建设兵团出动了40多台推土机帮助部队开辟道路，却仍然不能保证部队和物资的集结。随着春天乌苏里江开冻，反击计划被迫取消。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有力地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领土主权的忠诚保卫者。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部队指战员，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面对着苏联边防军的坦克、飞机、大炮和装备精良的摩托化步兵，毫不畏惧，奋勇作战，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战胜了入侵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珍宝岛作战的胜利，也是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的结果。 战斗打响以后，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全力以赴，组织了1万余人的筑路队伍，抢修公路、桥梁，并出动车辆，为前线部队运送粮食和弹药。当时，需要组织一个450人的支前担架营为部队运送伤员，当地群众要求参加的就有6000多人，出现了新婚妻子为丈夫报名、父母为儿子申请上前线的动人场面。(最后由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一团组成担架和运输营登岛参战)伤员转到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后，兵团家属不仅进行精心护理，还为伤员输血1.7万多毫升。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有力地保证了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0 19:17
1969年在新疆兵团与苏军发生的冲突
5月20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一六三團和加曼奇邊防站的干部戰士丁余生等5人在界河阿克喬克的龍口築壩引水。蘇軍出動裝甲車3輛、大炮兩門、武裝軍人30余人，越過實際控制線進入中國一側。他們綁架丁余生等5人，遭到反抗，便用槍托毒打，致使5人均被打昏，然后拖上裝甲車，運至蘇境塞米巴拉金斯克州，關押24天。后經我外交部9次嚴正交涉，蘇方才將被綁架人員送回。凱旋的國土衛士受到上千人夾道歡迎。
6月l0日
蘇軍越界闖入農九師一六一團牧一隊放牧點，綁架我牧工。民兵們聞訊，立即手持鐵鍬等勞動工具前往營救同胞。混亂中，蘇軍悍然幵槍射擊，身怀六甲的女民兵孫龍珍中彈身亡。孫龍珍成為第一個倒在蘇軍槍口下的兵團人.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0 19:22
转帖
故事已写了一百多个，就是没写到参加珍宝岛战斗的知青英雄，真是有些遗憾。当年兵团曾组织了一个担架营参战，有人还立了战功。如今他们在哪里？我到处寻找。路过上海时，听说在上海市政协当保卫处处长的邬新华上过珍宝岛参战。我眼睛一亮，前去采访。英雄近在咫尺了，我很兴奋。
政协大楼清雅安静，邬新华把我领到咖啡厅，这里是各界人士聊天谈心的地方，我们却要在这里谈论战争。我说：“你上过珍宝岛，打过仗，当过英雄？”他忙说：“我可不是英雄，我是1970年1月28日进入珍宝岛战区的，是准备打大仗的，可那之后再没打起来。”
我说：“你总算到了战区，那要比我二十年后上珍宝岛旅游强，还是给我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吧，总能给我寻找英雄提供点儿线索吧。”盛情难却，邬新华从头说起。就着咖啡淡淡的清香，我也听得津津有味。
“我是1969年9月15日从20团粮库调到武装值班连队报到的，驻扎在蛤蟆通水库的山坡上，这里离珍宝岛只有70公里。当年的3月2日，中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正常巡逻时，受到武装入侵的前苏联军人的袭击，我国军队被迫还击，双方都有伤亡。3月15日，在岛上双方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战斗。于是，这0.7平方公里的小岛举世瞩目，中苏双方部队都向珍宝岛集结，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作为第二梯队的兵团战士，我们做好了随时上前线的准备。我们就是其中离前线最近的一支队伍，经过三个月的武装训练，我们学会了使用冲锋枪、‘六零’炮和‘四零’火箭筒。我是炮排的瞄准手，还学会了目测目标。我们还训练了独立野外生活能力，比如看一棵独立的树就能判断方向：通常南面的枝叶繁茂，树皮光滑，树桩上年轮较稀；北面的树叶少，树皮粗而黑，长青苔，树桩的年轮较密。到12月时命令下来了，我们就要上前线了。大家奉命把自己的东西精简装箱，贴上封条写好地址，如果牺牲了，就把东西给你家寄回去。我把自己所谓值钱的东西，例如床单什么的，打个包交给同学汪殿云保管。当时完全就是准备和敌人殊死搏战的情绪和气氛，这时我们深切感到了祖国在自己心中的分量，真有献身保国的精神，也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准备。”
说到这儿，邬处长有点儿激动，他说：“当时下乡时，我本来可以到江西的，后来非到黑龙江兵团，就是来准备打仗的。听说就要上前线了，当时我们真的不害怕，而是很兴奋。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情结。”他又说：“我们从蛤蟆通的驻地出发，途经雁窝岛、五林洞，经过三个小时的颠簸，最后来到珍宝岛地区，我们连驻守在离岛不远的无名高地上。虽然离珍宝岛上的第一次交战已经有半年多时间了，然而此地乃至纵深数十公里的腹地，都还笼罩在紧张的战争状态下。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构筑珍宝岛战区的第二道防线，我们的友军是沈阳军区的一个加强炮连，炮口对准正前方百花山和老爷岭之间的开阔地带。一到驻地我们就砍树支帐篷，用５厘米粗的小桦木杆排列成床铺，用旧汽油桶当炉子，然后就生火做饭。已经有过在连队生活经验的我们，不到半天一切都安排就绪了。”
“我们进入珍宝岛地区时，已经进入严冬季节，只有这个时候才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因为这时乌苏里江结冰封冻，对方的坦克、装甲车才能开过江面。当时，除了敌情，严寒本身对我们也是严峻的考验。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我们徒步走在没膝深的积雪中，每一步都要付出很大力气。如果赶上刮“大烟泡”，狂暴的西北风呼呼地怒吼，卷起漫天的飞雪，没头没脑地扑过来，相隔数米都看不见人，再厚的棉大衣也挡不住刺骨的寒风。一班岗站下来，满头满脸的霜雪。在外面赤手根本不能碰任何铁器，一碰就粘住，使劲儿一扯，就会撕掉一层皮，我们许多人都尝过这痛苦的滋味。”邬新华说。
对邬新华来说，最难忘的是他奉命参加了布设防坦克地雷的任务。春节前，上级根据天气预报判定次日有大雪，即命令新华所在连参加此项行动，以阻止前苏军坦克群突破我军防线长驱直入。地雷装在箱子里，有的一箱装两个，是专炸重型坦克的；有的一箱装三个，是炸轻型坦克的，每箱三十多公斤。兵团战士的任务就是隐蔽地将地雷搬到指定的地点，由工兵去埋设。那天午后，新华和战友们每人带着两个馒头出发了。卡车先把他们运送到深山密林里战备公路的尽头，他们又踏着积雪走了一个多小时。那天很冷，他们一个个都累得满脸流汗。快天黑时，他们到达了地雷囤积处，开始了蚂蚁搬骨头一样地运送地雷的行动。他们一人扛一箱地雷，一步挪一步地跟着前面战友的脚印，在雪地上向前移动，没走多远就累得呼哧带喘了。不知道走了多久，他们翻过第三个山头，面前一片开阔地。这时，阵阵寒风吹来，山上的风很硬，他们不禁打着寒噤。目的地到了，他们放下背着的地雷箱，然后返回去再搬。到返回第三趟时，大家又累又饿又冷。这时才想起去吃馒头，取出来一看，馒头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硬了。他们像“啃刨冰”一样一点点地啃，把啃下的馒头渣在嘴里化了，再慢慢咽下去。
虽然吃了点儿东西，身上有了点力气，但路还是变得更远更难走了。每迈出一步都觉得腿像灌了铅一样，一点儿也不听使唤。不知谁“累中生智”，把绑腿解下来，拴在地雷箱上拉着走，下山时把地雷箱顺坡滑下去。但是，精疲力竭的邬新华还是循规蹈矩地扛着地雷箱走。准备埋地雷的部队战士发现了知青们的“发明”，急忙阻止：“停下！危险！你们不要命了！”他们说这种地雷威力很大，一旦激烈冲撞就可能爆炸，会造成巨大的伤亡。于是，战友们又都像邬新华一样扛起箱走了。
这时，夜幕降临，林子里漆黑一片。登上山坡后，他们发现对岸灯火星星点点，那是前苏联的村落，那里的夜晚和黎明一样静悄悄。他们正在欣赏异国的夜景，突然对岸的探照灯扫过来，正在埋地雷的部队战士马上对他们喊：“卧倒！”大家一下子都趴在雪地里，雪立刻从领口、袖口、裤腿灌进来，人冷得浑身发抖。探照灯还在他们的头上晃动，这时大家才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是战场，和平还属于未来。完成了任务的兵团战士慢慢从前沿撤下来，第二天凌晨四五点，他们终于喝到了后方送来的滚烫的姜汤，已经冻僵的身体活跃起来，他们笑迎温暖的太阳从东方升起。
老邬动情地说：“只有经历严寒的人才知道温暖的宝贵，只有经历战争的人才知道和平的重要。”我说：“对于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人，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了。”老邬他们连在珍宝岛驻扎了半年，这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前苏联总理柯希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会谈，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再说乌苏里河也解冻了，前苏军的坦克也过不来了。这样他们就从前线撤回蛤蟆通水库，这之后，老邬还参加过兵团钢厂的建设，还打过山火，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1971年入党后，他又被派到一个连队当指导员，1979年返城到父亲所在的上海光明玻璃制品厂当了工人。后来被调到机关工作，又被选到上海市政协干保卫工作，也算和当年上过战场经历过考验有点关系吧。
邬新华看我寻找珍宝岛知青英雄的心情急切，便对我说：“我们近邻的21团是最早组织担架营参战的，你不妨找他们团的知青问一问。”我首先想到了黄海，这位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毕业生先下乡到21团，后来调到师报道组工作。当时我在《兵团战士报》当记者，我们也算一个战壕的战友。我打电话去问：
“珍宝岛打仗时，你们团组织担架营上岛参战，你知道吗？”
“我就是担架营成员。”
“你怎么不早说，害得我找了两年！”
“有什么好说的，当时参加担架营的有四五百人，我有什么可说的。”
他的回答我很吃惊，没想到英雄还是个熟人。这位商务部部长助理、部党组成员，在中央党校讲课时口若悬河，回答记者问题口吐莲花。可说起自己来，竟吞吞吐吐。还是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他才做如下“交待”：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打响后，日紧一日的战情让我们热血沸腾，我们这帮知青纷纷要求参战。3月8日，上级命令我们21团迅速组织担架营，赴前线参战。只两个小时，就有5000人报名参战，决心书、保证书纷纷扬扬，不少人写了血书。我们这帮知青更是激动万分，都反复强调一句话：我们没有老婆孩子，无牵无挂。不让我们上战场，让谁上！？经过挑选，一个由知青为主体的450人的担架营组织起来了，第二天便开赴前线。临行前，各连队都开了欢送会，女知青为我们戴上大红花，没能入选的哥们为我们举杯敬酒，不会喝酒的我们也开怀畅饮，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
到了前线之后，上级交给兵团担架营的任务是站岗放哨、运送弹药、抢救伤员。开始几天，前线无战事，但他们也能感觉出战前的一种寂静。大家有些坐立不安了，恨不得决战的一刻立即就到。夜晚，单薄的帐篷根本挡不住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他们都彻夜难眠。黄海和大家一样也写了入党申请书，还留下遗言：“一旦光荣牺牲，把自己下个月的全部工资32元（因为本月工资已经全部吃光）作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党费！”
现在看来好像是笑谈，黄海说，当时他们都是很郑重的，已经做好了慷慨赴死的一切准备。当然也不都是悲壮的事。附近部队野战医院里一些从城市入伍的小护士、卫生员，经常跑到他们这里认“老乡”，说不上是他乡遇故知，还是因为在前线听到相同的口音倍感亲切，反正他们当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们一有空也搞军民联欢，正牌部队的战士一起喊：“兵团大哥来一个！”兵团的这帮小伙子，一色的光头（一旦受伤，包扎方便），他们高声大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声音宏亮雄壮，令人激动振奋不已。黄海说，那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他接着说：“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3月15日清晨，前苏联边防部队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再次向珍宝岛发动进攻。上级命令我们立即赶到前沿阵地待发。我们趴在乌苏里江边的灌木丛中，几十米外的珍宝岛上正进行激烈的战斗，机枪子弹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飞过，炮弹不断地在四周爆炸，泥土和雪花四溅。这时传来了上岛送弹药的命令，我们一跃而起，扛着十五六公斤重的炮弹冲向珍宝岛。飞来的炮弹呼啸着凄厉刺耳，震人心魄，我们都卧倒隐蔽。后来听撤下来的伤员说，阵地上的炮弹不多了，我说不清心里涌动着一种什么情感，不顾一切地向前冲，明明听着炮弹在头上飞，也顾不得卧倒隐蔽了，同伴们都一个个地冲上去。”
越过乌苏里江后，炮火更猛烈了。巨大的气浪、飞溅的土块不断冲击过来，密集的子弹呼呼地在他们的身旁飞过。冰面坎坷，肩上的炮弹也越来越沉重，可是没有一个人后退，也没有一个人掉队，更没有一个人扔下炮弹。
黄海说，当时豪言壮语也忘光了，只是咬着牙向前、向前，直到把炮弹送给炮兵，接着把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安全撤下来。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黄海所在的担架营涌现出不少动人的事迹。北京知青杨一平双脚严重冻伤，但他把棉衣脱给了伤员，自己冒着严寒硬是在雪地里趴了几个小时。北京知青朱波在指挥员不到位的特殊情况下挺身而出，勇敢机智地担当了指挥任务。北京知青陈放等人在护送伤员时遭到敌人的袭击，他们跪在担架旁，用自己的身体筑成了一道血肉之墙。那个获救的伤员就是后来的战斗英雄冷鹏飞。
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我的朋友黄海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作为一个业余报道员他写的战地通讯《红心谱成忠字曲 赤胆写就反修篇》发表在新华社的内参上。文中有这样的话：“为了祖国永远红，为了乌苏里江两岸同样红，就是死在反修前线，我也心甘情愿！”尽管这些语言还有那个时代的印迹，但也看出一个热血青年对祖国的一片忠贞。从战场下来后，黄海就被调到21团报道组，后来又被调到三师报道组，他是公认的北大荒知青中最有思想也最有文字能力的人之一。这正是他后来被调到中央机关并担负要职的基础。
我请黄海帮我打听当年立功的杨一平、朱波等人的下落，并转达一个老知青对他们的敬意。至此，我寻找珍宝岛知青英雄的行动也可以结束了。我想，那些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祖国民族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一切的人，都是我们敬重的英雄，他们是党和人民最值得信任的人。
他们在说：“我们渴望和平，如果有一天侵略者又一次把战争加在中国人头上的话，我们还会拿起武器重上战场。”
这之后，我接到黄海的手机留言：“宏图，珍宝岛二等功臣杨一平现为北京市环保局高级工程师，三等功臣朱波原任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部门经理，现已退休。”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0 19:2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0 19:27 编辑
另一支兵团部队上前线的回忆
（3） 战备值班营开赴前线
1969年3月初，苏联边防军在珍宝岛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3月2日，珍宝岛地区冰天雪地，气温为零下27摄氏度。上午8时许，中国边防部队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巡逻队沿中国境内的冰道抵近珍宝岛时，全副武装的苏联边防军立即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克依内两个地方，出动70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带篷卡车和一辆指挥车，向珍宝岛急速驶来，抢先侵入珍宝岛。苏军下车后，就开始阻止中国边防巡逻分队登岛巡逻。我军当即发出警告，令其从中国领土撤走。但是，苏联边防军却摆开战斗队形，持枪步步紧逼，并以一个团的兵力向巡逻组左翼穿插，企图切断我巡逻队的退路。9时17分，苏联边防军对我巡逻组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后，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6人。我忍无可忍，被迫自卫反击，震惊世界的珍宝岛战斗开始了。
沈阳军区领导下令，指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要做好支援前线工作，二要直接参加战斗。接到命令不久，我们五营的战备值班营便开赴到珍宝岛前线。没有上前线的部队则要全力做好支前工作，组织担架队、医疗队、运输队，听候命令。营长现役军人葛满玉、副教导员柳玉成任值班营教导员，副营长于海龙、副教导员路延清4名领导带领数百名战士，全副武装带着给养，坐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到前线去执行任务。兵团战士大部分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他们文化水平高，自身素质好，有的当上了连排干部。他们没有家庭拖累，上级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当地青年就不同了，有的父母拉后腿，儿子上车时有的父母偷偷的掉泪，有的则放声大哭，还有的想把儿子从车上拽下来。这只是个别现象，大部分人还支持儿子上前线的。欢送的人群排列在道路两边，目送着浩浩荡荡地开往前线。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该岛的北端原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的长期冲刷，1915年才形成小岛，枯水期与中国江岸相连，人们还可徒步上岛。因为它两头尖，中间宽，形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得名为珍宝岛。兵团部队到前线后，珍宝岛三月份的几次战斗都结束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修筑工事、挖战壕、进行军事训练。在这荒无人迹的深山里一呆就是一年多。他们虽然没有在战场上流血，但是天寒地冻、吃不到新鲜蔬菜、缺医少药，煎熬着他们的心血。我营的副教导员路延清得了急性胃出血，幸亏友邻的解放军部队医院及时抢救，给他做了胃切除手术才捡回一条命。
1970年的春节前，值班营的战士和领导还在珍宝岛上驻防。我和营长张忠信接受任务，到前线去给部队送给养。（待续）作品原址在：http://space.sina.com.cn/u/1271847947
作者: 护林人 时间: 2018-11-20 19:35
我真的不想再和你论争下去了，影响我《闲说6.18》的主题思路，我真的无意挑起兵团现役军人和老军垦的矛盾，只是用我的真实经历来讲述当年的历史。对6.18批示的前因和兵团成立和改制近八年的功过是非来论证这生产建设兵团——请注意是生产建设为主体的兵团。顺带讨论我这小69与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对这场文革后期知青运动问题。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0 19:3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0 19:38 编辑
我与楼上都是兵团战友，兵团的历史有正反两方面的。现役军人有败类，任何群体都有败类，不能一概而论。总之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应该一分为二，绝对化就错了。你说的很多是事实，有道理，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就在有些方面以偏概全了，提请注意，否则你写的东西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例如你把你们兵团的战友们在珍宝岛上的英雄事迹说的那么不值一提！
内蒙兵团的女战士，她们象卓娅那样打个游击总行吧？
作者: 护林人 时间: 2018-11-20 19:46
而我在中国知青网发表《闲说6.18》是针对黑龙江省通过从1963年东北农垦总局成立到2017年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摘牌——这经过黑龙江省地方与中央53年的博弈后竟将老一代垦荒人开拓建立的所有国营农场全部下放到所在县管理。这历史的倒退让我愤而写下了这《闲说6.18》在中国知青网发表。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0 19:47
1969年8月23日
内蒙古兵团政治部发出<关于进行战备教育的指示>，要求立即对所有人员深入进行战备教育，迅速掀起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群众热潮。
内蒙古兵团<战备工作规划>对兵团战时任务做了如下构想:
(一)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建设好游击根据地，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
(二)坚持就地斗争，生产，储备吃；穿；打；用的所需物资。
(三)做好支前工作，担任前送后运等任务。
(四)加强武装连队建设，战时组编一个陆军师扩充野战部队。
根据敌情判断，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对不同形势下的举动做出了具体安排。在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实施导弹劾航空兵火力突击时，各师团应迅速进入防空疏散地区；同时， 编组支前队伍， 组织部队参加反空降战斗等。在敌人使用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时，各师团应有组织，有步骤的疏散部队，迅速进入适当的隐蔽位置， 避开敌人主力， 开展游击战， 并且坚持生产， 担负支前任务。 当敌人占领了内蒙古大部地区或重要城镇及交通要道后， 各师，团应进入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 坚持生产， 扰乱敌人， 拖住敌人， 为便于指挥部队， 兵团特设东， 西两个指挥所， 兵团主要首长率大部部分机关人员进到一。 三师所在地区， 建立西部指挥所， 少数兵团首长率部分机关人员进入五师所在地区，建立东部指挥所。各师也要按照计划要求确定基本指挥所和后方指挥所地点。枪支弹药均下发到武装连队，包括**，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火箭筒，十八团还装备了高射炮。野战部队的编组落实到人头， 开列名单上报。
1945年苏军重兵一部出自蒙古，然后向东南方向兵分三叉进攻，直取热河（今河北）和辽宁。其中一股就是经内蒙锡盟草原，就是后来内蒙古兵团5师、6师布防的中蒙东部边界一带。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0 19:49
守我国门 保我边疆——难忘兵团备战“戍边”岁月 （梁文玺）摘录
黑龙江兵团网 2007-05-11 22:03:56 作者: 梁文玺
中苏边境线长达7500公里。这条边界线，完全是1858年后，沙皇俄国趁中国“大而弱”之时，意为变东北为“黄俄罗斯”，多次入侵我国并强加多条不平等条约划定的。中苏边境东段，单与黑龙江省相接的边境线就长达近3100公里（水界2780公里、陆界260公里）。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条界江中，有大小岛屿1152个，按主航道中心线分，在苏侧538个，在我侧614个。但在苏制十万分之一地图上，将当属我方岛屿划入苏境的多达531个。苏军在中苏边境大量增兵，部署在亚洲地区的针对中国的总兵力达一百万人，坦克二万余辆，飞机三千多架。他们还在黑龙江对面纵深组建了两个空运突击旅，其中一个部署在我黑河地区对面的苏联境内。一个新的大规模武装入侵似乎正在酝酿之中。
那时，在黑龙江近5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我国只部署一个野战军和几个边防团，中苏双方军力对比相差悬殊。在边境地区和纵深要点，兵力薄弱，空隙较大。为了国家的安危，同时为了加强东北及黑龙江的安全，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居安思危，决定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当时的战略构想是，兵团在沈阳军区的指挥下，进行战役火力侦察，在边境地区的黑河、佳木斯、牡丹江各战役要点，杀伤迟滞敌人有生力量，掩护野战军展开战役。同时进行全民战争动员，组织指挥广大军民打击歼灭入侵者。这既是一项艰巨光荣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在当时来说重要的战略性举措。
快速组建武装部队
为了防止原苏联对我国进行突发地面武装入侵，沈阳军区党委根据“6·18”批示要求，决定：以沈阳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为基础，分别抽调精干人员，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指挥保障机关；从驻东北地区各野战军、旅大警备区、炮兵、工程兵等单位，抽调一些有实战经验的身体好的现役军人，分别担任兵团5个师60多个团的主管领导和部分机关工作人员。
当时，老红军、沈阳区副政委兼兵团政委李少元少将，老红军、身经百战、主持兵团工作的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少将，老红军、兵团政委程克廉等，率三千余名现役干部，以只争朝夕精神，打起背包就出发，用最短时间，最快速度，从四面八方奔赴兵团各级战斗岗位。他们会同原东北农垦总局领导，和有实践经验懂生产的农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迅速组成兵团、师、团领导机关，开始执行屯田戍边的伟大历史使命。
自1968年夏季开始，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城市的初高中毕业生，先后有近50万知识青年，来到兵团，充实各师团连队，为北大荒增添了巨大活力与生气。也就在知识青年来兵团的同时，兵团党委根据屯垦戍边之需，经黑龙江省、沈阳军区、中央批准，适时在同江、饶河、抚远千里荒原的三角洲地区，以原七星等4个团（场）为基础，组建兵团第六师，师部驻七星。
紧接着，动员最大力量，抢修二龙山至抚远长达320公里的屯垦戍边公路。在公路沿线两侧适宜地点，新组建60团（今前进农场）、61团（创业农场）、62团（红卫农场）、反修营（前锋农场）。1969年2月底，在冰雪稍融的初春，我随兵团刘竹轩副司令带领的慰问团，乘汽车去六师，调研慰问新建团队和知识青年。
从1968年底到1969年初，沈阳军区调集大批枪炮弹药，运至兵团各师。兵团司令部依据作战预案，按中国北方乙种步兵师编制标准，组建战备值班营35个，每个营编500余人（其中编3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同时还组建367个武装排，总计达2.2万人被武装起来。共装备**8000支，冲锋枪4000支，轻机枪630挺，12.7高射机枪45挺，60炮210门，82迫击炮110门，75反坦克炮130门，76加农炮30门，40火箭筒320具。还装备相当数量的手枪、手榴弹、反坦克手雷等武器，并备有至少一个基数的弹药。
这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常规武装力量。
按作战方向任务组建的武装营：在北安、黑河方向，兵团一师6个营；在鹤岗、萝北方向，兵团二师8个营；在宝清、饶河方向，兵团三师5个营；在牡丹江密山方向，兵团四师9个营；在双山、齐齐哈尔方向，兵团五师3个营；后组建的兵团六师武装4个营。
到1970年，沈阳军区进一步加强了兵团战备建设步伐。在原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又组建了一个步兵团（26团），驻佳木斯东万宝地区；在汤原组建武装炮兵63团；在大庆、兵团、师部等要点目标区，组建了21个高炮连、8个警通连，武装人员递增到4万人。重机枪达234挺，37高射炮84门，122榴弹炮18门。进一步增强了黑龙江的边防力量。
全力支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1969年3月2日至17日，中国边防部队指战员，在兵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对入侵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保卫了中国的神圣领土珍宝岛。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地区冰天雪地，气温为零下27摄氏度。上午8时许，中国边防部队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巡逻队沿中国境内的冰道抵近珍宝岛时，全副武装的苏联边防军立即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克依内两个地方，出动70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带篷卡车和一辆指挥车，向珍宝岛急速驶来，抢先侵入珍宝岛。苏军下车后，就开始阻止中国边防巡逻分队登岛巡逻。我当即发出警告，令其从中国领土撤走。但是，苏联边防军却摆开战斗队形，持枪步步紧逼，并以一个团的兵力向巡逻组左翼穿插，企图切断我巡逻队的退路。9时17分，苏联边防军对我巡逻组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后，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6人。我忍无可忍，被迫自卫反击，震惊世界的珍宝岛战斗开始了。
在此关键时刻，沈阳军区向兵团司令部发出了全力支援珍宝岛战斗的命令。兵团令驻红兴隆的第三师，在福利屯通往珍宝岛战场的公路各要点团营连，建立支前领导小组，设兵站，建物资供应站，变拖拉机修配场、工程队、医院为战勤分队。
地处珍宝岛的三师21团（今八五三农场），于3月8日接到组建担架营开赴前线的命令，经两个小时的战斗动员，请战者多达五千多人。最后选定450人组成担架营，开赴战场，进行战勤支援救助。
中国边防部队经过3月2日、15日和17日的战斗，共击毁、击伤苏联边防军坦克、装甲车17辆，击毁卡车、指挥车各一辆，毙伤200余人，缴获T-62型坦克一辆、各种枪31支（挺）、弹药和军用物资一部。
在支援珍宝岛战斗中，仅21团出动支援车辆956台次，抢修公路110公里，加固桥涵52座，支前面粉糕点八万余斤，担架营冒敌人炮火运送大批弹药、接运伤员，百分之八十的兵团战士为伤员输过血。沈阳军区给担架营一连三排立二等功，给杨一平立二等功，朱波、陈放、黄元培、芦爱信立三等功，受到统帅部的表彰。之后，21团战备值班营开赴珍宝岛与边防军共同担任戍边任务。
抓紧军事训练和战场建设
武装分队组建后，多利用农闲和冬季，抓紧对每位武装战士进行必须的战术、技术基础训练，使其具备战时需要的基本素质。如：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三打（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等训练。而且，特别重视对班长、排长和技术骨干的集中轮训。
从1969年至1972年，兵团、各师在教导队办培训班达210期，训练干部2154人，培训骨干2万人次。
1970年11月24日，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了“不当老爷兵”、进行野营拉练的指示，各部队迅速掀起了野营拉练的热潮。
记得当时英国有识军事评论家曾称赞：“中国在黑龙江边境地区，组建了一支很强的准军事部队。”
当时，兵团在中苏边界地区有32个边防团，距边界10公里内的一线连队195个，边界线长达650公里。为了保证边境安全，及时掌握敌情，我们先后建设了50个观察哨和巡逻组，常年坚持边防巡逻和对苏观察。先后捕捉苏联特工2人，阻截企图犯罪分子3人。同时，还不失时机地配合我国政治、外交斗争，进行登岛生产、拔航标等边防斗争任务。
1971年9月13日，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林彪在山海关机场私自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北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当时形势紧张，为此，兵团的两个值班团、九个值班营进入了一级战备。兵团前进指挥所，进驻到牡丹江海林地区。试想，掌握中国核心机密的林彪若叛逃成功，将是何等后果呢？然而，这不能不备。这一年兵团又武装150余个连队，武装总人数达7万人，轻重武器近五万余件。
本着平战结合的原则，兵团加快了战场建设的步伐。六个师的后方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建战备仓库、宿舍、医院2.5万多平方米，永备作战坑道500余米。在边界地区前沿要点，构筑相当数量的野战工事和战斗村、永久性菜窖近4千个。值班26团进入虎饶战区，接替野战军防务。构筑守备工事，加强有线无线通信建设，加修机动道路，使兵团防区公路达5500公里（沙石路2400公里），基本保证了战备戍边之需。
作者: 护林人 时间: 2018-11-20 20:07
注:1.1963年东北农垦总局成立。2.1965年中共东北局上报中央关于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3.1968年根据6.18批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1973年黑龙江省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并于1973年底黑龙江省粮食局在中央粮食工作会议上递交了关于建设兵团亏损及没有完成小麦上交任务的“黑报告”；得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归属黑龙江省管理。5.1976年兵团转制所有兵团正式回归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与北大荒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收编的国营大农场交叉管理。6.2017年——1973年成立的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摘牌、解散。所有黑龙江省的国营农场归属地方所在县管理。
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8-11-20 20:55
然后，就是承包给种粮大户，变成民营企业。真好，真快。老板叫：民营企业家，职工叫：奴才。
作者: 遂宁知青 时间: 2018-11-20 21:56
没想到戍边知青还有非常严俊的历史背景，兵团建制如此复杂，对我们南方知青确实不了解，你们辛苦了，历史会给你记功的，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的，向你们致敬！
作者: 护林人 时间: 2018-11-20 21:58
哈哈，手持镰刀为武器的值班哨所；我连就有一个而且这哨所坚持了连年多——那个年代弄虚作假……
作者: 护林人 时间: 2018-11-20 22:12
手拿镰刀为武器的值班哨所——而且连站了两年多，我也是当年曾光荣的在黑龙江边的牛圈值过勤，夜间有敌情是点燃喂牛的谷草垛给远在五里地的连队发信号。再由连队通知团部。我们这紧靠黑龙江边的连队没有一件武器，拿锄头镰刀也可以像当年的红军一样打败蒋匪军……
作者: 护林人 时间: 2018-11-20 22:14
那个年代弄虚作假的文章太多……
作者: 护林人 时间: 2018-11-20 22:30
当年苏联对日宣战，进入东北的一支部队就是从我们连的西北角的北口子渡江参战的——我们连是我们团西北方向的最边远的连队——却没有一件正规武器——只有锄头镰刀，对了还有冬季刨肥的大锤和钢钎！
作者: 护林人 时间: 2018-11-21 10:47
本帖最后由 护林人 于 2018-11-21 10:55 编辑
结束篇：
自从2010年为寻找曾度过青春岁月的第二故乡北大荒二九0农场的网站，却搜寻到我们当年二师现在的宝泉岭管理局的官方网站——宝泉岭信息港。
因为是主要寻找二九0农场的信息，竟第一眼看到的是二九0农场场史的《前言》，根据我的当年搞杂志发行的经验（后来改为研究会学术市场推广部）任何文章的前言绝对会概括的介绍这篇文章的精髓。
但是作为济南军区农建二师五团奉军委的命令——二师先遣部队的5团3营及营机关500多人于1954年8月开赴北大荒的三营教导员、当年的二九0农场场长杨克强撰写的二九0场史史志《前言》，我遍寻整个前言都没有兵团和知青这四个字。不禁在前言下以游客名义发表了我的看法和质问的留言。
后来再看宝泉岭管理局各农场的场史史志《前言》几乎都是如此，在登录我们管局官方网站之下的知青网站——宝泉岭论坛；这几乎都是当年兵团精英的论坛，却没有几篇是歌颂现役军人“英雄事迹”的文章。全部都是当年青春岁月颂扬自己光荣历史的篇章——当然那歌颂在老农垦关爱下成长的文章也是寥寥无几！
我后来才知道，这些当年兵团精英们都是兵团组建后替换被下放的连队基层干部——和老农垦平起平坐；或者可以说是老农垦们的顶头上司；怎么会写出歌颂他们领导下的那些已经下放到其它连队老农垦的文章！
而后再看我们团初期兵团精英们撰写的回忆文章也是吹捧自己的文章，可是当2015年后退休的我们这些小69登录这个论坛《知青足迹》发表的几部长篇回忆录，几乎和我在我们论坛撰写发表的回忆录一样，都是歌颂当年在兵团老农垦关爱下度过那美好的青春岁月的篇章。
后来在我全部下载了我们二九0农场的九部（篇）回忆录，更是看出当年8团和2师其它9各团的截然不同的观点——也是当年兵团组建后二师其它9个团，都严格执行了将原老农场和所有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全部下放到连队了（所有农场主要负责人都异地下放到其它团——就是兵团改制后也没有回到原来他们亲手建立的老农场——成了终生遗憾遗憾的望乡鬼！）。
而我们8团独特的团营连三级建制的单位，寥寥几十个现役军人都是龟缩在团机关司政后的团干部，下属五个营和所属的54个农业连队的领导权都牢牢掌控在老农垦的手中。
而五个营的干部配置和所属下54个农业连队一样的标准干部配置：营长、副营长、营教导员都是开拓了北大荒的老农垦担任，只是为了便于女知青的工作便利营副教导员由一名女知青担任。
那下属的54各农业连队干部配置几乎都像营级上级机关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连长、机务副连长和场院后勤的副连长、指导员都是老农垦担任，也是仅仅配置了一名女知青副指导员。
而初到北大荒我所在2营20连那机务、基建、场院、农工四排、五排和后勤六个排的正排长都是老农垦（其中农工五排排长是63年北京支青）只有六个排的副排长都是清一色的女知青。
待续
作者: 护林人 时间: 2018-11-21 12:30
回想当年的历史，在宝泉岭论坛当年兵团二师；现今的宝泉岭农场管理局这个知青网站所出现的这种局面，不难看出当年的兵团余威，歌颂当年兵团精英自己的光辉伟绩（真正歌颂现役军人的文章极少）的篇章充斥着论坛。
而我和后来登陆论坛的回忆录和文章却是另外一种局面。这就是我们这个当年兵团王副司令员打掉兵团最后一个土围子的根本所在吧？！！！
而后在我在宝泉岭论坛直接敲击电脑键盘，在每天中午喝着小酒敲击出我的个人回忆录时（几乎每天一篇，3个月120天完成了我后来定名为《50后的幸福——北大荒篇》初稿后）。在自己校对、重新编辑之时，发表了我对二九0农场场史史志《前言》的一篇文章《观二九0场史史志前言——不应遗忘知青奋斗的一段历史》引发了一场反对诬蔑《前言》撰写者杨克强的论战和对我的围攻。
其实对于场史史志《前言》的撰写者，我以为他的观点出自于对当年极左的现役军人迫害老农场干部的迫害而特意在场史前言中只字不提兵团、知青的。因为在1977年二九0农场落实政策工作组的四个成员都是和我住在机关知青临时宿舍，他们的大部分材料都搁在宿舍里——而我却因为住在宿舍的机关知青有的已经返城。而我的工作又是机单调轻松的，几乎翻看了落实政策工作组的大部分档案。触目惊心的兵团极左的现役军人迫害老农场干部及知青的血淋淋事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我以为是这个原因和1975年兵团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年三十前夺取基层领导权战役”的历史，造成了二九0农场场史史志《前言》的撰写者在前言中只字不提兵团、知青的真正原因。
当年在我发表了《观二九0场史史志前言——不应遗忘知青奋斗的一段历史》文章之后，我在兵团精英和荒二代的双面夹攻之下，才有了研究北大荒垦荒史和兵团史的动念，查询所有北大荒垦荒史和兵团史的所有历史资料，又超脱我个人身份，用老农垦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才有了我现今的历史观——当年开拓了北大荒并奉献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老垦荒人眼中的历史。
而后才发表了奉劝当年兵团精英的《不妨读读农场史》的文章。
待续
作者: 护林人 时间: 2018-11-21 12:54
本帖最后由 护林人 于 2018-11-21 12:59 编辑
我这个当年极受曾祖母溺爱，不到9岁才上小学——1951年11月底出生的小69，由于年龄的关系，虽然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和大串联。但是那复课闹革命刚刚升入中学——给老三届插队知青家送喜报的事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还有街坊邻居那老三届到山西、陕西插队的大哥哥大姐姐后来给家中来信；及逃跑回家过年诉说和反映的真实事实，让我这年长两岁的小69对前途的担忧和战栗是和同届小69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也是我现今对当年毛泽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与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必然的相反；尤其在1973年探亲之时，接触到当年非常要好的老三届大哥哥们相遇得知他们已分配到插队地区本省的铁路和工矿和乡镇企业时，纳闷怎么没有回京呢？而1975年上海宝钢、北京首钢宁可招收农民（工），也不招回一个下乡知青和国营农场职工（兵团知青），才让我恍然大悟——永远扎根边疆是我们最终的命运结局，还会搭上我们的子孙后代啊！当年最初插队的知青还落得分配到本地区的工矿企业和乡镇企业，那1971年以后到北京郊区插队的知青三四年以后还会回到北京，而我们只有永远扎根边疆且连带我们的子子孙孙啊！
作者: 护林人 时间: 2018-11-21 13:16
中国知青网的老三届大哥哥、大姐姐们，因为当年的我这小69虽然同处一个年代，但是69年才连锅端的到了北大荒、又分配到了那兵团75年底才被打掉的最后一个“土围子”——当年东北农垦总局四大王牌农场之一的二九0农场。在兵团连队工作了6年，而在经历了8团历史性大转折后调到了团部、、、、、、。
特殊的经历，让我对当年的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也许我的这篇《闲说6.18》对我们中国知青网引发了一场论战，我以为也是极正常的——在当今全国知青网几乎沉寂、宣布下线之时；我以为是值得庆幸和欢欣的。
如有冒昧之处还望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原谅！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1 21:4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1 22:08 编辑
楼主这组文章的用意表述的有点模糊，写农场历史可以兼述国家上山下乡历史，但是要把局部和全局的历史联系起来就需要很小心。
感谢楼主让我们知道黑龙江兵团特殊的历史沿革，看来在解放战争期间老东北局就在北大荒开始建立党营农场了，因那时还没有建国，不能说是国营农场，可能说公营农场比较准确，因此黑龙江兵团的起点比王震的359旅在新疆建立兵团还早。
现在的北大荒农垦历史包括几部分：1，解放战争时期老东北局和全国解放初期在北大荒的开垦（包括军队复员转业军人）；2，63年到66年2月由新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策划的因应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而在黑龙江组建兵团，派遣了万余人去北大荒，但因文革而中断；3，文革中的68－6－18，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关于在黑龙江组建扩大规模的大军区管辖下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将原有的黑龙江省军区和黑龙江省管辖下的军垦和农垦单位合并交给沈阳军区，接收全国数省份的中学毕业生（知青）组成由现役军人管理的军队建制的兵团（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自1968年6月建立到1976年2月解散后交给黑龙江省管理，前后经历7年多时间）；4， 1976年以后黑龙江垦区由地方政府管理恢复国营农场体制；5，改革开放以后北大荒国营农场的改制。
纵观黑龙江垦区历史，文革期间的兵团史具有文革的特性，那就是安排知识青年。毛泽东68－6－18批示要比他动员上山下乡的68－12－21指示早半年，仅限于黑龙江兵团。全国上山下乡高潮是在68年12月底毛泽东出面动员后，全国组建12个兵团主要是在69年和70年，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能说毛泽东68－6－18批示是国家上山下乡政策的战略转变，也不能说自那以后全国再无大规模跨省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运动。楼主说68－70年间全国有900万知青到各地兵团，这个数字的来源不明，据我所知文革期间到兵团的知青不超过200万，其中到黑龙江兵团的知青最多，有50万。内蒙兵团10多万，其他小兵团也就在几万人。就算全国12个兵团都去了50万知青，全加起来也只是600万，12×50=600。因此从全局来说楼主的文章不论对上山下乡历史的概括还是研究数据的来源都不准确。从黑龙江兵团局部历史来说，楼主突出了文革时期老军垦和新现役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于知青的历史一带而过，特别是对68－69年兵团战备的历史作用不屑一顾，连黑龙江兵团在珍宝岛战役前后突出的历史亮点都给予抹杀，这就不应该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有错，党对此已作出了结论，但是党对文革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组织的战备工作并没有否定。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在多年战争年代带领党和军队走向胜利的大师，如果说他们在68－69年战争威胁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在全国组建兵团完全是为了遣散知青的一种借口就不严肃了，实际上国家的战备工作从文革前大建三线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就开始了，文革也是战备的一环，为了肃清内部的亲苏派，尽管这种文革是错误的，变成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我们永远不能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把国家搞坏，就是为了迫害我们这一代。如果说当年搞上山下乡和组建兵团就是为了让老三届外带我们69届永远世世代代呆在偏远山乡边疆，这个说法是否有些过了？
总之，写兵团史，写上山下乡历史切忌以偏概全。楼主的用心可赞，但思路偏了，当然多元思想共存，百家争鸣也能互相促进思辨，楼主的新视角也是一家之言，有很大的参考性，辛苦！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1 23:3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1 23:42 编辑
刘国新，男，汉族, 1950年12月生于天津，籍贯山东淄博。中共党员，研究员。1968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任连副指导员、团理论教员、团中学教师。197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84至1993年留校任教，历任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室教研室副主任、中国当代政治教研室主任、系党总支副书记、代理书记。1990年被破格评为副教授，199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3年正式调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先后担任《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主编兼社长，国史多卷本第一卷副主编。 1995年晋升为研究员。1992年起任所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1996年起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第三（文化和社会史）研究室主任、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社科院国史系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战备问题研究述评
·刘国新·
战备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战备问题则是影响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水平确有进行一番梳理的必要。 一、关于研究现状 战备问题是国史中的重要问题，但学术界对战备问题的研究却显得不那么丰厚。从论文数量看，目前能检索到的不超过20篇，主要有：郑谦的《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总第4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刘志男的《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新文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新文：《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杨贵华的《怎样看待全国性战备及其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影响》杨贵华：《怎样看待全国性战备及其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影响》，《中国军事科学》2000年第1期。、徐奎的《理性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战备”》徐奎：《理性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战备”》，《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5期。等。连同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内也不过三四十篇，且较集中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至于战备问题的专著则告阙如。一些著作如于化民、胡哲峰的《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于化民、胡哲峰：《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普丰等的《现代国防论》王普丰等：《现代国防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楼耀亮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姚有志的《毛泽东大战略》姚有志：《毛泽东大战略》，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金钿主编的《国家安全论》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以及《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国防和军事类卷等，或从国防战略的角度，或从外交关系的角度，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涉及或提及战备，但都不属于专门的战备论著。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综述类专著值得关注。较早的有《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杨先材主编：《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期标准，共列45个专题，内容比较齐全，但缺少了关于战备问题的专题。晚近出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编、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列了22个专题，数量上虽不及前者，但时间跨度长，从建党到21世纪初，题目也都比较大，每一个专题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时期，作者都是本专题的专家，遗憾的是这本书同样没有关于战备的专题综述。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战备问题首先是军事问题，军事准备、军事部署都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有些材料至今仍未解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研究的深入开展。二是“三线”建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战备问题研究。“三线”建设与战备问题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如果把战备当做一种指导思想，一个政策选项的话，“三线”建设则是它的具体措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研究“三线”建设问题更具基础性和操作性。
二、若干有争论的问题二、若干有争论的问题 1. 关于战备形势的判断 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研究者是存在不同判断的，从而透视出战备在当时的必要性、合理性与否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决策者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做出了过分的反应。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第十八章中对此有所论述。这一章无论是就全书的比例而言还是相对于这段历史的长度和复杂性而言都显得比较单薄，但作者仍然用不长的篇幅做出论断。他认为，当年的决策者没有能够预见它（指战争气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反而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甚至，即使在事态渐渐缓和下去之后，毛泽东也丝毫不认为战争危险已经过去，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重工业工厂和研究部门被迁到内地可以防空的大山中，无数的资料和人力被浪费在城市的‘深挖洞’里……”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7页。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叶晖南。他认为，由于国家倾全力进行备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一时期国防建设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立在对形势判断失误的基础上的，因而其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而且这个战略方针实施的时间贯穿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整整20年，其中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最甚，军费开支的加大，军队员额的激增，加上‘一切以战备的观点来衡量’的思维定式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落后局面。经济建设的落后又反过来影响到国防建设，虽然战略武器搞上去了，但常规武器又重新同世界先进水平拉大了距离。同时，国防建设本身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受到很大损失”。叶晖南：《建国以来我国国防战略的四次大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胡哲峰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自60年代中期，我周边形势和国际形势严峻，除东南方向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断在沿海进行窜扰活动，西南方向印度不甘心失败，依然与我处于对峙状态外，更增加了新的战争因素，这就是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轰炸越南北方，威胁我南部边疆，苏联则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威胁我北部边疆。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中中央军委不得不做出相应反应，要准备打仗。胡哲峰：《建国以来若干军事战略方针探悉》，《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更多的学者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他们认为，战备是根据国际形势需要做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等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出发做出的重要决策，不是头脑发热。6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严峻形势，我国东、西、南、北都受到军事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严重，不断强调加强战备工作。新文：《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郑谦没有从总体上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他认为1962年以后的一系列严峻的事实，迫使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但他又指出，1969～1970年间，中共九大前后，出现过一次遍及全国、规模空前的战备高潮。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突击性的高潮阶段。这次高潮的出现，反映出对战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其影响巨大，在“左”的思想下，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干扰破坏，在经济生活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在政治上助长了当时已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总第41辑，第204、212页。 与上述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方针的角度考察战备问题视角不同，刘志男以大国关系和国家利益为视角指出，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未来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敌人有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及中国战略后方建设、国防科技和人民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做出了大量富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他的结论是：“既然战备关系着祖国的安危，而祖国的安危又影响着世界的格局，那么，在分析和研究世界战略格局之所以得以建立、中国外交在70年代后进入‘大踏步前进的时期，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更加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产生原因时，难道不应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外交战略的挑战与加强战备之间存在着相互呼应、相互联系的必然关系吗？换言之，1969年‘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难道不是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吗！？更进一步说，对美苏关系的研究与调整，难道不是中国军队战备工作的必然延续吗！？”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1 23:40
2. 关于战备口号的由来 所谓战备的口号是指“备战、备荒、为人民”。那么，这个口号是怎么形成的？陈东林认为是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的根据是，毛泽东说：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陈文进一步引证说：“1966年3月，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作了高度概括，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页。廖述江认为最早提出这个口号的是周恩来。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7月21日向国务院做了汇报。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廖述江：《“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由来和历史演变》，《党史文苑》2006年第7期。 究竟陈东林和廖述江哪个说法更准确呢？廖述江观点有《周恩来年谱（1949—1976）》做有力的支撑。 据查《周恩来年谱（1949—1976）》8月23日条，是这样记述的：“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五十八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长期规划问题时，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并分别阐述了三者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指出：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51页。这一段记载证明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确实是周恩来概括出来的。除此以外，这段话还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即周恩来不但将毛泽东的三句话“顺嘴”做了概括，而且还对三者的关系做了简单明了的论述，得出“备战是阶级斗争”、“备荒是同自然界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结论。正是周恩来创造性地发挥了毛泽东的战备思想，才使得战备口号言简意赅，能够令广大人民群众更为切实地理解它的精神实质。这一重要内容，无论是陈文还是廖文都没有征引。 新近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印证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的说法是对的。书中讲：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3页。这就把口号形成问题完全说清楚了。 3. 关于“三五”计划3. 关于“三五”计划 按照最初的设想，从1963年开始编制十年规划和“三五”计划。“三五”计划的目标就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把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性质”。《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4页。由于美帝国主义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和轰炸越南北方，全面发动了侵越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口。针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提出要防备敌人的入侵，要有战略后方。工厂不能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要抢时间把工厂迁到二、三线，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这样，“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就转向以战备为中心了。 如何看待增加了战备内容的“三五”计划，有的著作对于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对基本建设投资进行相应的调整是持肯定态度的。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174页。有的著作认为“三五”计划不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预算从1080亿元减少到850亿元，虽然在实际建设中被大大突破至97603亿元，但比“二五”时期的实际投资120609亿元还是少了许多。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投资方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安排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重工业408亿元、国防工业87亿元、交通运输133亿元，三者合计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由原来的20%降至141%；轻工业375亿元，占44%。另外，各项指标也定得较低，留有余地，因此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竭泽而渔的情况。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283页。还有的著作也认为从总体上看，“三五”计划着重改变工业的布局，强调加强内地建设，在当时还是必要的，其主要指标也是留有余地的。但同时认为，“三五”计划是在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局势严重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在内地建设安排上存在着过急过快的问题。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457页。 评价“三五”计划的复杂性在于该计划刚刚起步就发生了“文革”。“文革”初起之际对于经济建设的冲击是公认的事实，即便是对“文革”时期经济状况持基本肯定观点的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也不例外。该书第十章第三节的标题为“‘文革’头三年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以下的小标题依次为：“‘造反’、‘夺权’对经济秩序的严重冲击”、“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破坏”、“极‘左’经济思潮的泛滥”。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43～650页。但怎样具体分析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有的著作在总体上做出价值判断：从1966年6月以后，我国进入了“文革”时期，混乱局面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指挥失灵、生产停滞的现象不断出现，经济领导部门忙于应付，连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也不能按时制定。到1969年中共九大开过之后，全国形势逐渐平稳，但各种运动不断，难以恢复正常秩序。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更多的著作是把“三五”计划分成不同的小阶段具体分析。有的提出，“文革”的发动对1966年经济的影响“总的说来，仍然带有局部的性质，动乱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真正影响到经济领域特别是基层的工作是在第四季度开始的”，同时还指出，之所以说是带有局部性质，是因为第一，前几年生产建设的成就为1966年的经济发展准备了比较雄厚的基础；第二，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各项具体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仍得到继续执行；第三，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高级干部，怀疑、抵制这场动乱。所以，1966年的经济仍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7亿元，超额102%完成年度计划，比上年增长173%。国家财政收入5587亿元，比上年增长244%，支出5416亿元，收大于支171亿元。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351～352页。这个观点被不少后来出版的经济史专著所接受，如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对“三五”计划造成冲击的是1967、1968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两年动乱的严重后果是：生产连年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市场供应紧张，文教事业备受摧残，国民经济全面衰退，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20153亿元比1966年下降了近10%，1968年又下降了42%，只为1966年的866%。财政收入1967年为4194亿元，比1966年减少1393亿元，减幅达25%，1968年又减收了581亿元，减少139%。连续两年的政治大动荡，导致经济连年下降，1968年降到了“谷底”。如果以1953～1965年13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实际增长速度79%计算，1967、1968年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应达5220亿元，而实际这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1198亿元。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365页；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469页。按照“三五”计划国防工业“三线”建设的部署，到1970年要新建29个生产基地，400个工厂。实际到1968年下半年，正在建设的只有20个基地，其中已开工的只有116个工厂。本应在1970年全部完成的这些“三线”建设项目，被迫推迟到“四五”计划期间。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页。1969年局面逐步趋于稳定，周恩来重新组织编制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结束了两年经济发展无计划状态，基本上刹住了生产下降的趋势，经济开始回升。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第365～367页；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473页。 有的著作用经济发展总量的周期波动趋势对“文革”时期经济做综合性描述，其中涉及“三五”计划。该文指出，1966～1968年，国民收入环比增长率分别为17、－72、－65，呈古典波形。全波共六年，高潮四年，低潮两年。1966年处在四个高潮年份中的最后位置，是经济上升的一年，是“三五”计划的开门红，是“文革”时期我国经济三起三落中的“首起”。1967～1968年都是低潮年，1968年成为“首落”的低谷。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卷三，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6页。还有的著作对“三五”计划作了如下概括：“三五”计划总的来说呈现了“起（1966年）——落（1967、1968年）——起（1969年）”的跌宕起伏状态。1966年，出现了预计提前两年完成计划的良好发展势头。1967、1968年“文革”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计划完成情况连续出现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三五”计划以临战的非正常状态取代了前三年无政府主义的非正常状态。1970年的高投入使原定指标较低、本可提前两年完成的“三五”计划勉强完成，但也埋下了“三个突破”的危机。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这个概括笔者以为是站得住的。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1 23:41
4. 关于“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一号命令”是指1969年10月18日，林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发布的“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80年代出版的一些著作都把“一号命令”与中央领导人的疏散相联系，同时把它作为林彪迫害老干部的罪证。例如：《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1980年12月5～8日《工人日报》；《在江西的日子里》，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26页；《“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等等。事实上，“一号命令”与中央疏散老干部的决定不存在因果关系，最早提出辨误的苏采青撰文指出：林彪的“一号命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内容，疏散中央领导人是毛泽东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经中央讨论通过的，下放知识分子干部和文教单位一事也是根据毛泽东“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进行的。苏采青：《“文化大革命”史事辨误三则——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 据考证，林彪的“一号命令”的确没有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内容，林彪是10月18日疏散到苏州的，到达当天他就给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共6条，主要内容有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由此可见，“一号命令”确实是关于军队临战部署的文件，其中没有疏散领导人的内容，更没有下放干部的内容了。当然林彪在发布这个命令之前，未征得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4页。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非同小可。试想，当晚，“一号命令”迅速用电话转达到全军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而作为统帅的毛泽东还不知晓。这件事充分暴露了林彪个人野心，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 再从时间上看，也能说明疏散中央领导人和下放干部与“一号命令”无直接联系。中央关于疏散领导人的通知是10月14日晚发出的，该通知要求老同志于20日之前全部疏散，而“一号命令”是18日发出的。疏散通知在前，“一号命令”在后。至于下放干部，早在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就在社论中发出了，完成夺权的同时就标志着整个运动已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斗、批、改”当中就包括“下放科室人员”。10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社论，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在当时，干部下放在人们心目中是早晚要发生的事了。这些都在“一号命令”之前。 1999年7月，笔者主持了有国内研究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的专家以及亲历了战备决策和事件的老同志参加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会上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原总参作战部的老同志以当事人的身份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作了介绍，有关学者从学术角度进行了论证。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1 23:5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1 23:54 编辑
在探讨兵团战备历史的过程中，我托人到北京军区去询问当年决策组建兵团的具体过程，但北京军区说是总参决策的，再到总参去询问，总参说涉及战备机密，无可奉告。内蒙兵团在69年10月一号通令下达后，战备值班连队曾与正规军一起进驻大青山（阴山）山脉的国家战备坑道三天三夜，那些战备设施有的可通行军车和大炮，还可储藏战斗机，三防。现在那些战备坑道的位置仍然保密，但兵团老战士知道，在兵团网上这些老战士自觉保守国家机密不乱说，当然不知道属于另一回事。
作者: 护林人 时间: 2018-11-22 08:04
本帖最后由 护林人 于 2018-11-22 08:13 编辑
无声：
你若想像当年报刊官样宣传那吓唬老毛子文章，来宣扬兵团的“光荣历史“——请自己单发一帖；别象苍蝇一样粽在我的帖子里让人生厌！
我劝你仔细读读兵团战士网那兵团组建后六个师和其下属的65个团的所对应的原各国营农场对照表，那当年吹牛皮的吓唬老毛子的官样文章的真实历史就会不攻自破。
请不要忘了，毛泽东的6.18批示是组建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而不是野战兵团，全部是沿黑龙江边境的国营农场；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生产建设兵团。而那兵团战士网在介绍所兵团组成的部队，兵团只有一个独立营，还注明1969年划归于我们2师8团，成为我们五营。其属下的连队分到了3营、4营、5营。
这兵团唯一的独立营是原来黑龙江省蜿蜒河水产养殖场，划归我们8团后它原来国家分配的乌苏里江大马哈鱼渔汛期每年必须参加的——到划归抚远境内乌苏里江大小黑鱼泡地段的打大马哈鱼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8团身上。
除了兵团直属的两个值班团，再也没有什么你所说的几十个武装值班营的编制。就是珍宝岛战役，那参战的担架营，也是临时组成的。而且在我们兵团2师，从来没有什么武装值班营，我想你所说的兵团几十个武装值班营都在兵团四师或者都在四师某团吧？！！！
真的很可笑，我觉得你吹嘘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口吻，怎么和那些美国籍当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战士，拿当年吓唬老毛子所谓的兵团”光荣历史“；在美国吹嘘以抬高自己的在美国的”高贵“身份！
无声我希望你自重！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2 12:24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2 13:22 编辑
护林人语录：
而1976年全国所有生产建设兵团的转制，变身为各省直接领导的国营农场总局的国营农场这一变局。让研究兵团史的敏锐知青，才看到了毛泽东6.18批示的真正面容、、、、、、
之所以在闲说6.18的主帖下，详细的叙述农垦兵团的建制来源以及它的结局。绝对跟文革后期毛泽东发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的知青运动由于由于6.18批示不但全部解决了文革造成的初高中6届毕业生的积压问题，而且小69的连锅端更是让毛泽东放下了最后一块心病。
从此戴上了中国人名解放军序列——光荣的兵团战士的光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扎根边疆的真正含义，从1976年全国12支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农建师的转制，变身于国营农场正式职工才是6.18批示真正的最终目的。
在那些当年在反修前线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最辉煌的伟绩——参加当年最出名的珍宝岛战役，真正的编制和作用只不过是担架营。在战争中连民兵的作用还低。
所谓的兵团战备，保卫边疆只不过是毛泽东6.18批示的一种借中苏关系紧张发配文革中积压的六届初高中毕业大部分没有上山下乡的“毕业生”的一种名义而已。
我们虽然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但是属于序列。没有枪，扛的是锄头，拿的是镰刀。说一句北京的老话，叫不男不女的二尾（yi）子，就像过去太监一样，像男人却是没男人的功能。
追溯历史，自从毛泽东的6.18批示之后，再也没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跨省到农村插队的现象出现。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2 12:54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2 13:18 编辑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2 12:29 编辑
护林人 发表于 2018-11-22 08:04
无声：
你若想像当年报刊官样宣传那吓唬老毛子文章，来宣扬兵团的“光荣历史“——请自己单发一帖；别象苍蝇 ...
护林人：
本来是很正常的各种历史观点的讨论，你这样一翻脸，再加上出言不逊和骂人就显出你的学识和素养来了！你以一家之言试图否定全国兵团的战略背景，把69届说成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必欲赶走而后快，你的“69届情结”是否影响了你的正常思维？你一口一个小69，其实你9岁上学，69年你已18岁了吧？我们这些69年下去的69届平均16岁，刚到兵团正是珍宝岛刚打完仗，我们都写了绝命书准备和苏修拼命，你现在却在那里说风凉话？请看我当年是怎么说的：
我母亲保存下来的我在69年写的决心书：
“毛主席最近指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爆发,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毛主席还说过:"不论出了什么大事,不要慌慌张张. 你慌慌张张还能打胜仗?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政治上准备好了就不慌张了.原子弹打下来, 无非是见马克思.自古皆有死, 人不信不立. 死就死,死不完就干......总来言之, 我们准备打.打起仗来不要慌张不要怕.无非是天下大乱,无非是要死人.人总是要死的. 站着死, 躺着死都行.不死就干, 打死一半还有一半.
正象毛主席所说的:"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去实现".正因为这样, 在连里战备教育和经过以上学习的鼓舞, 使我对战争有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和为革命牺牲的决心.我觉得在未来消灭帝修反的战争中要振奋无产阶级后代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从现在开始就要有所准备.要时刻准备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宏伟的人类解放事业.”
再看我们内蒙兵团战友的文章：
转帖自<兵团战友之家>
朝克山
当年中苏双方陈兵百万，剑拔弩张。苏联方面也害怕中国人打过去，苏、蒙还真做了边境地区的防御准备。
但是，从中国方面：当时我国最高统帅部一直是持“反苏修侵略、把敌人放进来消灭之”战略指导思想，并以此来部署我国的军事力量。从以上帖子披露的我军配属，清楚地反映了我军基本是防守的态势。
从1968年开始，咱国家为防苏修入侵，就陆续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筹建生产建设兵团。此举既解戍守边疆缺人之愁，还减轻国防经费财政不足之难。
咱也知道咱军事装备差，没别的法子，咱只好用人海战术弥补！仅内蒙古兵团就从连级起，以现役军人搭架子、用复员老兵为班排骨干，从京津沪冀晋鲁浙内蒙等地招收知青当战士，迅速组成了六个师、十万之众的准军事组织！司令员何凤山以啃孟良崮硬骨头著称，政委倪子文是抗日时期就在河北打游击的华北老农垦。打起仗来既能拼，也会游击；平时种地养活自己！——估计当年上头这么琢磨着搭配兵团班子，并希冀内蒙兵团起这么个作用。
我国又利用1968年征兵，快速扩建了驻扎在内蒙古的独立师、守备师、骑兵团等地方部队。在内蒙古（指当时北京战区分管区域）就有七、八万人的地方部队。
若再把散布在内蒙各地的知青、青年民兵也计算进去，仅内蒙古就有三十多万战时能拿武器的庞大力量与入侵之敌抗衡，这是任何敌人发动战争前不得不认真考虑的对手！
从现在解密的当年我军军事部署看，我们显然要避敌锋芒。万一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在战争一期，我军地方部队和兵团将守土抗敌，尽量阻滞敌军的闪击效率、消耗敌锐气；然后在敌后骚扰敌人补给线，不让敌踏实。我方不惜以内蒙前线小的牺牲（二十万人，对全局而言仍是局部）换取山西、河北二线我野战军的随机调防和准备。到了战争二期，就是要把疲惫不堪的敌人引到我军擅长的冀北山地进行决战。只有敌人的机械化、重装装备施展不开的时机，我军才能反败为胜，争取战局的主动有利态势向我方转变。
当时，北京军区各野战军除了抽调现役干部分头承包组建兵团个团外，还派遣了一些小分队深入内蒙古各市、盟，为“三支两军”、成立各地“前指”。各军的主力基本还是配属在山西、河北西部、北部，“深挖洞”构筑工事，拱卫首都。其中，69军由于其前身就是绥远起义部队，该部队比其他野战军更为了解和熟悉内蒙古地形、人文，该部队在部署上，更为靠前（即深入内蒙古）一些。
相信大家看到这些资料后，不难发现，当年我们兵团的确是“苏修”不敢小觑的重要威慑力量，一触即发的中苏大战之所以没打起来，这里面有你、我和所有兵团战友的一份作用！
最后看看被你说成是“当年报刊官样宣传那吓唬老毛子文章”所产生的结果：
2008/11/9 15:33:00 无声[只看该作者]
俄羅斯版《蘇軍的海外行動》对兵团的评价
我一直都在找前苏联官方对兵团的评价.这个月是珍宝岛事件39周年,我 终于在2008-02-07香港星岛集团环球网上看到了来自2002年俄羅斯出版的《蘇軍的海外行動》期刊中关于苏方对兵团的评价,这也是自珍宝岛战斗34年后俄国人一直维持的对兵团的传统认识! 他们称我们是“勞動大軍”部隊,大型軍事化國營農場,實際上都是些供軍人駐紮的軍屯."我估计是当年苏联特务匆匆穿过兵团住地看到现役军人和持枪操练的兵团战士所得出的结论.这也说明兵团起到了震慑入侵者的历史作用.那场战争没有打起来,兵团人的"蹉跎岁月"也不应算是荒度了吧?
2002年俄羅斯出版的《蘇軍的海外行動》摘录与兵团有关章节:
"中國政府又加劇緊張形勢，在靠近蘇聯邊境的地區集結軍隊，組織了大批所謂“勞動大軍”部隊。在這些地方，他們開始建設一些大型軍事化國營農場，而它們實際上都是些供軍人駐紮的軍屯。中國“基幹民兵”也大量涌現，被派來保衛中蘇邊界。"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2 20:0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22 21:03 编辑
护林人：
等你半天都小睡一觉回来却没看到你在这里趾高气昂的回复我，但你却另起一楼找到力挺你否毛和批判美国黑龙江兵团和内蒙兵团“五毛党”的新盟友了？祝贺！
不过也要小声说一句，你的新盟友可是自称最挺毛的，他们是否会把你“掐死”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也难说，除非你们都是口是心非或口非心是的“二尾（yi）子”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2 21:08
再把你的语录贴在这里，也不想冤枉你，你可以对你的语录做出解释：
护林人语录：
而1976年全国所有生产建设兵团的转制，变身为各省直接领导的国营农场总局的国营农场这一变局。让研究兵团史的敏锐知青，才看到了毛泽东6.18批示的真正面容、、、、、、
之所以在闲说6.18的主帖下，详细的叙述农垦兵团的建制来源以及它的结局。绝对跟文革后期毛泽东发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的知青运动由于由于6.18批示不但全部解决了文革造成的初高中6届毕业生的积压问题，而且小69的连锅端更是让毛泽东放下了最后一块心病。
从此戴上了中国人名解放军序列——光荣的兵团战士的光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扎根边疆的真正含义，从1976年全国12支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农建师的转制，变身于国营农场正式职工才是6.18批示真正的最终目的。
在那些当年在反修前线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最辉煌的伟绩——参加当年最出名的珍宝岛战役，真正的编制和作用只不过是担架营。在战争中连民兵的作用还低。
所谓的兵团战备，保卫边疆只不过是毛泽东6.18批示的一种借中苏关系紧张发配文革中积压的六届初高中毕业大部分没有上山下乡的“毕业生”的一种名义而已。
我们虽然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但是属于序列。没有枪，扛的是锄头，拿的是镰刀。说一句北京的老话，叫不男不女的二尾（yi）子，就像过去太监一样，像男人却是没男人的功能。
追溯历史，自从毛泽东的6.18批示之后，再也没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跨省到农村插队的现象出现。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2 22:20
共同，先乡：
快来看啊！反毛和侮辱老知青的言论在这里，你们赶快来做出正义的回应吧！
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8-11-22 23:08
无声，第N次正告你：你的伪装已经没有了，遮羞布也没有了，大家都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人了。我的任务也就到此结束了。
你喜欢满地打滚，那是你的事，本人没兴趣，还是好自为之吧。
中国市场虽然很大，可惜没有你的市场。美国虽然也很大，永远不会成为你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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