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学研究的实验模型图解
上面这个图解是中文版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流程，但这个图解是个没有闭合的“路线图”，可能出自早期港台社会学教学部门的手笔。实际上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流程是个闭合的环路，我在网上找来一个图解加上中文说明以供参考： |
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8-6-19 15:40
无声 发表于 2018-6-19 15:14
文革上山下乡运动断想（草稿）一：前言
二：方法论
三：文革前上山下乡历史
关于文革，我建议分前三年；后七年来写。因为后七年，全国都走入正轨，基本结束混乱。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19 15:5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19 17:01 编辑
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8-6-19 15:40
关于文革，我建议分前三年；后七年来写。因为后七年，全国都走入正轨，基本结束混乱。
...
正在别的知青网与73届知青互动，我们69年上山下乡后，北京70届全部留城分配，后来高中重开，后面各届又开始上山下乡，只是改为在郊区不再跨省。上海老三届上山下乡后对后面各届分配又改为四个面向，只不过名堂甚多。例如：
“听完传达后，老师（班主任）讲了话，要求长子、长女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
按照目前老师说的条件，我班大约有二十个左右的男女同学可分在市工，大约有二十个左右的男女同学可分去务农，另外十个左右的同学可列为统配。
在前二十个人里，有放心的，有考虑分到哪个厂好的，也有担心的。
在后二十个人里，有想碰巧的，有抱幻想的，有瞪眼睛看天的，也有无可奈何的。
“外农”就是分到外地的农村或农场去。家中无外农而有市工（有工无农）的是“硬外农”，必须到外地务农。而长子、长女属于“软外农”，也就是说不是必须到外地务农，可以视情况予以减免。因为41字方针里有“统筹兼顾”的政策，于是我们分配中的一个著名的专用词诞生了，叫做“兼顾”。凡长子、长女因种种原因得到“兼顾”，就不必去外农，可以纳入到统配对象，或去市农，或分配到市集体事业单位。由此可见，“硬外农”是摆死的，“软外农”是松动的，因此学校要完成外农指标，就只能在“软外农”这一块下工夫，找人来顶数。
“市工”就是分配在本市工厂、企事业单位，分为两个档次，俗称“硬工矿”和“软工矿”。“硬工矿”表示条件“硬档”，可分在本市全民工厂企业。“软工矿”表示条件“软档”，只能分到本市集体企事业单位（比如获得“兼顾”的长子、长女就属于“软档”条件）。集体单位又分为“大集体”和“小集体”，再以“软档”的条件来划分。
“市农”就是分到本市郊县崇明、南汇、奉贤的农场去。
“外工”就是分到外地的工矿企业去，又分为“大三线”和“小三线”。“外工代训”就是在本市某个工厂代为培训后再分到外工去。
“两校培训”就是经过培训后再进行分配，道理上说仍有上山下乡的可能。“卫生学校”简称“卫校”，据说我班的唐同学后来就分去“卫校”读书。
最令制定这个方案的人始料不及的是“两校培训”中的技校这一档。“技校”全称叫“技工学校”，由本市指定的工厂承办，学制为两年。分在技校的人学习两年后，因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他们不但没有上山下乡之虞，而且一般都就地分配在本厂工作，最终结果与当初分在“硬工矿”的人一样，轻易得手，还多读了两年书（只是工龄不算）。”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19 16:03
本文写作中所参考运用的方法学手段如下。
1， 问卷法：在社会群体中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问卷要经过精心设计围绕假说列出对论证假说有价值的相关问题。
2， 档案法：包括当年报刊和官方文件资料，例如中央“碰头会”记录。 对能找到的与假说有关的档案资料进行梳理和提取相关资料（包括支持与不支持假说的不同资料）。
3，文献法：公开发表的与假说有关的学术文章和书刊专著以及互联网论坛文章。
4，回忆录：任何与假说有关的个人和群体的回忆录。
5， 野史资料：如文革中的红卫兵小报和坊间流传的“谣言”，例如2008年上海上山下乡研讨会流传出来的68-12-21最高指示是姚文元伪造的传言。
6，对与假说有重要关系的历史人物的采访： 例如在姚文元生前对他进行采访，直接请他说出68-12-21背后运作的人事历史。
7， 与假说有关的外文资料。
用文献法为例来看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概貌：
文献法并不是一种资料收集方法，而是一种研究方式---------既包括资料的收集方法也包括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方法。
个人文献（主要指个人的日记、信件、回忆录及自传等）、官方文献（主要指政府机构和有关组织的记录、报告、统计、计划、信函等）及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指报刊、电影、电视等）三大类。也可以分为原始文献（或第一手文献。指的是有亲身经历某一事件或行为的人所写的资料）和第二手文献（文献学上称二次文献。是利用别人的原始文献所编写或产生出的新的文献资料）两大类。
利用官方统计资料应注意：应该对统计资料的内容、对象、范围、特点等等都具有清楚明确的认识。
对于各种统计指标、比率和数字的实际含义、他们的计算方法等等应十分清楚，不能含糊。
二手分析，指的是对那些由其他人原先为别的目的收集和分析过的资料所进行的新的分析。
用新的方法和技术去分析别人的资料，
对资料的再创造。首先，必须从资料中寻找或重新定义所要研究的变量。
文献法的优点：具有无反应性的优点。
费用较低。
可以研究那些无法接触的研究对象。
适于作纵贯分析。
文献法的缺点：
许多文献的质量往往难以保证。
资料不易获得。
许多文献资料由于缺乏标准化的形式，因而难于编录和分析。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19 16:08
问卷法：
如果有财力和人力的支持其实问卷法在上山下乡研究中是可以得到学术上有价值的成果的，因为可以运用计算机对所得到的答案数据进行统计学的处理分析。 过去在知青网有人进行过上山下乡课题的问卷调查，曾得出过有意思的结果，可惜样本太少，而且无疾而终。1710万知青如有1万7100人参加问卷调查就不得了，有1700人参加也了不起了，就是170人也说得过去了，当然17个人是少了点！
在社会群体中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问卷要经过精心设计围绕假说列出对论证假说有价值的相关问题。
在本项应用社会学方法探讨上山下乡专题的实验中运用问卷法不太现实，但我们还是可以设计一份问卷来留作参考：
问卷：
题1：你认为68-12-21上山下乡最高指示是毛泽东个人为主向全国发出的吗？
选择答案（可多选但不能不选）：
A：是毛泽东自己决定后向全国发出号召。
B：是毛泽东做出决策提交碰头会讨论通过后由他出面向全国发出号召。
C：是周恩来的国务院系统提出议案上交毛泽东批准后由他出面向全国发出号召。
D：是“四人帮”为主的文革派提出议案交毛泽东批准后由他出面向全国发出号召。
E：是碰头会两派争论不下最后由毛泽东定夺由他出面向全国发出号召。
题2：你认为68-12-21上山下乡最高指示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提法出于什么样的真实考虑和决策？
选择答案（可多选但不能不选）：
A：出于毛泽东对于教育革命的长远考虑，意在通过知青到广阔天地接受书本知识外的农民无产阶级的教育改造后再回到课堂来。
B：出于城市里的就业压力，通过知青到农村就业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C：出于文革红卫兵运动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而不得不做出的“扫地出门”的决策，意在把红卫兵全部分散瓦解在边远山乡以观后效。
D: 出于当时战争的考虑（主要是核战争）把青年学生疏散到广大农村保留优秀人种或组织半军事化的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
E：出于个人专断的意识流。
题3：你认为68年4月中央出台“四个面向”的分配方案后又变为68-12-21最高指示的“一个面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选择答案（可多选但不能不选）：
A：毛泽东急于在全社会推动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革命，延续和提速了文革前周，邓制定的上山下乡路线。
B：按“四个面向”分配行不通，城市与工矿没有充足的就业岗位。
C：按“四个面向”分配摆不平，大家都想留在城里。
D：国务院派高层出于尽快结束文革的考虑急于将老三届红卫兵分配出城， 最佳方向就是“以插队为主”。
E：“四人帮”文革派响应“再教育”理论急于进行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革命（如五七道路）。
题4：你认为68年中央各派高层和民间对上山下乡的态度是什么？
选择答案（可不选）：
A：周恩来国务院老人们大都支持上山下乡
B：党政军高层大都支持上山下乡
C："四人帮“文革派大都支持上山下乡
D：农民大都欢迎知青上山下乡
E：城市居民家里有知青的大都欢迎上山下乡
题5：68-12-21最高指示在历史上的意义。
选择答案（可多选但不能不选）：
A：具有共产主义消灭三大差别前景意义的伟大社会实践。
B：具有社会主义革命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部署。
C：文革搞砸了导致教育体系“关张倒闭”之后的破罐破摔之举以换取社会安定。
D：为巩固文革打倒一线的成果尽早召开九大而急于把已成为包袱的红卫兵清除出所有权力中枢以绝后患。
E：文革废除高考后原定停课半年的教育革命彻底失败后的无奈之举。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19 16:10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19 16:27 编辑
毫无疑问，官方出版的历史文献资料是首选，举例如下：
链接：
201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共6卷。不用说，这一著作对毛的评价严格遵守81年的决议，完全符合政治标准。不过，就史料价值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文革、研究毛泽东的重要参考资料。已经将第6卷（1966年10月~1976年9月）全部内容转换为文本。从今日起，将陆续张贴到此处，供网友参考。同时，文中提到的毛审阅过的公开发表的文章，将给出人民日报网（http:/rmrbw.info）上的链接。
1~5卷也在校对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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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主 编 逄先知 冯 蕙
副主编 陈 晋 李 捷 熊华源 吴正裕 张素华
中央文献出版社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陈 晋 唐洲雁 沈雁昕 许 蕾 王香平
目录
1966年10月一12月 (1)
1967年 (28)
1968年 (149)
1969年 (225)
1970年 (278)
1971年 (365)
1972年 (422)
1973年 (463)
1974年 (517)
1975年 (565)
1976年1月一9月 (633)
后记 (65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19 16:2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19 16:34 编辑
知青网资料，举例如下：
毛主席“68.6.18”批示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19 16:3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19 16:57 编辑
自己需要动手制图归纳，比较和总结，以前我做过一套表格 - 66年到68年教育革命 - 文革- 上山下乡关系图。 下面是67年的图表：
点击下面图片可放大来看：对照我制作的下表可看出各届学生的文化基础和在文革中的在校和分配情况：
点击下面图片可放大来看：
注：北京地区文革中对各届中学生的俗语定义比较确切。例如“老初二”就指的是66年初二的在校生（67届初中毕业），“老高二”就指的是66年高二的高中生（67届高中毕业），这样就把67年毕业的67届初，高中生区分开来了。例如有人说“我是67届的”就不容易搞明白他是67届的初中毕业生还是67届的高中毕业生。 但69届初中毕业生例外，因为没有69届高中毕业班级。因为69届初中毕业生在66年还在小学6年级所以也有文章称他们为“老六年”，这个称呼“名不正言不顺”也就没叫响。但是69届叫响了，因为69届只有初中毕业生（没有69届高中毕业生），特指66年还在小学的6年级的“小学准毕业生”。 他们在1967年10月复课时才就近进入初中，在校一年半后（69年夏）就上山下乡了（北方地区），上海“老六年”69届是70年上山下乡。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0 13:54
楼主有几年不见了。如今你的老对手多离开了，你又回来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0 15:59
共同 发表于 2018-6-20 13:54
楼主有几年不见了。如今你的老对手多离开了，你又回来了。
几年来游历不同的知青网还是以探讨上山下乡历史为主，没有不同观点的互动就没有探索的动力，希望离去的能够以万变应不变，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科学就不可能只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结论。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0 16:5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0 17:17 编辑
作为业余的上山下乡历史探讨者，不可能具备专业学者的各种研究条件和时间，也不可能充分运用前述的种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现在互联网为所有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和研讨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需要等待什么后人隔代写史，当代人写自己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一种咒语。国家档案不公开，专业学者和业余探索者就得到了平等的遭遇，因此在互联网上人人平等。我个人的体会是在充分搜集，对比，筛选，利用网上各类资料的过程中可以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面对历史首先提出“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才去问“为什么会发生”？ 如果根据自己的不变立场和不变的结论去面对复杂的历史就失去了最起码的科学态度。
举一个例子，毛泽东多年来一直提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自50年代 他就对新中国的教育体系忧心忡忡，他认为教育领域一直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势力占据，因此他一直试图找出一条教育改革和教育革命的路子。196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著名的杭州座谈会上曾提出要废除高考，他还说：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作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几年书就成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
在被说成是文革目标蓝图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说：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从上面两段毛语录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贯教育思想就是要求青年学生到工农兵中间去“轮转”学习，而且强调了“单下农村还不行”，但是为什么文革期间老人家一改传统的提法突然提出只“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9年的人民日报甚至又提出扎根农村一辈子，有人说毛泽东动员老三届上山下乡是为了降伏不听话的红卫兵，但是我们发现老三届走了之后，上山下乡运动继续搞了十年，70届以后各届学生在文革开始时有的还在幼儿园，他们与红卫兵何干？
问题提出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毛泽东68-12-21动员是以“再教育”为宗旨的，而且68年12月以前一直在提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们发现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理论出现前后矛盾的变化，也可能是出现了无奈的变化。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变化？ 至此，我们就可以比对资料进行逻辑推理来探讨上面的问题，这是我的“土方法”。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1 14:5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7 09:23 编辑
在探讨上山下乡的方法学方面，专业学者第一波的工作已经为后来者奠定了基础，例如90年代党史界的张化和后来社科院的刘晓萌，原安置办的老人顾洪章等等，还有法国学者潘鸣啸，这些人或写论文或著书立说，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也似乎“一网打尽”了！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方面，以社会发展的角度大都以否定为主, 但是大历史的角度似乎没有做出令人非常信服的结论。个人以为原因之一是大家都把着眼点放在毛泽东的68-12-21上山下乡动员之上，也就是说上山下乡的是是非非似乎都是老人家一人的专利。学界如此，坊间更甚，特别是有悔无悔的争论严重影响了上山下乡的历史研究。有些否定论者还把上山下乡的责任推到四人帮身上加以批判，一些肯定论者则往往从永葆红色江山的角度歌颂上山下乡，这样就落入了一个黑洞，立场和结论代替了对历史过程的仔细梳理，因此就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远！
另外，人们往往习惯于上山下乡历史研究的先驱者留下的定论，例如人们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说成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提出的上山下乡号召。还有人把50年代初期杨华率队去黑龙江垦荒说成的新中国最早的上山下乡个案，这样就混淆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逻辑推理和论证是本文采用的方法，对于传统的上山下乡研究所留下的历史难题可以利用互联网采用带着问题搜，急用先搜，立竿见影。或者说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突破口深入进去找出逻辑不清的历史谜团仔细梳理。例如论证杨华是否是新中国最早的上山下乡先驱? 带着这个问题去网上搜索：
资料：
北京远郊区石景山地方志如此记录：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第一个高潮。1955年出现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这个高潮中的一朵绚丽的浪花，杨华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突出代表。杨华是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主要发起人，当时任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兼团支部书记(中共党员)。1955年6月20日，《中国青年报》报社的舒学煾同志告诉杨华，团中央正在准备组织青年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并征求他的意见。早有此愿的杨华立即做出了积极响应。8月5日，杨华和南苑区、东郊区、门头沟区的4名团员在团中央会面，表明了自愿去边疆垦荒的心愿。”
通过带着问题搜的方法，我们从北京石景山区地方志找到黄村乡长兼团支书杨华相应团中央号召到边疆垦荒的记载，毫无疑问杨华本来就是农民，他的行为与秦汉时代内地农民到塞北屯田很相似。但是我们所研究的上山下乡是专指的城市学生下放农村而非政府组织关内农民向关外移民，历史上个人组织的移民叫“闯关东”或“走西口”，因此杨华的出关不能说成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驱，更不能说杨华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关，他本身就是农民，与其相似的还有文革中上海市郊一批农民被送到云南兵团去“屯垦戍边”（可能是为了完成上山下乡指标而充数）。
作者: 方外山庄 时间: 2018-6-21 16:16
知青
当年还是一群
年轻无知的孩子
小小年纪
被迫离开父母
去广阔天地
一代文革时代的
牺牲品
一代被愚弄的人
一代被变相劳改的人
......
随着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的东风
灾难深重的
在艰难岁月煎熬的
兄弟姐妹
才迊来了
七九返城的曙光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1 18:5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1 19:00 编辑
方外山庄 发表于 2018-6-21 16:16
知青
当年还是一群
年轻无知的孩子
理解方外山庄的感受，但是从大历史着眼，上山下乡在农业大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下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场社会实验，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上山下乡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本文将全面梳理。邓小平终结了上山下乡，但他在文革前协助周恩来制定了18年上山下乡3500万的国家计划，他还发明了“插队为主”。自1956年以来，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王震等国家主要领导人和有关负责人的推动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上山下乡文件，上山下乡正式成为国策，当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在统购统销的农业政策和统管统配的城乡劳动力政策下（二元户籍制），下放城市“闲散人员”，“非转农”的移民，学生上山下乡以及大跃进失败2200万已经“农转非”的农民工返乡等等是文革前就不断实施的国家实践，并非文革专利，例如文革前十万上海知青上天山（新疆兵团）。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2 14:04
本楼属于草稿性质，是在最后定稿之前把十多年以来对于上山下乡历史最重要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准确的说是在先行者开辟的路上进行接力。十多年来，除了专业学者的专著之外，全国南北一些知青网有志于探讨上山下乡历史的不同观点的网友或对手给予我很大的启发，帮助和激励。在网上写作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不断的修改，而在出版物上发表文章的短板就是“不能改悔”！ 特别是对于历史问题的探讨，当新的资料问世后，很多旧的结论不得不修改，对于网上作品来说就有了与时俱进的优势，当然这不是说不讲原则的跟风。当下知青一代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应景跟风的文章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我们都是过来人，只希望把真实历史的写照留给后人，因此在探讨历史的方法学上就要以求实与客观为最起码的写作标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2 14:0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3 13:56 编辑
三，文革前上山下乡历史：
从中外历史上回顾“类似”上山下乡的社会运动
要总结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知识青年（说白了就是1968年12月22日以后到1978年底的所有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就不能不在时间的纵轴和横轴方向去联系中国与世界的大历史来思考。从时间纵轴方向去回顾，世界历史上似乎还没有找到哪一个国家和民族使用公权力将连续十几届应届毕业的中学生都送到农业领域去务农的先例，前苏联在1950年代初期曾发动过垦荒运动，可看到的资料并不一致。
资料1：
百度：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资料2
20世纪50年代苏联全民垦荒运动
2012年02月17日 08:18 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作者：李华
摘 要：20世纪50年代，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振兴农业的一个最为宏大的行动计划，就是发动全民垦荒种粮。持续多年的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虽然具有扩大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谷物产量、带动畜牧业发展等积极意义，但是，赫鲁晓夫将其放在一切经济工作首位的做法是欠妥当的。另外，在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辽阔的草原地带以及半森林半草原地带开荒种地的同时，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结果产生了影响苏联自身甚至欧洲国家的沙尘暴现象，进而导致六十年代初期新垦区的土地严重歉收。
农业问题一直是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1954 年 1 月赫鲁晓夫决定：采取“最紧急的措施”发展谷物生产。 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地大规模开垦生熟荒地。
全国动员，从各地抽调人力
赫鲁晓夫认为， 用通常的办法即向新地区逐渐移民的办法垦荒，费时费力太多，不能在短时期内开出大量荒地，迅速提高谷物产量。 他建议全民动员，尤其是通过共青团对青年进行动员， 抽调大批机器拖拉机手、建筑工人、工程师、专家和普通工人、庄员作为志愿垦荒者移居垦荒区，进行开荒。 结果，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体苏联人民的极其热烈的响应”[1]。 据统计，仅垦荒头几年，就有 100 多万志愿者参加了垦荒工作，其中有 50 万是青年。 单是哈萨克斯坦，1954至 1955 年内志愿垦荒者就有 36 万人。 这些人主要来自生活条件舒适的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 他们有的人是从原有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中抽调的；有的是从工业和其他部门中调出的；还有的则是通过有组织招工来的。 抽调职工到垦荒区去，当时是作为任务下达的，必须完成。 赫鲁晓夫宣布：“应当把有组织地给新开垦地区选拔和派遣工作人员，看作是执行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看作是一件 爱国的大事。 ”
同时， 赫鲁晓夫为垦荒者规定了一系列物质刺激措施。 其具体做法是：①凡从国营企业调到垦区工作的人， 一律发给相当于三个月原职原薪的一次补助费； ②在 1954-1955 年对开垦荒地的新国营农场工人、职工、专家和领导人实行工资补贴，其数额相当于其工资的 15%；③对在垦荒区工作的机务人员，优先供应小汽车和摩托车。
为了给垦 荒人员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苏共中央要求，在 1954年组织田间休息站，保证垦荒地有宿营车、帐篷、职工食堂和浴室，还要组织公共饮食业和供水事业；广泛利用流动商店，向拖拉机队出售食品和日用品，保证提供文化生活服务（如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和医疗服务。 要求垦区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组织副业生产，就地生产职工需要的肉奶等食品。 尽管如此，由于生活条件太差，许多技术人员和专家曾以种种理由为借口纷纷离开垦区。[6]
因此，大规模垦荒工作结束以后，为防止劳动力尤其是机务人员流出垦区， 苏联政府加紧了垦区国营农场生活设施的建设工作。 同时，坚持采用多种物质刺激办法。 其一，照现行制度规定，垦荒地区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手的标准工资高于一般地区 20%以上；其二，连续工龄长，津贴也多。 在本农场连续工作3-5 年， 工龄津贴为工资的 12%，5-10 年的为 15%；10-15 年为 20%，15 年以上的 25%（非垦区则分别为8%、10%、13%和 16％）；其三，收获时节，有更高的苏动报酬，如收获开始的头 10 天，从事收获工作的机器拖拉机手工资单价提高 100％，10 天以后的收获工作工资单价提高 50％（其他地区则分别提高 60%和30%）；其四，在新垦区工作过一定时间的青年人在报考高等学校时可享受优待。 另外，国家还给予垦荒地区的居民较多额外休假日。
垦荒运动突然开张，令全国各个经济部门高度紧张。仅从农机具的分配使用情况看，用于 1954年开荒的拖拉机就得 12 万部，谷物联合收割机 1 万台和相应数量的载重汽车。实际上，1954 年全国农业部门，总共才得到 13.7 万部拖拉机。 结果，垦荒区成了个“暴发户”，拨给多少农机也不够用；非垦区的摊子大，压缩农机供应吃不消。 全国农机供应达到强人所难的地步。 与此相关，全国铁路运输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波及了国民经济的各部门。 可以这样说，“垦荒运动一露头， 国家经济的各部门就开始乱套了，国家财政也被搞得焦头烂额。
急于迅速提高谷物产量，对开荒的利弊得失缺乏全面科学分析。 只看到开荒有利的方面，不考虑因此会带来的问题，更没有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和控制开荒的规模及速度。 因而，开荒地区从 50 年代末开始，便出现大面积风蚀现象。 据当年西方媒体透露，苏联“中亚细亚垦荒区的风沙一直吹到东欧和中欧一些国家”[12]158。 1962 年的沙尘暴，波及了几百万公顷的土地。 1963 年春，连续几场风暴竟将成百吨处女地上的沃土卷走。 据统计，当年风蚀总面积约占全苏农业用地的 l/3。
同时， 赫鲁晓夫为垦荒者规定了一系列物质刺激措施。 其具体做法是：①凡从国营企业调到垦区工作的人， 一律发给相当于三个月原职原薪的一次补助费； ②在 1954-1955 年对开垦荒地的新国营农场工人、职工、专家和领导人实行工资补贴，其数额相当于其工资的 15%；③对在垦荒区工作的机务人员，优先供应小汽车和摩托车。
为了给垦 荒人员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苏共中央要求，在 1954年组织田间休息站，保证垦荒地有宿营车、帐篷、职工食堂和浴室，还要组织公共饮食业和供水事业；广泛利用流动商店，向拖拉机队出售食品和日用品，保证提供文化生活服务（如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和医疗服务。 要求垦区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组织副业生产，就地生产职工需要的肉奶等食品。 尽管如此，由于生活条件太差，许多技术人员和专家曾以种种理由为借口纷纷离开垦区。[6]
因此，大规模垦荒工作结束以后，为防止劳动力尤其是机务人员流出垦区， 苏联政府加紧了垦区国营农场生活设施的建设工作。 同时，坚持采用多种物质刺激办法。 其一，照现行制度规定，垦荒地区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手的标准工资高于一般地区 20%以上；其二，连续工龄长，津贴也多。 在本农场连续工作3-5 年， 工龄津贴为工资的 12%，5-10 年的为 15%；10-15 年为 20%，15 年以上的 25%（非垦区则分别为8%、10%、13%和 16％）；其三，收获时节，有更高的苏动报酬，如收获开始的头 10 天，从事收获工作的机器拖拉机手工资单价提高 100％，10 天以后的收获工作工资单价提高 50％（其他地区则分别提高 60%和30%）；其四，在新垦区工作过一定时间的青年人在报考高等学校时可享受优待。 另外，国家还给予垦荒地区的居民较多额外休假日。
垦荒运动突然开张，令全国各个经济部门高度紧张。仅从农机具的分配使用情况看，用于 1954年开荒的拖拉机就得 12 万部，谷物联合收割机 1 万台和相应数量的载重汽车。实际上，1954 年全国农业部门，总共才得到 13.7 万部拖拉机。 结果，垦荒区成了个“暴发户”，拨给多少农机也不够用；非垦区的摊子大，压缩农机供应吃不消。 全国农机供应达到强人所难的地步。 与此相关，全国铁路运输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波及了国民经济的各部门。 可以这样说，“垦荒运动一露头， 国家经济的各部门就开始乱套了，国家财政也被搞得焦头烂额。
急于迅速提高谷物产量，对开荒的利弊得失缺乏全面科学分析。 只看到开荒有利的方面，不考虑因此会带来的问题，更没有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和控制开荒的规模及速度。 因而，开荒地区从 50 年代末开始，便出现大面积风蚀现象。 据当年西方媒体透露，苏联“中亚细亚垦荒区的风沙一直吹到东欧和中欧一些国家”[12]158。 1962 年的沙尘暴，波及了几百万公顷的土地。 1963 年春，连续几场风暴竟将成百吨处女地上的沃土卷走。 据统计，当年风蚀总面积约占全苏农业用地的 l/3。
点击图片可放大来看
从资料2来看，很显然，前苏联50年代初的全民垦荒运动与我们1968年12月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巨大区别。首先，前苏联的垦荒运动是全民支援，并非仅限于中学毕业生。再有，垦荒人员都安排在国营农场而不是集体农庄，是拿工资的。另外，垦荒人员中的青年在报考大学时有录取优待，而且还有一些人用种种借口离开垦区回城了，说明前往垦区的人员有选择回城的自由。再有，资料没有说明前苏联在非转农和农转非之间是否有命运乃关的户口制度？ 资料显示，前苏联垦区志愿者的工资待遇大大高于城市地区同等级别的职工，为的是留住他们。
还有一点我们不该忘记，毛泽东在1968年12月发出的上山下乡动员不是以发展农业为纲领的，而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2 21:0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3 14:00 编辑
再从时间横轴去看上世纪60年代在国外是否有类似中国的城市学生上山下乡或城市人口向农业地区移民。资料显示：
美国“知青”支援革命 古巴砍甘蔗(图) [ 2006-10-27 09:43 ] |
美国“知青”与古巴农民在农场 xin_3810032709503291184210.jpg (79.51 KB, 下载次数: 169) 2018-6-23 14:00 上传 美国“知青”与古巴农民在农场 一说起“知青”这个词，人们的思维总会不由自主地回到30多年前。其实在那个火红的时代，“知青”现象并非中国一家独有。在与中国远隔重洋的古巴，也出现了一群来自美国的“知青”。这些来自世界最发达国家的青年们，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自发地抛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踊跃去古巴从事革命建设。 支援古巴革命，美国大学生要去古巴砍甘蔗 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开始在美国兴起，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美国青年开始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在这轮高涨的革命热潮中， 1969年夏天，为了用实际行动支持古巴的革命事业，美国的一些左派组织组建了“我们必胜纵队”，召集青年去古巴帮助收割甘蔗。从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共有三批纵队成员至少900人到达古巴，但他们的旅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从美国无法直接前往古巴，纵队只好组织车队到加拿大或墨西哥中转，因此费用极高。许多人为了去古巴不惜与家庭决裂，有人甚至变卖了家产筹措旅费。 “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在古巴，美国“知青”一般会呆上两个月，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砍甘蔗，业余时间则参观革命圣地和进行政治学习。起初，美国“知青”们劳动都很积极，每个人急于表现自己，甚至和别人相互竞争。然而进行了几天的高强度劳动后，砍甘蔗在美国人眼里渐渐变成了苦役。当时，“知青”们要每天八个小时挥舞着砍刀与甘蔗搏斗，同时还要与甘蔗地里的各种蚊虫搏斗。而在美国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除了修剪草坪外，从未干过体力活。一位“知青”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觉得每天走出帐篷去劳动是越来越困难了。” 很快，“知青”们开始偷懒，中午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还有人开小差溜回营地，甚至有人谎报病假。很多人盼望着天天下雨，这样就可以留在营地里休息。 这一切都被古巴同志看在了眼里。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行动，如开病假更加严格了，需要医生出具的证明才行。同时，每周举行的会议上，劳动态度成了讨论重点。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也十分重视纵队的精神面貌，他在视察纵队营地时，强调了砍甘蔗的政治意义。 卡斯特罗说，砍甘蔗是反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轻视劳动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留下的传统。卡斯特罗告诉美国“知青”们，他自己也怕患上官僚主义的毛病，因此在砍完甘蔗后才举行其他政治会议。在革命领袖的鼓励下，美国“知青”们又重新鼓起勇气，坚决表示要与古巴人民一起，完成年产糖1000万吨的目标。 |
50国青年古巴体验革命 烈日下收甘蔗 坐地听报告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7 月14 日 |
古巴以其旖旎的加勒比海风情，每年吸引约2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鲜为人知的是，每年还有来自约50个国家的青年为了“吃苦”来到古巴。他们和农民们一起在炎炎烈日下劳作，亲身参与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年轻人就是到古巴的“革命旅游者”。
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11日报道，今年夏天，古巴将迎来1200名参加“革命旅游”的外国游客。今年的“革命旅游”为期21天，每人收费350美元。游客们将住在首都哈瓦纳以西凯米托村的一个营地里。那里有食堂、商店、户外酒吧、宿舍、会议厅以及配有上网设施的娱乐区域。对许多西方游客来说，他们将第一次挤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睡觉，和另外七八个人同时共用公共厕所。营地的伙食也不能奢望，主要是米饭和豆类。
古巴的“革命旅游”最早始于1969年。那年夏天，美国一个左派团体组织了一个由500名美国青年组成的纵队到古巴帮助收割甘蔗，以实际行动支援古巴人民的反美斗争。从那以后，几乎每年都有来自约50个国家的青年人来到古巴，见证那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这些“革命旅游者”每天的生活类似于当年中国“插队的知青”。清晨5:45，他们会伴随着古巴民歌的悠扬乐曲起床。7:00，他们挤上上世纪70年代出厂的卡车，到田野里和农民们一起劳动。他们戴着草帽和帆布手套，穿着厚厚的衣服，挥舞沉重的古巴刀在密密层层的甘蔗田里砍甘蔗，要么就清除甘蔗田里的石块或者在当地建学校。与此相比，参观工厂、医院、工会和学校等活动则显得惬意得多。此外，他们还有机会坐在会议厅的地上听关于古巴经济、政治和社会现状的报告。在他们居住的营地，前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的形象随处可见，T恤、帽子和人们的文身上都有他的头像。
大多数“革命旅游者”是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通过本国的古巴团结小组了解这项旅游的，其他人则通过互联网。26岁的戈倍尔是英国伦敦的一位媒体从业人员，她表示自己非常愿意亲自到古巴做些事情，“这样比从伦敦直接寄张支票过来更有意义”。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政治学系学生贝西亚说，“欧洲媒体总说卡斯特罗是独裁者，古巴的情况很糟糕。我在这里看到了真相，我不会再盲目相信媒体对古巴的报道了。”
古巴以其旖旎的加勒比海风情，每年吸引约2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鲜为人知的是，每年还有来自约50个国家的青年为了“吃苦”来到古巴。他们和农民们一起在炎炎烈日下劳作，亲身参与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年轻人就是到古巴的“革命旅游者”。
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11日报道，今年夏天，古巴将迎来1200名参加“革命旅游”的外国游客。今年的“革命旅游”为期21天，每人收费350美元。游客们将住在首都哈瓦纳以西凯米托村的一个营地里。那里有食堂、商店、户外酒吧、宿舍、会议厅以及配有上网设施的娱乐区域。对许多西方游客来说，他们将第一次挤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睡觉，和另外七八个人同时共用公共厕所。营地的伙食也不能奢望，主要是米饭和豆类。
古巴的“革命旅游”最早始于1969年。那年夏天，美国一个左派团体组织了一个由500名美国青年组成的纵队到古巴帮助收割甘蔗，以实际行动支援古巴人民的反美斗争。从那以后，几乎每年都有来自约50个国家的青年人来到古巴，见证那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这些“革命旅游者”每天的生活类似于当年中国“插队的知青”。清晨5:45，他们会伴随着古巴民歌的悠扬乐曲起床。7:00，他们挤上上世纪70年代出厂的卡车，到田野里和农民们一起劳动。他们戴着草帽和帆布手套，穿着厚厚的衣服，挥舞沉重的古巴刀在密密层层的甘蔗田里砍甘蔗，要么就清除甘蔗田里的石块或者在当地建学校。与此相比，参观工厂、医院、工会和学校等活动则显得惬意得多。此外，他们还有机会坐在会议厅的地上听关于古巴经济、政治和社会现状的报告。在他们居住的营地，前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的形象随处可见，T恤、帽子和人们的文身上都有他的头像。
大多数“革命旅游者”是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通过本国的古巴团结小组了解这项旅游的，其他人则通过互联网。26岁的戈倍尔是英国伦敦的一位媒体从业人员，她表示自己非常愿意亲自到古巴做些事情，“这样比从伦敦直接寄张支票过来更有意义”。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政治学系学生贝西亚说，“欧洲媒体总说卡斯特罗是独裁者，古巴的情况很糟糕。我在这里看到了真相，我不会再盲目相信媒体对古巴的报道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2 21:18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2 21:20 编辑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左派青年自发到古巴“上山下乡”砍甘蔗与中国同时期由政府发动的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当农民显然不是一回事，与前苏联的垦荒运动也无可比性，但是在政治精神层面却与毛泽东的“再教育”理念和“五七指示”的理论有相关性。
“卡斯特罗说，砍甘蔗是反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轻视劳动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留下的传统。卡斯特罗告诉美国“知青”们，他自己也怕患上官僚主义的毛病，因此在砍完甘蔗后才举行其他政治会议。”
目前找不到古巴曾经发动组织青年学生垦荒运动的资料，也没有政府组织的“非转农”运动，同时不清楚古巴是否存在过农业户口制度。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2 21:24
从大历史的框架着眼去看上山下乡包括梳理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 曾有人将乾隆年间“下放”八旗子弟返回东北白山黑水老家的历史与1968年的上山下乡相提并论。有人说：
“过去我们认为除了上世纪有上千万的城市青年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名号被放逐到农村或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才有了“知青” 。殊不知国外也有“上山下乡”的运动，苏联和纳粹德国也有“知青”。在260年前的乾隆年间就曾有数千户京城闲散八旗子弟下乡定居一事。满清入关夺权建国权后，经过历代皇帝对亲族施行“恩养”政策后，八旗子弟享领俸禄，坐吃皇粮，只习鞍马骑射，不识农工为何事。到了康熙中叶以后，八旗内部开始分化，少数王公大臣子弟仕途发达，积累了大量财富，骄奢淫逸；多数旗人则无职闲散，经济窘困，甚至负债累累，难于度日。 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皆曾作过各种努力：或发帑金，或赏钱赐粮。然而这群八旗子弟积习难改，朝廷的措施恰似水泼石上，于事无补。到乾隆初年，在京城游荡的八旗子弟已达数十万之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朝臣们纷纷上书，痛陈在京八旗“生齿日繁，聚居京师，不农不贾，优游坐食”的危害性。形势迫使清政府别辟途径，作出决定：将在京的闲散八旗移驻东北。
据史料载，当时规定：在京旗人闲散者，哥仨者来二，哥俩者来一，即家有三兄弟者须走两人，家有两兄弟者须走一人。调拨北京闲散旗人到拉林阿勒楚喀，朝廷意在使这些八旗青年到满族的发祥地学习农业和练习国语（指满语）、骑射、恢复本民族旧俗，如此，既能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又可延续国祚，因此堪称为朝廷实施的一件带有战略意义的大举动。据说，当时政策很优惠，每人给300亩土地，还给盘缠、车马，给盖房子、种子、牛、农具、零用钱，免赋税。因为这些八旗子弟不会种地，当地又天寒地冻条件艰苦，很多人难以适应，逃回京城。于是朝廷采取了进一步政策：一是让他们带家眷去，二是对逃回者抓到要杀头。现定居拉林的京旗人后代关鹏书还提供了这样一种家族传说，据说当时朝廷准许旗民圈地，俗称“跑马占荒”，方法是，规定一定的时间，指定一个地点，给你一匹快马，让你从一个指定的地点出发，跑上一圈，所圈占的土地或山林或草地就归你所有。圈地的另外一种方法叫“一箭之地”，方法是选好你要圈占的地块，在这块土地的边沿上选好一个点，给你一张弓，叫你往前方和右方各射一箭，然后在两箭头的着地点取成一个方形地块，这块土地就归你所有了。
首批北迁的八旗子弟用十年时间向朝廷展示了移民屯垦的初步成功。看来这一信息令朝廷鼓舞。乾隆十九年，朝廷作出计划：再派遣总数2000户八旗闲散子弟，前往拉林地区。在计划中，这2000户将被分成数批派遣，从乾隆二十一年到二十七年，每批500名。结果是，离规定的年限还有三年，移民计划就提前完成了。”
我们不知道当年满清王朝是否预见到他们日后有可能落到象蒙古人一样被汉族推翻退回草原的命运，因此早早下手准备退路开辟“根据地”，有人认为将满清历史上的那次八旗子弟“回乡”运动与1968年的上山下乡相比拟并不贴切。不过按照人民网的常驻民间写手数学的观点来说，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核战争中保留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种，也就是把知识青年撒在原子弹打不到的穷乡僻壤保存下来绵延民族血脉。这样联系起来似乎有其道理，但是再往回推到秦汉时代去比较就会出现矛盾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2 21:28
参加过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都知道“屯垦戍边”这个词，据我的了解“屯垦戍边”这个词首次出现在毛泽东在1968年底或1969年初为新组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中，以后被各生产建设兵团引用。中国历史上没有“屯垦戍边”这个词，类似的词有“军屯垦殖”。以下是我搜集的一组相关词汇资料：
屯田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组织劳动者在官地上进行开垦耕作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有军屯与民屯之分，以军屯为主。汉武帝刘彻元狩四年（前119）击败匈奴后 ，在国土西陲进行大规模屯田，以给养边防军，这就是边防屯田。
屯垦戍边 (古文没有这个词，相应的名词有军屯垦殖）
“屯垦戍边”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主要以军屯和民屯为主。早在西汉时期，汉政府就总结了西征失败的教训，开始“置校尉，屯田渠犁”，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条件。公元前60年统一西域后，西汉在西域的屯田又进一步扩大，屯田士卒亦兵亦农，亦耕亦战，不仅为军队提供了粮草，保障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也是维护西域社会安定和发展西域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自汉朝以后历朝历代都把屯田作为统一、经营西域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中，唐、清两朝屯田规模最大，收效最为显著。
屯垦戍边早在秦代即是秦王朝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先后在岭南和河套地区移民屯垦戍边，其规模前者是50万人，后者则是设置44县进行安置，为维护边疆安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史书载“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衅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②即是对这一政策实施效果的记载。正是看到了秦王朝移民实边所取得的效果，进入汉代之后，屯垦戍边成为汉王朝治边政策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汉代的屯垦广布于西北、北疆、东北等地区，一方面为汉王朝解决了军队的补给问题，另一方面也为维持边疆稳定保持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对于边疆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赵充国利用屯垦顺利平息西羌反叛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③有了秦汉两朝的成功经验，汉代之后的各王朝，包括众多割据政权都将屯垦戍边作为其治理边疆的重要政策。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更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尤其是清朝，不仅将屯垦戍边作为治边的主要政策，而且将屯垦的形式由军屯为主发展为民屯、遣屯、旗屯、回屯等多种形式，不仅使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政策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而且对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军屯
是指驻屯的军队，利用驻屯军队就地耕种土地。军屯是“寓兵于农”的政策。郑成功论军屯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1]
民屯
古代屯田的一种组织形式。由政府招募无地农民集体耕种官田或垦荒，按规定纳粮。 汉 以后历代政府为取得税粮和军队给养，均采取过此项措施。《元史·兵志三》：“ 世祖 至元 十二年，立 曲靖路 民屯，拘刷所辖州郡诸色漏籍人户七百四十户立屯。” 郑观应 《盛世危言·防边上》：“有所谓民屯者，如 唐 初行民屯，及 天寳 间，天下屯田收一百九十馀万斛是也。
垦殖
开垦荒地，进行生产：～场。将荒芜的土地开垦成为良田亦作“ 垦植”。 开垦荒地，进行生产。《三国志·吴志·华覈传》：“诚宜住建立之役，先备豫之计，勉垦殖之业，为饥乏之救。”《陈书·高祖纪下》：“周旋千餘顷，并膏腴，堪垦植。”《魏书·高宗纪》
寓兵於農與寓農於兵有什麼不一樣？ 鄭成功統治台灣時期，所實施的拓墾到底是那一個呢？
寓兵於農的意思是兵力的基礎在於農民, 同時基本上國家平時並不供養龐大的軍隊... 統整起來說呢~ 就是軍人、士兵平時是一般的農戶、農民自食其力, 所以國家平時並不負責供養這群人, 遇到戰爭時由國家組織成軍隊出征, 這就是「寓兵於農」!
而「寓農於兵」的意思則頗有不同, 所謂的寓農於兵是說由軍隊進行農業生產, 也就是本為軍人但在負擔戰備以外進行農業生產減輕財政負擔, 通常都是以某個軍隊建置為單位進行集體農業生產... 但基本上這群人一直具有軍人身分, 這就是「寓農於兵」!
而以這兩者做比較則可以發現其中的異同點~
相同處:
兩者都是為了減輕財政負擔的政策; 兩者都盡可能地運用人力,讓國防需求和國防開支盡可能平衡;
差異處: 寓兵於農大致上是將農民或部分農民劃為徵兵對象, 所以基本上是平時是一般農民, 戰時則會被徵召為士兵;
而寓農於兵大多則是因為戰亂而徵召大量兵員, 使得財政負擔急遽加大, 於是為了減輕財政負擔和彌補因為戰亂而損失的生產力, 因而變通出現的辦法, 命令軍隊於駐紮地就地進行農業生產, 簡而言之就是所謂的「屯田」! 所以寓農於兵基本上是將軍人就地兼職進行農業生產, 使得軍人在駐防之外, 於駐紮地同時身兼軍、農兩種職業.
而由上列特徵和比較可知, 鄭氏治台時期所實施的是寓農於兵的軍事屯田政策... 南部許多地名如:左營、新營、前鎮...等都是當時軍隊屯田形成的地方和地名.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2 21:32
梳理了词汇渊源和概念后， 再看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生产建设兵团：
“1950年，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1952年2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光荣的祖国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保卫祖国。”1953年5月，新疆*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命令，将驻疆人民*军二、六军大部分，五军（民族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全部共10.5万人，集体就地转业，组成了举世无双的农业生产大军，担负起征服荒漠、开发建设新疆、保卫边疆的历史重任。1954年10月7日，根据王震、王恩茂两位将军的建议并经毛泽东批准，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建设的兵团组织，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建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了。兵团除原驻疆部队转业复员军人外，又接受了来自山东、河南、四川、广东、江苏等地的支边青年及知识分子，下辖10个农业建设师，一个工程建筑师，两个生产管理处。这是我国自汉、唐以来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屯垦戍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是我国现代屯垦戍边制度的一个伟大创新。到1966年底，兵团职工总数已达80.86万人，耕地面积达80.86万公顷，粮食总产达72.3万吨。在“文革”的冲击下，兵团于1975年被撤销。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到1999年先后在天山南北建立起14个师（局）、173个农牧团场，5036个工交商建企业和大批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单位，分布在全疆16个地州市境内，成为一个拥有240万人口，规划面积近亿亩，耕地面积达1600万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垦区。”
根据历史传统的定义，建国之初由王震兵团359旅子弟兵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集体转业）应该属于“军屯”性质， 而后来加入兵团的各地支边人员包括十万上海知青到了新疆兵团后似乎与“民屯”的概念比较接近，与古代的平民在官地上屯垦类似。
至今关于1968年新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各地组建的十几个兵团所接收的各大城市的老三届毕业生（含69届）算不算毛泽东68-12-21指示中定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直都有争议，因为屯垦戍边，寓兵于农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理论上来说相差甚远！按台湾学者对于郑成功组织屯垦的历史解读：
“寓兵於農的意思是兵力的基礎在於農民, 同時基本上國家平時並不供養龐大的軍隊... 統整起來說呢~ 就是軍人、士兵平時是一般的農戶、農民自食其力, 所以國家平時並不負責供養這群人, 遇到戰爭時由國家組織成軍隊出征, 這就是「寓兵於農」! ”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确实与上山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有很大区别，但是从文革大背景来说，包括五七指示，废除高考后的教育革命与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理论以及当年战争阴云密布的国际环境，上山下乡的含义大大扩展了，全国所有城市的老三届毕业生不论是去插队还是“军屯垦殖”都是一样的离开无书可读的学校，离开被文革闹的乱哄哄的城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为党和政府不需要你们留在已经砸烂但还没重新建立好新的学制和课程的学校里继续读书了，从这一点出发，这代人的共同命运就不是上山下乡所能涵盖的了！其实那些按“四个面向”分配时期留城的老三届与上山下乡和赴边屯垦的老三届（含69届）根本的命运是相同的，我们的共同命运到底是什么？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2 21:37
以上是中外历史上与上山下乡相关的历史回顾与对比， 中国历史上还有大量派遣劳动力修建长城与皇陵等历史事件，但是都不涉及1968年那种一刀切式的城市学子大规模从“高端人口”聚集区向“低端人口”聚集区的驱动。事实上，1968年那种上山下乡在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延续了十年，具体来说是与学校教育体制结合起来的一种历史性的变革，学生从中学毕业后不能直接考大学或在城里分配工作而是一律上山下乡之后再依表现被选送上大学或“农转非，因此而演变出来的走后门或开后门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离城下放（下乡或到边疆兵团）并不是以高端人口的身份前往，而是以谦卑的被改造的身份去接受“再教育”，因此社会最低等级户口身份的农民在政治上就被授予了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教师”身份（政治理论上的高端人口）。但事实上知青与农民在户籍身份上以及生产关系上完全没有区别，而且所接受的“再教育”完全没有现代学校文化教育（数理化）的任何内容，甚至也没有现代农业院校的教学内容和学制，就算归类于政治再教育也没有学校教育的形式，那些农民“教师”也完全是有名无实，而知青基本上被当成普通农民一样的劳动力，很少数的成为乡村教师或赤脚医生。从发动上山下乡的政治逻辑来说，“再教育”理论实际上就是施行知青与工农兵相结合，国外学界研究者对68年中国上山下乡的界定就是城市向乡村的移民。 但是鉴于工农兵的户口身份造成的社会地位，福利待遇，前途出路的巨大差别，不论是“再教育”还是“结合”都彻底的被具体实践异化了！换言之，在工，农，兵三个不同社会地位上接受“再教育”或“结合”对于知青的个人命运和前途出路来说就有天壤之别了。因此，长期以来上山下乡的再教育理论常常被很多人说成是大忽悠，学界方面也有很多人把68年上山下乡说成是当年文革混乱造成的“无奈之举”，没说出来的就是所谓“再教育”理论完全是个“借口”。问题在于毛泽东有必要这样忽悠吗？ 从废除高考到上山下乡，两者间究竟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因此从学术上来梳理上山下乡的理论就非常必要了。
小资料：
中国为什么有户籍制度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
来源：知乎
定义：户籍，又称户口，一种自古至今主要以户为单位的人口管理方法，在东亚中国大陆、台湾、朝鲜、日本、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国家使用至今。
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特点：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这种做法在建国初期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近来城乡交流的日益广泛，该制度已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2005年底，中国开始着手改革户籍制度。截止至2009年3月，已有河北、辽宁等13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经济学人》杂志形容中国户籍制度为中国版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全国人 大常委 辜胜阻 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网友交流时也承认，城乡户籍的差异存在超过60种的社会福利。
户籍制度是具有所谓“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根据邓聿文的考察，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行居住和迁徙自由。由于户口的不同而享受的待遇不同是一种对公民的歧视行为，黑户口问题更认为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在韩国，基于户籍制度而实行的全民征兵制是非常严格的。近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户籍制度造成了某些人权侵害和男女歧视的事实，韩国已于2008年1月1日废止了户籍制度。
最后，目前部分地区（例如青岛）已**和非农业户口制度，统一为居民户口。
在中国，法律规定户口簿也是有效身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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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3 13:47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7 09:17 编辑
四:上山下乡指导理论的演和决策过程
纵观多年来学界和坊间上山下乡研究的理论探讨，毛泽东的一段名言是被引用最多的上山下乡指导理论的经典：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紧接着，人们就把毛泽东的这段名言和知识青年与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了，请看下面两段门户大网站的解释：
上山下乡_百度百科
开放分类：当代历史 -事件政治 - 文化大革命文革 - 名词 - 社会
“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知识青年_百度百科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68年开 始一直到1978年代末期为自愿从城市去到农村和农垦兵团务农或建设保卫边疆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在以上的历史资料里，是否出现了一些关键性的错误陈述？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3 15:2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4 15:35 编辑
首先我们来看毛泽东1955年在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按语选：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1）
这一篇很好，各地均可仿照办理。“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以区为单位，由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就是这种提高会计员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好办法。彰武县第三区的会计网，不但帮助会计员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而且做了许多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县和区的党组织，都要注意去领导这项工作。
(《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13]一文按语)
(《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13]一文按语)
（2）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26]一文按语)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26]一文按语)
毛泽东在1955年9月到12月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以上两段按语是前后呼应的，他对此书第13篇文章的批语是“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对第26篇文章的批语是“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样看下来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是在1955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提出让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到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也就是“第二次土改”。我们知道农村的第一次土改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开始的，当然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在共产党根据地也有过“分田分地真忙”。在解放初期的第二次土改中号召中学生和高小毕业去参加合作化运动，不是当普通劳动力，他甚至都没提高中生和大学生，这与文革中他在68-12-21上山下乡动员中提到大学，高中，初中的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完全不在一个语境里。另外，毛泽东上面的两段按语是对谁说的？ 是城里的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吗？似乎不是吧？ 高小毕业生就是6年级小学毕业生，平均应该在十三，四岁，城里这么小的孩子能去农村当会计吗？ 据社科院的刘晓萌的资料，
“至1957年秋，据称有200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但是其中城市人口不到百分之一。” (3)刘小萌：《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经过刻意的梳理，我们看到了解放初胡耀邦领导的团中央学习苏联经验要找人去边疆垦荒，团中央找到了北京郊区的农民（团支书）杨华带队（队员都是农民）出发。而毛泽东动员去农村参加第二次土改的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实际上是“回乡青知”，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为何叫“回乡青知”而不叫“回乡青知”？因为毛泽东那时把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称为青年知识分子。
资料：
胡耀邦和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
1955年1月16日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述评《赫鲁晓夫同志在莫斯科青年志愿垦荒者大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事先经胡耀邦审阅，在他建议下，编辑部特意在文中加上了一句话：“赫鲁晓夫的讲话对中国青年也有着极其深远的教育意义。”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时，特意去认真了解苏联在1954年实行的大规模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正在这时，《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首诗――《致团中央书记的信》，诗中表达了对于边疆垦荒的向往。读到诗作，胡耀邦的灵感被触发了，立即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要见作者。作者很快赶来，胡耀邦急切地询问：“你愿意垦荒吗？如果我批准你去垦荒，你去不去？” 作者沉默了，他只在诗歌中表现了激情，并非真的做好了投身其中的准备。 胡耀邦决心物色另外的人选，责成团中央办公厅主任黄天祥和张黎群共同负责，团中央办公厅黎雁、青农部储占书和《中国青年报》编辑舒学恩（笔名舒展）具体物色和筹划。
恰好，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乡22岁的青年农民、中共党员、乡长兼团支部书记杨华，早在将近一年前的北京市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就向石景山区委秘书周全表达过远征开荒的愿望。 杨华家乡的可耕地有限，他想到了垦荒，将荒原变成粮田。从舒学恩那里得知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寻找这支队伍的带头人，杨华激动地对舒学恩表示，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愿意到遥远的边疆去垦荒！ 有了领头人，接下去是使事情向纵深发展。团中央于7月25日草拟了《关于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几项意见》，由胡耀邦批准后上报中央农村工作部。意见说：“青年团在开垦荒地的巨大任务中应起积极的突击队作用…… 在条件许可的地方，还可以建立一些青年村、青年集体农庄或青年农场……” 这就是青年垦荒队的雏形了。 经过团中央工作小组的筹划和组织，杨华和南苑区的李连成、李炳恒、东郊区的张生以及门头沟石门乡的团总支书记庞淑英等人，一起来到团中央机关商量组织垦荒队前往北大荒。
看来看去，杨华垦荒队里没一个北京西城区，东城区，宣武区，海淀区等城区的中，小学生。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3 19:47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3 19:49 编辑
1958年以前新中国还没有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农民不想种地了可以进城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施行计划经济，在农业方面统购统销，取消城镇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方面施行统管统配。毛泽东曾说：
“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什么都要管，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因此要进行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这样的：
“新政权建立之初，中国国内失业人数庞大，失业原因复杂，城镇就业面临巨大压力。过重的历史遗留和迅猛的劳动力增长对城镇就业的挑战。1949年国内城镇失业人员基数太大，从登记的情况来看，1949年我国城镇失业人员有474万（注：参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另外随着人口的增长，全国社会劳动者（注：全国社会劳动者，是指全国范围内一切达到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合法的方式自愿从事各种合法劳动工作的中国公民。）人数也逐年增长。据统计，从1949年底到1952年底，全国社会劳动者从18082万人增长到20729万人，增加了近2700万；城镇职工人数从809万增长到1603万，翻了近一倍；城镇个体劳动者从724万增长到883万，增加了近160万（注：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5页。）。部分原有城镇失业人员加上新增的城镇劳动力，使得城镇就业问题依然突出。截至1952年，全国仍有376万的城镇失业人员（注：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09页。）。”
“从1955年夏季开始，毛泽东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开展了对所谓“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迅速进入高潮。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进行”。
“一五”时期中国城镇就业政策的负面效应
1.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急，结束了多元化的就业格局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安置失业人员就业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对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合并和改造过急、过快、过多、过早。从1952年到1957年，私营企业职工年末人数依次为367.3万、366.9万、289.2万、218.9万、2.8万、2.5万，城镇个体劳动者年末人数依次为883万、898万、742万、640万、16万、104万。虽然这些人数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新的失业（因为这部分人基本都转移到新的公有制成分的经济形式当中去了），但是却意味着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消失，多元化的就业格局的解体。这使以政府安排为主的城镇就业体制，丧失了补充和调节的机制。
土地改革后，由于耕地不足的情况基本没有改变，农村劳动力仍有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无组织无计划地向城市流动的现象仍然存在。1953年春，乡村农民大批流入城市，寻找工作，给城镇就业带来一定压力（注：《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内务部、劳动部关于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联合指示》。
新政权建立后，城市中一些家庭妇女经济上要求独立，谋求就业，成为城市中一批剩余劳动力。每年还会新产生一定数量的高小、初中毕业后未能升学的学生。据统计，1952年底要求就业的家庭妇女、失学青年就占到了要求就业总人数的27%。
实行国家“统一登记和分别处理”的城镇就业政策之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许多企业大量解雇多余或不合要求的人员，将包袱甩给政府；许多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者、小型私营企业主及收入不稳定者纷纷停业，等待政府安排有保障的职业，以重新就业；并有大量的农民趁机流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这些都再度加剧了城镇失业的程度。据上海市的调查，已登记的失业人员中，小商小贩、临时工和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占50%以上，身体残疾和年老体弱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占16.9%，有就业条件的仅占30%多一点，其中全家失业的更少，其他城市情况也与此类似。
一五”时期中国城镇就业政策研究 2016-02-26《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3 20:07
同时期，在教育领域的情况也非常严峻：
“1950年6月，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目前，大学还不能大量地扩充与发展，高等教育只能根据我们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不但高等教育如此，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也都只能根据经济的发展而发展。1952年7月，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一谈到建设，就感到知识不够用，需要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10万人。”【《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由此造成了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教育培养大批合格的建设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大量合格的建设人才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
学生入学人数和比例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提高。1956年，小学生达6346.6万人，是1949年的2.6倍；初中生438.1万人，是1949年的5.3倍；高中生78.4万人，是1949年的3.8倍；而同一时期，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数量总体增长不明显，有时甚至下降。*前全国高等学校数最高年份达207所，*后院系调整开始后的1953年变为181所。
1953年，小学毕业生数是293.5万，初中招生数是81.8万，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比例是72.12%；初中毕业生数是39.8万，高中招生数是16.1万，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比例是59.55%。1954年，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比例是62.82%；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比例是66.14%。
1957年春，高小毕业生有4/5不能升初中，初中毕业生有2/3不能升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高中毕业生有1/3不能升大学；1958年春估计，高小毕业生2/3不能升学，初中毕业生有一半不能升学，高中毕业生有将近一半不能升学。据上海第六女子中学当时统计，该校毕业生，共有20%升学，10%就业，而不能升学就业的占70%。”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3 20:15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
链接：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4 14:53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新中国上山下乡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上山下乡有三个分期的不同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指导理论有很大的不同。
（1） 从刚解放到大跃进为第一个阶段。
（2） 从大跃进失败到文革开始为第二个阶段。
（3） 从文革进行到67年出现红卫兵自发上山下乡到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上山下乡动员为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终点不在文革结束而在恢复高考和开始改革开放之后。
第一阶段上山下乡的指导理论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胡耀邦之间有明显的不同，只不过没有被人们充分注意。文革结束两年后在知青大回城运动（也被称为胜利大逃亡）的推动下中共中央终止了上山下乡，原国务院安置办的老人们写文章回顾上山下乡历史是曾提到了第一阶段上山下乡的背景：
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始末
童 辰 郭海峰 1998年 人民网
从１９５５年开始，就业压力就开始变得很大。１９５５年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开荒３８６８万亩，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农民和一些国营农场外，必须另外组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交给共青团中央，团中央就组建青年自愿垦荒队。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抓的这件事，但这个路子后来也不通。
毛泽东发出第一次号召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他讲这句话是从农村需要来讲，不是从解决城市就业的角度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农村建立合作社，缺乏保管、会计、出纳等人才。
很明显，新中国第一阶段的上山下乡是多重需要的混合版本，在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是农村合作化运动需要城里青年知识分子来帮忙，这些人有点象工作队下乡。很多资料显示当时主要是农村外出到县镇求学的农民子弟回乡承担了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合作化所需要的会计等工作， 当时还没有户籍制度，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还比较容易。我们知道新中国上山下乡的一个专有名词是“插队落户”，但是在1955年合作化运动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公社和生产队这类组织，最多只有互助组，因此就算有大批中学生上山下乡也不好安排，在没有成立互助组的地方还是农民在自己地理里“单干”，由于土地早分光了，上山下乡的学生先要分给他们土地，这就有问题了！那是否组织学生为主的垦荒队是可行的办法？ 安置办老人回忆说“此路不通”。如苏联的垦荒历史一样，如果没有户口限制，势必有不少下放的知青会返流回城。
如果我们说1955年毛泽东所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是要解决城市学生分配工作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农村合作化运动对知识分子的需求，那么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刘，周，胡等中央领导人在第一阶段上山下乡的指导理论方面有一套与毛泽东不同的版本，这是需要认真梳理的。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4 15:22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4 15:27 编辑
刘少奇的上山下乡指导理论：
1957年4月，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 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讲得很明确：“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链接：
周恩来的上山下乡指导理论：
1957 年6 月26 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151 页。）他还对当时劳动工资方面的规定有碍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表示担忧。1957 年9 月5 日，他在国务院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有关劳动工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许多规定刺激人口增长，不是鼓励人们上山下乡，而是鼓励人们进城。（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73 页。）同年9 月26 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报告时提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9 页。）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也采取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50年代中期出现的青年志愿垦荒队，被视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在周恩来报告的感召下组建的。1954年 9月 2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保证增加农业的产量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发展合作化的同时有系统地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抽水机和水车，推广良种，改进农作技术，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并且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人民日报》1954年 9月 24日。）周恩来在这里提到的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粮食的思路，打动了很多知识青年。在场的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杨华[简历]听了，“心里就像着了一盆火”。晚年他回忆说：“正是由于周总理在1954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番话，才使我从此毅然决然地向党组织提出远征开垦荒地的请求，成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长。”（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年版，第51、58页。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4 22:2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4 22:35 编辑
通过仔细梳理，我们看到了在建国以后在第一波的上山下乡工作（没有成为社会运动）的推动中刘少奇和周恩来在指导理论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由于执行计划经济和消除劳动力市场和在农业统购统销和劳动力统管统配以及教育方面中小学建立的数量大大多于高等学校的数量，因此需要对不能升学的中学和高小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找出一条出路。当时还没有户籍制度，从农村到城镇上学的农民子弟一旦毕业似乎也要由政府在城镇分配工作（这一点还需用资料证实），因此动员他们回乡务农在刘，周方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气候，团中央抓的到边疆垦荒的试点也是以城郊的农民为主。但是动员归动员，没有户籍制的限制，不用说动员城市学生下乡很困难，就连大批农民都在合作化运动中由于各种原因而流向城市找工作，当时自由劳动力市场虽然消灭了，但是城市国家招工单位还是接受农民工的。
在毛泽东方面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参加合作化运动显然不是以就业为主，而是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运动）的政治战略角度出发，安置办老人们的文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他讲这句话是从农村需要来讲，不是从解决城市就业的角度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农村建立合作社，缺乏保管、会计、出纳等人才”。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毛泽东在建国后三个阶段的上山下乡发动过程中从来没有从就业角度考虑上山下乡，他的一贯原则是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间去锻炼和结合，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国家紧缺的知识分子应该当普通农民。
从合作化运动到大跃进，尽管中央领导层从不同角度出发策动中小学毕业生的上山下乡，但是对于城市中小学毕业生而言基本上是无疾而终，杨华为代表的赴边疆垦荒的运动也没有推动起来，但是理论基础建立了，在1958年出台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后，刘少奇，周恩来为首的国家政府必将推动第二波的上山下乡，这是后话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5 11:32
实际上建国后第一波上山下乡其实主要是“回乡”，也就是说家在农村而在城镇就读的中学生毕业回乡务农，有很多资料说明了这个历史过程：
“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四年。那时，由于扫盲运动和学校教育的正常开展，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建设的速度，很多高小毕业（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的农村青年大量拥入城市，造成城市里的就业出现了紧张。1953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是知青上山下乡的萌芽，主要内容是号召在城市上学、老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城市就业问题。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中学毕业生无法升学，很大一批已到就业年龄的高小毕业生等处于待业状态的情况。记者查档发现，在1955年4月青年团中央（注:此表述依照当年档案记载）提交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城镇学生状况:“1954年，全国未升学的高小毕业生有210多万人，绝大部分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城镇学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正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加之国家又处在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之中。由此，党中央开始考虑动员一部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5 12:42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5 12:44 编辑
当我们梳理上山下乡历史时，出于个体知青的角度我们不容易具备大视野去看大历史的能力，最容易出现的局限性是对于中央决策层在发动和操作上山下乡方面的脸谱化。通过十多年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过程是和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运紧密相连的，1953年到1956年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呢？“一五期间”不是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吗？城镇工业化的发展不正是需要增加城镇劳动力的人口吗？ 现在我们需要跳出上山下乡的小历史去看看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历史大背景了：
1956年的冒进与反冒进
罗平汉
2014年11月03日08:2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从1955年夏季开始，毛泽东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开展了对所谓“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迅速进入高潮。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进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将在中国基本建立，要发挥这种先进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他感到，既然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克服右倾保守思想，速度可比原计划大大加快，那么，经济建设领域是否也同样有右倾保守思想需要克服，是否可以同样加快发展速度？195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说：“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此前的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于12月作了序言，他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毛泽东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目的，在于用这样的方式促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在他看来，一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原来设想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建设中右倾保守思想一旦克服，同样可以实现高速度发展。同时他感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依然是一穷二白，在工业上、科学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状况如果不尽快改变，并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在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不相称。革命战争和社会改造取得的巨大成功，增强了毛泽东的自信，他认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反右倾保守导致的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最突出的表现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一加再加。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多12.4%。只过了两个月，这个数字就被大大突破。国家计委1956年1月5日在一份报告中说，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随后，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一倍多。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不久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投资的大幅度增加，造成国家的财政赤字，同时它还致使钢铁、水泥、煤炭等原材料供不应求，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
周恩来等人反冒进
2月6日，周恩来召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财政部副部长金明开会，研究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倾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打的计划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
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可以加快，但不能工业化提前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当周恩来、陈云等意识到冒进问题的严重性时，毛泽东的看法却有所不同。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追加20亿的基本建设投资，但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据胡乔木回忆：“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应当说，当时党内的民主气氛还是比较好的，虽然毛泽东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提议为政治局多数人所反对，表现出不高兴，但他并没有固执己见，这就使得反冒进能够得以继续进行。同年5月11日，国务院召开第28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这年5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讨论起草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问题。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还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起草、经刘少奇审改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尖锐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这篇社论不但指出了急躁冒进的危害，同时也分析了急躁冒进产生的原因，成为1956年反冒进的重头戏。
不难看出，这篇社论提出的观点与毛泽东当时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社论表面上看，对急躁冒进和右倾保守两种观点都作了批评，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文章的重心是在强调反冒进。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3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5 12:44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5 12:49 编辑
回忆1956：周恩来的胜利
行光 （根据沈志华教授文章整理）
1956年的“反冒进”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少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正面冲突。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只字未提在当时全国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鉴于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是不久前刘少奇刚刚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的，周恩来的报告明显地表露出与毛泽东的不同思路，以至于一些会议代表为此提出了疑问。
2月8日，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口气更加坚决：“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周恩来又补充说：“当然反右倾保守是主要的，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周恩来却提出“用冷水洗洗”，两种不同的思路已经显现。此时，刘少奇表示了支持周恩来的态度。
进入4月以后，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明显加大了。毛泽东主张进一步追加预算，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相互争投资；国务院感受到经济生活中矛盾日益突出，难以支撑高投资，必须压缩预定计划。毛周之间的矛盾开始明朗化。毛泽东的主张却与周恩来恰恰相反，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增加基建投资，以摆脱困难局面，解决物资平衡问题。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与会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追加投资。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
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6月3日，财政部向中央提交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这个报告是在周恩来指导下起草的，体现了他从年初以来一再提醒的防止冒进的思想。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视察，未参加这次会议。6月15日，毛泽东出席了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先念所作预算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要文件，而这份文件的主题和基调就是反冒进。”
1956年周恩来在刘少奇支持下的反冒进对于新中国第一阶段的上山下乡乃至大跃进失败后的第二阶段上山下乡和文革中第三阶段的上山下乡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由于反冒进的胜利压缩了城市工业化基本建设的规模和投资，减少了城市吃商品粮的劳动力人口，动员来自农村的中小学学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从而形成了第一波上山下乡小高潮（实际上是归山回乡）。但是自1957年反反冒进和反右扩大化，周恩来被说成是离右派只有50步远，以后比56年冒进更加冒进的大跃进登场，工业建设投资和规模成倍增长，城镇劳动力从反冒进时的过剩到大跃进的缺少，大量农民进城当工人，至此新中国第一波的上山下乡热潮熄灭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5 13:14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5 13:23 编辑
本文不是探讨新中国政治历史的，但是上山下乡历史不是独步于政治历史之外的独立社会运动。1956年的反冒进是与动员上山下乡（实际是到城镇就读的农村青少年学生归山回乡）直接相关的，周恩来，刘少奇是这项政策的发起者和操作者。对于毛泽东而言，城镇就业并非难事，掀起工业化运动高潮就解决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他提出让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去农村当会计和记工员并不是为了解决他们就业问题，而是去参加和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主要是一种政治任务。周恩来反冒进对于社会产生的效应很明显：
“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一年，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被迅速地削减。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那种通过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生长和鼓励人们自谋职业来扩大就业门路的“两条腿走路”就业政策，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改变了。
1956年四五月间劳动部召开全国劳动力调配工作会议，对解决城镇失业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会议认为，中共中央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所规定的解决城镇失业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该方针就是：“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使现有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工作的机会”，“除了能够在城市就业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注：《中共劳动部党组关于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意见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8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17～18页。）。当时是这样计算的：北京市郊区共有4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共约有4000个生产队，每个队可安置3个人，平均每个社可安置约30人。全国共有75万个社，只要每个社能够安置5个人，全国就可以安置300多万人（注：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1957年9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20页。）。
当时政府认为，乡村是容纳劳动力的大海，如果采取积极发展农业、巩固合作社的方针，大力提倡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发展副业，开荒造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实行多种经营等措施，农村可以安排很多的劳动力。农民的生活提高了，农民就不需要进城，而且农村可以容纳一部分城市多余劳动力。时任劳动部副部长的宋平明确指出：“劳动就业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它必须从六亿人口的统盘安排中求得合理的解决”（注：宋平：《劳动就业问题》，195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21页。）。
然而，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在动员城市失业、无业人员（特别是中小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方面，却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很多人认为农村总要比城市差，因此宁愿在城市等待就业，也不愿下乡。为此，政府一方面加强城市的户口、粮票管理，劝阻乡村人口迁入城市，规劝企业尽可能不向农村招工；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克服各种障碍，反复调整生活补助费标准，承诺妥善安排下乡人员的劳动和生活，动员青年劳动力和毕业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如1957年1月20日，浙江省民政厅、劳动局为妥善安排下乡人员的劳动和生活，专门出台了《对巩固移民插社问题的意见》，从生产、生活、医药费用三个方面对下乡劳动的新社员的各种困难提出了详细的解决意见（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66～67页。）。1957年8月，武汉市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指导委员会组织武汉市自学青年下乡学习工作队到市郊，进行了实地访问和学习，帮助学生了解农村，培养下乡学生积极分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64～65页。）。1957年8月《劳动通讯》报道了厦门市组织3000名失业人员开发山区经济的情况，介绍了经验，提出了表扬（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76页。）。
1950年至1955年，全国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当年就业人数分别为36.6万、37万、24万、43.9万、11.9万、5.4万，但1956年猛增至102.5万，明显高于其他各个时段，说明“城镇失业人员下乡劳动”的城镇就业政策实行以后，对全国城镇就业的影响很大。
至此，国家统包统配的城镇就业政策基本形成。促使这一政策形成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消除了以往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另一个就是政府认为找到了有足够能力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办法，那就是用农村来容纳城镇的部分劳动力。”
毛泽东的“反反冒进”获得胜利后催生了大跃进横空出世，城市就业难得到大大的缓解，但是上山下乡的路子被周恩来趟出来了，这将成为他发动和操作新中国第二，第三两阶段上山下乡的轻车熟路。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5 14:0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5 14:15 编辑
正是在周恩来号召和主持下的新中国第一阶段上山下乡的尾声中，有一个衔接第一阶段上山下乡和第二阶段上山下乡的典型人物横空问世了，与远赴边疆垦荒的北京郊区农民杨华不同，这个人属于半个回乡中学毕业生，她就是邢燕子。邢燕子的父亲应该属于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河北籍干部，解放后在天津一家工厂当厂长。邢燕子自小在农村爷爷家长大，后来到天津与父母团聚后在城里读了小学，中学，她后来到农村去的一个原因是想念爷爷，因此她似乎算半回乡半下乡，因为她的家一半在城里一半在乡下。
邢燕子上山下乡的动机，她的说法有两种：
动机1，
邢燕子：我的知青岁月 2014-01-03 08:04:59| 来源：《人民画报》
1958年，17岁的邢燕子初中毕业。家里29口人都生活在城市，父亲是天津市一个工厂的副厂长，留在城里工作似乎是顺其自然的事情。然而，从小就在农村的爷爷身边长大的邢燕子，一心想回乡下跟爷爷作伴儿。“当时并没有多高的思想境界，更从来没有想过出名啥的，就是想念爷爷，也真的喜欢农村。”已年过花甲的邢燕子快人快语，坦率地说起当初“下乡”的初衷
不过，下乡远不是说说想想那么简单。回到爷爷所在的天津宝坻县大钟庄乡司家庄村，当时，村干部看这个从城里来的女娃压根儿不会干农活，就把她安排到食堂帮忙。初来乍到，邢燕子闹了一大堆笑话，她本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小小的糗事。一次，食堂熬了一大锅粥让她看着，不一会儿粥溢了出来。从没做过饭的邢燕子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急得大喊：“快来人啊！粥都跑出来了！”叔叔大爷们呵呵直乐说：“傻姑娘，你给它磕个头，它就不跑了。”单纯的邢燕子当真立马就跪了下去！后来，邢燕子逐渐成了劳动能手，而此事一直是她的一桩“笑谈”。
动机2，
“1958年我是自愿去农村生产劳动的，当时中学毕业，正是抢种小麦的季节。爷爷还在农村，又赶上自然灾害，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周总理也号召，发展农业生产，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就想，作为青年就应该去农村干自己最应该干的事。我是一路小跑进村的！”邢燕子讲到这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小跑的姿势，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邢燕子的父亲当时是天津陶瓷厂副厂长，她完全有条件当工人，也可以继续升学。但她却选择了回到宝坻县司家庄务农，这离国家大规模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还有10年。邢燕子的这一选择与党中央的号召不谋而合。在此之前的1955年，毛泽东主席就发出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
注：上文中提到毛泽东在1955年提出“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知出自何种档案资料？从上面两份资料我们可以看到邢燕子除了因为亲情回乡外，她还受到周恩来号召上山下乡的感召，而周恩来正是在反冒进时期号召上山下乡的。
个人以为，邢燕子第一段自述比较靠谱，她从小在农村由爷爷带大，估计是在农村上的小学？之后转学去天津完成高小和初中教育，想爷爷回农村很自然。当年我的不少小学同学就是从农村转学到北京父母身边，特别是许多籍贯河北省的干部都是把孩子交给在河北农村的爷爷奶奶抚养，困难时期这些孩子都被送回城了。
第二段自述有点拔高(也可能是编者所为），说“1958年我是自愿去农村生产劳动的，当时中学毕业，正是抢种小麦的季节。爷爷还在农村，又赶上自然灾害，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周总理也号召，发展农业生产，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1958年大跃进大食堂刚开始，全国农村还没有出现“自然灾害”，正是敞开肚皮吃的早期，似乎还没有出现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而且她自己说刚到农村就被分配在大食堂工作。但是她说周总理也发出号召是靠谱的，注意她没说毛主席也发出号召。实际上，毛泽东针对上山下乡在字面上对号入座的指示只有一次，那就是68-12-21动员。而周恩来自1956年开始针对上山下乡的具体指示（含具体安排和计算就有很多，很多次了！！！）她也没提刘少奇，估计是历史原因。
小资料：
“三年自然灾害"，或者"三年困难时期"，指中国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5 14:30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5 14:37 编辑
前面说了，邢燕子是在建国后1956年第一波政府发动的“雷声大雨点小”的上山下乡雷阵雨中飞出来的孤燕，真正对她开始的宣传不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而是在三年困难最难熬的关头。新中国第二阶段的上山下乡是大跃进失败引起的，是以第一阶段上山下乡尾声中出现的邢燕子作为典型发动的。邢燕子回乡是在1958年，真正对她大规模宣传是在1960年。
宣传邢燕子的文章中说她回乡的大背景是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建国后第一波上山下乡由此发动。这段时期城市就业出现困难是由于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在事实上取缔了私营企业（只发给旧业主和老资本家定息）对就业实行统管统配，旧有的劳动力自由市场基本被取缔，另外由于反冒进使得城市就业更加困难。1958年1月正式出台户口制度，把全国人口户籍分为非农人口和农业人口，这是新中国就业与户籍挂钩的里程碑。但是从56年正式开始的第一波上山下乡无疾而终，“反反冒进”后大跃进大量需要城市劳动力参加工业建设，城市中学生就业问题减小。
邢燕子回乡不是因为在城市就业无着，她的户口问题引起一些作者的兴趣，当时户籍制度刚刚开始，邢燕子似乎不是因为具有农村户口问题而回乡，似乎也不是主动放弃城市户口而下乡，她就是想念把她带大的爷爷，不是那么复杂。按她的话说，她万万没想到她的举动让她成为了全国上山下乡第一个红遍大江南北的个人典型。
资料：
1960年8月15日《河北日报》以《邢燕子大办农业范例》套红标题报道了邢燕子的事迹。当时正值农村遭受天灾人祸最困难的年头，许多回乡知识青年与农民纷纷流入城市躲避饥荒，这时正需要树立一个“发奋图强，大办农业”的农村青年典型应运而生。8月17日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省妇联发出在全省青年、妇女中展开学习邢燕子运动的通知，接着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发出开展“学习邢燕子、赶上邢燕子、热爱农业劳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
1960年10月12日邢燕子入党，同时，她与另外两个全国回乡知青的典型，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徐建春、吕根泽互相下战书，进行“建设新农村”的友谊竞赛，全国各地农村知青纷纷响应他们的号召。在当时严重饥荒已蔓延到全国的关头，邢燕子们发出的劳动竞赛活动，稳定了广大农村青年的情绪，鼓舞了他们“大办农业，大种粮食”的士气，此时对邢燕子的宣传达到了最高潮，她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1961年后，党中央大力组织城乡中小学毕业生回乡或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并形成一个高潮，这期间媒体对邢燕子的报道一直未间断，她也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年5月15日在《天津日报》发表公开信《欢迎新战友，参加农业战线》，还写信给北京女知青侯隽，赞扬她到宝坻县农村插队落户。这时，已与同村青年王学芝结婚，再一次表明她永远扎根农村的决心，婚后她家的生活过的很艰苦，丈夫王学芝家弟兄多，无住房，她夫妻俩只能和爷爷挤住在一起。
1964年6月邢燕子被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 。同年12月她又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大，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从 196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从这时起，周恩来对知青上山下乡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推动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党和国家工作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1962年，他在接见各大区农办负责人时指出：“计划生育和组织城市人口下乡，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应当经常抓这件事情。”（《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11页。)1963年 2月 13日，他在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又强调：“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提出，今后 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
为进一步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序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1963年 10月，周恩来又指示：“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6页。）1964年 1月 1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40页。）
周恩来特别看重先进典型人物在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带动作用。1963年 10月 15日，他在与各大区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谈时指出：“华东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青年一代’、‘第二个春天’等好剧本，北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铁姑娘、邢燕子、侯隽就不能写个剧本？华北局要推动一下。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他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
安置方向调整后，插队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 1963年，下乡知青主要安置到农场，插队只占 6%。1964年插队比例猛升到61%，1965年进一步上升为63.1%，1966年达到 70%以上。
他重视培养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知青典型，多次接见他们。1964年 12月 26日，经他安排，邢燕子和董加耕参加了毛泽东 71岁生日晚宴，坐到毛泽东身边。
设立知青工作的领导机构。周恩来很重视下乡知青的管理问题。1964年，遵照他的指示，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兼任组长，以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及有安置任务的区、县，也都整顿、充实办事机构，调配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到 1965年 4月，全国安置工作部门的行政编制总数已达到 6000人。
《周恩来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014年08月22日15:0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5 14:4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5 14:55 编辑
在谈到新中国第二阶段的上山下乡阶段（1960年到1966年），我们不能不提到1958年新中国开始推行的户籍制度:
资料：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第一部户籍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所有个体被普遍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
“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由此个人物资实行全民配给制，并依赖户籍管理制度进行配给管理。全民配给制中，户籍所划定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被排除出除粮食外的配给。在这一时期，个人试图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工作则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而这种申请的批准限额是被严格控制的。到本省外工作则需要有6种许可证。离开本人户口所在地的人则没有粮食配额，单位住房，或者公费医疗。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结婚等等方面是也是被根据户口来管理控制的。”
1958年以后中国在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间树立了户籍壁垒，没有这个壁垒就很难维持上山下乡“非转农”的长期性和“扎根”的可能。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5 14:54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5 15:14 编辑
十余年来，我在不同知青网和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上山下乡的各路老知青互动，他们中有文革前插队或插场（或到军垦农场），也有文革中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或73年以后上山下乡的，有些老知青在我起的楼里提出了很多非常宝贵的见解，例如上海知青网的新来乍到网友关于上山下乡和户籍制度关系的发言就很有见地：
“新来乍到
2014-07-01 23:22:00
也参与说几句。
为什么要实行上山下乡制度？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体制决定的。当时的现状是一亿城市人口需要五亿农村人口养活，这是经过几年的折腾才达到的平衡状态。需要维持这个平衡，这在当时的高层形成共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限制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于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就诞生了。
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有效供给不足。体制决定政府控制一切资源，于是统购统销就应运而生。户籍制度则保证统购统销的有效实施。征购和配给都离不开对户籍的精准掌控。中国历朝历代的赋税基本可以归为两类，户税和地税。而统购政策则是凭借国家的权威强制收购农民的农产品，这里面可以看到老的赋税制度的影子：按土地规模确定产量，扣除口粮和饲料粮就是要上交的部分。征购价和市价的差价就形成了农民履行的赋税义务。征购包括粮食、棉花、油料及肉蛋等副食品。此外农民还要交农业税、出民工等。和历朝历代农民没什么区别。我下乡地的农民就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他们的接触中他们常感叹：什么时候老X头让我们多留点就好了。配给也是根据户籍人口和身份等级实施的。
这个平衡是脆弱的，常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的因素而导致失衡。人为的因素主要指的是没玩没了的运动，甚至党内有这样的说法：不怕国民党进攻，就怕共产党运动。当有效供给不足时就要减少享受供给的人口；有效供给不足会导致原料不足而停工，也会减少对生产项目和教育的投入而导致缩小招工和招生规模，造成就业压力。这时动员适龄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六十年代初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和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都和资源制约有关。
可以说上山下乡这种制度是为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度身设计的。为了维持短缺经济形成的脆弱平衡，必须给它设计一个减压器或缓冲阀，避免崩盘。”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5 15:3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5 15:39 编辑
网上有老知青对户籍制，对邢燕子和下乡，回乡等概念有另类看法，转来作为参考留此存照：
我所认识的知青运动1：起源 (2012-06-23 09:22:20)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政策模拟中心主任 王铮
标签： 知青 理想 冲突 杂谈 分类： 科学问题讨论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政策模拟中心主任 王铮
标签： 知青 理想 冲突 杂谈 分类： 科学问题讨论
所谓知青，全称叫“知识青年”，但是“知青”作为专用名词，特指当时有城市户口的青年学生放弃（或者说被剥夺）城市户口到农村当农民，后来为了强调平等，把原来有城市户口的叫做“下乡知青”，上学前就是农村户口的叫“回乡知青”。大家都是“知青”。实际上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在待遇上有实质性差别。1981年，中央通知下乡知青的工龄从乡下那天算起，回乡知青，就没有这个待遇。2004年我碰到某省人事厅副厅长，他说自己也是知青，不过是二等知青。他是回乡知青。
第一个被称为“知青”的人叫邢燕子。邢燕子，女。天津宝坻人，她父亲是个副厂长。百度百科上介绍她“1958年中学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60年被树为模范人物。请注意这里使用“回乡”，这可能意她原来就是农村户口。其实1958年城乡户口卡得不是严的，农村户口容易转变为城市户口。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当时流行一个歌叫《当了工人我嫁你》，动员农民进城当工人。
邢燕子的事迹实在没有什么“先进性”。要不雷锋离开农村到鞍山当工人就成了落后分子。我们在当知青时传闻邢燕子不是严格意义的知青，因为她本来就是农民，初中毕业。她是刘少奇发现的典型，真正的榜样是周总理树立的侯隽，她是北京工程师的女儿，放弃高考下乡当农民，等等。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5 15:51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5 15:58 编辑
第二阶段的上山下乡的背景是众所周知大跃进很快失败而进入“三年自然灾害”（后来又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批工业部门“关停并转”，中央组织了2000多万在大跃进中从农村招收的农转非的“农民工”再次非转农，指令他们回到农村。城市学生就业机会也再度紧张，“时势造英雄”- 邢燕子“横空出世”了！国家最高领导层又开始大抓上山下乡的工作了，这次不是以回乡学生为主，而是以家居城市的学生为目标，除了减少城市就业压力外还要尽量减少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口。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出炉，这是国家首次以文件的格式把城市中学毕业生命名为城市知识青年而不是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在这份草案中对于下乡知青的要求是：
“安置的方向，主要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才 是插入现有的国营农、林、牧、渔场，至于新建场或扩 建老场来进行安置，则必须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可能，有 重点地举办。
必须看到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几年 来的工作经验来看，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要达到生产 自给，一般需要两年左右；要建立像普通农民那样的一 个家底，约需要三、五年；要使他们从思想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所需要的时间还要 更长一些。目前，在城乡人民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轻 视农业、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还有着较深的影响，工 作中还会遇到一些阻力。因此，必须从动员、安置、巩 固等方面，坚持不懈地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凡是已 有经验的地方，必须认真地进行总结；凡是缺乏经验的 地方，应当迅速地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直接经验。”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6 12:5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6 13:00 编辑
在文革前的第一波上山下乡过程中，邓小平没有主持也没有提出指导理论，但是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第二波上山下乡过程中邓小平就后来居上，他积极辅助周恩来发动上山下乡，提出非常有特色的上山下乡两方面的指导理论：
（1）插队为主：
资料：
“邓小平是“文革”前中央决策层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插队为主要形式的
第一人。
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63年。当时中央设想，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安置到农场、牧场、林场、渔场。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难题：一是城镇需要安置的青年学生多，而农场的容纳力不足。二是安置到农场的费用过大，国家财政承负太重。于是，安置方向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总结天津等地做法的基础上，在中央决策层最早提出城市知青下乡从插场为主，改为以插队为主。在1963年7月9日召开的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上，时任副总理的谭震林讲：插队安置，邓总书记想了很长时间了。周恩来总理也在这次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
邓小平在1964年1月9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汇报时，比较集中地谈了他对插队问题的看法。
首先，邓小平是从经济上思考这一问题的。他算了一笔账。插场每人大致需要1000元，每年要安置100多万，这就需要10个亿。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可见，邓小平倡导以插队为主，是从国家财力状况出发而定的。这与“文革”初，毛泽东主席主要从政治考虑倡导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
第二，邓小平对知青插队是有长期打算的。他指出，以插队为主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件长期的大事。长期，究竟有多长？实际上，周恩来已要求作15年的规划。邓小平提出，要把安置知青同治山治水治碱结合起来，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由此可以推想，如果没有发生“文革”，知青上山下乡仍会继续下去的，起码是15年内不会取消这一大政策。”
（2）巩固加强建设兵团
资料：
“60年代初，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工作团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1师和农2师塔里木垦区作长期安置计划的考察，把该垦区作为安置上海知青的基地。这项计划曾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他指示："将童男童女分别组织部队，生产打下了基础，劳动熟练了，有对象结婚，就在边疆安家。"鼓励上海青年在新疆安家落户，既缓解了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又可起到屯垦戍边的作用。一举两得，是有深远考虑的。”
王震在上山下乡方面的指导理论（主要是建设兵团）
资料：
“1963年9月，农垦部长王震在一次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将知识青年编入生产建设兵团的安置办法，他说：采取征兵组织生产部队的形式，首先是保证青年学生在吃穿用上面相等于步兵士兵的待遇(每月津贴费可比士兵略低)，每人每年伙食、服装、津贴等费用约需250-300元，三年后再评定农工工资等级，这样就能够巩固住。其次是参军可以激发青年革命精神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军队形式的组织纪律性强，便于对青年进行管理和进行政治、生产技术教育，能够较快地成为有文化有生产技能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产业军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3年9月。。由此可见，当初是将生产建设兵团视作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一个理想场所。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的殊勋，它在建国以后享有的崇高荣誉，以及它在年轻人心目中居有的神圣地位，都使这一设想变得切实可行。 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在上海做动员时，曾许愿进兵团就是参军，发军装；不满16岁的，到新疆可上技校，毕业后愿回上海的就回上海，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报了名。到"文革"以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接纳上海知青9.7万。据说，平均不到四户人家中就有一个知青到边疆落了户。加上来自北京、天津、武汉、浙江、江苏等省、市的知青，总数多达12.7万人。他们到新疆后，被分别安置在南起塔里木河南岸，北到中、蒙、苏边境的阿勒泰，南北相距2000公里的地方。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6 13:38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6 13:40 编辑
现在我们看到了大跃进失败后上山下乡的重点已经从回乡知青转向城市上山下乡的知青，如果说邢燕子是“半回乡半下乡的知青典型”，那么侯隽就是货真价实的城市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了。
侯隽，女，1943年生，原籍北京。1962年
7月，以门门满分的成绩，高中毕业于北京市良乡中学，主动放弃考大学的机会，响应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今属史各庄乡）安家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侯隽自己对上山下乡历史的回顾：
“大家都知道，1962年，我响应党和国家“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立志要当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自己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才从北京跑到当时还属于河北省的宝坻县窦家桥村落了户。那年正是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不过在当时城市青年下乡的还很少。之后周总理听说我主动放弃高考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事，高兴地说，这是一个方向，青年一代就是要下乡。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总理正在考虑如何组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问题，因为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安置下乡知青要以插队为主的时候。从1964年起，城镇知青下乡就逐渐掀起高潮，开始以下乡为主，就叫“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后来又提出要以上山为主，到1967年又改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
很有深意的是周恩来在文革前第二波的上山下乡过程中不仅把主要动员对象放在城市中学生身上，而且特别关注出身不好的城市学生。
“自从周总理从黄宗英那里知道了侯隽下乡的事迹，这位共和国政府的当家人就记住了侯隽这个名字，时刻关心着她的成长。同年7月9日，在接见各大区安置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周总理说：“河北宝坻县现在又出了个响应党的号召、志愿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当年10月15日，周总理同各大区主管安置工作负责人谈话时说：“有人来信说我推荐侯隽错了，她家庭出身不好，可她本人向着新社会，向着光明，自动下乡，决心改造自己，这是好的，应当进行帮助。这是自动下乡的一个好典型。”
“1965年7月，周恩来、陈毅到新疆看望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参加农业生产的上海知识青年时，曾有过如下一段重要谈话：
周总理接着一一问大家的家庭出身，当问到共青团员卓爱玲时，她羞涩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
“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
卓爱玲一时答不上来，错听成自己要不要拿定息，着急地说：“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她的这话，引得周围的首长和同志们都乐开了。
周总理乐呵呵地对她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周总理告诉大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总理意味深长地对革命青年的勉励，使得卓爱玲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过去，她也曾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苦恼过，不知怎样同家庭划清界限，不知怎样争取自己的前途。进疆以来，走上了革命化的大道，思想包袱逐步丢掉了；今天总理亲切的教导，方向更明确了，获得了新的巨大的思想动力。《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新疆勉励知识青年》，《中国青年》，1965年第16期。
随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社论，本着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对如何看待青年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表现作了如下的解释：
首先，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出身：
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子女从小同他们“住一屋，睡一炕，吃一锅”，是他们首先要夺取的对象。……对于剥削阶级子女来说，家庭的影响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世界观的形成，往往起着不小的作用，有的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确实和工农子弟不一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看到这个不一样。
其次，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
剥削阶级子女，虽然生在剥削阶级家庭里，但是他们没有亲自参加剥削，同剥削阶级分子是有区别的。他们年纪轻，要求进步，可塑性很大。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做剥削阶级的殉葬人，而要求向革命的方面转变。
第三，要“重在表现”：
首先要看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尤其要看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执行重在表现的政策，就是按照兴无灭资的方针，教育剥削阶级子女进行思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背叛剥削阶级，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我们要坚信，党完全有能力把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
无论怎样讲落实政策，大前提是坚定不移的：尽管同样是在红旗下长大，但是对剥削阶级子女与出身好的子女，不可能一视同仁。他们要想进入到革命队伍中，就必须进行艰苦的改造，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种改造到什么时候是尽头，但很明显，上山下乡，当普通劳动者，是进行改造的最好途径。”
周总理接着一一问大家的家庭出身，当问到共青团员卓爱玲时，她羞涩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
“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
卓爱玲一时答不上来，错听成自己要不要拿定息，着急地说：“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她的这话，引得周围的首长和同志们都乐开了。
周总理乐呵呵地对她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周总理告诉大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总理意味深长地对革命青年的勉励，使得卓爱玲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过去，她也曾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苦恼过，不知怎样同家庭划清界限，不知怎样争取自己的前途。进疆以来，走上了革命化的大道，思想包袱逐步丢掉了；今天总理亲切的教导，方向更明确了，获得了新的巨大的思想动力。《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新疆勉励知识青年》，《中国青年》，1965年第16期。
随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社论，本着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对如何看待青年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表现作了如下的解释：
首先，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出身：
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子女从小同他们“住一屋，睡一炕，吃一锅”，是他们首先要夺取的对象。……对于剥削阶级子女来说，家庭的影响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世界观的形成，往往起着不小的作用，有的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确实和工农子弟不一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看到这个不一样。
其次，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
剥削阶级子女，虽然生在剥削阶级家庭里，但是他们没有亲自参加剥削，同剥削阶级分子是有区别的。他们年纪轻，要求进步，可塑性很大。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做剥削阶级的殉葬人，而要求向革命的方面转变。
第三，要“重在表现”：
首先要看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尤其要看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执行重在表现的政策，就是按照兴无灭资的方针，教育剥削阶级子女进行思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背叛剥削阶级，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我们要坚信，党完全有能力把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
无论怎样讲落实政策，大前提是坚定不移的：尽管同样是在红旗下长大，但是对剥削阶级子女与出身好的子女，不可能一视同仁。他们要想进入到革命队伍中，就必须进行艰苦的改造，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种改造到什么时候是尽头，但很明显，上山下乡，当普通劳动者，是进行改造的最好途径。”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6 14:38
新中国第二阶段上山下乡是发生在自大跃进失败到文革发动前这段历史时期，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对于上山下乡没有任何具体的指示，也没有新的指导理论。也可能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后退到二线不再指导中央一线的具体治国方针，有资料说明他在文革发动前已经做好了各方面准备要骑马考察黄河，还有更多的资料说明他在大跃进失败和七千人大会后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央组织路线和党内，社会内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方面了。
但是周恩来在这个时期的上山下乡组织过程中推出了新的指导理论，表面上他关于上山下乡的很多指示似乎有迎合阶级斗争理论之嫌，但是仔细梳理却发现他将上山下乡的实践与共产主义理论联系起来了，例如消灭三大差别，工农联盟与城乡劳动力交流，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等等。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6 18:27
1965年2月8日至22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在京召开安置工作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等接见了全体代表。周总理两次听取汇报，并作重要指示。
总理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各地代表汇报，对每个省的情况都问得很细，边听边思考，总结出10条动员安置工作的实际经验。
2月28日，周总理在农业口的四个专业会议全体会上作重要讲话，讲到安置工作时，特别强调要提高认识。总理说：安置工作是一个大的工作，完全是做人的工作，不是一年就完了的，也不是几年能解决了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城市青年后备劳动力和一部分闲散劳动力动员下乡搞农业，其目的要使城乡结合起来，工农业结合起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将来要使这三个差别逐步缩小、消失。要把我们现在的农村和城市搞齐了，做到又是城市又是农村，中国之大，这不是我们20世纪就能看到的，这是长期的。不消灭“三大差别”进不了共产主义社会。但现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们要打下底子。这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
总理说：劳动制度，首先是劳动力的安排。现在城市里每年涌现出的青年劳动后备军，起码是200万。就算计划生育做得好，20世纪城市的计划生育能把人口增长率压到净增1% — 就了不起了，那时也才能实现到100万人。到那个时候城市人口数增加了，也许会是一百几十万。城市不能容纳这么多的劳动力。我们城市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一切要按节约计算，每年增加的就业岗位不会太多。我们现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都低，将来要机械化、半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就要大大节约劳动力。因此，每年总要有一部分青年后备劳动力下乡，发展农业。而且在农村中也要搞加工工业，也要搞小工业，城乡才好结合，并且还要吸收农村一部分人到城市做工人，这样才好结合，才好工农交流。因此，我们至少要看到今后15年（到1980年）。将来安置工作要和劳动工资工作结合在一起，城乡劳动力统一安排。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6 18:42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6 18:47 编辑
由于知青人数增长得很快，农场只能接受一小部分。事实上在1963年中，经济形势好转了，遣返大跃进期间流入城市的农民的工作结束了（注：大跃进失败后国家遣返从农村招收的工人2200万回乡，并许诺一旦经济好转就让他们回城里的工厂），而一些知青心中升起了可能返回城市的希望[定宜庄，前引，页218。]，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宣布要将下乡运动转变并定为大规模的长期性的计划。6月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个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15年规划，很快就又延长至18年。当局认为节育工作政策两年后生效（从1963年算起），那么1965年后出生的人得在16年以后达到就业年龄，那时才能看得出这项政策所能带来的积极效益。周恩来为这个规划亲自列举出各类数字[同上，页219，222。]。他预见在此期间内，每年将会有300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等待安置。1963年10月18日他又在一个内部讲话中宣称，今后18年内有3500万城市青年得下到农村去[顾洪章等，《大事记》，页39。]。P.86那就是说每年有200万左右的青年下乡。负责这些问题的谭震林副总理估计有150万，而其他人则预测只有100万[顾洪章等，《始末》，页42；定宜庄，前引，页218-223。]。
摘自《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作者: [法]潘鸣啸 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7 08:5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7 18:30 编辑
大跃进失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发动的第二波上山下乡还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国家从城市遣返２０００多万＂农转非＂的厂矿职工＂非转农＂回乡挣口粮。
杨尚昆与三年困难时期精减城市人口和职工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为此，成立中央精简小组，杨尚昆为组长.
动员安置2000万城市人口离开城市返回农村，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周总理说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国大搬迁。彭真说，即使最讲服从命令的军队，把一两千万军队从这个战线调到那个战线，也不容易。但是，这项任务居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杨尚昆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样的奇迹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能出现。当时我们告诉回乡的职工，一旦国家形势好转，将优先把他们请回来。但是，时隔不久，一场‘文化大革命’搅乱了整个中国，国民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
杨尚昆说：“现在50岁左右的人对三年困难时期恐怕记忆犹新。那时几乎人人吃不饱饭，许多人身患浮肿，一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的现象。那几年，困难到什么程度？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什么都要凭证，全面计划供应。每人的粮、油定量都要砍一刀。1961年，北京市每个居民只发3尺布票。彭真解释说，3尺布票做衣服当然不够，是让大家买点布打补丁用的。3尺布还不能全部用来打补丁，因为你买1条毛巾，也要收你几寸布票。那时真是困难啊！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1961年5月，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又一次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作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他说，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如何压法？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3个人的饭3个人吃，不要5个人吃。陈云着重讲了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供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周总理在大会上讲话，他提出克服目前困难八条办法。其中第一条就是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他宣布：“中央决定，1962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500万人。在上半年精简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简计划。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邓小平把调整经济、精减人员和加强农村的生产队、发展农业生产并列为当时的两项中心工作。他说，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情不能够抓迟了。有些事情还可以慢一点，但是这两件事越抓迟了越不利。刘少奇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强调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这件事行动要迅速。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指挥部，要和中央精简小组经常通消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提出全国职工人数应当在1961年年末的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年末的1.2亿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包括从城镇到农村去的职工在内），同时相应地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
到1963年6月，同1961年1月比，全国职工总数减少了1887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平稳、顺利、提前、超额完成了这项几乎震动全民族生活的特殊任务。1963年7月31日，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至此，全国性精简工作基本结束。
大规模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已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一句话，农村养不起这么多的城镇人口，城镇人口只好倒流回农村，别无出路。杨尚昆说：“回顾30多年前这段历史，几千万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浩浩荡荡地从城市退回到农村，不能不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7 19:1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8 09:21 编辑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看到文革前两段时期的上山下乡在指导理论方面比较清晰，最主要的就是以就业为主要考虑。在计划经济下，商品粮是与城市人口是紧密相关的，也是需要精准计算的。我们不知道粮票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放的，在粮票制度下，就算你有钱也不能不凭粮票购买粮食，因为国家无法为城市居民提供粮票数量之外的余粮。50年代没有户籍制，农村人口可以流动到城市，农民如果在城里找到工作就自然变成城市居民，这包括农村到城里上学的孩子，但是户籍制度开始后一切都改变了。50年代第一阶段的上山下乡主要是让农村到城里读书毕业后想留在城里找工作的学生“回乡”，安置办老人顾洪章在本网一些老知青的采访中有权威性的回顾：
“我想说的是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从55年开始到62年这一段时间里头,下乡上山中央 没统一管,也没有一个部门来统管下乡上山这个事.当时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垦荒队,杨华他们.不仅杨华,还有天津啊,浙江啊好多省都有垦荒队.为什么建立 垦荒队呢?就是由团中央来统一号召的.因为在54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就业问题是很突出的,因为旧社会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55年毛主席发出了那 个下乡上山的号召,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有近三百万的城市待业青年,当时的待业青年叫初中和高小毕业生.高中生都很少,因为教育不发达.大量的高小毕业生不能 升初中.所以这个近三百万待业的绝大部分是高小毕业生.而且相当一部分是由农村进城的毕业以后就业问题是很突出.所以在54年那个时候就业问题这样突出怎 么办?团中央就派了个代表团到苏联去,那时候的苏联就是开发西伯利亚,组织垦荒队.那时候叫的相当响的.我们就是团中央经过中央同意就派了个代表团到苏联 去去考察,回来后给中央写了个报告.中央认为这个值得借鉴,就批了,把它转下去了.所以从55年开始各地就组织垦荒队.这件事情是由团中央来号召来办的. 在中央机关里头在政府部门里头没有统管的部门.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个事我知道呢?因为55年内务部成立了一个移民局,动员从内地农村的主要是农村的,也有一 部分城市的,移民垦荒.到新疆啊,到东北啊,那时候由王震来搞.王震是农垦部长,移民局就交给农垦部了. 所以在55年到62年这段时间里由地方来搞这个下乡的问题.所以讲上山下乡这个源啊就是从55年开始.不是说从62年,也不是说从文化大革命才有上山下 乡.这是一开始由地方搞起来的.中央同意有组织有计划的搞是从62年开始.那时候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要精减下放.大量的工人,学生就业就是问题,往哪 里安排?所以这个时候从62年开始是由总理统一来抓的,建立了一个中央安置知青小组,由总理抓这件事情.就叫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就是从62年到文革开 始这是有计划的下乡上山.
下 乡上山总理主持的这个工作的初衷是什么呢?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想探索一条城市就业的道路.就想找一条道路推动农业生产.把推动农业生产结合起来找一条城市青 年就业的路子,就想探索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下乡上山有组织有计划规模比较小.那时坚持自愿,不仅本人自愿还要家属自愿.甚至提出三自愿,还有亲友也要 自愿.所以在文革以前下乡上山这几年做的比较稳妥,后患比较少一点.”
从顾老那里我们看到了50年代从农村到城里上学的毕业生造成了分配方面的压力，说明那时没有户籍制，有了农业户口后那些农村到城里读书的学生就不可能在城里分配工作了。其二，60年代有了户籍制后，在城市推动上山下乡的工作中采取比较人性化的“三自愿”，不仅本人自愿还要家属自愿.甚至提出三自愿,还有亲友也要 自愿，这与文革中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具有组织形式方面的本质区别。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8 18:00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8 18:04 编辑
新中国第三阶段上山下乡是文革中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1日发出动员令开始的， 对文革上山下乡的“最新指导理论”的探讨是本文的重头戏。对于文革上山下乡国内外学界和知青网上以及社会各界在多年来的论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本文不再做全景式回顾而是尝试抓住重点针对文革上山下乡历史还没有解谜的部分进行资料分析和逻辑推理。
文革上山下乡历史最大的谜语就是毛泽东68-12-21动员令了，从目前得到的资料来看68-12-22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动员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不是毛泽东在68-12-21发出的，而是姚文元根据毛泽东在过去的一些谈话“整理”出来的，姚在68年12月下旬向毛泽东提交了那份他整理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批复“可发”。因此毛泽东真正的68-12-21动员令只有两个字“可发”。2008年有国内外专业学者和权威作者参加的上海上山下乡研讨会上传出毛泽东68-12-21动员令是姚文元伪造的说法，对此至今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因为至今中央档案对此没有解密。换言之，学界至今找不到毛泽东发出的68-12-21最高指示的原件，也搞不清姚文元是根据毛泽东在什么时候，在那些场合，对什么人的一些谈话中整理出来的那份68-12-21最高指示。更有甚者，1973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搞好上山下乡的社论悄悄的再次“整理（删改）”了毛泽东68-12-21最高指示，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之后删掉，在后面连接到“与工农相结合”而形成一个新的句子，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工农相结合”，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因为到农村无法与工人阶级相结合。
附：
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选摘文章开场白）
《人民日报》编辑部 社论
1973.08.07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几年来，几百万青年学生满怀革命豪情，奔向祖国的农村、边疆，到人民公社、生产建设部队和国营农场，实行与工农相结合。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9 15:0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9 15:07 编辑
下面这份资料是上海知青“网中人”（上山下乡独立研究学人）找到转给我的，也是至今官方公开发表的一份关于毛泽东68-12-21最高指示的资料：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12册
第298篇
对《人民日报》转发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１〕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可发。〔２〕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甘肃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部分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目前全县已有一百七十八户、九百三十二人分别到十三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这个报道。
〔２〕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上。姚文元在报告中写道：
“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以执行‘来一个动员’。”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见本册第６１６页。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甘肃日报》的报道中原有一段话讲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的“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人民日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
第299篇全文如下——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１〕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１〕 《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为转载《甘肃日报》一篇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而发表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6-29 15:48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9 16:08 编辑
上面这份资料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发出的68-12-21最高指示只有两个字“可发”。那份我们这一代耳熟能详刻骨铭心的毛泽东68-12-21上山下乡动员令其实是姚文元根据毛泽东之前的讲话整理引用出来的！
“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以执行‘来一个动员”。
上面这个句子中有两层意思：
（1）姚文元看中了甘肃日报报导的一个下乡的典型，是位县城“闲散居民大妈”，她的“闪亮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2）姚文元在人民日报转载甘肃日报的文章时加了一个编者按，在这个编者按中姚文元整理引用了毛泽东一段之前发出的最新指示（确切时间不详），这个姚改编后的毛语录就是针对我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68-12-21动员。
逻辑推理：
首先，姚文元送审在人民日报转载的甘肃日报文章主角是县城大妈，宣传主旨是城市闲散居民“非转农”不再吃商品粮而是到乡下靠两只手自己养活自己。在甘肃日报文章里也提到有“一些”知识青年也自动到县郊农村落户，很显然在宣传文章里自动下乡大妈是主角，几个自动下乡的知青是配角。
其二，在那天大妈是主角的人民日报转文中出现了姚文元所写的编者按，其中出现了他整理引用的毛泽东之前发出的最新指示，这个最新指示的主角变成了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其配角是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以及在农村工作的同志。而主题从“不在城里吃闲饭”转变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问题出现了！
问题一：到底谁是上山下乡的主角？ 会宁县城闲散居民大妈还是各大城市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知青？
问题二： 到底什么是上山下乡的主题？ 是不在城里吃闲饭还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为什么不提“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更有必要？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 16:50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 17:04 编辑
多年来学界和坊间对于文革上山下乡指导理论的探讨始终没有突破，关键因素是得不到中央关于上山下乡决策的一手档案，在我的资料库中留下了一些知青网的网友们的观点：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有多种多样的原因, <知青上海>杂志论坛的野歌总结了几条:
1）城乡结合、工农联盟的实践
2）减缓几届学生就业的社会压力
3）瓦解或分散红卫兵的政治合力
4）战争的战略打算或布署
5）缩小城乡差别，经济建设理念的战略尝试
经过反复讨论，野歌又追加了第6条，
6）教育革命教育改革的实践
1）城乡结合、工农联盟的实践
2）减缓几届学生就业的社会压力
3）瓦解或分散红卫兵的政治合力
4）战争的战略打算或布署
5）缩小城乡差别，经济建设理念的战略尝试
经过反复讨论，野歌又追加了第6条，
6）教育革命教育改革的实践
《中国知青网》的龙行天下认为文革上山下乡运动决策的来源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理想与实践。
上海知青网浦江情论坛古道游侠认为上山下乡的文化来源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文化基因，其政治来源出于《五七指示》。
68-12-21上山下乡动员的出台过程确实怪异！
其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刚刚在68年4月出台了“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全国各地正在按“四个面向”对老三届进行分配。68年初的“四个面向”对比文革前分配没考上大学的人们来说已经加重了面向农村，面向边疆的数额，在68-12-21突然将“四个面向”分配原则改为一个面向（面向农村），这在指导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按传统的毛泽东思想来说是要求知识分子，青少年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68年夏秋之际出现了一个理论转变，那就是把和工农兵相结合改变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文革发动前夕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就说了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在早前他还说过“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 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
综上所述，从“单下农村还不行”转变为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显然文革上山下乡的指导理论和文革前相比出现了重大变化。文革结束后李先念说“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四人帮 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其二，68-12-21动员这么大的事没有公开任何经过中央最高层讨论的记录，当时中央重大决策都要经过碰头会讨论，例如1968年9月在全国举办五七干校，毛泽东的批示如下：
“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我查了所能找到的1968年中央碰头会记录，小到一篇社论，大到一项涉及全国的运动都要经过碰头会讨论，唯独68-12-21上山下乡没有任何碰头会讨论的记录。但是根据姚文元的请示报告可看出他是在把毛泽东在68-12-21之前的一些谈话整理后变成毛泽东68-12-21上山下乡总动员，这说明毛泽东曾经在一些会议或同一些人的谈话中对上山下乡进行过讨论和决策，只是那些档案直到今天没有被公开而已。
上海知青网浦江情论坛古道游侠认为上山下乡的文化来源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文化基因，其政治来源出于《五七指示》。
68-12-21上山下乡动员的出台过程确实怪异！
其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刚刚在68年4月出台了“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全国各地正在按“四个面向”对老三届进行分配。68年初的“四个面向”对比文革前分配没考上大学的人们来说已经加重了面向农村，面向边疆的数额，在68-12-21突然将“四个面向”分配原则改为一个面向（面向农村），这在指导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按传统的毛泽东思想来说是要求知识分子，青少年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68年夏秋之际出现了一个理论转变，那就是把和工农兵相结合改变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文革发动前夕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就说了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在早前他还说过“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 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
综上所述，从“单下农村还不行”转变为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显然文革上山下乡的指导理论和文革前相比出现了重大变化。文革结束后李先念说“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四人帮 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其二，68-12-21动员这么大的事没有公开任何经过中央最高层讨论的记录，当时中央重大决策都要经过碰头会讨论，例如1968年9月在全国举办五七干校，毛泽东的批示如下：
“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我查了所能找到的1968年中央碰头会记录，小到一篇社论，大到一项涉及全国的运动都要经过碰头会讨论，唯独68-12-21上山下乡没有任何碰头会讨论的记录。但是根据姚文元的请示报告可看出他是在把毛泽东在68-12-21之前的一些谈话整理后变成毛泽东68-12-21上山下乡总动员，这说明毛泽东曾经在一些会议或同一些人的谈话中对上山下乡进行过讨论和决策，只是那些档案直到今天没有被公开而已。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2 16:1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2 16:23 编辑
本文到现在才真正触及到文革上山下乡与文革前最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理论”如果不是出于为了解决就业的借口，那就一定有背后另外的目的！或许，以“再教育“理论为号召的上山下乡是不同思路，不同理论，不同领导人在上山下乡问题上的一种妥协？ 我们注意到68-12-21人民日报转载甘肃日报以及编者按出现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以会宁县城居民大妈为典型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引发出来的因为城市商品粮不足而导致的“非转农”移民， 第二个主题是毛泽东提出的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生都需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这样两个对象，目标完全不同的主题怎么会仅仅在毛泽东，姚文元二人之间谜团重重的组合出来的呢？ 国务院周恩来，中央文革张春桥都说什么了？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68年4月刚刚出台了“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大学生，中学生正在按“四个面向”分配之中，再看当时毛泽东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
1968.04.04；中发 ［68］54号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很好，特转发给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或军管小组讨论、参考执行。
毛主席指出：“毕业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希望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各大中小学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
我们看到了68年4月毛泽东提出大中小学普遍存在分配问题，但是他没说大学高中普遍存在开学问题。换言之，如果大学，高中重开，老三届初中入高中，高中入大学，剩下的人再分配工作，还会有那么大的就业压力吗？另外，毛泽东批示原话中没提“四个面向”，而是中央文件中说"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至此，为何突然取消“四个面向”的分配而改为“再教育”？
这就出现了68-4-4 和68-12-21两个谜语，毛泽东在68-4-4 中央文件中提到小学也有毕业分配问题，在68-12-21提到大学毕业生也有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问题，特别是68-12-21动员不是以中央文件的格式下达而是直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且姚文元还整出一个喧宾夺主不吃闲饭的会宁大妈搅和在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上山下乡主题里，会宁大妈不去接受再教育却被姚文元抬出来嚷嚷吃饭问题究竟为哪般？有点乱！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8-7-2 16:43
无声 发表于 2018-7-2 16:13
本文到现在才真正触及到文革上山下乡与文革前最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理论”如果不是 ...
清清楚楚的事情，一点不乱，让你一分析，不乱也要乱。
毛主席农村出身，一辈子和农村，农民打交道。所以，一说中国的事，他一定想到农民，想到农村。在他的脑子里，好青年就应该去农村锻炼。就像军人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到部队锻炼一样。毛主席如果是工厂工人出身，那他一定是习惯工厂的程序，处处按工厂的程序考虑问题。包括对他自己的孩子，首先想到的就是让他去农村锻炼，而不是去军队锻炼。
作者: 方外山庄 时间: 2018-7-2 17:42
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然而很多矿山的孩子也要上山下乡，这不是乱弹琴嘛？不知怎么觧释？
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8-7-2 20:51
方外山庄 发表于 2018-7-2 17:42
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然而很多矿山的孩子也要上山下乡，这不是乱 ...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2 21:2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3 06:14 编辑
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8-7-2 16:43
清清楚楚的事情，一点不乱，让你一分析，不乱也要乱。
毛主席农村出身，一辈子和农村，农民打交 ...
下结论最重要的是要有依据，毛泽东是农村出身，但是他的全局观是《五七指示》的思想，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学工，学农，学军这一条是写进十六条的，成为了文革教育革命任务之一。再说，与工农兵相结合以及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是他的一贯全局思想。
资料：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教育制度的讲话时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事做试验，但也要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2 21:39
方外山庄 发表于 2018-7-2 17:42
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然而很多矿山的孩子也要上山下乡，这不是乱 ...
文革上山下乡被当成一种政治运动来搞，带有强制性和跟风而动的特点。文革前上山下乡是“三自愿”，比较人性化，文革中特别是68-12-21之后是一刀切，有的城镇郊县农业中学来自农村的学生也上山下乡，不过他们被定为回乡知青。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3 16:2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3 16:34 编辑
学界有种微弱的声音说文革不但始于教育革命而且终于教育革命，这是几名中央党校年轻的博士生在1997年的博士论文里说的。他们的博士论文思路不错，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研究的教育革命与文革的关系是一处“荒地”，有关研究著作很少，人们的着眼点多汇聚在大人物的内斗上。尽管我国按毛泽东的说法将文革定义为十年（直到毛去世和抓捕四人帮为止），但国外学界只认九大为文革结束的标志，也就是人家把九大召开，刘少奇定罪，中央文革解散，“四人帮”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为文革结束的时间界限。国外学界旁观者可能看的明白，文革结束的另一个明显标志就是红卫兵运动结束，红卫兵小将的桂冠被摘下改名为知识青年。
中央党校那篇博士论文总体不错，但是对于文革教育革命的开始只提到是“停课半年”为开端，对于为什么会提出“停课半年”和是谁决定“停课半年”没有任何探讨，这是那篇博士论文的硬伤，但是他们说文革始于教育革命终于教育革命无疑是立意很独特很有洞见。不是吗？文革初宣布废除高考停课半年在文革过程中的意义何在？ 多年来学界和坊间的研究者对于文革发生原因的归纳林林总总，如果我们暂时不去追问文革发生的原因只是先去梳理文革发生，发展和结束的流程，我们至少会从文革发生和演变的表面流程上看出废除高考停课半年在文革爆发上属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再回望历史，当年反右和在庐山打到彭黄张周“反 党集团”以及后来的“四清”也牵涉到教育界和大学，但是没有废除考试和停课闹革命，也没有打乱社会秩序，因此没有形成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运动。但是文革就不同了，文革是以“五一六通知”开始的，在“五一六通知”上明确注明该通知只发到县团级，属内部文件。因此，如果文革也按过去的反右等政治运动那样去搞，无非是打倒几个中央大人物或是再抓出一批右派那类的“反动派”，然后运动就会结束。但是文革不同了，首先刘邓的中央一线接受了庐山会议的教训，而且他们在七千人大会上依靠大多数高级干部把毛泽东“逼退”到二线，弄的老人家不得不差人去找几匹马准备用两年时间骑马去考察黄河。再回望文革之初，“五一六通知”发出，大学刚有反响，刘邓就派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群众”了，党来领导运动有错吗？ 当然有! 那要看是那一路党了。在反右时期，毛泽东和刘邓是亲密无间并肩反右，但是在文革的导火索方面，刘邓和毛之间在对待《海瑞罢官》上出现了对立，换言之，毛即使发动了文革，但是中共中央一线管控的全国社会秩序不乱毛泽东就没有办法，因为全国省以上干部都听中央刘邓的，全国各行各业都听地方省市委的。因此，中央不乱就无法按毛的意志展开他要搞的文革。
但是如果把教育革命和后来出现的红卫兵运动缝合在一起推导出发动文革的阴谋论似乎也不靠谱，我们看到了早于“五一六通知”九天发出的“五七指示”中第一次提出了“教育革命”这个文革用词，以前的提法都是教育改革而没提出过教育革命。“五七指示”中提出了教育革命但只是说“学制要缩短”，并没有提出要废除高考。事实上，文革时代的教育革命仅仅表现在停课半年上，接下去就是停课近三年，教育革命完全没有内容。换言之，在教育革命旗号下搞出来的“停课半年”所达到的最大成果是“自发的红卫兵运动”杀进社会冲进中南海和各地省市委，把“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刘邓一线司令部彻底粉碎，这是刘邓以下的全国党政军老干部中很多人到死也没想到的！ 毛泽东文革前提出的教育革命应该说不是什么欲盖弥彰的借口，我认为他也确确实实想搞他心目中的教育革命以达到他要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目的，但是文革中教育革命的实际操作和结果似乎属于“阴差阳错”的正中了老人家要粉碎刘邓司令部负隅顽抗的下怀。
最后，不论“停课半年”是否属于阴谋论，解读“停课半年”的对立观点双方都需拿出历史证据来。
链接：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3 16:3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3 16:42 编辑
毛泽东从改革教育制度到发动“文化大革命”
胡鞍钢 2017-12-11
胡鞍钢 2017-12-11
1 9 6 5 年后， 毛泽东把“反修防修”的重点转到如何防止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出现“ 修正主义” 上来。他对学术界、教育界的判断也有所改变。1 9 6 6 年3 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现在， 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 同年5 月7 日他给林彪的信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因此，毛泽东提出改革教育制度， 不是改变现代教育仍然落后的状况， 而是要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实际上， 毛泽东在此之前就巳经提出了改革教育制度的设想。1 9 6 4 年， 毛泽东提出教育制度要改革，“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同年9 月1 1 日下发了《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是以教育战线作为重要突破口的。1 9 6 6 年6 月1 2 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说：“先夺权，批评权威， 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6 月1 3 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持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 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 将当时的招生考试办法称为“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 并决定将1 9 6 6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实际上是让全国大中专学生停课半年专门搞“ 文化大革命” 运动。
6 月1 8 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国务皖决定， 同时发表《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社论称：“ 旧的招生考试制度， 巳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绊脚石。”6 月2 7 日， 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 1 9 6 6 年、1 9 6 7 年的研究生招生工作暂停。
7 月2 4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革髙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 *以来，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 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 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决定取消考试， 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这就成为2 0 世纪7 0 年代初大学招生的办法。
实际上， 毛泽东在此之前就巳经提出了改革教育制度的设想。1 9 6 4 年， 毛泽东提出教育制度要改革，“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同年9 月1 1 日下发了《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是以教育战线作为重要突破口的。1 9 6 6 年6 月1 2 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说：“先夺权，批评权威， 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6 月1 3 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持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 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 将当时的招生考试办法称为“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 并决定将1 9 6 6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实际上是让全国大中专学生停课半年专门搞“ 文化大革命” 运动。
6 月1 8 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国务皖决定， 同时发表《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社论称：“ 旧的招生考试制度， 巳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绊脚石。”6 月2 7 日， 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 1 9 6 6 年、1 9 6 7 年的研究生招生工作暂停。
7 月2 4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革髙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 *以来，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 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 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决定取消考试， 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这就成为2 0 世纪7 0 年代初大学招生的办法。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3 17:20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3 17:23 编辑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未遂的教育革命。中共建国后从1949到1966的17年间，毛泽东认为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但是教育战线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要搞一场文化革命来夺回教育阵地，这个文化革命就是教育革命，加上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教育战线乃至中央一级的领导权就从文化革命变为文化大革命了。因此打倒刘少奇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教育革命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在文革发动（5-16）的前几天发出的《五七指示》就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他说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文革中出台的两个估计认为“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资料：
怎样把搞“教育革命”与搞“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毛泽东一开始想从改革高校的招生制度入手。
1966年6月13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指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毛泽东设想，通过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让一大批革命青年不经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进入高等学校。
但是，还没等高校招生制度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实施改革，高校就因搞“文化大革命”而乱了起来。
最终乱出一个一锅端上山下乡换取了一个教育革命的“惨胜”。。。。。。
待续：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4 16:0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4 16:05 编辑
经过多年的资料搜集和逻辑推理，似乎可以对文革上山下乡的大背景做出一个假设。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后有两个心结，虽然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但是生产力的提高没有达到预期的超英赶美而且遭到大跃进的失败，在后来的7千人大会上，以刘少奇为主的中央领导层和与会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对大跃进的冒进发出不满（尽管大家都曾在大跃进中头脑发热），只有林彪力挺毛泽东，但是毛泽东承担了主要责任后退居二线，从此心中憋了一口气，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心结。他的第二个心结就是认为教育领域自解放以来就始终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由于城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知识资本的优势，因此他们的子女在高考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另一方面，城里的高级干部因为掌握权力所以具有政治资本，他们的子女在干部子女学校里也具有升学方面的特殊化，只有工农兵没有任何资本所以无法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毛泽东的第二个心结成为他长期思考和酝酿废除高考推荐选拔工农子女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来源，也是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为了夺回教育领域的阵地就必须夺回7千人大会后否定大跃进总路线的各地高层修正主义领导层的权力，毛泽东认为这些领导人只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尽管他们是功臣但是已跟不上社会主义高潮所需要的革命精神。不过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初也没有设想彻底打到刘邓，当然把他们换下来是文革目标之一，毛还说要在九大给他们保留中央委员。但是刘邓在文革爆发时派出工作组压制造反派就引发了毛泽东自7千人大会留下的积怨，他认为中央和各省市领导层都听刘邓的，这些人也是阻碍教育革命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须“火烧”，只要不烧焦就行，但是运动一来谁也控制不住，烧伤甚至烧死也就不叫个事儿了！
文革初废除高考追求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政治平等本身也属于激进的社会革命，也可以说是教育领域的大跃进，在当时乃至直到今天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绝后的！打倒走资派，完成教育革命是毛泽东设计文革的最主要纲领，他计划停课半年，大学生参加文革运动（锻炼和培养选拔一批年青苗子接班人），中学生在校园搞教改完成教育革命，即废除高考，缩短学制，精简课程，推荐选拔又红又专的高中生上大学（包括从社会上推选工农兵上大学）。但是在文革初由于刘邓和各级党委为了向毛泽东交差在基层（主要是大学，中学）抓了一批“黑帮（类似右派）”和坏学生使得文革变得冷冷清清，毛泽东大怒之下发现了因受工作组压制而问世的以造反有理为口号自发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不但给他们回信而且八次接见红卫兵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文革的流程从此转向，社会彻底大乱，中央一线彻底瓦解，教育革命彻底没戏。。。。。。
尽管很多人说68-12-21之后的上山下乡是“破罐破摔”的无奈之举或没有办法的办法，还有很多人说68-12-21之后的上山下乡是文革为了消灭三大差别的伟大实践，但是我个人认为上述两种说法都是片面的。首先对于老三届按四个面向分配没什么无奈，高中重开就可减少不小的就业压力。说68-12-21之后上山下乡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也没有根据，因为毛泽东在批复姚文元在68-12-21前几天的请示报告上把消灭三大差别改为缩小三大差别，他的68-12-21动员是以“再教育”为宗旨，其核心就是教育革命的继续，也是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按张春桥的说法是教育革命完不成文革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文革68-12-21上山下乡与毛泽东7-21讲话是因果关系，毛泽东在上海方面发明的七二一工人大学招生模式中找到灵感，文革初原计划停课半年在校园完成的教育革命（推荐选拔大学生）不继续在城里搞了，学生全都下去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推荐选拔大学生。问题在于“下去”和“下去”太不一样了，下工厂和下农村一样吗？ 学工和学农一样吗？毛泽东搞的教育革命在实际操作中其实很没谱，你看他在68-12-21动员中把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也和中学生混在一起说事，但是周恩来有谱，而且有很大的谱，他在文革中极力推行的是已被打倒的邓小平的上山下乡路线，那就是“插队为主”。周恩来从来不在教育革命话题上发言，67年1月他就提出中小学校开学，没有老师让大学生教中学，但遭到否定，从此他再也不掺和教育革命。文革中周恩来几次只做不说的恢复考试，他的路线本来就是考不上大学的上山下乡，因为他是典型的建制派按章办事，而不是不断别处心裁的不断革命派。没有周恩来，一切社会革命都无法操作，有了周恩来，我们必须上山下乡。。。。。。
作者: 老卷发 时间: 2018-7-4 23:58
当代皇帝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提倡多养，批了一个老马大右派多生了几个亿【家家老娘们光图数量不图质量；像下兔子】结果是；人满为患，没填台湾海峡却全赶农村去了，农村人也不欢迎；增加了人口，夺他们的口粮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5 10:32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5 10:43 编辑
老卷发 发表于 2018-7-4 23:58
当代皇帝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提倡多养，批了一个老马大右派多生了几个亿【家家老娘们光图数量不图质 ...
老卷发老同学提到人口论，50年代鼓励生育的不止中国一家。第一代建国者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自辛亥革命中国就连年战争，再加上日本人侵华屠杀了数不清的中国人，因此那代人感觉人口多一些能经的起战争。60年代有核战争威胁，当时有说法是准备打核战争死一半人口。人口多似乎不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现在人口更多了，不但不再搞上山下乡而且还出现农民工大进城。生产力提高和参与国际市场大循环，出口工业产品进口粮食是中国解决粮食供需的重要手段。
另外希望老卷发不要在我楼里引起骂战，发帖用语还是自律一点为好，对毛对邓分为有爱有恨的对立两派，我这楼是探讨上山下乡历史的一些谜团，不是搞大批判和发泄历史遗恨的，你已建了几座发泄的楼，如网管和版主容许，你尽可在自己楼里发泄。当然我欢迎你来我楼里认真探讨问题，但不要在这里发泄。
另外在你的楼里我针对你说要感谢尼克松和基辛格救了中国免于核大战的帖子，给你转了10年前我搜集的资料，你还没有回答。天下没有毫无所求找上门来交朋友的人，特别是美国人精明的很，不知你现在如何思考那段历史？
链接老卷发帖子：
...2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5 14:51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5 14:54 编辑
最近在上海和黑龙江又召开了两场上山下乡研讨会，应该是半官方半民间的研讨会性质，有独立上山下乡研究者给我发来微信文章链接，题目是《一场没有人愿意张扬的学术研讨会，和一个日渐紧迫的话题》，但是刚看过一遍就发现微信文章被删。
无标题1.jpg (125.57 KB, 下载次数: 186)
2018-7-5 14:33 上传
无标题2.jpg (41.34 KB, 下载次数: 161)
2018-7-5 14:34 上传
微信上关于这个研讨会的帖子被删，就去网上找到这篇报道，原文的关键句是：
（1）鉴于可公开资料有限，对资料匮乏的担忧和质疑，往往会为历史研究制造噪音。
（2）学术研究与个人经验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3)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有些想法有些是错的，幸亏我们还在，不然死无对 证，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就是有这个问题。他们都是看数据.
(4)连续两场的研讨会当中，不少学者都会提及史料的问题。确实，一旦有了新史料，就很可能出现有别以往的发现，反之，也会陷入一些难以厘清的逻辑争论当中。
(5)我们在收集史料上很艰难，比我想象中的艰难，在我看来知青能够成为重要课题应该还好，目前感觉知青还好，但碰到文革还是比较敏感的。”
(6)一些关于知青运动的逻辑还没有厘清，比如上山下乡的动机.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5 15:2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5 15:52 编辑
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引起我的兴趣：
“一些关于知青运动的逻辑还没有厘清，比如上山下乡的动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杰讲师提问：“我们发现现在有个主流的解释是意识形态说，就是说教育改革。但这无法解决一个逻辑的问题，为什么要去农村而不是工厂？还有一种就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那这样至少有两条路，就是至少有个是可以增加城市的就业。”这个看法与潘鸣啸有出入，他认为经济动因不是主要原因：“这个议题还在辩论，之后也还会辩论，我的看法就是政治运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郑谦研究员认为，必须掌握史料，才有助于分析知青运动。”
我个人认为在上山下乡研究中对教育革命（教育改革）与发动上山下乡的因果关系长期以来不被主流学界重视，长期以来教育革命也不是对上山下乡的主流解释。我个人的看法是主流研究把目光盯在68-12-21动员和毛泽东个人身上是误入歧途，毛泽东既不是文革前上山下乡最早的提出者也不是文革中上山下乡一锅端最早的设计者，他仅仅是68-12-21出面的号召者，真正决定68-12-21之后连续十余年上山下乡的决策是至少三条线的博弈在妥协后制定的。决定我们命运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所分别代表的三条线。
（1）毛泽东发动文革最大的目标就是完成教育革命（废除高考，夺回教育阵地，达到工农子女平等接受高等教育）。
（2）周恩来代表了文革前上山下乡的刘邓路线（就业为主），他在文革中成功的将老三届“四个面向”扭转为上山下乡跨省插队为主，接着在73年李庆霖上疏后坚定的继续了文革前制定的上山下乡刘邓路线不动摇。
（3）张春桥将教育革命作为海派承担的文化大革命最首要的任务，他把教育革命当成是他要建立的比枪杆子打天下和建立新中国还要伟大的多的功勋。
（2）周恩来代表了文革前上山下乡的刘邓路线（就业为主），他在文革中成功的将老三届“四个面向”扭转为上山下乡跨省插队为主，接着在73年李庆霖上疏后坚定的继续了文革前制定的上山下乡刘邓路线不动摇。
（3）张春桥将教育革命作为海派承担的文化大革命最首要的任务，他把教育革命当成是他要建立的比枪杆子打天下和建立新中国还要伟大的多的功勋。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5 16:20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5 16:23 编辑
由于最近南北两场上山下乡研讨会的影响，我的这楼草稿被打乱了节奏，不过好处是通过关注这两场研讨会中间出现的纠结让我对本楼的思路更加清楚和条理化了，通俗的说就是比较有信心做到“纲举目张”。金大陆在别的文章中提出对上山下乡研究不能脸谱化是很正确的，特别是在研讨文革上山下乡决策方面的历史更不能脸谱化。文革68-12-21动员是在当时极为复杂的国内与国际关系重重矛盾中出现的，根本不能学用矛盾论分析一种主要矛盾和一种次要矛盾来 看待上山下乡，当时的主要矛盾就有好类吧？次要矛盾更多了，因此决策层各条线的妥协和快刀斩乱麻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6 21:20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6 21:25 编辑
随着最近南北召开的两个上山下乡研讨会，我们有机会看到当今上山下乡历史研究的现状。尽管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两个研讨会的文献，但是从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上山下乡历史的研究还在艰难的继续，而且没有得出共识也没有的出各方面大概都认同的结论。多年来学界和坊间对上山下乡历史大约分为几种主要论点：
（1）完全否定上山下乡的决策与实施，同时将知青一代定义为失去的一代，认为没有所谓超越当时社会大众精神风貌的知青精神。
（2）基本否定或有条件否定上山下乡的决策与实施，同时将知青一代定义为有很大贡献的一代，认为当时为国奉献的知青精神是应该基本肯定的。
（3）完全肯定上山下乡的决策与实施，同时将知青一代定义为有巨大而且特殊贡献的一代，认为知青精神代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
（4）基本肯定或有条件肯定上山下乡的决策与实施，同时将知青一代定义为有很大贡献的一代，认为当时为国奉献的知青精神是应该基本肯定的。
（5）对上述各种观点的混合。
（6）对上述各种观点的思辨。
综上所述，各界都认为对于上山下乡历史还是应该继续研究下去的，而且这个历史课题对知青一代已经具有紧迫感了。当然，已经认为得出了最后正确结论的正反两派所做的就是运用各种筛选的资料宣传其结论，其他很多的人是还在观察或思考上山下乡历史的研究或官方的态度和定性。但是对于是否有所谓的知青精神以及如何评价知青精神却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所述的第（2），（4）两种观点在知青精神话题上是有基本共识的。总之，对于上山下乡历史的探讨尚未取得各界公认的突破，知青同学仍需努力！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7 12:5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7 13:03 编辑
有人说了，“你说的知青群体对上山下乡的几种认识不包括我的认识，因为我对上山下乡持基本理解和接受的态度，文革搞了三年老三届积重难返，一锅端上山下乡也是出于中央的无奈。但是我认为知青一代正是被上面无奈而断送的一代，什么“再教育”，什么锻炼成才论，什么天降大任论都是忽悠，要说1700万知青产生了几个国家领导人就说上山下乡如何必要如何伟大我想不通，古时候陪太子读书也用不了1700万陪读学童。就算没有上山下乡，按逐年论资排辈挨到老三届轮也轮到出国家领导人了。但是大多数知青丢弃了学业去乡下接受的“再教育”对国家建设和个人发展起到什么伟大成果了？我没想通！”
我在前面说了几种认识就包括混合认识论，也包括上面这种说法。这次上海上山下乡研讨会就有人说了“学术研究与个人经验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说的也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后经历了10年的命运变迁，1700万个知青的个体经历千差万别，如果说上山下乡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就说不通了。例如，张三遇到朴实憨厚的老农的照顾可以对上山下乡说出正能量的评价，李四遇到品性低下的农民性骚扰当然对上山下乡就会有负能量的评价。问题在于不论在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阶层都会有上述正反两面的事情发生。例如在延安时代，就有老红军干部追求从国统区来延安参加革命的女学生未果就做出辣手摧花的事情，最后被枪毙。关键是如果从研讨角度出发我们需要着眼大历史，如果以个人经验和回顾为主我们可以去写小说，我理解为什么“学术研究与个人经验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为对同一件事必定会有正反两个极端的说法，我听老一辈说起在解放初苏联芭蕾舞团到北京为建国功臣演出天鹅湖，那些城市学生出身的干部看的津津有味，而有些工农干部拍座而起中途退场，边走边骂，“什么文艺儿？不穿裤子！”文艺历史研究者该如何定义《天鹅湖》呢？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8 14:2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8 14:26 编辑
本文草稿写到现在还一直在上山下乡指导理论方面蹉跎，这次上海上山下乡研讨会有个问题被提出，“一些关于知青运动的逻辑还没有厘清，比如上山下乡的动机”，其实我在这里也是围绕这个问题在展开。
本文提到方法学的问题，有一种研究方法就是根据大概的判断先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去搜集所有支持或反对这个假说的资料再进行统计学的处理，最后根据数据做出肯定或否定其假说的结论。作为缺乏专业研究条件的业余研讨者来说，我在前面提到可以用逻辑推理的办法来验证假说，因此资料的对比和逻辑的论证就是其重点了。在关键档案不解密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依然可以搜集已经公开发表的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和论证的工作，因为互联网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关键在于仔细筛选和去伪存真。
下面先尝试提出一个文革上山下乡指导理论方面的假说:
“1968年12月21日出台的“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上山下乡是因为文革最初三年教育革命失败。为了完成文革教育革命的大业，同时为了解决文革政治运动造成的就学，就业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混乱危机以及战争威胁，毛泽东代表的中央文革派与周恩来代表的国务院务实派达到了最后妥协，将“四个面向”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分配原则改变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分配原则，长远目标是毛泽东同意将上山下乡运动与教育革命结合起来，永远废除高考，从此以后在基层选拔和推荐大学新生”；短期目标是周恩来借用上山下乡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重重城市政治和经济危机。”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8 16:3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8 16:35 编辑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首先我们要梳理是否完成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我们可以看看文革初期（1966年8月8日）中央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怎样规定的文革任务和目标：
该决定共有十六条，每条均有小标题：
1，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当前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2，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
3，“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4，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
5，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6，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敌我矛盾。“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文斗，不用武斗。”
7，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8，干部问题：
分清四类“干部问题”
9，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10，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11，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12，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理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13，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14，抓革命，促生产：
“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15，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16，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8 17:0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8 18:02 编辑
通过16条我们看出中央关于文革的决定到底有什么干货？ 我摘录以下：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当前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纵观16条，对社会各行各业真正要伤筋动骨进行斗批改的只有教育界，提出了批斗学术权威撤换走资派然后进行有非常具体内容和部署的教育改革，最主要的是重复提出了《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四个向”。“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当前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改革教育而要斗垮走资派完成教育革命？ 最后落实到让学生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除此之外对于社会工农商兵的体制都没有提出斗批改，因为农工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在50年代都已完成，65年军队也取消了军衔制，只有教育界还“基本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见两个估计）。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8 17:2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8 17:31 编辑
说来说去16条除了教育改革有具体斗批改内容外其他各条都是革命动员，关于发动教育革命是否是文革的初衷和最主要的目标，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讲话：
摘自《毛泽东年谱》
6月12日 在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谈到文化革命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育改革、学制改革。......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
6月16日 专列途经南昌。在专列上同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年青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8 17:36
我们还可参考当年中央文革要员戚本禹的回忆录：
在1964年前后，毛主席又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教育革命”的讲话。其中心的意思就是，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是培养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而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的苗子。
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其主要的目的，除了要防止党内的一些“当权者”为了谋取其自身的利益而走向资本主义之外，再一个就是要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在这场运动中得到锻炼，经受考验，培养成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新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场“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和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大学校。
在中央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五一六通知”后，7月24日，经毛主席批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改革高考制度，全国所有的高校推迟半年招生。稍后又决定全国的大、中学校停课半年，让大、中学生投人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锻炼成长。所以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
可是当学生运动起来以后，却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资反路线的压制和打击。而刘、邓所推行资反路线依靠的是各级党委组织。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历来由各级党委领导下、由上而下进行的群众运动，改变为让群众由下而上来进行的一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运动。而各级党委都要在这场群众运动中接受群众的考验和检验。
在“十六条”发表以后，首先起来响应的也正是大、中学校的师生。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生力军，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勇于批评学校党委领导的错误，从而打破了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所形成的思想禁锢（不让青少年中学生参加运动）。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8 17:52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8 17:58 编辑
参考张春桥的讲话也有助于了解教育革命是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5.24
有了权力机构就可以进行斗批改，不破不立，以后就要在破中立起来，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学制要缩短，缩短几年，哪些课不要，历史还要不要？（有同学说，不要）不要历史，你们怎么进行批判，不学近代史怎么批判《清宫秘史》？教学方面也要改，以前学生跟老师转，教师叫学生干啥学生就干啥，不这样就要扣分，不是象主席所说：教师跟学生转。现在没有现成的，除了课程外，还要学些什么？主席思想都提出来了，要从实践中来解决。大批判还要搞一个时期，主席有好多文章要继续发表，我们要好好学习。实际这些给教改打基础，这个批判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教育上陆定一的一套还没有动呢。
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你们在学校学了几年，初三学了几年，对于中学和小学的教改你们最有发言权，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教改怎么办？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虑一下，这样，全国汇总给中央，中央就好办了。
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全体代表的讲话
张春桥 1967.11.19
摆在我们大专院校红卫兵面前的任务是以 " 斗私批修 " 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 " 三结合 " ，再从这里来进行教育革命。因为教育革命，要有条件，要抓教育革命就必首先抓斗私批修不行。反过来只有很好地斗私批修了，才能促进教育革命，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我们列举这一个例子是说明教育革命不是容易的，要作反复试验。其中包括我们犯错误，为什么毛主席要说 "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呢？ " 因为教育革命需要有影响，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但这是不容易，有许多困难，所以才需要我们化这么大的功夫去作。
毛主席非常关心教育革命，他老人家经常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各地送上来的材料大量地看了。所以在教育革命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没什么要紧！我们希望能把这工作当作当前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在这场教育革命中间继续考验我们。比如有的是老造反， " 老造反 " 当然是很光荣的事，但是能不能搞到底，能不能把教育革命搞到底。。。。。。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9 17:0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9 18:34 编辑
注：
本楼关于“再教育理论”的一段梳理因编辑丢失很重要的一段，没留底稿，需要重写，否则下面各段就显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9 17:5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9 18:53 编辑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已经发现68-12-21动员似乎不是一个经过中央碰头会审议后正式出台的中央决定，而是毛泽东个人有些随心所欲漫不经心的谈话。当然，68-12-21动员也不是毛泽东个人异想天开的作品，从逻辑上来说姚文元对68-12-21动员的送审报告中所说的“以执行来一个动员”从“四个面向”转为“一锅端”是早就在决策层中酝酿的。事实上68-12-21动员的原文“最高指示”只是姚文元根据毛泽东之前的一些有关谈话“整理”出来经毛泽东过目后“可发”的，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方面他真正的68-12-21动员只有两个字“可发”，很明显68-12-21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把大学毕业生也包括其中在建制上是不合国家体统的，因此我们可以推论68-12-21动员上山下乡不是毛泽东的专利，他只是被推动出面的“号召者”。从建制上来说，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拿工资，在文革中周恩来曾主持发出文件要求立即给已经毕业但还没有分配工作并留校参加运动的66，67届大学毕业生发工资，否则他们没钱买饭票，因为大学生毕业了就不享受学习期间的“免费午餐”，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的政策是一旦毕业不论是否分配了工作一律应该定级发放国家干部工资。如此说来68-12-21动员把大学生也列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从理论上到体制上都出现了明显的“漏洞”。事实上自68-12-21动员发出后，文革中老五届大学毕业生极少有上山下乡务农的，他们大都被送到部队农场锻炼一阵子后又被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了。我的一位留学同学是65级68届大学毕业生，因其父有历史问题而从军队院校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乡下插队，但他的户口档案落在县委干部科，由县委发工资，一年后进县委《五七干校》后再重新分配到县工矿当技术员，文革后回城当大学老师。在插队期间他和老三届知青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老三届负责去割老乡的猪耳朵，他负责买酒。这里有一个建制上的根本区别，他才是真正接受“再教育”的，他不仅是拿国家工资去插队，关键还在于他不是“非转农”，他没有户口问题！但是中学生上山下乡却被取消城市户口去插队落户或到农场，这不是去接受什么根本就没有的“再教育”（从学制上来说），外国学者认为就是从城市到农村的移民，而且是20世纪60年代被城乡二元户籍制禁锢在农村无法凭自己意愿回城的全球仅有类别的移民。
注：68-12-21之前上海的张春桥曾一再反对北京方面“自发”的上山下乡，他一直在不遗余力的设想在上海郊区或外省建立不迁户口让老三届去锻炼一下就回城搞教育革命的“飞地”，并派人去考察试点，最后被迫放弃。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9 18:24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9 18:43 编辑
有人问了，凭什么农民就应当世世代代被农业户口禁锢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 凭什么城里人就不能也去乡下被禁锢一回？也就是说城里人下乡去把城里先进的生活方式带给农民与他们同甘共苦共禁锢！如果下去的城里人一旦被抽回城，乡下人就会愤怒了，例如文革中由吴桂贤转信给毛泽东抱怨“知青”被抽回城对“农青”不公平的那两位农村青年，那么最公平的办法是否是城乡人口对流？ 这个问题很尖锐，不是我等能回答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谁提议建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据说全球只有三，四个国家具有这类城乡二元户籍制，朝鲜算一个。现代工业国的农业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几，而且很多是非法移民。为什么不能由提高农业产量来减少农业人口？ 国有化（国营农场），合作化（人民公社）或土地私有化（外国类型）哪个更能提高农业产量？我国现在是世界上比较特殊的土地承包制，造成农民大进城，农村空心化，这些都是尖锐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三农问题），再加上那个转基因的更加尖锐的“亡国灭种”的外来科技（有定义为阴谋论的）提高农产品产量的问题，这都不是本文准备探讨的，似乎这些应该留给后人去思辨或面对，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相对熟悉的上山下乡探讨方面来。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0 11:45
因为77楼的一段文字因为编辑出错而丢失，特在此补上：
关于文革上山下乡的指导理论无疑是以68-12-21动员最为著名也最为令人困惑！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都是与工农兵相结合，在文革前夕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对学生的两大要求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学军），到了文革期间的68年9月前后出现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说法：
资料：
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纪念馆>>毛泽东纪念馆>>研究评论
1964年9月，根据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指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知指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有些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少资产阶级专家正在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1966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发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8年9月10日，《红旗》杂志第三期的一篇调查报告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正在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在另一篇调查报告中，又引述了毛泽东的另一个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同期《红旗》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指出：”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0 14:3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0 14:50 编辑
从上面资料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文革前就认定教育部门基本上被资产阶级所掌握，因此需要象50年代对农业，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样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性改造。在文革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就更加尖锐了：
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据此，我们可以理解文革中毛泽东发动教育革命的原因和目标，一是夺回教育阵地，二是对“从旧学校培养的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正在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从字面上可以清楚的理解毛泽东指的是早已毕业和从事工作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需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但是接受再教育的地点和方法却没有说明，这是毛泽东宏观理论的特点，就象《五七指示》中说的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学军），只有理论指导没有可以操作的具体途径。假如一个初中生，前两年学文化课，第三年到农村，工厂，军营中去轮转，这样是否可行？ 全国的初中生都这样轮转需要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撑？或者把工农兵请到课堂来讲革命教育课，那就与三大革命实践（“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不沾边了。那就去农村斗老地主，再从春播到秋收实干一遍，再去工厂开车床，还要去军营放几枪，全国上千万学生啊！
再回到68年9月提出的让早已工作的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话题上来，这个理论似乎不是针对还没毕业的学生？ 然而68-12-21毛泽东提出的上山下乡动员令中又出现了更新的理论，那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从早已毕业工作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到他们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再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从这一连串的理论演变看出什么来了？
首先，我们看出那个由工农兵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理论基本上是放空炮，至少没有可操作的空间（地点），而且与16条要求的校园教育革命无关。再看68-12-21动员是否与教育革命有关呢？我们至少可看到68-12-21动员提出了三要素也遗留了一个难题：
1，接受再教育的是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生。
2，给出再教育的仅限于贫下中农。
3，落实再教育的地点是农村。
遗留的难题是接受再教育何时毕业？
首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谁是知识青年？68-12-21动员中已经界定了大学毕业生也是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在今天，提到知青全国人民都约定俗成的认为是老三届，接下来近10年各届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也都是知青，但是分到工厂和参军的中学生是否也算知青没人说的清也没人去深究。那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呢？ 他们在68-12-21动员中可是被列为知青排行之首的？在今天不论学界还是民间都没人承认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是知青，这就麻烦了！难道当年的最高指示被全国人民和历史学界曲解了？ 其实，可能连毛泽东都被姚文元整理出来的那个68-12-21最高指示忽悠了！因此几十年来68-12-21的决策和形成过程被称为文革上山下乡历史之谜。估计姚文元在两个主要矛盾的纠缠下被迫要整理出一个新理论出来，所以连他自己都把自己忽悠晕了！
长期以来，我个人在知青网上一直对"知青“这个概念有很大的质疑！55年毛泽东号召初中和高小毕业的青少年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把他们定义为青年知识分子，也可简称“青知”，这就包括了所有接受过初等教育的青少年。但是现在“知青”似乎只包括上山下乡插队的中学生，连去农场和建设兵团的都有人说不算“知青”。甚至现在上海官方都把文革前去新疆兵团的十万中学生称为“支青”（支边青年），不承认他们是“知青”，因此文革后的知青大回城政策不包括他们。
现在我们探讨上山下乡历史，依然遇到“知青”定义的糊涂账，这直接关系到从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变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糊涂账。毛泽东似乎不是乱改“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定义的人，如果他要改，很可能是在某种他也无法消除的压力下而为之，现在我们知道68-12-21动员是姚文元在毛泽东有关的一些讲话中整理出来的句子，“以执行来一个动员”，这似乎就是拼凑出来的句子了! 不要忘了68-12-21动员还涉及几个社会学统计方面的变量，1，城里的干部；2，其他人；3，农村工作的同志，4，会宁县城提出“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自动下乡的大妈（68-12-21动员中没提及她们，但68-12-22人民日报社论中会宁大妈是上山下乡主角，她们似乎与接受再教育无关）。
68-12-22人民日报社论和编者按以及报头刊登的毛泽东68-12-21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出现了明显的两个相侼主题的并列：
1，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问题让我们纠结了几十年，68-12-21动员的最主要动机到底是为了减少城里商品粮的户口数目还是为了完成教育革命？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0 14:55
再转载一次68-12-21的背景资料：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12册
第298篇
对《人民日报》转发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１〕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可发。〔２〕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甘肃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部分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目前全县已有一百七十八户、九百三十二人分别到十三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这个报道。
〔２〕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上。姚文元在报告中写道：
“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以执行‘来一个动员’。”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见本册第６１６页。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甘肃日报》的报道中原有一段话讲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的“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人民日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
第299篇全文如下——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１〕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１〕 《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为转载《甘肃日报》一篇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而发表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0 15:0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4 21:39 编辑
再转一篇73年人民日报社论关键段：
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选摘文章开场白）
《人民日报》编辑部 社论
1973.08.07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几年来，几百万青年学生满怀革命豪情，奔向祖国的农村、边疆，到人民公社、生产建设部队和国营农场，实行与工农相结合。
看出来了吗？不再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了，甚至也没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而是变回到老理论的老调重弹，即与工农相结合。而且把到建设兵团和到农场也归于上山下乡。最可笑的是人民日报社论只是提到“在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
这个姚文元在73年的社论中又一次的整理了毛泽东的话，只提“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68-12-21动员原文中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这句话活生生的“整理”掉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2 15:2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4 21:43 编辑
通过层层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发动了文革和教育革命，潘多拉魔盒打开了但是红色理想的魔盒总也造不出来，从潘多拉魔盒里冲出来的红卫兵小祖宗们怎么办呢？多年以来在上山下乡研究方面有很多人说毛泽东利用完红卫兵就翻脸不认人，全都赶下乡，这就是所谓的上山下乡整肃红卫兵论，与林立果的上山下乡变相劳改论差不多。这个论点的软肋是老三届上山下乡后，后面各届中学毕业生（文革时有的还在幼儿园）还是被送去上山下乡，一直持续了十余年，他们与文革红卫兵无关，也要被整肃吗？
我们都知道文革到了68年毛泽东对打派仗的红卫兵已经很厌烦了，特别是清华大学蒯大富的红卫兵人马把毛泽东派去制止武斗的工宣队员打死了之后，毛泽东放弃了从大学和中学红卫兵中间选拔一些接班人进九大的设想。在68-12-21之前毛泽东一直纠结于教育革命怎样搞，在文革最初的两三年中毛泽东一直试图在废除高考后如何在城市学校内完成教育革命，他把教育革命试点交给上海张春桥。但是随着文革混乱的持续加重，即便中央组织了军管，军训，复课但还是收服不了心猿意马的各派红卫兵。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2 15:4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2 15:51 编辑
对于如何完成教育革命重开高中和大学，有两个人比毛泽东还要急，那就是南张北陈。与之形成对比的还有一个更急的，但不是为能否在校园完成教育革命而急，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如果说周恩来没有为教育革命着过急也不是事实，他应该是文革初废除高考停课半年之后最早为恢复学校正常秩序的而着急的人。周恩来是中共领导人中最坚定的建制派，也就是说一切按党的决义照章办事，文革中也是一样，既然说了停课半年，那过了半年就该回到正轨了吧?
资料：
周恩来年谱：
1967年2月2日
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四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3 12:00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3 13:17 编辑
现在我们可以来尝试进行一项很重要的逻辑推理，通过上面的资料我们首先看到了文革中一线的刘邓“司令部”垮台了，但是一线国家经济工作的实际掌门人周恩来顽强的坚持在历史舞台上。文革开始后毛泽东让中央文革进入中央决策层取代书记处甚至部分政治局的作用，历史告诉我们“四人帮”一不掌握军队，二不懂经济，三没有各级领导系统中的人脉，四没有民意，最重要的是在一个讲究革命资历的体系中靠着乘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文人捉笔代刀得罪了无数人，因此文革中真正决策国家经济领域大事的只有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做出最后决定。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四人帮”都完全是狗屁草包，至少张春桥是有一套自己的东西的（主要在理论方面），姚文元的笔头“整理”功夫也很了的，否则毛泽东不会让他出任文宣主笔而冷落陈伯达。其实陈伯达虽然左，但是他的思维方式主要还是出于老干部经历中善于跟风那一派，而且他与周恩来和林彪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文革前陈伯达就把自己儿子送到内蒙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了。
上面资料是1967年2月2日周恩来给中央文革小组写的一封信，其背景显然是周恩来对于毛泽东把中央文革插进文革前延续下来的中央碰头会感到“太不方便”，尽管他在信中提出了几条讨论内容，但还提出要分开中央文革碰头会与国务院业务碰头会，由周参加两方面碰头会，实际上要隔离中央文革“四人帮”与国务院“老人帮”，换言之就是不让中央文革干预国务院日常工作。
周恩来在这封信中提出要讨论的最主要的是什么问题？他说：“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
是的，开学问题比工农业问题还大！不是说停课半年搞教改吗？现在都停课半年多了，该让学生们回校上学了吧？周是中央内传统的建制派，依中央文件按章按时出来说话的，就象他在67年提出要给滞留学校闹文革的66，67两届大学毕业生发工资一样。对此我们可进行逻辑推理，我们先把文革大乱和学生已变为红卫兵的大背景放下，就先看看“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首先这个题目是周恩来提出的，有关文件似乎也是周系起草的，周要讨论的是初中和小学开学，高中呢？没说！
如果当时小学，初中，高中都开学了，历史会怎样演变？就算1967年秋季开学吧，大家都相当于留级一年，还说的过去吧？首先老初一，老初二，老初三这三届初中生会依次进入高中，他们将在1970，1971，1972陆续从高中毕业。其次是小学老六年，老五年，老四年在1967年秋季依次进入初中，然后进高中，他们将在1973，1974，1975陆续从高中毕业。如果大学重开，不论高考还是推荐，老三届中学生和后面上来的新三届等都会有部分人进入大学，那么在68-12-21的那个时间点上，就业的压力有多大？“四个面向”分配会有问题吗？还会有“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上山下乡吗？ 会的！很可能还会有的！后面再说。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3 13:11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3 13:25 编辑
很显然，如果67年初中，高中都重开并真正学习数理化，就算67年大学不开，只要70年大学重开就能接收文革开始时的老初三中学生，他们如在1967年秋入高一，将在70年秋季高三毕业。通过上述假设，因此在68-12-21那个时间点上只有文革老三届高中生全部高中毕业需要分配工作（大学不开），如此来说只有老三届高中生需要按“四个面向”分配就根本不会出现68-12-21动员后连入学才一年多平均16岁根本没接受正规中学教育的69届“初中生毕业生”也被“一锅端“下去接受“再教育”的人类教育史奇闻！当然，战争时期除外（留此脚注）。
周恩来对于结束“停课半年”让全国学校教育重回正常轨道是花了心思的，他提出没有老师可以让大学生去教中学，还说过去的老教师也不都是坏人，这与“两个估计”明显不同。
周恩来给中央文革的”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的信被转到毛泽东那里，1968年2月4日毛泽东批复“此件不用，退周”。在周的信中周提了讨论开学和把中央文革与国务院两派人马分开举行碰头会的两个提议，毛泽东到底否决了周的哪个提议？ 对此似乎没有答案， 因为毛的批示没具体说明否定什么，但是“此件不用” 似乎包括了所有提议，否则毛会说“半年已过，应讨论开学问题，但不要分成两个碰头会，文革同志与国务院合在一起开碰头会”。 尽管用逻辑推理在很多问题上也难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但是我们在这里似乎可以逻辑论证出周的“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的提议不是毛的提议或授意，是周的专利。周为何不提重开高中而让老三届初中生进高中？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之谜！
逻辑推理暂且放下，再看真实的历史发生了什么？ 周提议把中央文革新人与国务院老人分开定期召开两个不同的“碰头会”，但毛否决了，半个月后就出现了碰头会上两派人马的恶斗：
百度资料：
链接
“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三老四帅”或“四帅三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坚决的斗争，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实际上，它是一场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3 13:44
根据我的资料与逻辑推论，周恩来自1967年2月建议重开初中和小学后就不再对教育革命提出建议。实际上周恩来提出的复课与毛泽东对复课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周67年2月提出可让大学生去教中学是想让我们真正去学习数理化，否则请几个老农到课堂忆苦就行了。在毛泽东方面是把大学，中学，小学作为整个教育系统来思考的，周要恢复数理化教学，毛要创造教育革命。在上山下乡方面，周是让没考上大学的（包括出身不好考上不收的）和没能在城里分配到工作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他从没提大学生去当新农民，但他多次提出中学毕业生下乡当新农民。毛在68-12-21提出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都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有毕业期限吗？到目前为止可能只有上帝才知道毛泽东68-12-21动员的真正动机。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3 14:34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3 14:45 编辑
现在我们看到了周恩来在67年2月提出小学，初中要恢复正常教学，但是当时文革狂潮正是方兴未艾，有几份资料也很重要，应该回顾：
资料1：
陈伯达与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师生座谈纪要
陈伯达 1967.02.06
陈伯达：今天我和你们交换一个问题的意见；关于复课问题。
同学：上课还怎么批判反动路线？
陈伯达：可以一边上课，一边批判反动路线，一边搞军训，反动路线可以在上课时批判，自己管理自己。小学要复课，初中下学期复课，高中也打算复课。同学们每天到街上游逛，小孩在家里也打架，大街上也打架，成为无政府主义状态，一个人一派，两三个人一派，这不好嘛？
同学：班上那么多派，怎么上课？
陈伯达：哪有那么多派。多帮助他们改过，文化革命要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复课后上课，高中可以少学一些，初中可以多学一些，将来如何上课还要研究。现在自学也可以，先生给你们指点指点，政治课可以学毛选，数、理、化还可以学，变化不大，自己学。主要是文科方面变化大，地理也应该学，壁如一个地名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泰山是在中国的东部，就不会在西部吧？到了共产主义，还要学数理化。大家的心现在很浮，又不集中在学校，怎么能够批判呢？军训只能搞一两个月，不能搞得很久。学过排、连、营教练，这都是在体操课中学的。
同学：要上起课来老辩论怎么办？
陈伯达：有人辩论是好的嘛，没辩论不好。
同学：要上课教师怎么办？初中同学过去对教师那样，以后教师还敢上课吗？
陈伯达：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过去你们给他们提意见，有些地方过了一点火，可以和他们谈一谈。
同学：对。现在无政府主义很严重。因此我们想通过军训，把大家组织起来。
陈伯达：不一定只是通过军训这种形式才能组织起来，现在还可以通过上课嘛！一个人一个战斗组，认为自己对，两三个人一个战斗队。现在提倡大集体小自由，要批评个人主义，你们可以学一下《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要脱离群众。
同学：我们把学校今后的打算告诉您一下：想通过整风、军训把同学们组织起来，上午一小时军训，两小时学毛选，下午搞文化革命。
陈伯达：可以通过上课把同学们组织起来，可以边上课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进行，斗、批、改，现在的自由散漫状态很不好。可以自学功课。
同学：我们还要搞步行串联，进行长征。
陈伯达：不要走了。今后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呢？还可以走。
同学：我们搞长征就是要看看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结合。
陈伯达：不一定长征嘛！
同学：是不是由中央下一个命令，要学生回校，搞一段文化大革命，然后再上课，上课前总得有一个过渡时期吧！
陈伯达：这还有些理由，以后可以搞半天上课，半天搞文化革命。
同学：中学阶级斗争的盖子一直没有揭开，刚掀起来就派工作组，刚掀起来就搞反动血统论对联，刚掀起来又下厂下乡，运动一直搞不起来，您看怎么办？
陈伯达：所以说要上课，边上课边批判。
同学：大学开不开学？
陈伯达：大学开学问题还要研究。
同学：我们搞军训，您能不能帮助调来解放军？
陈伯达：我帮助你们去问问。（座谈会结束。）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3 21:0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3 23:37 编辑
我们看到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在毛泽东退回周恩来2月2日给中央文革的信之后于2月6日就与北京中学生开了座谈会讨论复课问题，陈提出了不但初中要复课，而且高中，大学也要复课，而且也提到要学数理化的问题。那些中学生提的问题都很现实，分成那么多派别的红卫兵组织，而且老师都打倒了，如何能复课？特别重要的是这些学生提出军训的建议，而且陈伯达答应回去问问，问谁没有说明，但这个动议比天津军管会向中央打的报告（关于军训）早了一个月。天津军管会通过北京军区及军委文革小组3月6日向毛泽东发了电报后，毛泽东于3月7日发出“三七指示”如下：
“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
三七指示与周恩来2月建议不同点在于周建议初中小学开学复课但毛泽东指示大中小学都要在军训中进行开学复课的斗批改，也就是教育革命重新上路，文革初停课半年的计划已经被拖延了9个月，但是如能落实还不算太晚。特别是毛泽东在三七指示中提到了“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这与毛泽东在66年8月给清华红卫兵的复信如出一辙，在那封信中毛也提到“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从66年8月1日和67年3月1日毛泽东在针对学生的指示中都谈到要解放全人类来看，毛泽东的教育革命的目标可谓宏大，这与周恩来，陈伯达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同时要看到毛泽东至少在理论上提出了对文革中那些有严重错误的人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他指的是谁？刘邓，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学校老师们？ 全人类中的坏分子？这个问题可能只有张春桥能回答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3 21:2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4 18:13 编辑
张春桥讲话 1967年10月-11月
"主席是早就给了我们上海的任务的。希望我们能提供中学、大学、小学教育革命的样板、经验，我们还没有交帐。这个帐谁来交呢？当然我们革命委员会应该负责，但是首先是大中小学的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负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用自己的实际成绩向毛主席报喜。
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去争夺阵地。如果我们的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现在的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这一套不彻底加以批判，不根据毛主席所提出来的方向路线和政策来改造我们的学校，那么这样的学校就会继续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修正主义准备条件。那样的话，我们革命就没有办法去争取到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没法巩固。而过去在教育阵地里，特别是大学，那是资产阶级专政，解放以前是这样，解放以后也没有根本改过来。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解决不了。而这样一个责任，毛主席最新指示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定要依靠学校中广大的革命的师生，革命的教员和革命的工人。（我注：注意张没说革命的农民）
关于这一点，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很好地研究江青同志搞京剧革命的经验，上海搞京剧革命是在 58 年搞起来的， 58 、 59 、 60 、 61 、 62 、 63 共六年时间，后来又最后……，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站不住，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大。我是 64 年才开始接触这个戏。开始，江青同志说这个工作是很艰苦的，一开始我不大理解，经过 64 、 65 、 66 年到 67 年上半年（两年半）才基本占领了，到那时候……。（讲到这里春桥同志举了《智取威虎山》第八场中一段唱词接着说）这一段唱词从初稿到定稿，就花去了两年半时间。所以经过一段工作，这几年也不过搞了八个，就靠这八个把帝王将相赶出了舞台。我们列举这一个例子是说明教育革命不是容易的，要作反复试验。其中包括我们犯错误，为什么毛主席要说 "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呢？ " 因为教育革命需要有影响，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但这是不容易，有许多困难，所以才需要我们化这么大的功夫去作。 "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4 19:35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4 20:13 编辑
我们看到了张春桥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确实有“纲举目张”的味道，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完成教育革命，他说“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他的意思是否要说明教育革命比长征，抗战，解放全中国以及建立新中国还要重要？ 毛泽东也说他一生就只做了两件事，建国与文革，张春桥是文革的主要追随者，不能说他对文革的目标不清楚，他说“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他对文革的理解确实与众不同！
资料：
“1958年，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深为毛泽东赞赏。1959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5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
我们在这里不是研究“张春桥思想”的，我们也不是要重新研究文革的真正目标的，我们探讨的是文革中发动的以教育革命为背景以接受“再教育”为宗旨的“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上山下乡的真正历史定位。我认为历史定位与评价历史不是一回事，例如为什么修长城与对修长城的评价不是一回事，孟姜女与田汉对长城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一个是哭长城，一个是颂长城。对于上山下乡也一样，有人热烈颂扬，有人彻底否定，但是历史学界研究的是为什么要那样发动上山下乡。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感到有趣：
“文革”时期教育历史初探
2017-2-20 01:59
摘要: 我们现在提倡的所谓“减轻学生负担”、“工学结合”、“素质教育”等等这些理念，那个时代不都很好地做出了表率吗？工农兵大学生天才般地解决了社会阶层流动的难题。“文革”时期的教育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超越了美国，彻底实现了学生为中心，大学生管理大学。
我国实行“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在1962年就开始了，据报道 “1962—1963年16个省动员和组织下乡插队城市知识近10万人。”[3] 196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要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引用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全国各地城镇出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纷纷去农村、边疆落户。据统计到1973年的五年来，全国共有8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一场重大的从城市向农村的人口迁移运动，给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和风俗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血液中，至今仍然在流淌着。从实行的结果来看，上山下乡运动是正确的，这不仅解决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而且最为主要的是通过这种运动，使广大城市知识青年在农场在边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锻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前我国政界、军界、学界很多要人上过山下过乡，他们已经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没有这场运动，或许也成就不了他们今天的事业。如今大学的食堂里，有专门收拾桌子的阿姨，还管洗碗。这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这完全使大学生丧失了劳动观念，真是堪忧堪虑!
它的确锻炼一批人，造就了一批人，淘汰了一批人，也摧毁了一批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上山下乡运动对于一些个体来讲，可能是残酷的甚至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优胜劣汰，从社会长远发展看是有益的。
有的学者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对这个时期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他们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否定，并不是要否定这十年的历史。十年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全局讲并未中断，在某些具体领域里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主张“应该把‘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和成就，同‘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严格地区分开来。” 网友贺济中在“乌有之乡”曾经发表了《文革的十大“罪状”》，其中，他认为“文革”的一大“罪状”就是改革教育。我深以为然。我们现在提倡的所谓“减轻学生负担”、“工学结合”、“素质教育”等等这些理念，那个时代不都很好地做出了表率吗?工农兵大学生天才般地解决了社会阶层流动的难题。“文革”有什么不好?如果说不好，那是对资产阶级不好!对反动学术权威不好!对官僚主义不好!“文革”时期的教育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超越了美国，彻底实现了学生为中心，大学生管理大学。“文革”时期的教育成就是不容诋毁的。”
这篇文章的特点是把文革前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混在一起不加区别的相提并论，用“当前我国政界、军界、学界很多要人上过山下过乡，他们已经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没有这场运动，或许也成就不了他们今天的事业”来肯定上山下乡。
最有意思的是作者说“它的确锻炼一批人，造就了一批人，淘汰了一批人，也摧毁了一批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上山下乡运动对于一些个体来讲，可能是残酷的甚至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优胜劣汰，从社会长远发展看是有益的。”
对于作者说的“工农兵大学生天才般地解决了社会阶层流动的难题。” 我没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从他说的“文革时期的教育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超越了美国，彻底实现了学生为中心，大学生管理大学”，似乎可以推测他是在说经过上山下乡后再选拔的工农兵大学生"上管改”不但超越了美国而且是人类教育未来的方向！这个理论似乎不仅仅用上山下乡“锻炼论”和“天降大任论”就可以打住的，作者是在尝试一举解释贯通文革教育革命与文革前就开始的上山下乡的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思路确实有点意思！仔细琢磨之后，估计作者想说的是“天才般的从上山下乡的知青和社会普通劳动者中优胜劣汰选拔推荐大学生解决了社会阶层流动的难题。”
不过作者说“上山下乡运动对于一些个体来讲，可能是残酷的甚至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优胜劣汰，从社会长远发展看是有益的”，他的这个说法有丛林法则的味道，如果说从上山下乡选拔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是一种对社会长远发展看是有益的“优胜劣汰”，那文革前“美国式”的高考就不是“优胜劣汰”吗？文革中上大学走后门也是“优胜劣汰”吗？没有上山下乡就出不了优胜的接班人了吗？这样从逻辑上就说不通了，作者对教育革命与上山下乡因果关系的思考是闪光的，但是把上山下乡后没当上天才工农兵学员的上千万知青都说成是“优胜劣汰” 就有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作者似乎忘记了李庆霖和毛泽东的书信来往和毛泽东给老李300元钱的历史意义。最后要说的是，如果全人类未来的高等教育都必将按作者说的那样去搞，那可能是一厢情愿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4 20:23
书归正传，1967年是文革教育革命与“四个面向” 分配演变为“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 上山下乡并延续十余年的关键年份，在这方面主要领衔主演的是周恩来，张春桥，陈伯达，谢富治，丁国钰等人，毛泽东则是坐壁上观的最后决定者，只不过他那时对教育革命与上山下乡还没做出最后决定，1967年的那段有关历史是应该大大梳理的！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5 13:44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5 13:51 编辑
1967年三七指示发布后，全国各地学校开始军训，军训不是教育改革，也不是正式开学和授课，而是试图把失控的红卫兵运动重新纳入可控轨道。显然那个军训也无疾而终，因为文革还在如火如荼，红卫兵已经不是学生了！
2014年我在知青网上写了一楼文章，题目是《文革上山下乡的特殊性》，现在把开场白全文转载如下：
2014-07-31 04:57:00
文革上山下乡与文革前上山下乡有相同也有不同，这一点已是老生常谈。
顾名思义，文革上山下乡就是因为有了文革！文革是什么？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但是中央一层在老邓主持的11届3中全会给文革定调子时说最好过几十年才能看明白，自那以后的各届中央就没有再专门为文革定性。上山下乡也是一样，文革后就没有给上山下乡定过性。大回城是被知青逼出来的，当时听说老邓讲了“四个不满意”，后来又说是李先念说的， 不管谁说的，都没上中央文件。但是自从68年“一刀切”全下乡就有了阳奉阴违，林彪就不说了，他的大学毕业的子女全参军提干了。在台上的老帅也一样，子女都不下乡，国务院的副总理自李先念起也把子女送到军队，教育部所属大专院校不开学， 军事院校是另一条路，因此毛泽东在68-12-21指示中说“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林彪，李先念那一级的说服不了，下面的可就是“一刀切”了。
因为没有被说服的太多，再加上林彪事件后解 放的老干部大回城， 他们最着急的就是为"被迫害下乡的子女"搞招工，上学，参军的“小回城”，最后闹得老人家面对李庆霖的告状信也只好含泪给钱再回过头来对几百万把子女办回城的干部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 当年的现实是从老帅，副总理到公社，大队干部只要在权限所及谁不为自己和亲友上山下乡的子女办回城谁就“有病”。老人家说的不错，走后门的都是好人，因为体制和历史决定了他们不那样做就是“不仁不义不正常”，那就有点象现在的公款消费公家配车，如果都算腐败那全国100%的干部都要双规了。
因此说到底文革的上山下乡是先天不足的以革命的名义搞的“壮士断腕”而留下的烂摊子！文革前的上山下乡按周恩来的定义就是在高考和留城分配之后的"剩余劳动力”没处分配又不能在城里吃闲饭（当时称为社会青年有的变成阿飞），所以只能下乡，刘少奇说下乡也是就业，老邓说“插场”太费钱，要“插队为主”。当时的中央文件倒是说了上山下乡是移风易俗和消灭三大差别的战略布署，但明摆着是为了解决就业。
文革来了最先就是废除高考和停课半年搞教改，当时教育部发文说今后升学要基层推荐党委择优不再只凭分数而要看政治表现又红又专。当时的文革也就是预定搞一年，把刘邓搞下去开九大就结束。在当时谁也没想到会搞出“一刀切”全下乡。
文革初出现了红卫兵，老人家因势力导踢开党中央(一线）和各级党委闹革命，全国风雷激荡野火秋风烧古城，“灭火队长”周恩来（有时也煽风）累得半死，一线都烧焦了，红卫兵要上天夺印了，老人家发火了，他对红卫兵头目说你们不斗批改就斗批走，扫地出门。问题是怎么斗批改？67年底我们复课闹革命回到校园，老师，教材，教学大纲在哪里？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广阔天地？按理说老初三应该进高中，以次类推， 到了68年早已超过原定停课半年。 如此66年的老高三，老高二，老高一这三届在68年都是毕业班， 如按“四个面向”分配也没什么难的。 问题在于不知道是谁决定了高中不办了， 66年的老初三，老初二，老初一到了68年也都成了初中老三届毕业班，也要和高中老三届一起分配。这六届学生都挤在一年按"四个面向”分配就难了，下面还有69届初中生刚进校门一年多就到了毕业年限，后面还有70届。。。。。。
当年谁决定高中不办谁是“反革命”！反的是教育革命。因为高中不办就等于提前把平均16岁的初中毕业生推向社会。当时文革大乱，社会（主要是厂矿）有能力在一年中接受六届毕业生吗？高层路线斗争出来了！张春桥说学校不能关门，学生不能下乡，教育革命搞不好文革就没有意义了，张春桥说在上海他能安排90%的学生留城。他说的当然不是为这些学生都分配工作而是说的重开高中和大学，因此在67年底张春桥大声疾呼让红卫兵回学校搞斗批改而不是斗批走， 而且拒绝去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上山下乡会议。文革派和国务院相持了几个月。
但是68年5月北京的周恩来把文革前上山下乡的邓路线搬出来了，他说老三届大多数人要跨省支边“插队为主”，他给毛泽东打了报告，要的就是老人家出来说句话。但老人家那时还没拿定主意，他先是抓了一下上海721工人大学，又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是理工科还要办。721工人大学好啊！又不用高考，从工人中选拔学员，那就把500万老三届先分配到工厂去吧？
与工农兵相结合很好！工人在城市，兵营在城郊（复员还回城），谁去农村？理论无操作性！68年7月蒯大富在太岁头上动土，老人家震怒了，张春桥无语了，周恩来胜利了，68年底还没按“四个面向”分配的老三届和69届小弟妹“一锅端”下乡了。最无辜的是69届初中生，本该66年升初中，67年底才“复课”，一年多后的69年夏就和老三届下乡了，对比66届的老高三和老初三的毕业生，他们在城里多吃了近三年的闲饭！这样说不对，他们帮老人家革命了三年，69届看了三年，最后大家都到农村边疆去“升学”了，学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学制不定期的“留级”，谁想出来的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代替"与工农兵相结合”谁就是当年中国最聪明的政治家！
这就是文革上山下乡的特殊性。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5 13:50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5 13:56 编辑
接上：
2014-07-31 04:58:00
探讨上山下乡就不能凭感情和立场，科学的态度是专注于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过去就常常看到了我接受不了的历史资料就采用了驼鸟政策，这是最要命的。我讨厌张春桥敬仰周恩来，但是在上山下乡历史上张春桥确实不是主持者而且是反对者，当然他有他的目的， 张和周都是政治人物，我们只能用史实而不是用好恶来解读他们。
下面是一组张春桥主张红卫兵回校搞教改和反对学校停办和“四个面向”的讲话：
51)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5.24 〖摘录〗 |
张春桥：
有了权力机构就可以进行斗批改，不破不立，以后就要在破中立起来，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学制要缩短，缩短几年，哪些课不要，历史还要不要？（有同学说，不要）不要历史，你们怎么进行批判，不学近代史怎么批判《清宫秘史》？教学方面也要改，以前学生跟老师转，教师叫学生干啥学生就干啥，不这样就要扣分，不是象主席所说：教师跟学生转。现在没有现成的，除了课程外，还要学些什么？主席思想都提出来了，要从实践中来解决。
大批判还要搞一个时期，主席有好多文章要继续发表，我们要好好学习。实际这些给教改打基础，这个批判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教育上陆定一的一套还没有动呢。
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你们在学校学了几年，初三学了几年，对于中学和小学的教改你们最有发言权，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教改怎么办？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虑一下，这样，全国汇总给中央，中央就好办了。
姚文元：
毛主席最近在北京指示：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规。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对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学红卫兵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你们这儿已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希望你们不要自满，也不要松懈，能够继续把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搞下去，搞到底。因为中学生人数很多，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能不能搞到底，中学的红卫兵能不能够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按毛主席的路线前进，这是关系到我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中学的斗批改，就是说，教育改革，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怎样更好地成长的重大问题。……你们已知道了，毛主席批准你们这儿的经验，全国登报和广播，希望你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上加好。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5 14:0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5 14:19 编辑
上面两楼都是我在2014年写的文字和找的资料，现在是把过去积累的所有资料和过去对于上山下乡的认识重新串联起来进行一个总的梳理，希望能够对我们亲历的历史得出一个比较靠谱的结论，当然，对于能力有限的个人来说进仅仅是个希望。人老了，为了希望而有点事情做比什么都重要！
下面接着转载旧文：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5 14:07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5 14:27 编辑
接上：
2014-07-31 04:59:00
67年5月张姚的讲话清楚地说明毛泽东还是要办中学，张说的很明白，斗批改不是斗批走，要教改，看看哪些课要保留哪些课要删除， 67年底全国开始复课就是从这条线索下来的。
“斗批走”这个词最早从这篇张的讲话而来，看来“斗批走”是有所指的，张是反对“斗批走”的。毛泽东用“斗批走”这个词是在68年7月在清华蒯大富武斗杀人后接见五大领袖时所说的。
52)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6.02
〖摘录〗
张春桥：
现在红卫兵的确面临着新的任务，斗批改的问题也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过的。我们十七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即毛主席的思想没有在学校里深入下去。我们在这一方面花的代价要大一些。有些学校有共同的任务，又有不同的任务。文科与理科不一样，文科斗批改，有些不一定在学校里培养 " 文学家 " 、 " 艺术家 " ，但不等于不要学校了，有人提出是不是不办学校了。我上次也提出，文学怎么教，历史怎么教。需要一批红卫兵包括青年教师，也要吸收一些青年人，要付出代价。要象江青同志搞样板戏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
姚文元：
大学的斗批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主席讲：一种可能彻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改良。能不能在下个阶段搞好，要打硬仗了。当然，有没有反复，这也难说。上海是全国所一部分，还受全国的情况影响。当然如果有反复也不怕。文化大革命高校是个关键，下面连高中，初中，小学要与工农兵结合，怎么结合法？在全国当前还是抓革命的大批判。只有把这一仗打好了，以下几仗才能搞好，这一仗打不好，下面斗批改就动力不足，斗本单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对刘邓的批判是一致的。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5 15:00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5 15:03 编辑
张春桥关于上海高校运动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6.17
〖摘录〗
现在你们就象我们去年搞文化革命初期那样，不知怎么搞下去，要在实践中想问题，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眼睛要看到新的苗子要出来，不要只看到逍遥派，不要重复过去当权派不看主流的错误。象同济、新师大大联合，新的东西就会出来，目前处于两个阶段的过程中，将会出现大量的新生事物。主要的精力，发现新生事物，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找出斗批改的道路。可以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们就靠群众运动，靠群众的智慧，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后边的仗是持久一点，又不是几个月就打下来了，比不得把常溪萍、杨西光拉下来，那么容易。
主席在去年七月（66年7月）就讲，大学怎么改？还不是靠大学里的人？主席当时指着到会的人说： " 你去行吗？你也不懂物理学，不懂…… "
通过上述资料我们可以看出67年2月周恩来是最早提出中小学复课的，67年3月军训后，如果学生（红卫兵）都回到学校重新按学制开学还是有可能回到文革前教学体系的正轨的，问题在于毛泽东搞的文革就是要搞教育革命，要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夺回教育权，这就有点大麻烦了，谁授课？教数理化与资产阶级知识有关吗？
67年5月，6月间，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大抓教育革命斗，批，改，注意到他们的一些讲话是有所指的：
张说： 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
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教改怎么办？
主席在去年七月（66年7月）就讲，大学怎么改？还不是靠大学里的人？主席当时指着到会的人说： " 你去行吗？你也不懂物理学，不懂…… "
现在红卫兵的确面临着新的任务，斗批改的问题也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过的。。。。。。有人提出是不是不办学校了。
姚说：
中学的斗批改，就是说，教育改革，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怎样更好地成长的重大问题。
文化大革命高校是个关键，下面连高中，初中，小学要与工农兵结合，怎么结合法？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5 21:00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5 21:17 编辑
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1967年初张，姚在上海力抓教育革命，他们在上海女六中抓了试点，上海地方志的记载与上述张姚在女六中的讲话是吻合的：
上海地方志
第四节 后期红卫兵一、“复课闹革命”中的红卫兵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要求在3月20日前，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一律返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进行“斗、批、改”。1967年3月2日，全市1万多名中学师生在文化广场召开“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4月9日，《文汇报》报道：上海第六女中红卫兵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同时发表社论《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4月13日，全国报刊作了转载。第二天，上海各大中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10万多人在人民广场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大批判中推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大会，宣传市六女中的经验，在全市掀起学习市六女中的热潮。5月24日，上海市第六女中举行集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姚文元到会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轨”。由此，6月至7月，全市从小学到大学，纷纷以大批判为先导（组织批判集会，出版大批判专栏等）开展教育革命。其间，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举行“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复课闹革命”大会。市革委会召开“上海市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深入开展教育革命誓师大会”，1万多名红卫兵及师生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倡议书》。与此同时，市革委会向中学系统派出了13个由教卫组、警备区、红卫兵代表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在“复课闹革命”中涌现出的典型是市六女中、控江中学等。据《人民日报》报道，至7月初，市六女中所在地黄浦区的42所中学中，已有11所实现了红卫兵大联合。其实，当时上海更多的学校还是存在不同派别之间的对立，甚至发生武斗的情况。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5 21:3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5 23:08 编辑
从上海地方志可佐证前述张，姚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不象是伪造的，因此可以引用。张，姚的讲话重点在教育改革，但是上海地方志对张，姚在这方面的努力只字未提，请看上海地方志另一篇记载：
六、“政治窗口”市六女中
1966年9月间，北京、东北等地大批“红卫兵”南下串连。哈尔滨工业大学部分“红卫兵”进入市六女中与“海燕战斗队”会合冲击该校党支部，故意制造所谓“支部书记撕革命大字报”事件，于9月16日将支部书记关押在宿舍内，反绑双手，将她头发剪掉，跪倒在地，施行毒打和轮番折磨，致使她大脑皮层痉挛，引起精神失常。在治疗期间她继续被关禁在校内，还揪到上海杂技场进行大会批斗，把油墨、柏油倒在她头上，在身上踏上一脚，呼喊“让她永世不得翻身”，使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病情加剧。后由区委组织力量，将她抢出学校送往医院救治。
市六女中的事件是黄浦区发生的第一起严重殴打迫害干部事件，影响全区。此后，黄浦区学生殴打教师屡屡发生，揪斗干部越演越烈。市六女中的“红卫兵”头头这种所谓“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精神，也因此名噪一时，并引起市里的关注，派联络员去“指导”工作。1967年4月市六女中各个“红卫兵”战斗队组织，在联络员的帮助推动下“开展大批判，促进大联合”，成立了学校统一的“红卫兵”组织。这一行动迎合形势的需要，作为“经验”上报到北京。4月12日毛泽东主席批准市六女中“红卫兵”“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的经验，向全国广播。翌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发布消息，发表社论，一时市六女中成了全国闻名的中学。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是利用“市六”影响，直接插手控制，把该校作为他们推行其反革命纲领的“政治窗口”。在“市六经验”发表的当天，徐景贤立即赶到市六女中，以报喜为名召开大会，吹捧市六女中是“上海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心”，市六女中“造反派”头头是红卫兵的领袖。5月24日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来到市六女中，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轨”的谈话为名，策划指使市六女中牵头串连控江、市十、比乐、和平等中学，召开电视斗争大会，揭批市委所谓“镇压破坏中学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姚文元讲话中提到“毛主席批准你们这儿的经验，全国登报和广播，希望你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上加好。”
这又佐证了张，姚在67年5月在女六中的讲话确有其事，但是张，姚那次讲话的重点是什么？ 上海地方志对此没有叙述，也没提及大联合之后的教育改革和教育革命，但是提到了张，姚“把该校作为他们推行其反革命纲领的“政治窗口”。
再看张春桥67年5月在女六中那次讲话的重点：
“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你们在学校学了几年，初三学了几年，对于中学和小学的教改你们最有发言权，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教改怎么办？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虑一下，这样，全国汇总给中央，中央就好办了。”
研史最怕脸谱化，从上海地方志的记述来看，如果后人研史就会被误导，因为被地方志忽略的张讲话中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张的这段讲话直接为我们后来“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上山下乡留下了历史的脚注，特别是毛泽东在68年7月底对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中就用了“斗批走”，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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