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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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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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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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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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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07
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1907年7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现锦州市凌海所属大碾乡),原名刘鸿霖,曾用名刘吟飞、刘羽捷、刘蔚天、刘毓竹等。笔名除萧军外,还有酡颜三郎、田军等。他的名字与“萧红”相配,合起来是“小小红军”的意思。
1934年10月创作了著名的《八月的乡村》。《八月的乡村》的出版不但显示了抗日文学的实绩,也奠定了萧军在文坛上的地位。从此,他与萧红成为“东北作家群”的著名代表。抗战爆发后去延安,50年代到北京,专门从事写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长期遭到关押,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萧军生前的这两句诗就是这位著名作家的精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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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拥抱快乐 于 2015-7-12 06:09 编辑
初出茅庐
1925年,萧军考入“少帅”张学良在沈阳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学习法律和军事。1929年,萧军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发表在当年5月10日沈阳《盛京时报》上。小说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接着萧军又在《盛京时报》上发表了《端阳节》《鞭痕》《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小说。
1932年初,萧军到了哈尔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也正式成为党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员。1933年秋天,他和萧红(萧红萧军意为:小小红军。)合印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跋涉》。其中收有萧军的《孤雏》《烛心》《桃色的线》《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等6篇小说。于1934年6月中旬离开了东北故乡,来到关内。在青岛,萧军、萧红一边编辑《青岛晨报》副刊,一边写作。萧军在里写完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
1935年7月,萧军自费“非法”出版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立即轰动了文坛,奠定了萧军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艺术上,《八月的乡村》有着鲜明的特色。首先,它以浓郁的乡土色彩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其次,在人物塑造上,萧军既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牲,作速写的勾勒,又善于精雕细绘,并且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描写。此外,《八月的乡村》的风格也质朴刚健,充溢着一种不可抑止的力量,可以说是“力”的艺术。这种艺术风格特别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开掘方面。这时期,萧军的创作力极为旺盛。继《八月的乡村》之后,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散文集《十月十五日》《绿叶的故事》,中篇小说《涓涓》等。正是在这样基础上,萧军开始撰写他的长篇巨著《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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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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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10
从1936年春起,他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才全部写完。这部巨著以宏大的气魄,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现实。
1940年6月第二次去延安。萧军到了延安除了续写长篇小说《第三代》,并和其他作家同心协力积极开展延安群众性文艺活动: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成立了“文艺月会”,每月最少集会一次。一九四一年元旦创办了会刊《文艺月报》,由他和丁玲、舒群、刘雪苇轮流主编。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到会的除了毛主席、朱德、陈云、凯丰、胡乔木、王鹤寿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外,延安文艺界的精英大都参加了,约一百多人。大会由凯丰主持,毛主席致开幕词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他讲的是《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载于5月15日《解放日报》)。一直到1945年冬末,萧军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延安。他担任了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协”分会的理事,《文艺月报》的编辑,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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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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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11
于1946年9月23日重返阔别了十二年的哈尔滨。萧军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的“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确认了对萧军的政治迫害。从此萧军便被排斥出文艺界,被湮没了整整三十年。萧军在极端困难的逆境中写出《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以及《第三代》最后部分等大量作品。
即使在十年动乱的年月里,他身陷囹圄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写出了大量的诗词。改革开放后,有《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近作》等重要著作问世。萧军解放后所写的这些作品,思想更见深沉,艺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但保存了宝贵的文学史料,而且是非常优美的散文艺术珍品。特别是后两部作品,名为“注释”,其实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品。2006年6月,回忆录全集《人与人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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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12
文革后
党为萧军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作了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的结论,充分肯定了他“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的历史功绩,撤消了1948年东北局“萧军关于问题的决定”,推倒了“四人帮”给萧军强加的各种诬陷之词,称赞“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1988年6月22日,萧军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81岁。根据他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和辽宁省锦县(今凌海市)的“凌河公园”(2007年7月3日更名为“萧军公园”)。他在给家人的遗嘱中说:“自己是一个穷文人,没有留下什么财产。有一点菲薄的积蓄捐给家乡,自己的文物、书籍要捐献给辽宁锦县萧军资料馆和有关文化部门。”2007年7月3日,“萧军故居”和“萧军文化广场”在凌海市沈家台镇落成。2008年6月,萧耘、王建中主编的《萧军全集》(20卷),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同年7月2日,“萧军纪念馆”新馆在辽宁省凌海市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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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拥抱快乐 于 2015-7-12 06:15 编辑
萧军萧红与鲁迅的初次会面
1934年的深秋时节,萧军和萧红乘上一艘日本轮船,离开青岛,驶往上海。此行的目的,就是前去拜会文坛大师鲁迅。在此之前,萧军曾怀着虔敬的心情,给鲁迅先生写过一封信,而鲁迅的及时复信,则使这两位“小人物”喜出望外。事实证明,鲁迅的回信是具有历史性的,倘若先生当时对萧军的来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未及时答复,那么两萧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由此可见,萧红与萧军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在他们还名不见经传的时候便得到了鲁迅这样的文坛盟主的诚恳相待,作为欲在文坛上大展宏图的年轻人来说,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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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拥抱快乐 于 2015-7-12 06:19 编辑
然而遗憾的是,上海并没有张开双臂,以现代都市的胸怀热情欢迎两萧的到来。当萧军和萧红领略了低等舱的恶劣环境、走上甲板望着眼前的上海码头时,竟没有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轮船走上岸,一股举目无亲的感觉顿时油然而生。于是,因未能及时见到鲁迅先生而产生的焦急心情,使得萧军发出了这样的抱怨:“我们是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事实上,萧军对来到上海后没有马上见到鲁迅先生所发出的牢骚,完全是由于对鲁迅当时的处境缺乏了解所致。几十年过去后,萧军仍在为自己当年怀有的疑惑情绪感到内疚。他忏悔道“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知道了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当时的鲁迅,已被当局通缉几年,自然处理起事情格外小心谨慎。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当你尚未了解对方时,绝对不可贸然行事,这并非摆架子或出于大人物的矜持,而是因为现实环境过于残酷了。尽管如此,鲁迅依然及时地给他们回信,只不过提出见面的事,应当“从缓”。鲁迅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希望通过“从缓”来进一步加深对两萧的了解。与此同时,他的真诚与关怀又是不容置疑的。与前一封回信才相隔一天,鲁迅便又复信给两萧,其中特别提醒他们要警惕“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并再次发出友善的信息:
“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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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拥抱快乐 于 2015-7-12 06:19 编辑
这里,有一点似乎需要特别指出,真正使鲁迅对两萧的印象产生飞跃性变化的,看来是基于萧红的一次天真的“抗议”。鲁迅曾在信的末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表示不满,她坚决反对鲁迅这样称呼她。这一“抗议”,从根本上改变了 双方一直保持的礼貌拘谨的态度,气氛似乎一下子变得融洽了。在下一封信里,鲁迅便半开玩笑地问道:“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从现在起,鲁迅开始用调侃的语调 来写回信了,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由此而产生的疑问是:当时萧红所提出的“抗议”,是真的属于幼稚,还是出于一种女性的机敏?看来我们无需对此进行深究了,其中有一点是确凿不移的,那就是萧红的“抗议”,使鲁迅对这位女性产生了相当的好感。他似乎已经发现 了这位尚未晤面的青年女子身上有着某种可爱的品质,否则,他便不会在信的末尾,继续制造出一个“俪安”的小花样,并打上箭头问萧红对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其实,当年两萧是太急于见到这位幽默的前辈了,从他们到上海给鲁迅写信求见,到鲁迅以诙谐的笔调给二人 回信,中间才不过十来天。虽然表面上鲁迅仍在说着“青年两字,是不能包括一类人的,好的有,坏的也有。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已开始考虑如何安排 与两萧的会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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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17
本帖最后由 拥抱快乐 于 2015-7-12 06:20 编辑
11月30日,对于萧红萧军来说无疑是一个盛大的喜庆之日,他们终于等到了与鲁迅相见的那一刻。根据约定的时间,两萧准时来到了内山书店。出入意料的是,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这使萧军萧红简直有点不知所措。鲁迅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过来,平静地问道:“是刘先生悄吟女士吗?”二人迷乱地点着头。接着,先生便引导二人走出书店到一家不远的咖啡店。也许,按照两萧本来的设想,与先生初次见面的一刹那不应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要说上许多问候语,场面也会比眼前发生的热烈。然而,刚才发生的一幕却是如此的朴素,如此的自然,多余的寒暄和客套都被省去了,这使两个人一下子便回到了本真状态,不再感到有什么拘束。特别是当萧红望着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原来竟是出奇的平和与充满善意时,那横亘在大人物与无名之辈之间的界限顿时消失了。萧红注视着眼前这位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衰弱的老人,他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髭,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后来萧红曾特别描述过先生特有的那使人“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的目光。尽管鲁迅的外表与萧红想象的可能有所不同,但先生给她留下的印象仍是深刻而难忘的,这就是杰出人物身上所特有的素朴和自然。他们从不靠什么精心的包装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而是以极度的坦诚赢得你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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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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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18
初次见面可以说是极其令人愉快的。鲁迅先生喜欢萧军萧红的纯朴爽直,而萧军萧红呢,他们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不由自主地倾倒在鲁迅面前。为了使这次会面的气氛更加和谐,鲁迅可以说做了精心安排。不久,夫人许广平领着儿子海婴也来到了咖啡店。萧红感到与许广平真是一见如故,特别是淘气的满嘴上海话的海婴,很快就和萧红混熟了。后来,许广平曾以满怀诗意的笔调描述过这初次的会面,“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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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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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20
临了,先生又取出20元钱送到两萧面前,这使萧红萧军激动万分。出于对导师的热爱和关心,第一次会面后不久,两萧便怀着不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以表达对鲁迅健康状况的忧虑。关于这一点,鲁迅显示出他一贯特有的达观态度,指出这是自然法则,不必为此而悲哀。其次,鲁迅回信中更多是对两萧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当他看到两人目下正处于一种焦躁状态无法工作时,提出了如下忠告:“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毫无疑问,在先生忠告的背后所包含的无限情意,两萧是深深体会到的。
从此,在鲁迅的引导下,萧军和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他们与鲁迅之间的友谊,则对日后自身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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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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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21
一见永固师生情:萧军萧红与鲁迅的第一
悄吟和三郎(注:萧红和萧军)来到上海,由于一时打不开局面,手中仅有的几个钱很快便用完了。写出的文稿无处发,寄给鲁迅先生的稿子,什么时候发出来也在不可知之数。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坐吃山空,他们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想求鲁迅先生给介绍个工作,这是长久的安身之计;另外一个是向鲁迅先生求借,以解燃眉之急。关于介绍工作,鲁迅先生回答得很干脆:“工作难找,因为我没有和别人交际。”关于借钱,鲁迅先生也回答得很干脆:“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鲁迅先生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着要当面考察一下这对年轻人。于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先生给萧军、悄吟写了如下这封信:
刘 吟 :先生
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来一趟吗?小说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在那里等候。那书店,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此布,即请
俪安。
迅上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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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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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22
接到这封信,像在青岛接到鲁迅先生的第一封信时一样,又激起了这两位年轻作家火一样的热情。他们就像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又将一下子见到母亲一样,他们想象着母亲现在又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把两个脑袋紧紧地贴在一起,共同在想象中描绘着鲁迅先生的容貌、仪表、风度。悄吟孩子般地问:“三郎,你说鲁迅先生是高个儿还是矮个儿?”萧军像早就认识鲁迅先生似的,不假思索地回答:“高个儿!那还用说,顶天立地大丈夫吗!”大概悄吟对萧军的话是确信无疑的,她没半点儿不相信或想争议的意思,便又孩子般地问: “你说先生是胖子还是瘦子?”这回萧军边想边说:“胖是不会太胖,因为先生说过,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哨吟猛捶了两下萧军的脊背说:“你可真会为自己的观点找论据!”两个人就这样兴致勃勃地瞎猜一气,又把信展开来,一个字一个字地重读着。读完,萧军抚摸着悄吟的留海儿,像慈父般地说:“小孩子,就知道傻高兴,还不知道靶子场在哪儿呢!”说着便去拿他们一到上海便买来的市区交通图,悄吟却说:“看那没用,先生告诉得明明白白的,坐一路电车,坐到终点就是靶子场,再往回走三四十步,见到书店就是了!”萧军一听,觉得真是那么回事。便破颜一笑说:“人的聪明说不上在哪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悄吟有些骄矜地说:“如果这个人真正是个聪明的人,那么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可以表现出来!”萧军又服输似地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你是真正聪明的人,你是真正聪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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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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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23
二人不再逗嘴,又读起那封信来。
十一月三十日,是上海难得的一个冬日的晴天。虽然风里仍含着水雾似的湿气,但是晴空的太阳却给这冬日带来了异样的温暖。悄吟和萧军要去会见他们久仰的一位伟人了,换换衣装吗?按常理是应该换换的。因为衣装可以表明一个人的身份,给人留下第一印象,它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俗话说:“远敬衣帽近敬财吗!”可他们身无分文,囊空如洗,他们不是正在向鲁迅先生借钱吗?用什么来打扮自己呢?他们这样想了一阵,说了一阵之后,萧军说:“一个流浪人,怎么能像阔人家的少爷、小姐那样?原来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吧!这样给先生的印象就更真实。”悄吟也实在无计可施只好像萧军所说的那样。于是他们都仍穿着从青岛来的那身“粗野得可以”的装束,于下午两点,准时来到了鲁迅先生指定的见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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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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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24
几天来,他们就共同想象着鲁迅先生的形象,悄吟完全相信萧军所说的是完全准确的:先生一定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巨人形象。可是一见面,两人都惊讶不已: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原来是一位身材矮小,面目清癯,唇上留有厚厚的一绺黑胡子的老人。若把他身上新着的黑长袍换成短袄,和他此刻脚上穿着的青帆布胶鞋一配,简直是个道道地地的乡下老头!但这两位从伪满洲国来的年轻人又细细打量了一番之后,觉得他们刚才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先生两眼的神采是逼人的,看人,好像一眼就能看透人的五脏六腑。因此,使这两位年轻人又敬畏地出了一口长气。先生手里拿着一顶旧毡帽,腋下挟着一个黑绸子印花的布包袱。见面之后,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鲁迅先生便把这两位年轻人领出了内山书店,来到了一家小吃茶店。这家小吃茶店设在老靶子路,只有门面一间,在门面里面设有客座,座位不多,时常很安静,加上光线也不充足,显得有些冷清。这是鲁迅先生约会客人的固定地点。选择这个地点的原因,是这里的老板是犹太人(或许是白俄人),对中国话听不太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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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24
他们坐定之后,鲁迅先生先关心地询问他们来上海住得习惯不习惯,没等悄吟说,萧军便抢先说:“就是觉得冷一些。北方的冬天虽然比这里要冷多了,但屋里暖,有炕,有炉子,城里有暖气。上海不同,外边怎么冷,屋里就怎么冷,所以有时觉得比北方冷。”鲁迅先生深深吸一口烟说:“北方靠外界给身体取暖,南方不一样,得靠自己身体给自己取暖!”萧军和悄吟都感到奇怪,不知先生说的是什么意思,但初次见面,又不能唐突贸然去问,只得等待先生回答。先生一眼看出了两人的疑惑,便朗朗地笑着说:“吃辣椒!吃辣椒有时会辣得额头冒汗,全身自然跟着也就暖了!”悄吟和萧军先笑起来,鲁迅先生又跟着笑起来。正笑着,许广平先生携海婴进来了。鲁迅先生把许广平和海婴介绍给萧军和悄吟。悄吟第一眼看见许广平那高高的个子,便一下子想起了那死去多年的母亲。是许先生高高的个子还是她的模样?不知怎么悄吟觉得许先生长得非常像她的母亲。她仔细打量着,觉得越打量越像,于是低下了头。海婴这孩子也许是这吃茶店的常客,全不把客人放在眼里,围着桌子转起来没完,并不时地和爸爸、妈妈说着话。是一口地道的上海话,萧军和悄吟一句也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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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25
悄吟和萧军同鲁迅先生的一家,就这样相识了。悄吟给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留下的印象:道地的满洲姑娘,她那小时候特别睡出的平平的后脑勺,突出了满洲姑娘的特征。另外,使他们难以忘记的,就是悄吟那苍白的脸色,还有那过早出现的花白的头发。由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悄吟是一位经历不凡的女性。
初次见面,双方都觉得无更多的话好说,遵前信之意,鲁迅先生递给萧军二十元钱,萧军和悄吟当时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切身的经历是:在哈尔滨时常常求借,但朋友的十元钞票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欢乐,就仅仅那么一次!常常是借到一元钱的时候都很少很少啊!多数是几角钱几角钱地借……而鲁迅先生和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慷慨解囊,为他们拿出二十元钱,这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鲁迅先生那瘦小的身躯,在他们的眼前立即变得高大起来,而且越来越大,顿时顶天立地,遮住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此刻的眼中只有鲁迅先生的形象,其他所有一切都被这高大形象挤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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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2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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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0:56
纪念萧军诞辰96周年、逝世15周年萧耘、王建中在文学馆的演讲演讲
7月13日是首都市民活动日,在取得战胜“非典”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很多热心的听众,没有去各大公园参加纪念申奥成功两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而是早早地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听关于已逝老作家萧军的讲座。9时30分,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员首先向“非典”过后第一次来文学馆听讲座的新老听众表示热烈地欢迎。他接着说: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意思是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抉择;反之,一个人的命运选择也是由他的性格特征所决定的。作家也不例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有这样一位作家,他的性格狷介耿直、豪放不羁、特立独行,即有习武之人的侠义精神,又始终褒有一颗儿童般天真可爱的心灵。这种性格也使他在文学创作和婚姻、爱情的生活轨迹上历尽了沧桑坎坷。他就是萧军。今年是萧军诞辰96周年,逝世15周年,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特意请来了萧军先生的女儿萧耘女士,女婿王建中先生。他们联袂为大家献上演讲《文坛独行侠——萧军》。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萧耘首先开始了讲话:
今天“讲座”给我们选定的题目是《文坛独行侠——萧军》,我想把它定位在《女儿眼中的父亲》也许更亲和一些,更随意一些,也更人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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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0:57
萧老一生“故事”很多很多,喜、怒、哀、乐……“犹如海啸怒潮奔腾澎湃”。他到底走了多少路?遇到多少险?历经了多少事件?结识了多少友朋?干了多少场“仗”?写下了多少诗、文?萧老自己也未必能说清,作为他的女儿就更难做到了,今天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里择其要点概说一二。
一. 我的出生,是父亲作“接生婆”,让我来到了人间。
有人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萧军是一个传奇性的、特殊的存在,没有谁能像萧军,他爱得上去,恨得上去,旗帜鲜明,侠肝义胆,豪杰般的猛士——文坛上的独行侠!
也有人说,谁也学不了萧军,他太顽强、执着、乐观,讲正义、不好惹,“硬骨头”像鲁迅,跟他作对很危险。在中国这样的人太少了。萧军没什么遗憾,他该做的都做了,生活得充实,慷慨激昂,堂堂正正,不违心,他是地地道道的男子汉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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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0:58
对于人们的评说,父亲很有自知之明,他说:“我像是一柄斧头,在人们需要使用它的时候,他们会称赞它,当用过之后,就要抛到一边,而且还要加上一句这样的诅咒:这是多么蠢笨而蛮野的斧头啊?虽然这个现实使得父亲的心境很“悲壮”,但是他从来没有气馁过,而且终生愿意做这样一把永远砍削着人生丑恶与不平的斧头。这个,父亲他做到了。
童年的时候,父亲是我们的盼望;少年的时候,父亲是我们的指望;青年的时候,我们却成了父亲的期望。生命危难的关口,父亲发誓:“为了你们,我必须很好地活下去!战斗下去!绝不使你们失掉父亲!”
成年后,父亲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恩师、慈父、同志、挚友、战友、歌友……,然而,父亲却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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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1:01
1969年,父亲被关押在沙河镇朱辛庄劳动改造时,一首《寄耘儿?并叙》表达他对女儿的深情。诗前写道:1969年1月5日(星期日)耘儿来,携亲手所制棉背心一件畀我,并言所制粗劣,余心感极而悲,成诗一(章)以记,时正隆冬“二九”风怒雪飞时也。诗:暖背暖心亦暖胸!一针一线总关情;刘庄遥记生儿夜,驿路频听唤父声!幼爱矜庄无二过,长怀智勇继家风。此生有汝复何憾?热泪偷沾午夜醒。
父亲在病重时说:“驮载着生命,我已经感到很费力了……”孩子,请相信,我的朋友,我的读者们都会随时随处帮助你的……从工作上讲,你是我的助手,我信任你;从个人私情上说,你是我的女儿,是我亲自收生的你,我对你寄予了希望。咱爷俩的情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建中又是一个品质很好的孩子,他是那样地理解你,不惜一切地帮助你……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祝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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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1:02
父亲1907年生人,属羊;母亲比他小一轮,也属羊;而我正好是没草吃的“腊八羊”,正是所谓“三羊开泰”。父亲平反之后,选定我做了他的助手,是我的幸运。
晚年的胡乔木,曾给我的父亲写来一封信,大意是:“多年来经历了生生死死的考验,如今人都老了,回想起多年前在延安,由于自己的年轻,曾经伤害过你,内心总感到很沉痛,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信收到后,父亲即复信给他,信中写道:乔木同志,我等均已年过七十,来日无多,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罢!从头提起,只能徒增一些不可弥补的懊恼而已。我年轻时期,只知有已,不知有人,于人于事拙于处理方式方法,因此树敌颇多,伤人太重,因此招到任何攻击和打击,决无怨尤之情,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蒺藜得蒺藜是也。富贵场中本色难”,在您还能做到“本色”这一地步,是使我深深感到敬佩的。为国、为民、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愿您万千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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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1:03
二. 萧军的简历:
萧军本姓刘,1907年7月3日(农历丁未年5月23日)出生于辽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因系刘家长孙,出生后举家欢欣,故乳名“欢喜”,学名刘鸿霖。
父亲刘清廉是个细木工,望子成龙的父亲在萧军不到6岁时将其圈进一家私塾,后不听管束而退学,十岁那年,他离开故乡到长春去读小学。
在“吉长道立商埠国民高等小学校”,他的两位班主任崔树屏和李景唐老师特别欣赏他。国文、算术、唱歌、体操考试成绩总是满百的,特别是国文,堪称全校第一。老师在萧军四年级结业时所写《名誉说》的作文后面,写了如下批语:气势之雄浑,论论之纵横,字句之凝练尤其余事也。不独冠之于国四。即拟之于‘高三’亦胜一筹矣。鹏程万里未可限量。孔子曰,‘后生可畏,好自为之’。可是后来在反对体育老师粗暴的冲突中被学校除了名。
1925年,18岁的萧军到吉林当了一名骑兵。在骑兵营里开始奋发读书,结识了几位酷爱文学的朋友,其中毓文中学的教员徐玉诺,他向他介绍了鲁迅,并说鲁迅诗文思想、感情都很深刻,这对萧军日后紧紧地追在鲁迅先生的身边,起了决定性的启示作用。
1928年,21岁的萧军考入了“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任学员,实现了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志愿,但在即将毕业时,替同学报不平,几乎劈死野蛮无理的“东洋流”教官,被勒令出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24岁的萧军正在一处军营当教官,他试图说服长官发动学兵去打游击,未能奏效。在谋划组织抗日义勇军败露后,他隐姓埋名逃到哈尔滨,以“三郎”为笔名,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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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26
1932年,哈尔滨被洪水困扰,有孕在身的女学生张迺莹(萧红),正作为“人质”被旅店老板拟将卖入妓院以抵欠账。危难之中,萧军挺身而出,拯救了贫病交加的萧红,温暖了她那颗近乎绝望的心。……
不久,他俩从生活上照料走到文学上合作,出版了他们的小说散文合集《跋涉》,这也是两萧唯一的一本合集。
一天萧军家中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无畏的抗日游击队员傅天飞。他向萧军他们讲述了一支由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可歌可泣、艰苦卓绝与日寇战斗的业绩。萧军用笔记下日寇的残暴、战士们英烈们不怕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及他们卫国杀敌的英雄事迹。两年后,一部被誉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八月的乡村》,在上海出版了。鲁迅先生称其为“是一部很好的书。”从此萧军的名字载入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史册。
1934年6月14日,萧军与萧红在战友的帮助下来到大连,改乘日本轮船前往青岛。在青岛萧军担任了《青岛晨报》副刊的主编。他们在地下党员孙乐文的帮助下与鲁迅取得了联系,他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读到了鲁迅先生的复信,他们一次次竟是眼中噙着泪水读它,俨然面对先生本人。每句话、每个字都给他们以教诲、激励与振奋,而且每读一次似乎都能发现新的涵义、启示与感动!那诚挚而又具体的教导,开阔和丰富了他们的创作思想,指引着他们的创作道路。鲁迅先生与他们这些年轻人通讯亦能做到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先生真是一位具有伟大灵魂、伟大人格、伟大胸怀的人。这是萧军当时切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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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27
三.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萧军与恩师鲁迅
1934年11月2日,萧军与萧红到了上海,由于经济十分拮据,连最低的生活需求都难以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萧红用几乎冻僵的手指复写完成了《八月的乡村》手稿。他们第一次和鲁迅约见时万分激动,交给了先生《八月的乡村》清写稿。为了接济他们十分窘困的生活,鲁迅先生给了他们20元,并掏出了一把零钱给他们乘车用!萧军接过先生的钱,看着先生枯槁的面容,萧军感到十分愧疚和痛心,这刻骨铭心的会见,使他终生难忘。
在此后经鲁迅介绍他们结识了茅盾、聂甘弩、叶紫和胡风、周颖、黄源夫妇等。这期间,他们把所想到的、看到的、听到的都毫无保留地向鲁迅先生倾诉,鲁迅先生不时地写来书信,这些信是他们孤苦穷困生活中唯一的盼望和乐趣了。
1935年5月2日上午,鲁迅、许广平带着儿子海婴来看望他们了,师生相见格外高兴,彼此畅谈,鲁迅先生还请他们吃了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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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28
这一年,叶紫、萧军、萧红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奴隶社”。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便列为“奴隶丛书”之一、之二、之三。鲁迅先生为他们分别作序。先生说“奴隶总比奴才强”。还不时地提醒他们:“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的很,非小心不可。”
鲁迅先生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分赠给各方面的朋友,有人又将该书带到抗日根据地和国外,并陆续被译成俄文、日文、印度文、英文、德文等。
鲁迅先生还向埃德加?斯诺、日本进步作家山本实彦介绍和推荐萧军和他的作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萧军得知噩耗像是挨了一闷棍,打得他满眼冒金花,马上就要晕倒下来,呕吐不止……。周海婴回忆道:“只见一个大汉,直奔父亲床前,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俗套和应酬,扑到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的号陶大哭。……这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的悲痛的呼号,倾诉对父亲的爱戴之情”这说的就是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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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29
此后萧军为自己立下了誓言: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地插进了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
萧军和鲁迅的关系,正如他自己回顾与鲁迅友情时所说,是建立在人生四个目的追求上的:1,求得祖国的独立;2,求得民族的解放;3,求得人民的翻身;4,求得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
四.人人看好,患难的夫妻作家,最终却分了手——萧军与萧红
我在回答友人提问时说:萧军和萧红是夫妻关系,“萧”是因为萧军非常喜欢京剧《打渔沙家》里的萧恩,他又是军人出生,所以叫萧军,萧红是因为和萧军生活在一起,两个人合起来的笔名,就是“红军”,是对蒋介石“言抗日者杀无赦”的一种反抗。
父亲对与萧红这段婚姻是这样认为:我与肖红的婚姻,是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结合,而必然分开的偶然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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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30
五.你是一个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萧军与共产党和毛泽东
1938年3月,萧军如约来到延安,一天上午,毛主席亲临招待所来看望大家,这是他与主席首次会面。萧军还受邀参加陕北公学第二届开学典礼。会场上毛主席“礼贤下士”,坦诚相待文化人。尤其是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由衷的敬佩与空前的评价,都给萧军以极好的印象。
1938年5月,萧军与塞克、王洛宾等结伴来到兰州,借住在民主人士王蓬秋先生的家,王家的次女王德芬不顾母亲的反对与萧军相恋了。从此19岁的王德芬,也就是我的母亲,陪伴萧军在坎坷的人生途中相濡以沫,劳碌奔波一直到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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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31
1940年6月,经“东北救亡总会”于毅夫的帮助,又一次来到延安,以他作家的眼睛更深入地观察、体验延安的一切。除正面的东西外,他给某些“宗派主义”、“排外思想”的时隐时现,某些党员干部的“优越”势态与“内外有别”的明显轻视,搅得心神不宁,常常处在痛苦之中,他决定找毛主席叙谈,主席尽力劝说萧军要“安心立命”,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调整好人我关系,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如何得了?!“延安确实有无数的坏现象,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是一朝一夕是根本办不到的,要有耐心,要有信心,要把自己强健起来。”在毛主席语重心长的开导下,萧军的心胸豁然开阔了许多,更增加了他对主席的敬佩。
在此期间,许多文艺界和名人陆续来到延安,大家对延安的文艺诸方面有许多意见和建议,决定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为了“有的放矢”,主席又请诸位尽量“搜集反面的意见”以佐参考。主席专门为此事写信给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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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32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召开,到会的文艺界人士100多位,毛主席致开幕词后,萧军第一个发言《对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并交给了《解放日报》刊载发表。5月23日大会闭幕,毛主席做了总结发言,这就是那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而后不久发生了“王实味事件”。他在参加“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后,对那种方式、作法极为不满,并与一些激进的同志发生冲突。毛主席知道此事后,劝萧军不要过问王实味的事,因为有些“内部”情况萧军是不可能了解也不便询问的。而以后批判萧军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扣在了他头上,而且戴了整整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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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33
六.“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缘自一身轻”由王建中先生介绍萧军的几首诗
《言志》
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请缨;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缘自一身轻。
《老枣树》
铁骨杈桠托地坚,风风雨雨一年年;秋末结子红于锦,何与闲花半媸研。
王建中先生说这几首诗是萧军的自我写照,他一生中写了1000余首诗,在诗歌创作上具有相当的造诣。
七.萧军的政治结论: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萧军随鲁迅文艺大队从延安奔赴东北解放区,在去往齐齐哈尔的路上,他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但上任不到四个月他自动申请辞官而下台了,他只想用自己的笔,仍旧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
随后,在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的领导与帮助下,萧军在哈尔滨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创刊了《文化报》,他亲任社长和主编。出版社首先出版了烈士们的遗著,英雄们的传记,鲁迅、毛泽东、列宁等伟人的活页文选,马列主义普及读物与干部必读等,出版了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等等,《文化报》在文化性、思想性、可读性方面受到了广大市民、知识分子的欢迎,还兴办了企业,开创了“以商养文”的新路,后来他又创办鲁迅社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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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35
这时一场批判萧军的运动有计划、有组织的在文化界展开了。萧军被错误地以“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名受到批判并消失于文坛,随后被发配到抚顺煤矿去“体验生活”。
在抚顺煤矿,他为劳模写了《劳模小传》,组建了工人自己的抚顺京剧团,完成了小说《五月的矿山》东北局对萧军作出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错误结论,他的组织关系也被扣留,萧军到了北京,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民”,为了生活他做过挖坟掘墓的“考古员”,当过“正骨中医”。1959年萧军经彭真过问被安排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成为一名研究员。
文化大革命,萧被打成“老牌反党份子”,被批斗、关押、毒打、抄家、送去劳改,一家生活费降到每人每月6元,他以清醒头脑、坚定的信念、无比的毅力活了下来。
直到1980年4月21日,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说:萧军同志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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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35
萧耘在讲座中还谈到了萧军与他的孩子们。她最后说:作家萧军给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什么呢?那就是可尊敬的精神——《信念坚一点》;600万字,20卷的《萧军全集》。
萧军的人生信念是:第一,他相信历史,历史是无情的,现实是严峻的;第二,他相信人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第三,他相信真理是不能够霸占的,尤其是不能够持众而霸占!他爱朋友,但他更爱真理。第四,他相信:一个真正的、人民所需要的作家,是打不倒的,是骂不怕的,是诅咒不死的,是压不跨的,也是掩没不了的!
萧耘最后说:如果人生真的有来世的话,如果人生父母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相信,我选定的父亲一定还是他——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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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40
萧耘、王建中的演讲得到了听众的热烈掌声、最后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员说:萧军出身行伍,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性情粗犷,是一个爱和人干仗的粗汉子。今天我们可以感到,他是多么生活化和人性化的一个作家,一位父亲。由于他那样的性格,他经历了无数了苦难。也正由于这样的性格,使经受了无数苦难的他,在面对生死时,能够选择以必死的精神活下去。
萧军和他那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并不久远的历史将渐渐沉入苍茫的大地深处。他像他的导师鲁迅一样,骨头是硬的。虽然他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精神是不死的。通过萧耘女士的演讲,我们能够感到萧军是一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男子汉。真名士自风流!
(文字记录与整理:薛连通 供稿: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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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42
年轻时代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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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43
老年时代的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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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49
《转帖》
萧军与萧红
两萧的患难之交,确令不少人羡慕。然而他们共同生活了不到六年就分手,这也让很多人为之惋惜,因此也产生了种种传说或猜测。
我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县文化馆借到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读就被这两本书吸引住了。于是,萧红、萧军这对夫妻作家,便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上高中后,我又读了萧红的《萧红选集》、《呼兰河传》和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在我对他们更加钦敬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俩的不幸遭遇:萧红已于1942年1月病逝于战乱中的香港;萧军在被当成反动文人屡遭批判后,似乎也从人间蒸发,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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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51
就在两萧的名字在我记忆中尘封了近20年后的1979年,我忽然从《新文学史料》上读到萧军写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得知他历经磨难后,已像“出土文物”一样重返文坛。高兴之余,我立即给他写了封长信,信中谈了我对他和萧红作品的喜爱及一些粗浅体会。本来,我对这封信能否寄到并无多大把握,因为从刊物上抄的地址并不太确切。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封信刚寄出四五天,我便惊喜地收到了萧军的回信。在这封写满五页信纸的长信中,萧军除诚恳地跟我谈了写作杂文的经验体会外,还十分中肯地评价了萧红的作品:“您对萧红的作品如此热爱,这是难得的!您对于她的作品感受和评价我认为也很深刻而正确。严格说起来,她确是一位不凡的散文诗人,一切是自然、清新、通明、透剔,美丽得一尘不染!从20岁她正式开始写作,到32岁逝世为止,短短十年期间她文学事业上的成就,无论从质和量上来衡量,在我国女作家群中(都)是少有的一位。我作为和她共同生活六年的伙伴,作为她的一个读者,是永远怀念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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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52
有了这次的真诚交流,我进一步产生了去京面见萧军、向他当面求教的愿望。而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就在一个月后的1979年4月25日,我到北京约稿时,专程来到位于北京西城区鸭儿胡同的萧军家,对这位刚“解放”不久的老作家进行了采访。交谈中,他跟我谈了他这些年的坎坷经历、文艺界的斗争情况以及如何读书写作等。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他又一次向我谈起萧红的创作和身体情况:“萧红一生的创作时间很短,只有十年光景,总共创作了110万字。选集所收的文章,仅占她全部创作的三分之一。她虽然很有才华,但由于贫病交加,她的身体一直很弱。她戏称我为‘壮牛’,称自己是‘病驴’……”他还借机叮嘱我说:“所以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注意身体。年轻时不注意,年纪大了就容易出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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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5:56
本帖最后由 拥抱快乐 于 2015-11-21 15:57 编辑
采访中,我也向他提了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比如,他们的通信中,彼此常用“小海豹”、“小狗熊”等外号相称,不知有何用意?萧军听后,满含深情地回答道:“尽管那时期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恶劣的,但我们从来不悲观、不愁苦、不唉声叹气、不怨天尤人、不垂头丧气……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彼此起外号就是其中之一。比如,我称萧红‘小麻雀’,是形容她腿肚细、跑不快,跑起路来一跳一跳的;称她‘小海豹’,是说她一害困、一打哈欠,泪水就浮上了两只大眼睛,俨然一只小海豹;称她‘小鹅’,是形容她一遇到惊愕或高兴的事情,两只手就左右张开,活像一只受惊的白鹅或企鹅。而她称我‘小狗熊’,则是因我笨而壮健,像狗熊似的……正因为我们有着这种乐观的共性,因此虽然很穷,但过得很快活、很有诗意、很潇洒、很自然……甚至为一些人所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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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6:02
两萧的患难之交,确令不少人羡慕。然而他们共同生活了不到六年就分手,这也让很多人为之惋惜,因此也产生了种种传说或猜测。采访中我很想就此问题向萧军请教,但又担心刺伤他的心,所以没有直接提出。只是当我无意中提到那位D·M(即端木蕻良,萧红跟萧军分手后,即与他同居)正写文章大谈当年他如何关心萧红时,萧军立即表现出对此人的鄙视和憎恶。他生气地说:就是这位自称萧红“知己”的人,当萧红生命垂危、孤单地躺在香港的一家医院时,他却弃萧红于不顾,怀资逃之夭夭,让这位女作家孤苦无告,临终前伤心地喊出:“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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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6:05
停顿了一会儿,萧军又简要地谈起当年他跟萧红的关系:“我跟萧红共同生活了六年,可以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谁也离不开谁。正如一首小令所说:‘一块泥巴,捏两个娃,男娃和女娃;又把它们揉到了一起,再捏两个娃,这时候她的身中有了我,我的身中也有了她……’可是,我们两人在性格等方面又有很大不同。尽管彼此爱得很深,但我的粗犷、爽直、强梁的个性常使她那纤细、脆弱、多愁善感的灵魂受到伤害。我们俩在一起,就如同两个刺猬一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当彼此刺得发痛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裂痕,引起误会和猜疑,结果带来痛苦……”这段话,可谓他们共同生活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他们悲剧人生的冷静思索。从中不难看出,他们感情的裂变,早已埋下了种子;而他们痛苦的分手,似乎也在所难免。诚如萧军在悼萧红诗中所言:
生离死别已吞声,
缘结缘分两自明!
早有《白头吟》约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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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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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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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6:09
萧军与萧红的情感往事
萧军曾在诗中写道:“碧海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路三叉。”——那时的观象一路1号可远眺大海。他和萧红不约而同地写下留恋青岛的文字,也不约而同地说着依旧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话语。
萧军与萧红的情事是一大悲剧,但他们在青岛的日子却被后人形容为“精神蜜月”。那半年时光是他们最甜蜜的日子,也是创造力极旺盛的日子:萧军写下了《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了《生死场》。离开青岛后,他们频生矛盾,终告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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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6:12
青岛观象一路1号。当年,萧军与萧红住在楼上,楼下是作家舒群夫妇。
1934年夏天,萧军和萧红从东北冒险经大连来到青岛,投奔好友舒群。两家共同住在观象一路1号楼下的两个房间内。后来,萧军夫妇搬到楼上的两间房内居住。
观象一路因观象山而得名,是一条环山路,整条路上都是以花岗岩为基、居高临下的德式小楼,路边有石阶通向一个个院落。彼时,萧军与萧红这对清贫伴侣便屡屡在山边和老街上漫步。萧军会在脖子上系个黑蝴蝶结,手里拿着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则总穿着花短褂黑裙子,跟在后面。他们还会逛荒岛书店——那曾是文化人的乐园,如今只存遗址。他们认识了黄宗江,认识了后来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李普,那时,前者是个初中生,后者是个高中生。
也是在荒岛书店里,萧军向友人抱怨《八月的乡村》无法出版,友人建议他直接给鲁迅写信。后来,恰恰是鲁迅提携了二萧,他们的生活就此改观。可安顿下来的二人,却因性格上的鸿沟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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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6:13
萧
红内向柔弱,十分依赖萧军,甚至已至病态,但旷世才女如她,又有敏感自尊的一面,决非暴躁粗疏的萧军可呵护。萧军当然爱萧红,但骨子里还有轻视——他们初见时,萧红实在太落魄了。作为拯救者的他,在给了萧红怀抱的同时,也少了尊重。
后来,他们不约而同写下留恋青岛的文字,也不约而同说着依旧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话语。再不久之后,阴阳相隔。
他们的话很堪玩味,萧军说:“萧红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则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1942年1月,萧红在香港去世,年仅31岁。病危时,她还在幻想萧军能再次来拯救她,哪怕,只是一个拥抱。可是,什么都没有。
临终时,她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萧军,那是他们在青岛时的爱情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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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6:15
【今生】
对于萧红萧军的事,住在这里的人完全是道听途说 ,2005年6月22日,我站在观象一路1号的石门前。一幢石头基座的二层小楼,外观陈旧。像青岛的常见的老房子,这幢小楼的楼基也是很高的石座。经过东侧一个水果摊,穿过石门,拾级而上,便是一楼。院子里随意拉着几根绳子,晾晒的衣服纠缠在一块,随风飘动如万国旗帜。
如今,这小院里有几棵松树,小楼并不残旧,看得出曾修葺过。
楼上传来不太稔熟的小提琴的声音。跟随着音乐声,我按了1号的门铃。一位大姐应门而出。我告诉她我是来寻访萧红萧军的故居。
“最近好多人来找哦!”她夸张的山东语调,令我脑子里立马浮现出熙熙攘攘的菜市场景象。这位叫李春玲的文艺爱好者告诉我,这幢小楼里现在居住着七八户。原先简单宽敞的两层楼,被隔断成好多个房间。
“1934年夏天,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们在观象一路1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就由我们居住……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 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萧军《青岛怀踪录》)
我猜测“突出的单间”可能就是李女士家现今的客厅。但所谓的“太极图”山墙,早已湮没在后来几经涂抹的石灰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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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6:16
从客厅里望出去,正对面是收拾得整洁漂亮的一栋栋小楼,一律淡黄色的墙体,在蓝天碧树的掩映下,不真实得像童话世界里的美好国。小楼背后就是观象山。1905年德国人在山上建立了气象天测所,于是这座小山就有了一个名字“观象山”。
据李女士说,现在的住户中,这里最早搬进来的是西侧门牌号是4号的“丽莉幼儿园”。对于萧红萧军的事,她完全是道听途说。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石门旁的水果摊原先是个车库,一楼则是佣人房。“他们那时候可是自己住哦,不像现在住这么多人。”我忍住了没告诉她,那是两个穷文学青年,不要说有车有佣人,吃饭恐怕都成问题哩。
几十年后,重返青岛的萧军寻访旧时故居,在观象一路1号,他说:“当年,每当我写作累了,便从窗口向外探望。”他写下了两首旧体诗《青岛怀踪录》及序。
“夜气如磐怀故垒,青灯坐时细论文”,他们当年一定觉得今生今世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感受了。那只是他们人生中诸多感受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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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6:21
【友人忆】
自己烧饭,做俄式大菜汤,悄吟(萧红)用平底锅烙油饼
二萧的朋友梅林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他们共同的青岛生活:
“三郎(萧军)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萧红)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
一个洋车夫,一个村女郎,却在青岛过起了神仙日子。他们徜徉在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午后则跑去海滨浴场,在蔚蓝色的海水里浸泡年轻的身体和快乐的心。
“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
八年后,萧红无助而悲惨地死于香港陷落的炮火之中,听闻这个消息,梅林回忆他们一道在青岛贫穷而惬意的日子。
三郎和悄吟,两个热恋着文学的青年,在流亡途中开始了两部重要的文学作品的写作。悄吟一边操持家务,一边从事写作;三郎以刘均的名字,在小报《青岛晨报》做副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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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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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6:23
本帖最后由 拥抱快乐 于 2015-11-21 16:25 编辑
萧红和丁玲的关系之谜:交心互赏还是彼此拒斥?
最近一个时期,围绕丁玲与萧红的关系,另有一种说法不时出现在网络媒体上,这就是所谓:萧红并不喜欢丁玲。这种据说是来自日本学者的说法。
1938年2月上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两位女作家———丁玲和萧红,因为抗日救亡事业而巧遇于当时的抗日前线山西临汾。接下来,她们由临汾经运城到西安,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经常见面,过从频繁的时光,直到是年4月17日夜,萧红告别丁玲和西安,返回武汉。
对于丁玲和萧红这次烽火岁月里的不期而遇,以往的研究者、传记作家,包括电影编导,多持赞叹与褒扬的态度,认为其“珍贵”、“难得”,堪称文苑佳话。在他们的学术或艺术视线里,丁玲和萧红的相见与相处是愉快的、和谐的,彼此之间也是欣赏的、尊重的。用葛浩文《萧红评传》里的话说:“丁玲与萧红一见如故,她(指丁玲———引者)可能从这位年轻女作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战前形象,所以两人很快就成了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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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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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6:25
相关的研究与创作如此评价或表现丁玲与萧红的相逢以及她们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研究者与创作者的一厢情愿和自以为是。这里,最直接和最可靠的依据,无疑来自丁玲的散文《风雨中忆萧红》。这篇作品写于1942年4月25日,即萧红病逝于香港的三个月零三天之后。当时在延安窑洞里的丁玲,正处于极度的烦恼与困惑之中———是年3月9日,她在《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一文,指出延安妇女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没想到,接下来的3月13日和26日,《解放日报》又刊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訾议延安的等级差异和缺少民主。这两篇文章在当时的延安引发轩然大波,受到党内高层和有关方面的严厉批评乃至大规模批判。陷入这场风波的丁玲,虽然最终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然而,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复杂的意识流动,却一时无法消弭。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丁玲特别怀念与萧红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尤其难忘萧红那单纯得几近透明的神情和坦诚而率真的言谈。于是,她提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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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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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1 16:27
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很多的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直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但我们却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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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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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1:58
显然,在对萧红的缅怀中,丁玲寄寓了太多的弦外之音和内心感慨,甚至不乏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思,然而,她对萧红的感情无疑是深切的,她笔下的萧红形象也毕竟是美好与可爱的。尽管丁玲喜欢萧红并不意味着萧红必然喜欢丁玲,只是在丁玲提供的有关萧红的快乐记忆里,不也能折射出萧红对丁玲的善意、敞开和亲近吗?要知道,朋友之间的融洽和友谊,从来就不是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而必须由双方共同酿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窃以为,以往的研究者和创作者认为丁玲与萧红之间存在真诚而珍贵的友谊,是一种站得住脚的结论。然而,最近一个时期,围绕丁玲与萧红的关系,另有一种说法不时出现在网络媒体上,这就是所谓:萧红并不喜欢丁玲。这种据说是来自日本学者的说法,披露了这样的信息———当年,萧红从西安返回武汉,她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问她,为什么没有去延安?萧红回答说:我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对此,池田幸子的解释是,萧红和丁玲的性格很不一样,纤细的萧红实在无法适应丁玲身上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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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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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19
这样的说法粗粗听来,仿佛有些渊源,人物关系倒也合理,只是细一琢磨,即可发现,它实际上破绽多多,根本经不起推敲。如所周知,萧红研究发展到今天,已有多种材料证明,当年的萧红之所以未去延安,自有多方面和深层次的原因。后来的萧红曾在朋友面前,将这种原因归结为不愿意再见到萧军,其实不过是一种貌似合理且只能如此的敷衍之词。她回答池田幸子说,不去延安是因为躲避丁玲,应当也属于这种情况。对此,我们不必过于较真,更不宜将其作为人物研究的史料。至于萧红和丁玲的关系究竟如何?从现在能够找到的材料看,可以证明其有龃龉有芥蒂的,除了池田幸子提供的这条孤证之外,再也不见蛛丝马迹;相反足以说明其相知与相重的,倒是不止一端。这里,我们不妨在丁玲散文《风雨中忆萧红》之外,再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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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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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20
第一,1941年9月20日,萧红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散文《九一八致弟弟》。作家曾写到自己1938年春天的山西之行是欢乐的、开心的。而这一段时光恰恰是萧红和丁玲在一起度过的,因此也就可以间接地说明,萧红和丁玲在一起,是欢乐的、开心的,她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亲密的、和谐的。试想,如果丁玲的存在真的让萧红感到不可忍受,后者还会有如此明快亮丽的记忆吗?
第二,从临汾到西安,端木蕻良与萧红一路同行,因此,端木不仅是萧红一度的恋人和丈夫,而且是萧红与丁玲交往过从的近距离的见证者。40多年后,端木在接受采访时,对当年的萧红、丁玲和自己做了这样的讲述:
在临汾,萧红和我们都是第一次同丁玲见面,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和兴奋。尤其在战争开始后见面,每天谈得很晚。丁玲把她的皮靴和军大衣送给萧红,大家关系比较融洽,接触非常密切。谈得很深,还谈到丁玲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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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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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28
这无疑是极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作为亲历者的回忆,其一般性的讲述,诸如整体氛围的“高兴”,大家关系的“融洽”,丁玲送萧红皮靴和军大衣等,已能反映丁玲和萧红的一见如故; 但其中最值得重视和回味的,应当是关于改变住处的细节———在西安,为了使生活更有“意思”,萧红和端木情愿放弃吃住条件较好的民族革命大学招待所,而搬到丁玲所住的食宿条件较差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是萧红不喜欢丁玲所应有的举动吗?其中可以引申出的意思,恐怕只能相反。
第三,诚然,萧红在自己的创作中,没有描写过丁玲。但是,她在病重期间和弥留之际,却同陪护自己的骆宾基,不止一次地谈到过丁玲。后来,骆宾基把这些内容写进了颇具史料价值的《萧红小传》,从而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萧红眼中的丁玲。譬如,该书第二十二节记述丁、萧相见,作者便转引了萧红见到丁玲的感受:“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女子的柔和。”这段话对丁玲无一贬词,相反明言丁玲刚健而不失温柔,既有英雄气,亦有女儿情,诚可谓不落俗套的褒奖。在交流闲谈中,骆宾基还向萧红说起冯雪峰未能完成的写红军将领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萧红听后十分激动,当即表示,在胜利之后,会邀集昔日的朋友一同采访,续补该著。而在拟邀集的朋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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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29
综上所述,不难获知,所谓萧红不喜欢丁玲的说法,并不反映历史的真实,因而不可以轻信。其实,从性格互补、才华相惜以及营垒相同的角度看,当时的丁玲和萧红,倒是应该成为足以交心和互赏的朋友。至于她们思想观念和创作主张上的明显差异,在那个原本不缺少多元选择和张力空间的时代,大约构不成彼此疏远乃至相互拒斥的理由。
在调动多种材料,分析和廓清萧红与丁玲关系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由亲历者提供的历史记忆,需要加以梳理和辨析,因为它同样关系到我们能否得出萧红不喜欢丁玲的结论。
1980年6月25日和1996年6曰25日,端木蕻良曾先后接受《萧红评传》作者葛浩文和《端木蕻良传》作者孔海立的采访。这两次采访的一些谈话内容,后来被在场者陆续整理成《我与萧红》一文,经端木本人校阅后,收入曹革成的传记《我的婶婶萧红》作为附录。在这篇文章中,端木蕻良说出一件当年在西安由自己和萧红、萧军共同经历的事情:
萧军(由延安———引者)回来当天就对萧红和我宣布:你们俩结婚吧。他要和丁玲结婚。不晓得谁跟他说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当时屋里还有一架风琴,他按了风琴,好像在想再说几句。他说:你们俩结婚吧,不用管我。当时萧红挺生气,我也挺生气。萧红说:你和谁结婚我管不着,我们俩要结婚,还需要你来下命令吗。我也奇怪,我说:我们结婚不结婚干你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萧红就非常生气,把他叫过去和他单独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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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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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30
在夫妻感情已经出现明显裂纹的情况下,萧军为什么要突如其来地宣布这样一种“婚姻组合”?萧军如此鲁莽灭裂、随心所欲地安排别人的情感与婚姻,都是极不应该,极不得体和极其荒唐的。它不仅让萧红和端木感到了人格的轻慢与迫压,而且将原本无辜的丁玲也裹挟了进来,致使她和萧红之间很容易产生误会与隔阂。事实上,近年来已有文章认为,萧红之所以不喜欢丁玲,恰恰与萧军宣布的“婚姻组合”有关。
那么,萧红是否会因为男女情感纠葛而讨厌丁玲呢?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同样需要回到端木蕻良的记忆。这时,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当中,有一个想来只能出自端木蕻良之口的“小插曲”,引人瞩目:
在一次观看西战团演出中,丁玲把萧红找了出去。原来在工作接触中,丁玲与团里的年轻团员陈明建立了恋爱。丁玲年龄大,职位高,又是文化名人,与普通团员谈恋爱,被人视为异端,反映到延安,有关领导要她回去“述职”。文化人的这种苦恼,萧红当然理解,知道端木蕻良不多事,便告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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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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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31
这个细节,着实耐人寻味:在看演出的过程中,把萧红叫出去说“悄悄话”,披露自己原本私密的恋爱信息,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丁玲是采取了一种看似很随意其实很在意的方式告诉萧红:自己已经身陷爱河。联系到这时“二萧”正在经历的情感危机,特别是萧军很可能已经有所流露而丁玲亦有所察觉的情感转向,丁玲这样做,分明带有表白心迹,避免误会的意思。当然,也包含着她对朋友的关爱,对友谊的珍视。应当承认,在这一点上,丁玲不失可亲可敬的大姐风范。我想,依萧红的聪慧和敏感,她不会意识不到,也不会轻易忘怀。惟其如此,我们说,即使在男女情感的维度上,当年的萧红也没有理由不喜欢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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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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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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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33
萧军谈与张春桥打架
海办了张小报,叫《文艺新闻》?他们在报上骂我!也侮辱鲁迅先生!我就找到了他们编辑部,问他们:“那篇文章谁写的?” 马吉烽承认是他写的,当时张春桥也在场。我说:“好了,我也没有小报,我也没有工夫来和你们打笔仗,咱们打架去好了!”(众笑)他倒也不赖,他说:“好,打吧。”于是,就定好了一个地方,时间:夜间八点钟,地点:上海拉都路南头徐家汇的一块刚刚收割过的菜地里(众大笑)。人物:萧军、马吉烽、张春桥、聂绀弩、萧红(众笑),他们都是见证人,到时候都去了。尽管是打架,当时究竟是左翼队伍中的人,并没把他们看成敌人……
打吧,怎么打法呢,用拳头打容易伤人哪,于是摔跤好啦!(众大笑)第一个回合,我和马吉烽就揪抱起来了,我把他摔倒了!(众笑)我照着他脑袋上来两拳!(众哈哈大笑)他不起来了,我说:“你起来,你还打吗?”他说:还打!”(众笑)第二个回合,他又被我给撂倒了,就又给他两拳,他不动弹了(众笑)。我说:“你怎么不动弹了?!起来”!正在此时,法国巡捕来了,手里拿着个电筒,喝斥着问:“干什么的?”我说:“我们练习摔跤呢!”(众大笑,萧老自己也笑得哈哈哈的)那时候,要叫外国巡捕房弄了去可不是件好事儿!我们这场架,也就算拉倒了。张春桥他当时并没动手,否则的话我连他一块儿揍!(众笑)后来结果是这样,我对他们说:“你高兴写文章你尽管写,你写我就揍!我就打!(众笑)你们要是不写呢,咱们这件事就算拉倒了,勾销了。”聂绀弩那天为什么也去了呢,因为我拿了条铁棍子,萧红拦不住我,正巧半路上碰到了聂绀弩,萧红就说:“萧军要和人打架去,我拦也拦不住他,怎么办?” 聂绀弩说:“打就打吧,我也看看去!”(众大笑)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儿。这场架就是这么打的,我今天说出来,你们也可以当个笑话听吧(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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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34
(萧耘:这件事的起因,主要是因为鲁迅先生逝世周月的时候,我父亲带着鲁迅先生生前支持过的刊物:《作家》、《中流》、《译文》、等,到鲁迅先生坟前去焚烧。)
我犯“迷信”了,带着它们到鲁迅先生坟前去烧了,祭奠祭奠先生,也不知道是让张春桥还是马吉烽给看见了,他们说这是“洋迷信”!其实这有什么,宗教都可以,何况我去烧几份刊物。
(萧耘:于是,他们就在小报上写文章讽刺我父亲是“鲁门家将”、“孝子贤孙”……)
就是这样打起架的。起始我对张春桥印象还不坏呢,鲁迅先生葬仪的时候,我是办事人员之一,因为我学过军事,就担任了群众送葬游行队伍的总指挥,第二指挥是孟十环。我让张春桥把挽联挂起来,他就挂起来,让他摆花圈,他就摆花圈,穿一件蓝长衫,看上去还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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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36
本帖最后由 拥抱快乐 于 2015-11-22 12:37 编辑
《延安日记》里的萧军与毛泽东
毛泽东与作家萧军的交往,虽然常有真伪难辨的片断文字,散见于书报之中。然而,系统、完整而可靠的权威实证,却始终未能见到。值得庆幸的是,2013年问世的萧军《延安日记》一书,展示了很多细节,由此,人们便可较为清楚地了解到这段历史。
虽然《延安日记》只是个人的视角,而并非官方档案的解密。但是,当事人一方的即时记录,其可信度,应该说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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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38
本帖最后由 拥抱快乐 于 2015-11-22 12:39 编辑
致信毛泽东要求见面
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是与丁玲等人在1938年3月从山西去西安的途中,而当时,毛泽东与萧军之间,显然还没有个人的接触。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并在此工作生活了五年多,直至抗战胜利。这期间,萧军与毛泽东有了多次交往。
不过,萧军第一次与毛泽东的交往,却并非是他初到延安之际,而是在此一年多之后。
当时,萧军已在延安工作生活一年多,经过亲身的体会与观察,他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产生了很多愤慨与不满。例如,严格的等级制,导致了革命者之间生活水平的极大差异:普通作家每天的伙食很差,总吃小米粥、窝窝头,营养不足且吃不饱;一个法院院长在医院能住单间;机关总务人员常有西安搞来的香烟与食品享受,等等。而特别令萧军不满的是,文艺界党的干部,常常干预作家的写作,粗暴地对待作家,制造一些令文化人不快的冤屈,使很多作家,特别是党外作家感到无法在延安进行创作。
为此,萧军曾向中央主管宣传的洛甫(张闻天)、管组织的陈云,数次反映过自己的意见,洛甫等人也出面解决过一些问题,但效果不大。因而,忍不住了的萧军,决定直接向共产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反映这些观察与意见。他相信共产党是要革命的,党的领袖是不会容忍这些现象的。
于是,1941年7月8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毛泽东与他谈一次话,他要向毛反映自己的看法,并寄希望于毛泽东能解决这些问题。萧军过去从未同毛泽东有过个人接触,他也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听取他的意见,毕竟他萧军只是一个作家,还不是共产党员。因而,为人性格既豪爽又倔强的萧军暗自决定,如果毛泽东不理睬他的意见,他就打算在10月19日延安举行了鲁迅纪念日活动后,即离开陕甘宁边区,到大后方的重庆去,寻求适合的创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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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39
“最后通牒”
给毛泽东的信发出之后,过了一天,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派人给萧军送来一信,告知萧:给毛泽东的信,毛已收悉。胡乔木并要萧军将他的意见,用信的方式,写给毛泽东。
对此,萧军没有照办。
他希望看到毛泽东本人的回复,以便据而决定自己的去向。
在等待毛泽东回复的几天中,萧军很为烦躁。对毛泽东没能回复的原因,他也作了种种的猜测,例如:是因毛泽东需要时间调查;或是毛泽东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见他。甚至,他也怀疑:是否毛泽东在“端架子”、“拿身份”?
7月15日,萧军再给毛泽东发出一封短信,信中直接说明,他萧军“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要求,如毛认为“不可能”,他就“不再干求了”。同时,他说了他准备离开延安去大后方的计划。
萧军的这封信,有点儿“最后通牒”的味道,虽然文字上还是很恭敬,但其人洋溢豪气、率性直爽的作风,的确凸现无余、跃然纸上。
固然,当过兵、打过日本人,并作为公认的鲁迅弟子、鲁迅葬礼总指挥,还以《八月的乡村》而声名鹊起于文坛的萧军,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可算是个“大腕”级人物。但是不论今日,还是当时,依常人的观念,毕竟是一个文化人,居然向政治领袖发出“通牒”般信息,还是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历史的事实却是:一天后,毛泽东居然特派胡乔木来面告萧军,他患了膀痛之疾,故未及时复信,并说,过几天后即约萧军接谈。
两天后,即7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通知,请萧军去毛泽东住处,践约与他谈话。
从此,萧军的历史中,便有了一段与毛泽东交往的罕见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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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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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41
对萧军敞开了心扉
萧军与毛泽东的交往,从1941年7月起,至1945年11月离开延安赴东北时止,历经四年多。毛泽东与萧军个人的单独交谈,或与萧及其他文化人一道谈话的情况,在《延安日记》中,分别记有21次之多。这些交谈,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的那些交谈,既再现了萧军在延安期间的思想及命运变化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生动而细致地披露了毛泽东在政治、文化与生活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的想法、观点与作风。
不过,萧军与毛泽东在延安的四年多交往,其轨迹,是历经了大起又大落,最终平和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密切交往主要发生在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期间,此后三年多,却并无往来,只是到1945年2月与11月,毛泽东才又分别与萧有了两次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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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42
二人交往轨迹的大起与大落,都源于政治。但他们交往的收获,却并不是只有政治。
当初,萧军进入延安一年多,毛泽东从未找过萧军。虽然,喜好诗文的毛泽东,对萧军这个颇有名气的东北作家,应该不会陌生。但是,当时毛泽东每天要思考的,重在军事与政治,而对其他方面无太多顾及。况且,延安的文化人已有了不少,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作家,也难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
但是,萧军于1941年7月先后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尤其是第二封有“通牒”意味的信,可能让毛泽东作出了决定:与鲁迅的这位头号弟子进行一次“接谈”。尽管当时毛泽东的确患了病(“病着的膀子不能举起来,每次吃饭取菜都要站起来”——萧军在日记中说),但他还是不等病愈,就在其寓所提前接见了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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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43
萧军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面见交谈,以萧军的原意,无非是将他平日对延安有过的种种意见,向中共最高领袖作一次反映;而在毛泽东这边,起初则恐怕是重在照顾安抚党外文化人的情绪,而并无多大其他含意。所以,见面寒暄之后,谈得多的便是鲁迅与读书。
随后,萧军谈起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谈起了他在延安一年多来的观察感想、谈起了作家在延安都难写出作品了的看法,还为一些作家所受到的冤屈而抱不平,等等。
显然,当毛泽东发现萧军并不反对,而是全部赞成“施政纲领”时,他在思想上便对萧军敞开了心扉,谈了他的一些深层次观点:中共搞“施政纲领”,就是因一些中共党员的不良倾向而发的;共产党现行的政策,还只是一种过渡,要到将来“没了阶级、没了政党”之时,才“是真正平等的社会”;“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而到了“没了阶级、没了政党”、“是真正平等的社会”之际,“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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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44
毛泽东第一次见萧军,谈话就进入了随意、广泛、坦诚,也有深度的氛围。可能,毛泽东知道,要说服萧军这样的人,任何虚假浅薄的说辞都不可取。
这次交谈,顿使萧军对毛泽东“起了好感”,他认为毛“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是中国读书人的样子”。
而毛泽东通过与萧军的交谈,更是立即敏锐地捕捉到了萧军意见中的重要信息:萧军所说的,“不是一个人的事了,这是一般的问题”了。引发了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状况的思考 显然,与萧军的交谈,触发毛泽东对中共的文艺政策之系统思考。由此,毛泽东多次主动地与萧军交谈。谈话中,既涉及萧军本人的事情,更涉及党的文艺方针问题。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毛、萧交往所引发、导致的最大历史性成果。
8月2日,即毛泽东第一次与萧军交谈之后约半个月,他又写信给萧军,主动约萧军:“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一个政治领袖,以如此诚挚平等的口吻,向他治下的年轻的非党文化人发出邀请,确非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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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45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就萧军的个人性格,坦诚地劝告:“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萧军在毛泽东的眼中,已有了一定分量。
而萧军对毛泽东的回复,其所呈现出的萧军特立独行之个人性格,也让人无法不惊异。当夜,在给毛泽东的回信中,萧军除了郑重感谢毛泽东的劝告、大篇检讨自己没能做到“克己为大勇”外,对于毛泽东的相邀,他却像对一个普通朋友一样答复说:“明天鲁迅先生诞辰,我要去参加开会。在五号左右,如有时间可来一信约我,当造访。”复信的同时,萧军还给毛送去了他的一篇文稿。
试想,若换了别人,会这样对待毛泽东的相邀吗?
8月5日,萧军没等到毛泽东接谈的通知。
但,第二天,毛泽东就给了萧军一个回信: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叙。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八月六日
可见,对萧军在2日给毛的复信中大咧咧所说“在五号左右,如有时间可来一信约我”一事,毛泽东并没有计较,而对约谈一事却牢记于心。
1941年的延安画面,的确也存在着我们并不太明了,或被后来的历史所覆盖了的多元图像。
过了四天,8月10日晚,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张纸条: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日下午八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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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46
当即,萧军去了毛的住处:“我去了,他正在院中和夫人趁着月色散步,他急步亲切地与我们握了手。我先询问了他的病状,就坐在月下院中,我们交谈起来。”
萧军与毛泽东的这第二次交谈,极为随意轻松,话题也广泛,谈萧军的文章,谈鲁迅,谈延安党员们的种种现象等。当萧军请毛泽东也能见一见艾青等几位作家时,毛当即答应了。
萧军离开毛泽东时,已是夜十二点半。
第二天,即8月11日晚,毛泽东果真带着两个警卫员,应约来到萧军所住的“文协”机关,又与萧军、艾青等作家畅谈。谈话也是到夜十二点半,毛才离去。
因为是谈文艺界的情况,毛泽东显然意犹未尽。故而,他在12日一早,便又给萧军来信,约萧军等作家再去毛的寓所交谈。
此前,毛对文艺界的情况似乎是不太清楚的。萧军在日记中说:“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的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的来……就是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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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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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48
在12日的交谈中,对萧军提出的“末流作家借党撑腰的事,以及文抗的支书不应用半瓶醋”等情况,毛泽东也承认“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12日的谈话很热烈,午饭都是在毛的寓所吃的,席间还喝了酒。毛还要萧军写一张纸条,让人去将这几个作家的家属及孩子,都请了过来。中共主管宣传的凯丰与主管组织的陈云,显然,是遵毛泽东的意思,也都来了,听取萧军等人的牢骚与意见。
萧军说,交谈中,毛泽东“一直是兴奋着。他和每个人交谈……毛认为这次谈话是一个政治会议,非常重要的”。
从7月18日到8月12日这四次交谈中,无疑,毛泽东有了两个收获:对萧军个人的品性,有了较为真切的认知;同时,因萧军等人的意见,引发了他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状况及其走向的极大重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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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49
认定萧军是个可以交往的朋友
对于萧军的品性,毛泽东在与萧的交谈中直言:“很早我就听说你很够朋友……洛甫称道过你……”1941年的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尚是处于较好的同事关系,故洛甫的看法,能影响毛泽东。特别是与萧军几次交谈后,显然,毛泽东已认定萧军这个鲁迅的弟子,确是个可以交往的朋友。
因而,在这次交谈之后,至1942年6月的这十个月的时间里,萧军与毛泽东便有了一段相交密切的往来,他继续与毛泽东进行了15次交谈,而且大多数是二人间的面谈。在这些交往中,萧军与毛泽东的关系也达到了一种近乎亲密而极随意的程度。
萧军在其日记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密切交往。例如,萧军晚饭后的散步,他也能悠闲随意步入毛泽东的寓所,与毛共同饮酒畅谈古今。有时萧军一时兴起,思量要去毛的寓所走一走,他便去了,而毛泽东对萧的不期造访,也不责怪,相反,热心接待,甚至邀萧军一起打牌,一起去剧场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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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50
1942年元旦那天下午,萧军心血来潮,突然决定在这天去见毛泽东,到了毛的办公室后,发现毛“样子很疲倦,头发很长,脸色浮肿,没有光彩,他也许过于忙碌或者有病”。但是,毛泽东却仍然极耐烦地接待了萧军,并听取萧军对中共党史问题的提问,直到萧军自己发现了毛泽东“他的精神是特别倦怠”,并且,“他们的孩子病了,发烧四十多度,他显着很不安”,才主动告辞走人。至于萧军在毛泽东的住处,谈兴之际而留下吃饭喝酒的事,也有多次。更有甚者,1942年3月29日,“文协”为欢送萧军准备去绥德进行采风,举办了一场舞会。而毛泽东不仅出席了这个舞会,并且还专门到萧军的房间内,与他作交谈,谈萧军写的一篇文章。
萧军这段时间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从现在可以见到的资料看,对于文艺界中人来说,确属独一无二。
从毛泽东的视角看,萧军既是一个在当时中国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并且颇为健谈;其人的性格则还非常坦率豪爽、又“够朋友”,爱打抱不平,甚至还有些可爱又可恼的偏激;萧军固然是衷心拥护共产党的,但是,他不是部属,而是一个朋友。因此,与萧军的交往,既有益于增进对延安文艺界的了解与认识,也能使自己的思维与说话,获得一个很为自由、无拘无束的倾诉与交流对象。
在1942年4月27日与萧军的交谈中,毛泽东就谈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某种无奈:“我真不自由啊!随便做篇文章,随便做一个演说,随便走动走动……哈哈,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过……”“在我没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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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51
亲密交往的中断
然而,这种近于亲密的交往,却为着一件事,猝然中断。
当时,延安知识界掀起了批斗王实味的浪潮,几乎所有的人,不管是认同者,还是内心并不赞同者,至少在表面上形成了一道巨流,使王实味陷入四面楚歌的围剿之中。然而,萧军此时却站了出来,为王实味的处境伸张公道。萧军并非共产党员,他也并不了解时为共产党员的王实味,究竟有些什么问题,但是,他却坚定认为,斗争王实味的方式,很不公平——怎么不让被批斗者为自己说话辩解呢?怎么用不讲理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志呢?
1942年6月4日中央研究院第二次批斗王实味,应邀参加的萧军,在会上看到与会的人,在王实味作辩解时,竟然粗暴地打断王的话,并不准王再讲话,更有人高喊要打王实味。萧军见此,便单枪匹马面对那一边倒的人海,直言指责那些粗暴行为。随后,萧军又写了三千多字的公开信,作为对那次批斗会方式的意见,寄给了《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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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52
萧军所做的这些,顿时招来了极左浪潮的围攻,不断有人找上门来,要与萧军辩论。若干单位的108名党员还联署,写信对萧军表示抗议。
在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之前二天,即6月2日晚上十点,萧军为王实味事去了毛泽东寓所,向毛泽东反映了他对批斗王实味的不正当方式而不满的意见。对此,毛泽东显然很懊恼,萧军日记中说:“也许在烦恼我又去多事。”
当晚的谈话,虽然最后因转移了话题(谈起了鲁迅、阿Q以及文学),二人之间交谈之初有些沉重紧张的空气,得以化解。但是,无疑,毛泽东由此而在心中,作出了冻结与萧军交往的决定。
因为,一直到1945年11月,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再没有主动约萧军去交谈。
毕竟,从政治上来考量,虽然毛泽东深知萧军是拥护共产党的,萧军的脾气性格是极坦诚也率性的,但是,萧军跳出来为王实味而鸣不平,终究有违党中央的政治方针。固然,并不用因此而整治萧军,因为他是党的客人;但是,从此与萧军这个在延安总是爱鸣不平、对党的干部常持批评态度的人保持距离,却绝对是政治格局的需要。
也许,毛泽东当时处理与萧军的交往,就作了这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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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53
告 别
在这三年多时间里,萧军也仍就对一些时局的意见、学术问题及个人活动,给毛泽东写过几封信,还给毛泽东寄过几次书与杂志,但是,毛不再有以前那种即刻回复的情况。在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未与萧军交谈后,有一天胡乔木来萧军处转告,说毛泽东近日特忙,若萧军有什么要解决的小事,即可由胡予以解决。而若是胡不能解决的事,毛“愿挤一部时间来”与萧军“碰头”。
萧军本人从他这一年中几次给毛写信,而未得到回复一事中,显然已感到,毛泽东难以再像以前那样与他交谈了,加之,他从报上得知,这些时候毛泽东也的确很忙。因此,他也就死了心,不再期盼毛泽东来见他之事了。只是,有什么想法,他仍会给毛泽东写信,用邮寄,或直接送到毛泽东办公室的传达室。
毛泽东与萧军的交往,基本就到此为止了。
虽然两年后的1945年2月18日与11月9日,毛泽东与萧军还见过两次,并且,毛泽东还派汽车专门接送萧军一个人,使萧军获得了让延安街头的人们全都用惊奇眼光望着他的“荣耀”。
但此时,礼节性的意义,已远大于实质思想的交流了。
萧军在2月18日的日记中也说:“我们虽然全很自然地握了手,但在每个人的面上全显一种不甚自然的表情……”在11月9日的日记中,萧军更明确地说了:“三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到他家里去看他,这算是告别。”“和毛的谈话中,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尽可能说得轻松……”
在政治上,毛泽东与萧军的交往,实际上在1942年6月,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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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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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54
“北漂”
1948年后,萧军几次被东北局扣上“反苏”、“反党”的帽子。当他在1950年要求调往北京工作,以与先行到北京的家人团聚时,东北局宣传部也不应允。此时,萧军再一次表现了他特立独行的率性作风:他不要公职,也不要手续,离开东北,跑到北京,做了一个无职业的“北漂”。在“漂”了几个月后,萧军去找了时为北京市长的彭真。彭真则给萧军安排了一份考古所的工作,并为其安排了住房。 对彭真的做法,东北局方面也无可奈何。
彭真与萧军的交往之谊,就是在毛泽东与萧军交往期间建立的。而在毛泽东没有同萧军往来的三年多时间里,经常出面给予萧军帮助的,也是彭真。
显然,彭真对萧军个人的态度,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影响。
否则,为一个头上顶着“反苏”“反党”罪名,又无职无权的人,没有谁敢置东北局的决定不顾、而公然对其伸以非常援手的。
还有一件事,也非寻常。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着“反苏、反共”罪名的萧军,已被中国文学界予以除名,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就没有让萧军参加。显然,文坛已没了萧军的地位。
然而,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却又为萧军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1957年,再次为萧军出版了其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当时出版萧军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肯定不是想为萧军“正名”撑腰,相反,起初当萧军将书稿送到出版社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拒绝的。但是,当后来萧军出示了一份中央文教委员会的公函——那公函上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他的书可以出版”——之后,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冯雪峰到中宣部文艺界总管周扬,便就都一路绿灯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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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55
日记里的萧军
《黑铁时代的背影》是一个和周刊多数稿件不一样的选题。每一篇文章的主角都已经去世,把他们串在一起的萧红也早已死在了属于她的时代里。我们没法采访当事人,只能从日记、书信和回忆录里了解这些人。
日记里的萧军直率坦诚,反而让我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他和萧红分手两个月便与少女王德芬结婚,结了婚却抱怨家庭生活琐碎,埋怨妻子不够有知识。
过去以为萧军和萧红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没想过他这么快再娶,更没有想过,他后来居然和丁玲还有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的爱情经历颠覆了我最初的看法。
撇开这些情爱,《延安日记》里的萧军,又有着另一面。崛起于左翼文坛的他不喜欢丁玲的左。他不想入党,想成为中立者观察并提醒他们。但萧军喜欢延安的政治家们,他觉得世界是柔软的,世道人心是可以被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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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56
联系萧军的女儿萧耘时,我心中忐忑。让女儿谈父亲的前妻,总有那么点别扭。更何况萧军在建国后一路碰“钉子”,直到文革结束后,景况才好转一些。
谈起萧红时,萧耘很坦诚,她觉得萧红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但部分萧红的研究者总把萧红说成一个受害者,被侮辱被欺凌、扒着男人过日子,她不喜欢他们这样丑化萧红。
活下来的萧军和其他的左翼作家们都被硬邦邦的世界弹了出来。
文革期间,丁玲被打为反党分子,胡风是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是大右派,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这三个和萧红过从甚密的男人,被关在同一个牛棚。而他们共同导师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在妇代会上发言说,丁玲“恶毒的攻击党”,萧军是“坏分子”“咒骂党”。经受了文革的萧军,依然有个家训:他们家的孩子第一必须尊重共产党,第二必须尊重毛泽东,一点玩笑开不得。家里的第三代、第四代都遵守着这个家训。
不久前,《萧军延安日记》出版。文革抄家时,这些日记被作为黑材料保管下来,批斗萧军用。萧军去世前,孩子们和萧军商量出版日记。萧军说,要么一字不改完整出版,要么就别出。最终,日记一字未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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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2:59
延安窑洞中的特权——读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之一
王实味在延安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共产党治下的“革命圣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惹祸上身。当时延安的等级制其实不是什么秘密,那些为追求平等、公正理想而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用不了多久都会经历理想幻灭的过程,只是多数人不会像他那样公开直言,更多的人是私下抱怨,萧军日记中记录了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他也是牢骚满腹。之所以他会拍案而起,为他并不认识的王实味说几句公道话,根本原因还是他们有许多同感,对延安的等级制、特权现象一样有诸多不满。
萧军在延安多年,内心一直在挣扎,渴望离开,一次次又没有走成,拖到抗战结束。早在1941年5月12日,他就说“自从到延安以来,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袭着”,“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权在那里或隐或现,一个有个性、有棱角、自视甚高的作家,当然很不习惯这样的环境。次日下午看到江青,又引发了他内心的这种不平,“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因妻子分娩,当年6月24日他在医院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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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3:00
“①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②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造成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③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④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⑤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
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延安,革命阵营大大小小掌握着权力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享受也是有限的,一句“馒头也是白的”可见一斑,但他们在物质上的供应远比普通革命者充足。这种不平等一直在悄悄蔓延,并成为私下的谈资。王实味杂文中的概括实际上引发了延安许多人的内心共鸣,也因此遭到严厉压制和打击。萧军看见延安的不平等,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认为“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他不曾想到的是,革命并不一定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这样的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权,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革命只是权力更迭的手段,而无法达成革命许诺的一切美好目标。多少青年的热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卖,革命成为个别人及其子孙占有并享用最多社会资源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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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3:01
只是萧军1941年2月16日所断言的“文化人如今是纷纷而来,将来一定要纷纷而去”,并没有发生。大多数文化人屈服了(连王实味最终也屈服了),甚至完全融入这个“革命”的大染缸中,成为这个“革命”的一部分,即使遭遇了严酷无情的迫害也无法认清这场革命的真实面目,像司马璐这样选择离开的少之又少。反而,他们甚至认为“光明越大,黑暗越显,它将过去的”。
萧军书生意气,始终看不惯阴暗丑恶的现象,乃至到了东北,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被出局,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这一点他似乎也有自知之明,1941年7月31日他在河中洗澡时想要离开延安,“我对于这里不再存有着什么流连和幻想,我是将永远不为既成的势力所容忍的——无论国民党,共产党——我也决定一生和这些庸俗的东西们战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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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3:01
悠远的中国文明史中没有产生像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及基础》这样的著作,对此进入深刻的思考,更没有产生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政府体制的相互制衡等问题作严肃而认真的论证。对于人性中的幽暗以及权力必然带来的恶缺乏清醒的洞察,总以为王朝更迭可以解决问题,结果充其量只能在揪贪官、反腐败上做做文章,对于这样循环演出的戏码,公众也往往乐此不疲,千百年来似乎百看不厌,最终特权还是特权,等级依然等级,在古老的土地上,平等、公正这些名词始终停留在字面上,无法为我们日常生活所拥有,一代又一代人都在苦闷和无望中死去,特权的享受者也照样没有得到真正人的尊严。享有特权和没有机会得到特权的大多数人,在价值观上是同构的,都是在这个染缸中泡大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一致。这是千百年来的制度累积造成的,或者说是政府的性质决定的。18世纪卢梭在《忏悔录》中的那一句真是可以力敌千钧:“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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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3:02
萧军自称“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很遗憾,他没有盗到真正的“天火”。不过有一点他的自我评判是准确的:“装点和取悦这全不是我的长处,我爱悲剧,这才是人来最崇高的感情表现,它可以提高人,净化人。”他一生的道路比他的作品具有更动人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悲剧作品,他虽然成为中共的同路人,选择了延安,一度是毛泽东的座上客,对毛也颇有好感,却没有选择“装点和取悦”。他在1940年代的延安看到了种种不平等,对革命中的特权有深深的反感,不仅记在自己的日记当中,也表现在公开的言行上,包括决绝到乡下种地。但他依然无法挣脱那张革命之网,不可挽回地成为大时代的牺牲者,他所厌恶的那些特权随着时间,越发在这片大地上森林般地生长起来。文坛上已然缺乏敢于直言的作家,各个领域被动的顺从者远多于独立的清醒者,更不要说批判者,而反抗者的命运则是牢狱。毫无疑问,今日之现实与延安窑洞之间是一条直通车道,没有任何的障碍。面对这样的时代演变,这个人口超大的民族眼看着无法抗拒而深感无力。老实说,我们还处在启蒙阶段,多数国人远不明白人类文明中早已成为常识的那些思想、观念、价值,对自身的处境和命运,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都缺少真实的认知,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十分匮乏,没有办法辨识那些由掌权者过滤后提供的信息,说到底,不是生活在真实中,而是一直生活在谎言和欺骗的捆绑中。虽然,在教育、新闻被权力高度垄断的情况下,要大面积走出这种蒙昧状态十分艰难,但在网络无远弗届的时代,缝隙依然存在,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如此行,并日复一日的去行,窗越开越多,乃至门慢慢打开,一切也就皆有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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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3:05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头炮”大走调
在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先后分三次举行。与会代表百余人,围绕着文艺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诸多事关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会议中还穿插着不少趣闻轶事,在朱鸿召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一书中,以及《湘潮》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一些资料中,我们摘编出以下细节,力求还原会议现场的独特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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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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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3:06
毛泽东的“两支军队”
1942年5月2日下午一点半,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不大的会议室里,一百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板凳上,静候着毛泽东。
毛泽东面带笑容,从连接山上宿舍的门里走进来。大家都自觉起立,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大家说说笑笑,气氛融洽。
特地从晋西北前线演出现场赶回延安参加文艺座谈会的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双手握住毛泽东的手,没想到毛泽东还认识他。“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欧阳山尊眼睛都湿润了。
问候完毕,毛泽东走到主席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凯丰宣布开会。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抑扬顿挫的湖南腔:“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毛泽东说,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这句话改为“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毛泽东讲完之后,会议稍作休息。此前为筹备召开会议,毛泽东曾多次邀请作家萧军、艾青、丁玲、刘白羽、白朗等人,到杨家岭征求意见,并留饭宴请。这次开会,白朗打趣地问毛泽东:“主席,今天可还要请我们吃一顿?”毛泽东笑着回答:“小米饭是有的。”
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以炒肉片、炒鸡蛋。文人们胃口大开,满饱肚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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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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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3:07
萧军头炮大走调
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
开始有些冷场,台上看着台下,台下看着台上,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萧军开会前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邀请,他才参加会议的。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其中说到:“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边说边不断喝水,一缸子凉开水喝完了,毛泽东叫人又端来一杯。许多听众对萧军的发言摇头,发出嘘声。毛泽东示意大家安静,他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
只有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人发表意见。据胡乔木晚年回忆,第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庆祝斗争胜利。
何其芳发言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这位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6年度《大公报》文艺奖的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组织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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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5:21
萧军谈与萧红的分手
还有问我和萧红的分歧重点在哪里?
这个问题让我头疼,过去每一次讲话总是会问到我这个问题(众笑)。那有什么了不起,合就在一起,不合就分,就“吹”(众大笑)。我们俩是偶然的遇合,又偶然地分开,没什么。不过我有一个原则:“君子绝交不出恶言。”大家伙当初怎么好来着?就怎么分开,不要学那些个人们,恋爱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分开就骂娘骂奶奶,这太不艺术了!(众笑)
我和萧红是1938年在西安分手的。那年,我在延安,碰到丁玲,聂绀弩也在延安,便随他们一道从延安出来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西安住地。(丁玲此时任“西战团”团长)当天,我刚刚下汽车正在洗脸,萧红就和我提出:“三郎,我们两分开吧。”我那时叫“三郎”,我二句话没说,只回答一个字:“好。”连两个字都没有,就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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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2 15:23
我有我的理论:如果我爱她,她不爱我了,我就让她爱她所爱的去,我绝不能拖住她的后腿,我虽然喜欢她,也许有感情,但我宁可到没人的地方用眼泪去抹脚后跟,我也绝不表现、表示我的软弱!如果我不爱她了,她高兴爱谁就爱谁去,那怕她把自己交给“上帝”或“撒旦”,我也管不着。昨天碰到一位老朋友,他说:“那时候我们认为你是条汉子!”就是说是条好汉喽!(众笑)我可以说是一个离婚的“典型”(众笑)。所以,我对我儿女们的婚姻问题概不参预,你高兴爱谁爱谁,你问到我的意见,我可以告诉你,听与不听在你,高兴也好,倒霉也好,我绝不管。为什么?你的爱人不是我给你决定的,你当然赖不到我喽。我的女儿在这里,他们都是自己选择的爱人,现在看来还不错(众大笑)。至于内部小矛盾,总是存在的,连我和我的老伴四十几年了,还是矛盾着的呢!这就是说,人,尤其是关于爱情的问题,你不能勉强,“强扭的瓜不甜哪!”这是我的理论及做人的态度,并不等于可以应用旁人。交朋友,也是如此。今天,我可以割肉给你吃,明天,你可以杀掉我!那是你的事情,我割肉是我的事情,并不能因此而“翻小肠儿”,说:我曾经对你如何如何……,那是太不“艺术”了。做人如此,做文章,也是如此。和萧红的分开,就是这样分开的。关键在哪里?当时,国内抗日战争开始了,我要去打游击,因为我是当兵的出身,写文章既不是我当初的心愿,也不是我的本行,可是被挤到这条路上来了,已经写了,也只好如此。这时刻,已经没有心思再写文章了,在山西临汾的时候,我们就谈崩了。萧红说:“你是个作家,你应当写文章……”我说:“谁该去死啊?!”这样实在谈不拢,我们便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了……。我们是偶然地遇合,偶然地分开,可以说谁也不欠谁的,情况简单地说就是如此。“你是不是一点错处也没有呢?”——我有错啊,过去我曾经和旁人发生过一段感情的关系,但是为了和萧红的关系,我斩断了这种感情。虽然如此,但这件事情对萧红的感情可能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人总不能只说“道理”是自己的啊,也该给旁人想一想嘛。
1984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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