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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毛泽东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遭受阻力 [打印本页]
作者: 常看 时间: 2015-1-31 11:58
标题: 毛泽东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遭受阻力
石林:毛泽东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遭受阻力
——读《毛泽东年谱》笔记之二
毛泽东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遇到了极大的思想阻力。9cfe6bf81039725023f3e34af3ebded5.jpg
读《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笔记
石 林 写于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至二十二日
这一卷记述的是从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为止，毛主席的事务活动记录。我从四月十七日开始，到五月七日为止，共二十一天读完这658页。
也是逐字过目地粗读了一遍，没有细想，更没有认真领悟，只是偶有所感就随手记下了一些情节提示和在书上的页码。以备查阅。
我读四卷后除了加深了此前读一、二、三卷的感想外，又有一些新的感想，兹记述如下：
第一是通过阅读《年谱》四卷，隐约感到毛主席在这两年三个月期间内，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和核心领导作用有更加边缘化和大权旁落的印象。
我的依据有四：
一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就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写了一篇给省、地、县、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讯》，另写：“刘、邓、周、陈、林、朱、谭、彭各同志：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讯》，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
这封《党内通讯》写了六个问题;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
为什么他对刘、邓等人说他是‘心血来潮’?
我认为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一个多月来，他为落实会上制订的《十四句话》的方针，为纠正‘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为落实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体制，他找了不少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谈话，也用《党内通信》写了三次信，还提出要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用‘上下层夹中间层’的办法打通中间层的梗阻，但都落实不下去，成效甚微，作用不大。
他的指示不再被人重视了，使他深感失望和痛心。
但他又不甘心让五亿农民和三千万基层干部继续受苦。
此时，他不好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越过中央一线领导人来发号施令，万般无奈，突发奇想，只能以他个人的名义直接给生产队长、生产小队长们(前面那四级只是作陪衬的)写信了，这充分说明他当时处境艰难，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深感孤立无助。
在这封信中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这个‘上级’是指谁?我看不是指公社、大队，也不是指县委、地委，至少也是指省委或中央高层某些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是他的‘对立面’。
信中还说，“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须知中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他所指的这个讲‘大话、高调’的人，也不是指一般的干部，而是党内高层某些人。
在信中最后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P33-35页)”。
这封信，把他和党内高层某些人的分歧和矛盾暴露无遗，也把他的不满情绪发泄得淋漓至尽。这篇通信虽然经同意由中央办公厅发出，但并未引起省、地、县各级的重视，甚至被认为与有些人推行的‘高调’不合拍，而有意无意地被‘中间层’拦截了，真正转发到生产队和广大农民中去的极少，从《年谱》记载上看，只有湖北孝感地委写了一个报告说：“各县把文件都印发到了小队，全地区参加听报告和参加讨论的约有一百五十万人。
具体反映是：
(一)认为说真话，才有真干劲，说假话害死人。
(二)生产小队干部对主席关于能产多少就包多少的指示都举双手赞成。
(三)许多人认为，密植权下放，又多了一个自主权。
(四)群众普遍欢迎多种，许多生产队主动扩大了种植面积。
(五)节约粮食问题，群众反映这是给我们敲了警钟。此外，还有一些小队干部和社员有顾虑，主要是怕领导干部不执行主席的指示”(P47页)。
这充分说明，在毛主席和五亿农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肠梗塞’现象。
二是毛主席对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只有建议的权利而没有决定的权力。
例如，一九六零年三月十五日，他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
“湖南文件一件，山东文件一件，我替中央各写了一个批语，另外有江苏文件一件，是请求中央允许他们开万人大会的。
我也替中央写了几句批语。共三件，今送上，请提向中央会议通过，在七日至十日内发出，并送达各省市区第一书记手中。你们如感有不妥处，请加修改(P343页)”。
又如，次日，再致信刘少奇、邓小平：
“替中央拟了两个批语，一个是关于技术革命问题的，一个是关于食堂问题的，现送上。请邀集有关同志谈一下，如同意，请迅速发出去。
如有意见，请径作修改。另为中央草拟一个电报，是关于卫生工作的一并送上审核，并请迅速办理为盼!(P346页)”
这两封信的发出，从程序上说是正常的。
但在用词的口气上，却不是一个中央主席征求其他领导同志意见的口气，而是一个下级向上级汇报请示的口气，与前几年同类信件的口气明显不同，一个‘替’字意味着什么?很耐人寻味!这是否表明，毛已被架空，中央的实权已在刘、邓手上?
三是公然以反对庸俗化和坚持集体领导为理由，要求全党降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力度和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最高领袖地位。
《年谱四卷》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到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等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说：这就不正确了。
邓小平说;
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
周恩来说：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说：
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
彭真说：
有些文章对毛泽东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得不恰当。
毛泽东说：写给中央的报告写成主席并中央就不成样子了。”
四个党中央领导人集体、当面对毛泽东提出以上问题，使他相当尴尬，他当场的两次表态也不过是随声附和罢了。
二十五日上午，邓小平立即不失时机地在天津会议上讲话中说;
“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
昨天在毛主席那里也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
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这个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符实际。(P361-362页)”
邓的这个讲话不是随意而发，而是思虑已久，且在中央已议过。
这个讲话的深刻内涵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每个中国人都是明白的。
四是毛主席在此期间离开北京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到外地视察、调研、会见外国朋友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
据《年谱四卷》记载：
第一次是五九年四月一日离京赴天津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五日抵杭州，十二日返山东，十四日抵天津，同日回京，外出十四天。
第二次是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离京经邯鄣、郑州、武汉、长沙、韶山、武汉、九江，七月一日上卢山、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八中全会，一直到八月二十七日才回京，共六十六天。
第三次是五九年九月十八日离京，二十五日回京，共八天。
第四次是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离京，一直到六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才回京，共一百五十八天。
第五次是六零年四月二十八日离京，七月二十一日才回京，共八十四天。
第六次是六零年七月二十五日离京，八月十六日才回京，共二十二天。
以上合计，在此两年三个月的八百二十一天里，共离京在外三百五十二天，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五。
他外出的大部分时间是找各级干部谈话调查了解情况，下基层单位考察接触群众，会见外国朋友，也批阅了一部分报送他审阅的文件，还主持过几次在当地召开的会议，对中央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没有过问。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他邀请陈伯达、胡蝇、邓力群、田家英四人一起在杭州阅读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从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开始，逐章逐节地阅读、讨论、总结，并写下他的批注，到六零年一月四日止，在这二十六天内他仅代中央起草过一份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养猪运动的报告的批语(P251页)，一份批转上海养猪经验的批文(P271页)，还为批转江苏养猪经验写了一个批语(P286页)，收到冶金部报告一件，山西省委报告一件(均只批给陈伯达四人阅读，P295页)，还为确定政治局扩大会议地址给刘、邓写了一封短信(P298页)，元旦那天去看望了在杭州休养的陈云同志，除以上事务外，再没有从事其他公务活动，还多次将报送给他的《内部参考》、《经济消息》、《外事动态》等参阅资料中的有关文章批给陈伯达等四人阅读。
在上海开完十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六零年各项经济指标后，他们又移师广州，继续闭门六天，阅读完政治经济学全书。
〈年谱〉中这三十二天记载的全部都是他们阅读教科书的内容，除以上列出的外，再没有记载他收阅、批示了其他任何文件、报告、请示，也没有他与别人会见或通电话的记载，总之，没有任何公务活动。
只到二月十日下午起，他才重新开始听康生、林彪等人汇报工作，恢复作为党中央主席的公务活动。
这么长时间不理朝政，是大权旁落，还是他有意避让?
是迫于无奈，还是为了潜心读书?
我感到不可理解。
第二是毛泽东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两个错误，在党内中、高层遇到了极大的思想阻力，求多求快、急于过渡、‘五风’泛滥、退赔不力成为主要障碍，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这两大非人为因素，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现在有些人把造成这三年困难的责任追究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应该感谢毛泽东为迅速扭转困难局面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如果没有他不怕孤立、不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者’的帽子，奋力抗争，当时中国的困难可能还要更为严重，持续的时间还会更长。
从《年谱四卷》上可以看到，有很多记载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每年订计划，都是一次求多求快、急于过渡的‘促进派’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促退派’之间的交锋。
如五九年六月十三日在中南海开会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会议确定当年的钢产量计划由上海会议确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再降到一千三百万吨。
在会议发言中，毛泽东有很多插话。
如李富春说到工业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时，毛说;
“农业超过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三十就是特大跃进。现在动不动就搞增长一倍，怎么行呢?”
当廖鲁言说到现在粮食包下去的是六千亿斤左右时，毛说：
“我的意思是包五千亿斤就差不多了。今年只比去年增产两百亿斤，日子过得紧一点，不要放开肚皮吃饭，明年日子会比今年好。
……不要按五千亿斤安排，按四千五安排(P69-70页)”。
最后他说;
“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
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
粮食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过去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
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是不行。
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
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
最大的胜利，就是这些失败，就是这些主观主义的教训(P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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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四日，他在从武昌去长沙的列车上同王任重谈话时说;
我们有些同志思想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当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时，毛泽东说：
“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P78页)”。
又如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杭州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听李富春汇报六零年计划安排，李富春谈到六零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都比五九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时，毛泽东问：明年看涨，为什么?
李富春说：
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七，农业总产值照原来农业书记会议上的安排，粮食是六千五百亿斤，棉花是是六千万担，以这两项为纲是九百一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的七百八十亿元增加百分之二十七。
毛泽东问：如果减少呢?
陶铸说：绝不会减少，可以增加的。
毛泽东问：可以增加?
李富春答：明年粮食可以增加一千一百亿斤。
毛泽东说;可以嘛!
现在横竖是我们的指标，你明年超过，大家高兴。
你现在又搞这么多，结果明年又完不成计划。
你看，今年粮食要搞七千五百亿斤，结果搞了五千四百亿斤，二千一百亿斤不见了。这不是看涨，是看跌嘛!
你明年搞这么多，结果达不到。增加百分之十，我看就好。
百分之十就算跃进嘛!你先不要搞这么多。
李富春说，棉花增加七百万担。
毛泽东说：明年增产七百万担是不是太多?增加不了这么多怎么办?
这个还要斟酌一下(P241-242页)。
再如六〇年六月十四日，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毛泽东说：
“指标要重新安排，一个钢，一个棉花，一个粮食，一个铁路，一九六二年到底搞多少?(李富春：钢三千万吨，粮食六千亿斤。)
三千万吨的数字就准备明年在人大会议提出了，今年我们在人大会议上通过的是今年钢的产量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无论如何要力争超过。
世界上的事情横直要到了手才算数，没有到手还是一个希望。
(李富春：第二本账的安排是二千零四十万吨。)
我看提少一点，去做，在做之中增加一点。过去几年的经验，一九五八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打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
学习八大一次会议的那些经验，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
……我们现在提三千万吨钢，假如今年搞到两千万吨，还有两年，平均每年增长五百万吨，会超过的。
(邓小平：三千二百万吨也超过。)
不要提三千二百万吨，我看还是提三千万吨，搞上三千万吨，事情就很好办。就是按实际可能办事，按实际办得到的，还打点回旋余地。
让年度、让地方超过。实际办得到的比如是三千二百万吨，我们就提三千万吨，如果实际可能是三千万吨，我们就只应该提二千八百万吨。
可以考虑对外提二千八百万吨。
(周恩来：三千万吨是保险。李富春：三千万吨是可靠的。邓小平：三千万吨是可靠的。)
就是二千八百万吨、三千万吨。
我看还是相当紧，超过的可能性比八大一次会议定的那个指标要小。
所以我还是喜欢你(指周恩来)在八大一次会议上提的那个东西，它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大的余地嘛!
基本建设这个盘子，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而结果是搞了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有些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
一垮就把人冲走了。
今年和今后两年的基本建设，盘子绝不可以搞得过大，数量不可不讲，但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
……开荒的规模比过去十年可以大一点，但是不能大得太多。
不能搞十四亿亩，搞十四亿亩规模太大了，势必闹得很紧张。
顶多开四亿亩，就是你们计划的十四亿亩的零头，要替我们后世子孙留下点余地呀。
还有个铁路，铁道部同交通部今年一月在蚌埠开现场会议的材料，我看了实在很高兴。
土洋结合，小土、小洋铁路由地方搞，但是那个数字现在看起来高了一点。
那个时候说，三年修五万公里，现在纳入富春这个材料里边的是两万五千公里，时间只有三年，指标恐怕要减下来。
我们一九四九年接受政权时，全国铁路只有两万公里，你三年工夫就搞那么多，还得了呀!
这个东西要减下来，减到一万公里大概可能，平均每年三千几百公里。
我这样讲不是泄气，不是促退派，而是促进派，是为更好地跃进。(P414-416页)”。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大跃进期间，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在大跃进期间头脑发热、高烧不退的大有人在，且不止一人，但却不是毛泽东。
全国各地农村人民公社落实郑州会议的‘十四句话’很不够。
有的地方‘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不仅没有改正，有的还更严重，又出现了‘高征购风’和‘瞎指挥风’，使毛泽东更加焦虑。
一九六零年三月一日，他收阅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指示，这个文件指出;
“目前农村中存在值得全党重视的五个问题：
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
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三，部分地区在分配问题上没有按照分配计划全部分到社员手上，少数地区积累多了，因而社员增收较少;
第四，一些公社大搞非生产性建筑和购置，不讲究经济效果，财政开支无制度;
第五，有些干部在作风上头脑发热，谎报成绩，隐瞒缺点，不听群众意见的作风又开始萌芽”。
广东省委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态度和处理意见。
他看后立即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建议中央批转并要求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讨论这五个问题。
二日凌晨二时，又批示秘书将该件印九份分送总理、富春、康生、乔木及中南五省书记，凌晨六时，又将他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改写为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在几个小时内对一份文件连续作出三次批示，可见其心情的急迫和焦虑的程度。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晨二时五十五分到五时同胡乔木谈话结束后，紧接着，他立即动手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该信共十二个问题：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
(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
(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
(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附业;
(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
(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
(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
(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
(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
(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这十二条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他在指示信的最后加写了一段话;
“这个文件，除宣读外，各级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开办培训班，学习一次、二次、三次，今冬一次，明冬一次，后冬一次。”
这个指示信于当天下午发出(P473-474页)。
从他审阅到发出，只用了半天时间，这个指示信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紧急和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日，他接阅甘肃省委十一月十五日关于贯彻紧急指示信的第二次报告说;
“从会议揭发的材料看，‘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相当普遍而严重。与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初期的‘共产风’相比较，去年以来的‘共产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量平调社、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平调了社员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特别是大办食堂时平调了一批房屋、灶具、用具等，数量很多。
报告认为，去年算账以后又刮起‘共产风’的根本原因是干部思想认识有问题，特别是省委在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上有缺点和错误：
一，急于过渡;
二，当任务与政策发生矛盾时，就丢开政策只顾任务;
三，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四，生搬硬套，盲目推广执行(P482页)”。
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批转甘肃省委第四次报告时说：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
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
他自己也曾经犯过错误，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上想得过快了，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现在改正了，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坚决不变。
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P488-489页)。
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发出以后，各地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政策执行上的偏差，与农民群众的矛盾有所缓和。但一些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如退赔问题，他在六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中央工作会议听取东北、华北组汇报时说：
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实物来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
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们，但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县、社干部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
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P510页)。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他说;
“我们平调了农民二百亿元，我们不退赔，就要被打倒。
这是简单的真理。我在广州就说过，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宣传三面红旗我赞成，但退赔必须彻底。
现在农民与我们还有隔阂，不相信我们，只有坚决退赔，农民才相信‘共产党到底是共产党’，剥夺农民还能搞什么社会主义?
无论那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准剥夺农民。
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得罪了农民，一事无成，你就休想搞好社会主义(P591页)”。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纠正‘五风’错误最坚决、最彻底的人是毛泽东，代表五亿农民利益的最大维护者是毛泽东。
而支持、纵容刮‘五风’的，还真不是毛泽东。
面对苏联逼债和自然灾害是当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大难题。
一九六零年七月三十一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周恩来报告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周成来说;我们欠苏联的主要是粮、油、肉、蛋四种农产品。外贸方面现在欠它十六亿卢布，加上到期应还的贷款七亿卢布，明年需要还账二十三亿卢布。
会上群情激愤，大家表示勒紧裤带也要还债。
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毛泽东说;
争取明年还清这个账。委托总理、富春、先念你们三人小组抓总，请会议的三个小组明天讨论一次，明年争取把二十三亿卢布还光，这种可能有没有?
如果能够挤出这么一点物资，能够适合他们的需要，我看那就是很好的事，那我们这个党有希望，人民也有希望，国家也有希望(P435页)。
这件事对于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连续遭遇三年自然灾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一年内要挤出价值二十三亿卢布的粮、油、肉、蛋去还账，这对中国人民的生活物资供应所造成的困难就更加严重了。
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发动农民努力生产自救，‘低标准，瓜菜代’，‘半干半稀’，农忙多吃，农闲少吃，在城市则实行主粮按劳动强度不同的工种定量供应，副食品票证到人，保证了公平分配，虽然能满足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但还是有很多人患了水肿病，但这种最困难的时期并不长，在较短时间内就渡过去了，主粮和副食品供应就逐步有了好转。
在当年那种情况下，由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有高度的信任，党员干部能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因而社会极为稳定，没有人埋怨和不满，更没有发生偷盗、抢劫国家粮库、哄抢物资等事件。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中国有六亿人口，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奇迹，但确是当年的真实。
特别令全国人民感动的是，一九六零年十月，毛主席曾对护士长吴旭君说;
“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
据汪东兴回忆是，一九六零年十二月，毛泽东宣布：
从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我不吃猪肉和鸡了(P472页)。
这种同甘共苦的精神，更激励了全国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来战胜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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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的人认为，毛主席当年是坚持社会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是反对农民有自留地和坚持要办公共食堂的，这是影响当年不能较快克服困难的重要原因。
其实这是以讹传讹，完全是一种误解，从《年谱四卷》中有很多记载可以证明这个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与真实的情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如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他在修改中央对农业方面提出五条要求的指示稿时，指示稿说：
‘恢复社员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
毛泽东在这一句中的‘不超过’三字后加上“也不少于”四个字。
并在这一句后加写：
“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指示稿第四条是：
‘四，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应该并重，恢复自留地，对私人养猪要在饲料、劳动时间安排等方面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
在指示稿的末尾，毛泽东加写;
“以上五条，请你们立即布置实行”。(P39页)
五月七日，他在审阅修改廖鲁言遵照毛泽东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稿时，他在此稿上批示;
“即送刘、邓、周、朱、林阅，尚昆用电报发去”。
“昨天同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三同志商定的”，
“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
该指示稿上规定;
‘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
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
“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的自留地。
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两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
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P40页)。
在《年谱四卷》中，记载他对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谈话、批示有十九处之多。如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下午，在中南海召开的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的会议上，他说;
“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好了。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P70页)”
值得注意的是，他讲这话时正是准备欢庆国庆十周年之前，全国一片欢欣鼓舞、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点自然灾害的迹象。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日，他阅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说;
‘我省现有公共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生产也搞得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
毛泽东阅后批示：
“印九份，发各同志阅看，准备三日下午谈一下”(P331-332页)。
”三月四日，他为中央起草批语;
“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事业中，在五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一九六零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一九六一年达到也可以。
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
这个指示经三月五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下发(P334页)。
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他听田家英汇报浙江省嘉兴县一个生产大队的情况中说：‘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P535页)。
当晚，他与浙江省负责同志谈话时就说;
“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常年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的。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P536页)”
二月十一日下午，他在长沙听胡乔木和张平化汇报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吃食堂不能勉强，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
他说了浙江的例子，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家还得煮一次，毛泽东说;“那何必呢?”(P542-543页)
三月七日，他在武汉同王任重谈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时说;
“参加食堂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农村和城市总不一样，不愿意吃食堂的，就让他不吃食堂。(P551页)”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他在主持三南(华东、中南、西南)会议时说;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
一是破坏山林，
二是浪费劳动力，
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
四是不利于生产。
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
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
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
看起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问题(P556页)。”
一九六一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在长沙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话，张说自己原来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原来认为好象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
“才不是咧!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几个问题，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还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
同张平化谈话后，又听胡乔木汇报在韶山公社调查的情况，胡说：
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宣读《六十条》时，对食堂问题群众最欣赏的是条文中“可以不办”几个字。
毛泽东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
胡乔木说：
我认为，第一，现在散了比较有利，第二，可以现在散。
现在就是一个房子问题、锅灶问题。
还有就是省委对食堂问题搞得太死了，成了一个框框。总认为食堂在农村是个社会主义的阵地，食堂万岁等等。
毛泽东说：
有些人的思想就是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了，这个意思要给省委的同志说一下。
胡乔木说：最近省委要开会，最好能把食堂问题作个明确解决。
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就是要有真正听群众意见这种态度。(P573-575页)
四月十一日，他给汪东兴写信，要他通知王任重、王延春两同志来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P575页)。
四月十五日，他将胡乔木报送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批示给张平化;
“我看可以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
这份报告上说;‘韶山公社的大多数食堂实际上已经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的一个疙瘩，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
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解散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P576-577页)。
四月十六日晚，他在长沙召集刘少奇、陶铸、王任重、胡乔木等人开会，在谈到食堂问题时，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P577-578页)。
四月二十五日，他在杭州写信给邓小平，要他通知五月十五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在会前对农村中若干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等)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P580页)。
五月五日，他阅张平化关于湖南工作的来信，信中说;
主席四月十四日给汪东兴同志的信，对于湖南省委、首先对于我是一服对症的良药。
……我们有若干政策性的具体措施是脱离群众的，例如过分强调办公共食堂，供给部分过大、征购任务过重等。
所有这些错误，应当由省委、首先应当由我负主要责任(P583页)。
五月九日晨三时，他阅胡乔木关于湖南调查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胡的汇报中说：
关于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少为六个，湘乡沙田公社仅仅用三天时间就把食堂问题解决了。群众的热烈程度难以想像，甚至说是‘第二次解放’(P584-585页)。
以上这些记载充分说明，毛主席是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的，对下级干部的错误是引导他们自己去认识和改正的，而不是‘越俎代庖’。
因此，责怪他阻止解散食堂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第三是关于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变为反右的后果。
在《年谱四卷》中有几处记载：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讲话中说：
“近几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
对情况不甚了了，对‘刮共产风’情况就不明。中间又夹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打乱了反‘左’。去年这一年中央几个主要同志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国际问题上，专顾那一头去了，就影响地方工作。今年不搞两本账，上下只搞一本账，决不层层加码。总而言之，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坚决退赔‘共产风’刮来的东西。不许可不退不赔。应该退赔的要彻底退赔。农村里坚决整掉‘五风’”。
“庐山会议犯错误的少数同志，我们希望跟他们也团结起来，此外，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有些也犯了错误的，个别的同志性质也相当严重的，我们希望他们还是要到工作中去改正，欢迎他们的进步，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都要团结”(P525-526页)。
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他在广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
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
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
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P547-548页)”
作者: 常看 时间: 2015-1-31 11:59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在广州同陈伯达等人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改问题时，他说;
“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
“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更加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零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P564页)。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说;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
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
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
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
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小范围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
，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P600页)”。
“比如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他完全正确，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要改过来，要恢复名誉，仍当地委第一书记(P601页)。”
为什么庐山会议会转为反右呢?从《年谱四卷》的记载也可以看出：
一是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继续反‘左’的，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批印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当晚他即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会时说：
“三，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
四，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P105页)”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听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情况时说;
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要实事求是;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我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
当晚开会时，柯庆施、李进泉对纠‘左’表示不赞成，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P108页)。
当然，反对纠‘左’的大有人在，绝不止仅是柯、李两人。
因此，庐山会议反‘左’变成反右，并非是毛泽东的初衷和本意。
二是有些人是打着反右倾‘错误’的口号来掩盖自己‘左’倾的错误，使之得不到应有的批判。
因此，庐山会议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平调风、共产风、高征购等‘左’的做法，不仅没有得到扭转，反而发展得更加严重，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毛泽东坚持正确意见力挽狂涛，但却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有力的支持。
反右的结果，是把很多坚持正确意见的好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颠倒黑白，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扭曲了党的风气。
这个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如何认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错误的责任？
现在有些人的说法是：
由于毛泽东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符合真实情况的，是张冠李戴的，是颠倒黑白的。
《毛泽东年谱》上记载的事实，白纸黑字，历历在目，真实有据，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谬论，能够还给毛泽东一个公道和清白，平反他‘代人受过’的冤屈，还原历史的真相。因此是值得一读的。
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5-1-31 22:14
谢谢你，认真看了，知道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5-1-31 22:55
本帖最后由 共同 于 2015-2-1 11:05 编辑
这些历史资料非常宝贵，非常详实记载了历史的真相。试想在八百多天两年半的时间里，毛主席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调研与各地干部谈话，就是为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从上面的文字可以清楚看出大跃进、浮夸风的始作俑者是谁？如果不看这些文字我们六十多岁了还对那段历史真相蒙在鼓里，陷于旧有固有的概念中。一句话概括我的读后感，中国最大的冤假错案是对毛泽东主席的歪曲污蔑及加在他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
作者: 知青老王 时间: 2015-2-1 10:50
那个始作俑者的，专会文过饰非。
作者: 常看 时间: 2015-2-1 17:24
现在是百姓自发地为毛主席说话，毛主席爱的是大多数老百姓！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5-2-1 21:30
本帖最后由 共同 于 2015-2-1 21:31 编辑
能在这个时候自发为毛主席说话，很说明问题。
今天在鸟巢举行的知青博物馆落户鸟巢报告会上，来自东北上海北京知青都表达了对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认可。
作者: 雷午寨主 时间: 2015-2-2 09:51
还原历史，让群众看到真相。这是一个长期的、认真的、艰苦的工作。真正了解了历史、了解了真实的历史，才能“以史为鉴”，指导未来。
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5-2-4 23:07
可惜的是，咱们知道的很多东西，是已经被人故意模糊了的历史。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5-2-4 23:29
今天看了一个微信，正在找网页版。看后明白了许多。。。。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5-2-4 23:32
【观点】关于文革的四点分析（ 转自新浪博客蓝色梦想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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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论如何，中国历代开国领袖都大致面临两个最基本任务：第一，开国；第二，在建国中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建国后，你所谓的“清洗战友”，很大程度就是为了政权的和平转移给下一代领导人，但这个人到1956年八大前后，从理论上看，并且从中共的制度安排来看，就不应当是刘了，而是至少要比毛小十岁以上的下一代某个或几位领导人。中共党内军内对毛本人都已彻底服了，但候任者是谁或该是谁看法不一致，各自都有想法，许多长期主政掌军的人也还有自己的人马班底。
这是个大问题，按理说应当，但根本无法靠选举、民主和程序来解决。问题所在，不光是大家都是打仗出来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死亡竞争中的获胜者，更重要的就是，毛一再指出且一直努力用党性和现代性予以纠正、弥补和规训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优点但也是弱点——“中国革命是中共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这个农民革命很重要，它不可避免带有农民的印记。包括一进城一当官一掌权就容易腐败，这一点直到今天都仍然屡见不鲜，甚至更加显著了，包括台湾的陈水扁都算是例子；但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生活缺乏组织纪律性，缺乏比较抽象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更喜欢跟人，而不是服从组织或路线，服从的组织和路线其实就是他信服的领导人的路线和组织；这种农民的实用主义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好处，也是中国革命的弱点。这一点在当时各路大军中的口号中都有反映：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跟着某总就是胜利”的说法。毛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毛选的开篇之作）到之后的许多文章如古田会议决议，即《关于纠正党内若干错误思想》，等等都反复强调要纠正党内军内的这些问题。并且也确实有所纠正，党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而且在战争年代，由于有生死攸关的外部竞争，对日和对蒋，也由于各自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根据地，并在各自范围内都说一不二，因此个人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各个宗派山头的问题还不严重，尽管这些问题已经屡屡出现。而建国后，大家都要整合在一起了，如何处理这些个人地位、山头问题，包括谁是未来党和国家的继承人，这就成了党内大问题了，许多人都想争，即使自己不想，其一大队部属也都会推着他们的代表人物，地方领袖，去争各种地位。
因此，一定要注意，建国后，一直到毛去世前，甚至他去世后的头几年，所有的党内斗争，问题的概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试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你还真不要以为这是毛的判断错误，或是毛时代的公式化概括。毛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就证明这个判断一点不错：华国锋马上抓了“四人帮”；而邓在表示愿在华主席领导下做点工作之后，一年半就通过以胡耀邦等为主的一批亲信，以大量不实之词（可参看前年中央对华的一篇纪念文章中讲的事实与79年整华时的相关事实）批判华，终于成功改组了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以邓为核心的（这是10多年后他自己说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完全支持华抓四人帮；也完全接受邓掌权，支持改革开放。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是在，或是没有，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对自己身后的问题，看得很清楚——若有谁说毛老糊涂的，其实更可能是他从来就没有清楚过！
但这就是毛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他不能不管的。请注意，这些人在竞争中产生的矛盾都不是针对毛本人，事实上所有的竞争者都尊敬他，无论谁接班，都肯定要打他这面大旗。如果仅从私心来看，毛似乎完全应当不管。但问题是，这会从根本上威胁甚至完全摧毁中共追求的事业，不错，你是开了国，但是，只要这个政权没能和平转移，还是要打仗，那么这个国家就等于没有建立，就可能是“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而诸多农民革命的领袖就可能变成张献忠，朱温这样的人。那毛和这个党的事业就等于前功尽弃。
无论于公于私，因此，这都是毛不可能允许的，不能容忍的。必须削藩。建国后，52年，五马进京，以充实中央机构为名，取消各大行政区，就是为了防止割据的出现（这一点梁漱溟在其回忆录中都看得很清楚）。但很快，就是我们知道的，53年，红区系统的人，打仗出来的人，首先是高、饶，间接地还有彭、林，不服刘和以48-49年的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主要是刘的人，包括薄一波、安子文等）组建的中央政府。为了避免党的分裂，加强党内团结，毛是支持刘的，但对处理不当，导致高的自杀，也是很有意见的。
1958年，毛泽东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认为贾谊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值得一读，只是其中论太子（培养接班人）一节近于迂腐。《治安策》说的就是如何防止地方势力做大，如何维护国家统一。毛也还多次以各种方式讲到，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而这个派都是可能分裂的派，不是一般的派。
后来的诸多问题，诸多运动，其实都与此有关。这就要讲彭总了。尽管彭总只是其中之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之一。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5-2-4 23:33
2. 彭总庐山会议上发难是针对谁？许多人都傻傻地以为，是对着毛；一些明白人也装傻，揣着明白装糊涂；因此毛就被骂的要死。其实不是。他的信是写给毛的，指责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批评相当直接，尖锐。但想想，会有谁这么在政治上批评主席的吗——即便是彭德怀？他显然是批评的是其他人。彭后来也抱怨说，我只是写给你（主席）看的，你为什么要批转全体中央委员（大意如此）。从彭信中的直言来看，从八大之后中央已经分为一线和二线，中央已经由刘邓实际主持工作来看，以及从毛当时已经采取并且彭也知道的一系列反浮夸措施（尽管后来看还很不够）试图解决问题来看，我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彭希望或是要求毛出来解决问题，他的批评才那么直接，并且才会上升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高度。但问题是彭希望毛出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事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但若说是“事”，中央当时已经在着手解决；因此，在毛看来，在中央其他高层看来，从彭信中透露出来的，似乎或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刘当时在中央一线负责，也刚刚（当年4月）接任了毛的国家主席职务。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毛会对彭和中央委员会说：你61了，我也66了，我要准备后事了（请看李锐的回忆录）；会说：（有些）“常委都怕你”（当时常委是7人，毛周朱不可能怕，陈和林当时基本是与世无争，也谈不上怕，因此真正可能有点怕——更准确地说，也许是忌惮——彭的，估计就是当时在一线的刘和邓，尤其是从未掌过军权的刘）；才能理解聂荣臻和叶剑英流泪劝说彭：“主席在你都这样，主席不在了，谁管得了你呀”（这都见于李锐——仇恨毛的右派——的回忆录）。黄克诚也曾回忆早前就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5-2-4 23:34
由此，也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对彭说了一句，如果不了解前后的背景，似乎很不着调的话：“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也才可以理解62年7000人大会上刘说庐山会议反右倾谁都可以平反，唯有彭不能，并明确说因为彭是和高饶一伙的（请看杨尚昆的回忆录）。相比之下，反倒是毛65年在请彭出任三线副总指挥时说了句公道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没人能说出这个“真理”究竟是指什么，除了大跃进的问题外，我甚至认为，也许还包括毛认可了彭对刘的看法。
因此，59年庐山会议，如果说“清洗”了彭，主要是在党内高层看来，彭的行动完全是针对刘来的，你彭一向是主管军事，也只管军事，现在突然干政，并要求主席出山，这实在令人可疑；这不是说你彭指出的问题是假的，错了，不对等，甚至恰恰因为你指出的问题是真的，对的，是有理由挑战这个中央领导的，并且引发了中央委员会的纷争，党内可能因此分裂，这才是大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共内的军队红区系统对白区系统的又一次挑战。
若说清理彭，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必须考虑。彭是不大按常理出牌的人，历史上看，一直是党性不算很强，但个性更强的人。这样的人直率，但并非真的是没有完全没有心计的人，不但容易做事过火，甚至会下手特别狠，而当时还掌握军权，这就会让党内所有人都得小心，“政治局常委都怕你”——怕一个委员，为什么？因为他掌握军队。最典型的，令人不可能忘记的是，井冈山时期，朱毛下山打仗去了，让他和原来当地的绿林人物、已加入红军的王佐和袁文才共同守山头，叮嘱他要团结；但彭不放心王和袁，但在毫无任何证据表明王、袁二人有叛变嫌疑的情况下，以请吃饭为名，将王袁二人杀了；这令朱毛痛惜不已。对同志都能用这种手段的人，一定是非常可怕的，没法子不怕，何况，自朝鲜战争后，彭一直实际掌握军权。
如果光是历史，也还好说，现实是，自实际主政军队以来，彭因长期主政一方，说一不二，很难同军队来自各路系统各个山头的的高级将领合作共事；事实上，问题已经不是难共事，而是一直整人，整刘伯承，肖克，粟裕等人，你把2野、3野和二方面军的头头都整了，你得罪了多少将帅？你用与你关系密切的黄克诚当军委秘书长把粟裕这个总参谋长架空了；训练总监部（仅次于总参）那边刘伯承、叶剑英、萧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郭天民、张宗逊这些部长和副部长，分别来自各个山头，刘、肖、李被打成反党（反彭德怀）集团，彭只相信自己在西北时的老部下张宗逊（张又侠他爸），其他各野的人你都不信，你这会让人怎么想？你让刘伯承这样厚道无争的人，这样的全军都尊重的人，公开检讨，全军的高级将领都不服的。
不仅如此，邱会作在其回忆录中曾记录，彭德怀骂周总理，对周发脾气，骂总理“像狗婆一样”，“周恩来在党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已”；你连周这么厚道的人你都骂，还骂得那么难听，乃至于庐山会议上要操毛泽东的娘，毛也只能说要“满足彭的操娘愿望”。
这并不是说彭是个坏人，事实上，彭是个很不错的人，但这还是足以证明他身上农民习气太重了；这也间接证明了我前面提及的，这个党的、这个革命的农民习气都太重了。今天我们可以赞美中共，也可以赞美彭刚直不阿，一身正气，但一定要知道，他身上的这种前现代性，这种农民习气，这种桀骜不驯，敢想敢干，想起来什么是什么，什么东西干了就干了，干完了，觉得不对认个错以为就过去了，战争年代也就算了，和平年代，尤其在最高层，就不行了，弄不好就会出大麻烦的。想想，主席身后，万一他看不惯刘或邓或任何其他人，又重新想起来请人吃饭怎么办？！政治是必须往坏里打算，往好里争取。
而且，就在此前两年，在苏共党内高层政治斗争中，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就直接调动军队，帮助已经败了的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翻了盘。这件事自然引发了中共高层，包括毛，但显然不限于毛，的警觉。因此，1958年5月，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就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职位高于彭。
回头看，彭批评大跃进无疑是正确的，他个人也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的，热爱人民的，甚至他身上的农民习气换一种说法就是永葆劳动人民的朴实本色恩或农家本色等等。但千万不要因为对彭的这些结论就可以得出结论，其他人和采取的措施都在绝对意义上错了。不要以为换一种褒义的表达，那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就是优点了；这类表达“欺骗”了无数的人。历史并不那么简单。
还必须说，我认为，当时党内高层都清楚庐山会议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批彭德怀，即便有人刚开始不一定清楚，后来也都清楚了。也知道彭德怀说的问题不错，但又都基本认为彭是借题发挥，有所指的，也正是看到了党内分裂的危险，中央委员们才会支持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中央委员们都仅仅是迷信毛，没有自己的脑子。但多少年过去后，现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毛身上了，知情人都不敢出来说话，都是赞扬彭忠诚，坚定，把问题的复杂性都简单化了，就变成了一个好人（彭）被一个坏人（毛）带领一帮傻瓜（中央委员）们整了。邓等当年的过来人也不出来把事情说清，让毛把各种罪名都承担了，而好处都自己得了（邓等人成功掌权了），甚至是中国社会和百姓得了（避免了战乱）。坦白地说，这样做人真的很是不厚道的！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5-2-4 23:35
3. 怎么看，刘少奇呢？刘可以说是中共为自身最高领导准备的一个备用胎，在战争年代，这是必须的，否则一旦毛出了意外，群龙无首，就是大问题；同时刘也代表了白区的力量。因此，这就是后来高饶找到陈云、邓小平，想拱掉刘时，他们当中谁说的，好像是陈云，大意是，刘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这个话的意思其实很清楚，一是陈云不认为高的话一点道理都没有；二是既便刘不合适，也必须对这一历史事实给予适度或足够的尊重，这是全党的事。陈云是有原则的。
为什么会不合适了？因为，解放后，这个备用胎，慢慢地，并越来越失去了意义了。因为最高层的安全问题不再是明显的威胁，而随着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年龄增长，备用胎的问题现在变成了接班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看似相近，其实根本不同——备用胎年龄最好相近，而接班人的年龄则必须拉开较大距离。毛刘周朱都是19世纪的人，尽管毛刘相差5岁，但仍属于同一代领袖，而接班人至少原则上必须是、只能是20世纪出生的人，比毛至少要年轻约10岁，这样党和国家才能避免因领导人年龄相近频繁更替而出现政治动荡甚至政治灾难。这一点其实党内高层基本都明白，例如邓小平得知粉碎四人帮后给华国锋写信就说“就［你华国锋的］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因此，这一点在八大之前就有了影子，有了邓（1904），53年就到中央当秘书长，56年改为总书记，还有陈云（1905），林彪（1907），以及刘少奇看重的彭真（1902）等，尽管彭真没能进常委。但问题是如何将备用胎成功转换成接班人的规划摆不平，出了问题。
首先，刘不愿下，似乎希望自己从备用胎直接转为接班人。因为刘不算年轻，但也不算太大。但最主要的是刘手下的人不愿下，一个劲推刘；刘也偏重用他的来自白区系统的干部，主要是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林枫，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等人。这就一再引发了中共党内根据地和军队系统的人不满，因此先有了高饶（饶原来也是刘的人，刘扶植起来，打陈毅的；但建国后，中央政府以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饶在其中没位置，因此饶转向了），然后就是彭德怀。刘的问题是军队系统没有的得力人手，但据邱会作回忆录，刘拉上了罗瑞卿，说是允诺罗当国防部长，取代林彪。有没有这个允诺，实在不好说，但罗从1959年之后，就同刘少奇走得很近，甚至太近，是党内军内都很清楚的。
这就引发了军队系统更深的不满和怀疑。中共一向都说1956年的八大开得很好。我也一直相信，但看了《邱会作回忆录》，才知道，党内的军队系统，特别是井冈山、一方面军，四野的人不这么看，他们私下谈论是刘把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他的人（大意）。邱的这种看法代表的是整个军队系统的看法，尤其是党内军内实力最强大的井冈山，红一方面军，四野这个系统，林彪这一系，或称之为毛的嫡系。因为有毛压着，他们不像高、彭那样直接跳出来，算是给中央和毛留一个面子。但毛百年之后呢？他们是非常瞧不起红一方面军出身的罗的行为。再想想毛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因此，文革可以说不可避免。今天大家都说是毛发动了文革，也不错。但这个火是迟早会烧的，即便毛当时压住了，毛死后，一定会有麻烦的。不用细心，你就可以看到，文革初期，所有的显著上升和活跃的政治人物都是这个井冈山、红一方面军、四野系统的人，军委办事处里全是，中央起初取代邓小平位置的陶铸也是，文革初期的杨成武等人还是。罗瑞卿则是被当做“叛徒”被整了，毛想保罗一下，林都以沉默拒绝了。因此也可以理解罗自杀，摔断了腿，毛派的叶剑英和邓小平都没多少同情，叶写诗称“将军一跳声名裂”，邓戏称其跳了“冰棍”（直上直下的跳水），这令多少年后罗瑞卿的女儿点点仍然对叶和邓的话耿耿于怀。
这就是中共当时的一个政治现实。中共尽管用马列主义、党纪来整顿党，提高党性，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农民革命的影子始终存在，难以避免。完全的不看人也不跟人的政治，或法治，还不可能。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5-2-4 23:36
毛的问题因此是怎么办？留下一个看似平和的格局，他死后就天下大乱？还是把这些难题逐一解决？但一定会背上多年骂名，什么兔死狗烹，可以同患难不可共富贵，以及清除战友的说法。包括全面削弱林彪的势力，这其实是毛的嫡系，因此引发林彪事件。但如果不削除林彪的势力，留下的会是一个军政府，就算领导人年轻一些，但治国的能力可疑。
即便如此，邓二次复出时，毛还问过邓，自己死后会如何，邓说会天下大乱，因此毛才决定八大军区司令调动，不准带人，不再兼职地方，并立即服从命令听指挥，还有就是让邓在军内搞整顿。
注意，毛在建国之后最打压的力量其实是党内最大的力量，他从井冈山时期塑造的力量，军队和根据地的力量。高，就不说了；从59年彭，65年的罗，71年的林，井冈山起家红一方面军的三个最主要代表将帅下去了；除了先后去世的，其他先后因此出局的重要高级将领还有杨成武、黄永胜等。因此，当毛去世时，留在最重要军事岗位上的将领，反倒是当年四方面军的将领，是邓小平指挥过的，如陈锡联，许世友，杨勇，秦基伟，以及后来的刘华清等地位稍低的；乃至我很怀疑，毛是否仍然或一直属意邓，否则为什么一直保留邓的党籍，同时又让邓稍稍远离这种政治斗争。
而且，请注意邓当政之后，刘少奇的亲信人物，都恢复了名誉，也安排不低的职位，但没有一个进了邓的最核心层，包括彭真当人大委员长杨尚昆当国家主席都没进政治局常委。因此，邓从来不是，一直也不是刘少奇系统的；邓其实一直是毛的真正亲信，历史上被毛派去刘伯承领导的四方面军那里当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前委书记（尽管仗他并没打多少），处理高饶问题，建国后马上到中央实际主管党务，并且鉴于国务院的工作是要请示书记处的，因此邓实际管的事也包括了政府事务，换言之，周总理是要向他打报告的。毛因此1959年就公开讲，“我是正帅，邓是副帅”。尽管邓的儿子在文革中受重伤，但那是群众运动中受的伤，邓本人和其他家人在文革中没有受过什么苦，甚至邓没有挨过批斗——我至今没找到一张邓挨红卫兵或其他人批斗的照片。而林彪一死（71年9·13），毛就临时决定出席陈毅追悼会（上，1972年1月10号），但参会中的最大的事就是对陈毅妻子和孩子说，要让邓出来工作，周当时就告诉陈昊苏等要把这个消息向外散开，向全党和社会透出邓要出来的风。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5-2-4 23:37
本帖最后由 共同 于 2015-2-4 23:40 编辑
4. 最后，说说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
如果回顾历史，我觉得，毛很可能恰恰就是要用这两个没有政治根基的人作为鹰犬来解决前面分析的中共高层面临的政治难题。毛面对这些问题其实邓都明白（毛死后会“天下大乱”，华国锋当政可能会有“15甚至20年的政治稳定”），有些问题可以让邓来做，邓也有能力做；但有些，恰恰不能让邓来做，做了，邓就一定完了。这些事就必须让一些来自更下层的没有自己队伍的野心家来做，只有他们才可能无所顾忌，急于打破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并且因为他们的不择手段才能打破。但他们最终没有实权，没有形成自己的从上到下的派系，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很容易摆平的，不会有太多牵连。
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其实已经有过一次了，这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批人文革开始时，都红的发紫；但仅仅三年，当刘少奇下去后，这些人就都下去了，接着70年，陈伯达也下去了；只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即便他们三个加上王洪文都进了政治局，甚至两位常委，但这些人一直没有实权，除了在上海外，没有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毛早就说过，自己死后，江青一定会同其他人闹翻——毛是预测到江等人的命运的。事实上，四人帮这个概念就是毛75年说出来的。
注意，中共党内的人，只要没有帮派的人，哪怕与毛意见再不一致，也不会出问题。陈云是典型，陈多年来一直不赞同毛的许多主张，7000人大会上，毛点名让他讲话，他都不讲，但没事。陈毅，叶剑英在文革问题上也同毛对着干，但也没事。粟裕解放后被彭整了之后，离开军队，也没事。与此类似的还有其他一些有影响的高层人物，例如叶，聂等。
还有一点，所有这些挨整的人都是靠近核心的相对“年轻人”。朱老总，董老，林伯渠，刘伯承，等党内军内重量级人物，只要年龄足够大（事实上刘伯承仅比毛大一岁），就没有什么事。为什么？因此并不存在你说的“清理战友”的问题。如果真的是清理战友，就一定不限于这些相对年轻的人（彭德怀小主席5岁），换言之，一定是不论年龄的而只论战友。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常识。不为别的，只是想说，你说别人是“恶心文章”是非常过分的；而你说毛“清理战友”，“疯狂打击”，“建国后脱离实际、脱离人民”，“非常疯狂的空想，非常非常疯狂的空想”，“浩劫，时间长达近20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疯狂的胡言乱语。至于你“所幸中国共产党自我矫正的机制仍在……等毛驾鹤西去，这个党才再一次能够转变为一个与新时代相适应、能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和坚强柱石的作用”则完全为某些人贪天之功为己有添砖加瓦，评功摆好，完全否认了前人，成功者和失败者，得益者或失利者，为这个国家的复兴以各种方式所做的贡献，这种奉承当下的言辞实在有点令人恶心，即便你无此用心，但因为你完全不顾历史，也还是在吹牛拍马！ （完）
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5-2-5 16:47
看见了，我相信，对我今后看问题有帮助。
作者: 常看 时间: 2015-2-8 11:59
学习了，派系问题很难讲清楚，但是，“一定要注意，建国后，一直到毛去世前，甚至他去世后的头几年，所有的党内斗争，问题的概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试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句话绝对正确。
作者: 知青老王 时间: 2015-2-17 20:29
唉，历史是由谁写的？心照不宣。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5-2-17 22:25
现在的人浮躁，不爱踏下心来学习历史。其实只要花不太多功夫，便很容易了解到真实的历史。
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5-2-17 23:07
说一千道一万，我对中国的未来不抱希望，我只是希望自己不要看见那一天。
作者: 常看 时间: 2015-2-18 09:46
实际上，现在总比解放前好多了。
只看看拿退休金的女人数量比较就说明问题了。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5-2-18 11:18
大角度的比量！赞！
作者: 知青老王 时间: 2015-2-18 17:41
我倒是觉得，现在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强力反腐，不再养贿掏光，就是证明。
作者: 常看 时间: 2015-2-26 16:41
谢谢支持！
作者: 张延涛 时间: 2016-5-5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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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延涛 时间: 2016-5-5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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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延涛 时间: 2016-5-5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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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蛇年老三届 时间: 2016-5-6 13:27
本帖最后由 蛇年老三届 于 2016-5-6 14:07 编辑
曾经中国人都明白:沒有毛泽东就沒有新中国！新世纪该加上:沒有毛泽东就沒有強大的中国！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的伟大世界公认！是人都会犯错，我党唯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走社会主义康庄道路（反帝反资，廉政公平）。人民才会爱国爱党！中国才能立足世界之林！
作者: 蛇年老三届 时间: 2016-5-6 21:44
毛主席的九项改革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QKaSs0GP3JS09qhG#rd
作者: 山和水 时间: 2016-5-7 20:52
这应该是而后发动十年运动的重要原因。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6-5-8 12:47
您说得对！
作者: 张延涛 时间: 2016-5-8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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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共同 时间: 2016-5-9 10:37
你嘴干净些！谁也不欠你的！人家说人家的你说你，别没事找事。你愿驰吃苏丹红，掺水肉，三聚氰胺，没人拦着你。我们追求纯天然，吃糠咽菜也与你无关。
作者: 山和水 时间: 2016-5-9 17:50
没有人喜欢贫穷，同样人们也不喜欢被坑蒙拐骗，不喜欢贪污腐败；这都是正常思维。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应该与现阶段的国家领导人分不开。但是请注意：国家领导人对历史的评价好像与你的看法相悖。何也？难道你认同领导方法，而不认同历史看法？或者对现阶段强化法制教育，加强社会治理不认同？望商榷。
作者: 张延涛 时间: 2016-5-9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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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共同 时间: 2016-5-10 14:18
本帖最后由 共同 于 2016-5-10 14:29 编辑
你我可能就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所以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你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代表着什末阶级的利益自然就会说什麽阶级的话，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的是什麽阶级的利益，你自己说说吧！
顺便请你看看我的头像，是“牢骚太盛防肠断”的人吗？敢于把真人头像亮于此的人心态和心胸如何，你分析分析？
作者: 山和水 时间: 2016-5-10 20:08
朋友，您好！我是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学时期“存在决定意识”观念已融入我的血液，看样子很难改变了。因此，辩证的，历史的看待问题，是我的方法。尊重客观实际，也是我的基本态度。观察事物，我喜欢看看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没有必然联系。祝好！
作者: 张延涛 时间: 2016-5-10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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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常看 时间: 2016-5-11 15:56
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春耕夏锄全想到，防旱排涝挂在心，八字宪法亲手定，丰产的道路细指引。。。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1/140791506.html
[-] 迎春：纪念人民公社诞辰56周年
(去伪求真 2014-07-26 06:57:25 ) 7316字(3481/63)
粲然一笑60678: 人民公社好！好就好在使中国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进步到“区别于古代”的新文明阶段！使我国的农业、农村经济获得了地覆天
千秋同: 改天换地中华新，公有制度得民心。人民公社集体化，万众一心党指引。
[-] 还是暮鼓晚阳: 没有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就不会释放出那么多富裕劳动力，就不会产生成千上万新生的资本家，正是他们享受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
112.5.243.*: 要是这些富余劳动力能为集体创造劳动剩余价值该多好?共同富裕,不产生资本家,不两极分化该多好.现在似乎才觉得上了阴谋家的当.
1.192.188.*: 人民公社是中国人民的金光大道
去伪求真: 翻天右又在篡改历史，事实是当时一线领导上位后急功近利放卫星、搞浮夸，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被纠正后又走另一极端，大搞“三自一包”走回头路。
[-] 218.104.234.*: 华西村把人民公社的基本精神基本方向基本制度传承下来,他们走共同富裕道路.小岗村靠国家救济还是发展不起来,政府把小岗村作为改革典型吹,没有公信力.
113.25.33.*: 现如今已无人民公社，都被分开单干，它怕农民团结起来！
东风压倒西风123: 祝贺：北大公布2012年我国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己达0．73。
[-] 东风压倒西风123: 祝贺：北大称中国1％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财产。
[-] 快乐的小牛: 邓小平：如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116.236.100.*: 人民公社好,百姓做当家，地富反坏右，恶梦连续发!
就你，岂能改变历史？！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作者: 常看 时间: 2016-5-11 1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