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
我们的陇川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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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北京知青赴云南陇川农场
40
40 年前，1969 年5 月15 日中午12:44 分，我们305 名赴云南陇川农场的北京知青乘专列离开北京，5 天后抵达昆明附近的一平浪，再换上大卡车，于1969 年5月26 日到达云南陇川农场。同年12 月9 日，又有5 名北京知青来到陇川农场。我们310 名北京知青被分配到拉线、广线、弄巴、丙寅四个分场以及水工队，踏上了一生中最难忘怀的青春征程。
我们当中，最小的是老初一的学生，15岁，最大的是老高三的，也只有22岁。在陇川的生命刻度，最短的1 年，最长的20 余年。人生中最美好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陇川农场——我们的第二故乡。
刚到农场时，不要说干农活，我们当中不少人连自己的生活都不会料理。不仅男生，一些女生也从未洗过衣服、料理杂务，就是一群刚刚离开妈妈的娃娃兵。远离家庭，远离北京的我们，在小煤油灯下，每每接到家信，泪水就打湿了眼睛。至今回忆起那一段岁月，我们仍旧禁不住潸然泪下。
是农场的老职工、老干部把我们当作自家的孩子，热诚地接待我们，手把手地教会我们插秧、割稻、种橡胶、种甘蔗、种玉米、种蔬菜、犁田、耙田。不仅下大田，我们还学会了脱土坯、盖房子、起猪圈、修水库。
我们当中很多人不但成了种田好手，还做过猪倌、炊事员、广播员、在婴儿室带过娃娃，是真正的多面手。一些知青还当上了连队的会计、文书、卫生员，担任了中小学教师、医院护士，还有十几名知青成了农场宣传队的骨干。
当时我们所处的“文革”年代，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时代。1966 年的校园暴力和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以革命的名义让多少普通人遭受迫害甚至致残致死。在我们知青中，几乎家家都受到“文革”冲击，人人心头都有挥之不去的恐惧感，自卑感，还有因家庭问题羞愧自责带来的焦虑和紧张，是陇川农场张开双臂接纳了我们。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陇川农场同样笼罩在“文革”风暴中。是张志诚书记、李岱东场长等一批农场老干部保护了我们。他们出于敏锐的政治判断，意识到来自“文革”中心——北京的这些知青的家庭，在大风暴中会出现各种复杂情况，可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冤假错案。为了保护我们，贯彻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他们明令将所有知青的档案统统放在总场存档，不下放到各分场。
在那个人性扭曲、人格尊严受到践踏、强权压迫生命的年代，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阴暗恐怖的年代，我们310 名知青庆幸遇到了这样的好领导，好干部。北京知青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从“文革”后期直到1978 年知青大返城，我们陆续回到北京，得知云南其他农场的知青，特别是西双版纳知青在连队基层所遭受的种种际遇，才顿悟了陇川农场之于我们310名北京知青的真正意义——助力我们年轻的生命承受起难以承受之重。
我们之所以能在陇川农场不受歧视，不受侮辱，比起同代人少受了不少苦，少遭了不少难，相对顺当地经受锻炼、学习人生，在宽松的环境下得以成长，不仅源于农场领导们的保护，更是来自基层连队老职工们的包容和呵护。
1955 年建场的陇川农场是云南各地农场中老职工比例最大的农场之一。老职工主要来自内地整体迁徙的农民。他们用大地一样平实的品格、大海一样广阔的胸怀容纳了我们，逐渐融化了我们心中的块垒。在农场完善的建制和统一管理下，是你们把我们这一群不懂事的半大孩子哺育成人。
我们300 多名知青无比感谢陇川农场的全体老干部和老职工。北京知青回访团全体起立，面对老职工、老干部，向他们三鞠躬，以表达我们无以言说的感激之情。
今天，站在这里的我们可以说，在云南陇川农场这片红土地上，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没有碌碌无为，没有丧失尊严。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努力为农场创造财富，也努力汲取一切可能汲取的知识和经验，总之，我们没有虚掷我们的青春。
310 名北京知青中，赖小林、朱正祥为了陇川这片热土，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埋葬在这里，长眠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用灵魂护卫着陇川，护卫着我们的青春理想。
今天，我们回来了。我代表北京知青回访团的全体知青和这次没能回来看望的知青朋友，向赖小林、朱正祥默哀，向他们致敬。
今天，当年15 岁的孩子，22 岁的青年都到了五十开外、六十多岁的年龄，光阴在我们的颜面上留下印记，对于陇川农场的炽热之火却在心中永远燃烧。
在陇川度过的青春岁月，支持了我们整整一生。让我们在艰难中坚韧不屈，在困苦中乐观向上，顽强地面对人生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不如意甚至失败。我们不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们的人生从陇川出发。
我们的心和陇川永远连在一起。
我们永远是陇川人。
（根据2009 年5 月20 日，云南陇川农场欢迎北京知青赴滇40 周年回访团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队/ 杨团
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队/ 颜英
多少年了，我们这些曾经赴云南陇川农场“屯垦戍边”的300 多名北京知青，每逢跟家人、朋友提起陇川农场，依旧习惯称之为“我们那儿”；每当大家聚会说起陇川农场，脱口而出的还必定是“咱们那儿”。
回城之后，大家忙着重返课堂补习文化、忙着打拼起步已晚的事业、忙着操持一家老小的生计，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常常和陇川农场相会在梦境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频繁地追问自己﹕当年，知青们人在边疆，心恋北京，如今大家早已还乡，为什么心绪却又久久地萦绕着农场？不回去亲眼看看，怎么就总心神不宁，心潮难平呢？
为了探求百思不解的谜底，近20 年间，从首都到边疆的漫漫长路上，总是不乏北京知青的身影。他们有的是个人独行，有的是好友结伴，还有的是一家数口，目的地都是我们度过青春岁月的那片土地——我们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们的苦，有我们的乐，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牵挂，有我们留下的战友，还有我们曾经的记忆。在我们下乡40 周年之际，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北京知青回访团又重新来到了这片红土地。
回家的路
2009 年5 月中旬，我们回访团重又踏上了回陇川的路，如今，这条路不再像当年那么艰辛而漫长。
1969 年5 月我们初次奔赴云南时，在北京乘专列绕宝鸡到成都，再转成渝线到重庆，经贵阳过昆明到一平浪，之后是改坐敞篷大卡车，沿着上世纪40 年代的二战生命线老滇缅公路西行，一路车流滚滚壮观不已。我们翻越了横断山脉险象环生的云岭、海拔3000 多的高黎贡山，通过把守森严的怒江、澜沧江、瑞丽江吊桥，足足折腾了13天才看见陇川坝子。
今天，从北京到昆明，坐飞机不过3个多小时，再换豪华大巴约10 个小时即可抵达陇川。这要缘于昆明途经楚雄、大理、保山的高速路先后贯通，全是沿着大山的高架桥。现在，高速公路修到了龙陵境内，直达芒市、瑞丽的日子已为期不远。21 世纪第一春，瑞丽到陇川的二级公路也已通车，道路宽阔平坦，没有急弯陡坡，从瑞丽到陇川只要半个小时。
还有，数年后，瑞丽将通火车了！而且还不仅于此，听说，还有几条以昆明为起点的铁路均已上马，今后可乘坐火车经丽江进入西藏，也可以坐火车分别从河口、西双版纳等方向出境到达东南亚各国呢！真是四通八达啊！一定要拿着地图，要不还真弄不明白。
知青纪念碑
在我们的行程中，回访团滞留的第一站不是陇川，而是瑞丽，其主要目的是奔着知青纪念碑去的。千百年来，只知道中华大地上为伟人、英雄所立的丰碑无以计数；却不知当今，我们这个最最普通的群体竟然也拥有了自己的纪念碑，我们一定要感受一下。
“知青纪念碑”坐落在瑞丽江广场，碑上那个既似女知青头像又似火炬的浮雕形象不知出自哪个设计师之手，所以也无法得知它的真正寓意。不过可以说，每个见到它的人肯定都会有各自的理解。它既像跳动的火焰，象征着知青永不言老的心态，又像青年人高昂的头颅，象征着知青永不言败的精神。
我们到达瑞丽江畔已近傍晚，夕阳给碑身镀上了一层金色，碑上那浮雕图案显得更加鲜艳夺目。我们一行人矗立在长长的纪念碑前，如同缅怀先人般的心怀敬意，向着纪念碑默默祈祷。在纪念碑的背面镌刻着两段碑文，记述着赴云南的各地知青们刻骨铭心的那段历史，颂扬了云南各族人民对知青的接纳和深厚情谊，记述了纪念碑建造的过程和它的深远意义，感人至深。
碑文如下：
公元一九六九年初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中国大潮涌起时，“文革”灾祸未息，乱像迭生，国运艰危。昆明知青三万余人泪别故城亲友，分次到达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所属县乡。部分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知青亦先后于此雁聚。彼时也，德宏大地舒展胸怀，慷慨接纳，各族人民结庐牵篱，箪食壶浆，亲情无间，一若已出。雏燕有哺，故而奋飞，山海呼应大风作歌，知青以其所知，奉献于此，更以各族乡亲为师初学人生，耕稼自食，苦乐与共，亦有搏战艰难，牺牲成行。至今三十八载矣。知青史事，或歌或咽，自有评说，然青春血色殷殷灿灿，已化成盈野鲜花，与大地共存矣。
德宏，勐巴娜西——古称“乐土”。何乐之有？天地人和谐也；瑞丽，美丽之地奇美何在？碧江如链阳光温煦，坦荡从容与大千交汇也。万众稚子得以于此结缘，莫不为大幸！自一九七一年，知青始有返回，然魂兮归来？“第二故乡”梦根生发如树如花，故知青再返，鸿雁纷飞，数十春秋未绝。而故土党政竭诚运筹，乡亲壅道迎渎，情动青山，泪洒绿野，其盛状穷史未有！
今由原昆明知青倡议，得瑞丽市党和政府恩助，欲共建碑载。特邀万古不息之瑞丽江为心证情证史证，又借此地青树掩映、凤尾长书、象鼓作乐、宝光辉耀，勒此碑以记之。愿盛世永久，万民康泰。当事及后人珍重此情，永志不忘。
撰 文 黄 尧
公元二零零七年元月十五日
公元二零零六年五月《知青纪念碑》在云南德宏瑞丽落成。此碑从立意、奠基至建成历经十载艰辛。其间知青踊跃捐款，各方鼎力相助，群众热情支持，始铸就今日之恢弘碑石
《知青纪念碑》为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四万集合于德宏各县市的知青而立，为三十四万汇集于云南高原的知青而立，为一千七百万遍布中国大地的知青而立。共和国历史中一段特殊的风云岁月连同一代知青特殊的生命历程将永远镌刻于此。
《知青纪念碑》也为中国农村、农场及边疆的各族父老乡亲而立，正是他们用广阔的胸怀与质朴的情谊接纳了知青，让知青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朝夕与共，遂就切盛浸透着知青的汗水，知青与各族人民的深厚情谊也将永远镌刻于此。
之诚，相濡以沫同度坎坷人生。边疆的繁荣昌
《知青纪念碑》所记十年之知青往事已随时代远去，历史任人评说，
生活依然前行。历经磨难，当年的知青已步入“天命”之年：或看白驹过隙笑傲毁誉荣辱，或走四海天涯，函容成败得失，或喜春华秋实，细嚼悲欢离合，或思物理人情，重述是非曲直，生命有涯而多彩，青春无价而永恒。一代知青坚实的青春足迹已化为青山溶入流水，与岁月同在，与天地共存。
撰文 蔡正非
公元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
情系瑞丽知青联谊会 立
到家了
北京知青回访团是分几路向陇川聚集的，从昆明开出的大巴是人员最集中的一部分。水工队的刁松泉已经提前到达了，这是他第八次回陇川，还担当了打前站的重任；弄巴十八队的宁悦一行也已经早早地到达了农场，他们想尽量和老职工们多呆几天；还有曾德群和彭伋生两口子同样提前到了农场，丙寅的王家玲、佟喜英，一个是出差途中，一个是从外地直接到了农场。
农场为了欢迎我们这50 多名北京知青的代表，已经在公路上挂出了许多红色条幅，热烈欢迎北京知青的到来！当这些条幅一一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撞击，一下子又变成40 年前的少男少女。
农场场部高悬着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北京知青回场访亲”，扩音器里响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首让人热血沸腾的歌，如同集结的号角，把我们从四面八方召唤，使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这魂牵梦绕的陇川农场！
在签到处，提前到达的知青们忙着在赠送给农场的横幅上签名，这是拉线二队的杨克专门为此次回访制作的“1969 年5 月屯垦戍边梦开始——2009 年5月北京知青回陇川”纪念上山下乡40 周年横幅。在北京的时候，那些不能参加回访的知青们都已经在横幅上郑重签名，留下寄语，以表达对边疆红土地的思念、对青春年华的
留恋。横幅上共留下了100 位知青的笔迹。农场为我们准备了别具风情的礼品包，是陇川生产的香茶和农场引种的世界珍稀食药兼用菌——姬松茸。这沉甸甸的见面礼，在我们心里又一次激起了波澜！在场部的院子里，老职工和老知青们激动地拥抱着，紧拉着手，打量着问候着，个个眼里噙满了泪花。
40 年后和农场的老职工一起拍下这张全家福。
原丙寅分场二十五队的指导员冯老爷子，一早就让女儿陪着来看望知青们，他急切地大喊着王家玲的名字，一时没找见，便是逢人就问。王家玲说，当年她受到恶犬袭击，是这位可敬的老人保护了她，如今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但在老人心目中，知青似乎还是需要呵护的孩子。
老书记虞云升紧盯着从车上下来的每一个知青，生怕一错眼珠就找不见了人，终于他认出了弄巴十四队的那佳和沈芬，紧紧拉着两人的手如久别重逢的亲人。1969 年的时候，他是被打倒的走资派下放到十四队，和知青们共同劳动了好几年，他的家就像是知青自己的家，每天都向知青敞开着大门。今天，他要好好拉拉家常叙叙旧。
座谈联谊会
农场为这次知青回访专门准备了座谈会和联谊会，邀请了各个分场的老同志，布置好了大礼堂，幕布上写着“欢迎北京知青座谈会”的大字，桌上摆满了鲜花和水果，这出乎意料的隆重，让我们的感激之情又一次的油然而生，让我们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了巨大的震荡。
总场办公室主任杨宝惠主持了会议，副场长李自清和老书记虞云升分别发言，表示了对知青回访的欢迎。杨团代表全体北京知青发言，她说，是陇川农场以大海般广阔的胸怀容纳了我们，保护了我们，教育了我们，而我们则把一生中最美好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陇川农场，陇川农场是我们永世难忘的第二故乡。今天，我们心存感激，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回来看望我们的亲人……她说出了我们每个知青的心里话，到场的人都热泪盈眶。回访团的全体知青起立面向老职工三鞠躬，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座谈会后，一台精心准备的演出开始，舞台幕布换上了“欢迎北京知青回场探亲联谊会”字幅。
首先，回访团全体知青上台，集体朗诵了一首诗歌《我心中的陇川——纪念北京知青赴云南陇川农场40周年》。诗歌是由刁松泉创作，之后一些老伙伴参与了修改。后来，丙寅分场二十一队的杨百瑾在博客中写道：“之所以朗诵这首诗，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它表达了我们对陇川的基本感情。当然，感受是复杂多样的，每个人不尽相同，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政治、历史纠结在一起，更是有很多不容易说清的东西”。
随后，农场职工演出了短剧《一件的确良衬衫》，内容是讲一位农场的老大姐欢迎北京知青回访的故事。剧中虽然仅有三个人物：老职工及其女儿，还有老知青王英；剧情也不复杂，从老职工听说知青要回访引起的回忆，到知青登门看望时双方的感情交流，但其中流露出的那份浓浓的情意，深深地打动着在座的人。
接着，老知青和农场职工踊跃登台，各自献出拿手好戏。其中，知青的节目主要是抒发对青春岁月的无限怀念和对农场难以割舍的深情厚谊。随回访团一起回来的老知青第二代武鑫还毛遂自荐，即兴跳起了傣族舞蹈，她可是在陇川出生的知青子女，杨百瑾说还抱过她呢。
最后，联谊会在广线分场十三队陆小英的一曲《父老乡亲》之后结束。这首由陆小英姐姐受到现场感染提议演唱的歌曲，再次表达了回访团全体知青的心情。
扫墓
这次北京知青回访团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受全体北京知青的嘱托，为长眠在陇川农场的老伙伴——拉线分场五队朱正祥、广线分场九队赖小林扫墓。
回访团早早就与农场方面联系，希望找到两人的墓地。陇川农场领导十分重视，专门派人寻找、确认二位逝者的墓地，并且还翻找旧档案，帮助核实二人去世的具体时间及相关情况。
5 月20 日下午，回访团首先来到广线分场西面的丘陵地带。据九队知青回忆，这里原是一片荒山，而今沙松成林。当年由于受条件限制，赖小林的墓前连石碑也没立一块。这次，多亏农场方面大力相助，提前上山开路，清除墓边杂草，老知青们才得以顺利到达战友的墓地并举行祭拜仪式。曾与赖小林同队的胡宁光、贺晨、曲爱丽和秦建国先一步赶到，简单清理了周边场地，摆上了米酒、糕点和鲜花。胡宁光跟赖小林早年同住一间宿舍，在赖小林重病住院期间又陪床看护过他，俩人的感情自然是非同一般。胡宁光离开北京之前就准备好了情深意切的祭文，他在赖小林墓前一字一句地表达着大家对赖小林的思念：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我们的好同学好兄弟好战友赖小林同志！ 赖小林同志系北京35 中学生，北京知青，40 年前，公元1969年5 月，和我们一起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屯垦戍边从北京来到了陇川，分配在广线分场第九生产队，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因突发肝病，多方治疗无效，于1970年春病逝，安息在这块祖国西南边疆的红土地上。在他生前和我们短短相处10 个月的日子里，他团结同志，为人友善，乐观大度，积极向上的音容笑貌一直保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
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今天我们重返陇川，来到你的身边，许多老战友，老同学，兄弟姐妹，农场领导职工们又来看望你了，40 年来的巨大变化，你一定听到看到了。我们都已白发上头，但你却永远年轻，短暂的生命已和这片红土地融为一体，如果真有天堂，我们深切祝福你天国一路走好，音貌依旧，快乐永远。逝去的生命不能挽回，对死者的哀悼就是对生者的
祝愿，在缅怀逝者的同时，希望活着的人好好爱着身边的亲人，好好地珍
惜今天的时光，健康、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在现场倾听的老知青和农场陪同人员无不为之动容。
随后，回访团成员又来到位于拉线甘蔗地里的朱正祥墓地。老知青们抵达时，墓前已摆好了鲜花。听拉线分场五队的北京知青介绍，这些花不是从花店里买的，而是同队的老职工杨绍莲一家专程送来的。原来，给老战友扫墓的事情确定下来以后，苏征瑾就开始为置办鲜花的事情试探着给当年相处甚好的老职工杨绍莲打电话，请她协助解决。没想到分别多年，杨绍莲还像几十年前一样热情，她说他们夫妇都非常喜欢种花，自家园子里就有不少，这事儿她包了。5 月20 日，杨绍莲早早就把鲜花准备好，并和父母、老伴儿一起送到祭奠现场。杨绍莲的父母均已70 多岁，走远路其实很吃力，可老两口还是亲临墓地，和老知青一块儿怀念那个永远定格在18 岁的小朱。
拉线分场五队的胡楠、二队的管同立站在朱正祥墓前，低低地说了一声“再见”。老战友发自内心的一声“再见”，让在场的人心里都暖融融的，似乎逝去的那个鲜活的生命，加之与他相关的一切一切，依然存在于我们这个集体中。
与赖小林相比，朱正祥似乎更幸运一些，因为墓前毕竟还立有一块石碑，但历经近40年的风吹雨打，碑上早已字迹全无，这令一些老知青唏嘘不已，当场就商量起为两位战友刻碑事宜。回来后，丙寅分场二十队杨团就在网上发了向大家征求相关建议的帖子。
拉线二队
听说北京知青要回来，拉线分场二队职工就把迎接北京知青回队当作一件喜事来办。老职工们既高兴又着急，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心意。终于，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个好主意， 每家凑些钱，队里再补贴点儿，干脆在球场上来个大聚餐。陇川农场自1984 年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以来，各队原有的食堂就撤销了，眼下要搞一次大聚餐还真是不容易。老排长吴发山、段云成“勇挑重担”，早早就带着十几个职工忙活起来——现采买，现搭大灶烧大火，煮鱼炖肉很是辛苦，在菜肴的安排上，他们更是费了一番心思，既想让老知青们尝尝当年没有见过的新东西，又想让知青们吃吃念念不忘的老风味。经过一番忙碌，热腾腾的菜饭用门板一一抬了上来。吃着酸笋炖肉等当地特色菜，喝着一杯杯自家酿的米酒，二队知青的心醉了，眼也朦胧了，当年的很多往事都涌上心头。
面对这桌丰盛的宴席，不仅二队的知青心有所动，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想起，30多年前曾经在老职工家的小伙房里打过的牙祭。我们分享着女主人饲养的鸡、鸭、狗，分享着男主人辛劳一整天才豁来的胡子鱼，从白蚁包里挖出的鲜鸡枞，还有他们家磨的米豆腐、打的糯米粑粑等等。那时候，食堂的大锅菜缺少荤腥，青菜品种也极为单调，真是“萝卜萝半年，白菜白到底”，很多知青都咽不下去。但是同样的这份菜，在老职工家里却还不够几个孩子瓜分的，基本轮不到大人们的嘴里。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老职工家里偶尔有口好吃的，还总主动招呼知青去共享，真像俗语形容的 “吃个蚂蚱也会给我们留条大腿”。当年我们毕竟太年轻，品出的仅仅是食物的美味，今天才真正意识到它的金贵。
拉线二队的老知青们都记得当年的小阿团，如今她都45 岁了，在拉线街上开了一间裁缝铺谋生。看到她能自食其力，大家都感到很欣慰。
阿团早年是个聪明漂亮的小姑娘，大大的眼睛里透出的那份纯真尤其招人喜爱。但是，由于患小儿麻痹症，阿团的一条腿不会动，小时候只能在地上爬行，知青们见了很是同情，李艺更是抑制不住酸楚的泪水，提议大家帮帮她。男知青李树仁原先就对针灸有研究，为了更好地给阿团治疗，他又反复查医书、定穴位，并一遍一遍地亲身试扎；不少知青觉得自己插不上手，就主动让家里随信寄来艾灸卷。刚开始，孩子怕得要命，哭闹得很凶。为了让她配合，李艺等又是唱歌又是讲童话，还特意带去了连队孩子挺稀罕的水果糖。那阵子，天天晚上大家都围着阿团，忙个不亦乐乎。3 个多月过去了，阿团的腿渐渐有些温热了，知青们甭提多高兴了。
尽管知青们无法根治阿团的腿疾，但是却在其幼小的心灵里播下自强的种子，使她有了向命运抗争的意识。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群北京知青与农场小姑娘的故事一直在延续。只要听说有知青回拉线，阿团总是主动找到对方的暂住地，嘘寒问暖，那对大眼睛里不断涌出激动的泪花。
拉线五队
离开农场30多年了，陇川的一切一切至今还时常在老知青的梦里再现，凡是与当年息息相关的，事无巨细都让我们难以割舍，但仔细想来，最让我们惦念的还是那里的人——淳朴的农场职工们，留恋的也只是老知青与农场两代人之间的一份真情。
这次参加回访活动的知青，急急渴渴地奔回来就是想见到所有当年熟悉的老职工。实际上，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老熟人并不太多，因为他们中有些已经调离农场，在别处定居；有些已经跟随子女去外地安享晚年；还有些则已经永远与那片红土地融为了一体。
拉线分场五队的苏征瑾不无遗憾地一一数来，哪些与咱们父母同龄的老职工，现在都已老迈年高；哪几位上次见面还精精神神的，这次却已重病在身；更有一些虽然仅隔数年，这辈子却再也无缘相见。其中，老职工孙佩芹，因脑血管病后遗症，现在路走不了，话说不出，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知青朋友掉眼泪，那场面真让苏征瑾心碎。于是，在农场的几天里她多次返回老连队，总想和老职工们再多亲近一会儿。苏征瑾说，其实当年知青与老职工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事情，就像一家人平平淡淡过日子，但那份亲情却深不可测。她觉得，只有这样的友谊才地久天长。
大家都有同感，觉得我们真是来晚了，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凉爬上心头。广线分场十三队的肖锦玲在回忆老支书时说，他是广西人、第一批来到农场的复员军人，待人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即便是批评也显得严厉不足，可知青们却都敬重他、服从他。然而，这位长者已去世多年，再也无法相见。肖锦玲她们专程探望了老支书的老伴张月芹阿姨，聊表一份亲情。
现今已经七八十岁的老职工，在你我心目中仍旧是当年英姿勃勃的样子，但30多年后一旦见面，才知道他们的现状和我们的想象相距甚远。
丙寅分场二十队的颜英说，他们队的张才扬队长，在当年那些老职工子女的嘴里，他的故事颇具传奇性。据说他力大无穷，一个人就能拉动一辆满载的牛车。虽然知青没有亲眼见过这一幕，但他昔日的高大强壮，让我们深信这段传闻的真实性。可是在总场欢迎会上再次见到他，大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杨团拉着的一位老人泪流满面，却没认出这瘦弱的老者就是早年的张队长。会后午餐，老人坐在我们身旁，很少吃东西，也很少讲话，只是探着身子，努力想看清我们的容貌，努力想听清我们的声音。初见时和分别时，张队长都紧而又紧地握住我们的双手，其中传达出来的那种恋恋不舍，至今还能清晰地感受得到。真的，每每想起这些，泪水总是往上涌。诸位兄弟姐妹，如果思念他们，就抓紧行动吧！
拉线六队
拉线分场六队的老职工杨增寿。今年82 岁了。来边疆农场之前，老人的身份是志愿军战士，在朝鲜负伤后回国，到昆明荣军学校边养伤边学习。作为保家卫国的功臣，他并非没有更好的选择，然而他没有居功自傲，坐等国家特殊照顾，反而积极响应屯垦戍边的号召，第一批报名来边疆。
大家可能都知道老军人的习惯，他们把自己荣获的军功章、纪念章都视为宝贝，轻易不肯向外人展示，只有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他们才会挂满胸前，以示郑重。今天，杨增寿老人胸前挂满了奖章、纪念章，这是打算欢迎谁呢？原来这一天是北京老知青回队探亲的日子。虽说六队仅仅回来了崔玲一个人，可杨增寿老人毫不含糊，
仍然以最隆重的方式迎接这位普通知青。
细看老人胸前的奖章，我们不难发现，他不仅是战场上的豪杰，在边疆建设中照样也是一把好手，那枚云南省劳动模范奖章，就是1958 年获得的。还有这枚新崭崭的军功章，老人家是替小儿子佩戴的，上世纪70 年代末，这位年轻的军人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杨增寿老人就是想以此来表达他家两代人对知青的一片情意。面对此情此景，哪一个老知青又能不被震撼呢？陇川农场的基业，是几代农垦人铸就的，作为来了又离去的知青，我们付出的仅是部分青春年华，而无数与杨增寿老人同时代的复员转业军人、青年垦荒队员，支边移民都是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我们这些人何德何能，哪有资格享受这样的礼遇呢？由于多种原因，崔玲直到晚上才赶回六队。那天老人身体欠佳，需要输液治疗，可却一直不肯脱衣躺下，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知青回来。
老人的老伴儿栗文华老师，今年77 岁。这位老妈妈也不是等闲之辈，她是1956 年初自愿从昆明来边疆的垦荒队员。据农场提供的文字资料显示，如今陇川农场连职工带家属共计13000 多人，而在1956 年建场初期，农场的辖区内仅有108位老兵和97 位昆明青年。今天，不仅杨增寿、栗文华这两位老人仍然留在边疆，他们的三个子女也都在农场工作，直到孙子辈才有两个走出了陇川坝，分别在北京、昆明上大学。
在这次回访中，北京知青在基层连队见到过不少这样的老人、这样的家庭。据史料记载，仅仅1958 年来农场的555 名转业军人中，就有不少老红军、老八路、老边纵。他们曾经南征北战，有的立过功、有的负过伤，人人都有说不完的战斗经历。随军而来的家属也不寻常，她们中有女乡长、女公安、妇联干部、纺织工人、会计、医生、教师、营业员、演员等等。这批人的故乡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引用一位志愿军战士的话说，我们是把自己“嫁”到了农场，“嫁”到了边疆，把子孙也献给了边疆，成了地地道道的陇川人。
此时，我们耳边再一次回响起虞云升老书记在欢迎会上的讲话，这位老领导痛心地历数着知青在农场遭受的磨难，而对他们那一代数十年的艰苦卓绝却只字未提。我们今天看到陇川欣欣向荣的景象，相信每个人都能掂量出几代农垦人的付出有多少，让我们回顾一下陇川农场的历史，也能感悟出在开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程中农垦人发挥了多大作用。
1955 年5 月12 日，第一批复员转业军人来到陇川坝。他们建设农场的启动资金是100 元。
1955 年6 月1 日，陇川农场第一任场长兼党总支书记张国珍踏进陇川坝时，南宛河西岸，荒草茫茫，从章凤到邦滚山脚，连绵数十里，没有大路，不见村庄。一
十四队的知青沈芬又见到了当年在一起干活
的老职工
队人马乘傣家竹筏渡过南宛河，沿小路钻进望不到边的茅草林，路边茅草高过人头。他们踏着泥沼前行十余里，远远见到一棵大青树，先期到达的官兵们就借住在树下的弄贯傣族寨子里，也就是后来的广线九队。
1956 年1 月15 日，昆明青年志愿者垦荒队抵达陇川县城。他们从昆明出发，先是乘坐新进口的东欧柴油车沿滇缅公路西行，历时7 天到达畹町，然后徒步奔赴陇川。途中，畹町到瑞丽之间是马车路，瑞丽到陇川章凤之间是马帮路，3 天之后到达陇川县城。当时老城子的所有建筑，就是半山坡上七零八落的一片茅草房，而整个坝子十之八九是沉睡千古的荒野草海，村寨稀少。昆明青年志愿垦荒队建起的青年农庄位于现今的丙寅分场场部一带，四周时常可以见到豹子、豺狼出没的踪迹。
20 世纪50 年代，陇川坝子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二牛抬杆的黄牛车，其活动范围仅限本村内，最远不过是到秋收时的踩谷场。村寨之间没修路，人们外出走羊肠小道，几人同时上路，必须鱼贯而行，对面来了人，其中一方要停下脚步侧身礼让。
在农场管辖区域内，1958 年能通马车的泥土路总共只有十七八公里，一段是从现今广线分场三队到丙寅分场场部，另一段是从总场到邦湾石场。路上行驶的车辆总计有马车、牛车各十多辆；自行车两辆，分别归场长和保卫干事专用。
1958 年10 月1 日，陇川到瑞丽的公路通车。用老一辈农垦人的话说，这是他们用小洋锄挖出的公路。
广线十三队
这次来到陇川的不单是当年的北京知青，还有多位家属随行。据不完全统计，仅姐妹就有四五对，夫妻三四对，全家出动的有两家，再有的是姐弟、是妯娌，甚至忘年交的朋友也随团而来。
广线分场十三队迎来的北京知青，全部都是带家属的，他们是肖锦玲姐妹、陆小英姐妹、王薇娜夫妇还有王秀荣一家三口。
几十年来，从我们无限的牵挂中，从我们无休的眷恋中，我们的亲人朋友对这块红土地，对这里善良的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他们因此也对陇川农场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一直希望能到这儿来看看。当然，每个人的感受不同，想表达的也不一样。陆小英的姐姐陆平丽说：“到了这个年龄，深感人生道路上机会的重要，有天大的本事没有机会将成为终身遗憾。这是我感受最深的。”陆家姐妹从小都是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领唱，姐姐的艺术造诣可以说比妹妹还高，但是由于政治原因，陆大姐曾经遭受过被专业艺术团体招走又退回的打击，并且从此与酷爱的舞台再也无缘。这次来陇川，姐姐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对农场的人们表示谢意。陆大姐说：“回想起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父母蒙受冤案，我们是何等的受歧视。然而妹妹是幸运的，遇到了有水平、有胆识的农场领导，不仅心灵没有因为家庭的牵连而受到任何伤害，还可以在农场的大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是刚刚踏入社会，只有15岁的妹妹最大的幸福。感谢农场和宣传队领导，以及帮助妹妹成长的每一位同志，是这片红土地保护了她，养育了她，并为她走上艺术之路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陇川是她成长的起点，农场是她从事艺术工作的摇篮。”据了解，调回北京后，陆小英一直从事舞蹈表演和研究工作，此生可谓在事业上达到了理想的境界，相形之下，难怪深爱艺术、深爱妹妹的陆大姐感叹不已。
在农场联谊会上跳舞的那个孔雀精灵小姑娘，她的妈妈是广线分场十三队的北京知青王秀荣，她的父亲武子弟原在四川三线工作，后来王秀荣调不过去，武老师就把关系转到了农场。女儿武鑫出生时，两口子都在丙寅分场学校教书。武鑫小时候，头发一直短短的，身材敦敦实实，也不像一般小女孩那么爱叽叽喳喳，不熟悉的人都以为她是个胖小子。真是女大十八变呀！尤其是看了她那灵动优雅的舞姿，谁能把小时候和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重叠起来呢？王秀荣一家直到小姑娘十多岁了
刚到弄巴分场十八队的女知青们丙寅分场知青左起：霍保山、常寒婴、常滏源、杨德荣
才离开农场，老知青们都说：“武鑫真是这块土地养育的孩子，所以傣族舞才会跳得那么好。”看来，这块红土地的精髓是溶化在她的血液中了。
回访团里还有两位随行者值得一提，一位是弄巴分场14 队北京知青沈芬的表弟陈中行，因为他的身份较为特殊——是台湾同胞。实际上他的父母原先也是北京人。近些年，回京探亲，回大陆旅游对于陈先生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像这样深入到祖国最边远的地方，亲身体验底层劳动人民之间的真挚感情，对他来说还是绝无仅有的，因而他用繁体字发来短信，述说他感触最深的两点：陇川农场人员以及当年北京知青旧识的那股真诚热情让我感动，相见时难别亦难之情表露无遗。他还说，杨团致词那段真是慷慨生动让人动容，不少人为之落泪！
再有一位是罗老先生，今年已80高龄，他是水工队北京知青冯容的朋友。他说，时隔半年多，我仍然记得每个人的名字、个性和特征，他用“我爱他们”来表达一个长辈对我们这些晚辈的欣赏。他还说，从知青身上看到了共和国根基和力量的所在，并且探求出知青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答案。罗老先生认为，知青在思想成形阶段，到边疆农场广阔天地中锻炼，对一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这一代人如今的成熟、成就、思想的开放，个性的鲜明，源于青春时期对劳动生活的热爱，对农场职工的深厚感情以及汲取了深藏于中国基层民众中的优秀传统。
老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审视着我们在人生第一站学到的人生第一课。
弄巴十四队
刚到陇川农场没多久，知青们就听说景坎街的东西比城子、弄巴便宜好些。当时，老职工们工资低孩子多，可为什么没见几个人去景坎抢购便宜货呢？原来，去那边
必须得过一座竹桥。别看农场职工个个都能在脚板宽的田埂上健步如飞，但面对那座桥，敢逞英雄的却并不太多。我们这些知青则听而生畏，敢“以身试桥”的就更少之又少。别人惹不起那桥，却躲得起。可分配到弄巴分场十四队的北京知青们就没法躲。因为从总场场部到他们连队就是“华山自古一条路”，不跨过这座竹桥就别想进家门。所以这座老竹桥从他们分配下来的第一天，就给几位知青来了个“下马威”。
这座桥架在陇川坝最大的河南宛河上。桥墩是用细木桩做的，上面撑起几根并列的大龙竹，再铺上一条竹片编成的篾笆，这就叫桥了。这座桥颤颤悠悠，破破烂烂，摇摇欲坠，尤其是雨季河水暴涨的时候最叫人胆战心惊，人在桥上如果抬着头走，生怕自己一脚绊进篾笆的破洞里摔下河去；低着头更吓人，急速奔流的河水让人眼晕，总觉得桥身正在向水面倾斜，似乎随时能让大水卷走。
其实主桥部分还算好通过的，因为它毕竟比较平直，更为凶险的是引桥，也就是把桥身与岸边连接起来的那几根长竹子，不仅光溜溜的，而且还是斜搭着，竹子之间谁也不挨谁，旁边又没有可抓可扶的地方。让这些城里来的知青可怎么走？从小到大，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如此恐怖的桥呀！当最终战胜恐惧战战兢兢走过这座桥时，对每一个知青都是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考验。
有了这样的“第一次”，后来无论再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知青们都没有低过头。可以说，十四队老竹桥是知青们在艰苦环境中长大成熟的见证，从四肢着地一边哭一边爬着过桥，到光着脚昂着头坦然走过竹桥，知青们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了！ 40 年后再回十四队，这座老竹桥已经被现代的水泥大桥所取代，远远的只能看见它残留的两溜桥桩，但老竹桥给我们的启示却永远留在了心里。
在弄巴分场十四队的北京知青里，有9 个人曾在教育部大院里一起长大，连中小学都上的同一个学校，这就是王小波、赵红旗赵和平兄弟、艾建英艾建平姐弟、沈芬、那佳、朱萍华和岳薇。多年来，他们有个共同的心愿，组织一个“还乡团”再一块儿回云南看看，可由于种种原因，总也没能成行。后来，2005 年艾建英艾建平姐弟最先代表大家回到了弄巴分场十四队，2009 年沈芬、那佳也回来了，另外几位今后肯定也都有机会再来，而他们之中的王小波却永远不能了却这一心愿了。
这位王小波，就是被称为“文坛黑马”的作家，就是被誉为“全体云南知青骄傲”的王小波。无论读者怎么崇拜，无论媒体如何宣传，在陇川的山水间，他头上没有光环，身上不放异彩，王小波就是本色的自己，是北京知青之中的一个，是十四队里的一员。
王小波在十四队接受“再教育”有两年多。十四队是个专门种植水稻的连队，王小波经常干的活儿就是插秧、薅秧、打谷子、犁田等。他身高一米九，弯腰插秧几乎是个倒U 字型，可想而知他的困难，可王小波却默默地坚持了下来。他虽然沉默寡言，可难得出口的语言却十分幽默深刻，一如他后来的随笔文章。业余时间，他几乎全部用在了读书上。王小波为人低调正直，留给队里老职工的印象虽不深刻但一直比较特殊，一提起他，老职工就笑，笑他的邋遢，但也夸赞他的聪明。当时老职工家煮饭用的木柴得到很远的原始森林中砍伐，再一担担从大山上挑回来，王小波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曾经进行过沼气试验，也得到过领导的支持，但在当时的年代最终不了了之。他的哥们义气在知青中也处处显现，得知有知青被欺侮，王小波便用他那犀利的语言文字表示抗议以及对受害者的同情。
2007 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之际，《三联生活周刊》派出多路记者到王小波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采访，其中就包括陇川农场。沈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推荐給大家，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王小波在文坛上能有那样的建树并非偶然。当时队里的人都知道王小波爱看书，说他收工回来，脚也不洗就往床上一靠，拿个被子往身上一搭，就开始看书。看完赵红旗带去的两本古希腊史后，就一遍遍阅读自己带去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艾建平对此非常理解，他说，当时实在是精神生活太匮乏了，没书可看，小波离了书就活不了。据与王小波同宿舍的赵和平回忆，王小波的褥子底下常常是既有书，又有钳子、锤子等劳动工具，他不嫌硌得慌，回来倒头便睡，也懒得收拾，想看了，从褥子底下随手掏出来就看。王小波看书的画面也留在了老职工的记忆里，他们至今记得，王小波连吃饭也在看，碗边就摆着一本书。他们还说，王小波能大段大段背诵文学作品，讲起历史故事像说评书一样……听沈芬讲，“文革”中，虞云升书记曾下放到十四队，不少知青都经常去虞家串门，王小波是最爱去的人之一，因为他觉得虞书记水平高，俩人聊起来挺投缘。《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也记录下这位老领导对王小波的评价，文章中这样描述：提到王小波，虞云升还竖起大拇指，夸他“是队里最聪明、最有内涵的人”。这次虞云升又一次亲自陪着那佳和沈芬回到了十四队，老职工们仍然同40年前一样热情、朴实，也再一次说到早逝的王小波，“要不是那么艰苦的生活，要不是那么累的活儿，要不是王小波被累出了病，他也不会这么早早地就离开了大家。”老职工们如是说，不无遗憾。
我们不能从更多的角度去讲述王小波的故事，也没有资格过多的评价他，因为，在当今世上活着的人们没有谁能真真正正读懂王小波。
弄巴十八队
在此次北京知青回访活动中，弄巴分场十八队参与的人数最多，连知青带家属约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他们早早就回到了农场，逗留时间也是大队人马的两倍。2009 年已是十八队北京知青第二次集体回陇川了。2005 年场庆50 周年时，他们的队伍更庞大，足足有18人之多。
当然，不能不说这和他们的基数大有一定联系。不少连队的北京知青均是10 人上下，而弄巴分场十八队一下子就分去了35人，占全总场北京知青的十分之一强。更关键的是，该队老知青们认为自己跟老职工的感情已经升华到“亲情”级别，双方关系之和谐、之亲密，早已超出了一般的同事、朋友、战友，大家处得就像一家人，特别是这种情分并没有因为知青返城而逐渐疏远。
2004 年7 月初，媒体报道云南德宏州的盈江、瑞丽、陇川等县市普降大雨，灾情严重。其中，仅4 日和5 日两天，陇川农场所在地降雨量就达134.4 毫米，造成山洪暴发、山体滑坡，使当地众多人员被围困、多人失踪伤亡，陇川农场21000 多亩农作物被吞噬，许多房屋被损毁，经济损失高达5千多万元，是当地的重灾区之一。至今，还能看见当年被洪水冲下来的一堆一堆的木头和杂物。
听到农场受了灾，弄巴分场十八队的老知青心情都很沉重。那几天，除了密切关注灾情发展，知青们也在商量应该怎么帮助他们才好。分析了各种方案之后，大家认为捐款是最便捷有效的方法。尽管那时知青中的绝大多数已经退休或是下岗，生活并不宽裕，但面对农场遭受的巨大灾难，知青们都愿意出点儿力。
当时第一个捐钱的是李建华，送来100 元，他已下岗一段时间了。葛顺恩也是100 元，单位效益不好，他每天上夜班看仓库，月收入只有四五百元。十四队北京知青沈芬听到消息后，特意拿来200元，她说，我不管这钱是给十四队还是给十八队，反正是我的心意。参加捐款的也不光是北京知青，上海知青刘忠庆就和他的北京知青太太一起捐了200元，那时他因工伤在家吃劳保已有些年头了，每月收入400多元。在捐款的22人中，还有一位从来没有到过云南的年轻人，他是十八队知青刘润忠的儿子，父子俩各捐了100 元。在铁道部工作的范海钧忙里偷闲送来了500 元，是捐款最多的一位。
2004 年7 月14 日，在邮局工作的刘润忠代表大家把募得的3000 元钱汇到了弄巴分场，并发去了一封慰问信。很快，弄巴分场十八队的职工就回了一封感谢信，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和战胜灾难决心。第二年，杨开明他们宣传队的知青回农场，看见捐款的名单还在场部的墙上贴着呢，纸已经变黄破旧了，但字迹清晰可见。
遭灾的第二年正逢建场50 周年，总场给捐款的知青们逐一发来了邀请函，把大家当成参加农场盛大庆典的贵宾。这令我们有些惭愧，我们不过是稍稍尽了一点儿心意，想不到农场人却如此看重这份情义。
几十年来，类似这样的亲情往来，在农场的老知青和老职工中不知有多少。仅在这次回访中，就有不少老知青自发捐款，他们拿出几百元或数千元，有的是悄悄留给队干部，委托队里分发给生活困难的家庭；有的是交由别人带为转交；有的是直接交到老职工手中，即便被对方多次退回也不罢休，返京途中又托人把钱带回了农场。真是一片诚心天地可鉴！
弄巴分场十八队的宁悦回忆说，2005年第一次返回阔别了近30年的第二故乡，就受到全队老职工胜似亲人的接待。在农场的5 天里，东家请，西家接，不到谁家谁都不高兴，即便按每天吃四五顿饭安排都轮不过来。大家在一起回忆着那些难以言说的苦日子，畅谈着30年来陇川农场的变迁，眼中都充盈着激动的热泪。临别前，老知青商量着要请老职工聚餐，包括那些调走的也全要请回来，但是队领导和老职工却断然拒绝。他们说：“你们在农场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没能很好地照顾你们。你们走后这30 年，我们天天都盼望你们能回来看看，今天你们终于回来了，就像姑娘回了娘家，哪有让姑娘请客的道理。”最后还是老职工们请知青吃了顿告别饭，更让知青们于心不忍的是饭费竟然是遭灾那年老职工靠捡水漂柴换来的钱！十八队的老知青们说，我们是含着眼泪咽下的这顿饭，当时万千思绪积在心头，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只盼着有朝一日能加倍回报这份深情厚谊。2009 年5 月，机会来了。在下乡40 周年之际，十八队的部分北京知青又一次置身于亲情的重重包围之中。在陇川的6 天里，老知青与老工人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每天都是过了半夜才回到招待所休息。这一次，老知青们没跟队里人通气，早早就预定下饭店，一定要好好宴请40 年来一直关心自己的亲人们。
宁悦还讲述了北京、上海、成都知青之间的亲情往来，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三地知青都说弄巴分场十八队是块宝地，毛主席做了红娘，成就了九对异地知青的好姻缘。宁悦夫妇即是其中一对，她是北京知青，先生刘忠庆是上海知青。他们这是第二次回队探亲，还特意带上了儿子儿媳，让孩子们也来看看促成父母姻缘的好地方。由于在艰苦的岁月中共过患难，这九对知青伴侣的感情基础非常坚实，30 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生坎坷，他们都能携手面对，家庭生活一直和睦美满。每当提起这些，弄巴分场十八队老知青都深感自豪。
丙寅二十队
丙寅分场二十队的老知青给老职工奉上了一张立体画，不送吃不送穿这是为什么？这还得从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讲起。
“文革”期间，上面一贯号召全国人民要过革命化的春节。在北京要先啃窝头忆苦再吃酒肉思甜，在边疆地区可没那么左，生产队食堂照样按旧习俗捕鱼、杀猪、积极筹办职工会餐，各位老职工家也都搞到了平日难得一见的节日食品。知青们总不能也像在北京似的搞忆苦思甜吧？于是思来想去，觉得给老职工家送春联也许是比较容易体现“革命化”的具体行动。只要破旧立新把传统的吉利话全删除，再一律填上顶顶革命的词句就可大功告成。当时写的什么，今天多半想不起来了，无外
乎摘抄毛主席诗词或拼凑革命口号吧。唯有一副，至今仍能倒背如流，那是从解放军画报上找到的，叫做“宁可为公前进一步死，绝不为私后退半步生”。这副我们认为最最革命的好对联，最终贴在了一位老排长的门前。那时候，我们真的不懂，一个“死”字，无论在什么年代，无论镶嵌在多么革命的句子里，当拜年话说都不适宜。所以，面对全队一片哗然，我们竟然不知错在哪里。
现在回想，在咱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里，民风民俗这一块几乎是空白的，刚刚步入社会，知青对民情民心的了解又是相当有限的。尽管我们的家庭以及自己在“文革”中大多受到冲击，自认为对极“左”的一切有着本能的反感和抵触。从表面上看，这段故事也许只是那个畸形时代所发生的偶然事件。其实，我们40 年后重提此事，是希望引起社会的思考，让与其实质相同的事件不在新的历史时代，以新的表现方式重演。
在之后的几年里，这个心结虽不那么容易解开，然而不管是老排长，还是他的全体湖南籍乡亲，对我们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
39 年了，这块石头一直梗在我们心里。回访前，我们转遍了都市的商业区，总算选到了这种富含寓意的立体画。今天再相逢，我们要把“吉祥、平安、富裕”等人世间最美好的祝愿都补还给老职工，真心诚意地希望老人们个个健康长寿，人人万事如意！
老排长现在随儿子定居在瑞丽市区。在农场的3 天里，我们专门抽出一个晚上驱车几十公里去看望了他，终于亲口向他说出了“老人家，当年我们对你不起！”如今老排长已80 高龄，虽说住着别墅，生活起居均有人照应，但老人享不惯清福，自己在后院开了块菜地，时不时还亲自担菜到街子上去卖呢。
这次回二十队，我们遇见了4 位“小”老职工：陈菊华、陈知阳、高冬妹，还有唐队长的小老弟。说“小”是因为他们都是第一代农垦人的子弟，说“老”是他们今年也有五十大几。上世纪60 年代末，队里有一大批他们这样的小学毕业生，由于农场中学没有恢复招生，就都在连队参加劳动。二十队的知青可能都记得，从总场分配到连队那天，就是他们在路口夹道欢迎，载歌载舞簇拥我们来到队里的。
知青提起学农活儿，一般都说“是贫下中农手把手教的”，而我们掌握的不少农业技术却是跟这些小师傅们学来的。别看他们只是娃娃，干活更像做游戏。其实认真审核他们完成的生产任务，不管是质量还是速度，都足以顶个正式劳动力。所以给知青当师傅完全没问题。
几十年过去了，怎么给他们当学徒的事早已淡忘，倒是跟他们一块儿栽秧和割甘蔗草的艰苦还记忆犹新，小师傅们的“搭救之恩”也叫知青女生难以忘怀。
计划经济时代，北京城市居民配给的大米数量不多，所以我们总觉得大米饭吃起来格外地香。谁知大米好吃秧难栽，农场地广人稀，为了抢季节，插秧大忙的俩月里，职工几乎没有休息日，天天在水田里一泡就是十多个小时，那腰真是直起来弯不下去弯下去直不起来，栽秧的手指被磨得血肉模糊，带着指套都经常不管用。更可怕的是水田里的蚂蟥，那是最让我们恐怖的。尤其是那里的牛蚂蟥，其身体约有人的手指粗细，最长的能环绕脚脖子一周，逮不着水牛它就吸人血，让初来乍到的女知青想起来就肝儿颤。不同品种的蚂蟥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旦叮上人，不喝足鲜血绝不松口，而且它们全身又是软乎乎、滑腻腻的，一拽老长，要想清除还真得有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然而，老职工子女却是蚂蟥的克星，听到我们尖叫，他们几步就从旁边蹦过来，三下两下扯下蚂蟥，然后随手拔根草棍把那个吸血鬼一翻，就晒在田埂上了。当然，时间长了，我们慢慢也练就了这手本事。
我们这些人都是伴着经济困难的岁月长大的，水果是难得的奢侈品，偶尔有根硬甘蔗啃啃自然感觉蜜一样甜。来到农场，见了连绵成片的甘蔗林，心想这回准能过足馋瘾了，可做梦也没想到，仅仅给甘蔗地割上一遍草，就先让我们脱了一层皮。当时农场是广种薄收，没有能力精耕细作，又缺乏除草剂，地里的杂草往往跟甘蔗比赛着长个儿，到了农忙刚栽完秧，腾出手来割草的时候，草已是一人来高。甘蔗林里空间狭小，人钻进去割草只能半蹲半跪，先用镰刀把身前的草茎斩断，再往前卷，循环往复，草团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割草的人闷在里面不见天日，就像鼹鼠打地洞，总得俩仨小时才能割通一垅。每天上工，大家的衣服都被湿透，也分不清是汗水还是叶片上的水珠；凡是裸露的皮肤都被甘蔗叶划出道道血口，时不时还叫甘蔗毛蛰得通红，收工后用水一洗，愣是疼得人浑身哆嗦。还有最让女知青发憷的，是时常遭遇一窝窝肉哄哄、粉嘟嘟的没毛小耗子和小鸟崽儿。甘蔗之间的行距只有一肩宽，我们是碰不敢碰，躲没处躲，手脚都酥麻了。自然又是那些小师傅来救驾，每次他们都如获至宝，笑嘻嘻地说着类似的话：“这可是好东西，搁上药材炖炖，大补呀！”我们听了再次反胃，这种补品我们始终没学会享用。
我们当然也有神气的时候，知青见识的新鲜事物毕竟比农场孩子多。工间休息，他们最爱听我们神侃外面的世界，入迷之余也会反问：“北京那么好，你们为啥还来我们这里？”两帮半大孩子也常会为些小问题争论不休，急了就打赌。他们输了，就偷偷从家里捞一大海碗酸腌菜或水豆豉送过来。我们输了，一无所有，他们就罚杨团摘了眼镜从工地摸回队里。
我们有了这些朋友，繁重的劳动也显得相对轻松，想家的日子也变得不太难熬。
1969年秋天，总场中学复课了，至今我们还记得送他们去上学的场景，周日傍晚，夕阳把草木镀成金黄，老职工子女们背着自家做的书包，提着小小的腌菜瓶，呼朋唤友，一路欢歌笑语直奔学校而去。送行的知青站在二十队桥头，默默无语，满眼的羡慕里夹杂着几丝嫉妒。
知青龙迎建和她的学生们
2002 年颜英回来，也只见到了陈菊华，还有雷桂香几姐妹。今天，我们真想对着二十队的田野吼上一声：更多的小伙伴，你们都在哪里？
丙寅二十一队
杨百瑾说，农场一直在我们心里，我们一直都没有忘记，就像我们的家乡一样，一直在牵挂，一种十分的眷恋，一直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念想，中间我回来过几次，这回应该是第五次了。
杨百瑾是1977 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离开农场的，1990年、1996年、2004年、2007 年直到这次。用她自己的话说，有机会就想回来看看，其中缘由何在呢？她在博客中写道“劳动虽然繁重，但没有强迫和虐待，更重要的是平等。有了发挥知识和特长的机会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当地知识青年和老职工的子女是同样的，好像还更受重视一些。”陆陆续续，不少知青当上了生产队的文书、会计、卫生员、司务长等等，还有不少知青离开了生产队，担任机耕队的拖拉机手、医院的护士、学校的老师、总场宣传队的队员、场部的干事等等（到1979 年底，三地知青中有128 人担任了中小学教师，59 人担任了卫生员，93 人担任了汽车、拖拉机驾驶员，165人分别担任了生产队、分场、总场干部）。其中，北京知青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后来，在大田劳动的北京知青就基本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这种平等和信任是很难得的。北京来边疆的知青里，大部分多多少少背着政治包袱，也就是所谓的出身有问题。这个沉重的包袱一直压着我们，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政审往往过不了关。但是队里的老职工对我们的家庭情况，却没有那么在意；农场领导在培养使用方面也都是一视同仁。在那样的政治大气候中，陇川农场相对宽松的小环境、老职工的善良宽厚、基层干部的正直公平，多少温暖了我们被伤害过的敏感的心。
知青刘润忠和农场中心小学的学生们
特别让杨百瑾感动的是老职工数次推荐她上大学的经历，她说：“1973 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群众一致推荐了我，但报上去后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刷了下来，这等于公开宣称我家有问题。开始我灰溜溜的，甚至心里有点儿恐惧——在当时，这相当于政治上宣判了死刑。可是队里职工并没有看重这个结果，还都来安慰我，让我没有抬不起头来的感觉。1974 年又一次招生了，我犹犹豫豫不敢再报名，但大家都鼓励我、督促我报名，明明知道‘不合格’，仍然推荐了我。当然，又被刷下来。1975 年还是如此。农场的干部和群众无力改变大的政治气候，但那几次推荐，在那种情况下给予我的认可和肯定，至今让我难忘。”
在博客中，杨百瑾还检讨说，农场对知青的关爱是无条件、无功利、对子女式的关爱，让我感到自己为农场想得太少，做得太少。
近日，从陇川农场的史料里得知，全总场曾有189 名知青像我们一样考入了大中专学校。当时国家有政策，工作满5 年的学生即可带薪读书。可以想见，对于本来就不宽裕的农场来说，这笔经济负担该有多重。然而，农场方面却从来没向知青学员们索取过回报。这难道不像节衣缩食供孩子求学的父母吗？多年来，我们无以回报于心不安，所以，才会有许多知青像杨百瑾那样有机会就往陇川跑，我们其实就是想“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这次回到丙寅分场二十一队的，还有一位北京知青是林光南。
离开陇川农场后，林光南参过军、当过工人，可不管过了多长时间、不管走到哪里，总是忘不了自己在丙寅分场二十一队的“家”——知青宿舍。他说，经历40 年的风雨，房子已显得破旧，可在我心里，它还是那样亲切、温馨，当年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1969 年5 月，刚到农场，队领导就把北京知青安置到刚刚建好的土坯房里。房子虽新，可窗户上没有玻璃，只靠钉在窗框上的塑料薄膜遮挡风雨；屋里没吊顶，躺在床上就可透过瓦片的缝隙看到天空，和北京的楼房一比真是十分寒酸。可当时，队里有不少老职工住的还是低矮、黑暗的茅草房，我们的房子已经属于鹤立鸡群的“豪宅”了。住的时间长了，对这个家感情越来越深，我们不仅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把房间布置得更舒适一些，还在门前种上了芭蕉树，摆出了一副长期过日子的架势。
当时林光南和李京、常寒婴同住一间屋，隔壁住着女生。房子不隔音，女生说话音量大点儿我们就能听见。刚到生产队，就赶上插秧大忙，队里要搞生产突击活动，队长在布置任务时，用的是1958 年“大跃进”式的语言，说是要放个“卫星”。其实就是指那天完成的插秧面积要大大超过平时，知青们听了一头雾水。就听见旁边屋的女生质疑，“咱们国家都没有卫星，怎么队里就能放出卫星来？”到底是谁说的现在已无从考证，但这段趣事儿一直留在了记忆里。
大多数男生不太会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诸如洗衣服之类的事情，下乡以前都没怎么干过。还记得陇川的雨水太勤，洗了衣服没地方晒，林光南说他把一件白衬衣晾在了临近的空屋子里，一周后才想起来收，谁知道，衣服和竹衣架接触的部位已经长出了绿色的霉菌。同队的知青杨德荣不知从哪儿学来了“比较穿衣法”，把衣服穿脏了扔在一边，另换一件干净的，直到家里带来的衣服都穿完一遍，再从里面挑相对干净的穿穿。更有甚者，连袜子也分成里面脏和外面脏的，根据不同情况酌情穿用。于是，那堆等待重新筛选的脏衣服也就成了男知青宿舍里的一景。
不单是林光南，其实每个知青的梦里都有自己的那间老宿舍，那是我们离开父母后第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呀！因此，回过农场的老知青几乎都在原先的住房前留了影。其中，拉线分场二队的李艺最为开心，她说：“我和于昀的房子现在没有别人入住，哈哈……”李艺觉得那间老屋是特意给她俩保留的，似乎随时可以再搬进去。丙寅分场二十队的8 位女生当年住过的是两层的“绣楼”，在全农场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吧。当时杨团、何小平住一楼，另外6个人住二楼，颜英的床就在窗户边，从家带来的大箱子放在窗下充当桌子。这次再回队，小楼已经扒倒了，队里要在那儿盖职工活动中心呢。今天，每个与老宿舍合过影的知青都应该感到庆幸，您这回可真是来着了！因为陇川农场已经定下目标——2010 年消灭土坯房，这些老屋将不复存在了。
陇川农场有计划地集中更新生产队职工住房是从2004年洪灾之后开始的。那时，全场有93 户职工住房被损毁，农场从社会各界捐赠中拨出款项，按每户一万元标准补助, 其余投入职工自筹，统一盖起了第一批新房。2008 年8 月，盈江、瑞丽地震波及陇川，部分职工住房断裂变形，中央、省政府和省农垦总局先后拨专款，加上农场自筹，每户按一万五千元标准补助，帮助433 户职工家庭新建了住房。
2009 年，中央和省政府出台云南农垦职工住房全面改造的“保障性安居工程”政策，陇川农场有1500 户职工家庭可以享受一万五千元的政策覆盖。北京知青回访团在农场看到，各生产队新住宅建设均已大面积动工，虽说从此要与老宿舍永别了，但老职工的住房条件能得到明显提升，大家心里还是十分欣慰。
丙寅二十三队二十五队
提起杨兴标，丙寅分场的三地知青几乎都知道。他热情开朗、待人真诚、对知青更是关怀备至，曾经有幸和他近距离接触的知青，许多人跟他成了一生的挚友，就连无缘走近他的知青们也都仰慕他的为人。他是何方神圣，能有如此的人格魅力？
杨兴标，1949年生人，与老高一的北京知青同龄，1969 年，我们还是初次离开父母羽翼的孩子，而他已经是能独当一面的基层干部了。
北京知青刚下连队时，杨兴标在丙寅分场二十三队当副队长，负责知青安顿。为了帮助知青们尽快融入新生活，他实实在在做了很多细致工作。首先是解决吃辣的问题，二十三队多是湖南籍老职工，本来就酷爱吃辣，再加上当时蔬菜品种很单一，除了少量油盐又没有其它佐料，食堂的大锅菜还真得指着辣子提提味儿。可北方来的年轻人都不适应，不光是欣赏不来这种美味，更实际的是消化道承受不了那种火烧一般的刺激。杨兴标得知后就叮嘱食堂炊事员，每顿做菜时先给知青盛出一盆再放辣椒。其次是解决用水的问题，老职工们为保证饮用水的清洁，历来都是在小河小沟里清洗衣物，知青到的时候正赶上雨季开始，小河沟里的水都是浑的，大家用惯了清亮的自来水，也不懂当地风俗，就跑到井边打清水洗涮，从而引来了老职工的非议。杨兴标发现后就带人另外开挖了一处水源，这样既保证了职工饮水卫生，又解决了知青的用水需求。
诸如此类的问题，下乡初期知青都遇到过。放在今天的确是小事一桩，孰不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可能就是该上纲上线批判的严重事件。所以，唯有我们这些当事人才体味得出，如此人性化的解决方式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在我们这批人里，“文革”中被打入另册成了狗崽子的为数不少，这一等知青接受“再教育”，绝不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那么简单。按照极“左”的逻辑，这种人必须与家庭、与个人的过去彻底决裂，强制自己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得极力压抑自己的正常欲望、正当需求，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脱胎换骨跻身“可教育好子女”的行列；而贫下中农，不仅是老师，是榜样，更是我们改造过程的监督者、把关人，一旦出现不利于改造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绝不应该心慈手软。正是因为明白这些，我们中的很多人才格外感念陇川农场每一位爱护、帮助过知青的老领导、老职工，至今，30多年前的点点滴滴，老知青还全记在心底。
丙寅分场二十三队的北京知青陆华、崔兵夫妇多年和杨兴标保持联系，并数次两地互访。2006 年还曾约定2008 年举办奥运会时两家人在北京相聚。为此，二人回京后精心设计了出行路线，考察了新老景点，一心想让杨兴标一家好好地看看北京。然而2007 年得到的却是杨兴标因病去世的消息。在杨兴标患病期间，北京知青杨百瑾等专程回去探望，成都知青杜小法等积极为他争取到四川治疗的机会，北京知青王家玲等还筹集了医疗费用，但这一切努力都没能挽留住这位知青的好大哥、好伙伴离去的脚步。王家玲说，几十年来，她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回陇川再见到杨兴标，并由衷地说声“谢谢”！哪曾想，她万里迢迢地来了，却再也见不到杨兴标了。
王家玲永远不会忘记，1972 年她在队里当卫生员时，不仅要给职工诊治一些常见病症，还得经常下田参加劳动。王家玲他们在丙寅分场卫生所培训了三个月，就回连队走马上任了。西医、中医、内科、外科，甚至连妇产科都得应对，真是太难为这些新手们了。哪知工作开展没多久，就赶上了杨兴标的爱人要生小孩儿。得知王家玲是第一次独立接生，杨家的老人不放心把两条性命交给这个年仅20岁的姑娘，执意要送儿媳妇去总场医院。那时，杨兴标正在二十五队任职，经过慎重考虑，他表示，就在连队里生，如果咱们家都不信任她，王家玲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干？我当队长的得带头支持她的工作。那一晚，王家玲一直守护在产妇床前，同时就着煤油灯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医疗手册，一幕又一幕地回忆分场医生接生时的操作规程，生怕漏掉一星半点儿。还好，产妇顺产，经过一番紧张而有序的忙碌，一个可爱的女娃娃出生了。这时，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杨兴标的老母亲还亲手给王家玲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红鸡蛋。从此，王家玲的医术逐步被老职工认可，工作局面慢慢打开了。
杨兴标家的那个女孩起名杨军，现在已有38 岁，和妈妈在瑞丽经营着爸爸留下来的饭店，回访团的一些知青专程去看望了她们。老知青们还特意向当地的朋友了解这对母女的经营情况，不少人都说，杨家的生意做得不错，在瑞丽城里有一定的名气。听以前到过杨家饭店的老知青说，杨兴标在世时店里有十几张桌子， 这次李清仔仔细细数过，如今该店已拥有了25 张台面。
丙寅二十六队
丙寅分场二十六队的知青佟喜英，算上这回已经是第二次回农场了。说起她头一次回队的情形，至今激动不已。那是2008年春节，佟喜英携女儿一起回到老连队，她说，当时也顾不上想更多，甚至连自己的迫不及待都没意识到，只是闷着头往队里跑。刚进队就遇到乔发青两口子，他们一下子就叫出了我的姓，这真让我太意外了。我女儿也特感慨，她说太不容易了，离开农场近40 年了，农场职工竟然还记得你。
在回访团里，有这样经历的老知青实在数不胜数。十多年前，有一位北京知青回瑞丽农场，在队外的大路上与老职工相遇，对方立即叫出了该知青的名字。这让一同去的没下过乡的年轻人很是惊讶，数年后还感叹说，你们那儿的人记性真好！
面对这一评价，真是无言以对，因为老知青都十分清楚，这与记性基本无关。也许这份难以言表的情意，用广线分场十三队王薇娜的几句诗来诠释，更便于没有知青经历的人们理解，她写道：
时间是冲淡离别的酒，却冲不淡友谊的情；
距离能拉开友人的手，却拉不开爱的心；
变了的是容颜，变不了的是心境。
这次回访陇川农场，老知青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下次再来啊”，可以说，每一个农场人都由衷地发出过这样的邀请。弄巴分场十八队老职工对北京知青说的这段话更是催人泪下：“你们走后这30 多年，我们天天都在盼着你们能回来看看我们，现在我们都老了，不知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你们，过几年你们可一定要再回来呀！”不难想象，面对高龄老人的片片痴情，声声恳请，任凭是谁也难以克制自己的感情。
昔日的伙伴们，见到我们以后，老职工越发思念大家，但愿你们能听到这一声声殷切的呼唤。
水工队
水工队的战友们，还记得被全队知青尊称为“我们家老太太”的刘知秀大妈吗？冯容参加了2009 年的回访活动，她已两次回陇川农场，每回的头等大事就是赶紧去看望老太太，她的评价是“比亲妈还亲”。她不光现在这么说，早在多年前她对女儿也这么说，使得她女儿说：“我也想当几年知青”。
冯容回忆说，从见到北京知青的那一刻起，大妈就开始关心我们的衣食住行。她家小伙房的门永远向知青敞开着，谁饿了、馋了都可以随时进去寻找食物；她儿子费牛劲儿豁回来的小鱼，全家人都不许碰，那都是留给知青的。咱们这些人都清楚，那时候的一口好吃食是多珍贵，有钱都没处淘换去，更别说大家还都那么贫困，让现今的人看来，刘大妈的某些做法似乎不可理解，可我们掂得出她对知青的这份情意有多重。
冯容还说，男生们藏在被窝里的臭袜子、脏衣服，也都是老太太主动翻出来给洗干净。说到这里，想起弄巴分场十四队的王小波当年也曾受到过这样的关照，队里的老职工段炳芹就定期到他屋里翻找脏了的衣物，回想下乡之前，能够这样细心、耐心照顾我们的，无外乎奶奶、姥姥、妈妈、姐姐这些有血缘关系的骨肉至亲吧？所以水工队的知青们怎么能不把刘知秀大妈当成“我们家老太太”呢？
说起这个称呼，北京人都很熟悉，人们在熟人圈里提起自己的母亲都这么说，透着一股子亲昵。可湖南籍的刘知秀大妈最初对这个称呼却很反感，她说：“我是贫下中农，为啥叫我老太太？”原来湖南人管地主他妈才叫老太太呢。
冯容说，让她最难忘的是刚到农场不久老太太给她过的20岁生日。我们小时候，很多人家从来不给小孩过生日，可冯容家却很重视这件事，每次父母都要精心给孩子准备一份儿礼物，同时全家还要聚顿餐。从小到大，年年不落。来到农场后，冯容不敢再有这样的奢望，做梦也没想到，刘大妈却端着一碗好菜来给她过生日了，40 年后她回忆说：“当时我真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家都能想像，一贯快言快语的冯容受到了什么样的震撼。还是刘大妈先打破僵局，让冯容赶快尝尝碗里的东西。冯容吃了一口就惊叫起来：“是炸肉！香酥瘦肉！”40 来年前，就是在北京也未必总能吃上这一口呀！老太太开心地笑了，连说不是，其实原料是豆腐渣，经过草木灰水泡制后又煎炸的。东西是不值钱，可难得的是老人的这片慈母心。1996 年，冯容的女儿整20 岁，跟妈妈当年下乡时同岁，全家人选择这个时候回农场看望刘知秀老人，自然别有一番深意。
丙寅分场二十一队的林光南不光是惦记着他的老宿舍，更想念有恩于他的老职工，林光南是二十一队年纪最小的一个，来农场时才16 岁。刚到农场四五个月，他就因急性阑尾炎在总场医院做了手术。由于病情较重，当地条件又有限，术后伤口化脓感染，最后形成瘘管，回北京重新手术才痊愈。在林光南之前，拉线分场的北京知青大林也有相同遭遇，不但刀口长期不愈合，连肠子都烂穿了孔，听说在换药时还从刀口里挑出了菜叶。林光南当时很痛苦，很无助，生理和心理上受着双重折磨。就在这时，二十一队的老工人们来到病房，送来了七八斤鸡蛋和一茶缸猪油，还特意准备了一个煤油炉子，以便他加工送来的营养品。当时，后来病逝的赖小林也正在住院，林光南吃鸡蛋时就邀他一块儿“改善伙食”。两个患病的知青享受到的不仅仅是补品，他们还品味出了老职工父母般的关爱之情。放在眼下，这些礼物实在不起眼，量少而又低档。然而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都知道，连队老工人凑出这点儿东西实属不易。
广线分场十三队的肖锦玲也说，当年他们队有位丁阿姨，经常从后窗户里给她们递来自己腌制的小菜。老知青们都深知，在当年，送小菜能保持“常规化”也是相当不简单的。“文革”中，讲究割资本主义尾巴，土地宁可荒着也不允许扩大自留地面积，职工只能在划定的地方种点儿青菜，除了平时食用，主要留着做咸菜。那时候几乎每家都有几个大坛子，里边装着能供全家人吃上一年的咸菜，老职工屋里除了一桌一箱两张床以外，那就是最值钱的家当。
丙寅分场二十三队的北京知青霍保山有酒量，在云南周游的那些天里，他有时自饮自乐，有时众饮众乐，大家没见他有过醉态. 然而在农场的那天晚上他却真的醉了。霍保山在陇川农场有两个朋友相处甚好，他们都是农场干部，与霍保山同处过一个连队和一个办公室，后来都调到县城，当过公安、缉毒方面的领导。这次回去，他只见到了一个徐春良，另外一位陈康选已经去世了。老陈的儿子小龙现在在瑞丽工作，为见当年的知青哥哥，特意开车几十公里专程来徐家与霍保山叙旧。古人说得不错，酒逢知己千杯少，霍保山不仅是人醉了，更是心醉了，40 年来，知青与农场人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像亲戚一样越走越近乎，这能不让念旧情的我们心醉吗？
拉线分场五队胡楠说，30 多年前，她能吃苦耐劳并与老工人打成一片，所以在队里人缘挺好，回到五队就像回到家一样温暖。这次回去，因为逗留时间短，不可能到每一位老职工家都去坐坐，70 多岁的老职工王树芹说：“我就是背也要把你背到我家去”。平平常常一句话，令胡楠很感动，分别33年后，老朋友还这么一往情深，跟大城市人与人之间的逐步冷漠成了鲜明对照。胡楠在五队老职工段质银家吃的饭，一家人杀鸡炖肉很是热情。胡楠说，看着一张张笑脸让我体会到了人间真情，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多多回去，看看农场，看看我们的老职工们。
医 院
这次北京知青从昆明下来，在芒市住过一晚。大家刚在宾馆房间安顿好，曾经在陇川农场医院工作的思治云医生就带着儿子来看望知青们了。父子俩随车带来了十大箱缅甸出产的芒果和山竹，并且准备了几十个塑料袋，说是要分送给回访团所有的北京知青，不管当年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都有一份。这些水果是思医生和老伴儿亲自到市场挑选的，都是口感最好的品种，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两口为此足足花了上千元。
思医生是北京知青回访团此行中见到的第一位陇川农场的老熟人，尽管他早已调到地方上的德宏州民族医院当院长，但是农场人特有的朴实、热情丝毫未变，让我们这些老知青在踏上农场的红土地之前，就又一次重温了农场人对知青的亲情礼待，因而大家回陇川的心情变得更加急迫了。
说起总场医院的曾宪章医生，很多知青都熟悉。特别是他在总场医院卫训班当班主任、在总场宣传队当负责人的时候，和知青接触最为密切，由于他很擅于做知青的思想工作，因而和知青们处成了朋友。曾医生今年已76 岁了，多年前调到州农垦局医院任院长，也定居在芒市。这次他亲自下厨操办了两桌丰盛的饭菜，不管当年熟悉还是不熟悉的知青都邀请。若是谁不去，老人就很失望。后来，曾医生还特意赶到陇川农场陪伴大家，直到三天的活动结束后才回去休息。在曾医生家，曾在农场医院工作的北京知青李清、那佳见到了农场医院现任院长高海生，他是专程从陇川来芒市迎接北京知青的。那佳和高海生还是卫训班的同学，老同窗见面自然分外亲切。
李清是1971 年调入总场医院的，她发现医院的条件虽然很差，但是医生们的水平都不低。他们是由三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下放军医，如参与医院组建的马院长、孔院长、艾医生、高医生等；再有就是从昆明来的下放干部曾医生等；还有就是像思医生一样毕业于医科院校的年轻大夫，其中有从昆明医学院来的翁医生，从张家口医专来的娄医生、张医生，还有弥渡卫校来的蒋医生等。
李清和那佳回忆了这些医生中的两位代表人物，即马临政院长和思治云医生。
李清说，在弄巴医院的宿舍区里，现在只剩下一栋老房子没有拆除，马院长当时就住在这排房子的头一间，他家当年的小伙房也还在。马院长是山西人，1958 年下放到陇川农场。他离开部队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他父亲是伪县长这个出身问题，直到上世纪60 年代末，农场专案组外调时才弄清了情况，其实马院长的父亲解放前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后来打入伪政权做了县长。解放后老人家曾经在天津中医医院任党委书记。组织上更正这一问题时，马院长在农场已工作了十多年。那期间，不管背着多么沉重的政治包袱，他都尽全力为边疆人民办好事、做实事。建场初期，跟随部队官兵转业到农场的仅有一名卫生员，全部医疗设备就是一个小药箱。1958 年，马院长和战友们建起了陇川农场职工医院，培训了一批医务人员，在当时的各作业区建立了卫生所，在生产队设立了卫生室，初步形成了农场医疗卫生网络，为全场职工家属以及附近村寨少数民族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保障。在农场工作20 多年后，马院长调任德宏州农垦局医院院长，十来年前，在回山西老家探亲时病逝。
驻足在马院长家的小伙房前，两位北京知青心中涌起一股股暖意，由于都是北方人，当年北京知青可没少在他家吃面食，尤其是包饺子，从来没落下她们俩。大家也许还记得，知青要想吃一碗面条是多么不容易，首先要用饭票从本队食堂称出大米，大老远背到县粮食局卖掉，再购买面粉，然后带着自己千方百计找来的报纸去街上作坊订制挂面，几周后才能从县城背回晾干的挂面来。可见，能经常在北方老乡家变着花样吃面食，在当时来说该有多么幸福。
和马院长同批下放的北方籍军医还有艾医生、王书记等，现在也都已去世，长眠在距家乡万里之遥的边疆。这次回去，李清和那佳专程看望了他们的家人，并在老军医们遗像前鞠躬致敬。她们说，这也算了却了我们的一份心愿。
那佳回忆说，思治云医生是傣族，出生在德宏州盈江县普通农民家庭。1956 年被国家保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上高中，1959 年考入北京铁道医学院，1964 年毕业，学校分配他到昆明铁路局医院工作，但是思医生主动放弃了在省城的工作机会，义无反顾地回到生他养他的德宏。因为他深知，解放前边疆地区疾病肆虐，缺医少药，少数民族乡亲生了病只能求神拜佛或者请巫医。解放后医疗条件虽有不小改善，但医疗资源仍较为匮乏，他来自边疆，学成之后就应该返回故乡为百姓谋福祉。从生活了八九年的首都一下子回到偏远的边疆，那种落差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可思医生无怨无悔，一干就是一辈子。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儿子思明也做了医生，并且选择了效力德宏。
回访之前，那佳问思医生想要北京的哪口吃食？他只要求带一瓶北京的臭豆腐，那是他在京求学时常吃的咸菜，几十年后仍然念念不忘。看来，思医生跟我们大有相通之处啊——他已然是半个北京人了，否则怎能欣赏那种独特的“香臭”呢？而我们也可称半个云南人，偶尔得到一点儿滇味特色食品都当宝贝似的。
那佳在思医生手下工作的时间较长，一直把思医生看作自己的恩师。这次随大队人马返回下关后，那佳独自一人又折回芒市，在思医生家踏踏实实住了几天才回北京。
糖 厂
提起陇川农场所属的糖厂，一定能引发大家不少的联想。
在六八届中学生分配时，出身好的同学都留在了北京的工矿企业，那曾是最让我们这些人羡慕的去向。没想到，农场竟然也会有一个机械化程度这么高的糖厂，真是令人激动而向往！尽管每到榨季，知青只能被抽调进厂当壮工，干杂活儿，但大家仍旧很兴奋，很满足，总算是得以与大工业亲近一下了。
我们对糖厂大有好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到榨季，糖厂的临时工大宿舍就成了知青们的落脚点。那阵儿，知青们在总场人生地不熟的，大老远来赶趟街子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没有，偶尔赶上总场放一回电影，散了场知青都得连夜摸回十数里以外的连队。这下可好了，天下知青是一家，先是来投奔老同学，很快本来不同校、不同队的知青们就熟悉起来，有的甚至相见恨晚，最终成了一生的挚友。
在陇川期间，农场领导特意安排回访知青到糖厂参观，厂长陆志明向大家介绍了糖厂的历史。陇川糖厂是德宏州第一座机制白糖厂，1961年2月16日正式产糖，当初日榨甘蔗仅为250 吨。此后，陇川农场基本确定了甘蔗的主产业地位，并将糖业确立为经济产业支柱。1989 年，糖厂被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命名为“国家二级企业”，成为全州第一个上国家等级的企业。其主要产品“白兰”牌白砂糖，20年保持国家轻工部颁发的“部优”称号，十多年前就被列为云南省首批名牌产品，并开始执行ISO9000 系列标准。这座糖厂还有德宏糖业黄埔军校之称，因为全州十几家糖厂的业务骨干多是由这里输送的。
看到糖厂有这么大的发展，老知青真是颇为振奋，陇川农场的职工们更是为此而感到骄傲，因而他们认为，在众多礼品中，白砂糖才是最具陇川地方特色的佳品。所以，这次不少老知青都收到了灌在饮料瓶里的白砂糖。想当年，回家探亲时，知青往家带的最多的也是白砂糖。
大家都听说过缅甸的迈扎央吧？就是2009年春末中缅警方联手捣毁的那个赌场聚集地。当时国内一些主流媒体还相继作了深度报道。迈扎央位于境外克钦独立军辖区，紧邻拉线分场。这次老知青还看到了那条通往缅甸赌城的小路，据说，前几年我国内地的一些人就是被境外黑恶势力绑骗后从此弄出去的。原先的迈扎央不仅是赌窝还是罂粟盛产地，如今那里已建起了禁毒教育基地，红土地上200 多亩机械化种植的甘蔗也开始萌芽。这是国际禁毒署在全世界推广的“铲除罂粟，替代经济作物”种植计划的组成部分，其种植技术和种苗均由农场提供，将来有所收获也由我方糖厂收购。这真是双赢的大好事！
教 书
在回访过程中，农场领导还请我们 到“陇川县第三中学”参观。猛一听这个学校的名字，很多知青都想不出它和咱们有啥关系。其实它就是当年陇川农场的最高学府——总场中学啊。大家一定都还记得，1969 年5 月底，我们刚到农场时住的招待所吧？那就是老农中的旧址。
这所学校是1964 年9 月开办的，为德宏垦区第一所中学。1977 年高校恢复招生后，农场切实加大了对中学硬件、软件的投入。上世纪80年代陇川农场中学的办学水平、教学质量都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省农垦系统的重点中学，不少其他农场以至地方上的学生争相来这里就读。1985年，该校大中专学校升学率高达73.07%。
2001 年，这所学校移交地方管辖，但在此任教的还有不少是知青当年的同事和学生，在校就读的也基本是农场人的后代。
据统计资料显示，40 多年间，农场中学为国家输送研究生以上人才5 名，大学本科生82名，大学专科生200 多名，中专生470 多名，加上其他各类学校的录取，共计807 人走向社会管理层，成为各企事业单位的骨干。
在这次回访的老知青中，刁松泉、冯容、张东阳、沈芬、颜英等当年都在农场的中小学教过书，听说农场教育取得这样的佳绩，甚是欣慰，因为在这批孩子的成长中，也有知青们付出的心血。
北京知青汪建华曾在农场中心小学教书两年，2007 年回农场，就是专门为看望学生们而去。汪建华的学生大部分集中在陇川、芒市和昆明。听说老师要回来，学生们早早地就精心设计出路线、日程和活动内容，同时还敲定了每一站的具体责任人。回访团中的知青老师也都享受过这样的礼遇，只要我们一踏上云南的土地，学生们就会一站一站接力，不仅时时处处把我们照顾好，还常常送上一份意外的惊喜。汪建华的学生们把白天聚会的会场布置成教室模样，请汪老师再给他们上一次课；晚上聚餐欢歌之后，学生们又会身披“汪老师，您辛苦了”的绶带拥向她的身边。面对这些学生，哪位老师能不被深深打动？
汪建华还说，她当年从来没有跟学生合过影，其实这也是不少知青老师共同的遗憾。不过汪建华很有创意，她把当年的情景讲给杨开明，请杨开明画出了几张黑板报形式的漫画，以寄托对学生们的思念之情。
冯容算是幸运的，她不但有许多师生旧照，还有1996 年她与学生们同游陇川山野名胜的录像，最是令人羡慕。他们所到之处，有些还真是多数知青根本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冯容跟学生们的感情之铁，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这一点，随团而来的罗老先生就能作证，因为老人除了集体活动一项不落以外，还跟着冯容参加了多次师生聚会。他说，我亲眼看到，30 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老师仍敢于对她所钟爱的学生提出批评，如今这些学生可都是当地的领导干部啊，他们不仅虚心接受教诲，而且认真改正，可见师生感情之深。老先生觉得，北京知青与农场第二代的师生情，让他从另一个侧面知道了知青在陇川农场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不单罗老爷子有这样的眼光，学生心中也早有同感。2007 年9 月，为了筹备下乡40 周年纪念活动，刁松泉专门返回农场做前期准备工作，在和当年的学生们交流时，他们说，目前在陇川的中坚力量，包括现在的农场糖厂厂长、各管理机构负责人到生产队长、支书都是那批学生，对我们农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农场，知青老师们随处都可听到学生亲热的呼唤，见到学生们亲切的笑脸。可以说，从一线的农业工人到各行各业直至农场的各层管理者中都有我们的学生。他们有文化，有魄力，不仅守住了父辈开创的基业，改革开放后还进行了二次创业，看到学生们已经撑起了农场的一片天，知青老师们真是欣喜不已。
当年，汪建华把讲故事作为鼓励学生们认真听课的奖励，只要孩子们遵守课堂纪律，每堂课最后5 分钟汪老师就会给大家讲上一段。那些故事令学生们痴迷，因为农场的孩子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童话。沈芬说，现在想想，课堂里教书的事儿没记住多少，能够记住的都是带着孩子们去玩儿，比如上山采摘粽叶，看见景颇族打米的水碾子就给学生们讲水流带动齿轮转动的原理，带孩子们练蛙泳，累了就坐在河边给他们讲牛虻的故事，要不就是教他们做游戏。农场学校不但招收职工子弟，也教附近村寨的学生，沈芬在弄巴分场十五队小学当校长时就教过景颇族学生，他们的名字老师至今还记得，木真、小来、勒农。几十年后，沈老师仍赞不绝口，这几个孩子真不错！汉语虽说不利索，可全听得明明白白的，汉字虽写不利索，可算术全算得清清楚楚。他们总是腼腆地笑着，从不吵闹打架，风吹雨打也不迟到，功课总是100 分。过年过节还不忘给老师带来糯米粑粑，着实让别的知青羡慕不已。可惜40 来年过去，沈芬不知他们都在哪里。在弄巴分场十八队小学教过书的张东阳还认得傣族学生的家，这次回去，仍像当年一样亲自去寨子里家访。由于事先没打招呼，学生外出了，仅跟其家人聊起了当年的趣事。
在农场中学教了8年书的刁松泉说，我教的第一批学生，都是1954年前后出生的，跟我年龄差不多，课上我们是师生，课下就是“兄弟伙”。每次回云南他都要和学生们好好聚聚，上次他们的话题是“知青下乡如同西部扶贫”。想不到他们能从这样的角度看待上山下乡，不知研究知青运动的学者们知晓不？但愿有人对此感兴趣，也许这还真是一个值得下功夫去做的新课题。
那回，刁松泉还遇到了一个在昆明工作的女学生，多年不见，学生最想告诉老师的是“因知青而走出大山，并长大成了你，带出农场第三代，你们的损失，我得益，我无以回报”。
获得学生回报，知青老师们当年还真没有想到过，这并不是我们的境界有多高。
汪建华曾经从农场相关负责人那里得到一组数字，当年全场共有北京、上海、四川知青1700 多人，其中有128人被选调为中小学教师。由于我们不掌握全场教师的总体情况，所以无法估算出知青占多大比例，只知道那些年在总场中学、各分场学校，以至生产队里的复式班中，到处可见知青在任教。
早就有人说，我们虽然名为知识青年，但肚子里却没有多少墨水，这的确是事实。“文革”后期来陇川农场的三地知青中，高三学历的仅有何小平、龙起涛，还有部分是老高一的，更多的则是初一或小学高年级文化水平。中国文人历来看重知遇之恩，讲究“士为知己者死”，尽管知青没有多少文化底蕴，但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以，知青老师当时能想到的“回报”，并非是学生将来回报自己，而是眼下自己如何回报农场父老，因为是他们的信赖才使我们有了发挥所长的机会。于是当了老师的知青们竭尽所能把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全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农场的学生们。大家也深知自己文化底子薄，唯恐误人子弟，所以均想方设法提高自身水平。颜英在回家探亲时，就曾托关系到重点学校拜师，从写教案、授课方法等一一学起，连如何设计板书这样的环节也没有忽略。几十年后再回首，这不单单是个人或小群体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是全体知青给农场父老乡亲的倾心回报。
从学生们的几段谈话里，老知青才首次意识到，当年我们有意无意播下的种子，竟然结出了这样的硕果。尽管我们个人从中并未获取任何实际利益，但是能亲眼看到农垦人的后代有今天、陇川农场有今天、边疆地区有今天，吾心足矣！
风味餐
参加回访的北京知青都有这样的感觉，踏上陇川农场的红土地，就像回到了久违的故里，不但老职工望眼欲穿地盼我们回来，就是农场的现任领导，也像他们的长辈一样把老知青当作亲戚来接待，我们在农场期间，几乎事事处处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细心、周到。仅拿伙食安排来说吧，用餐规格之高，风味变化之多，就足以证明第二代农垦人对老知青的厚意深情。
农场的领导们知道，虽说老知青当年多多少少都品尝过傣族风味，但是那年月即便是傣族婚宴也未必有多丰盛，所以，他们特意安排知青们在傣寨就餐。一张小竹桌，几只小篾凳，让老知青们感到亲切，让家属们感到新奇，满桌酸酸辣辣的佳肴更是让大家胃口大开。这是凉拌鸡蛋果，那是酸趴菜，这是酸笋煮鱼，那是酸木瓜炖鸡，这是拌泽耳根，那是……那些叫不上名堂的自然是从未见过的佳肴了。
农场领导们为了让老知青多尝尝当年没见过的新鲜食品，还特意在麻竹园安排了晚餐。说起陇川那种白白胖胖的竹笋，一些人可能会摇头：“那东西中看不中吃，又苦又涩不能直接做菜，泡酸以后又臭烘烘，咱可不敢恭维。”这次回农场，刚一听说有顿竹笋宴，回访知青也同样有疑虑，孰不知咱们这是用老眼光看新事物了。近些年，陇川引进了新的竹子品种，竹笋鲜嫩甜美，跟什么菜搭配都合适。在章凤附近的麻竹园里，我们不但品尝了竹笋宴，还喝到了竹叶茶，要问到底如何美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诸位还是抽空自己来品尝吧。
在陇川县广山景颇山寨，农场为老知青举办了一次绿叶宴，这是回访过程中最隆重的一次宴请。陇川农场副场长王龙亲临现场，并致祝酒词。他连续两次提到，今天是我们陇川农场喜庆的日子、大喜的日子，因为老知青回来了！农场官方这样认定知青的回访，确实是在场知青没有料想到的。我们原以为回访活动基本属于知青和老职工之间的民间交往，想不到农场领导班子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这足以说明知青在农场人心目中的分量。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不过是农场领导即席讲的客套话，其实不然。在陇川农场建场五十周年大型纪念册中就给知识青年留有一席之地，尽管我们只是奉献了一阵子，但仍然和转业军人、垦荒队员、支边移民一样被载入这本史册中。
再者，祝酒词里那句“相逢相聚在我们共同热恋的土地上”，更让在场的老知青们思绪万千。过去我们心中一些朦朦胧胧的东西，在这一刻，让这句看似平常的话给点醒了，世界上的确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表面上看，老职工和知青是差异较大的两个群体，我们为什么会有同样的情感？之前一贯的说法是“曾在红土地上并肩战斗，所以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更关键的是，我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难道不是吗？我们都是同代人中为国为民牺牲个人利益最多的群体。不管决策层出于怎样的考虑，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总之我们来了——上级一声令下，部队官兵整建制转业到边疆，显赫的军功战绩全都归零，从此白手起家。上级一声号召，支边移民拖家带口来到边疆，几代人在家乡的累积全都复零，从此重新做起；毛主席巨手
一挥，青年学生从大都市来到边疆，从小的个人理想、今后的前途规划均已留在昨日，从此脚踏实地从零学起。正因如此，老职工和知青之间才会惺惺相惜，才会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温暖，相互珍爱几十年。能悟透这一点，实在不虚此行。
把漂远了的思绪再拉回现实吧。饭桌上那一个个绿色大包裹里才是本顿宴席的精华所在。据说，这就是咱们早有耳闻的景颇族粑粑饭的升级版，现在大名称为：绿叶宴，大家一定都记得，当年街子上无论卖什么食品都是用巨大的芭蕉叶片做外包装，景颇族上山劳作则用芭蕉叶子充当饭盒。自古以来都这样，山里人不过是就地取材吧。如今时代变了，对这一做法的认识已上升到环保层面，最时髦的说法就叫“低碳生活”。谁说陇川偏远？就此而论，它真真是与世界中心的话题很近呢。
尾 声
2009年5月23日，是北京知青回访团告别陇川农场的日子。仅仅回来三五天，跟老职工还没亲热够就要再度离别，老知青们心里自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然而，依依惜别的场面并没有想象得那么伤感，因为我们双方都明白，这只不过是“再见”， 而非生死别离。现今条件那么便利，只要心中真的相互惦念，随时都可以再相见。
大巴车离开陇川农场越来越远，老知青的心绪渐渐趋于平静，困扰我们多年的谜底开始变得清晰，每个人都终于搞清楚了，自己数十年牵挂不已的是什么，千里万里赶回来要寻找的是哪些。
拉线分场二队的管同立、于昀夫妇都是北京知青，他们说，多少回梦里回陇川，不就是想见一见40 年前朝夕相处的那一张张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孔吗？不就是想重温一下上世纪70 年代那淳朴的乡情、友情和爱情吗？不就是想拣起那在艰难岁月里既伤痛又美好的青春记忆吗？这一切，我们回访知青都实现了。
曾经专程回陇川看望学生们的汪建华认为，这是一次寻找，农场的哪一个角落里没有留下知青的足迹？就连当年农场那一拨孩子的成长中不也有知青的影子吗？
李清评价自己的云南之行，就是探亲之旅：我在云南住了3 个月，总场医院分散在全省各地的老同事，我基本都见到了，看望了他们，我的心里也就踏实了。
那佳是悟出了眷恋的缘由：40 年前的上山下乡，使我来到了万里之外的边疆，如果命运是别样的轨迹，我早在1970年就应该上大学，拥有另外一种人生。既然如此，为什么自己还深深眷恋那段岁月？为什么还魂牵梦绕那片土地？现在我明白了，其实我最思念的是那里的人，是在那里结下的最宝贵的人间真情。
杨百瑾则盘点着从农场带走了哪些使她终身受益的东西：当我1978年初进入大学后，以一种与年龄和经历不相符的极热情、极认真的姿态开始学习生活和社会工作时，很多人说我不像是在农村呆了9 年的人，意思是说我经过他们想象的磨难，应该油滑、消极、沉沦、看破红尘等等。9 年的知青生活、朴实的农场干部职工教会我的恰恰不是这些。所以，在我从陇川走出来时，我没有失去追求，没有失去热情，没有失去要做一个好人的基本信念……
感悟着同伴们的感悟，一首歌曲的旋律缓缓升起，这就是陆小英5 月20日在总场联谊会上选唱的那首《父老乡亲》。在此之前，只知道是彭丽媛唱的这首歌，可却从来没有被其感染过，因为总觉得那是专门为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农家后代写作的。至于我们这些生长在都市的人，家乡故土仅仅是填写在履历表中的籍贯或出生地，虽说交情匪浅的熟人甚众，却实在想不出谁人配得上父老乡亲这一称谓。今天再仔细品味那句反复吟唱的歌词：啊，父老乡亲，啊，父老乡亲，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突然顿悟，原来，我们回陇川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根基！回望多半生走过的地方，相处的人群，又有哪里，又有何人能让我们这样钟情几十载？如今总算彻底明白了，魂牵梦绕的那块红土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牵肠挂肚念念不忘的老职工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父老乡亲。只不过他们是用“大米”把我们养大，并且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今天，我们不敢自诩为参天大树、国家栋梁，但我们可以无愧地面对你们——
回忆青春
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一队/ 杨百瑾
2009 年是我们上山下乡40 周年纪念。5 月15 日，我们当年陇川农场的知青聚
陇川农场的父老乡亲——我们基本上都是对家庭尽责，对社会有用的人。无论社会风云如何变幻，我们一直都在向你们看齐，努力做一个大写的人。40 年后的今天，我们300 多人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再一次集合起来，向你们致敬！再致敬！请接受全体北京知青的敬意吧，陇川农场的父老乡亲！
（纪录片《回陇川》解说词 改编：沈芬）
2010年5 月15日在一起，纪念这个日子。
40 年前的这一天，我们一起乘坐专列，离开北京，5 天火车，6 天汽车，再加上中途因有人打架闹事，被办了两天学习班休整，整整13 天的长途跋涉，来到祖国的西南边陲陇川农场。40 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都已两鬓斑白，大部分人已经退休。大家相聚，兴奋异常，陆续离开那里以后，有的“昔日战友”已经30多年没见了。
我离开农场比较晚，1978 年恢复高考上大学才离开。之后，我回去过两次。2003-2007 年，我又在云南工作了4 年，特别是2007 年8月调回北京时，我又专程告别性地回去了一次。
因此，这次会上，我向大家介绍农场现在的情况，放了一些我照的照片——当年大家熟悉的路、熟悉的房子，熟悉的大田、熟悉的人。
我也找出一些当年的老照片，或扫描或翻拍，通过电脑放到大屏幕上。青春的记忆一下被唤醒，很多人都被触动了。当年，我们队一个男生带了一台135的照相机，所以我们的照片大部分是生活照、劳动照，特别珍贵。
这次聚会一共来了70多人。一些人相约，万里迢迢，重回农场。从聚会后的第二天开始，回访农场的人便陆续出发。
重返陇川农场（一）
2009年是我第五次回到当年上山下乡的农场探望了。我1978年春天离开那里，之后于1990 年、1996年、2004年、2007年先后回去过。想想，我确实把那遥远的边疆当成了我的家乡，无尽地眷恋和牵挂，隔几年就回去看看。前两次是我一个人回去的，2004 年春节那次是和老公一起（我们是一个队的知青），大年初一就是在陇川过的；2007 年那次有单位的一个同事陪我。这次很大的不同，庞大的回访团连家属一共有56 人，农场官方隆重地接待安排。
第一个感慨是云南的交通。当年，相比北京学生上山下乡的其他地方如山西、陕西、内蒙古、黑龙江等，云南农场各方面条件比较优越，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且怒江、澜沧江、瑞丽江上三座边防部队把守的威风凛凛的江桥，没有边防通行证是谁也别想过去的，绝了那些想私自跑回家的念想。
我们第一次从北京到陇川一共用了13 天，1972 年我回北京探亲那次15 天才到家（中途换车时买不到车票）。据说原来规定，因山路险要，客运班车一天只能开5 个小时左右就要住店休息，所以昆明到陇川的班车要6 天才能到达。
1990年那次，路还是那条上世纪40年代修的老滇缅公路，但已经有了夜班车。我从邻县瑞丽傍晚上车，两个司机轮流开，第二天晚上就到了昆明。那时还没有豪华大巴，休息的司机有一个改装的床可以睡觉。但我们在窄小的座位上一直坐了27个小时。
2004年那次，大保（大理——保山）高速公路已经通车，我和老公开着单位的车，从昆明一天（10个多小时）就到了芒市（陇川县所在的德宏州州府）。
现在，昆楚、楚大、大保，一路差不多都是高速公路了，回访团的同学们，坐一辆大巴，一天就轻松从昆明到了瑞丽（离陇川还有半小时车程）。而我因赶时间，早上从北京飞昆明，接着从昆明飞芒市，汽车再两个多小时，当天就从北京到了陇川。原来万里之遥的西南边疆，十多天饱受旅途劳顿的行程，现在变得如此简单轻松。
农场内的道路也早已全是柏油路面，四通八达，不再是当年的“扬灰路”和“水泥路”了。那时，雨季要出门，包括走着去总场和县城那样的大路也是不能穿鞋的——鞋会陷在泥里拔不出来。
再一个感慨是农场的热情。这次全部是农场官方接待，精心安排了3天的活动。举行了座谈会、联谊会，参观糖厂、学校、安居工程，到各分场、生产队走访，为早年在农场去世的知识青年扫墓等等。50 多人3 天的吃住全包，而且特意安排景颇族特色和傣族风情的农家乐，边吃边欣赏歌舞表演，让我们重新领略边疆的民族特色。农场还送我们每人一大包当地的蘑菇和茶叶，房间里摆放了很多芒果、山竹等热带水果。当然让我们感到更温暖的是热情的老领导、老职工的热言热语。
农场对知青的关爱是无条件的无功利的对子女式的关爱，让我感到自己为家乡、为农场想得太少，做得太少。
重返陇川农场（二）
在农场欢迎北京知青的联谊会上，我们集体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我心中的陇川——纪念北京知青赴云南陇川农场四十周年》，作者是我们之中一位在农场生活了10 年，后在农场中学当老师的知青刁松泉，还有些人对诗进行了修改。朗诵这首诗，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它表达了我们对陇川的基本感情。
当然，感受是复杂多样的，每个人不尽相同。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政治、历史纠结在一起，更是有很多不容易说清的东西。
今年是我们上山下乡40 周年，同时也是知识青年大返城30 周年。1979 年，在全国各地知青特别是云南知青不断地上访、闹事，甚至绝食、卧轨……日益激烈的返城诉求下，中央终于下了决心，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开始了知青大返城。
对这历时10 年（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 年代初期，甚至更早）涉及上千万年青人的上山下乡运动，一直是有不同看法的。作为当事人本身的知识青年，也有不同的心态和感受。我们这小小的陇川农场，300多个北京知青每个人情况就千差万别，有不到一年就“远走高飞”的，有在当地扎根结婚成家的，有幸运地被推荐上大学的，甚至还有因病和意外事故长眠在那块红土地上的。我没有从国家、社会、经济、一代人怎样怎样这些高度专门研究和思考过，也没有与同学深入讨论过——回京后这30 多年每次相聚，大家热热闹闹，并不谈论沉重的话题。仅从了解的身边的一点点情况，从自己9 年知青生活的切身感受，从40 年后回忆起那段经历时的直觉，从重返农场座谈会上和下生产队时见到老职工时感人的场面，从我们齐声朗诵《我心中的陇川》时涌出的亲情和感动，我认为对那段历史，我们更多的感受是青春无悔——尽管生活艰苦、历经磨难、甚至也可以说岁月蹉跎，但我们确实没有更多可抱怨的。
在那时动荡的社会和变幻的政治风云中，我们无所适从也别无选择。广袤的大西南边疆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垦荒队员、转业军人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建立起的农场，
作者在食堂工作时每天要从井里打200 多桶水
以它宽广的胸怀和发自内心的热情，接纳了我们。
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都一样。同样是挣那一份工资，比起还要养家糊口的老职工，知青的境况就要好多了。同样是食堂打一份没有油水的菜，老职工家还有五六个孩子要一起吃。但是老职工家难得杀了一只鸡或是辛苦一整个星期天淘干一池塘水捉几条小鱼，还有自己腌的各色咸菜，很多知识青年都去分享过。我们一去就住上了瓦房，虽然只是屋顶是瓦，墙是土坯的，但当时还有很多老职工住的是茅草房。
劳动虽然繁重，但没有强迫和虐待。更重要的是平等，有了发挥知识和特长的机会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当地知识青年老职工子女是同样的，好像还更受重视一些。陆陆续续，不少知识青年当上了生产队的文书、会计、卫生员、司务长等等，还有不少知识青年离开了生产队，担任机耕队的拖拉机手、医院的护士、学校的老师、宣传队的队员、场部的干事等等。后来，还在大田劳动的北京知识青年就比较少了。
这种平等和信任是很难得的。北京到边疆的知识青年，有“根正苗红”的，但大部分多多少少背着政治包袱——主要是出身问题——“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人受到牵连，父母一点事没有的在我周围是不多的。北京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的分配，第一批是去工厂，记得大约有近一半的同学令人十分羡慕地去了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市制药厂等。这种天壤之别的分配，那时没有什么争议，你自己家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没有任何说话的余地的，连想法都没有。别说去工厂了，我连报名去内蒙古兵团（准部队）都没有得到批准。分配去了云南我还安慰自己——还有要去云南没有得到批准的，能去边疆，政治条件还不是最差的。
这个沉重的包袱，一直压着我们。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政审往往过不了关。队里的老职工，对我们的家庭情况虽然知道一二但并没有任何歧视；农场自然就更清楚了，但在培养使用等方面也都是一视同仁。在那样恶劣的政治大气候中，农场相对宽松的小环境；老职工的善良宽厚；基层干部的正直公平，多少次温暖了我们被伤害过的敏感的心。
1973 年大学恢复招生，群众一致推荐了我，但报上去后政审不合格被刷下来。这等于公开了我的问题，开始我灰溜溜的，甚至心里有点恐惧。但大家并没有议论或看重这等于是政治上宣判了死刑的“政审不合格”的结论，安慰我，鼓励我，使我并没有感到抬不起头来。1974 年招生又开始了，我犹犹豫豫不敢再报名，大家都鼓励我督促我，明明知道我“不合格”仍推荐我。当然又被刷了下来。
1975 年仍是如此。农场的干部和群众无力改变大的政治气候，我最终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学走的，但那几次推荐，在那种情况下给予我的认可和肯定，至今令我难忘。 1975年支部发展我入党，在分场党委书记（当时兵团建制的营教导员）
作者保存的当年陇川农场工作证
杨某某的明确反对下，支部大会仍以18 票赞成，3 票反对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党委书记投了自己的一票反对票，这在今天也不可想象——党委书记反对，还会有18个人敢于违背书记的意志。当然我最后也没能在农场入上党，估计在党委会上也会与支部会的结果一样。那个杨某某一直没敢开党委会审批党员，直到后来全省冻结，直到我离开。
“文革”后期，陇川农场的“路线斗争”（当时就是这么叫的）与云南全省一样，是异常复杂激烈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农场的两个派头头分别被判刑10 年和15年（现在看有些过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一大批基层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并且敢说敢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人基本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是在关键时候形成的。我到农场时才16 岁，虽然从北京来，也算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确实什么也不懂，政治上又先天不足。但是农场的生活、环境在我成长的关键阶段给了我很好的政治营养。凡事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坚持善良、正直、责任感等等，我觉得都是在农场那时形成的。
当我1978年初进入大学以后，以一个与年龄和经历并不相称的极热情极认真的姿态开始学习生活和社会工作时，很多人说我不像是在农村呆了9 年的人，意思是我经过他们想象的磨难，应该油滑、消极、沉沦、看破红尘等等。
9年的知青生活，朴实的农场干部职工，教会我的恰恰不是这些。
所以，在从陇川走出来时，我没有失去追求，没有失去热情，没有失去要做一个好人的基本信念，我觉得这是我对那段历史最主要的无悔之处。
北京知青的团宣大事记
面手，演员无论男女，都能摆弄一两样乐器，有的甚至可达独奏水平。他们对来自首都的知识青年寄予热望。而朱可心的美声唱法，吕晓莺的京剧功底，以及毛跃进的见多识广，也的确令他们有耳目一新之感。
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一队/ 左方
荣辉饰）看望李嫂一场戏，唱腔优美，表演细腻，十分动人。
场歌舞话剧。毛跃进设计了其中若干段音乐，并主演张思德，程荣辉演老班长，任毅刚演一青年战士。全剧以红军长征开始，张思德烧炭牺牲结束，特别最后炭窑坍塌张遇难一场戏，毛演得激情四射，撼人心魄。该剧成为那段时期宣传队的代表作。
“从艺”经历，几乎一切从头学起。此外还召了几名农场职工子女，杨品源、李军、王学荣、何丽云等跳舞，唐有元拉二胡。此时，朱可心从北京返回陇川，但团里没召她重进宣传队，而让其回了最边远的第六生产队。
持枪跑步上台的集体报幕，形式新颖，气势磅礴，给人印象极深。汇演的最后一场，是各团精选的节目荟萃。十团宣传队的开场队歌与最后的《军民联防保边疆》歌舞两个节目被选中，作为整场晚会的开场和压轴，其他几团被选的节目有十一团、十三团的京剧样板戏片段，十二团的小品，十四团的《割胶舞》等。
宣传队演出剧照左起：艾建平、范海钧、王建国、王永平、杨开明
台词却给观众留下独特印象。北京知青们并发扬老队员一专多能的传统，艾建平小号吹得漂亮，需要时也上台摸爬滚打，王永平在表演之余，学练掌握了中音号，杨开明擅长书法绘画，遂兼任起布景制作，范海钧在旁协助，经常为赶活通宵达旦。
几个清新、优美的歌舞节目由其出演。整台晚会南北混搭，刚柔相济，丰富多彩，颇见水准。
有所增强，遂开始排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序幕和第一场。陆小英饰演吴清华，程荣辉饰演洪常青，邵立新饰演小庞，钱江饰演南霸天，倪金奎饰演老四，舞台阵容整齐。而乐队除了管乐外，加上四川知青陈家兵、王益成，共有4 把小提琴，伴奏也颇给力。
珍任司令部统计员，杨开明任照相馆摄影师，汪建华任小学教师。之后不久，王永平以及邵立新、李军应征入伍。宣传队重组领导班子，钱江接任队长，范海钧为副队长。
在十年动荡的特殊岁月，陇川农场宣传队，即三师十团宣传队，对于活跃基层农垦职工和当地军民的文化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北京知青又以自身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闪亮一笔。
同时，舞台实践和亦文亦农的经历，也磨练、培育了知青，造就了人才：文艺方面，有3 人后来进入了专业文艺团体，包括总政歌舞团一级的中国最高艺术单位。从事其他职业者，也有多人成就斐然，在中央、地方部门和单位任领导职务，或致力于教育、翻译、财务、企业管理等专业性工作，3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现分别定居美国、加拿大和日本。
陇川农场——我生命的摇篮
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队/ 杨团
人的命运真是自己把握的吗？今年62 岁的我，回想起自40 多年前赴云南陇川农场的知青经历，当时决然想不到也真不敢想我能有今天。那时的我，就像是“文革”大牢笼里的一个溺水者，为了求生而挣扎。“文革”开始时我不满16岁，结束时我已经28 岁，整整12 年，生命的黄金岁月留给我的大都是苦涩和艰辛，夹有痛彻心扉的沉重和自强自立的昂扬，而这份昂扬来自我生命的摇篮——陇川农场。
其实，过去那段岁月距离现在并不遥远，但是被关闭在现在的生活里，我渐渐地会淡忘过去的苦难，只有看到弱者的挣扎，尤其曾经关系密切、十分熟悉的农民群体仍旧困苦，受人欺侮、沉默寡言时，敏感的神经被一下子触动，曾经的记忆骤然唤醒。
1969 年5 月，我差一个月满20 岁，学校停课已经3 年，最高领袖毛泽东一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将所有15岁到22 岁的中学生送去农村。我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丙寅分场第二十生产队，按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叫做三师十团四营一连。1972 年底，不满24 岁时我离开陇川农场转到张家口树脂厂。尽管在陇川做农工只有三年半，却成了铭刻心底的永远的记忆。
一个人的一生有一个发展之钟，中国的古人以十年为一个刻度。所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等等。如果用这个人生刻度度量自己，我不满二十岁到陇川农场，自食其力的同时也获得了精神的独立，提前进入而立之年。
走过人生大半截的我，打心眼儿里承认，在陇川的那几年成就了现在的这个我。陇川农场是哺育我精神生命和肉体生命的摇篮。一个人有精神生命和肉体生命。人格、价值观和个性特征属于精神生命，身体的耐力和健康属于肉体生命。人的一生无论精神生命还是肉体生命，都必须经历一个打磨和锻造的过程。只是有的人在未成年阶段提前经历了，有的则是在青年或中年阶段才受到磨练。我和一般人不同的是，在将要成年的当口，似懂非懂之际受到精神重创。为实现精神上的自我拥有，我用肉体的百般磨砺严苛地训练自己，而陇川农场宽松的人文环境成为我自我训练的最好课堂。当我从陇川农场走出来时，我真正成人了，在这里，我实质上经历了一场成人礼。
的确，人的素养、人格的养成往往在人生的早期。一个人，在你还没有多少明确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就在养成你的独特个性了。后来的你一定是前面的你的一个继承，一个升华。人生是一条流动的河，它的源头和早期潺潺涌动的小溪哺育了拓展河床的大川，直至奔向原野，融入海洋。
我是怎样下乡的
我生于1949 年，人生经历的前半截和我的同时代人大同小异——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改革开放前，国家就是社会，社会就是国家，党和国家就是至高无上的神，最高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1966 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国家突然一下子急转弯，数以千万计的家庭惨遭罹难，亿万民众被迫卷入群众斗群众，不把人当人的十年运动。
家国一体的体制下，国家的命运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命运。
1966 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念高一，是学校品学兼优的优等生，学生会主席。我为人开朗大方，和同学的关系很好，被师长们说成是挑不出毛病的孩子。我出生的年月，正是建国后召开第一次青年团代表大会的时候，母亲作为会议代表在床榻上领取了代表证和文件，后来，她和父亲双双成为第一届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所以给我起了“杨团”这个名字。当时和父母一起工作的青年团干部大都是从各个大学抽调来的十八九岁还未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把对于新中国蓬勃发展的期待寄托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称我是“团的孩子”，期望我能永葆共青团的热诚和奉献精神。
多年后，我调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遇到谢昌奎，解放初期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过已经退休的老同志。他只是凭借“杨团”这个名字就一下子记起来我是杨述和韦君宜的女儿，说起当年在团中央和我父母一起工作的故事，他们曾议论这孩子长大了做什么，不少人说应该做共青团干部。
当我在一路走来，在赞扬声中长大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老干部中，我的父亲是最早被揪出来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1966 年6 月9 号，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刊出关峰、戚本禹化名撰写的文章，题目很吓人，记得大意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杨述开火。该文所举的主要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在《北京晚报》主笔《青春漫语》专栏，与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轮流撰写的《三家村札记》专栏并列，隔天刊出。而后来我父亲告诉我，20 世纪60 年代初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1962 年1 月党中央召开7 千人大会纠偏，他就是那时候写出《望春》一文，以隐晦的语言表示拥护。专栏的主调是为青年和民众励志，以针对当时社会的灰暗情绪，他说，《三家村札记》主要写文史，也有同样的意思。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望春》被批判成“望资本主义复辟之春”。我父亲因此被打成三家村黑干将，后来又升级为四家店黑掌柜。这牵连到我母亲也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当时我曾找过邓小平的女儿，我的高一同学邓榕。她说她问过她父亲，我父亲的问题是中央决定的，要我不要抱任何希望。这一下子把我打懵了。我的父亲得知后也黯然失色。直到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我父亲的问题仍然迟迟不得解决，我母亲为他到处奔波，才知道当时一批老干部被毛泽东画圈做重案处理，父亲也在其中。而在我父亲被“揪”出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毛泽东当作异己分子“揪”出来了。这个党中央是谁的，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这个一路鲜花一路凯歌、只认公理公义的高一学生，居然还不晓得应该害怕应该示弱，直到我被同学揪到学校高台上挨斗。
6月，学校来了工作组，控制不住局面，出现了大混乱。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把工作组赶下台，然后开始学生斗学生。在学校的高台上大家乱斗。我被揪去挨斗的理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的父母是被揪出来的黑帮，当然你就是混蛋了。尤其你这个混蛋还不肯老老实实低头做人，还敢写大字报对这个那个提意见，你有啥权利？在那个年代，血统论当道、黑帮必株连九族，身份决定一切，只要被贴了黑帮或嫌疑犯标签，就立即被清除出人民的队伍。
从那一次挨斗以后，我班上的所有同学，学校的所有同学都不理我了。在食堂吃饭时有些初一小同学还专门往我的饭碗里吐唾沫。我同班的几个当红卫兵的同学，专程到我家，所谓去砸黑帮的家。她们去时我不在，我那时学校家里哪儿都待不成，就在外面游逛，直到天完全黑了才回家。只听老保姆赵婆婆告诉我，来抄砸的有几拨红卫兵，大院里父母没被打倒的孩子也跟着起哄来抄家。
赵婆婆是个旗人，50 多岁了，很有血性，当即就去派出所告状。让我的大弟杨都都看家。都都那时十二岁多，饿了大半天没吃饭，就在一片狼藉中第一次，自己开煤气煮棒子面吃。好在赵婆婆及时赶到，发现那棒子面里全是玻璃碴，才没让他吃下去。
家里呆不下去了，父母也都给关起来了，赵婆婆带上我们姐弟三人搬到清华大学旁边的一间小茅屋栖身。一天，杨都都自己上街，踢小石子玩踢到清华附中某个红卫兵身上，在其喝问下说出爸爸是黑帮，结果被带到学校关起来打，之后精神失常在野地里狂奔了一天，赵婆婆找到时他已经完全疯了。从此种下了他精神病的根子，一生被毁掉了。
还有一个8 岁的小弟弟杨飞飞比较乖巧。他在东交民巷小学上二年级，因为是大黑帮的儿子，只要上学就得挨打受骂，受尽欺辱，老师自顾不暇，也管不了。为了躲避，他居然想出个办法：每天照常对家里说他上学了，然后不去学校，坐着各路公共汽车消磨时间，从起点坐到终点，循环往复，到下学时分再回家。这样的小学生活居然过了好几年，等于是个有家的流浪儿，而家里并不知道。上个世纪90 年代，“文革”结束十多年了，一次他家和我家一起出游时，不经意间听他偶然讲起来我才知晓。作为姐姐，我的辛酸无以言表。
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一段日子里父亲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1966 年5 月8 号是个星期天，母亲在河南四清工作团，父亲带我们三个孩子去颐和园玩。中午回家，看到报纸头版头条赫然大字写的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署名是高明、何炬。父亲看到这个报纸就愣在那里，嘴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说今天不该出去，不该出去。这是说不该带我们出去逛公园。过了多少年后我才懂得，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凭着在党内多年的政治经验已经嗅出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而这个发动者就是毛泽东本人。他需要时间来做好精神准备。有没有这个准备, 结果会完全不同，能做好准备，就能自励自强，自己想办法支持自己，决不要自残和自我倒下。很多人在“文革”中不是别人直接杀害了你，而是你自己经受不住精神折磨自残自杀。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对我讲我母亲后来写在《思痛录》里的事情：1941 年到1943 年，共产党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又称抢救运动）中冤枉了很多党员和干部，错打和错杀了很多好人。他对我讲，以前他认为，解放了一切都好了，没有反动派了，你们这一代再也不会像我们那样受那么多苦难了。你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鲜花凯歌和你们同行。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过去的苦难，过去的问题，党所犯那些错误甚至罪恶告诉你们，我们真的不希望你们知道这些阴暗的东西，不希望给你们的心里留下一点点阴影。但是现在看起来不行了，很可能历史要重演了，他那时候就已经判断即将到来的“文革”将是一场错误的、专门打倒党内外好人的运动。
父亲的判断来自他的经历。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中加入共产党，1938 年到延安，1941 年在抢救运动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甚至戴着特务帽子在延安一年多。后来是毛泽东亲自纠正错误脱帽鞠躬向被错打的人致歉。他就原谅了。
父亲告诉我，党会犯错误，纠正错误需要一段时间，他估计这次运动到纠偏至少需要三年。这三年他可能过不去，可能活不下来，但绝不是自杀。因为在延安被打成特务时他曾有过自杀的念头，熬过来以后不会再有了。
1966 年5 月18 日凌晨邓拓自杀，闻讯后我父亲叹息不已。他说他曾告之邓拓至少要准备“带帽”三年，但邓拓没有经历过延安抢救，没能挺住。
他要我无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绝不能动摇，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后来知道，像我父亲这样对“文革”的残酷有预见的老干部并不多，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文革”竟持续了10 年，他从被打倒到被“解放”竟然持续了整整12 年！
在当时，我瞪大眼睛听，好像自己完全失去知觉了。这是天方夜谭吗？实在太可怕了！可是，不管那时我想听不想听，甚至心理抗拒着不愿意听，大脑都像留声机一样，把这些话统统刀刻一般地永远印在我脑海里了。在我未满16 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懵懵懂懂地晓得了原来这个世界的黑暗不是来自外边，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1998年，我母亲写的《思痛录》开篇就是“抢救失足者”，揭露这一段罪恶的历史，出版后引起社会巨大震撼。可直到如今，这个历史秘密并没有完全揭开。
1966年5月，让我这个对党和毛泽东无限崇拜的孩子理解这些，当然毫无可能。多年后我长大成人，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苦心。他预料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将面临严峻的人生路考，弄不好会被摔下车去粉身碎骨，所以下定决心无论我能不能理解，也要用最快的速度给予我最严重的告诫，让我有思想准备。多少年了，父亲当时的严峻神态和一口淮安方言穿过岁月之河，经常浮现在眼前，回响在耳畔，提醒我不要忘记也不能忘记过去。
可在当时，单纯到透明的我，不懂得一点点人情世故，完全不知道在巨大的权力压迫下，社会环境和所有人的行为都会发生扭曲；完全不懂得在最后的关头，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在自身的苦难中，我跌跌撞撞地开始认识社会。
自1966 年6月起，我一下子从巅峰掉到深谷，不但原有的所谓革干子弟身份和好学生的地位被砸得粉碎，家庭和生活也被完全颠覆了。我再也没有了快乐。父亲被关在建国门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母亲当时是河南安阳四清工作团团长。刚下火车不让回家就被送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挨批斗，结果一下子疯了，认不得任何人，连我都不认得，天天自言自语要自杀，医生说是严重的精神抑郁症。批斗班结束，原来在东交民巷10 号的家早就没有了，她被送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由我家做饭的保姆张文英看着。那时，赵婆婆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住进清华大学东门对面的小茅屋。过了两年，直到我父亲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受押期间不知用什么法子直接向北京市申诉无房，才在偏远的永定门丁家坑新建区得到一套两间的单元房。我把患病的母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接出来，又把两个弟弟接来，和张大妈一起，老幼病残组成了一个家。我母亲后来写过一篇中篇《夕阳赋》，就是写赵婆婆在我们家四分五裂的时候，怎么保护了我们三个孩子的故事。
在这种情况下，1969 年，我被分配去云南农场。工宣队说，这算是照顾你了，你这样的走资派子女，应该去农村插队。
其实，当时班上有的同学因病或者家庭拖累没有下乡，她们的家庭情况都比我好的太多。对于分配去云南，我没有讲半个不字，至于行程要6 天，来回12 天，我也没有放在心上。那时天天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我要用我的行动证明我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学校不仅没有一个人提出我该在照顾留城之列，哪怕是一句同情的话也没有。
这种世态炎凉我当时感受得太多太多。被学校、社会完全孤立的我，咀嚼出人类社会最起码的原理，这就是人的最大需要就是群居和群体生活。一个人如果被社会、被组织唾弃，没有家庭，没有朋友，完全被孤立，是人生最难忍受的痛苦，它远远超过一切肉体的折磨。和我年龄相仿的几个父母被打倒的女孩子，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屈辱和苦难导致精神失常，甚至自杀了。曾经欺负过我的同学多年后见到我对我致歉时曾好心发问，你当时是怎么过来的？
1966 年底至1967 年3 月，我步行串联到延安，揣着学校开的带侮辱性的“非红卫兵”介绍信在农村行走，受到农民大叔大婶真诚的帮助。他们从来不会趋炎附势去歧视一个人，他们看你的行动就知道你的真心。那时我觉得世上最大的好人就是农民。16 岁的我曾暗暗发誓，我再也不想要任何人遭受我这样的苦难，一生一世我一定要对得起农民——对我最好的人。
那时，我最需要的是能证明自己，需要群体和社会对我的认同。但是在去云南的上山下乡同学中没有一个能够了解和理解我的人，这让我心里一直惶恐不安。就在我即将出发的前几天，我突然得知，一个高三的同学从自己择乡的农村回京，准备去东北兵团了。我立即跑去找她，告诉她我要和她一起到东北，不去云南了。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需要朋友，需要不歧视我的朋友。她的父亲当时是北京市组织部长。虽说当权派都是走资派，可走资派还不同，分为四类，我们的父亲都被归入最“黑”的，即被称为第四类“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尽管1966年8 月女附中学生斗学生时，她也在高台上揭发过我，说我和她讲过我相信我父亲不是黑帮，导致当时一片混乱，对我的声讨不绝于耳——其实我只和她一个人说过这话，是真的相信她，但是事后我很快就谅解她了。人在少年时代很容易对于比自己只大几岁的同代人产生崇拜心理。我就是这样。她大我两岁多，我们同住在市委大院，上小学、中学都在一起。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我还是相信她超过任何人。我知道我和她在一起，她绝不会歧视我。
所以，1966年5月14日那天下午，我和任何人都没有商量，自作主张跑到学校，把自己准备跟火车托运到云南昆明的行李从学校拉回家，而后去找了她，又跑出去，直到很晚才回家。到家时已是入寝时分。母亲抓住我一个劲儿地跳脚。原来我的班主任俞老师看我把行李拉回家就给家里打了传呼电话，我那患精神病刚有所恢复但并未痊愈的母亲被街坊大爷叫去听了电话，知道了我决定不去云南，当即就向俞老师表示，我女儿明天一定能和同学一起上火车。母亲肯定是受了刺激，回过神来就大闹，居然立即决定让张大妈陪着自己到这位女同学家里去找我，没找到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当晚，她对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目的只有一个，坚决要我登上第二天中午12 点44分去云南昆明的火车。
至今记得，疯癫的母亲有一句话是一点都不疯癫的：你简直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今天能违抗组织命令当逃兵，明天就可能背叛革命。这就是我的母亲——18岁入党，清华大学一二• 九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在她52岁且身患严重的精神抑郁症时，对她唯一的爱女震聋发聩的警告。面对这样的警告，我只有用行动证明我是要革命的，所以只有一条路，登火车，上云南。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只要有任何人说一句，只有用死才能来证明你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的，我真的能做到立即死给你看，遑论去边疆，去做任何最艰苦的事情了。那时的我，真的是头脑简单到愚钝，心地纯洁到透明啊！
1966 年5 月15 日上午，我和母亲、张大妈一起，搬着行李到火车站了。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我找到了自己的车厢和被编在一个队的校友，认识了日后在一起三年半的初一年级的戴建春、王琦、常祎、颜英等人，还有高三的何小平。这些初一的小孩（过去在学校我们都这么叫，其实我们也只大她们三岁，真正成人后才知道这几岁之差的年龄真的不算什么，思想成熟度更是无法按年龄衡量的）当时非常欢迎我这个高一的大姐姐，完全没有我曾遇到和预想到的羞辱、鄙夷和排斥，这让我宽心了不少。
我清晰地记得，瘦小的妈妈当时穿着藏蓝色的上衣，站在车窗外面抿着嘴唇，似笑非笑地望着我，我知道那是精神病遗留在她身上的痕迹。而最让她宽慰的是，她知道她的女儿没有辜负她，她的女儿和她18 岁参加共产党一样，就在这一刻离开家庭奔向社会了。
列车缓缓启动，窗外所有的人都立即意识到分别一刻到来了。车厢内外，许多人开始大哭，有的同学半个身子伸出窗外，伸向亲人，大哭不止。我和我新结识的伙伴似乎是唯一一组不仅不哭还大声呼喊着：妈妈，再见！北京，再见！我当时处于兴奋状态，因为我用行动向妈妈，向老师，向社会证明我是革命的不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
车厢外，服侍我母亲的张大妈跺着脚对着我和妈妈大哭大叫：“天下哪有你这样狠心的妈呀！”
1969年5月15日——北京知青奔赴云南的分别时刻，这一幕就这样烙在我心里，伴我走过一生。
艰苦劳动中的自我磨砺
20 岁的我来到云南农场当农工，也算半个兵。因为当时云南农场很快就改制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按部队建制，我离开之后才又改回为农场。我所在的丙寅分场二十队改为四营一连。连队有指导员和连长，是上级派来的现役军人，其他的兵团战士都是十多年前从湖南来云南插场的农民，还有就是我们北京的上海的和四川的知青。我曾经在四营一连做过班长、排长，在水库工地做过班长，之后还调到四营二连做过连文书。
对于下乡我没有什么复杂的思想准备，只是要证明自己，要获得社会、集体的认同。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从未受到屈辱却骤然落到社会底层的我最为自然的一种反抗。人的意志力所能发挥的力量实在很难想象，我从没有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却能在农场劳动中完全适应，没有觉得有多苦，反而自找苦吃，结果练就了十八般武艺，可以说没有哪一样活计我没有干过。
我所在的连队是农业连队，所有农活——育秧、插秧、割谷、掼谷、晒场、犁田、耙田、种甘蔗、收甘蔗、糖厂小工、种玉米杂粮、种菜、喂猪、打猪草、出猪圈、脱土坯、盖房子等等，样样活计我都做得来。
最难的是犁田。那活儿是男子干的，犁有七八十斤重，老水牛拉犁，径直走得很快。连队里的知青老大何小平向老职工学扶犁耕田，我也跟着学。至今记得，最难的是扶犁过田埂，右手将铁犁把向右偏，左手提起铁犁中粱，凭巧劲将七八十斤重的犁从一块田拔起插入相邻的另一块田。弄不好时犁头要么插入土地太浅，要么要被老牛拖一小段路才插入土地，以至于靠近田埂的土地没被犁到。那时，我总是嫌老水牛走得太快，我提犁太慢，跟不上。
犁田当然要打赤脚。清晰地记得犁田是在一月份，云南的一月也够冷。何小平和我赤着脚，冻得在地上蹦高。
喂猪也是男人干的。我干是因为男饲养员有病，没人接，队里没有女职工干这个活的，男知青也从来不干，因为太脏太苦了，不分晴雨，天天都是一身泥水一身臭味。我知道了就找连长张才扬报名，我说只要人干过的我都干，不会就学嘛。结果，我不但干下来了，而且，还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喂猪要做发酵青饲料的消息，就自己去打猪草，做发酵青饲料。当时不知道有些植物的汁液含有天然物质，接触皮肤会奇痒无比。我干活从来打赤脚，不知道保护自己，结果弄得两腿两手痒到恨不得自
作者和北京知青常
的合影
己剁掉。
那时虽然只是个小知青，我却不满足于只是按照传统方式种田。不仅自己试验喂猪的发酵青饲料，还专门一个人跑到农场场部试验站找技术员，说我想做水稻良种试验，请他指导。
那个技术员姓翁，2009 年5 月20 日，北京知青回访团回到陇川农场时，接待处告诉我，一个姓翁的退休的总场副场长找我。我到了他家，才知道他就是那个曾经帮助过我的翁技术员。老翁告诉我，多年来，无论北京、四川、上海还是昆明，到陇川的所有知青中，找试验站做农业科技试验，我是唯一的一个，所以他不会忘记我。
我记得大约是1971 年春，我去场部试验站问谁是技术员，一个面目清癯，高高瘦瘦的男子说我就是，我姓翁。我问，水稻能不能培育更高产的新品种呢？翁技术员很无奈地回答：现在农业科技没人管没人问，哪里有人还想这个？我说我想试一试，感动得翁技术员从杂乱的家什中立即翻出了几本农业科技的书送给我。在他的指导下，我真的做了两季的水稻育种试验。先是在连队的菜园里用卷秧育种，知青颜英还帮助我一起做。而后向连长张才扬要了块五分大小的地，自己插秧施肥。这块地长势很好，张连长很高兴，说据他估摸产量要高出一般稻田的一半。但是在抽穗灌浆的时候，水稻长虫了，必须打药。结果我药打多了，收成的时候稻谷空壳有一小半，而且晒场时我没在现场，有人将我的试验田和大田的稻谷混起来，没法用新稻谷做种子了。我当时难受了好多天，对翁技术员说我不再做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自发、自主作农业科技试验，失败很正常。重要的是，我并没有被家庭在“文革”中的苦难所吓倒，在老职工和农场技术员支持下走过的这段宝贵经历，正是我努力要自立自强的写照。直到今天，我做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仍然以三农为本，矢志不渝地帮助农民做综合性的农民协会的试验。综合农协不仅做金融合作、供销合作，还做农业技术推广和社区教育，而三十多年前陇川试验打下的基础是起了作用的。
我当时的理想是，只要人能干的我都要会干。
我当过代课教师，给连队的三年级小学生上过语文和算术课。还做过炊事员，在连队食堂用大铲子炒连队百多号人的菜。甚至还在婴幼儿室当过一段阿姨。
我所在的连队除了知青，都是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壮年农民。他们20 世纪60 年代在政府的组织下，成群结队来到云南陇川。当我们到农场的时候，他们都有了第二代。由于当时没有计划生育，所以一家有好多个孩子，大人出工，小孩子放在婴幼儿室里。有一段时间阿姨休假没人代替，我就自告奋勇向张连长请求带孩子。当地的风俗都是用一大块布把孩子绑在身上。我居然比湖南老乡还土，胸前裹一个，背后绑一个，然后左手、右手各领一个，我一个人居然可以同时带着四个孩子往前走，再招呼其他的孩子。
所有这些活计都是自己有意识做的。知青里几乎没有人像我这样要求自己什么都要学，什么活都要会干。我当时为什么这样严苛地要求自己呢？曾经沧海难为水，经历了“文革”初期的苦难，我知道自己的一生一定要靠自己站起来，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折磨相比真算不了什么。我相信只要自己什么都做过，什么苦都能吃，什么都不怕，今后就没有什么能打得倒我了。
如果说，“文革”初期的那几年让青少年的我经历了人生的大跌荡，在严酷的社会环境逼迫下，被动地被捶打，那么，陇川农场的经历才是真正地自主磨练和自我造就，从肉体到精神锻造出了今天的这一个我。
当所有的农话都做过，最吃苦受累的事都干过，我真的就习惯了。云南的农活可真是累呀，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去插秧，到天黑得墨漆漆的时候才收工。一天干活能干到16 个小时。插秧是永远弯着腰插。放高工效时我一天最多能插3 亩地，而且行距株距很密，是4 寸乘6寸的，现在自己想想都觉得够伟大。3 亩地你就是一趟趟走来回要多少时间！而那个时候这样放高功效的不止是我，有的知青还有老职工的孩子比我干得还多。那时候我们相互开玩笑说，插秧真是弯腰大练习，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可不怕挨斗了。
在云南，吃大苦，耐大劳的程度到了人的极限。
记得我被派到水库工地推土车。从大高坡里向外推土，一车土装得满满尖尖，我一天能推一百多车，干下来浑身筋骨都像散了架一样。水库工地还要为浇筑大坝搅拌水泥，这个活不是女生干的。当时缺人手，工地让我们班上。我一个女的当班长，带着全班的男队员用长把铲子搅拌水泥和石头子，那一铲子下去就像要把你的五脏六腹都折断一样那么沉。但是我挺过去了，没有人了解我的感受，只知道我特别能干。
我那时相信一句话：身体是肉做的，人的意志是钢的。在水库工地上一天开五餐，每顿饭我能吃下一斤米，没有什么菜。真的是最大的吃苦耐劳的活都干过了。现在想想，觉得尽管自己当时年轻幼稚，盲目蛮干，但是人的潜力实在是太大了，有很多你无法想象的事，只要你觉得你能承受，就真的可以承受了。
劳动的汗水让我和土地和老职工亲近，也让我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老职工和连队干部对我有一致好评。不仅屡屡评选我为知青模范，还几次提出要发展我入党。我说我的父亲是没有解放的干部，他们说可教育好的子女也可以入党。党组织居然向北京发出了外调。
多年后我回到北京，我父亲专案组的李组长专门找到我说，曾多次接到过我所在农场和工厂的外调函，都是为了解决我的入党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权力做结论，只有简短回信说在等待上级给结论。这样的回函只能算没有清楚的交待，地方党委就不能发展我入党。我的入党问题直到1975 年才解决。这位专案组的李组长给当时我所在的工厂党委写了一封外调回函，大意是杨述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影响杨团入党，请你们自行决定。张家口树脂厂党委就以此为依据，当即发展我入了党。而我的父亲被宣布解放，是在我入党的第3 年、上大学3 个月后的1978 年11 月间。胡耀邦做党中央组织部长时亲手将毛泽东钦定的一批重案彻底推翻，去掉了一切诬陷和不实之词。
我在云南的3 年多，除了不能入党，没有感受到其他政治压力，这份幸运源自陇川农场领导的一个重要决定。
当时同样处于“文革”风暴中的陇川农场，张志诚书记、李岱东场长等一批老干部也曾一度靠边站，是他们出于敏锐的政治判断，意识到来自“文革”中心——北京知青的家庭中会有各种复杂情况，于是和农场的领导们商定，采取整体保护政策，将所有知青的档案统统放在总场，不下放到各分场，不让我们的家庭情况扩散。
是他们，以真正共产党人的党性贯彻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保护了我和我们北京知青。
而这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迟至2009 年5 月，北京知青组织回访团集体回云南陇川参加40 周年纪念活动途中，从最后一批离开陇川的知青们的议论中我才知晓。
当时，已经60岁的我，心底止不住奔涌的狂澜。陇川农场啊，我的保护神！
从北京到云南，不满20 岁的我，像从“文革”牢笼里飞出的小鸟，飞到广阔的天地，从此不再备受歧视和打击，得到了和别人一样的平等对待。是陇川农场的新环境解放了我，不但让我恢复了以往真诚乐观的本性，还增添了一份坚韧执着和旁人难以觉察的深沉。若没有陇川农场的宽松环境，我真不能想象自己后来的路。我能撑得下来吗？即便撑下来能不扭曲变形吗？
2009年5月，知青团集体回云南时，张书记李场长等一批老领导老干部都已过世，我和几个知青专门拜访了当年农场领导中还健在的几位离休老干部，表达了我们迟到的深深的感激之情。
在经历过陇川农场这3 年半后，我转到张家口树脂厂做仪表修理工3 年多，而后又和家在张家口的一个北京人自愿对调，进了北京市机械设备成套局综合处，做国家计划项目物资调配工作两年多。可以说，农工商我都干过了，世上再没有什么苦活累活脏活甚至技术活、智力活能难得住我。当1978 年考上大学时，我的心智和能力与同时代人相比真的算是比较成熟了。
和农场老职工相处的岁月
在陇川农场的3 年半的大部分时间，我一直在丙寅分场二十队，也就是四营一连当农工，后来去过糖厂，又在水库工地干了几个月，之后被调到四营二连（原二十二队）当连队文书。离开云南时我是从四营二连走的。和二十队的老职工相处近3 年，其间发生过许多故事，今天回忆起来还为自己当时懵懂蛮干、不知分寸，甚至伤害了有的老职工感到内疚。
分到二十队的北京知青女生7名，都是女附中的，男生两名，是31 中的。二十队唯一的两层小楼，就让我们7个女生住。楼上5人，楼下2人，楼下还有一间大屋，队里分甘蔗时就堆在这里。男生住在斜对角的平房里。
刚到二十队，第二天要出工时下雨。云南雨季很长，大半年人都要泡在雨水里。早上，老职工给我们拿来褐色棕麻编制的蓑衣和圆顶大斗笠。一看这蓑衣在肩膀上织成一个硬壳，下摆丝丝拉拉成条屡状，一弯腰就像撅起来的鸡屁股，我们当中老初一的一个女生就撅嘴了：“什么东西这么难看，我才不穿呢。”老职工告诉我们，干农活( 比如插秧) 常常要弯腰，后背最需要挡雨，穿蓑衣是为干活方便，不干活的时候可以打伞穿雨衣，这才勉强穿上。再后来就很习惯了，也觉得挺好看的了。
40 多年过去，我们所有的人包括这位女生都无比怀念那穿蓑衣戴斗笠的日子，盼望在不久将要举办北京知青八千子弟赴云南农场的展览中能看到久违了的蓑衣斗笠。
老职工不但在劳动上手把手地教我们做农活，在生活上也处处关心照顾我们。当时每个老职工除了吃队里大食堂的饭菜，有时也自己开小灶，所以都在自己的住房后面搭一个草棚，支上一口做饭炒菜的铁锅。看到知青只能吃大食堂，他们就跟商量过似的，来请知青，一家分一两个去吃他们的小灶。我们吃得最多、最喜欢吃的是糯米粑粑。白白的糯米粉搅成面，用油一煎，两面焦黄，吃起来又甜又香。
农场发工资，我们都是28块半。这个工资水平在当时不能算低，因为后来我转到工厂做徒工月薪才18 块。凭农场的工资，我不但自己经济独立了，还能接济家庭和朋友。那时除了给队里交饭钱，我基本上不买零食，努力积蓄。到云南半年多后，一个北京知青因父病重返京，我居然一下子能拿出100 元帮她。得知赵婆婆患了食道癌，我寄了钱给家里表达心意。
农场星期天也放假，只是星期天经常要出义务工，种队里的菜田。现在想起来，农场的田是公田，种的庄稼要交公，工作日要种公田；生产队里大食堂是集体的，职工吃饭只交8 块钱，除了买大米，大部分蔬菜和猪肉由队里解决，所以队里的菜田是集体田，不占国家便宜就只能星期天出义务工了。可是北京知青劳动一周，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谁不想赶个街逛逛市场。这就产生矛盾了。我们那时不懂得出义务工的道理，还认为是队里安排不好，总想延长劳动时间。我是二十队知青的头头，为这个事在老职工和知青中两边犯难。有几次干脆我就自己去出义务工，让其他知青星期天出去逛。张才扬知道我犯难，和队里的老职工们做工作，说年轻人在这儿没有家，我们大家要多关心她们。让她们周日多出去走走吧。这样，问题算解决了。
离开北京前，护国寺中医院办免费的卫生员培训班，还说明是专为下农村的知青办的。我报了名，如饥似渴地学习卫生常识、中医经络、针灸还有接生，对经络和扎针最着迷，就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到云南后，这一手初学乍练的技术居然派上了用场。我先是给我们队里几个女知青扎针，后来，我会扎针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些老职工也来找我给扎针。下水田干活时，我看到有的女职工和知青肚子疼，就在田埂上用草棍顶住她们的耳朵上的压疼点，居然也能管点事儿。
不但老职工找我扎针，农民户也来找我了。距离二十三队知青宿舍不远处有一户云南本地的农民找到我，说是他的老母亲有病，子宫脱垂，走路不便，希望我能给扎针试试。我去看了，老妈妈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瘫在床上。我不知道扎针管不管事，但是老百姓的期盼我肯定义不容辞，于是就开始了为老妈妈扎针的过程。我记得都是用休息时间，主要是中午，从二十队走到二十三队，来回要20 多分钟，再加上治疗时间，一个小时左右，中午的午休全部占用了。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后，被二十三队的知青常寒婴知道了，他也会扎针，就接替了我的工作。
在扎针中，有两次险些出事故，今天想起来都让我后怕。
第一次是给戴建春扎睛明穴。我才学了浅浅的一点扎针技术，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蛮干。睛明穴在眼睛内框靠鼻梁的地方，一般扎针大夫都不敢扎，我却非要练习给自己扎。被戴建春看到，就说你给我扎吧。我可真敢干，两针下去，进去时还好，但是起针时有一针抖了，导致她的一只眼睛当即有出血点。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扎睛明穴了。
还有一次，老职工郝东妹说肚子疼，我想肚子不是眼睛，我给自己也扎过，这总不会扎出毛病来，就到她家去扎针。之后她丈夫来找我，说是她刚有孕在身，这着实把我吓住了。我怎么知道她怀孕了呀？她没有说呀！我忙不迭地给她和她丈夫道歉，悔恨自己不问问清楚就干，并且赶紧让她到医院检查，还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得到了她家的谅解。
二十队开始有个卫生室，有一个姓常的四五十岁的老医生。他经常给我讲卫生常识，有意要培养我向医疗卫生方面发展。他还告诉我，州里有个中药的展览会，如果我去了，能够在那里学习，将来就可能做中医药的工作。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是我知道自己当时的家庭情况经不起任何审查，所以我对任何别人看来是好事的机会都不抱希望。而我也真的是对劳动、对老职工有了情感，记得当时就和常医生说，我不想做脱离劳动的专职医生，只想业余做一点，对别人能有所帮助就行。还有一次县里向农场要人组织工作队下乡，按照当时的看法，能脱离劳动都是好机会，也有人告诉我，我很合适，要推荐我去。我只是淡淡一笑了之，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对联事件”
和老职工相处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对联事件”。这件事曾闹到几乎全场皆知。而且至今还影响着其中的受伤害者——我的排长，老职工何发秀和他们一家人。2009年5月下旬，我和颜英一起到瑞丽他小儿子的住宅去看他。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仍然记得这件事，这让我的心像被揪起来一样难受。
那是1971年春节前夕。为祝贺春节，给老职工一个惊喜，我们几个知青凑在一起出点子。大家想到我们给每个老职工房门前贴一副对联，红底黑字，不是挺喜庆的吗！大家一致同意，于是说干就干：有人从报刊上找词儿，有人买红纸毛笔。当时的词儿都挺革命的，找出来一大堆，但是要不要针对每个人选一幅呢？大家兴致勃勃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一幅适合张三，这一幅适合李四。我记得，给连长张才扬选的是“拉革命的车不松套 一直拉到共产主义”。还有一幅是“宁可为公前进一步死 决不为私后退半步生”，是解放军画报刊载的，出自北疆一个边防哨所。有知青说，这一幅给何发秀吧。
事情就出在这幅对联上。
我们将所有的对联都写好了，也贴了几幅。张连长的对联是他在的时候我们一起贴上的。还向他讲了鼓励的话，他很高兴。但是，我们来没来得及贴完，就被一大群别的队的知青叫住，要一起到总场街子上耍去。知青们就将这些没贴完的对联分发到各家的门口，让其他人帮助我们贴上，我还说明要按照我们分发的给各家贴，不能错，之后，就离开二十队去总场了。
晚上回来，还没进队，就听到一片吵吵嚷嚷的声音。队里的唐兴汉书记找到我说：“你们贴给何发秀的对联是骂他的吧？他老婆不答应了，要去告知青呢。”我心里一紧，
赶紧向唐书记解释这是从报刊上抄下来的，没有指责他家的意思。唐书记让我将载
有这句话的解放军画报找出来，又说要开全队大会公开解释。
我还来不及想，很快，在队部最大的堂屋里召开了全队大会。那时还没有电灯，
记得桌上点着煤油灯，靠近油灯的人投射在墙上形成长长的灯影，堂屋黑压压的只
看得见人头攒动。我心里很紧张，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又想到在北京挨斗的情景。
会议开始，唐书记首先开腔，说明要请知青做解释。我还没说完我的解释，何
发秀的老婆就哭喊着向桌边靠过来，大意是，你们为什么非要把这对联贴我们家？
看她的架势是要来抓我，这时人群一片骚动。唐书记立马挡住说，你有话好好讲。
关键时刻何发秀站出来，喝住了他老婆，让她回家去。唐书记就趁势让大家散开了。
事后，很多老职工对知青表示，其实你们不要指定哪一家，顺着贴下去就没事了。
我无语，我知道不能再做任何解释。本是一件好事，结果让我们弄成了坏事。
为表示歉意，之后我多次到何发秀家里，不提这件事，就是和他坐坐，闲扯。
他是我的排长，我是他的下属，能谈的话题总是很多。终于有一天，何发秀和我说
着说着掉眼泪了。他终于原谅了我，原谅了我们北京知青。
但是，当37 年后的2009 年5 月，我们在瑞丽再见面时，我才晓得老人心里一
直因为这件事有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内心的沉重无以言表。
在此之后，我又辗转听到何发秀小儿子对“对联事件”的感言，心中的震撼更
难表述。那副对联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年他才8岁，觉得“天都塌了”。
我这才意识到当年的过失有多么严重。其实，我过去一直都没弄明白“对联事件”
何以让何家悲痛欲绝。一直以为是涉及“公”、“私”之辩，有影射之嫌，完全没
能理解关键在于对联“前进一步死”有个“死”字。在中国，过年是全家最为喜庆
的日子，最忌讳不吉利的话语和行动。按照中国的传统风俗，过年在大门口贴“死”
字，不就是诅咒么？谁家挨上它，难保不遭灭顶之灾。
可是，“宁可为公前进一步死”，在当时我们这伙北京知青眼里，的确是最最
革命的口号，我们决然不会想到“死”就是一个毒咒。
虽说全国经历的是同一场“文革”，但是边疆的农工和北京的学生受到的影响
还是有天壤之别——再革命、再淳朴的农工过年也忌讳“死”，无论这个“死”是
为公还是为私。
其实，许多国家都有自己民族的禁忌。这是不容冒犯的，否则就是冒天下之大
不韪，闯禁忌的人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
可是在“文革”年代，招来杀身之祸的不是闯禁忌，而是任何一点点与社会的
疯狂相悖的言行。当时抄家、打人、侮辱人，草菅人命成为社会常态。多少人在屈辱中饮冤自尽，又有多少人被害，北京就有好几所中学的校长被学生活活打死。在那种状况下，统治一切的极“左”思潮以“破四旧”为名横扫一切传统和禁忌。而当时的我们，不谙世事，再加上受极“左”思潮的裹挟，完全没有一点点顾及传统民俗的意识。
可是，真正可悲的是，我这个受“文革”迫害异常深重的青年，却在自己受伤害的同时深深地伤害了关爱自己的农场老职工。
更可悲的是，这种伤害是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我并不知晓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受到“文革”极“左”思潮的侵袭和荼毒，还以为这是在追求革命，向着真正革命的路上迅跑。
那个疯狂的年代，受害者同时又成为害人者，是多么沉重的社会悲哀！
多年后，当我自己完全从压力和歧视中走出来，对于何发秀一家当时的悲痛就更加感同身受。
人的尊严和价值在人类社会里最为尊贵，不容侮辱和亵渎。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尊严和价值，应该得到和必须得到其他所有人的尊重。而不尊重人的日子就是非人的日子，过非人的日子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耻辱。
我永远记得，是何发秀，是二十队的领导和全体老职工以博大的心胸保护了我，保护了我们北京知青！
自2003 年始，我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协助三农的事业。2005 年，我在社科院和伙伴们一起支持各地的农民合作组织设立了农禾之家（联盟），2009 年7 月退休后，更是将重点放在帮助各地农民建立综合性农民协会上。我和伙伴们发起设立了北京农禾之家咨询中心，支持农禾之家（联盟）发展，尤为重视社区教育和推广。到农村调研，走村串户，和农民们围坐讨论对我而言是家常便饭。
在这样的生活里，我感到温暖和自在。
我的人生总结
现在的这一个我，是“文革”和下乡这两场大运动锻造的。
1966 年“文革”开始时我只有16 岁，懵懵懂懂中只知道爸爸妈妈成了人所不齿的大黑帮，天坍塌了，以后怎么活？我不知道。生我养我的是父母，但是在他们遭罪、无暇顾及我时，社会的重压让我茫然不知所措。
命运使然，1969 年我和万千知青一起被上山下乡了。我的人生轨迹和万千知青一起被改变了，城里的孩子来到了云南边陲——陇川农场。是陇川农场帮助我从个人的家庭苦难中走出来，走向广阔的土地和民众。在那里，我和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出身的老职工朝夕相处，他们的宽厚、淳朴和包容让我这个当时被打到社会最底层的大黑帮子女，心底的感激无法言说和永生铭记。
陇川农场的经历，让我的生命有了真正的意义，让我与劳动和劳动人民建立了真挚的情感，找到了一条可以自强自立活下去的路。有这段生活垫底，后来无论我自己有怎样的变化，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这份深情厚谊只会在我心里不断发酵，像陈年老窖，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发醇厚。
“文革”让人变得疯狂，人不再是人，而是和畜生为伍，而农民大爷大妈叔叔婶子，农民出身的老职工们都还保持着人的本真和本性。我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受到，人性不是由文化高低衡量的，人道来自最淳朴的自然。农民最接近自然，他们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从不会按照社会的意识形态去歧视一个人，他们的心地是最纯朴和最少污染的。
“文革”浩劫和云南农场之于我，不是青春岁月的理想和记忆的凝结，而是生命在烈火中行进的锻造。让我真正懂得了人民是什么？人性是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怎样做一个永远有良知的、永远不会昧良心的人。此后，我所有的情感、思想、选择和作为，全部基于这些经历。
62 岁的我，总结走过的人生，有三条体会：
第一，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没有“文革”，没有下乡，就没有今天的我。常常在你快要忍受不住时，恰恰是苦难将要过去的当口。人的忍耐力超过你自己的想象力，跨越苦难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面向往昔的眺望
第二，健康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和人格是人生的财富。它一半来自于对于艰难困陇川农场广线分场十三队/ 马铭苦的坚忍的承受力，另一半来自于对生活、对土地、对社会、对人们、对周围一切广阔而深沉的爱。我最喜欢艾青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热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艰难时，转折时，委屈时，振奋时，默诵着荡涤我灵魂的这
这几年十八队的宁悦他们回了好几次农场，也接待了好几拨农场来京旅游的老
两句诗，眼眶不由地湿润，心底充满了力量。
第三，追求公平和正义，为实现“人”的价值而奋斗，就是在使用和积累人生的财富。每个人都是浩瀚宇宙中的沙粒，微不足道，但又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会跌倒、会哭泣，需要旁人的扶持和相依的温暖。我从为摆脱自家的冤屈、为个人的价值而奋斗，到现在为弱势群体尤其是整个农民群体的价值而奋斗，这条人生之路是从陇川农场出发的。是陇川农场，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奠定了自己的人生基础，开始积累属于自己的人生财富。后来我有能力和条件做出独立选择时，这样的人生财富就成为我为所有“人”的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源泉。
陇川农场，哺育我生命的摇篮，我对你，永远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眷恋。
2011 年8月21 日至12月15 日草就职工，让人感觉北京和陇川的距离确实拉近了好多。不再是当年一个多礼拜才能叫
花子般回到陇川的惨状了——时代确实在变。
不变的是对往昔的回忆。
前几天李清来电话，说他们有一些关于下乡40 周年的纪念活动要搞，不少人已经开始动了。杨开明在征集老照片，宁悦派儿子把他们回陇川的一些录像资料送了过去，同时在编一本书等等，她让我写一点回忆的文字。
一家伙，我脑子里开了锅似地热闹起来，无法抑制地涌出了一大堆难以忘怀的往事……300 多兄弟姐妹把人生最无价的一段生命留在了那个遥远的地方，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让人热泪盈眶，这当然不是几个字能尽述的。我把自己的思路梳理了一遍，最终选取了一些相对清晰的散碎记忆于后，不求完整，但求真实，亦不负那
段泪水与汗水交织的青春岁月。先从衣食住行说起——
衣食住行
首先说说吃。北方这些学生当年到了陇川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有面吃。好在米在那时候也是好东西，没什么过渡就习惯了。但是时间一长还是想吃面。当时想吃面食必须要到弄巴、章凤、景坎或县城这些地方去找。我们基本去的是弄巴。
弄巴有一个饭馆，有馒头卖。但那馒头基本吃不出麦子的味儿，发粘，咬一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用手攥紧，就会变成一个死面疙瘩，完全没有馒头那种暄乎乎的感觉。至于面条什么的，似乎没见过。
再一个去处是百货商店，弄巴就那么唯一的一个。那里头碰好了能买到一种点心，其实也就是面饼子，梆硬，干而无油，砸脑袋上能砸一包。就这个还不是什么时候都买的着，得看运气。
没面吃自然要习惯于吃米，还好，不用习惯。
但是说实话，陇川虽然产米，却基本上都是粳米，而且做的时候都要沥出米汤，所以吃起来比较糙。但是那时候无小站米一类的好米吃，也就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了。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秋收不久，连队领导突然大发奇想，通知要用我们的米去换些遮放米来犒赏大家，于是引来一片欢腾。外五县有民谣曰：施甸的婆娘龙陵的雨，芒市的谷子遮放的米。说的就是其好。老职工说遮放的米是古时候献给朝廷的贡米，细长、透明、蒸出来一层油。这自然使我们这些生在皇城却也没见过御膳的北京仔们充满期望。时日不多，米真的换来了，蒸出来了，为了锦上添花，连队还特意杀了一头猪，焖了一大锅红烧肉——那顿饭吃得确实很精彩，至今难忘。当然，皇帝吃的究竟是不是这种东西已经没有谁关心了。
除了主食以外自然是菜。记忆中当年吃的菜主要有萝卜、空心菜、韭菜、芋头、洋丝瓜几种。共同特点是炒菜放油很少，无肉。一桶汤清亮见底，随便喝。菜里没有油水，饭就吃得多。农忙的时候男生的饭量基本上都要往一斤走，部分女生也能干掉半斤米饭。
主菜不行，就要说到小菜了。小菜基本来自于老职工，人家自己生产的，放在小厨房的坛坛罐罐里。其中主要有水豆豉、藠头、酸笋、酸腌菜等，佐餐非常好。知青往往在适当的时候去老职工家蹭上一些，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农场吃肉确实不多，无论水牛肉、黄牛肉，还是猪肉，都极其有限。半个月一个月打回牙祭而已。去年夏天，我和许荐华在外边吃饭，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你想过没有，当初农场杀猪，那些猪头肉、猪大肠什么的，都他妈到哪儿去了？你
吃过么？我这才发现还真的没吃到过。我们俩分析了半天，一致认为那些下水一类的东西都被厨房给截留了，偷吃一部分，剩下的用来款待机耕队来的拖拉机手。那时候拖拉机手是个美差，到任何一个连队去耕地，都是好酒好肉外带花生米的伺候，就这样还时常耍大爷。
胡子鱼、黄鳝，这是老职工打野食的两大目标。把河沟和水塘的水淘干，竭泽而渔，属于断子绝孙的干法，当然不值得提倡。但在当年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老职工只有用这样的办法丰富丰富自己的餐桌。最多的一次，我看到有人把一个水塘子淘干净，水塘子残存的最后一些水里全都是胡子鱼，二十斤都打不住。十分恐怖，也十分令人振奋。
知青解决营养的办法比较原始，或是让家人邮寄，或是利用探亲假的机会往回带。据说有一个哥们买了一节烟筒，两头用铁片焊死，装了满满一烟筒猪大油带回农场。不知真假。
猪油拌饭在当时是极其奢侈的享受，如果再加上点儿酱油膏，那就无与伦比了。记得老职工头一次在知青那儿看见酱油膏的时候，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四川知青往农场带的大多是腊肉，而且往往大家分而食之——绝大多数川娃子都非常够意思。
说到这儿想起一件事。那是刚到陇川那年的初秋。我随几个老职工到山上砍竹子，来去大约8 公里左右。出发时老职工到食堂领了一些大米和半小瓶菜油，随后就上山了。砍完竹子，几个老职工带着我往大山的深处走，在一个向阳的坡地上找到了一个景颇人家。看见一条狗，两三只鸡，还有一块多边形的小菜园子，生长着几个歪七扭八的萝卜。老职工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已经和景颇族老乡达成了协议，用那些米和油换一锅米饭和下饭的菜。景颇人很快就把三脚架下边的火点着了，铜锅也很快地冒出了饭香。利用煮饭的间隙，老乡给我们弄了一碗苦涩苦涩的凉拌菜，又找出几个鸡蛋状的东西放在炭火里烤。老职工说那东西叫酸茄。酸茄烤黑了皮，放在碗里捣烂，然后弄来一小块生肉在火上烧一下，刴碎，放到酸茄酱里，再撒上些干辣椒面和盐巴，搅拌成一碗糊状物。我战战兢兢地跟着老职工就着那东西吃饭，却发现那酸茄拌生肉的味道真的不错。酸得很正，很有意思。老职工告诉我，那叫刴生。
说来那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却不料去年王渝生（四川知青）让陇川的人特快专递寄来一包酸茄，拿给我一些——还是那很正很正的酸，却坐在北京的家里享用了。真是快递呀，让人想起唐朝杨贵妃600里飞骑，从岭南往长安传送新鲜荔枝的故事。
和吃的比较起来，穿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时候就是那几种颜色，那几种款式。知青穿的大多就是那些学生时代的东西，只是到农场以后越穿越脏，越穿越破而已。女生还好些，男生就不行了，绝大多数是丐帮的样子了。我至今想不起来那些年什么时候添过衣服，总是那几件换来换去的穿，破了学着补一补——这是好的，从来不补的大有人在。
那一年冬天奇冷，我在试验站警卫排混事儿，记得和乌继德住一屋。我们冷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把箱子里能穿的一件件拿出来往身上套。无奈衣裳大小都差不多，我们也都窜了一些个儿，衣裳越穿越紧，越穿越紧，最后再也穿不进去了，通身有一种五花大绑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躺下，把能盖的都盖上，勉强对付过那个晚上。第二天起来一翻身，整个袖子咔的一声就挣掉下来……
陇川的路不好，出行不易。雨季的路基本是泥浆，踩进去就拔不出来。旱季则是把雨季留下的车辙晒干，形成两条深深的沟。沟的两侧，有一条脚丫子走过踩出来的“平地”，一尺多宽。有自行车的主儿，就在这条平地上大展车技。有能耐的能骑上公路，技术不行的就干等着挨摔了。
我们没车，去总场赶街基本都是穿傣族寨子走小路，小路好走。赶街好歹是要把自己收拾一下的，再不济也要穿双胶鞋什么的。可也有邪的，在许多年以后，我们一帮人约着到成都玩儿。在成都碰上了为了爱情而在成都落脚的弄巴十八队的大春（刘德春），他说：你们十三队的陈小列真他妈厉害，从连队到场部居然光着大脚丫子，走去走回的。那什么路呀！
据我所知，那时候陈小列已经调到一个比十三队更远的连队了。光脚走路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已经变成老职工了。可是需要强调的是，那时候距离知青大返城已为时不远。人家小列最终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上了西南的一所大学。非常精彩。
小列是我到陇川的第一个室友，这就说到了住。
我们十三队还行，属于房顶上有瓦的，既不是土墙草顶，更不是竹排子墙草顶。我们一到队里就有瓦房住。比在北京住的还宽敞。我先是和陈小列一屋，后来调整，变成了4 人一室，室友是潭湘平、陈隆明、陆平。我们正对面是梁德明、顾方博，他们旁边那间是施光远、强宝贤、吴江。
强宝贤走得很早，是最早的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据说毕业以后分到了武汉的一家钢铁厂。
我们和梁德明他们中间是一排横着的房子，记忆中住着几户老职工，中间夹着一间知青宿舍，张世郡、李金元、李辉和菜豆住。
当时比较不习惯的是那竹片子拼成的床板，躺在上头吱嘎乱响。晚上在队里转悠转悠，光听声儿就知道谁家在干什么。屋子里一般很潮，竹片子下边长出一层绿毛。知青很少有叠被的，没有过日子的感觉。但也有爱干净的人，比如潭湘平。他老兄比我们会收拾自己，床上总是有模有样，被子经常拆洗，缝被子也很拿手。他告诉我们，被子让太阳好好晒晒，盖在身上很舒服。潭湘平写得一手好字，我至今留着
一个笔记本，上边有一首湘平录的诗，其中有两句：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那些人，那些事
一、农场的知青离开了首都，离开了家，身心基本上进入了一种自由状态。所以，在最初阶段大家的心情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我们相近几个连队的知青，经过火车和卡车的运送后，被卸在离农场水库不远的地方，然后各队来牛车或者拖拉机把属于自己的那些人拉走。于是我们记住了那个水库。
天热以后便有人相约着去游泳。那一次我们去了一帮人。都有谁说不全了，但是必须强调，有陆平。到地方迅速下水，我们往水库深处游去，陆平可能是因为技术跟不上，在水里泡了泡就到岸上趴着去了。我们游到了水库中央，农场的人说这水库最深处大约有19 米，我们纷纷往下潜。感觉上越来越暗，水越来越凉，耳朵在水的压力下越来越疼，终于碰到了库底，我抓了把泥便浮了上来。结果那次只有我抓到了泥。回到岸边，陆平说他后脊梁上不对劲，大家一看，俱惊，小子的后背上居然冒出大大小小许多水泡。哥儿几个这才意识到陇川的太阳比北京的毒辣。凑合回到队里，陆平背上的水泡已经连成了片，最后惊心动魄地揭下一层“人皮”。
二、我和王永平是35中同年校友，他是九班的，我是十班的，下乡前互不认识。到了十三队便很快地成了哥们儿。他比我们有福，没干多少体力活就混到农场宣传队去了。从此各干各的。
后来我调到了农场试验站，宣传队也在试验站落脚。于是便显出了差别。他们一天到晚吹拉弹唱，我们则泥里水里地折腾高产作物，非常令人不忿儿。好在我们每人发一杆枪，找回一点儿平衡。
我和永平没有聚首很久，他当兵走了，就像两颗流星，交叉了一下各奔东西。1974 年年底，我考进了当年云南省文化局特批的文学创作班，到了昆明。不多日子便接到永平的信，说他复员回到了农场。我当时大惑，认为所谓复员应该回北京才是，怎么又回了农场呢，一直想不明白。
那时宣传队已经不在了，永平在农场搞保卫。1976 年，文化局搞了一本有工农兵参加的十年诗选，我陪着两位工人和一个女兵下去征求意见，才在农场再次与王永平相遇。后来那个女兵成了我的太太，至今永平见了面仍然称之为“老兵”。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下去我们往山里溜达了一次，因当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边疆气氛很紧张，永平后来告诉我，在我们行走中，已经有民族兄弟的步枪瞄准了一位工人大哥的后脑勺。颇惊险！
许多年后，这位工人大哥在昆明上吊自杀了，原因不明。人生无常由此可见。
1981 年我们双双回北京探亲，那时王永平已经和樊变珍结婚生子，我们看到了他们那个襁褓中的胖小子王硕——如今胖小子也该30 岁了。
三、农场没有武装，变成建设兵团后才有了一些拿枪的小建制。没有武装的农场枪却是有的，都是些老枪。到十三队那年的秋天，我得到一支傻大粗笨的汤姆枪，美国造。子弹一个个都跟武大郎似的，短粗，半个大拇哥一般。张世郡喜欢鼓捣东西，对那枪很有些感觉。可老职工说烂汤姆已经不行了，枪管里来复线都磨光了，子弹打出去只能掉在20 多米远的地方。可就是这种破枪，当年居然还用来备战，我们打谷子的时候都要背在身上。
还有一种卡宾枪，模样还不错，但也是老古董了，中看不中用。我调到试验站警卫排去以后，拿的是苏式冲锋枪，虽然也不“年轻”了，但打死人还是没问题的。班长级别才有冲锋枪用，战士用的都是汉阳造的那种土得掉渣的步枪。冲锋枪配给20颗子弹，却一直没有得到打枪的机会。有一天张世郡去我那玩儿，我把他带到外头，大着胆子拿出一颗子弹，让他放了一枪。为此我一直惴惴不安，生怕清点子弹的时候露馅。幸运的是，直到我离开试验站，也没有人清点子弹。
在试验站期间出了次差，要求带枪，颇神秘。4 个人，两两一组坐在两辆大卡车里离开了陇川。第一天开到一个至今不知道名字的地方，运了一车木头，又到另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地方，卸车。这个过程不用我们干活，只消抱着枪抽烟就是。
第二天，开车到了一个有些像营区的院子里，车上的帆布篷子拉了起来，然后每个车上装了20 多个挺沉的木箱上车，悄然开走。
这时我们的脑子已经被无数的问号塞满了，车开上公路不久我们两个便迅速地达成了一致——然后饿虎扑食般开箱验货。说老实话，那木箱子还真不结实，几下子就让我们把上边的盖子弄开了。我们两个顿时傻在那里，满满一箱子都是子弹！锃亮锃亮，黄得耀眼。在我们的意识里，子弹至少应该有包装才是，可那些子弹确确实实是散装的。这就好办了，我们俩同时下手，一人抓了一大把揣进口袋里，心跳如鼓。
下午，车子过江（不知那是哪条江），人下车乘竹筏子过去。江面很宽，远远近近的有六七只竹筏子。我站在竹筏子上心中痒痒得要命，最后再也克制不住了，怀抱着冲锋枪，枪口朝上，不动声色地拉上枪栓，而后果断扣动扳机，镇静地朝天上打了一梭子……可能由于江面较宽拢不住音，那枪声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响，好像没有什么人听见。就连给我们划竹筏子的那个老乡也只是莫名其妙地朝我看了一眼。我仍然不动声色地抱着那支冲锋枪，没事一般。后来数了数，那一梭子我打出了6发子弹。我继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偷来的子弹拿出6发补上了——玩儿得很成功！
调到三营八连以后，已经改制成建设兵团的新连队装备上了档次，清一色的7.62口径的半自动步枪，可点射，可连发。不过比较搞笑的是，机枪手用的还是那种老式转盘机枪，就像穿西装的人脚底下蹬了一双老头儿鞋。不伦不类。
而那时我已经对枪失去了兴趣，开始写诗。
四、头顶芭蕉，脚踩菠萝，摔一跤抓把花生米。
去陇川前我母亲到学校听农场来的人作介绍，带回这么一句顺口溜。到农场一看，整个一个大忽悠。花生米有，另两样东西则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芭蕉在赶街的时候能买到，菠萝却基本没看见过。既便是花生米也不是想吃就吃，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那么一两次。因此，知青们的失落感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不久便听到了另一个民谣：要下陇川坝，先把老婆嫁。要往芒市走，先把棺材买到手——和前头的“头顶芭蕉”完全不是一码事了。
最初确实很想家，头一年的8 月15尤甚。天黑以后，张世郡等一帮人在晒场上唱歌，越唱越悲伤，有人把家信拿去烧了，有人开始哭。我是从那天开始学着在本子上写东西的，算是最初的创作吧。
日子一天天过着，大家也慢慢地习惯着农场的一切，到秋收的时候基本上有了主人公的模样。新谷子成熟了，心中确有一番喜悦之情。但是那段日子也是一年中最苦的。干活的时间延长了，打掼斗打得两个膀子都抬不起来，依然要拖着巨大而沉重的掼斗往前走，不敲钟不收工。好田还算幸福的，最怕抢收让水淹了的那种谷子，一天活干下来，人不人鬼不鬼的，浑身透湿，全是泥水。不过那收成里确实有了我们自己的汗水，心情也就和当学生不一样了。
收完秋不久，就开始把晒好扬净的谷子一麻包一麻包地入仓。那活儿也很叫劲，你必须把一百多斤重的谷子一包包扛着走过45 度角、一尺来宽的木板，上到仓房的顶部，上边有人给你解开麻包口，然后你要像日本人鞠躬那样弯下腰，让谷子从你的背上直接倾泻而下，进入谷仓。
谷子毛儿弄得浑身都是，极其难忍。为了凉快，通常是连夜干，经常有那样的情景：清晨，一帮累得要死的北京小爷们儿东倒西歪地坐在拖拉机上，扯着嗓子高唱：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就像明媚的春光……
收割完的谷草要拉回连队喂牛，码成草垛，一个挨一个的很好看。记得那年听说要地震，便有一班人把草垛掏出一个洞进去睡觉。不幸谁的烟头把草垛点着了，眼看着熊熊大火燃烧而起，最后烧成一堆灰烬。陆平那次哭得异常伤心，因为那垛子稻草是他一车一车从田里拉回来码成的——大概从那时开始，大家已经不再把自己当外人了。
许多年后的2008 年，王永平的一个朋友开饭馆，他居然利用回农场的机会，带出了60 多个农场子弟到北京来端盘子。分明是把农场当娘家了。
五、听过一个故事。说几个哥们儿被农场找去修水库。哥几个不好好干活，漫山遍野地东游西逛。某一日意外地打到一只猴子，欣喜万分，准备回去炖一锅肉犒劳自己，结果把猴子洗干净刮掉猴毛，哥几个全都吓坏了——原来那猴子刮干净以后完全就像个婴儿。这个故事我直到现在也不太信，因为我好像没听说陇川有过猴子。
六、调到三营八连以后我被委任为副排长，有了些自主权。可就是这点儿自主权，让我干了一桩非常糟糕的事。
我们排有几架牛车，运草皮、运肥料都靠这个。但是几头老牛越来越不够用，这就想起了驯牛，也就是选拔“第二梯队”。我看过老职工驯牛，便找了一头不错的青壮年黄牛拿去训练。可那牛野性难驯，怎么也挂不上套。我叫了几个有胆子的四川知青，扑上去把牛死死弄住，硬是把车架到牛身上。可那牛也真有绝的，当场卧倒不动，任谁也搬不动它。我想起老职工的法子，在牛屁股处点稻草烧。果然见效，那牛被烧疼，蹿起来飞奔，拉着牛车横冲直撞。终于连车带牛掉进了防牛沟。
我们连拉带扯地把牛车弄出来，再次烧牛屁股。这回不灵了，牛趴在地上，任你把它烧成牛肉也不肯再走。我怕真把牛烧坏了，赶紧让弟兄们撒尿把火浇灭。由此可见我当时还是比较爱护耕牛的。
无计可施的时候我想起了老职工的第二手，套住牛脖子拴在车后，再用另一头牛拉车跑，让新手跟着跑，溜溜再说。于是找头老牛来照此办理，可是套住脖子那头牛邪了，卧在地上死也不走。我让人拼命打前边那头牛，结果悲剧发生了，后边这头牛生生被勒死也没走一步。后来才弄明白，老职工套牛脖子的时候会挽一个死疙瘩，以免绳子勒紧使牛窒息，而我却不知道这个。
牛死了，我头大了。当时要紧的是怎么办。结果我仗着自己有了职权，命令大家把死牛拉回连队，在水井边上非常认真地把牛剥了，贡献给连队一堆牛肉。知青们欢欣鼓舞，连吃了两天牛肉。而那两天我一直惶惶然，觉得什么事情可能要发生。
这天晚上，指导员把我叫到操场上，郑重而严肃地告诉我，私自杀害耕牛是要判刑的！
我知道这回恐怕真完了，等着上头来人。
还好，一直等到我离开农场，上头也没来人。
七、试验站南边有一块果园，十几亩的规模，种了若干种果树，都长得不怎么样，只有几十棵橘子树还凑合，每年长些样子不怎么好看、味道也差强人意的果实。因为陇川不出产这东西，好歹还算稀罕。
那时我还没调到三营八连，便十分警觉八连的那些“四川耗子”偷袭果园。由
前排左起：鄂严生、范海钧、薛健、黄岗
后排左起：王建国、马铭、王永平、杨开明
于果园夹在试验站和三营八连中间，来自八连的威胁确实很大。果不其然，八连的那些小男女从南往北割草，渐渐逼近果园。为这个，我还与他们对峙过，发生过口头摩擦。那些家伙“锤子、锤子”地甩着中指朝我示威，我不明所以。他们便哈哈大笑。我调到八连以后方才知道，这个动作很他娘的不像话。
还好，试验站和八连最终没有发生什么冲突。调到八连后我就成了八连的人，发现那片果树对当时的人们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但只是窥视一下而已，没有付诸行动。
那一年的初秋，四营出事了，到后来竟然闹到了一触即发的态势。各个连队的四川知青一伙一伙地徒步往四营赶去声援，那片果园成了必经之地。终于在某一个晚上，果园遭到了毁灭性的洗劫，刚刚要变黄的橘子统统被摘光，留下秃枝子在风中摇曳。
四营那场哗变最终被平复了，尹俊屏（成都知青）在平复那次事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段往事。
好像是闹事的早些时候，八连几个偷偷潜入果园的小子发现了一个足有洗脸盆那么大的蜜蜂窝。他们回八连叫人，大家立刻兴奋无比，拿了一顶蚊帐返回去，生生连蜜蜂一起将整个沉甸甸的蜂窝抱了回来。那一次我们整整挤出一脸盆蜂蜜，还收获了好几斤蜂蛹，痛痛快快享受了好些天。
八、有几个人在这里应该说说，因为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深刻，不说不快。
一个是老刁，刁松泉。留下印象时，我们还是些学生，正行进在奔赴农场的山路上，还不知道陇川农场是什么样子。
我们乘坐的是清一色的解放牌大卡车，敞篷。20 多个知青像家畜似地被扔在车厢里，东倒西歪，极其不舒服。唯有一人不同，昂然站立于车厢正前方，手持一面旗子，一动不动，一站就是一天。这个人就是老刁。他比我们大些，那时大约有20 岁。当年的滇缅公路还没有变成等级公路，颠簸起伏，红土漫天，立在前方的老刁很快就被呛人的尘土覆盖了，变成了一具巍巍的兵马俑……那个形象我至今难忘。每每想到那个形象，便会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振奋与激昂。
农场那些年没怎么见过老刁，调到昆明就更见不到了，直到返回北京，才在几个场合与老刁相遇。一次是成都的尹俊屏出国路过北京，在戚玲处见过一回；再一次是邓贤（成都知青）到北京办事，聚过一次，那次好像傅颖也在；第三次是李荣生（昆明老知青）来北京，聚过一次，那一次有龙起涛，依然仪表堂堂。
如今的老刁里里外外已经完全一副老板气派了，革命意志彻底消失。
再一个要说的是杨开明。
我和开明接触的不多，时间也很短，大约也就是同在试验站的几个月吧。但他对我的某种影响，如今看来是很深远的，不能不记上一笔。
试验站房后头有一条沟，估计从前可能有很好的水流过，因为在下游有一个类似于水磨坊的大房子。我、开明还有35 中一个学长叫闻瑞桐，我们三个被安排在那个水磨坊住过一些日子。那段日子对我很关键。
那时，晚上睡的早，睡不着就躺在蚊帐里聊天。闻瑞桐基本不说话。我肚子里没货，讲不出什么。主要是听杨开明讲。开明大几岁，聊的东西在我听来大多都很新鲜，有些漫无边际，都是些学校不教的内容。听起来非常开窍，使我大大地明白了我的无知，并且唤醒了我想多知道一些东西的渴望。回想起来，大概从那时开始我渐渐对读书有了兴趣，即所谓的求知欲。弄巴的新华书店成了我赶街必去的地方，还想办法找书来读。直到今天这个习惯仍未改变。这不能不归功于当年杨开明的水磨坊夜话。
再一个要说的，就是同住水磨坊的那个闻瑞桐。
此人长着个圆圆的大脑袋，脾气出奇的好，但多数时间不苟言笑。闹不清他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
我们晚上的聊天闻瑞桐基本不参与，他在听英语广播，学英语，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异数。闻瑞桐有个当年绝对属于奢侈品的半导体收音机，砖头那么大。除了干活，他的唯一生活内容就是跟着半导体学英语。说老实话，在水磨坊的日子里，他和杨开明一样是我崇拜的对象，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考虑学英语，也许因为我认定自己不可能有那么一个半导体。
因为那个半导体，闻瑞桐除了给人以怪的感觉外，另有人悄悄传递着一个说法，说他老兄名义上是在学英语，其实在偷听敌台。既神秘，又有点儿瘆人。据说他的行为已经被秘密报告总场了。感觉上哪天来人把他拘走也在意料之中。但是，一直没有人动他。
我调走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最后想说的是两个女生。一个叫谢淑红，另一个叫林芷宣。在整个陇川农场，或者说，在整个云南，她们俩——加上宣传队的王建国（小名二铁）是仅有的3 个我8 岁以前就认识的人。今天算起来，我们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同学了。
意味深长的是，自从小学毕业分手以后，我们就和那两个女生再也没见过面——包括在农场的那几年。
我们4 个同是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小学的同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金融一条街原址。许多年来，我不知道这两个女同学哪怕一点点情况，一点都没有，但是我没办法不把她们记录在这里，这似乎是一种冥冥中的内心驱使。因为她们使我深切地感到了岁月的流逝和记忆的永恒。
林芷宣是和我同年进校的，一• 二班。谢淑红大一些，是蹲班蹲到我们班的。林芷宣文静，谢淑红泼辣。可能正因为后者泼辣，所以我还能记得一些她的样子，而前者我则完全记不得了。她们俩好像都住在西养马营电影院附近，那是一条比较典型的老北京的胡同。记忆中我好像跟谢淑红说过不多的几句话，她嗓门儿很大，有一种咄咄逼人之感。林芷宣呢……记得不错的话，好像给我送过一次《中国少年报》——就这么点儿交道。整整6 年就是如此。
升入中学以后，自然各奔东西。“文革”开始不久我家就搬离了那里，小学时代便自然而然地远去。一切似乎就那样结束了。我绝对没有想到，也不可能去想，在陇川那个遥远的边陲，会有我儿时的同伴。
几十年来，我只听说过两次她们的情况，一次是在试验站警卫排时听我们排长说到了她们两个的名字。一次是在我调到昆明以后听人说过谢淑红——说她嫁给了一个农场职工，生了两个孩子。自己搭建小厨房做饭，回北京探亲已经不敢过马路了，等等……第一次听说，使我震惊于世界的狭小——各奔东西的同学居然就在一个农场。第二次听说，使我感到人生如戏，让人无缘由地生出些伤感。
真不知道她俩如今可好，算起来已经快60 岁了。如果说，小学使我们相识，那么陇川农场则使这种相识变成了一种无形的缘，如一首歌中所唱——
从来不会想起，永远不会忘记……
写 作
知青这代人出作家，这自然有着很深刻的社会心理的原因，不谈。仅就现实而言，我们陇川农场也出过好几个，颇值得一说。
一营的于耒可能是陇川知青中最早发表作品的人，我在《云南日报》上读过他的诗，很钦佩。后来十三队的梁德明也写了不少。我看过梁的作品，文笔很纯熟，写的大多是农场生活，读后十分亲切。此外成都知青倪金奎也写了许多诗，出过诗集。水工队的鄂严生也写过，但是如今他转头搞了个小小音乐工作室，作词谱曲，自得其乐。不再写东西了。
我的写作，严格地说应该是从三营八连开始的。
那是一个充满狂野与激情的连队，生龙活虎。那样的生活，自然而然地孕育出一些文学青年，我算是其中一个——累得半死不活还要趴在蚊帐里写诗，几乎是我们这一代知青作家的共同写照。记得诗歌被刊登在连队的墙报上，会开心好一阵子，却根本没想到，那几首歪诗竟会改变自己的一生。就好像一个搂草打兔子的农夫，最终却变成了一个猎人。
1973 年夏天，省里来了两个写电影剧本的人。他们东游西逛一番后，在场部坐下来开了一个会，宣讲了一些文艺战线的动静，其中一位兴奋地告诉大家：江青同志已经带头穿裙子啦！会后各自星散，依然回去啃自己的地球，没有谁关心江青同志下边穿什么。不料，第二天那两个人居然跑到八连来了，说要见我。原来场部有人告诉他们，三营八连有个知青诗写得不错，值得栽培。印象里，我和他们聊了聊，又引着他们看了看我发表在墙报上的诗，然后那二位就走人了，再然后就忘了。
第二年夏末，省文化局突然来人了，说要招我到云南省文化局的文学创作班去。我大悦，那时候有办法的人已经开始想办法调走，能离开农场自然使我兴奋无比。
但是中间出了点波折。由于当年我的言行比较倾向农场老干部，军队那些人便在讨论放不放人的问题上对我进行了阻挠。招生的人一直蹲在场部外边的树荫里等结果。最终我被通过了，同时通过的还有农场宣传队的倪金奎。几个月后，我们的档案被调走，随即发来了录取通知。是倪金奎跑到三营八连找我报告喜讯的，当时我正在放牛。
关于倪金奎这个四川兄弟我会专门写的，因为此后我们在昆明共同生活了近20年，同出同入，有许多许多故事。这里只简单说两句，他太太和我太太是昆明军区58 医院的姐们儿，他女儿和我儿子是发小儿，不知道这算不算世交。
接到录取通知后，农场老人还有些不放心，最后是老场长杨树才派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章凤上车。同行的是我们连的肖鸣群（成都知青），她被调到省委机要处工作。我俩一路杀到昆明。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此后我在那里生活了将近20 年。写作勤奋，出版了5 本小说。1992 年夏，我放弃了云南的收获，举家回到了北京，转身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
回京后的十几年，我以蓝玛的笔名出版了30 多本侦探小说，在我们的圈子里整出了一些小小的气象。今年将出版我的第58 本书，我计划60岁的时候能出60本，不知能不能实现。
年初的时候，应邀参加中法文化交流，法国人让我谈谈自己的青年时代。我告诉那些金发碧眼的欧洲年轻人，我的青年时代是在云南边陲一个叫陇川的地方度过的，那是一片美丽而狭长的河谷平原，当地人称之为“坝子”……
说到这里的时候，说不清为什么，我居然有几分莫名的感动。
在昆明写作的那些年，我出了几篇不错的作品，发表在《收获》、《当代》杂志上。不久《当代》就派编辑到昆明去找我联络。聊罢创作，找了昆明的几个文友喝酒，其中就有邓贤老弟。邓贤后来的几大作品如《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全都是这位编辑编发的，遂声名鹊起。
在农场时我跟邓贤并不熟，偶尔他们连来几个家伙到八连打篮球，我也只是个看客。更多的时候是于清早看见他和周宪生（成都知青）赶着一大群牛，从起伏的绿色丘陵上逶迤而来，两个充满生命力的年轻人跑前跑后地将那些牛赶到南宛河附近去吃草——很有诗意的一道风景。
我调到昆明以后没几年，全国恢复了高考，邓贤第一批就考上了云南大学，可见这家伙之聪明。他的高考作文答卷被刊登在《云南日报》上，风光无限。这小子也就变得越来越时髦起来，渐渐成为推动潮流的那种人。
有一天晚上，他东打听西打听，问到了我爱人所在医院的科室，又从科室人那儿打听到我们的住家（平时我们见面都在我的工作单位）。他和周小蔚（成都人，周宪生的妹妹，后来成了邓夫人）赶来要借钱。问他们借钱干啥，他们说要买摩托车。我的天，那时候我们连一辆好些的自行车都没有，这二位居然玩起高级的了。钱拿走，很快就骑上了摩托，得意非凡，人五人六的在昆明的各个角落时隐时现，无比快活。
又几年，邓贤调回了成都，教书之余笔耕勤奋，先后出版了前边说的那些书。引来一片喝彩。迄今为止，这是反映我们云南知青生活和命运最为真实与完整的作品，为我们这代老知青作传代言。
邓贤功不可没。
接下来出场的，自然是压大轴的人物王小波了。
实事求是地说，在王小波活着的时候，我既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更不知道这个作家是陇川农场出来的。一无所知——对他的了解始于他的去世。
作为写东西的人，对文学方面的动静自然很关心。因此，某一天媒体上突然爆出一个叫王小波的作家以及他的经历种种，马上引起了我的关注。报道我看了，他的书当然也迅速地读了。说实话，我真从他的小说中读出一点点“云南的味道”。但是，仍然没有多想。
记不得什么时候和我爱人闲谈，她说王小波她知道。我惊讶，追问。她说王小波他爸王方名和爸爸（我岳父）当年同是一起从四川万县徒步去延安的进步青年。妈妈（我岳母）和小波他妈宋华阿姨是胶东老乡和多年的老朋友。
天，小波居然不是外人！
我爱人随即告诉我，小波在云南农场干过。这越发使我吃惊了，同时也明白了小波作品中飘出的云南味儿确有来头。但是她说不清小波在哪个农场干过。她只是说，小波当年好几次路过昆明，都要到军区后勤部我岳父家落脚，侃一些东南西北的事情，还拿一些他写的东西给大家看。几乎没人能看明白。再后来小波调回老家烟台去了，从此再没谋面。
那时我真的感到这地球太小了，怎么扯到一个人就能扯出些故事。加上小波的文字和文品实在令我钦佩，非常遗憾没能见这兄弟一面。
我爱人又告诉我说，我们调回北京前，发愁没有地方住，我岳母曾经想把我们弄到西单附近她老战友的儿子留下来的房子去安身，那个老战友的儿子就是王小波，当时在美国。后来我妹妹帮我们在阜外大街弄到了一处住房，这才没去西单住。换句话说，冥冥中我和王小波几乎是擦身而过。真是造化弄人呀！
但是直到这个时候，我仍然不知道王小波是哪个农场的。
某一日，宁悦和刘润忠招呼老知青聚会。拿来好些瓶剁辣椒。那是刘忠庆（上海知青）和宁悦夫妇俩自己做的，将一大堆红辣椒剁碎，然后借用附近饭馆的大铁锅蒸出来的，跟农场老职工做的一模一样。正在派发，不知怎么就说到了王小波。许荐华说，王小波不就是野牛吗。我一愣，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张宝明接碴儿说：就他妈是野牛呀，一天到晚迷迷瞪瞪的那个。据说丫到农场就没洗过脚，晚上拿破衣服把脚一包就睡了……
我已无言！
老天爷真会开玩笑，闹了半天我和小波居然是一个农场的，中间仅仅隔着一条河——但是遗憾，无论农场战友也好，作家兄弟也罢，我俩注定无缘见面。
小波乃天纵之才，文字一流。他的小说也许不是最棒的，但他的随笔，他的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还有他自由思想者的为人为文之旷达、之不羁的豪气，在我们这一代知青作家中堪称无出其右者。
陇川农场的300 多北京的兄弟姐妹应该记住他。
东西写好了，我很快会把这篇东拉西扯的文字给李清发过去。用我俩共同认可的话说——祭奠我们逝去的青春岁月……
（文中所提及的名字，除注明者外，都是北京老知青。——作者注）
孔雀梦圆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四队/ 艾建英
从小喜欢孔雀。记得小时候去北京动物园，就喜欢到孔雀馆看孔雀，耐心地等着看孔雀开屏。孔雀独来独往，不扎堆儿。它拖着长长的蓝绿色的尾巴，在孩子们的喝呼声中惊惶地蹦来跳去。我从没有看到过孔雀开屏的那一刻，每次都是乘兴而去、失望而归，但这并没减少我对孔雀的喜爱。
没想到的是，17岁那年，命运把我与“孔雀之乡”连在了一起。
17 岁，我踏上了“屯垦戍边”的征程
1969 年4 月，我和另外4 名住在同一个大院、又在同一个学校上学的女生被学校叫去谈“上山下乡”分配的事儿。那时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分配走了，剩下的是一些家庭出身有问题、被列为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同学。当时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北方的什么地方，不记得具体是哪儿了，另一个是云南农场。我对寒冷非常恐惧，面对是北还是南的选择，第一反应就是宁南勿北。又经过了一番痛表决心，以证明完全是“自愿接受分配”，印象里当时决心很大。再后来就是得到通知：5月15 号到北京火车站集合。
弟弟建平小我不到两岁，小学和中学都和我在同一个学校，这次我俩一同被分配去云南。我们的行装都由母亲打点，我一点儿也没操心。那时，因为父亲被关进“牛棚”，“黑帮子女”的标签已把我的自信和对前途的希望打击得荡然无存。此时来自遥远边疆的召唤似寒谷生春般地吹活了我心中对摆脱现状的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也是在一种兴奋和期待的心情中度过的，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哼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哎罗，傣族人民在这里生长哎罗，密密的寨子紧紧相连，那弯弯的江水呦碧波荡漾，一只孔雀飞到那龙树上……还练习用口琴吹这首歌儿，由于它有好多滑音很不好吹，我还好好地下了番功夫。
5 月15 日那天，北京火车站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我告别了来车站送我们的母亲后就一头钻进了车厢，躲在角落里偷偷地抹眼泪，不敢再多看一眼在人群中翘首张望的母亲。伴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地启动，车厢喇叭里随即响起激昂的歌声：“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擦干眼泪，深深地缓了口气。火车在渐渐加速，使人身不由己前后左右地摇摆。我没有回头再看一眼这座生活了17年的城市，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屯垦戍边”的征程。
火车进入大山区时，接连不断地过桥穿隧道。我们在车上轮流数山洞，轮到我时，天已经黑了。记得我只数到二百七十几就睡着了，醒来时天已大亮。后来写信给家里人时就说“火车钻过了二百七十多个山洞”。当时以为二百多个山洞足够令人惊讶的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过的是成昆线，它有427 座隧洞和991 座桥梁，我们经过时它还在修建中，到了1970年7 月1 日才正式通车。
火车走了三天三夜，一路经过了哪些车站、几个昼夜交替是怎么过的都记不得了。只记得直到火车停下来不再往前开了，我们就知道终于到了云南省。下车后我环顾四周，疑问陡然而来：怎么看不见密密的寨子和弯弯的江水？孔雀在哪儿呢？
接着我们被告知：还要坐5 天的汽车才能到农场。汽车是敞篷的大卡车，二三十个人挤在一辆车上，男生们乐意抢占靠前的位置，我们女生便相互紧挨着倚着车帮站着，站累了就蹲下来或坐在满是灰土的车板上。我们的车夹在车队中部，在碎石铺就尘土飞扬的盘山公路上行驶，既看不见最前头的车，也望不到最后面的车。爬坡的时候车走得很慢也较稳，下坡时车速就很快了且摇晃和颠簸得厉害。我感到头晕恶心，内脏也开始翻江倒海了。我从小就有晕车的毛病，父亲教给我克服晕车的诀窍是“看远不看近”，此时这招儿已不灵。我慢慢地挪到车尾部扶着车帮开始呕吐，吐尽了胃里的食物又呕出酸苦的胃液和胆汁，然后紧闭双眼，蜷缩着蹲在车厢的角落里……
到陇川农场时已是下午。当晚农场为我们开了欢迎会。在灯光昏暗的礼堂里，总场宣传队为我们表演了节目。有一个舞蹈是傣族舞，女演员们身着圆领、紧袖、斜襟、及腰的月白色短上衣，下身裹着浅绿色的筒裙。她们和着柔美的乐曲轻盈起舞，风摆杨柳般地扭动腰肢……我看得失神：“这不是孔雀舞吗？”上小学时曾看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时刀美兰表演的就是孔雀舞。她身着色彩斑斓下摆宽大的裙子，好像华贵的仙女。眼前的“孔雀”又有不同，不假雕饰，天然动人。想到人们常说人杰地灵，我在那一刻便确信：陇川一定有孔雀！否则，她们如何能把孔雀表现得这样出神入化。
第二天，我们来自北京两所中学的二十几个知青被分到了弄巴分场十四队。十四队是水稻队，不到一百个职工担负着1200 亩水稻田的耕作任务。可能是生产条件差和工作艰苦，它是有名的“老大难队”。5 月份正是载秧季节，阳光泼洒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田里，像镜子反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远近时时传来清脆的甩鞭声，灰铁皮颜色的水牛在吆喝之下不情愿地在泥田里挪动着笨重的身躯。田里，新栽的秧苗齐齐排列水面，嫩绿随着微风摆动，涌出一波一波的绿浪。在田里插秧的“婆娘们”直起腰，弯臂抹去脸上的汗水，斗笠下闪出好奇的目光，有的还冲着我们微笑并挥舞手中的秧苗。她们都是我“再教育”的老师。后来跟着她们我学会了拔秧、插秧、薅草、割稻、打谷子、挑草、挑粪、赶牛车和种菜等等。我在这仍靠原始耕种的广阔天地里努力地脱胎换骨，饱经了功苦食淡的历练。
至于孔雀，安顿下来后才知道：陇川地势高，冬季气温低，有霜冻，而孔雀是脚最怕冷的一种鸟，因此陇川不适合孔雀生存，只有在西双版纳才能见到孔雀。当时的失落自是不言而喻。后来又得知《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首歌儿竟出自德宏州，这歌词对我简直是“误导”。
调入宣传队——生来第一次“搞文艺”
农忙过后，分场从各连队抽调人组建文艺宣传队，不知怎么就挑上了我和弟弟建平。日记本上记着：“……明天就要去分场了，正像葛运彦和王队长他们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明天到了分场要有个好的开端、新的精神面貌。”
两个多月的宣传队生活是我生来第一次“搞文艺”，而且是“全脱产”。我从没有经过唱歌和舞蹈训练，也不清楚到了宣传队我能做什么。起初，仅是一种几个月来习惯了的、对派给我的又一项任务的默默服从，后来，渐渐地生出一种向往，潜意识里那扇几乎被关闭了的门悄悄地打开，这是一直埋藏在我心底的对孔雀的梦恋。
抽调到分场宣传队的有好几个北京知青。十九队的王炳秀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有很好的舞蹈底子的人，她成了队里又编又跳的台柱子。除了北京知青外，其他几个本地的女孩儿都曾经是分场宣传队的骨干，看她们那举手投足的“范儿”就知道个个是行家里手。我脸皮儿薄，但骨子里要强。当时一咬牙一横心，心想反正大家都是初识，彼此不明底细，只要壮着胆子练就能闯过去。但这终究不是走过场，而是要上场，到开始排练就叫劲了：手臂僵硬，端肩含胸，腿打颤，膝发软，四肢不听使唤、脚踩不上点儿、越乱越慌、越慌越记不住动作，此时才深深地感到学跳舞比学插秧难多了。可是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心里很怕被退回队里去，因为那不仅要丢面子，还会在政治表现上留下不好的记录。只好硬着头皮，走一步算一步。才疏难有大志，自己半路出家，不敢奢望修成正果了。
这个宣传队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是争风吃醋的染缸。17个人虽然个性不同，但是都非常友善达理。学跳舞带给我的精神压力没过多久就消失了。我用学习插秧技术的劲头儿开始认真地、近于执着地投入排练。小褚（褚丽芬）是本地老职工的孩子，岁数跟我差不多，大家叫她“小褚”，我也跟着大家叫她“小褚”。小褚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圆圆脸上眯眯笑眼，透着聪明和淡定。排练时我总爱站在小褚的背后，步步紧跟，模仿她的动作。自由练习时，小褚常不厌其烦地帮我纠正动作，有时我动作不协调显得滑稽，把她逗得忍不住捂着嘴乐，这时我们会笑成一团儿。慢慢地我开始走入“正道儿”，从单纯模仿进步到对动作有所感悟，明白了舞蹈的美就在于把一个个的造型连接起来，连接得越是连贯自然、一气呵成，就越美。我曾着迷地学习过老职工那近于律动跳跃、从容不迫而保持协调的栽秧动作，觉得有美感。不过，学习插秧与学习舞蹈毕竟不同，虽然都是熟能生巧，但是谁也不会在腰酸背疼的栽秧中因为技巧提高了就非常享受那样的重复动作，而舞蹈在表演的过程中不仅能给别人带来美感，也能给自己带来巧而升华的感悟。虽然我还不知是否能感动观众，但自己已先小有了所得之乐。我学会了藏族舞——《金珠玛米，亚古都》， 还学了一个新疆舞和几个跑龙套似的穿场和陪衬性的集体舞。那次的全部节目中没有孔雀舞。不过，小褚私下里教过我几个孔雀舞的基本动作，仅是那个最基本的“绕腕儿”的动作就已让我望而却步了。此时我已经很有自知之明：别说跳孔雀舞，就是最基本的舞蹈技巧对我来说也是汲深绠短，太难掌握了。
我们宣传队的乐队一共只有5个人，4个本地人：小彭（彭伋生）吹笛子，老余 (余长留，已故) 和老段（段金朴）拉二胡，老钟（钟德寿）拉中胡，加上我弟弟建平敲锣打鼓。乐队和舞蹈队要先分别练习，待各自熟练了再凑到一起合练。由于没有指挥，乐队的伴奏常会违反预期地忽慢忽快。音乐一慢，我的动作就要跟着变慢；它突然快了，我的脚下就得紧捣几步跟上。逢到演奏失了节奏，我们几个人的动作就会变得七上八下。经过反复的耐心磨合，我们终于能够协调一致了。
亮相登场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到分场下属的6 个生产队巡回演出。去之前，先要隆重彩排，要像正式演出一样化妆和穿上演出服。不同的是，台下的观众是分场领导，节目要经过他们审查才能最后通过。化妆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从小到大往脸上抹过的东西就是雪花膏。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还改掉了每次洗脸洗手后抹油的习惯。记得家里的雪花膏也从“万紫千红”牌的改成了不那么香的“友谊”牌。到了云南后，也就不再用雪花膏。第一次化妆是“赵琴”帮我的，她是本地人，岁数比我大，她身材丰满，略微发胖，但是舞跳得很棒。其实她姓顾，叫兆芹，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建平才告诉我她姓顾不姓赵。画舞台妆的程序很多，包括抹底油、上底色、打腮红、描眉毛、画眼线、涂鼻影儿、扑粉定装、再描眉、再画眼线，最后涂口红，后来在团宣传队里又学会了涂口红后还要勾画唇线。底色是把分装在像牙膏筒里的红黄两色膏状油彩挤到一个小饭碗里，按比例调好后供全队人用。底色由兆芹统一调制，有时她少放了点儿红色，于是全体演员的脸就都发黄；下一次她多放了点儿红色，全体演员的脸就都泛红了，反正不管什么色儿，它总能保证全队的人脸色统一。画好了妆后一照镜子，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想不到化妆能把人变个样子。再看其他人，也都是个个浓眉大眼高鼻梁儿，猛一看都分不出谁是谁了。由于打腮红是每个人自己根据自己的脸型由自己作主，化妆水平的高低就显出来了。打腮红是把少量的红油彩用手掌的掌内侧面均匀地拍到上好了底色的脸上，要打得有层次且过渡均匀。技术高的能把高颧骨变平了、把扁脸变得有立体感了、把长脸变圆了、把宽脸变窄了……技术差的就会自己把自己弄得很滑稽，最让人忍俊不禁的就是有人明明脸儿涂得像个猴屁股，自己却毫不知情，仍很认真地摆出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造型。
彩排很成功，节目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赞扬，之后我们就出发巡回。完成了所有各队的演出后，宣传队就解散了，队员们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我和弟弟建平又回到了十四队。
分场宣传队生活给我留下的多是美好的记忆。短短两个月里，我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第一次”，不仅有台上的，还有台下的。两个月中好像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刺激我不断地学习和探索。直到结束了这段生活回到生产队后，那种积极正面的情绪仍然处于“保鲜期”。这次我在队里只呆了两个多月，就被通知调到新组建的团宣传队去，我二话没说，高高兴兴地去了。
我们表演了芭蕾舞剧《白毛女》
比起临时的分场宣传队，团宣传队就专业多了，队员是从各营连宣传队调来的尖子，很多人身怀绝技，水平过人。我没有绝技，也不是尖子，心里明白：人家要我，是看重了爹妈给我的外形条件，那时候宣传队的主要节目少不了“忆苦思甜”、“革命传统教育”，我比较瘦小，适合演什么小女儿、小孙女、小学生之类，我的角色能把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陪衬得更悲惨，把新社会的贫下中农和老工人衬托得更高大，还能把兵团领导烘托得更英明正确。那时的我演此类角色已经有些经验了，是在分场宣传队时练出来的：分场宣传队的节目中有一个小“对口剧”，我演“孙女”， 我们十四队的湖南“老”知青唐（唐柏生）大哥演我的“爷爷”。我原以为宣传队就是唱歌跳舞，不知道还有这类表演，更没有料到这么艰巨的革命任务会落到我头上。自此，每晚绰约多姿的舞蹈梦就变成了要喊一位与我毫无干系的人为“爷爷”的噩梦。我本来没有表演欲，只是由于不知深浅，让模模糊糊的孔雀舞之梦带入“歧途”。我的日记本里记录了不少当时的思想斗争和内心的纠结，也记录下了最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个人主义”。后来不知是谁把建平也推荐到团宣传队。他那时刚过了16岁生日，还未成年，在宣传队里肯定也是演“小字辈儿”了。就这样我俩远离了父母，却在这遥远的边疆不光有了“爹娘”还有了“爷爷奶奶”。其实，真正帮助我克服了心理障碍的，还是那第一次彩排。浓厚的彩妆掩去了我的“自我”，台词早已背熟，舞台灯光令人兴奋，再看同样化了浓妆、嘴上沾着白胡子的唐大哥，在错觉里他真的成了“爷爷”。上台前曾有人指点我说，就把台下的人当成一棵棵的“老烂巴菜”就不怯场了，但是真正表演时并没用上，我既没怯场也没晕场，而是戴着“面具”，几乎超常发挥地进入了角色。以后的六七场演出就越演越顺了。
新组建的团宣传队演员以北京知青为主，乐队以本地人为主。乐队非常气派，有扬琴、手风琴、小提琴、小号、长号、圆号、单簧管、长笛、笛子、二胡、京胡、月琴、大鼓、大镲、小鼓、小镲、大锣、小锣等等。乐队齐奏时声势壮阔，绕梁三日，相当扰民，于是宣传队就从团部搬到了试验站。团宣传队是连队编制，有专门负责政治思想的指导员，换过几任，都是现役军人。队长是北京知青毛跃进(已故)，比我们岁数都大，大家都叫他“老毛”。他身材魁梧、方头大脸、络腮胡子，他眼睛不大但特会拿眼光“照”人，每当他一吹哨或在门外喊一声“集合啦”，队员们就都像兔子出笼一样地从各自的屋里窜出来，麻利儿地排成两队，谁迟到了就会受到严厉批评。有一次我为了找鞋迟到了，站在队里怯怯地看着他用他那特有的眼光“照”过来，等着他骂，但他没有骂。
宣传队按部队作息时间安排生活，一切军事化，要求很严格，除了吃饭、睡觉、学习，就是练功、排练新节目和复习保留节目。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集体练功( 与分场宣传队不同)，而且都是按照专业的标准来踢腿、下腰、压腿、开胯、开肩……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马虎。我们个个都较着劲儿，谁也不甘落后，一个赛一个地猛踢腿、强下腰、硬压腿和楞开胯，最后，竟练得个个都能够劈叉下腰，一抬腿一人高，台上身轻如燕，台下神气活现。那时候，全国所有的文艺团体以能演八个样板戏为标准，使京剧得到空前的普及，百姓不论男女老少都能扯着嗓子甩个腔儿，只要台上一开唱，台下就齐声附和。相比之下，陇川这里是西南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内地那么强的政治风气，所以我们的节目以小歌舞、小舞台剧为主，种类还不少。我在团宣传队学唱了云南花灯，四川清音，还学会了秧歌舞、红绸舞、腰鼓舞、藏族舞、朝鲜舞、景颇族舞、还有傣族孔雀舞。孔雀舞的手型非常独特，动时要绕腕灵活，定时腕关节和掌指关节要“反张”，“反张”的角度越大手型越好看。北京知青左方跳孔雀舞最标准，她那欲收又放、将动即止、举重若轻、妩媚清纯的劲儿很难拿。左方告诉我要练成好看的手型要向反方向掰手指头，把手指掰得越软、越翘越好看，所以我没事儿就掰我的手指头。
在昆明执行接待四川知青任务的7 个月里，为了上档次赶时髦，我们也学习和表演了芭蕾舞剧《白毛女》第一场。团里特批从北京给我们买了芭蕾舞鞋，以后的练功中又特意加上了基本功压脚面，如果不把脚面压得与小腿胫骨成一条直线的话，就不能踮着脚尖站起来。我得到跳“窗花儿舞”领舞的任务，最难的动作是“挥鞭转”， 要求左脚尖着地右腿摆动原地旋转二十多圈。我没有那么高的功夫和旋转力量，就减成了转十圈，每转一圈，右脚点一下地。为了练好这一段，我的大脚趾趾甲盖儿都磨掉了，只能用棉花纱布裹上再练，直练到脚趾麻木。看着血糊糊的、秃秃的大脚趾头，我想，没有趾甲了，今后也甭穿凉鞋了。几个月后，眼瞅着它又慢慢长出来了，这时候再穿那鞋头硬邦邦的芭蕾鞋，脚就一点儿也不痛了。回想起来，我们那时仅仅知道点儿舞蹈功夫的皮毛，就敢闯芭蕾舞这舞蹈艺术中最高的殿堂，胆子也算够大。到了十八九岁才开始这些挑战身体极限的舞蹈训练，而且还那么拼命，我没有落下什么残疾也很万幸。
提起宣传队的北京知青，不能不说左方。左方是团宣传队的元老，虽然她的年龄跟我一样大，可觉得她像是大姐。左方是宣传队里大家公认的怀才抱艺之人。她集跳舞、编舞、编剧、导演、写歌词、刻钢板、印歌片儿、设计布景、做服装道具等多项职任为一身。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不可思议：她竟然从没有耽误过练功、排练和学习。她是怎么挤出时间来完成那么多工作的？我和她不住同一宿舍，但是可以想见：她一定睡得比别人都晚、而起得又比别人都早。从1970 年7 月到1971 年10 月是宣传队的黄金时期，我们高质量的节目曾代表师部在昆明和楚雄先后接待了25 批四川知青，有好多节目是现编现排现演。记得那时台前幕后最忙的就是左方。去年年底，我先生回北京探亲，给我带回了两本散发着霉气、遍布霉斑的红色塑料皮日记本，它们记录了我从1969 年到1973 年9 月在云南生活的心路历程。在我离开北京后，家里经过了6 次搬家，这些日记本居然保存下来了。前几天为了写有关云南的故事，我想起来翻看日记，从其中一个本儿的封皮夹袋里，发现一张已经发黄变脆的纸，上面写着：“《学习杨福英》——女声弹唱，十团宣传队创”。这不是当年的歌片儿吗？看着那熟悉的一行行娟秀的小字，脑海里闪现出画面：左方坐着小马扎，以床代桌，垫着钢板在纸上刻着剧本，嚓嚓嚓嚓，行行小字落在蜡纸上……左方就是这样“青灯黄卷”( 不是看而是写) 地熬夜，又曾经牺牲了多少午睡而赶着为下午的排练做准备……左方为宣传队倾注的心血和努力超过他人。
老曾（曾宪章）是宣传队的重要人物。虽然不占宣传队的编制( 是团部医院的医生)，但他是宣传队元老中的元老。都说他特会做人的思想工作，兼具治身和疗心的能力。逢到宣传队里出了什么事儿，领导就会把这块压山石搬来帮助解决。新组建的团宣传队要排《收租院》，他扮演一个受尽欺压、对地主有深仇大恨的老雇农，我扮演他的孙女。平常排练时他不来，到了快接近正式演出时他才出现。没见过他背台词，每一次演出时他说的台词都不一样，但意思差不离。而我背台词是一字都不敢错的。现在想起40 年前他可能也就三十多岁，可看似饱经风霜，也不知是因为长相老成才总演老头儿、还是因为总演老头儿把他“演”老了，反正他演老头儿不用化妆。宣传队里别人都说，“老曾那双眼睛特厉害，有了错儿，最怕跟他对眼睛（他拿眼睛瞪你）。”我觉得当他真要教训你的时候，他的眼光倒不是咄咄逼人的，但是能让你记住。记得有一次演出结束后，大家争先恐后地收拾道具，打扫舞台。我拿着把扫帚左一下右一下漫不经心地扫着，还沉浸在演出后的回味当中，肚子也开始叫了，想着扫完了去吃夜餐。“小艾!”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老曾，不知他什么时候、从哪儿冒出来的。“回头看看你扫过的地，自己满意吗？……”我看见红土台子上面横一道竖一道的扫帚印，印迹间还留着枯枝、树叶。“做事情都会留下印迹的，认真做会留下好的记录，不认真做就留下不好的记录……”他慢悠悠地说。我在舞台上跟他对戏时看惯了他的横眉怒目，而这时他的目光是沉沉的、静静的。我记住了这沉静的目光。它伴随着我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习，又伴随着我走进救死扶伤的行业。而今海天万里，但当我面对病人时，还会感到那种目光在注视着我。
40 年回首——五味杂陈
2005 年8 月，宣传队的北京知青相聚在云南。当中有好几位是自我离开云南后第一次见面。时移世变，多年来经历各异，但是刚一重逢立刻欢如往日。当时触物
作者在加拿大又一次跳起了孔雀舞
兴怀的忘乎所以弄得与我同行的儿子不明所以：这些早已为人父母的长辈儿都怎么了？昆明的知青朋友刘筱明 还用鼻音浓重的昆明话笑说我们是一群老孔雀，云南人用“老孔雀”来形容人老心不老或“老来俏”。
我们一起重走了36 年前走过的路。山依旧温，水依旧软。我们共同忆起曾经的事儿和人，提到宣传队旧人中有两位已经过世，不免有了物是人非的惋惜和悲凉。
试验站是我们曾生活过的地方。当年我们住过的排房已经变了样。门前的走廊都打了隔断，屋檐下挂着串成串儿的苞谷棒子，门前窗下堆放着破旧的耕具、手推车、旧铁皮水桶，还有一个破口裂纹的老泡菜坛子。我站在当年曾住过的屋前发呆，这时门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老职工。我们忙上前打招呼，她告诉我们，她是湖南老知青，上世纪60 年代初来到农场的，现在就住在我曾住过的那间屋子里。
她说：前几年她借了4万元( 或是10 万元，没有听清) 买下了这间屋。说到借的钱快还完了，她的脸上露出笑容。看着那黝黑的面孔，我想：她也曾像我们当年一样年轻过、也曾像我们一样远离父母到这里屯垦戍边、也曾像我们一样把青春给了这片红土地；过了不惑之年，又过了知天命年，当年的北京知青已经没有一个留在这里了，而她却还在。如今她已进入耳顺之年，我想她会继续生活在这里，因为她已经买下了我曾经住过的、但已经永远离开了的屋子。
她慢慢地说，我静静地听，没有“青春无悔”的豪言壮语，她淡淡的眼神中露出的是什么? 我们的来访不会扰乱她的平静吧？
面对这位前辈知青，使我感到命运给人的安排难称公平。同样是没有选择，但我比许多不幸的人都幸运。在当年如此闭塞的边陲，宣传队的生活给了我精神寄托，
使我方寸之中能始终存有追求美好的向往。从重返云南之行回来，回到了现在万里之外的家，翻看着一本本相册，凝视着那一张张相片，反复回味这几十年前后经历和记忆。
忽然，一张照片从相册里掉了出来，捡起一看，是一张我在舞台上跳舞的照片, 那是1997 年，在我们这个不到10 万人口的小城市年年举办的“多元文化节”上，我跳了中国傣族孔雀舞。照片的背面是我先生的题记：
曾说韶年不记愁，
傣乡学舞也优悠；
今秋何意听仙曲，
枫叶声中见竹楼。
痴心追梦，追了40 年，今天似有所悟：也许，梦的存在和梦的不灭比梦圆更有意味。
2011年8月10日
陇川纪事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四队/ 沈芬
十四队的老竹桥
说起十四队的老竹桥，名气可不小，全农场的知青只要是到景坎赶过街的都知道这座桥，为什么？因为它难走呗，但又非走不可，因为没有别的道儿。而对于十四队的知青来说，那可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它可是座救命的桥、必经的桥、唯一的桥、非凡的桥，是南宛河上的重要交通要道。这么一说哪儿还是一座过河的桥啊，简直就是一座丰碑呐！
虽然这座桥仅仅是用木桩支撑起来的桥墩和用竹篾巴铺成的桥面，也尽管这座桥颤颤悠悠、破破烂烂、摇摇欲坠基本无法行走，但是它却每天承载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一刻不停，景颇族老傣族，背着孩儿的挑着担儿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这桥从没有闲着过；抢救病人依靠过它、运输粮草依靠过它、赶街子走亲戚依靠过它，发大水、地震更是少不了它。这座桥还是我们人生旅途中青春生命的见证，也是我们在艰苦环境中逐渐成长的见证：从四肢着地一边哭一边爬着过这座桥，到光着脚抬着头坦然地走过这座桥，我们已经完全的脱胎换骨了，我们也已经完全蜕变成了坚强和美丽。尽管这座桥破旧不堪，尽管这座桥已不复存在，但在我们的心中，这座桥对于我们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40 年后，当我站在早就替代了老竹桥的结实宽敞平坦的水泥桥上，看着远处因枯水隐隐露出的老竹桥残留的桥桩时，心里不知是感叹岁月的流逝还是对老竹桥的怀念，只是觉得历史被翻过了一页，我们的青春岁月也一去不返，但当年过老竹桥时的情景却历历在目。
一群叽叽喳喳不知天高地厚十几岁的城里孩子，被难在了老竹桥边，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接受“再教育”的生产队——弄巴十四队，却因害怕过这座老竹桥不知所措。
从岸边到桥面上，要先走上由几根光溜溜的竹子悬空搭着的、无遮无拦的、互相之间还不挨着的、晃晃悠悠着的竹子引桥，才能踏上由稀稀拉拉的竹篾巴铺垫的比光竹子稍微强点的桥面，可这几根斜坡的滑滑的粗粗的竹子可怎么走上去啊？再加上脚下哗哗的河水，尽管当时的南宛河水已经算是温柔的了，它还没有变成魔鬼——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才领教过南宛河的可怕厉害——但在当时，我们就已经开始害怕了——从没有见过这么简陋的桥，更没有走过如此恐怖的桥，已经有人不行了，哭着要回去，谁也不敢往上走，也不知怎么走，连比划带试的也不行，来接我们的当地老职工怎么教都没有给我们教明白，完全被惧怕给控制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办，谁也没想到我们会被一座竹桥拦住。但总得过呀，等又等不出什么办法，更没有什么摆渡船之类的，好像男生们体现出了点英雄气概，也不知是谁带的头，率先弯腰驼背四肢着地东摇西摆的，也顾不上什么好看不好看，反正是什么姿势都有的叽里咕噜连滚带爬的居然就都过去了。轮到女生了，还是那佳比较勇敢，也许是她最小不到16岁，顾虑也就最少吧，反正是她首先弯腰趴下，用手抠住上面的竹节脚蹬住下面的竹节，一点一点爬着挪到了桥面上，四肢着地一点点蹭着爬了过去，这简直就是胜利者的呼唤呐，后面的女生们抹着泪儿的尖叫着的，不管是怎么心惊肉跳的，也还是一个个地照着样都爬过了桥，没有一个掉下去的，我们总算是以胜利告终。有了这第一次的过桥经历，也就有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后来无论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从来没有低过头。
这就是十四队的老竹桥给我们留下的特殊意义!
当教师的日子
在农场7 年当了4 年教师，把十几个孩子从一年级带到了四年级，整天得扯着嗓子跟他们喊，不错眼珠儿的地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生怕有哪个注意不到，拖了集体的后腿。我们这个小学校有三个年级，是三个年龄段的孩子，一个年级一个班，三个老师各管一摊，有一个老师是当地的老职工，再就是孟惠和我了，孟惠走了以后就换了四川知青张勤。学生基本上是老职工的子女，家家都不止一个孩子，家里孩子又多又密的，我们就叫做“拖拉机”。大的走路还拌蒜呢就要背着小的来上学了，还有旁边景颇族和傣族寨子里的孩子，我的班上就有3 个景颇族孩子木真、小来和勒农，这几个孩子真是不错，汉语虽然说不太利索，可全听得明明白白，汉字虽然写不利索，可算术却清清楚楚，他们几个总是腼腆地笑着从不吵闹打架，风吹雨打也从不迟到，功课总是100，过年过节时还从家里给我们带来粑粑，着实让知青们羡慕不已。那些四川男生知青紧着招呼他们“往这边送，往这边送”，这几个孩子
南宛河上的竹桥
一边笑一边往学校跑，我心里这叫一个舒服。这次40 周年回去也没有去找他们，不一定能找得见，也不知道他们变成什么样了，而且小时候的样儿更是不容易认到了，写下来，留个念想吧。
教书是当时知青们承担最多的一项工作，各连队的小学和农场中学的教师几乎都是知青，小学里除了语文算术两门主课外，其余课程全都要兼顾，如音乐图画体育劳动自然常识等等一样不落。只有劳动课不用教，孩子们干得比我们强多了，学校的自留地全是孩子们种的，像个试验田，有甘蔗、土瓜（凉薯）、玉米等不用下功夫管理而且能够张嘴就吃或存放的作物，还有孩子们不知从哪弄来的各种莫名其妙的小花小草，收获的时候孩子们能分到不少的战利品，美着呢。农忙的时候一放学就带他们去地里捡稻穗，可帮了队里的大忙，减少了好多的浪费。体育课就得结合实际了，什么跳绳拔河齐步走，城里孩子的游戏他们都不喜欢，我们就带他们跑步，往山上跑顺便带着柴禾回来，一举两得。农村的孩子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帮着家里干活儿，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城里孩子的项目也不能不会呀，就教他们游泳，在水塘里游，不过瘾了就到南宛河里，过了雨季南宛河的水就变得温柔了，老傣族们也到河里洗澡，一边往河里走一边脱衣服最后把衣服顶在脑袋上，真不知道那澡是怎么洗的。
经过“刻苦训练”别看孩子们学文化费劲，学游泳可一点不费劲，生生把他们的狗刨式给扳成了青蛙式。音乐课就不是随便谁都能教的了，幸好我们学校不只我一个知青老师，还有能歌善舞的四川知青张勤呢，她负责三个年级的音乐课而且是结合着六• 一，给孩子们排练节目去寨子里演出。我记得孩子们积极性可高了，我们自己制作象脚鼓和各种道具，我还帮着给他们化妆，结果个个都画得跟小鬼似的，弄得张勤又重新给他们化妆一遍。
孩子们的调皮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农村的孩子就得加个“更”字，那么大的旷野他们上哪不能疯呐，到处是河流沟壑可以去擭鱼洗澡抓黄鳝，到处是竹林树木可以挖笋子蘑菇摘野果，越是又高又陡的树他们就越是要爬，越是不让干的事越是干得欢。追一头猪还能跑上两里地呢，这才能显示他们的勇敢和能干。更何况孩子们的精力永远都用不完，大人们也永远都盯不住他们。但孩子们的那份简单和他们的那份无忧无虑，是生性使然，谁又能够不让孩子们调皮和快乐呢。每天，我的桌子里都会有一两根芭蕉或是几个老缅桃，有时是没有成熟的芒果，有时是几个熟透的枇杷果，甚至是牛肚子果、鸡枞或芝麻菌，他们还会教我怎么能更好吃，孩子们像是约好了似的轮流给我的桌子里放吃的，我要是不要他们会把皮剥了送到嘴边，当我问起这些东西的来历时，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我，是从多高多高的树上摘的或是家里的树上长的，希望我夸他们能干，我知道有些东西是他们从寨子里或是家里“偷”来的。我的原则是，千万别拿自己的东西或是家里的东西或是人家的东西往我这送，如果偷东西从树上摔下来或是被抓住了也千万别让我知道，否则后果自负。
现在想想，教书的事没记住多少，能够记住的就是带着孩子们当孩子头，当然都少不了张勤的份，上山摘粽叶看见景颇族打米的水碾子，给他们讲水流带动碾子转动的原理，带着他们去游泳坐在河边给他们讲牛虻的故事，教孩子们各种游戏和一起在地里干活、一起排练节目，没有那么多考试升学的压力，考过多少试成绩怎么样已经没有印象了，跟现在的学校学生生活有着天壤之别。时代不一样了标准也不一样了要求更不一样了，我们很幸运走过了不同的时代，经历了不同的变化，时代在进步我们也在与时俱进，今后还要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下去。
知道打臭嗝什么味儿吗
当人们在过度饥饿以后遇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基本上无法控制自己掠取食物的欲望和数量，因此，吃得过梭撑得难受打起臭嗝就不足为奇了。现在想想当年可怕的肚量，撑得打挺的样子，简直不敢相信那是我们自己。
由于农忙时栽秧干活太累，经常是从田里回来连满脚的泥巴都懒得洗，就先倒在床上不想动弹，歇够了再去食堂打饭，也往往是最后的那一个。
那时候一种菜要吃好长时间，直到吃得无法下咽了，另一种菜也就成熟了，才开始吃另一种菜，再吃到无法下咽的时候就又该换了，这就是伙食堂的恶性循环。而且那时的菜几乎都是水煮菜，什么炖芋头、炖莲花白（洋白菜）、炖洋丝瓜（北
作者（右一）和景颇族学生在一起
方叫佛手瓜）、炖白萝卜、炖茄子、炖土豆，韭菜是煮了凉拌，连茴香都是跟芋头一起炖着吃，没有什么炒菜，也没有什么油水，就只能是以多取胜，吃很多的米饭，来弥补胃口的消化能力，甚至是用一点猪油加一点盐巴拌到热腾腾的米饭里，那叫一个好吃，香得个个摇头晃脑的，还舍不得马上吃完，要吃到不剩一颗米粒，碗都是油光光的才罢休。我们还干过从猪食锅里挑红薯吃的事，在北方红薯都是给人吃的，哪舍得去喂猪，我们是无意中发现那么好吃的红薯居然在猪食锅里煮着，香味直接考验我们的味蕾，于是就控制不住肚子的需求忍不住从猪食锅里挑了不少红薯吃，觉得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红薯。再有能改善伙食的，就是在地里干活时偶尔抓着几条黄鳝，还不够塞牙缝的；薅秧时偶尔捡着几个野鸭蛋，还经常被孵了小鸭，一不留神还得飞走。那时候每个人都那么能吃，个个都像填不满的无底洞，只有能吃才能能干，越是能干就越是能吃，个个都像是黑铁塔虎背熊腰的，能干！
生产队里也不是总吃得这么素，每个月都会杀一头猪给大家打打牙祭改善一下伙食。那一天就跟过节似的，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大家都能够领到一份纯的肉菜和一份用下水做的炒菜，老职工们在自家的小伙房里享受，还可能舍不得吃光，留下一点慢慢享用。知青们可就顾不上今后了，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架势，就差敲锣打鼓了，个个笑逐颜开的，所有的劳累痛苦全都没有了，只剩下了对食物的欲望，看着那一片片闪着亮光的肥肉和腾着热气香味扑鼻的大肉炒菜，就像见着了亲娘，个个像只饿狼，扑将上去，也不管吃相是否好看，是否会噎着嗓子眼，只见个个埋头苦干，玩儿命往肚子里揣，当然，最终揣多了撑着的结果就是直挺挺地在椅子上靠着，两条腿直伸着弯不了腰，一点动弹不得，这时候从肚子里就感觉有个气团往上顶，一直到从嘴里冲出去掺杂着极其难闻的味道就是臭嗝了。一般吃饭打嗝是把随着吃东西进到胃里的空气给压缩出来，是食物的味道，但吃撑了再打出来的嗝可就不是那么好闻的味道了，都不知道怎么形容那臭嗝，只有经历过的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光是打打臭嗝倒也罢了，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如果是每天的菜里多少见点肉星星的细水长流，而不是素上一个月，再一下子吃一顿大肉的话，也不至于让我们吃成这样，关键是大家的消化系统——肠子已经素的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突如其来的大油大肉了，肉一下去它就打滑，它不在胃里头呆着，一个劲地往外跑，我们就只好一个劲地往厕所跑，一晚上都没闲着。真可惜呀，好吃的下去它呆不住。唉！有什么办法呢，告诫自己不能再有下次了，一定要控制住馋虫，但是好多人都是意志薄弱者，经常还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我还把这毛病也好习惯也罢，变成真经带了回来，直到现在一吃饭就会控制不住，吃撑了就舒服了。
我们也做酸腌菜
在北京，无论是去哪一家云南餐厅，要一份“酸腌菜炒肉”那都是一道名菜，价格也不菲；无论去哪一家云南商店，都能买到现成的小包装的酸腌菜，是地道的云南特产。
在农场，每一个老职工家的小伙房里，都整整齐齐摆着一排排的坛子，口上都用塑料纸封着或是用一个碗或是一个盘盖在上面，里面是各种腌菜，有酸笋子、酸藠头，有水豆豉、萝卜丝米粉骨头渣，还有豆乳腐，而最多最普遍的就是酸腌菜了。每一种腌菜的腌制时间都不一样，少则几个月多则有上年头的，味道也都各不相同，但每样都非常好吃。现在我对云南的每一种腌菜都非常的怀念，这些腌菜的好吃的程度决不亚于任何的美食。40 年来，我一点都没有忘记这些腌菜的味道，时不时地还要光顾一些云南餐厅去享受一下。记得好几年前，农场的不少老职工参加了一个旅游团来北京，我们听说后就一起请他们吃饭，有刁松泉两口子、冯容、艾建平、戚玲等，要了一大桌子的北京特色菜，没想到人家何大孝拿出一瓶自己带来的水豆豉，说是吃不惯北京的饭菜，还是得吃自己的腌菜，我说“您这不是山猪吃不来细糠嘛”， 大孝嘿嘿直笑。这就是云南腌菜的魅力。
由于每年的6 月到10 月是云南的雨季，经常一个星期太阳都不露个脸，因此各种蔬菜在雨季时生长得特别慢，没有菜吃是很自然的事，云南人做各种腌菜度过雨季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青菜是做酸腌菜的主要原料，比起做其他腌菜的原料，青菜是又便宜做着又省事，所以当青菜成熟的时候，家家都成捆成车的买回来，就像北方人家家买雪里蕻回家去做腌菜一样，那时候每家小伙房的屋顶上都晾满了大棵大棵的青菜，为制作酸腌菜做准备。云南的青菜长得有点像北方人吃的盖菜，但要大许多，每棵青菜都有大大的叶子和粗粗的杆，如果直接做菜吃是苦味的，我们也叫做苦苦菜，现在的一些饭店里还专门做这样的苦菜汤，说是降压和降胆固醇，很受欢迎，而做成酸腌菜就没有一点苦味了。
在缺少新鲜蔬菜的季节里，我们经常端着饭碗到老职工的家里，从坛坛罐罐里掏各种腌菜吃，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总是去老职工家要腌菜吃也不好意思，于是我们下决心自己学做酸腌菜。
等到了青菜收获的季节，我们去赶街时买了一大捆青菜，没有小伙房，不能扔到自家房顶上去晾，就借上两个大大的竹簸箕，把一棵棵青菜摆到上面放到太阳底下晒，放不下就挂在晾衣服的绳子上，用竹竿撑起来在太阳下晒，直到把水分晒出去，晒得太干或太湿都不行，要看到青菜变蔫了软软的，就说明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腌制过程了。
我们从老职工家借了个坛子，是谁家的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家家都有一堆坛子，少一个俩儿的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大家一齐动手，有洗菜的有切段的，有揉盐的有撒辣椒面的，还有尝味儿的，所有的洗脸盆都用上了，桌上地上床上弄得到处都是，每个人的手上都是乱七八糟湿漉漉的，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子生菜的呛味。我们这可是干点活儿了，从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哪干过这么复杂的活儿呐，如今也不得不学习生活的技能了，关键是我们干得津津乐道乐在其中，这就是生活带给我们的乐趣，也是生活带给我们的享受，如果生活不苦，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生活的酸甜苦辣，也永远不知道苦日子带给我们的感受。
所有的菜都揉匀了，最后再洒上点白酒尝尝味道，不错！得到每一个人的首肯后，就往坛子里装，把个坛子塞得满满当当压得结结实实的，封上口还缠了好几圈的小细绳，总算大功告成静等着以后的享用了。
人家老职工家可不止是一个坛子的腌菜，有着好几坛子呢，我们不行啊，就只有一个坛子的腌菜，还要等上至少一个月以上，我们着急啊！听说温度高腌得就快，于是每天中午我们就把腌菜坛子抱到院子里晒太阳，问题是这腌菜坛子天天在我们眼皮底下晃，弄得我们想入非非的，不知道它变成什么样了。过了没几天，就有人提出来看看它变没变样，于是我们终于没能忍住，轻轻地把封着的坛子口给打开了，这时距离封口的时间也就还不到两个星期；打开一看菜还是绿绿的，要变成深深的那种腌菜特有的颜色还为时尚早，又闻了闻，已经没有了那股子生呛味了，大家很兴奋，说明吃是没问题了，于是一人夹了一筷子尝尝，不错，能吃了，又赶紧封上口继续等待。第二天，我们又忍不住一人夹了一筷子，第三天第四天，就这样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最终也不知道我们自己腌的酸菜是什么味的，因为还没等腌好, 我们就已经给吃光了。
2010 年2月
（二）
大约是3 月末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做完暗房的工作，为冲印好的照片上光时，司令部来电话，让我到军务参谋处去一下。
春天的陇川坝子已经热了起来，让人昏昏欲睡。刚才在暗房我就差点因为瞌睡又废掉一堆照片。可是，当我见到郭参谋，听完他的一番话后，却困意全无。因为摆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件任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
团部大院是个大四合院，机关各个部门都在那里办公，主要的干部多是现役军人。郭参谋是农场的地方干部，随着兵团的建制也改任了参谋。平日，他对北京知青比
特殊任务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九队/ 杨开明
当拿到兵团的《立功证书》时，我已经离开陇川到昆明师院上学了。
证书是十团领导专门送到学校的。红皮本里写着“在打击敌特策反中有显著成绩”的记功原因，盖着红红的大印。
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这次特殊任务也早已成为我知青岁月中渐渐远去的记忆，就如同我曾经在那块边疆的土地上犁田打谷、演出、照相一样的一段往事。
（一）
1972 年底，我离开团宣传队到照相馆工作。那个时候，照相馆算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平时，主要在室内照照相，偶尔背着相机到连队，剩下的时间就是泡在暗房里，工作井然甚至有些刻板。
活儿最忙的时候要算街子天，每当这时，当地的老乡早早地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农场的职工也利用休息日买些物品，知青们则相约三三两两地逛街子，买点吃的、用的，聚在一起冲淡一下终日苦闷而辛劳的日子。于是，平日里安静的街道，一转眼变得熙熙攘攘，喧闹嘈杂，各类装束各种语音各样气味交织在一起，好不热闹。照相馆当然更是这热闹中少不了的地方。
然而，这一切对于我，已经渐渐变成了平常，不管多美丽的服饰，多灿烂的笑容，在我的眼中，都是一样的黑色白色，一样的底片照片。照相馆的日子不同于宣传队，我已经平静了许多，不再用艺术和激情，而是用程序和认真去迎来送去一天天的时光。
然而，就是那个街子天，让我失去了往日的平静。较理解和关心，态度也和善，知青有事，多爱找他。而此时的郭参谋，却是一脸的严肃，常见的笑容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见到我，他用浓重的乡音说道：“小杨同志，经团司令部和县委研究决定，由你去完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组织决定”、“政治任务”这些在当今已渐陌生的词汇，当时可是常常响在耳边最具分量的语言。我点点头，表示我听到了。
“最近，公安部门得到情报，有一个境外的特务组织在近期可能潜入我们这里进行活动，他们活动的对象可能是知识青年。我们在农场的知青中考虑来考虑去，认为你是北京知青，又在场部工作，表现也是好的。组织上决定由你去完成这个任务，相信你会做好的。”
跟特务打交道？是对我说吗，一个划入了“可教育好子女”的人？是不是听错了？郭参谋的目光告诉我，这是真的。我又点点头，表示我在认真地听。
“打入敌特内部，组织上会保护你，但照样可能会有流血牺牲。这是组织的信任和考验，请你表个态吧。”一刹那间，诸如《英雄虎胆》《国庆十点钟》的场面一下子显现在我的面前。我几乎没有思索，坚定地回答“我保证完成任务！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我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回答这话时，我没有丝毫的虚伪、做作，而是此时此刻由衷的想法。想想吧，在那个年代，有什么比得到组织的信任更重要更渴求呢？
“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敌特这次行动不是单单获取情报，很可能是一次策反行动，目标是知青。但是其他的详细情况我们都无法知道。你的任务就是：通过与敌特接触，引出他们来，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内部的情况。”可能是看到我仍然似懂非懂的表情，郭参谋接着说：“重要的工作当然由组织去做，但是需要你做好配合，以弄清他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和他们的组织情况，特别是要弄清这个特务组织的后台。如果是苏修特务，那我们可就抓到大鱼了！”说到这里，郭参谋笑了起来，气氛也变得轻松了一些。那时，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的关系很紧张，边境那边的当政者中也有亲苏的势力。郭参谋的话，让我隐隐听出一丝弦外之音。
接下来是交待严格的组织纪律，活动经费的使用，每次活动的汇报要求和这方面的工作常识等等，我都一一记在心里。
当我走出团部大院时，突然觉得这里熟悉的一切变得陌生起来，不知明天等着我的将会是什么。我松开紧握的拳头，发现手心已经都是汗水了。
几天以后，我得到了接头的指示。
（三）
街子天，照例是照相馆最忙的时候。营业室里挤满了照相和取相片的人们，为了接待“那边来的人”，我特意要求去拍外景。从上午到下午，我挎着那台海鸥照相机，迎来一个个照相的汉子，等着记熟的那句话，又失望地给他们照完相，看着他们消失在我的视线里。骄阳烤得人心焦，更让我心焦的是那人迟迟没有露面。直到街子快散了，人也渐渐少了时，他来了。
“给照张相。”背后传来说话声。我回过头去，眼前站着一个当地打扮的人。
“要照手相机还是照座机？”我用普通话问道。看似一句平常的问话，却是接头暗语。
“我要照骑马的，行吗？”
“等下个街子天你来这里找我。”平静的答话后，我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嘭嘭的心跳声。
就是他！
三十多岁的年纪，消瘦的脸庞，不太黑的肤色，梳向一边长长的头发，眼睛分明很大却又眯着，五官平常的让你看过也难以记住。个子不高，穿着白色的布衣，踩着当地人爱穿的人字拖鞋。这样的人竟然是特务？这与我们从小在头脑中形成的特务形象相比，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然而，理智告诉我，他实实在在就是那边派过来进行活动的人。我的任务从这一刻就要开始了。
根据团部要求，我每次与来人见面后，都要尽快回到团部的机要室详细写下我们说话和行动的全过程。当时，记忆力好，头脑清楚，我几乎可以把经过原样记下来。任务完成以后，我没有留下一个字、一片纸。当时的情景也早已被时光一层层磨蚀去，记忆日渐模糊。如今再讲起来，只有还没忘记的一些情景了。
（四）
我住的房间在团部宿舍区西北角的最后一排，不远处有一条小路通到下面的公路，公路连着章凤和户撒。房子不大，茅草顶，土坯墙，两个小小的窗户，蒙着塑料薄膜代替玻璃，屋里的摆设也很简单。为了迎接那边的客人，我按要求刻意把房间整理了一下，最显眼的就是用一些报纸糊了墙，还好像不经意地糊上了两张《解放军报》。要知道，当时这类报纸拿到那边是可以卖个好价钱的。
我把来人带进了我的宿舍，他仔细审视着房子里的一切。
“你不是这里的人吧？”
“我是从北京来的知识青年。”
“为什么要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里？”
“我的家‘文化大革命’被整，就到这里来了。”
“这里好在吗？”
我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好像犹豫着说什么。这是在接受任务时，团里给我提出
的要求。让我表现出思想落后，情绪消极，有文化但贪图安逸和利益。还特别强调了三条纪律，第一，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的不满，向往外面的生活；但是第二，绝对不许说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还有第三，任何情况下不能出境到那边去。
“来了以后每天干农活，又苦又累。每个月只发二十多块钱。不安心。”我的说法显然引起了来人的兴趣，他开始把话转入正题。“你没有到外边去过吧。我就在那边，那里是自由世界。你有文化，还是从北
京来的，凭着这些，你可以挣很多的钱。”我装作没有听懂的样子，问道：“在那
里可以做什么？我又没有什么本事，怎么去挣钱？”“我可以带你到外边看看，看到你就会相信了。”我们都在小心地试探着对方，带着各自接受的任务努力让对方把这次的行动进
行下去。凭直觉我似乎感到事情不能让它这么顺利，这么简单。要拉住他，此刻反
倒是需要一点若即若离。“让我想想吧，我又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怎么相信。”显然，他想了解的话说完了，他突然指着墙上的报纸问我：“这些报纸容易找
到吗？”我知道他问话的用意，却成心不正面的回答他。他停顿了一下又靠近墙角仔细地看了一遍。好似在无意地告诉我：“这是可以卖钱的。”我仍旧装着不懂得样子说：“这破报纸值什么钱”。他指着那份解放军报伸出了巴掌。“5块钱？”我问。
“50块一份。”我故意显出吃惊，又好像明白了点什么。他神秘地小声说：“还有比这可以赚大钱的办法，下次再说吧。”其实，我们那天说了不少这样的问答。他在讲所有的话时都那么平静，几乎没有改变过语调和表情。直到要离开时，他才用几乎命令的口气约定，3 天以后的夜晚再来这里，特别让我不要锁门。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看到他真的走了，我与他周旋时的沉着机灵一下子全没了，我瘫坐在床上，一头虚汗，半天缓不过神来。
接下来是长长3 天的等待。那天，我紧张地等着夜幕的降临。
团部在弄巴是最热闹的地方，可是随着夜幕的降临也一下子变得寂静起来。由于供电是定时的，所以这里的夜晚更多的是黑暗。在这样的环境中和他打交道，我多希望房前多一盏路灯，多几个人影。然而一切都没有，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周围更寂静了。
夜深了，我熄灭了煤油灯，靠着床头的被子，眼睛睁得大大的，听着外边哪怕是最细微的声音。我突然觉得，我的房子像一座孤岛，没有人注意它，也没有人能帮助我，一种恐惧开始慢慢地向我袭来。矛盾的心理，我真希望他不再到来。但是我更希望，他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好让我完成这个任务。
门吱的一声被轻轻推开了，一个黑影闪了进来。我明知道是他，却还是腾地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是我”。轻轻的一声。
“我知道。有事吗？”
“来看看你。”
“夜里到你这，小路还不好走呢。”直到这时，我紧张的心才慢慢放下来。黑暗中，影影绰绰的，说不上有什么害怕。只是在小心的提防他手里有什么家伙，背后还有没有人。不长的时间，不多的话，什么实质的内容也没有，他又要走了。只是告诉我，下个街子天再来。随着话音，黑影消失在团部的黑暗中，脚步渐渐的远去了。我赶紧关上门，睁大了眼睛躺在床上。昏昏地睡着了，又猛地惊醒，熬到天明。那一刻，要说不害怕，不是心里话。
按照要求，我照例在那间挂着蓝色窗帘的小屋里，记下了夜晚的一切。其实我心里明白，他的这两次造访只不过是开始，像在池塘里丢个石头，试试水深。我的住处，包括我，不知已经被他怎样的观察过了。有了这个开头，我的心慢慢平静了下来，等着我们好好的一番较量。
（五）
下一个街子天，弄巴街上还是那样的热闹，照相馆还是那样的繁忙，我还是按动着相机的快门。但是我的心却一刻也平静不下来。果然，在街子又要散了的时候，那个熟悉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了一下，向街心走去。
弄巴只有一条十字的街道，两旁分列着商店，饭馆，储蓄所，邮局，医院。我和他走进了饭馆，选了一个靠墙角的桌子坐下来。他还是我初次见到时的那身装束。眼睛却比那天有神地盯着我。几句简单的对话后，他开门见山地问：“去过那边吗？”我摇摇头。“想到那边去吗？”他的脸转向边境的那一边。他并不要求我回答什么，不断地讲着那边的自由，金钱，富裕。我既要装出向往那里，又要表现出犹豫的心态，
还要做出相信他会帮助我的样子。我不知道表演的成不成功，反正他当真了。这也许是在宣传队留下的痕迹吧。后来他拿出一张照片，放在我的面前。黑白照片上是漫山遍野的花儿，我不明白什么意思，看着他。他说：“没见过吧，这是罂粟花，就是大烟，我们那很多。” 接着他告诉我，他也会照相，这就是他拍的。
头走，他从筒帕里掏出手表、药材等物品，放在桌子上对我说：“你先弄几份《解放军报》《参考消息》什么的，如果有中央文件更好。”又指着掏出来的东西说：“这是两块瑞士的高级表，这是鹿胎膏，难得的药材，你拿着可以换钱。”我突然明白，这就是所谓的活动经费吧？
几盘菜就着饭稀里糊涂地吞下去了，那顿饭吃了几块钱，到团部报了销。看得出，这回来人很满意，并约定下次在照相馆找我。照例又是挂着蓝窗帘的小屋，照例又是细节对话的汇报，照例又是下一步任务的指示。我的心中惦记着这样能不能完成任务？他的后台，组织上能了解吗？凭我的直觉，应该离这个任务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第四次接头如约而至，我却一直没能在相馆等到他，他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呢？我心里又开始不踏实起来。一段时间以来，我常被这样被动地等待弄得很矛盾，很紧张。记不清是为什么了，我要回宿舍拿东西。因为接头的需要，我的门最近很少上锁，这天也是一样。我推开门，差点叫起来，来人就靠在我的床上，像幽灵一样。我的心好一会才平静下来。这次的话不多，我记得大致讲了这么个意思：首先是让我准备好能拿到的文件，材料。另外就是告诉我，下一次他要带一个人来见我，让我准备到那边去。说完他又像幽灵一样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为什么不去相馆找我，为什么不按规矩出牌，我至今也不明白。但是，他这次显然是刻意的举动却差点儿坏了全盘的计划。
我们是兄弟俩一块到陇川的，先后从连队到了团部。弟弟建明在团部食堂当司务长，平时没事常到我这儿。这次因为需要，我既不能让那边知道我还有弟弟在这里，又不能告诉弟弟这件事情的原委。我只叮嘱弟弟，如果有陌生人问到我们的关系，一定不要说。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闯入我的宿舍时，建明就在屋子里。也许是太突然，来人竟然先问道：“你是谁，怎么在这？”弟弟想起来我的话，警觉地说：“我来找人。”来人把建明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单刀直入地问：“你们俩怎么那么像，是兄弟吧？”弟弟的机智让我欣慰，他竟然回答出：“哎！怎么你也这样说？大伙都说我们俩像兄弟。”说完弟弟就走了。那个人到任务结束都没有提起这件事。但是对于我，想起来不知有多后怕。如果我弟弟先说话，那他一定会问：“你找我哥干什么？”我不知道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
说到这，还有一个事。就在这时候，团宣传队又把我们借回去重拍《收租院》，我演大地主刘文彩。为了演戏，团长把他的勃朗宁手枪借给了我。一支巴掌大的小枪，泛着蓝光，好爱人。一边是演戏，一边是跟特务打交道，这支枪成了我的累赘。我把它装在裤兜里，又把它塞在被子底下，哪儿都觉得不安全，接头的时候快到了，枪还在我的手上。交给谁呢？想来想去我给宣传队的四川知青新荣打电话，告诉她有急事。看着她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这里，我解释不了太多，又让她立刻把枪送到汪汪处，汪汪是原来宣传队时我们一起的北京知青，放到那就踏实了。我刚让人把枪拿走，特务就来到了我的面前。我庆幸自己的果断，真不知那一刻是什么催我必须这样做。现在轻松谈论的这些，当时还真紧张。
我把这最重要的一次情报向团部做了汇报，记不清当时团领导说了什么，只是清楚地记得该收网了。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正当我按上边的布置全心做着准备时，突然有一个人闯到照相馆。他仔细地审视着不大的屋子，在问了我一些问题后，告诉我他是边境上走村串寨的生意人。说完就悄然地走了，显然他不是来照相的。黑瘦的脸庞，蓬松的头发，一身山民的旧衣裳，光脚穿着解放鞋，裤腿卷到膝盖。一副很疲惫的样子，满脸的沧桑。没有比他更像山民的山民了。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莫非情况有变？我一路小跑到了团部，报告刚刚发生的情况。郭参谋格外的平静。我却如在云雾之中，那个人的影子一直在我脑海里闪动，到底是什么人，是我的接头出娄子了吗？郭参谋为什么那么平静？那一夜，我又没有睡好。已经记不清这是我接受任务以来第几个不眠的夜晚了。
（六）
第二天，我得到指示，记得大概是三条。一条是由于我的出色工作，组织上已经查清，这个特务组织仍旧是美蒋派来的。他们这次的目标就是要策反知识青年。第二条是告诉我，条件已经成熟，下一次接头，如果条件具备，我们就动手。第三条则是要求我接头时，想办法让他们带走准备好的文件，才能抓。然后是规定的一些接头和传递消息的方法。当然还说了很多嘱咐我的话，告诉我周围的部署，告诉对我的保护。其实经过了这段时间的磨练，我已经沉着平静了很多。我只想着他们快点来，好完成这次任务。最后他们告诉我，我报告的来人是我们的侦查员，开始的情报就是他送来的。他们直接受更上面的领导，为了国家的安全，就这样长年累月行走在边境的山间小路上。直到有新的任务了，或是暴露了、退休了，才会离开，回到亲人的身边。听到这些，我的心被强烈的震撼着，久久难以平静。
最紧张的时刻终于来了，这应该是我和来人的第五次接头了。
黄昏，我盯着门前那条小路，等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其实我也知道时间还早，只是管不住自己的目光。天完全暗下来了，我点亮了煤油灯，把它放在门口的窗台上。煤油灯是我向外面报告消息的工具，一个人来，挪动；两个人来，不动。外面看到就明白了。当我继续看着小路上的人影时，门被推开了，他一下窜到了我的面前，动作相当地敏捷。噢，他应该是从后面转过来的，跟在他身后是一个10来岁的孩子，头头没有来。
他跨进屋，随手关上门，开口就是：“今天不对，我看今天不对。”气氛从开始就紧张起来。我缓缓神，赶紧说：“我把外边都看过了，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 嘴上这样说，心却在发抖。就这样，我们为安全不安全说了很多话。屋子里很暗，他的脸在跳动的油灯光影里阴一半阳一半，格外不好看。他坚持说：“不对，也许我今天来了，就回不去了。”我这时不知哪里来的沉着，一点也没有慌张，对他说：“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这里和平常一样，你放心吧。”他仍旧没有平静下来，掏出了匕首，似乎在无意地摆弄着，我想，那是做给我看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那晚的工作露了破绽，还是他的敏感多疑。
我试探着说：“如果有这种感觉，那你就赶快走。”但我却把准备好的文件紧紧拿在手里。那可是真正的中央文件和一些内部资料呀！我的担心没有发生，那些红红的大字吸引着他，让他舍不得放下，仔细看过，他还是全都装进了挎包。那个孩子自始至终没有出过声，他是用这个孩子做掩护。至于上边的人为什么没有来，我至今也不明白。我按着约定，把油灯移到了桌子上，告诉外面，只有这个人来了。他并没有坚持让我立刻就到那边去，只是让我做好准备。凭我的感觉，他不是那种为了信仰的人，他多半是为了金钱，而且是个小人物。
我轻轻地把他送出门，趁机打亮了手电，好像是给他照门前的路。这也是暗号，表示来人带走了东西。灯亮的瞬间，他猛地把手电打落在地，同时呵斥着：“照什么！”手电在落地时熄灭了，他带着孩子无声无息地走进了黑暗。我关上门，背靠着墙，紧张地等待着。
不远的地方，传来了轻轻地问话声：“站住。什么人？”我听不清答话。“包里是什么？”没有声音，停了片刻，传来一声痛苦的叫声。
第二天，我做着例行的最后一次汇报。郭参谋告诉我，任务完成了，特务抓住了。还告诉我，那个特务要被押走，我可以看到。
我没有看。我知道他的走，对我意味着一种结束，这就足够了。
（七）
过了两天，司令部通知我去吃饭。一桌酒席，团长，政委，参谋长都来了，记得是张副团长讲的话。大意是祝贺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打击了敌特的策反计划。因为这个事情还要保密，就算是团里的庆功。反正是几位团领导轮番的祝酒吃菜说话。对于一个知青，这样的场面、动静可够大的。
又过了一两个月，团部通知，说上边来人要听我详细讲讲这件事。还是在我的宿舍，两个人听我讲了一个下午又一个晚上，大概就是上边的这些，只不过当时记得清，讲得仔细。还有些情节环境，心情感受，增加着气氛。听完以后他们很感慨，一个劲儿地说简直不用加工就是个精彩的故事。来的人是珠江电影制片厂创作组的，据说是受“中央文革”的指示，要由珠影厂拍一部反映知识青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电影。他们说选中了三个故事做素材，一个是北京知青种植金鸡纳的事迹，一个是上海知青扎根山寨早已成典型的事迹，另外一个就是让我讲的这个事。我当时就认为，我这个只是佐料，调调味儿。听完了，他们走了，就没有了消息，没见到剧本，更没看到电影。
我庆幸任务很快就完成了，没有留下麻烦。记得那次吃饭时，团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还是那句话：感谢组织的信任，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只要求组织在我的档案里写个结论，怕将来说不清。团长说我，小小年纪想得真多。我更庆幸终于没有在当年的电影里看到这个故事的影子。他们是真的带着指示来的，只不过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月，放在时代痕迹太浓的作品里，不知它的主人得到的会是光环还是磨难。
不久，也许是因为这件事，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我离开兵团（农场）上学了。这个故事一样的经历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多少年以后，我的阅历渐渐丰富，我仍然忘不掉那个山民一样的硬汉子，他或多或少影响了我。
对于我，曾经经历过，而已。 写于2010 年8月
日记中的陇川岁月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二队/ 管同立
1970 年8 月20 日星期四
早晨，准备到弄巴去一趟，想看一看陆大爹怎样，大爹虽然有些精神病，但他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太关心了。看到大爹病倒，于心不忍，决定走一趟。
走出家门，觉得旷野令人清新，太阳明耀，田野葱绿，白云缭绕于青山之上，四周格外寂靜。唯有那自由的白鹭在水光细草上默默滑翔。啊！叹望长空，我真感到无病的幸福（刚大病一场）。
路上碰到水工队的同学，相互热情招呼后离去。乌继德已回陇川，他说在北京碰上了树仁于耒等。后又碰上十三队知青和电站的小李。
不到一个钟头，即到弄巴。匆忙赶到医院，大爹还好，脸色阴沉，消瘦，虽只有55 岁，但显得十分苍老。十一点半，大爹打来两盆饭要我吃。吃罢，稍息后到公司（当年特指商店），恰巧碰上张智增和朱耀国，张朱二位说要回北京，我不信。到医院告别大爹出来，方知二位真要出陇川一趟。
在医院的过道里，我们兴致勃勃地开始定计划，准备到户撒，如果有可能的话到梁河保山。计划可谓宏伟也，然而心有余力不足，现实给了我们一棒。
“有多少钱？”我问。
“30元。”
“粮票？”
“5 斤”
……
“管他的，走到哪算哪！”
于是我们在边彊这条僻静的公路上开始了“三人行”。过了十七队，山上下来一位城里人打扮的青年，我们向他打听户撒的方向，得知去户撒还要走26 公里，也就是说要我们在一个下午赶到，这对于我们不经常出门的农场知识青年来说的确有些够呛。当然路远并没有压倒我们的决心，一步一步我们走上了高山，进入了崇山峻岭。
一路是上山，公路上除了极少数修路的工人外，几乎看不到一个行人。鸟雀在林间鸣唱，瀑布山泉哗哗地响彻山谷。山林的美真是透人肺腑。智增老是喝水，路是一弯一弯的总是到不了头。
一公里一公里地过去了，走到211公里的里程碑处，公路开始下坡，就在这时，智增发现一条青蛇，二位慌忙将其打死，耀国曰：“这是草上飞，是巨毒蛇。”
下山，绕弯绕弯，不知绕了多少个弯，我渐渐感到累了，碰到修路工人的工棚就休息喝水，然而依然很累，累得要命，几乎走不动了。走过303 号里程碑，路面豁然开朗，风景秀丽的户撒坝子出现在眼前。景色固然优美，似乎也无心去欣赏了，体能到了极点，每迈一步都要咬牙。坝子里除了一片片水田外，几乎看不到寨子，所谓的芒东集市也在对面的山脚下，很巧，坝子中间有一间白房子, 于是我们艰难地向它迈进。
房子很好，里面流氓们画满了黄字黄画，我们也无心去“谴责”这些脏东西了，一屁股就坐在门边的木墩上，朱耀国倒是有余力，他到寨子里“买”了一些包谷，这样我们就烧起了一堆火，吃掉了一些包谷，填饱了饥饿的肚子。
天色已经很晚了，到处是一片黑暗，月亮也不曾出，只好摸黑向芒东前进，顺着公路，我们摸到了芒东，恰好有一家食堂还亮着灯，招待几位赶夜车的客人，于是我们敲门而入，随便吃了一些饭，就进旅馆宿了。开始招待员不同意，后可能出于好心接待了。
夜，很冷，外面山风呼啸，屋里我们睡得很舒服，由于太累，久不能入睡，出了许多汗。
1970 年8 月21 日星期五
推开旅馆的房门，太阳已经升的很高了，暖和的气温和新鲜的空气使人感到非常舒服。按季节，这已是“落叶更长风”的秋初了，然而在这里却是阳光明媚的春天！心情的舒畅，体力的恢复，使我对周围的一切增添了许多兴趣，感到风景格外美。
洗罢脸，收拾了一下昨日余下的包谷，与食堂老师傅商量好后将它烧了。
“你把我们的火压灭了，小伙子”老头子开始谴责了。
我只好草草收了，将熟的扔给他们二位一起吃了。11 点钟，公司开门了，东西很多，随便一转发现有较好的打火机，3 人每人来了一个。随后准备去户撒，刚走几步碰上一位去户撒的青年，他说户撒有打刀的，要我们去新寨看一看。为了用钱，这位青年将他的刀3 块钱卖给智增。于是我们奔往新寨。
新寨几乎家家都在打铁，“不给打”，这是打铁匠们的回答。
天黑时回到芒东，在食堂吃罢饭，我们把希望寄托于芒东，最后终于在小寨跟一个老头子定下了几把刀，但须明天才能取。随后我们闲遊到了坝子对过。夜又来了，回到食堂吃了饭，旅馆装孙子，不接待了，主要是避忌两个昆青吧？（我都不记得两个昆明知青是怎么回事了）夜，无奈，只能在旅馆旁的光板床上入睡。
夜很难过，一不盖，二不垫，肚子又痛，一夜只待天明。
1970 年8 月22 日星期六
晨，阴雨绵绵，风嗖嗖的使人感到很冷。冒雨我们到了铁匠作坊，观看了一阵子，找老头子将刀取走，看来是早就打好了的。
离芒东，取道芒弄公路前行，顺路买了几包包谷准备充饥，304 号里程碑是筑桥工人的一个重要工地，在此我们利用打钻工棚的火烧了包谷，又继续上路了
到了山顶，我们转入小路，二位有些迟疑，我却坚信小路完全可以到达弄巴。上路，通过几个寨子，牛肚子果极便宜，一毛一斤，吃了它两个，很过瘾，风景极好，山水瀑布到处都是，水的巨响震耳欲聋，新奇的植物遍地丛生。果然，经几个小时的旅行，我们靠近了里程碑，它是“326”号了。
下午到了弄巴，到李安定处，到医院，又跟天焕借了一斤粮票，买了几斤饼干菠萝干急急赶路，于7点钟回到拉线。朱一成在家，潘希华到四队去了，大伙休息，小朱也热情相待，闲聊至夜。
（作者注：括号里是现在的加注。为真实，字句未作任何改动，只修订了错别字和标点符号。）
左起：宁悦、周希强、傅颖
大青树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八队/ 宁悦
2005 年10 月，应陇川农场的邀请，我们弄巴分场十八队十几位老知青参加了陇川农场建场50周年的庆典活动。
回到阔别近30 年的农场十分高兴，今天的农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职工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生活也变得好起来了。
触景生情，农场的一山一水还那么熟悉，那些美好的回忆使我想起了弄巴寨旁与我们这些知青有着特殊感情的、生长了百年的大青树。当年，去芒黄干活，总要路过这棵大青树，它像一把极大的伞，为我们挡住了云南那似火骄阳，又多少次为我们挡住了那突来的暴雨。
3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又来到了它的身旁，感到格外亲切。它依然那么繁茂，由于气候潮湿，树根上长满了青苔，要6 个人手拉手才能把它围住。我们仿佛来到了原始森林，感受到新鲜的空气和习习的凉风。大家心情无比激动，纷纷与大青树合影。
大青树用它硕大的树干、茂密的枝叶包容着当年十几岁的我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记得来农场第一年的夏季，一天，队长吹起上工哨，我们十几个女知青扛起薅秧耙上工。走到大青树下，它已为我们挡住火样的太阳，洒下了一片清凉。我们在树下放下薅秧耙围坐一圈，谁也不想起来，还高兴地唱起了“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我们越唱越高兴，忘了时间，也忘了上工的事。等反应过来，时间已经不早了，大家慌忙扛上薅秧耙大步向地里走去。远远看见队
长光着上身，穿着大红花裤衩站在田里十分生气的样子。看见我们过来，他喊着：“一二一，一二一”，我们沿着田埂走到队长身边，一字排开低着头听队长大声的批评，“要听毛主席的话，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落实到行动上……赶快去干活。” 不大一会，收工的哨子响了。
挨了批评的我们回到宿舍，心里很不高兴，感到又可笑又自责。现在想想，只怪那时太年轻。40 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这次再看到大青树，那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2009 年5 月，是我们这些北京知青赴云南上山下乡40 周纪念日，这次，我们带着家人再次回陇川农场、回十八队看望老职工，并又一次来看大青树。
树下，儿子媳妇摆着各种姿势与大青树合影，还高兴地爬到树上照相、乘凉。我向儿子讲起这棵大树的许多故事，同时在心里依依不舍地向它告别：等有机会再来农场，我们一定还来看你。
我们队的男女知青们
我参加了这次大会，是在当时的团部弄巴召开的。
第二张是参加建设兵团三师在芒市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证。在会上我代表十团二营一连作了发言。
还有一张是我受云建三师十团委派，参加在县城召开的陇川县首次知识青年学代会的代表证，同去的共有3 名知青，除我之外还有一名北京的男知青，和一名当地的女知青，她是老职工的子女。会议期间我们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座。
这些都是1972年前后的事情，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每当看到它们我就百感交集，它记录了我们知青度过的青春岁月，如果真有知青博物馆我会把它们捐出去，它是共和国知青历史的见证。
农场流行的一首歌
陇川农场广线分场九队/ 胡宁光
1969年5月15日，又一批北京赴云南支边的知识青年出发了，从北京到昆明，当时火车走了近4 天4夜。
到达云南德宏州首府保山的当晚，我们35 中的同学和外校发生冲突。一名同学被人从后用刀刺伤背部，当晚所有北京支边青年被部队禁闭在保山一中接受审查，因为那里属于边疆，对突发事件控制严格，我们在保山因此事整顿了近两天，最后“凶手（据说是安德路中学的）”被抓起送到其他地方接受管教。可这样一来，我们35中这几名同学的名声也差了。
从保山继续西行，这批北京支边青年被分在瑞丽、陇川、盈江、潞西等几个农场，而我们35 中的这几个同学，被分到最远的陇川县，学校带队的领导把我们知青的情况向农场领导介绍后我们被认为是“最需要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知青，于是就把我们分配到全农场条件最艰苦的水稻队——陇川农场广线分场第九生产队，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知青生活。后来国营农场改编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红色年代的见证
当年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战斗的日子是一生难忘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成为历史，当年保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了，但有三张代表证一直伴随着我。
一张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首次学代会代表证，时间大约在1971年左右，
1970 年有一部纪录影片《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讲述了草原上的牧马工人为部队养军马的事迹，其中的插曲《牧工和毛主席心连心》很好听，我妹妹从东北兵团给我寄来了这首歌的词曲。
那时我在广线分场九队。我们35中来到陇川农场的同学多数分在这个连队，也有少部分分到了水工队。水工队的高中同学毛跃进，平时喜欢文体活动，经常到我们队串门打篮球，还喜欢唱两嗓子，因为这个，后来他调到总场宣传队。在一次来我队的串门中看到了我的这个歌篇，觉得很好就给拿走了。后来经过他的改编，这首歌成了农场几乎家喻户晓的歌曲，也是宣传队每次文艺演出的必演节目。这首歌的歌词原文是：“站在草原望北京，心中一轮红日生，草原北京万里远，牧工和毛
广线分场的知青合影前排左起：任仰光、陈霄、张学明、吴玉清后排左起：陈光坤、贺晨、郑慧
主席心连心。我爱马场我爱马，马场就是我的家，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为保国防养军马。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永远为世界革命养军马。”老毛根据我们农场的情况，把歌词改为：“站在边疆望北京，心中一轮红日生，边疆北京万里远，农工和毛主席心连心。我爱农场我爱家，农场就是我的家，农工最听毛主席的话，为保国防种庄稼。农工最听毛主席的话，永远为世界革命种庄稼。”用现在的眼光看，老毛太有才了。我也为自己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无形中传播了这么一首歌感到自豪。
兵团通行证
我的藏品中，有一张兵团回家探亲的通行证。
那时，回家探亲就像我们去云南的时候一样，要坐五六天的汽车才能到昆明。一路上会经过云南著名的两条大江：怒江和澜沧江。客车经过江上吊桥时，乘客要下车检查通行证并步行过桥，客车空驶过桥后载客继续开。也就是至少要接受两次检查。当时传说在边疆插队的昆明知青有些人没有通行证想回家，绕路翻越高黎贡雪山，结果迷路冻死在山上。那时的通行证就是我们和家人见面团聚的必备证件。不像别的地方，想家了买张车票，偷跑回去就行了，在我们那儿，你有钱没有通行证，车站是不卖票给你的。
自从农场改建兵团之后，探亲都需要这张兵团通行证。兵团组建初期，一般人见到这张通行证都比较敬畏，以为是正规军。过去云南的各族人民群众对解放军很尊重，尊称为“大军”。1971 年本人第一次探亲假，在云南境内部分地区就受到过特殊待遇，如住宿和军人在一起，买票优先等等。时间久了就明白不是“大军”是“土八路”了。在我两年后的二次探亲假时，几乎再没有受到“优待”了。
我们连队的男女知青们
这是一首名叫《偷鸡谣》的知青歌曲，歌曲蕴意深刻，耐人寻味，有忧伤、有迷茫、有幽默、有欢笑、有自嘲、也有希望……最有意思的就是一段华丽的手风琴伴奏引出的竟是前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曲调，是一首改词翻唱的苏联歌曲，在江浙知青中颇为流传，当然只是私下里传唱。歌词被改成下面这样了：
“深夜村子里四处静悄悄，只有蚊子在嗡嗡叫。走在小路上心里怦怦跳，在这紧张的晚上。
偷偷溜到队上的鸡窝旁，队长睡觉鼾声呼呼响，鸡婆莫要叫快点进书包，在这迷人的晚上。
亲爱的队长你要多原谅，痴情的肚皮实在饿得慌，我想吃鸡肉我想喝鸡汤，年轻人需要营养。
从小没拿过别人一颗糖，捡到钱包都要交校长，如今做了贼心里好悲伤，怎么去见我的爹和娘。
深夜村子里四处静悄悄，只有蚊子在嗡嗡叫。走在小路上心里怦怦跳，在这静悄悄的晚上。”
听到这支歌，二营一连的北京知青们肯定会想起这样一件往事。我们连队的北京知青是35 中男校和36 中女校的部分同学组成。刚到连队不久，我们这些知青还很不习惯，加上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老是嫌食堂伙食不好。女同学们心细会过日子，在赶街的时候买了老母鸡回来养，这样可以有鸡蛋吃；而我们男生却嘲笑她们扎根思想好，要在那里安家了。男生有时会在晚上去连队的菜地偷摘些瓜菜解馋。
有一天不知谁突发奇想，要去偷女生养的鸡，于是就行动并得手了。具体情况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们八九个男生围在老职工家火塘旁吃鸡的情景，每人也就分到两三小块，味道却特别香，现在想起来也很好笑。事后一两天风平浪静，女生丢鸡认为走失了没在意。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因为我们吃的鸡是请老职工帮助宰杀和煮熟的，而她却漏了口风。这一下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女生们知道心爱的老母鸡成了男生的盘中餐，心痛、气愤可想而知。经讨论，由秦建国执笔写一封抗议书，用典型的“文革”语言，上纲上线，批判男生不好好接受再教育，竟然干出如此偷鸡摸狗之事，洋洋洒洒一大篇。关于解决办法，当时虽然文化不高，但也知道鸡生蛋蛋生鸡的故事，准备报复一下我们，如果认罪态度好也会放我们一马。没想到我们男生在信递交当日就回函，语气强硬，谴责这帮女生在大西南边陲也太猖狂了。此函如一导火索，战争升级了。男女生相互指责势不两立，局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里要感谢当时的连长王国顺（老职工），他看到了队里男女知青之间的冷战状态，为了搞好连队的团结，出面对男女知青进行调解，并召开了一次男女知青座谈会，用毛主席的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开导我们。在他的撮合下，我们男女知青冰释前嫌。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座谈会上我还发言向女同学们承认了错误并当面道歉。从这以后，我们连男女知青间的关系像坚冰溶化走进春天，我们男生自己也养了鸡，这是后话。下面我要说的就是在这之后发生的令我感动并终生难忘的事。
我们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8 斤，平均每天不到1斤3 两。云南主要吃大米，所以我们的一日三餐也都是大米饭。吃饭都是集体伙食，连队有食堂，每月食堂发饭票。每天凭饭票去连队食堂打饭，炊事员用秤称，早饭6 两，中午和晚上各1 斤（1斤3两生大米煮熟了是2 斤6 两），副食上虽然也有一些蔬菜但由于缺油少盐，吃起来都和吃草一样。尽管比其他地区插队的部分知青吃窝窝头高粱米要强（这也是我来云南的原因之一），但对我们男同学来说还是远远不够，个个像饥狼饿虎一样。吃各种食物的纪录不断被刷新，如某某一顿吃了n多个馒头，某某一顿吃了n斤挂面，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不一一列举。就在这样食品匮乏的年代，我们连队的女知青们发起了爱心行动，把她们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饭票无条件的支援我们男生，就像我们今天支援全国各地的受灾群众一样。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博大的爱心呀。连队的司务长也是北京知青叫王大力，他把女生支援的饭票统一分配给男生，这一举动持续了很久，直到他离任。有时我也在问自己：女同学也是和我们男生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和我们一样处在青春发育期，她们没有必要支援男生，更何况无条件！我使劲回想我们如何帮助女同学，令我脸红的是一件也记不起了，或许是没有，感到惭愧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女同学们的无私奉献，给我们带来温暖，是我们的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所不能给予的。大爱无疆，这就是我们连队的女知青们，在那个年代写下的爱的篇章。
在此我深深地鞠躬，向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二营一连北京女知青致敬。
她们是：苏恩荣、任仰光、杜小平、贺 晨、张学明、陈光坤、程 颖、马明明、马燕玲、曲爱丽、陈 霄、胡凤芹、赵秀荣、吴玉清、程 毅、孙丽厚、秦建国、朱晓羽、郑慧、张燕苹。
我梦中的南宛河
离开陇川整整35年了，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岁月里，我唯一美好的印象就是那条南宛河。回京几十年，她时常在我梦里流过，亦幻亦真，不得不用文字记录下，和与我有同样经历的知青战友一起分享。
梦中的南宛河在我心中流过，伴随了我们的青春岁月，那里有一代知青的故事，那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一首歌。
蜿蜒曲折的南湾河，从滇西的陇川坝淌过，注入瑞丽江后穿越国境线汇入缅甸伊洛瓦底江，最后进入遥远而深广的印度洋。我们团所处的位置，紧邻中缅边境，在连队里就能看到对面山上闪着白光的缅甸铁皮房子，据说那是一座兵营，我能想象到穿着筒裙的缅甸士兵操练的情景。中缅国境线就在这山水间，或是一条田埂，或是一条沟渠，我们放牧的水牛有时会跑到境外吃草。在共和国知青屯垦戍边的日子里，我们见证了沿河两岸中缅人民亲如一家的友谊，正如陈毅元帅诗中描绘的那样：我汲川上流 君喝川下水，川流永不息 彼此共甘美。
南宛河哺育着两岸各族儿女，这里主要有景颇族、傣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五种主体少数民族、其他还有独龙族、纳西族、佤族等，少数民族占陇川总人口的45%，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知青，也融入了陇川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投入南宛河慈母般的怀抱。
旱季里，南湾河像一位恬美的少女，静静地流过，两岸有广阔的稻田和鲜花盛开的草地。我们去章凤赶街时，可以淌过那浅浅的河水。每逢章凤的街日，缅甸的各族边民穿着鲜艳的服装入境做生意，用那边的纱巾、猪油、花生米、打火机等，换回他们所需的日用品电池、解放鞋。在我们的印象里，赶街就是沿河两岸边民的节日。我们有时也会走过座座竹桥到山上砍柴，去景颇寨子里买牛肚子果。从景颇山上往下看，南宛河像一条彩色的丝带，滋润着美丽的陇川坝。青翠的坝子里，波光闪闪的稻田，成片的甘蔗地龙舌兰地和山坡上一块块菠萝地香茅草地把陇川坝装扮得五彩缤纷；由茂密竹林和芭蕉树掩映着的傣寨，星星点点，散布在这五彩的大地毯上。我所在的连队，就在南宛河边一个叫弄门的傣寨旁。那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和十几位昆明知青插队的小村寨，我们北京知青也曾在寨子里的竹楼上与傣家和插队的昆明知青聊过天。在寨子进口有棵树干粗大、树冠宽广、枝叶茂盛的大青树（学名榕树），我们在那里乘过凉唱过歌。南宛河也像多变的少女，雨季到来，河水有时会暴涨，漫过河岸淹没周围的农田和村寨。我们所处的连队就在坝子里最低洼的地方。记得一次下大雨，南宛河水漫进了连队，冲垮了牛圈，水牛在洪水中四处逃散，我们知青和老职工一起，在风雨交加的坝子里寻找失散的耕牛，雨后又冒险游过了汹涌的南宛河进山砍竹子盖牛棚。是南宛河教会了我们勇敢坚强。
南宛河两岸是秀丽的田园风光，在那个艰难困苦的蹉跎岁月，在那个政治运动的红色年代，仍然是我们知青心中梦想的伊甸园。清晨的阳光照耀着富饶的坝子，放牛人背着弹弓，赶着牛群，高亢的吆喝着，稻田里劳动的各族人民唱着山歌，知青们也会加入进来唱起思乡歌曲，组成了一首最美的原生态田园交响曲，在坝子里回荡。中午烈日高照，劳动的人们都回去午休，成群的水牛也在河边的泥坑中打滚小歇，田野里一片寂静，散发出野草浓郁的清香。每当翻田犁地的时候，群群鹭鸶会跟在你身后寻找食物，收割打斗的时候，会不时惊起只只秧鸡飞向远方。当夕阳西下，收工的人们三三两两沿着田间小路回家，吃的肚子圆滚滚的牛群进了圈，村村寨寨炊烟袅袅，我们也会到河里洗去一天的泥水和疲劳。夜晚来到了，银色的月光洒满陇川坝，知青们会在老职工家的炭火盆前或野外的篝火边相聚聊天，而傣家的男青年会披着毯子寻找自己的心上人，相中后用毛毯一裹，成双成对在大青树下或竹林中调情说爱，阵阵芒锣象脚鼓伴着蛙声虫鸣为他们伴奏。在没有月光的夜晚，我会躺在高高的稻草堆上，遥望着漆黑的夜空，那里繁星点点，明亮的北斗星勾起了思念故乡北京之情，偶尔流星划过，我许愿，我梦想未来……
在这片红土地上，我曾犁过地耙过田，我曾栽过秧割过稻，我曾放过牛砍过柴，我曾打过斗伐过木，我曾赶着牛车把收获的稻谷送入粮仓，我曾和职工们一起在池塘里挖过藕牛圈里起过粪……也曾借过连长的50 式冲锋枪去河边的草地里打野鸭，还有一次为了摹仿“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坐山雕开“百鸡宴”，异想天开要开一个“百鳝宴”，就背着竹篓在犁地时抓黄鳝，一天下来几个知青虽然抓不到百条也凑了好几十条外加几只田鸡。
对那时生活的回忆太多太多……
南宛河日夜流淌是那么平凡，没有瑞丽江那么有名，陇川坝也没有太多名胜古迹，但那山上景颇汉子嘹亮的山歌，河畔傣家妇女沐浴洗发的身影，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自然秀美的田园风光，质朴浓郁的乡土民情，给过我们温暖，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更何况那是我们献出青春年华的地方，南宛河啊南宛河，知青梦中永远的河。
人生第一张奖状
人生至今近花甲，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得到过各种奖励奖状，参加革命工作后我的第一张奖状就是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得到的，而且意义非凡，下面就是这张奖状和有关故事。
我是北京35 中68 届初中毕业生，当年毕业分配时，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多数留在了北京，分到地铁，房山燕化、东炼等单位，出身不好的就分配到山西、陕西、东北、内蒙古等地插队接受再教育。我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我母亲是大学外语讲师，我父亲是一机部的会计师，由于在上大学期间集体加入国民党，又在1945年被国民党政府派去美国实习，此期间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获硕士学位，并加入美国工业会计学会，于1948 年回国等等经历，经过多次政治运动后被定性为有历史问题，虽然免予处分，但给我们子女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就这样被打上了阶级烙印。最初我被分配到延安插队，把户口都迁出了，后来班主任老师知道我体弱怕吃不了那边的苦就没让我走，等到5 月份云南农场的指标来了，就把我转到云南了，就这样我来到云南陇川农场广线分场第九生产队。同来的同学中大多数都是干部子弟，尽管父母受到“文革”冲击，出身也是革干，而我填出身是职员，在心理上压力很大，决心好好接受再教育，干出一番成绩给出身论者看看。
1970 年农场改编兵团，也是我工作最努力的阶段，和老职工打成一片，干活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在老职工的带动帮助下，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年底评比中荣获了五好战士的荣誉。
按照部队的惯例，五好喜报应由部队寄往战士家中报喜，可这时我们一家四口在北京已没有家了，1969 年我的父亲被下放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接受改造，母亲随着大学迁到了三线陕西汉中，妹妹是69届连锅端的去了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尽管这样，我仍对革命充满信心，对未来抱有希望，信心满满的写了入党申请书。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加倍努力工作，先后参加了云建十团和云建三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被团里派去出席陇川县首届知青学代会，在团支部里担任了组织委员。同来的北京知青不理解我，认为我想往上爬，他们哪知道我是在赎罪！一个人出身不能选择，但走什么路是可以选择的——那时我就是这么执着的想着。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可悲呢？！
这里要提一句，当时的连长王国顺对我很好，经常为我指出下一步该如何努力。我曾试探过入党问题，连长坦诚的透露如果扎根边疆是没问题的，言外之意只要在当地结婚安家，就说明扎根思想牢固。可我当时还不到20 岁，至少五六年内不会结婚，自然入党就没戏。后来在1972 年后，团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招工、提干等好事全没我的份儿，我一打听都和出身有关。这一下子，给我高涨的革命热情泼了太多的凉水，在我第二次探亲时就再也没有归队。后来，办困退离开了云南。
我想既然出身不好，在哪里都是一样。回京后有了新工作，但没有了在云南兵团时的革命热情，只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兢兢业业三十几年如一日干同一工作，但同样得到了同事们的好评，入了党，直到退休仍然是职工一个。我没后悔，我想至少给孩子留下了一个好出身：工人阶级。
战友情深
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六队/ 王家玲
2009 年5 月中旬我们怀着期待已久、难以忘怀的心情来到了养育我成长的红土地——陇川农场。一下车，从老远，一位老人拄着拐杖直冲冲向我们走来，移动着那并不灵便的身躯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被这一切惊呆了：“指导员”，我也大声地招呼着。
我们指导员是一个典型的基层纯朴干部，今年有87 寿辰，当他知道我们那天要到农场，一大早就赶到场部等候，40 年的时光像闪电般飞快。当年的他个子不高但健壮有力，平时话不多但为人正直可信，给人一种威严可依赖的感觉。现在站在我眼前的他老了，是一个慈祥和蔼可亲的老人。过去的一幕幕又展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农场搞“清队”工作，他是我们连队的“清队”组长，我是组员。一次我们俩人到寨子里去搞外调，回来的路上要出寨子的时候，一只很凶的狗向我扑来，吓得我撒腿就跑，身边的指导员立刻用他的身体挡住了我。为了让我离开险境，指导员一直走在我身后。这几分钟的经历，指导员无语的行动我深深记在心里，为我今后的成长奠定了良好思想的基础。在连队的几年中，我从老领导老职工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最终成为我的人生财富，我感谢红土地的养育之恩。
回到陇川最想念的就是连队了，看到这里的一草一木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我们走时的瓦房、篮球架、挂在树上招呼大家上下工的大钟依然历历在目，没有任何变化；陌生的是过去的战友都已是白发苍苍，许多要好的战友已不在世间了。来到连队有一种悲喜交加的感觉，用那紧握的双手和夺眶而出的泪水述说着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到连队只有一天的时间，老司务长领我到各家走走，还去看了看伴我长大的甘蔗地，一片片嫩绿的幼苗惹人喜爱，40 年如同昨天，我站在那里久久不愿意离去。沿着路边走，我被这绿洲之中的一座墓碑吸引住，问身边的老司务长，他说：“是杨兴标的”，我愕然。
杨兴标是我们当初在连队时的连长，长我3 岁。他和所有的知青关系都很好，不管是北京、上海、四川的知青没有不知道他的，他性格开朗为人真诚，对知青更是关怀备至。
不知不觉中我来到连长的墓前，当年生龙活虎侃侃而谈的连长，现在却默默地回归了大地，我回忆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还是在1972 年，我刚刚从丙寅卫生所学习回来，到连队当卫生员，那时在连队当卫生员虽说不是什么高官要职，但连队老职工的各种病症都得处理，不管是中医、西医，外科、内科、妇产科都是我一个人。说来也巧，我刚干卫生员没几个月，正赶上杨兴标连长的爱人要生孩子，当时摆在他家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孩子是在连队生，还是送到医院生？他家的老人执意要儿媳去医院生，既安全又保险，可是杨兴标说；“就在连队生，如果咱们都不相信王家玲，以后她的工作还怎么干，我当连长的要带头支持她的工作”。
杨兴标的表态使我即感激又紧张，卫生员只在营卫生所培训了3 个月，而接生的学习也只是见卫生所医生接过两次，并且那时才20岁，不好意思往前站，也就在别人后头马马虎虎地看了几眼，更没有实习过，现在只能面对现实了，这才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好在有连长的无私精神支持，同屋北京知青王镇也给我加油鼓劲，我决心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我反复把学习的要点记熟，就在要接生的那天晚上，我还坐在他家的煤油灯前，捧着那本厚厚的蓝皮医疗手册看了又看，生怕漏掉哪些操作程序。即便如此，那些都已背下来的接生程序，我觉得还是没底。这时只听见连长的爱人呻吟加重，我赶忙放下手里的书转身一看，不好，孩子的头已露出，我已来不及带消毒好的医用手套，立刻用酒精棉球擦一下手开始工作，经过紧张而有次序的短短十几分钟，一个可爱的女孩出生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和蔼的老人——连长的母亲给我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红鸡蛋，女孩的出生使我在医务室的工作得到了认可。
我感激我们连长在工作上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的成长离不开红土地人的抚育和浇灌，是他们让我懂得了做人的真谛，是我人生道路上最真诚的启蒙老师。
这个女孩叫杨军。现在，杨军和母亲在瑞丽一起经营父亲留下的“施瑞饭店”，已是一个小老板了，她们欢迎大家到了瑞丽去她们家的“施瑞饭店”做客。
2010年5月3日
作者（左一）和姚学军
往事的回忆
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三队/ 陈宗放
提起陇川，40 年前的一幕幕场景就时隐时现地出现在眼前。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人和事都变得模糊了，是这次回访团带回的录像，又勾起了我的回忆。
当年一条带有深深车辙的土路，将我们送到一个不大的、略显光秃的山包上。迎面是两栋组成L型的瓦房，它的背后则是成反L型的两排茅草房，最右首一间草房，屋后有一蓬像大鸡毛毽似的竹子，可能还有一棵芭蕉树吧，这就是我们最初的宿舍。而我眼前这张照片中，茅草房已不见踪影，新建的瓦房顶上赫然安装着太阳能热水器，唯有那当年的瓦房相貌依旧，连墙上的“文革”标语都历历在目，不禁让人唏嘘不已。这儿是我参加工作的起点，我的工龄从这里开始，我和这里的新老职工一起生活了三年半，如今，他们都好吗？
我所住的这个山包，当初叫“国营陇川农场丙寅二十三队”，后来改为军垦农场，从此我们都成了兵团战士。
我记得当时很自豪地给家信的地址落款写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四营四连”。回家探亲的通行证上也印着“军人通行证”，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是不穿军装的军人，平时拿锄头干活，站岗和堵卡时拿冲锋枪。其实，我连枪怎么用都不会。轮到我值班时，我就悄悄将子弹卸下来，怕走火。我还嫌枪太重，经常将它靠在一边，拿着锄头去赶夜里跑出牛圈的黄牛，将牛赶回牛圈，插好牛栏。突然想起老职工告诉我说，抗战时期，日本鬼子曾在此扔下炸弹，炸得…… 我环顾四周，只有冰冷的月光投下我孤独的身影。于是我拔腿就跑，去找我的枪。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值班用的枪是部队淘汰下来，用以充实军垦农场和基层民兵的国产五四式步枪，它的性能还是可以的，就是容易走火。这样看来，我当年的持枪方式还是可圈可点的。
想当年，农场的各种会战不少，从年初的插秧到年末的甘蔗收割，还有修水库。为了在雨季到来之前把水库坝垒起来，各连抽调年轻劳力前去参加会战，我参加过二十六队的水库修建。只见工地旁的山坡上搭起几个茅草大棚，各连的牛车拉着参战人员的床及简单行李汇集到这里。这种茅草棚倒很风凉，晚上躺在床上可以看见星星，下雨了就在床上蒙块塑料布，一个个蚊帐隔出了一间间小屋。
虽说简陋，但晚上收工后还有北京知青拉小提琴，有人戏称“拉锯呢”。我记得好像拉奏的曲子是《梁祝》，乐声中还透着那么一股青涩，反正够浪漫的。
工地上自然是热火朝天，推土的小车跑得飞快。为了省力，各队都把取土的平台修得高高的，以便小车在斜坡上得到最大加速度，然后借助惯性的动力，将一车土倒出去。这样的物理知识，在这里无师自通。
每天早晨起床是最困难的，双腿都打不了弯，得慢慢活动后才能行走。营里也时常送点吃的来慰问，牛肉、马肉、还有驴肉都吃过，不知道哪儿弄来的。
到了休息日，各队的人员都纷纷回家了，我也沿着那条扬灰的土路，顶着烈日回队去看看。骄阳下芭蕉叶蔫蔫地低着头，场院上静悄悄的。我很奇怪，当时我们那个山包为什么不种点树，多种几蓬竹子也好啊，要不来个知了都没处停。我只好沿着房檐迂回地走着。
过了一会儿，隔壁湖南人刘学义的母亲，将我拉去她家。她拉着我的手，喃喃地说：“作孽啊，怎么瘦成了这样？”。她递给我一碗泡米花，这是湖南人过年过节时才
左起：崔兵、陈宗放、李清
拿出来吃的，是将白糖和爆米花用开水冲泡。但我发现，她给我的这碗泡米花下还卧了两个鸡蛋。当年的两个鸡蛋可是足够珍贵，那时提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每家只准养两只鸡，房前屋后也不许种菜，这鸡蛋是主人舍不得吃省下的。望着这一切，我的鼻子酸了。
我还有一件经常惦念的事，就是路右边那一块由防牛沟围起的实验田，那里种着橡胶和金鸡纳幼苗。我之所以忘不了它，是因为我曾经是这些幼树苗的保姆，正式名称“田管员”。当时队里挑有文化的、有责任心的北京知青来管理这片地。这是对我的信任，我也尽心尽责地去做。
我为树苗建立了档案，定期为它们量身高、胸围、除草、打药及上肥。几个月后，大多数的树苗都成活了，长出了嫩绿的枝叶，金鸡纳也枝繁叶茂。然而这绿色的枝叶对那些散放在外的牛儿可是太有诱惑了，它们不顾剑麻的尖刺，跃过一米多宽的防牛沟，杀进了我的橡胶园。经常是我刚拿起饭碗就被告知：牛进园了。等我奔到，牛儿已是连啃带撞，又损失了几棵树苗，真心痛啊。这是当年团部为试验高纬度地区能否生长橡胶而在这儿设的点，我走后，由当地一位知青接替工作，不知这些幼树能否度过这天灾牛祸。没有人向我提起过它们，我知道它们不在了。
也是，40 年过去了，无论成与败，试验也该结束了。我只是心存一种怀念，就像那条眼前总是挥之不去的小路一样：赭红色的泥土，随着车轮翻起，两道深深的车辙引领我们上工、赶街、回家。这次李清特地为这条小路拍了照，只见绿色的甘蔗地旁，已是一条平坦的沙石柏油路，旧貌换新颜了。
杨百瑾在博客上写过：回云南后的最大感受是路修好了。我想，地处边疆的云南陇川经过30 年的改革开放，前进的路已修好，前程一定更加灿烂。衷心祝愿陇川的山更青，水更秀，人民生活更幸福。
2010年3 月24日于北京
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三队/ 李清
1969 年10 月，我和水工队35 中张宗年、拉线香茅厂31 中孙克捷以及在邦外公社插队的昆明知青付丽珠一起被借调到城子（地名）的县革委会清队办公室，参加了“政治边防”工作，“文革”结束后，这项大张旗鼓搞“阶级斗争”的运动也和“文革”中其他错误一样被平反纠正，但那一年的工作生活，让我们有机会了解陇川景颇族傣族地区人文历史状况，锻炼了工作能力，丰富了生活阅历。
陇川地图帮我熟悉工作
陇川县政府当时被人民解放军接管，革委会马主任是54 军的，各办公室的负责人是边防部队派来的，我们办公室的军代表叫谭必华，是驻扎在陇川户撒坝的拉撒边防连指导员。谭指导员给我们分配了工作，我和付丽珠守办公室，负责上传下达的联络和工作汇总，并报告给上级机关，对已经交上来的报表登记整理备案。孙克捷和张宗年分别由老同志带着到公社及村寨落实检查工作。
看着交给我们的文件材料、办公室的公章及外调介绍信，听着布置工作时说到的那些生疏的邦外、曼软、邦瓦等地名及拗口的岩帅、玉罕、麻堵、勒排等傣族、景颇族人名，刚学会水田农活的我们，转瞬间又面临着陌生的新工作。在分配任务时，谭指导员和老同志们对我们这几个知青寄予很大期望，说我们有文化有知识，又是从北京毛主席身边来的，一定能完成任务。其实通知我到县里报到时只说是借调，不知道具体工作，我们几个都是初高中只上了一年的68 届学生，背着“家庭问题”的政治包袱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概是这里离首都太远，以为毛主席身边来的人都政治可靠，忘了看档案吧。这么一想就觉得压力更大了，只能赶快学会工作，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别给农场的北京知青丢脸。
我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熟悉各公社的联系人，领会文件精神并传达清楚，学会起草文件和撰写工作汇报。刚到的日子里忙着看文件、资料，了解什么叫“政治边防”， 按着《秘书工作手册》照猫画虎学写请示汇报等公文，按照交给我的名单打电话联系各公社。尽管如此，看着那些拗口的公社名称，对陇川的行政区划、自然地理情况还是懵懵懂懂，一天出完早操回来集体学习时，在政工组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我发现了一张陇川行政区划地图，太好了，马上借回来用画表格的棉纸仔细描了下来。从这张地图上，我知道了陇川东邻潞西，南连瑞丽，北接梁河、盈江，西与缅甸毗邻，国境线有50 公里；县里有章凤、邦外、户撒、清平、王子树、邦瓦、拱瓦及城子八个区（1969 年改为人民公社）；老同志们告诉我，陇川地貌特征是“三山两坝一河谷”，地势东北高峻，西南低平，高黎贡山余脉夹着陇川坝和户撒坝，南宛河从东北向西南贯穿境内，形成河谷地带；陇川总面积1900 多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半山区约占四分之三，坝区占四分之一。在这张地图上，我找到弄巴、广线、丙寅和拉线等农场的位置，农场的生产队大都在坝子里，沿着南宛河分布，来陇川快半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陇川地图呢。
打电话时我的普通话引起了公社办公室值班人的注意，他们有的马上改口说着云南味的普通话和我聊天，我也从他们那儿知道了更多的情况，这些公社大部分都在山区，离得最近的清平也要走三个钟头呢。聊多了，对各公社基本情况有了初步印象，那些地名人名也顺口了。办公室里还有一本厚厚的蓝皮内部资料，是云南基本情况介绍及政策汇编，这也成了我的学习教材，当年陇川才有8 万人口，汉族和少数民族大约各占一半，少数民族中景颇族最多，傣族其次，再就是阿昌族和傈僳族了。阿昌族只在户撒坝居住，傣族住在陇川坝子，景颇族住半山区及山区，傈僳族住的最高，大部分在王子树山上，老同志说那些人迹罕见的地方还有人种大烟呢。
不懂就学，不会就问，慢慢地我开始熟悉工作了。
老同志们的担心
我们办公室的老同志们可不简单，他们之中有“文革”前的县外事科长张绍昌、侨务科长徐安贵，有公检法干部和其他原县委机关干部林昌树、姜昆峰、段之彦、段明等。这些干部有的当年是地下党干部、有的是人民解放军转业军官，在县革委会成立后“一锅端”进了五七干校，因为这次政治任务急才被调了回来，他们中有人在解放初期就作为工作队来到陇川，多年来熟悉党的民族政策，熟悉傣族、景颇族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其中有些还是党培养的民族干部。
和这些老同志熟悉之后，他们告诉我很多陇川的历史情况，陇川是1950年5月和平解放的，1957 年在坝区废除了封建领主（傣族土司）制度，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任务；在山区废除了山官（景颇族头人）特权，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继续给少数民族中的“土司”、“山官”等上层人士安排工作，实行赎买政策。这些根据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分别制定的政策，在“文革”中都被否定了，成了“民主改革不彻底”、“阶级阵线不清”。
外五县因为有很长的国境线和缅甸接壤，一寨两国的情况很多，听外事科长老张说，解放初期工作队挨家挨户通知开会，敲错门了就会被告诉“大军，我们这儿是缅甸”。傣族、景颇族和缅甸的掸族、克钦族本是同族同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国内政治运动一紧，人肯定就往境外跑，1958年时“大跃进”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有上万人从陇川跑到缅甸。虽然是在“文革”极“左”思潮时期，老同志们仍以自己的经历经验担心这次“划阶级”会再次影响边疆地区的发展，在日后的出境人数统计中，果然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裹毯子的赶牛人吓坏我
看到两个男生成天在下面跑，听付丽珠讲在景颇寨子插队的那些新鲜事，我可羡慕了，几次向军代表提出下乡要求。谭指导员同意我去章凤蹲点，章凤在陇川坝的坝尾，那儿是边境前沿，对面就是缅甸“洋人街”，听说驻有美国中情局派出机构、还有国民党李弥部队蒋残匪，是陇川敌特情况最复杂，也是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量最大的地方，需要增加人。
第二天一早，县革委会那辆吉普车要送马主任去“五七干校”检查工作，正好能捎我到景坎，从景坎再走上一个小时就到章凤了。记不清是1969 年底还是1970年初，反正是冬天，早晨的雾很大，我从景坎下了车，顺着砂石路往前走，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静静的，弯弯的凤尾竹透过白色的浓雾露出来，隐隐约约还能看见路边寨子里的竹楼，我在地图上查过，路过广登和户弄两个大寨子就到章凤。
呼吸着潮湿的新鲜空气，憧憬着新工作，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远处传来了叮咚叮咚的响声，声音越来越近，一群脖子下挂着铃铛的健硕的黄牛从对面的白雾中钻了出来，牛背两边还驮着东西，遇到牛帮了。我靠到路边上，想和牛群离远点。这时，牛群中出现了一团红色的影子，越离越近了，一个全身裹着红线毯拿着牛鞭的高大的汉子迎面走过来，红毯子衬着白雾是那么的显眼，我立刻紧张了，心咚咚地跳，虽然知道当地边民是靠裹毯子抵御冬天早晚的寒气，但是听说过芒市那边插队的昆明女知青被傣族小伙子用毯子裹走的事，我害怕极了，一只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书包里的户撒刀，打开刀壳上的扣子，紧紧地捏着刀柄。人越来越近了，像是个皮肤黝黑的景颇族，那汉子看见一个知青模样的小姑娘独自赶路大概也奇怪，不断的
作者保存的当年手绘的陇川县地图
上下打量着我，我不敢正视，也不敢跑，装着没事人的样子紧贴着路边的水沟疾走，铃铛声越来越远了，我松了一口气，回头看看，那团红影越来越小，这时才放开了捏着刀的手。再往前走，路两旁开始有了房子，有人在走动，章凤到了。
第一次见到毒品
章凤和城子一样只有一条街，路过区政府、贸易公司、饭馆，很容易就找到设在派出所的清队办公室，派出所旁边就是陇川的外事办公室，再过去是海关，街上好像只有这些办公室是砖瓦房，其他尽是些竹笆、茅草搭的小铺子。
我和章凤“清队”办公室的兰淑兰老师（她是从章凤小学抽调来的）吃住都在派出所，很快和那些边防干警熟悉了，记得那时章凤的毒贩子就很多，干警们经常要半夜出动去堵卡，抓来的毒贩子就临时关押在派出所最后边的那间拘留室。
在派出所，我第一次见识了缴获的大烟，黑乎乎的像我们从北京带来的酱油膏，有股特殊的味道，还见到收缴来的可能是最简陋的烟枪烟灯，笛子般粗细的竹管打个眼就成了烟枪，墨水瓶灌煤油做了烟灯。干警们告诉我，这些大烟在章凤很便宜，几元钱一砊（读kang，当地计量单位大约3 两），到了保山、昆明及省外价格就能翻上几十倍上百倍，高额利润之下铤而走险之徒屡禁不绝，抓捕毒犯一直是边防干警的最重要的工作。
上世纪90 年代中期的一个国际禁毒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我国第一部展现边防干警打击毒贩的8 集电视纪录片《中华之剑》，一组组真实感人的镜头, 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突然我看见了当年在章凤派出所认识的年轻干警蒋晓春，他是公安部授予的全国二级英模，当时是陇川县公安局副局长，如今两鬓已经花白，端着冲锋枪，仍然出生入死战斗在缉毒第一线，看到这儿，想起当年那个话不多，皮肤晒得黝黑，眼睛亮亮的小个子干警形象，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章凤印象
记得章凤的《阶级成分认定表》和其他公社报上来的有很大不同，“坏分子”多，四川贵州山东人多，大都是当过国民党兵的，有的还是排长。晚饭后在章凤街上散步时，看到那个竹笆房后的衣衫褴褛的老倌倌，派出所的女干警陈云（武汉支边青年）悄悄地告诉我，这个就是国民党兵，是个贵州人。现在想来，这些流落在章凤的国民党兵多数都是抗战后没能再返回故乡的远征军老兵吧。
章凤离缅甸北部重镇八莫不远，现在修的章八公路只有92 公里长，十九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从八莫到陇川来传教，我们听说的景颇族信基督就是这些传教士不远万里布道的结果，连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景颇文，都是美国传教士十九世纪在缅甸创造的。章凤的硔山（又作“广山”）景颇寨就曾建有基督教的“硔山海洋教会”呢。
在章凤赶街比城子热闹，有自“洋人街”进来的小食品和知青喜欢的 “人字”拖鞋，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山茅野菜、以前没见过的水果、胡子鱼、猪肉、牛肉、牛干巴等，来赶集的不仅有附近的居民，也有远道来的境外寨子的村民、农场的职工和知青。
章凤派出所有摩托车，晚饭后有空时，派出所那个豪爽胆大的女干警陈云带着我骑着摩托风驰电掣的去兜风，公路两旁是绿色的凤尾竹，远处寨子上空飘荡着袅袅的炊烟，晚霞映照下的南宛河静静地流淌着，南国美丽的田园风光尽入眼帘。
不久，付丽珠被邦外公社叫回去了，我恋恋不舍地回到城子。
在章凤这两个月的工作生活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遥远的边疆不仅风光秀丽，“阶级斗争”也这么复杂（这是当年的思想认识，现在的说法是人文历史丰富）。
2010年8月我为纪录片《回陇川》收集和补拍资料再次来到陇川农场，有了重返章凤的机会，旧时的章凤街及派出所已经找不到了，只有章凤汽车站那棵大青树还在。陇川县城1998年从城子迁到了章凤，新规划的县城沐浴在宁静的绿色之中，在城中心的千亩森林公园里，矗立着景颇族抗英英雄、爱国山官早乐东的石雕像。清朝末年中英两国踏勘中缅边界时，英方有意将实际界线向中方超移120里，是王子树山官早乐东率领民众奋起抗击，在章凤将英国入侵者赶出境外，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
为景颇族同胞献血
我们来农场时就知道云南边疆蚊子多，瘴气重，是疟疾的高发区，在生产队时经常看见卫生员喷洒灭蚊剂，虽然也被蚊虫叮咬，但是很少听说有人得疟疾打摆子。
这天夜里睡得正香，大喇叭响了，是紧急通知，一个从山上送下来的患疟疾的景颇族病人因为服用抗疟药发生溶血，急需鲜血挽救生命。我马上起了床，住在宿舍的那些干部们也都出来了，大家一起来到县医院，我和4 个男同志血型合格留下来，医生让我当替补。前3 个年轻的干部很快抽完了血，轮到年龄稍大的林昌树时不太顺利，护士在他两只胳膊上分别扎了好几处，却只抽出了一管血沫子。该我了，盯着粗大的针头插进青色的血管，见血了，护士松开了绑着的橡胶皮管，一拉针管，血顺畅的流淌出来，够用了，旁边的医生说。针头拔了出来，虽然有点疼，想到我也为边疆民族同胞出了力，心里还是挺自豪的。
患了恶性疟疾
有一天下午，我和其他办公室的干部正在院子里的菜地劳动，忽然觉得一阵阵肚子疼，上了几次厕所后出现脓血便，还发起烧来，回宿舍吃了黄连素不起作用，越来越厉害，脸烧红了，全身热乎乎的，跑厕所时腿也软了，迈台阶都费力，我以为得了痢疾，赶快去县医院看病。
值班医生听了我的自述，询问我的工作单位，接着又问，最近下乡了没有，说着开出了化验单，我一看是验血查疟原虫的化验单，化验结果出来，血里果然查出了疟原虫环状体，医生说我得的是恶性疟疾的一种，胃肠型疟疾，症状容易和痢疾混淆，要是得的脑型疟疾就麻烦了，表现出来的是脑炎的症状，会有生命危险呢。
我没有忽冷忽热的打摆子，就是一连几天持续高烧不退，机关的几个女同志轮流照顾我，刚从乡下回来的谭指导员还送来了煤油炉和挂面、鸡蛋。好在对症服了抗疟药后很快就不拉肚子了，一周后体温也慢慢降到正常，为了防止复发，医生让我连着吃了半个月的抗疟药。我尝到“瘴气”的厉害，幸亏碰到有经验的医生，使我很快恢复了健康。
15 张老照片的由来
那个年代，农场知青有从北京带照相机来的，我们还留下了当年的一些老照片，在县革委会只有宣传部门有照相机，没有人用公家的相机给自己照相，所以我们也没能留下当年合影。在负责宣传工作的老张（名字忘记了，是云南大学毕业的）那儿，我见到傣族过泼水节、垛稻草、美丽的小卜哨在水边、景颇族姑娘开拖拉机、傈僳族少女站在木瓜树下，以及稀奇的油瓜、大片的茶山等“文革”前拍下的介绍陇川风光的照片，特别喜欢，老张就把多余的照片给了我一些，这15 张老照片和我描摹的那幅陇川地图，成了那段难忘生活的永久纪念。
大约是1971年初，我们3个借调的知青返回了农场（已经改制为建设兵团了）， 我调到团部“五七展览办公室”工作，不久张宗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回北京读化工大学，孙克捷办了病退。我在1976年年底离开陇川返回北京，再也没见到他们两个，很多年后才听说孙克捷上大学期间在大连游泳时不幸溺水，张宗年也因肺结核病早逝。在县里时他们经常下乡，不知跑过多少村村寨寨，记得张宗年不爱讲话，见人只是笑笑，是他告诉我，在远离县城的王子树乡帮角寨，见到结构布局俨如城堡的景颇族山官衙门。孙克捷爱提问题，总能想起他歪着头问为什么的样子，好像就是他问景颇族为什么有人信基督教。如果他俩还健在，他们的回忆肯定要比我经历的更丰富，斯人已逝，只能代他们用这篇小文告诉大家，我们当年曾经代表北京知青在陇川县工作过。
再见，陇川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二队/ 孙燕红
时间可以冲淡很多：记忆、梦想、信念、喜悦、悲伤……能保留下来的太少也更珍贵。
1974 年初夏，陇川坝水稻抽穗、香茅开割的时候，我最要好的同学，朝夕相处的室友也病退回北京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二队的10 个北京知青只剩下自己独守，那一刻我恍然意识到孤单，以致有空、冷、惧袭来，我的出路在哪？
1975 年，政策开始松动、知青返城成潮。父母相继被解放，让他们最牵挂的是远在天边的女儿……
在拉线农场的最后一年我22 岁，隐约感觉到了外面世界的变化与坝子里闭塞落后的反差。那段日子，虽然内心感到孤单、迷茫，但却依然勤劳着、坚持着、执守着、期待着……当然，那也是我在农场得到大家关心、照顾，体会温暖最多的一年。
病退回京通知是1975 年3 月到团部的，得到消息的一刻并无惊喜，苦难真的会给人带来一种特殊的平静。跑了几趟营部、团部，回京手续办得算顺利，记不得有谁刁难设卡，不知是大势所趋例行公事呢，还是对北京知青另眼相看，反正就感觉人家都懒得难为你。
定下4 月初离开拉线，最后收拾行李的几天，把原本准备扎根边疆一辈子的大木箱子连同剩余的“战备物资”、还有陪伴自己挑灯夜读的精神食粮（原著读本哦）统统留在了二队。带回家的是一个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搪瓷缸子和一堆小
作者（右一）和杨克
篾凳、小竹篓、斗笠、民族挎包、从老傣族那里买来的的确良布……
追溯历史、回忆往事，我常常会问自己：如果历史重演，在人生命运面前我们的后代将会怎样选择？又能怎么选择？年轻时倍加崇拜的一本书——《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诺夫著）仍然言中现实：人民能够创造历史，领袖人物足以改写历史。个人的命运将因社会体制变迁和国家民族兴衰而改变。
那一阵子来宿舍串门的大人孩子特别多，杨水英、鲁小谷、李亚美、段月兰、张定芝、罗××、常××……最忘不了的还是二队婆娘们操着乡音的叹惜“你们北京知青可走完喽！”。
真想不起离开二队那天谁去送的我。只记得那个早晨天空特别蓝、云彩特别美，临出门前我最后看了看空荡荡的屋子，这间曾经盛满理想、欢笑、憧憬的四人宿舍，还会再回来吗？
现在回想起来，西南边陲的红土地真的是给了我一种特殊的气息和定力，一种难得的平衡和自律，同时也给了我创纪录的136 斤超胖体重和绰号“老海”（据说是傣语“水牛”），后来回到北京再怎么吃也搋（chuai）不起来了。可以说那是我生命中最为单纯、忘我、安静的一段时光。
回想6 年的知青生活，最难熬的莫过于最后的历练独守，最英勇无畏的莫过于为了争取报名上大学，和杨克冒着倾盆大雨、从拉线跑几十里陌生的路去陇川县城（几年中竟是第一次去城子）。返回时天色已暗，来时小水流的南宛河，此刻变成翻着白浪花的宽河，没有桥更没有人，我们居然没犹豫，卷起裤脚手拉着手、深一脚浅一脚下水了。每一步都要在泥里、水里找落住脚的位置，齐胸深的冰凉河水令人头晕气短，迈一步稳住了，才敢再迈一步……
那一段水路的经历刻骨铭心！有了这一段历险、这一次体验，生命中还有什么越不过的河、跨不过的坎？！在后来的几十年中，面对挫折、磨难，自己能够保持一份坚韧与淡定大概均源于此吧。
离开陇川坝的日子正赶上泼水节，选了长途汽车靠窗的座位，瑞丽、畹町、芒市，一路象脚鼓响伴着傣家风情。我打开窗子尽情呼吸着湿润空气、山野清香，眼前闪过朴实熟悉的身影：耿直善良的二排长吴法山、诙谐风趣的孙医生、任劳任怨的司务长、泼辣直率的老胡嫂……离开了，才体会到有那么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停车休息时，大胆的小朴少猛然把一盆水泼进车窗，浇了我一个透心凉，窗外响起一片尖叫声、欢笑声，边疆人用最纯净的水为我送行。
再见了，让人脱胎换骨的红土地！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我的人生脚步从40 年前南下列车开始，我的青春梦想在天边的红土地展开，我把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梦开始的地方……
初到香料厂作者（右）和王蓉在拉线香料厂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香料厂/ 杨敏
经过几天敞篷大卡车的颠簸，灰头土脸的我们，终于到达了毛老人家指示我们“屯垦戍边 寓兵于农”的目的地——陇川农场拉线分场。当天晚上在第二生产队休息，我们还没有从长途颠簸的昏昏然中清醒过来，就在二队老职工热情的接待和七嘴八舌的言谈中大概知道了一些拉线分场的情况。
当时的我们大多数属于家庭出身不好才最后分配到云南边疆的，自己认为既然已经来到这里，就得做好吃苦的准备，没有退路就扎根农场吧。想得高尚一点就是要认真接受农场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尽快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但同时也担心会把自己分到哪个生产队，是否会和要好的同学分开太远。
为了让男女生说话，杨厂长煞费苦心
带着忐忑的心情，第二天一早，知青集中在分场场部的院子里，分场领导和各生产队队长坐在前边，农场史无前例的迎来了北京的知识青年。场部大院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老老小小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随着分场领导宣布名单，来自女八中、三十一中和三十四中的60 多名知青分别被各队的队长带走，院子里只剩下马援朝、汪建华、黄茹、吴建平、王蓉、我6 个女生和三十一中的4 个男生，我们被告知分到香料厂。
这时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从前面走过来，他说他叫杨明伟，是香料厂的厂长，让我们带着行李跟他走。
绕过分场场部的院门，穿过一片香茅草地，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厂区。看着广场上三层楼高的厂房、锅炉房和发电机房，想着我们要当工人了，心情一下子就好多了。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把杨厂长和全厂职工弄了个莫名其妙。
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司务长把一盆饭和几盆菜端出来放在厨房门口的地上，按照当地人的习惯大家都围在一起蹲在地上边吃边聊，结果我们几个知青迟迟不肯上前，任凭厂长怎么叫，谁也不第一个过去盛饭，僵持很久，还是男生先盛了饭菜，离开后女生再去盛。
几天下来我们都不在一起吃饭，更不会在一起聊天了。杨厂长终于憋不住了，分别找我们问了许多为什么，才搞清楚，我们是来自北京的两所男女分校，在两千多人的校园中从来没有异性学生，加上女八中学生特有的公主病，我们更是不会主动和男生说话的。为了让我们10 个人能够说到一起，杨厂长可真是煞费苦心。他带我们去和在傣族寨子插队的昆明知青座谈，看看他们艰难的生活情景——按照傣族的风俗，因为他们是汉人，不能住在寨子里，只能住在在寨子边的牛圈。
他还带我们到山里的景颇族家中做客，看看插队在景颇山寨里的昆明知青和景颇族百姓一样头顶着背筐，腰围着筒裙从山上下到坝区购物、劳动。虽然生活艰苦，但是他们互相照顾非常团结。
杨厂长还要求我们共同负责办厂里的宣传专栏，促进男女生之间的交流。他像长辈一样嘱咐我们：“今后的日子还很长，你们面对的情况还很多，远离父母，你们就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互关心，要像一家人一样相互关照。”仔细想想，我们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从那时候起我们10 个人就聚在一起了。
班长因违章操作失去了右手
开始上班了。穿上崭新的劳动布工作服，想象着好歹我们也是工人阶级了，心里那个美呀。
我们分别被分到了4 个班里，女生在加工车间，男生在锅炉房和发电机房。每天工作8 小时，三班倒运转班。不到一个月，周而复始的辛勤劳动就把我们折腾的晕头转向，几个夜班上下来，就像病了一场。
我们在第一道工序上班的人，也就是用手将几十斤重的成捆的香茅草提到一个木槽里，用剪刀剪开捆扎后，赤手将香茅草一把一把的喂进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铡草机里。且不说双手被锋利的茅草边割出无数个小口子火辣辣的疼，看着那被发电机带动的两个“吃”草的滚筒和三片飞转的铡刀，根本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当时对我们的安全教育就是告诉我们：当铡草机转动时，喂草的人不准戴手套，手更不能离滚筒太近，一旦手被滚筒吃进去了，整个手臂都会被吃进去铡个粉碎。我们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那8 小时，而且终于有一天，我们目睹了一场血淋淋的现实：我的班长杨德华因违章操作失去了右手。直到现在，回想起那一刻我都心有余悸。
香料厂每年的工作时间和香茅草的生长期同步，我们一年中只有半年在厂里上班，其它时间就要到水稻连帮助插秧、收割；到甘蔗连帮助打叶、砍甘蔗；到砖瓦厂帮助做砖瓦、装窑；还要到糖厂搞协作。
香料厂的人就是一支突击队和救援队，有一年遇到水灾，六连刚刚收割完的水稻全部被突发的洪水泡了，我们接到紧急通知，赶赴六连抢捞水稻。
当我们赶到六连时，只见一片汪洋淹没了稻田，很多割好的水稻都在水面漂着。我们几个人一组乘上临时扎好的竹筏子往水里划过去，到了水深的地方才发现：如果人在竹筏上，根本无法捞到稻子，而竹筏放上稻子，人就没有地方可站。当时也顾不了许多了，什么蚂蟥牛蟥也不知道怕了，大家全都跳下了水，往返了多少趟也不记得了，直到天黑才基本上捞完了。
秋天的夜晚已经有点冷了，我们一直都在齐胸的水里泡着，加上拖着竹筏在水里走来走去，体力也消耗的差不多了，身上原引以为自豪的一身劳动布工作服此时像厚重的铁板冰凉的挂在身上，几乎连上岸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没有换洗衣服，我们就穿着一身透湿的衣服围着一堆大火烤了前面烤后面，然后穿着半干的衣服连夜回到了香料厂。
第二天我发烧了，全身发冷，在床上打哆嗦，王蓉和黄茹把她们的被子都盖在我身上还是冷，后来还是老职工看到了，说我是“打摆子”，也就是疟疾，我们这才赶快去了医务所。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后怕呀。
在香料厂我呆了两年，先是汪建华调到团宣传队，王蓉回北京上大学，接着我和马援朝调离，香料厂就剩下吴建平和黄茹两个女生。我调到九连后每到周末都要回到厂里吃一顿吴建平做的可口的饭菜，和黄茹挤在一张床上聊到很晚很晚，就像回到了家一样，是那么的放松和温馨。
香料厂是我涉足人生的第一站，在这里有我18 岁的成人纪念日，有我从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锻炼成长的经历，还有着我很多很多美好的记忆。
在九连的日子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香料厂/ 杨敏
1970 年4 月，农场改为生产建设兵团了，我们拉线分场改成了三师十团一营，所有的生产队都改称连队，只有香料厂没有改名。
我从北京探亲回来没几天，杨明伟厂长就来告诉我，营里准备调我到九连当文书，并且告诉我九连是新建连队，连长和指导员是现役军人，全连除了少数老职工和几个部队复员退伍军人外，全是四川成都知青。他经过反复思考同意了，他不想让我们年纪轻轻地被常年的三班倒体力活拖垮身体，所以调谁去做长白班工作他都放。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去做点有文化的事。和我同时调出的还有马援朝，她去六连当文书。
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和我一条胡同里长大、一起到香料厂的我的好朋友王蓉陪我到九连。
九连与缅甸边境接壤，趟过一条几米宽的小河就算是出国了，离最近的七连要翻过两个小山包。连队的东面和南面是一片洼地，西面是几百亩松树林，一条通向境外的小路穿林而过，北面是几百亩的香茅草地，茅草地的尽头是一个依山而建的景颇族寨子。
连队坐落在一片空地上，4排用油毛毡做顶、竹席为墙的大棚子围成的一座院子，大棚被隔成数个小间：宿舍、办公室、会议室、食堂等。我被安排在其中的一间。推开同样是竹席做成的“门”，大夏天的，我们还是不禁打了个寒战，“屋顶”和“围墙”的连接处透着光，小风嗖嗖的，夏天倒是凉快，可冬天怎么过呀？“围墙”薄薄的一层竹席被风吹得一起一伏，靠地面的地方都吹飘起来了，真不知道这小小的房间有几个门。
隔壁的一侧是男生的宿舍，他们发出的任何细小的声音都像在我们的耳边。另外一侧是所谓的会议室，也就是最靠边的而且是不用装“门”的大房间。想象着夜深人静土匪拿把刀随便从哪个方向不用看都能把人捅个透心凉，真是不寒而栗。
面对着几面透风的“墙”，一张木床和高低不平的地面，我们正不知所措时，一个小伙子走了进来，是个四川知青，他看看我们俩再看看屋子里的东西就掉头走了，一会儿功夫他拖来了几张竹席和几棵竹子，从背后抽出砍刀一阵忙活。
不一会儿，周围的“墙”厚了——全都加了一层竹席，在屋子的中间用竹席做隔断分出里外间，并用竹条和竹篾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重新加固，他还把竹席做的“门”用竹子加了一个框，又削了一个扁担用来抵门，此时此刻站在屋子中间顿时就增加了不少安全感。
待我们把床摆好行李收拾好天色已晚，王蓉担心我第一天一个人害怕，就留下来陪我。聊到很晚刚刚睡着就觉得床下有动静，我们俩吓得抱作一团大气都不敢出，直到天亮才跑出去叫人，结果大家进来一看，是一只母狗在我的床底下刨了一个大坑，还下了一窝小狗，真让人哭笑不得。
在这个大棚子里住了没多久，入冬后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狂风暴雨夹着雷电扑向我们的大棚子，在屋子里只听见四面八方竹条扭曲的咔咔声和厚重的油毛毡被风吹得噼啪乱响，雨水从缝隙中往里钻，所有的人都裹着被子坐在床上。
突然，一阵狂风呼啸而过，对面大棚的油毛毡顶一下子被风掀起，周围的竹席墙整体歪向一边，就听见男生的惊呼，女生的尖叫和“杨姐、杨姐”的喊声，我赶快冒着大雨冲了过去，和我一起冲过去的还有一个四川知青叫游志远。当我们两个还差几步就跑到即将要倒塌的房子跟前时，牛毛毡顶正好被风掀翻反扣过来，竹席围墙慢慢地倾斜，我和游志远被重重地砸在了底下。当时救人心切，哪顾得上自己是否受伤，只想着赶快把屋里的人救出来。
离开云南多少年后，终于有一天，肩背上的伤痛发作了，并且一直伴我到如今。
在九连，虽然我名义上是文书，实际上是典型的杂工。和三连的一个北京知青学了半天的记账，就管起了连队的小财务，而且是会计兼出纳；跟着副连长赶了一次街，了解了一下生产用品的单价，就当起了连队的采购兼保管；从来没有摸过枪的我，作为管理人员每晚要和连排长一起轮流巡逻值班；每天除了要做好这些零零散散的事务外，还要和大家一样出工劳动。
在九连最辛苦的活就是脱土坯。为了尽快改变住房条件，连里决定自己动手盖房子。连里规定每人每天自己挖土、和泥、脱土坯350 个，还要将自己脱的土坯翻晒好，挑到修房子的工地上去。为了不让别人小瞧自己，而且仗着年轻也想和那些四川知青小伙子摽着干，每日里，天一亮就去挖土并用水泡上，吃过早饭后泥巴泡发好了，就开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脱土坯，中午要把前一天脱好的土坯翻个晾起，下午收工前再把晾干的土坯挑到工地去。按平均一趟两百米（到后来就越来越远了）， 一块土坯大约9~10 斤重，我一次最多能挑起10 块，也就是说每天要挑3 千多斤的土坯，走十几公里的路。
一天，一个军区的参谋长到团里视察工作，听说十团一营九连有个女的北京知青在边境线上的知青连当副连长，就带着随行人员驱车开到九连，想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我穿着一身带补丁的旧衣服，袖子和裤脚挽得高高的，从头到脚全是黄泥巴点子、赤着双脚从劳动现场赶回来时，他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我说：“北京女八中的”， 他马上说：“女八中，石驸马大街，好学校呀，我就住在那条街上。”随后他又问了许多我在农场的情况，让我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去找他。我看到他和我说话的时候眼圈微微有点发红，可能是想起了他自己的孩子吧……
我在九连呆了将近4年，在这段日子里，我和连里的四川知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天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以北京人的率真和善良与他们相处，他们也以四川人特有的豪爽和侠义接纳我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们都叫我杨姐，淘气的叫我“舵爷”， 逢年过节他们会把家里寄来的好吃的做成四川风味的好菜，没有那么大的桌子就放在几张床板上，拉着我挨个的品尝，从那时起我就学会了吃川味。
在云南总是有几个月没有蔬菜吃，有时只能用米做成米豆腐凉拌了当菜吃，凉拌韭菜可以吃很长时间，以致到后来一看到韭菜都怕了。四川知青回家探亲的时候，从家乡带来了各种蔬菜种子，每天收工后义务劳动，在连队旁的小河边开荒种菜、挖防牛沟、引水渠、还在菜地的周围栽上芭蕉树，又在伙房旁边挖了一个大水塘种上莲藕，当地特有的气候条件让菜地几乎全年都是郁郁葱葱，西红柿、茄子、黄瓜、辣椒、白菜等蔬菜一茬接一茬的种植和收获，水塘里荷叶衬托着荷花美不胜收。勤劳的四川人用他们的智慧和双手为连队改善了伙食，还为连队营造了一道新的风景线。
当我和他们一起去赶街时，他们会向其他连队的四川知青介绍我是他们的“大姐”。
有一次，我和几个知青开着手扶拖拉机到章凤买生产用具，途中看到两个人想搭车，他们坐在路边上，头和手包裹的纱布渗出了鲜血，很痛苦的样子，听口音是四川知青，据说是被打伤了，想去章凤医院，我马上让他们上车并先送他们到了医院。通过这件事，更多的四川知青知道了九连的杨姐，后来我带着现金去赶街采购，如果有小偷盯上我，很快就会有几个不知名的四川知青给我保驾。我1975年从云南来到贵州，到现在一直和他们有联系，每次出差到成都都要抽空看看他们。1990 年我到成都参加函授考试，九连的知青把我接到龙泉驿，很多人带着他们的爱人和孩子陪我疯玩了3 天。他们说是杨姐的到来让他们有机会聚在了一起，好像又回到了在九连的日子。
回想在九连的日子，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连队里那些一直鼓励和支持我的领导，是范副指导员抵住有人说我“家庭历史不清的”压力，自告奋勇的做我的入团介绍人，一年后又推选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忘不了一直帮助和呵护我的老职工，当我重病卧床的时候，他们上山为我采药，为的是让我早日康复，能按时探亲回家。在农场多年没有调工资而很多老职工才拿33.5元的情况下，调资会上，老排长石忠一句话落地有声：杨敏的表现大家都清楚，她应该拿干部工资的上限。就这样，我享受了全农场知青的最高待遇；忘不了1973 年，全连的老老少少一致推选我上大学，虽然最后我没能走进大学校门，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始终牢记在心。
忘不了的事太多太多，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30 多年，在云南6年的经历让我始终难以忘怀。我和爱人一直都有着一个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回去看看。
从陇川到思茅
张智增、包永遵等。后都因故而没有走成。最终成行的人是：于耒、朱一成、潘希华、管同立、朱耀国、云雪忱、王平、黄玲。
惜别陇川
真要离开陇川，心绪是复杂的，既有几分激动又有几分眷恋。在陇川久了，不免觉得工作单调，生活枯燥乏味，极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一闯。如今真要离开陇川，离开朝夕相处亲如一家的老职工，离开同甘共苦的知青伙伴，才恍然感到这份友情的分量。
启程的头天晚上，与二队的老职工一一道别。在女生宿舍和于昀告别时老职工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二队/ 管同立
我5年的知青生涯中，在云南陇川和思茅恰巧各度过了两年半的时光。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谈论起陇川或思茅，那难以忘却的知青情怀就会在心里跌宕起伏。
决定走
1971 年底，时任拉线一营教导员的王太举通过九连指导员刘德利通知我，调我去思茅参加兵团司令部的基建工作。同时得到通知的北京知青还有拉线电站的于耒、二连的潘希华、九连朱一成，四连朱耀国等。
得此消息的当晚，于耒从电站匆匆赶到九连，就是否去思茅的事与我和一成商议。在九连刚刚盖好且四面透风的茅草屋里，抉择的过程还是颇为艰难的。当时，拉线各队的知青与老职工相处还是相当好的。知青中哥们儿义气味甚浓，相互间关系大多也很融洽。两年半以来，彼此确实感情深厚，走了真有些舍不得。如果不走，拉线部分知青显然已深陷“文革”派系斗争而不能自拔，当下，二队个别知青又出了政治问题。我们已明显感觉到，农场加强了对北京知青的监管，甚至私人信件都遭到拆查，一股无形的压力让人情绪低落。如果抓住这个机遇，换个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应该是不坏的选择。
时至午夜，茅屋里昏暗的油灯灯影摇曳，像我们举棋不定的心境，烟蒂撒落一地，又是我们下定决心的前奏。最终，用于耒的话说叫“理智战胜了感情”。决定——走!
走的消息传开后，有不少拉线知青愿意跟着一起走。如四连的许光修，一连的杨芝兰对我说：“你安心走吧，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俨然把我当成了她的“兄长”，
真不知这些善良的老婆娘们看出了什么端倪。
走的那天中午，于昀请我们吃了一顿盛宴——鸡蛋炒饭，很香。
下午，二队的牛车将我们送往弄巴。随着几声牛鞭的脆响，牛车慢悠悠地离开了二队，离开了拉线，渐行渐远，车上除了我和一成，希华，还坐着个唯一送我们的人，她就是——于昀。拉线到弄巴只有大约十几里路，而我觉得牛车走了很久很久，车轱辘嘎吱嘎吱地响着，像是诉说着什么。车身不停地摇动着车上的人和行李，也摇动着心中的酸楚和忧伤。
在弄巴招待所门口和于昀分手时，我送她一个小本子，上面写了一句话“有共同理想的人，总会走到一起来的”, 望着她只身返回的身影，我有些茫然，不知去思茅是对了还是错了。陇川啊，我一定要回来，一定……当然，时间把这一切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28 年后，我和于昀携20 岁的女儿回到陇川，特意在拉线到弄巴的路上停车驻足，照相留念，一起怀念我们共同走过的路。
傍晚，拉线弄安寨的昆明知青姜孟等来送我们。不料，在弄巴商店给我们买礼物时被一伙四川知青打了，满脸是血。已经聚集在团部招待所的全部拉线知青，不知哪来的邪火，一气之下倾巢出动，四处追击那伙四川知青，打了一场痛快淋漓的“复仇”战。
随后，又有一批拉线知青来送我们，榕树下，众多知青相互道别，惜别之情融融。分手时，6 连的王伟一把抱住潘希华哭了，哭出了声。泪水和抽泣声感染了心情沉重的同学们。瞬间，知青们都潸然泪下，且有几位哇哇地痛哭失声。此景，此情，此义，只有我们同甘共苦的知青们知道，只有四面青山的陇川知道。
多少年过去了，悲壮的离别景象至今记忆犹新。
今天看来，当时无论打架还是痛哭，都是我们心中郁闷情绪的宣泄，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却身处天之涯地之角，看不到光明和前途，不知道这没有目标和尽头的路要走到哪年哪月？心中充满惆怅，还要读着红书，唱着红歌，佯装坚强，昂首挺胸地前进。这正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悲哀和痛苦啊。
啊，思茅！
第二天一早，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我们，一路奔向思茅。由滇西到滇南需翻越横断山、无量山、哀牢山等山脉。头上是耸入云霄的山峰，脚下是沟壑纵横的山谷。车上高山，满山积雪似严冬；车入坝谷，酷热难当如盛夏。一会儿雨，一会儿冰雹，一会儿云雾遮眼，一会儿艳阳当空。短短几天如经春夏秋冬四季。
我们在卡车上或坐或卧，一路相互关照，有的还唱起了歌，情绪欢快。车停路旁方便时，朱耀国在林子里摘了许多橄榄果，一边走一边向车内外砍着玩，惹得我们在车厢里打起了橄榄战。
汽车昼行夜宿，在临沧和景谷各宿一夜后，于第三天到达思茅。
传说中的思茅透着几分神奇，据说这里是诸葛亮七擒孟获，遭遇瘴气的荒蛮之地。清末民初形成几万人的小镇。由于暴发传染病，这里的人口几乎灭绝，尸横街头，连抬尸的人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山上下来觅食的野兽。
上世纪70 年代的思茅已是一座初具规模的新城。
老街坐落在一小山上，老旧的房屋店铺歪歪斜斜地建在山坡的石板路两旁。个子高的人，头都能碰到屋檐。顺街而下是一条贯通南北的新街，路面是水泥的，两边是整齐的各类商店，两行高大的桉树把这条新街拢成林荫道。街的北头山坡上耸立着一棵硕大无比的木棉树，每当花开时红得耀眼，像是给这座新城戴上了一顶美丽的桂冠。
思茅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兵团的政治中心。司令部新址也就是我们驻扎的营建工地，选在风景秀丽的洗马河边。因洗马河下游修了水库，这里的水域十分宽阔。河东面是连绵群山，森林茂密。河水西面是一片丘陵，漫山遍野种植着一排排茶树，其茶叶就是今天闻名遐迩的普洱茶。
一幕幕新奇的景象，冲击着刚到思茅的我们，放下行装，稍事休息就上街了。好家伙，这里除了有百货店、杂货店、餐馆，还有电影院、新华书店、邮局。被如此繁华景象惊呆了的我们，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这瞧那目不暇接，兴奋和好奇驱使我们在思茅街两边走“之”字，几乎每个商店或门面都要进去看看。虽然囊中羞涩，什么也买不起，依旧兴趣盎然地走完了思茅整整一条街。
“抓革命，促生产”
从兵团四个师和独立五团调来的几支基建队伍，被兵团营建办公室分别编为一、二、三、四连和独立排，三师来的就是三连。几个连队各自驻扎在几座茶山凹地的山坡上，宿舍全是油毡盖顶，树枝或木板做围墙，还有几个工棚和食堂都是一样的建筑材料。
1972 年，“文革”的政治风云依然笼罩着兵团营建工地。政治气氛比陇川要浓烈得多。
兵团司令部的陈副处长是工地的主要负责人，现役军人，五十多岁，圆脸小眼睛，操一口山东口音，不管在什么场合，永远是红领章红帽徽，四个兜的官服整整齐齐，像个大首长。他经常在篮球场召开这个会那个会。茶杯往主席台小桌上一放，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做长篇报告，无非是“抓革命促生产”啦；“批林批孔”啦；“两条路线斗争”啦等等。四连的知青私下说：“咱们不怕累，就怕陈副处长开大会”。
我和一成是经常被“抓革命”的，不是写什么稿子、标语，就是画什么宣传栏之类的东西。批林批孔开始的时候，还要负责给全连队的人讲孔老二的“罪恶”。有趣的是，连队常常在露天场地，开挑灯夜会，灯是那汽灯，贼亮，在灯旁张嘴讲话，成群的蚊虫、飞蛾，就会密密麻麻地扑过来，稍不注意，就能钻到嘴里去——批孔真的难以启齿。
晚上一抓革命，白天就要促生产了。
朱一成、朱耀国是木工，自然是在木工棚里干活。王平是连队文书，连部就是办公室，常常见他蹲在连部门口，捧着一个竹筒，大口大口地吸水烟。于耒、潘希华和我是泥瓦工，挖地基，砌石头，垒砖墙是我们的活。于耒身体单薄，搬运大石头，砌地基，着实有些吃力。好在司令部的房子设计相当超前，一律是平房，为防地震，所有房子一米以上全是木结构，屋顶都是石棉瓦，再大的地震都砸不死人，因此全连的生产主要是同木头打交道。
上山伐木是我们的一道工序。那时兵团司令部真牛，汽车营的大卡车拉着我们在靠近西双版纳的密林里，漫山遍野地跑，见到合适的林木，就停车开砍。命令就是见到胳膊粗的笔直的可做椽子的小树，就可以砍。五、六个人拿着砍刀，随意砍伐，不一会就装满一车。今天看来，砍椽子真是对森林的一种摧残。
有时，我们还要在深山老林扎营，砍伐一些大树。住，自己搭帐篷，吃，自己架锅烧。一次，汽车兵把我们一伙知青和退伍军人拉到一个原始山林。这里大树参天，遮天蔽日，头顶上挂满了一根根老藤条，谁也搞不清东南西北，懵懵懂懂像掉进了森林的海洋。我们选了一个有溪水的山沟安营扎寨，搭帐篷和架锅砌灶是首要任务，然后就是捡柴禾。帐篷里的床是各自就地取材搭建，用树条或枯草铺成。
退伍老兵李红兵是佤族人，黑黑的脸庞，一身健壮的肌肉，爬树像森林里的大猿猴一样敏捷。他常常告诫我们，森林里野兽多，如何注意防范。活泼好动的他，也常“犯坏”。一晚，入睡前我们几个知青结伴到帐篷外解手，只听树丛中一阵骚动，同时几声似野兽的怪叫，吓得我们连蹦带跳跑回帐篷。惊魂未定，只见李红兵大笑着走进帐篷，原来是他用藤条拉动几棵小树，躲在一旁怪叫，以此拿我们知青取乐。
在山上一住就是十来天，潘希华成了伙夫，每天给大伙炒菜做饭，其他十来个人就四处伐木。伐木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一两个人能抱过来的笔直的松树就可以。于是两人一组，带着一米多长的带锯，随意在山上砍伐，只要下锯正确，想让大树倒向哪边它就倒向哪边。参天大树轰然倒下的瞬间，其景象也颇为壮观。而后，就用斧子砍去枝杈，再锯成三、四米长的段子，又一步一步推向山下公路旁，等待汽车兵拉走。
在山上住的时间一长，不免弹尽粮绝，没菜吃时，老兵们就去摘野菜。什么没了都可以忍耐，唯独烟没了成了知青们最痛苦的事。为了烟，我们几个知青竟然翻山越岭来回走了一天，找到公路旁的一座孤零零的小商店，买了几包一毛五一盒的“绿叶”。试想，如果没有烟伴随我们度过那些闭塞而又难熬的时光，不知这个深山老林的伐木生产怎么促上去。
鲜有的浪漫
思茅是兵团的政治文化中心，文化生活显然比陇川拉线要丰富得多。工地经常放露天电影，如“摘苹果的时候”“地下游击队”等。司令部离我们工地有两三公里远，知青们常在傍晚，打着手电筒，到那边看电影看演出。大街上的电影院当时叫红旗会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电影就是在那里看的。
司令部和营建工地的现役干部都有部队的遗风，酷爱打篮球。连长陈仲德就是个篮球迷，弄得王平、一成、我这些原本对篮球无所谓的人，天天傍晚要上篮球场打上几下，每一场友谊比赛也必上场。
工地有个宣传队还演出一些我们自编自娱的节目，比较活跃的北京知青有四连的翁立健，独立排的张哨等。在工地冉干事的敦促下，朱一成写过相声，我写过小话剧《我们的龙江颂》，这些粗糙空洞的东西，居然于1973 年十• 一前夜在工地上演出了，坐在台下观看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于耒从学校开始就擅长写诗，到思茅这个风景如画的营地后，更是激情四溢，新作品不断涌现。我是最早拜读的几位读者之一，很受他的影响。
一次，我俩在兵团宣传处遇到了张副处长和谭干事。谭曾经是解放军报记者，与作家诗人顾工、张永枚等都有交往。在了解了我们知青，尤其是于耒的写作情况后，很兴奋，大谈了一通文艺工作的方向，创作经验等问题。不久，于耒就调到兵团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和一个女宣传干事在一间小屋里办公。她就是来自独立五团的北京知青孔学军，我当时就有幸读过小孔的一些文章，深感才华出众。后来两位成了夫妻。
月余后，云南日报副总编辑来到兵团宣传处，要求兵团广大知青积极创作，写文章写诗，反映身边的人和事，并配合人民出版社编辑一本描述知青生活的诗集。兵团司令部为此向全兵团发了文件。
1973 年10 月11日，于耒的一组诗歌《放歌山水间》在云南日报发表了，据说是北京知青在云南日报发表作品的第一人。后来，他的作品时有见报。最现实的回报就是得了不少购书票，当时，我有些书就是用他的书票买的。
兵团宣传处还组织过各种文艺创作活动。我的同班同学钟阿城、知青刘庭华、龙启涛，似乎还有李安定，都为此到过思茅。阿城和龙启涛到过我们工地，阿城曾幽默地对我说：“我们那儿是在十八层地狱，你这儿是十三层”，看来他对思茅也有些许好感。后来阿城创作的小说《棋王》《孩子王》都是对这个时期知青生活的真实反映。
处决贾小山
1973 年11 月底，工地的陈副处长找我和一名上海知青谈话，让我们代表营建工地去景洪参加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不日，我们便随兵团代表团的车来到景洪，住进了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当晚，兵团首长还格外亲切地接见了我们知青代表。只记得都是副司令员或参谋长，还听说其中一位副司令员曾是周总理的警卫员，为兵团涨工资的事，舍老脸找过周总理。同天，还遇到了陇川农场老场长张志诚。
贾小山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营的营长，副团级，在战争年月屡立战功，曾获特等功。但到兵团后，利用手中权力，强奸女知青数10人，尤为严重的是路遇称心的女知青，竟让警卫员用枪把人逼上汽车，拉回营部施暴。同时公审的人还有庞真权（一师二团四营教导员）等7 人。庞是在强奸20多名女知青的情节暴露后逃到老挝，被我政府引渡回国的。其余5 人基本都是现役连级干部，罪行如出一辙。
贾小山一案惊动了中央，周总理、叶帅、李先念分别作了指示，称他们为“国民党”“法西斯”，下令坚决制止。
公审会的当天，平时宁静的黎明之城——景洪，一下子喧嚣起来，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街头巷尾站满了知青。尤其是一师的知青们听说要公审贾小山等7 人，纷纷搭乘汽车、拖拉机等各种交通工具，赶往景洪。那几天景洪能住人的地方全部爆满。大约有几万人参加了公审大会，知青们里三层外三层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会场周边的树上都爬上了许多人。
大会开始后，主持人宣布把反革命分子贾小山押上来，只见3 辆解放牌大卡车鱼贯而入，头车上, 贾的脖子上挂有写着“强奸女知青犯”的牌子，后面两辆车全是武装军警，车顶架着一挺机关枪，武装战士昂首挺胸刀光闪闪，令人顿感国法之威严。
会开的时间不长，几名女知青声泪俱下的控诉之后，昆明军区军事法庭的两名判官宣读判决书，贾小山、庞真权、孟XX三人立即执行枪决，其他4 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贾小山的夫人是个军医，哭天抹泪瘫倒在会场门口，随即被工作人员搀走。刑车迅速开往澜沧江的河滩，随着几声枪响，一场维护知青权益的斗争宣告结束，簇拥在景洪的知青们一片欢腾。
军民“鱼水情”
思茅是滇南军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有思茅军分区、兵团司令部，还驻扎着173部队，115部队。
115 部队与营建工地比邻而居，我们知青闲暇时常去打篮球或看他们训练。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李国华、戴龙翔、崔国祥是115 部队的北京兵，经常到我们这儿来玩儿，见我们吃的住的都很差，十分同情，不时把部队的好东西，如罐头之类的食品偷偷带给我们，令我们的友谊日见成长。相处久了，竟也无话不谈，闲聊时，透露了部队的不少有趣的事。
这是一支特种部队，战士个个都会跳伞、开车、骑马、格斗。一次，部队首长突然宣布密令，空投他们到东南亚某国家执行任务。于是，连夜上了飞机，飞了一两个小时后，即令跳伞。个别人不敢跳，回来后受到严厉处分。跳下去的人到白天一看，这儿的人都说汉语，原来不是东南亚，是中国，才恍然醒悟这只是一次训练。“不跳的人成傻B 了”，北京兵如是说。
思茅是通往东南亚的战略要地，常常在夜晚看到坝子北面的公路上闪动着一串串车灯，绵延数公里，当地人都知道，那是出国部队的车队。这些抗美援老的部队有特殊的编号，车牌子都是红色的“KM”打头，即“抗美”。军服也与解放军略有不同，更绿一些，有点像邮差绿。有时他们的车就停在思茅街上，车厢里装的都是军火和粮食，并用帆布封的严严实实。出于好奇，知青们不时凑过去，跟当兵的抽支烟，聊聊天。
他们说：“进入老挝有时都不知道，发现天上有敌机出现了。才知已到国外。”
“对老挝老百姓我们也是秋毫无犯，汽车压死了老百姓的猪啊牛啊，在死猪死牛傍放一袋面就走了。”
“美国飞机扔下的炸弹威力巨大，冲击波竟把我们在坑道中运送物资的战士镶
嵌在坑道的土墙上，牺牲时依然手抱物资，像一尊雕塑。”据说，思茅的歹人也常偷军车上的东西，往往把手榴弹箱子当罐头抱走，手榴弹无用，只好拿到河里去炸鱼。
各奔东西
1974年5 月，北京方面批准了我的病退申请。又是一次与知青战友的离别。但这次，心情要轻松得多。启程头天晚上，与领导和战友们告别时，喝了许多酒，而后——我醉了。1974年底，中央一声号令，兵团编制撤销。思茅营建工地的知青生活画上了句号。王平、朱一成、朱耀国等去了勐腊，于耒去了独立五团，潘希华回了陇川。
思茅记忆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二队/ 朱一成
对于在云南的北京知青开始是“八千子弟兵”，到知青大返城的1979年时，只剩了1/8，相对其他城市的知青政策，北京明显优越了许多……不过本人很荣幸地属于这八分之一。陇川、思茅、勐满，回过头看，十年挺快的过来了。由于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不同，对事件了解的程度不一样，把我所能记得的零散的回忆写出来，也算对历史有个交代吧！
到思茅的起因
大约是1971年的七八月份，那是我享受完第一次探亲假回到陇川不久，一营在9 千亩新组建了九连，主要是安排四川知青，管同立和我被调到九连，分别担任排长和副排长，当年十一二月，有一个到思茅建设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的消息，当时是抽调团部基建队，由于人员不够，要在底下连队找一些人，于是水工队的王平、一连的于耒和老管去联系，问我去不去？“不是说人挪活树挪死吗？咱们二连的树仁在北京不是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吗？走吧！听说思茅刚地震过，没事。一句话，走！说走就走”。当时走的北京知青有：水工队王平、一连于耒、二连潘希华、四连朱耀国、九连管同立、朱一成；还有两位女士：水工队黄玲、一连云雪忱。
由于是集体调动，而且基建连老同志已经先走了，我们作为凑数的第二批，还有四川知青、复员兵少数民族，大家从各自的连队把行李集中到团部，上了汽车，一路唱着歌就走了。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营建工地
编制 云南建设兵团有四个师，来工地的是一、三、四师的3 个连队，由各个师调来的连队，以师的顺序命名，所以我们队是营建三连。来自景洪师的是营建一连，来自河口师是营建四连，还有独立五团的一个排，称为独立排。
工棚工地的工棚已经由打前站的老职工盖好了，用小树杈子做柱子和房梁，油毡做顶，一部分是松木板做墙，可能是木板不够用了，就用树条子做筋，用稻草挂上泥做墙，我和一个郑姓的泥瓦工住在一间这样的房子里。
领导和分工营建三连连长陈仲德是现役军人、指导员是梅作林、副连长是杨怀久、王平是文书兼团支部书记，建筑工地主要是木工和泥瓦工，潘希华、管同立、于耒做泥瓦工、朱耀国和我做木工，黄玲做卫生员、云雪忱也是做泥瓦工。
建筑特点由于思茅地震不久，房屋确定的是抗震结构，房屋的地基以上90 公分是砖石结构，再往上就是木结构，木墙和木门、窗、木梁、柱，屋顶是石棉瓦。
工地的特点就是人员特别集中、活跃，由于紧挨着思茅地区的首府思茅镇，文化活动、购物逛街比起陇川的连队甚至团部、县城，不可同日而语，思茅是一个小城镇，到景洪、勐腊的必经之路，很多31中的校友都是在思茅得以一见，比如钟阿城、关雨生、叶肇贤。
那时候连队的体育活动就是打篮球，连长老陈是个球迷，副连长老杨将近1 米9 的个子，再加上木工班球迷，再加上王平、管同立和我，经常与其他连队比赛，有时与临近的115 部队士兵们赛赛，并且互有胜负。
无助地快乐着
像所有的人一样，在漂泊的岁月里，虽然生活可以被充实，总是有一种不知所终的感觉，除了做木工以外，还有很多时间在“批林批孔”（写写画画），或者逛街中消磨，一次次看着别人被机会改变命运，自己感觉非常失落：招兵、招教师都与我无缘，管同立病退走了，于耒到思茅独立五团了，潘希华回陇川了……
随着“云南建设兵团”被撤销的消息，也就宣布了营建工地的终结。正好陇川原来的老领导张志诚在组建一个新单位——20 团，需要基建力量，我们又选择了继续向前走，但这时只有王平、朱耀国、我，和一位女士黄玲。时间是1973年12月。
陇川农场广线分场十三队/ 王永平
退休了，我将几十年来保存的老照片整理了一下，按时间顺序分装在几本相册中，闲暇时常拿出来翻看。厚重的相册记录着我成长的轨迹，每幅定格的瞬间都封存着一段故事，每张照片都能唤起我一段美好的回忆，尤其是“上山下乡”时期。
“上山下乡”这个词汇在当代年轻人的“字典”中难觅其踪，而这四个字却是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起点，青春“伴侣”。
瞧这张：我与张世郡头戴“胡志明”式白色头盔在芭蕉树旁的合影，看起来真神气。
再瞧这张：我骑在一头大水牛背上，裤腿挽到膝盖，一副得意的神情。相纸已有些发黄发脆了。
……
一张张照片将我的思绪拉回到40 多年前。
1969 年5 月15 日，随着汽笛的鸣响，“知青专列”载着我们上千名青年离开北京奔向万里之遥的云南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在昆明附近一个叫一平浪的小站下车后又分乘几十辆解放牌敞篷大卡车继续前行。车流滚滚，尘土飞扬，车队在高山峻岭间盘旋。从山顶看山底的江河如丝带般细小静寂，转个把小时下到谷底时，却见江面宽阔，浩荡的江水裹带着泥沙奔流而下，气势磅礴。我们先下车走过悬架的江桥，再爬上空驶过桥的卡车接着盘上另一座高山。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滇缅公路”，修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是我国西南陆路出境连接国外的交通命脉。
沿途的壮丽景色令大家兴奋不已，车前的窄路险坡又让人提心吊胆，我们双手紧把着车帮，迎着前车扬起的尘土，随着车身左右摇摆上下颠簸。每天下车都跟“土猴”一般，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经过近半个月颠簸，到达了“接受再教育”的目的地——云南德宏陇川农场。当年分配学生出路的“执行者”真有绝的，将我们发配到此地，就是想“私奔”，见过沿途那几条大江，也打消了念头。
我被分配到广线（现称广相）分场十三队，这是种植水稻的生产队。女生都去学插秧，男生学犁田、耙田（将犁后的水田平整好）和打秧（把秧田里的秧苗拔出，根洗干净，捆成小把，再挑到大田甩到插秧人身后）。让我去打秧，秧田与大田有段距离，田埂泥泞湿滑，鞋子是不能穿的，光脚，脚趾还要抠着走才行，这还不免滑上一跤。我个子矮，挑着装满秧苗的担子，不是前筐蹭地就是后筐掀翻。插秧人一看身后没有秧了就会扯着脖子大喊：“这边来！快一点！”，我就跟“小驴子”一样两头奔跑。一天下来是肩肿、脚疼、脖子酸。
有一天，大组长对我说：“今天不去打秧了，你去跟老李放牛。”我高兴极了。心想，这差事太美啦！
那年月，队上的几百亩水田全靠几十头水牛轮日耕作，要保证让水牛吃饱缓过劲儿来，第二天才有气力干活。
早饭后，我跟着老李直奔牛圈。队上的牛圈还真大，干打垒的红土坯墙灰瓦的顶，几十头牛圈在里边，个个瞪着微红的眼睛，嘴里不停地咀嚼着反刍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站在门边大声吆喝，没一头牛出来。老李笑着对我讲：“不是这种搞法，你让开大门，我去里面赶一下，牛就出来了。”“我去赶，你在外等着吧。”我边说边抬腿踏进牛圈。哪里想到，牛圈里表面上是一层干牛粪，“咕咚”一声，下面的稀牛粪快没到我大腿根了！这还不说，个子又矮了半截儿，水牛硕大的红眼珠与我的眼睛平行对视，“妈耶！”我差点来个后滚翻。老李哈哈大笑，忙帮我“拔”将出来。现在想起这一幕，心中还会笑。
放牛想着好玩，其实不然，要眼不离头牛，别的牛全是跟它走的。不能让牛吃到秧苗、踏坏田埂，尤其是邻近傣家寨的农田，不然该惹麻烦了。
老李手持弹弓（一种用竹子制成的弯弓，弓弦上有个放弹丸的小窝）放弹驱赶，我挥着竹条厉声吆喝，把牛赶到小树林和宽敞地带吃草。我带着口琴，牛慢慢地吃草摇着尾巴，我就吹起口琴为它们演奏。老李还能口含竹叶吹着与我掺和一下，那情那景，优哉游哉，至今难忘。收工后，我去路边和泥，搓小泥球，给老李补充弹药。
放牛一出去就是一天，中午不回队，早晨带饭出来，老李把家中做的小菜：酸笋、辣腐乳、豆豉等每天换样的带来一些。中午吃饭时总让我先吃，他去看牛。转一圈回来会说“多吃些，好吃吗？”。生活虽然艰苦，但老职工对知识青年的善良、关爱，多少年了，仍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好景不长，放牛个把月后，队里抽调人去十二队支援，我与张世郡去了。发了件工具——竹竿上绑着把刀，砍甘蔗叶。
顶着亚热带的烈日，一头钻进甘蔗地里，顺着田垄走，把甘蔗下半部的老叶“刷”下来。天气闷热，没干活呢就一身汗，要是雨后那就更惨了，汗水、泥土、飞起的草屑、蔗叶的毛毛一起粘在身上。穿的那件破背心，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后前胸一块块白色的碱疤，浑身那叫刺痒，一通猛挠。到了后来，皮肤麻木了，刺痒劲儿都没了，只有收工后去井边几大桶水顺头浇下，身上能轻松痛快些。看看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干活时脖子上围着毛巾、破布，长衣长裤裹得严严实实的，那个罪可就受大了。我想，现在应该是机械化干这道工序了吧。
1970 年8 月中下旬，依稀记得，来了两个生人和我“聊了聊天”，没过几天，我就被调往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没啥艺术细胞啊，估计是那支口琴起了点作用。
宣传队汇集了各分场的老支边青年、农场职工子女、北京知青等各路人马，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农场非常重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建设。买了小号、长号、双簧管、中音号、大胡、扬琴、手风琴等，听老同志们介绍，农场的文娱活动、文艺演出在德宏州都小有名气，是有传统的。说实话，在那个年代，生活条件艰苦，精神生活极度匮乏，农场能组成如此规模的全脱产文艺连队，真是不易。
老曾是宣传队的领导，印象中他笑容很少，总是板着个脸，管理很严格，大家也都勤奋排练，团结协作，要把老传统发扬光大。
每日清晨，舞蹈队男生女生都自觉去练功，乐队人员拿着各自的乐器找地儿练习，竹林旁唱歌、唱戏的队员在咿呀吊嗓，过路人一听便知这里是农场文艺宣传队的驻地。创作编导也挺棒，左方、程荣辉、毛跃进、胡华升、杨开明、邓乃富都是当年的宣传队骨干。排编了不少职工喜爱的好节目。
我们常年去各分场、生产队巡回演出，节日与边防部队联欢，去县城、去民族村寨，走遍了陇川的山山水水。
下去演出时每人除了各自的服装道具，还要拿着乐器，带着汽灯等，走泥泞小路，趟南宛河，步行十几公里。演出后，还要连夜返回场部，当年还真是朝气蓬勃，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我学习中音号，以前从未接触过洋乐器，就与队友们相互摸索切磋，很快就吹出了音阶，奏出了曲子，时至今日，音调指法还熟记于心。
此外，我们还要上台串演，记得有一出“赶马车”的节目，我上台后一紧张，手脚就乱了，变成顺边了，引得台下哄笑。几十年之后老友相见，谈及此事还拿我开涮呢。
1970年4月，农场建制改为建设兵团三师十团，总场宣传队随之改称团宣传队，那一年，我们参加了师部汇演，经过大家刻苦排练，共同努力，取得了优异成绩并获得锦旗。后被兵团总部抽调去昆明担当迎接四川知识青年新战友的重任。
1972年底，我从陇川应征入伍，离开了朝夕相处亲如兄妹的队友们，奔赴军营，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17 岁远离父母，在农场的艰苦环境下独立生活，锻炼成长。知青这段经历，使我终身难忘。老职工勤劳、朴实、友善、豁达的精神，对我以后几十年转入其他工作以及人生观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每一次翻开老照片，就仿佛又回到了陇川坝，回到了知青人生中那段特殊的岁月。历历往事，萦回心间。
2011年8月2日
当年农场那些事
陇川农场水工队/ 夏陵豫
接李清电话，让我写写云南的事。我们认识是在弄巴场部，当时我刚调去不久，安排在政治处任新闻干事，和“老牛角”叶珍华住在一起。还有调来筹办什么展览会的李安定，再就是那个“高傲的公主”，当场部播音员的小女生。但可惜的是，由于她“戒备森严”，我连她叫什么都没敢问。李清很健谈，感觉戴着一副浅墨色的眼镜，可她说是白光的，但我总是看不清她躲在镜片后面的眼睛。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已记不大清了，但那双“模糊”的眼睛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李清的嘱托，把我的思绪拉回到40年前，开始拾掇令人难以割舍的点滴回忆。
其实，在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只有两处，一个是儿时在南京中山陵上小学时，每当放学，沿着乡间小路跑啊跑啊，那个山林翠绿翠绿的，霞光透到变化的林隙滴洒下来，显的扑朔迷离，早不知身在何处。那个溪水也清的可以把你溶入其中。几个狐朋狗友，挽着裤腿，撅着屁股，在河沟里摸龙虾，而且是活剥生吃，那才叫鲜。天都擦黑了，才想起要回家。
另一个就是云南的陇川。那里的天空美极了，离开云南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么纯净剔透的天。它是那么低，好像太阳就在头顶上不远，一天晒下来，再好的皮肤也会打卷，哪像现在，还有什么防晒膏、护肤油之类的，才几天个个的小脸就成了土豆皮。到了夜晚，满天的星斗近的好像唾手可得，加上曼舞的萤虫，使星光和萤光交相辉映，引你凝思万千。
“文革”虽然是一场灾难，但也让我有幸到彩云之南神游了一趟，而且是我“初出茅庐”的第一站，使我至今无法忘怀。
到陇川后，我被分配到号称“小牲口”的水工队。在几百米的坝坡上，推着重车，每天要不停地奔跑上百个来回，也仗着年轻，就从来没有感到累。围堰筑坝，居无定所，住的是竹篾房，点的是煤油灯，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异地他乡的思亲念友，生活饮食的众多不适等等，这些巨大的反差在我的记忆中却没留下什么“硬伤”。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天子脚下的“七品”臣民，也不知当时是怎么撑下来的。就因为水工队的与众不同，我们心里还真有几分自豪和优越。
到陇川后，我最神往的是到边境线上，亲睹甚至拥抱一下祖国的界桩。队里的老农工说，界桩是不能去的，搞不好弄个投敌叛国，边境对面也时常有打冷枪的，不要没事找事。后来才了解，当时的形势很复杂，“阶级斗争”很激烈，缅共武装、美蒋特务、本土毒枭活动猖獗，也就暂时打消了这一念头。只是后来，我借着办专案，和夏日明一起，神神秘秘地摸到边境线，隔着条河观望了很久，虽感到遗憾，但也算是了了一个心愿。
云南是世界植物之最，陇川的山上有无数的奇珍异树，叫我大开眼界。上山伐竹是件最苦的差事，真叫累，但却充满了乐趣。记得第一次上山伐竹，是为了给我们盖竹舍。雷海明副队长带着我们，沿着崎岖湿滑的小路向上爬，大家都是汗如雨下。“小不点”刘世杰还歪伤了脚，痛得眼泪都下来了。余利生不客气的冲他说：早说不带你来，你死乞白赖要跟来，不行你自个儿回去吧！一听要让他回去，“小不点”噘着嘴再不敢吱声。最后还真是扎个担架，生把他抬回去的。
刚翻过第二座山，眼前的景色把我们惊呆了，浩瀚的竹海，推着波，一浪一浪涌到我们眼前，一个字，震撼。大家的疲劳一扫而光，都沉浸在欣赏大自然美轮美奂的享受中。碗口粗的陇川毛竹，层层密密，绵延不绝，直冲到天边。竹林海，彩霞天，景色非常秀美，气势磅礴壮观。若深入其中，恬静的又充满神秘。小风乍起，竹林摇曳发出的“呼喊”，好像在述说着什么。雷队长嘱咐道：早晨可千万别到竹林里解手，说不准，竹笋会从地下冲出来，小心你的屁股开花。所以当我们踏进松软如毯的竹林时，总是小心翼翼，东张西望，生怕被窜出的竹笋刺到屁股。
记得刚到昆明，前来接我们的水工队文书周文明一见到我们就热情的大声招呼：欢迎你们来陇川，我们陇川啊，头顶着芭蕉，脚踩着菠萝，遍地是甘蔗，还有制香精的枫茅草，等等。甚至还眉飞色舞地说到陇川的姑娘有多好。他是少数民族，特别能摆龙门阵，听得我们都傻了。而到了陇川后，才印证了老周的大话，还真是言不虚传，没把牛皮吹破。在陇川的那些年，当地有名的、叫不上名的水果可谓千奇百怪，什么“牛肚子果”、 “野枇杷果”，等等，让我们“一饱胃福”，但我要特别说说甘蔗给我们带来的趣事。
学问上的甘蔗我不懂，那时，当地人把甘蔗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榨糖，产量高，含糖多，但吃起来水分少，口感差；另一种是当水果吃的，俗称，“水果甘蔗”。这种甘蔗较粗，节距长，外皮青绿，脆甜水大，口感很好。特别是去蔗皮不用刀，只需用牙咬住一端，一拽，“刺啦”一声，皮就破竹般齐根而下。年末收蔗的季节，几分钱一斤的甘蔗，我们每人一口气买下几百斤，成捆的扔到床下，每天上工拖出一根，随走随啃，有人还打趣地说：小糖厂又开榨了。可宿舍里就越来越不成样了，满地的蔗渣堆的老厚，男生们又个个是大懒虫，累了一天，谁也懒得动弹。舍长顾宏经常对着我们“猪窝，猪窝”的大喊大叫。我们早摸透了他的秉性，只要装睡着听不见，一会儿，他自己就收拾起来，嘴里还骂骂咧咧，不干不净的。
周末到弄巴赶街，逢榨季，路上都是满载甘蔗往糖厂送榨的马车队，当地的马匹，个头很小，像北方的毛驴，但个个精神抖擞，趾高气扬，一路上不须扬鞭，始终奔跑不停。不像北方的高头大马，外表极其雄壮，但拉起车来慢条斯理，不鞭不跑。当听到马车的铃声，我们就驻足侧身，待车刚过，顺势从车上拽下一根甘蔗，同时朝车把式招招手，以示感谢。这可不是拦路抢劫，而是一种习俗，就像口渴了到路边客家讨口水喝一样，是可以免费的。
过了昆明就听说什么云南十八怪，其中有“三个蚊子一盘菜”之说，虽有些夸张，可陇川的黑斑蚊那“勇往直前”的拼命狠劲，着实让我领教了一把。但要说到陇川的蚂蟥那才叫长见识。上世纪60 年代的北方是几乎见不到蚂蟥的，由于气候寒冷，很少水田，蚂蟥难有适合的生存环境，所以罕为人见。但在陇川，几乎天天与它为伴，是我们身上的常客。刚去我们不知道，而那个年代的北京男生，很少有人不会游泳，一见到水就想下，可上岸一看两腿爬满了蚂蟥，还真有点手忙脚乱，女生们更是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尖叫声不断。后来司空见惯了，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其实水蚂蟥扒到腿上也就吸点血，它身材稍大，不可能钻进体内，只须随手捡根草棍或稻秆之类的，由下向上轻轻一刮，就都会纷纷落“蚂”。
后来，老农工告诉我们，下水前，先做个“火力侦察”，用树枝条在塘边来回划水，看看有没有蚂蟥出没。结果一试，果然灵验。随着划水激起的水波，就看见，一条条黑色的水蚂蟥，用它那特有的波浪泳姿，嗖，嗖，嗖地游到水边，找好位置，安静的“潜伏”起来，等待猎物的降临。有时，闲着没事，我们也会用“惩治”蚂蟥来寻开心。把抓来的水蚂蟥，用小棍捅它的“屁股”，把内腔从“嘴”里整个翻过来，每翻好一个就插在田埂上，排成一排，还美其名曰：晒“蚂蟥干”。现在回想起来，也太残忍了点，起码也是大自然中的一条小生命吗。
稻田里还有一种牛蚂蟥，比水蚂蟥大的多。记得一次，为了赶季节，我们去水稻队支援插秧。插秧前要先把地耙平，农工们赶着水牛，踩着犁耙在水田里来往耙地。可是有一头水牛，走着走着就停下死活不走了，农工怎么抽它，就是死犟不动，只是不停的蹬它的后腿。过去一瞧才发现，一个灰褐色，胡萝卜大小，浑身稀疏长着绒毛的家伙，扒在这条水牛的后腿上。这就是“名声赫赫”的牛蚂蟥。初次见到这个“怪物”，心里感到一阵想呕，很不舒服，有点瘮人的感觉。听老农工说：这种牛蚂蟥，十几条一齐攻击一头水牛，如果没有及时发现，一个时辰就能把这头水牛的血都吸干。
但是，牛蚂蟥对人不构成威胁，它体型庞大，移动又慢，稍碰触人体就立即可以感觉到。真正令女生们惊恐心悸而花容失色的是旱蚂蟥，这种蚂蟥的体型很小，约一个米粒长，大的也不过二个米粒，它才是真真的“噬血杀手”。有人说它会飞，那倒言过其实了。旱蚂蟥的嗅觉非常敏锐，它能借着风嗅到血的腥味。当发现有猎物移近时，它能准确判断猎物通过的路径，并利用体小身轻的特点，爬到草叶的上端，随风摇摆，顺势搭载上通过的猎物。如果它搭载的是人体，不会像水蚂蟥那样“饥不择食”，而是一直爬到大腿根，靠着内裤的依托，大开杀戒，直到吸的血把身体涨成一个血球，再顺势滚落，逃之夭夭。就因为它非常狡猾，所以很难抓到它的“现行”。当发现内裤有血，而且大腿根血流不止时，才知道“杀手”已经光顾过了。更可怕的是，有的旱蚂蟥会通过肛门或其他孔穴钻进人体内，造成寄生危害。
陇川蚂蚁的与众不同也叫我印象深刻。上小学时，我曾养过黑蚂蚁。为了能直接观赏到蚂蚁驻窝的实景，我把蚁王、兵蚁和工蚁抓来，装到填好土的玻璃瓶里，看它们是如何建筑“地下宫殿”的。而这里的红蚂蚁，体形奇大，如果插上翅膀跟北方的大黄蜂一样。这种红蚂蚁，你可不要轻易欺侮它，被它蛰一下，立马肿起像成熟的杏子一样的大包，比马蜂蛰的还痛。倘若你用小棍夹住它的身子，立刻会看到一股股黄色的泡沫从它的屁股里喷出来，整一个“袖珍灭火器”。你试想，这些泡沫要“注射”到你身上该多恐怖。
说到当地的白蚁，就更有意思。白蚁是以食木为生的，有些老树枯死被埋地下，就成了白蚁的巢穴。每当连阴雨一过，巢穴上总会鼓起一个个小土包，像座小山丘。土包上有时布满了白白的地菌，当地人称它为“鸡纵”。它那表面黑褐色或微黄色的伞盖边缘，呈辐射状裂开，古人说它“纷披如鸡羽”，故而得名。据说鸡纵菌是云南诸菌之冠。它质地肥厚，质细丝白，用它炖肉，做汤，是脆嫩爽口，清香扑鼻，鲜的让你找不到家。在那里，能有机会喝一回鸡纵汤，那就是神仙的日子。我离开陇川的40 年，每每想起鸡纵汤的鲜嫩，还是会谗的吞咽几下口水。
记得有一次老农工带我们刨挖这些“小土包”，惊人的一幕让我目瞪口呆：随着刨挖的深入，一个蚂蚁的宫殿也徐徐展开，其造工精细，结构严整，真乃神工天造，令人惊叹。特别是发现蚁卵后，老农工如获至宝，说这可是大补，是当年专为君王贵妃上贡的佳肴。经常食用，可以强身健体，像蚂蚁一样力大无比。随即小心地取出，并用芭蕉叶层层裹好。当时我也好奇的尝了尝，酸酸的，还挺好吃。
在陇川时，户撒这个地方一直“勾引”我的心，但最终我也未能如愿前往一游。户撒虽是阿昌族聚居的地区，但老农工说户撒人是当年诸葛孔明“七擒孟获”时留下的后裔。他们的耕植技术，加工技能都高出周围地区。所以一提起户撒的产品，那就是极品。当地人为能得到一包户撒烟而沾沾自喜。我虽不懂烟，但看外表，色泽鲜艳，烟叶厚实，烟丝细长柔软，而烟味有淡淡的酒香。如果让会抽烟的人说起户撒烟，那就津津乐道个没完没了，他们聚在一起，就是品烟、吹牛带冒烟了。
其实，我向往户撒的真意，就是想得到一把户撒刀。当时，这种刀远近闻名，它极富民族特色，在周边地区和接壤的缅甸，几乎人人都爱佩带。男儿从小爱枪棒，男儿无人不爱刀。我也一样。特别是我第一眼看到它时，就深深地喜欢上了。尤其是户撒短刀，外形美观，刀背上剁有花纹，刀面上开有血槽。刀身由几层钢混合打制而成，刀口坚韧锋利。除了用水牛角，有的刀柄甚至是象牙材料所制，雕有图案和文字，并精心镶嵌装饰，完全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谁见到都会爱不释手。
由于打刀的人多，材料很缺，一般都要自己带材料去，否则打不出好刀。没办法，只好去找我在弄巴糖厂的好友田景辉师傅。那个年代，生活日用品奇缺，特别是边疆地区。我们从北京带来的“酱油膏”、“解放鞋”和“床单”等就成了当地的“硬通货”，比现金还要神通广大。田师傅说：打户撒刀最好用弹簧钢，而这种钢只有拖拉机修理厂才有。后来老田通过关系，用一块酱油膏和一双解放鞋换了一块弹簧钢板，并托人去了户撒。不久，我的腰就硬起来了，也成了“有刀一族”。但好景不长，一次外出，在住旅店时，这刀突然不翼而飞。当时真后悔不该带它，这下可好，还没捂热乎就干净了，叫我心痛了好久。
调到场部后，一次去“画家”李安定那儿串门，他正用一把户撒刀在切瓜，我上去一把夺在手里，翻来覆去的仔细品看。那是一把户撒腰刀，外表极有个性，就像袖珍版的青龙偃月刀，但在我的眼里，这把刀就是我那把。我很兴奋，紧紧握住就是不撒手，死活要拿走玩玩。安定很舍不得，但又不好意思推辞，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心爱之物被我席卷而去。最后，这把刀的命运也和前一把刀一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了。
东拉西扯了那么多，但总感到缺了点什么，其实不是缺了点，而是缺的太多。那些朝夕相处的同窗战友们为什么没有登场？他们在哪儿？其实他们始终就在我的身旁。他们鲜活的音容笑貌就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边。虽然，我在陇川仅仅待了两年，可就是这短短的两年，却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会集思于笔端，为我们的壮丽年华浓墨重彩的挥毫一书，这是一份沉重的责任。让所有去过陇川的、没去过陇川的人都记住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在陇川贡献了热血青春的一批北京知青。
他就是爱写点子东西而且其损无比，凡是想得起说不出，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他都能倒腾到他的书里，让人看后忍俊不住痛快之至。他的幽默与犀利已经让我们感到是一件武器了。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四队/ 沈芬
1997 年4 月的一天，具体日子不记得了，我的同事跟我说，你们院的王小波去世了！我根本没当回事，道听途说的事多了，根本不可能！我断然否定了这一信息。因为几天前还看见他在院里溜达，一副懒散样，怎么会呢？
但是当所有的报纸和书摊都出现了他的作品和消息的时候，我们院的发小们互相联系去看宋华阿姨的时候，我才觉得王小波确实是真的不见了，我几乎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也无法想象这是真的，也不觉得这是真的，直到张罗着为他筹备追悼会，我的感觉都是他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正躲在哪儿憋坏水呢。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们为他悲伤，他希望我们高高兴兴为他送行，我们也无法忘记他带给人们的快乐与幽默。
在这之前，我几乎没有看过什么他写的东西，只是好多年前他的《王二风流史》在香港出版后，朋友拿来给我看，并问我可有其事的时候，我也只是觉得看他的东西就像跟他说话一样，甚至可以感受到他说话的声调和语气。他就是爱写点子东西而且其损无比，凡是想得起说不出，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他都能倒腾到他的书里，让人看后忍俊不住痛快之至。他从来就是这样，看什么事情都入木三分、痛切肌肤，令当事者尴尬万分，令旁观者窃笑不止。他的幽默与犀利已经让我们感到是一件武器了。
《三联生活周刊》2007 年第14 期为纪念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专门做了一期《王小波的个人生活》专刊，他们派出了各路记者，遍访了王小波曾经生活、学习、下乡、工作过的地方，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写出了关于王小波的一系列文章，包括《从一个作家到自由主义分子》（主笔王小峰），《王小波在云南》（记者王鸿谅 魏一平），《王小波在大院的日子》（记者王鸿谅 魏一平），
《被淹没的王小波工人生涯》（记者葛维樱），
《牟平时期的王小波》（记者王家耀），《王
小波的大学与留学生活》（记者李翊），《王
小波艰辛的成名》（记者葛维樱、武鹏、陈超）
等，《王小波在云南》是其中的一篇。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些记者的
执着和敬业精神，使我们这些曾经与王小波住
在一个大院，上学在一个班，下乡在一个队里
的发小、同学、插友，深受感动，也不不禁使
我想起了许多过去的日子。
当记者魏一平来采访时，问到了王小波写
的小说《黄金时代》里，关于女医生陈清扬的
原型，我们没有人能想出来她的原型是谁，因
此《王小波在云南》一文中特别说明“《黄金
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的故事并不存在”，但
就我对王小波的了解，知道他写的所有东西都是有寓意的，无论是否有原型，而陈
清扬的原型也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直到有一次知青聚会，我遇到李安定，他说
“你们怎么不知道王小波写的陈清扬是谁呐，就是总场医院的当地护士×××呐”。
我这才想起来，王小波因肝炎住了一次总场医院（文中有描写），由于赖小林因肝
炎去世后，农场对知青的任何病情都不敢怠慢，王小波被送到医院后，怕传染不让
知青留下照顾他，于是在住院期间照顾他的就是××× 护士了。当然，王小波把
××× 写到自己的小说里，也就难怪我们不知道原型是谁了，现在总算是清楚了，
但却是再也无法得到王小波的证实了。
上山下乡快40 年，我们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而留在记忆里的青春年华，一
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就像斧子凿在记忆里的一样，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刻骨铭心。
难怪，在王小波逝世10 周年后，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在探寻他的轨迹的时候，发现
在云南的插队生活，始终贯穿和影响着他整个的生命和他的作品。
感觉很久，又仿佛就是昨天，在我们生活成长的教育部大院里，家家都有调皮
捣蛋满世界惹祸的孩子，为了解决孩子们的问题，教育部可真没少下功夫：组织“少
年之家”住集体宿舍，让师范院校的实习生来带着学习；寒假由体育司发冰鞋带着
去中山公园滑冰，暑假开着大卡车带着去什刹海游泳，结果还是有被“气”走了的“老
师”；成立学生食堂，每天由学生帮厨，还有桌长，让自己管理自己；组织下乡劳动，去教育部安定农场，活儿没有干出多少，每天的黄瓜西红柿却下去好几大盆。这一切都带有教育试验的性质，也一直是我们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至今都非常感谢大院给了我们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文革”时，已经很有“思想”的孩子们成立了“教育部红卫兵”组织，这也就是后来能够组织起上百人聚会的基础。但在那时，可真没少让教育部的干部们头疼，同时也成了最让教育部保卫处警惕和担心的对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惹出什么麻烦来：比如“文革”时的“百鸡宴”，不过是要过一个十六七岁的生日，却“偷”了无数人家养的鸡，后来还惊动了派出所的警察来调查。在1995年，已经是有头有脸的教育部子弟们组织了一次上百人规模的聚会（专刊中《王小波在大院的日子》里有一段描写），全教育部的子女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参加，各路人等聚集在“逸仙堂”（原教育部大礼堂，后为老干部局），在大厅的正中央挂着一张巨大的男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大家的兴奋凝聚在那一刻，激动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还一致鼓励王小波写一部“大院里的日子”。保卫处的干部紧张得要命，不知道这些“疯狂”的人们要干什么！我记得我们赴云南的全体知青们还专门照了一张合影呢。此后，再没有机会和条件组织如此规模的聚会了。后来，我们的聚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少，慢慢的，聚会就不断出现在八宝山，可我的梦里却总是在教育部大院。
上中学的时候，王小波在班里就是个蔫出主意的主儿。那时候，他坐在最后一排（个高驼着），一下课，他的桌边就围满了男生，也不知道他在那“忽悠”些什么，弄得一帮男生像傻子似的，总在哈哈大笑。他的蔫儿淘让老师一点办法没有，尤其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本来就有点“茶壶里煮饺子”的劲儿，最严厉的办法也就是用粉笔头砍一下，无奈，我们全班的数学成绩都不怎么样，至今，我仍然数不清楚数呢。
去云南的时候，家长们也是千叮咛万嘱咐的，一起出去要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处于后青春期的男女生之间基本上都不说话。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我们，第一次坐那么长时间的火车——没有卧铺整整坐了三天三夜，居然没有人喊累。要是现在，家长们得多心疼呐。第一次坐那么长时间的汽车——6 天呐，而且是敞篷的卡车，前面的车一开，后面就尘土飞扬，那么险的山路尤其是翻高黎贡山都不敢往下看，居然毫不在乎；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应该还是不应该，只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屯垦戍边”、“不在城里吃闲饭”，更何况我们都是家长被关押的“有问题”家庭的子女，是经过几番申请、努力、表决心，才批准去云南边疆接受再教育的，我们不可能打退堂鼓。
刚到那儿的时候，我们十四队（两个学校“二龙路”和“太平桥”）的男女知青都住在一个大仓库里，一堵墙将男女生隔开，隔墙上面是相通的，两边声音都听得见。大耗子到处乱窜，吓得我们吱哇乱叫，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耗子，跳到蚊帐顶上会把蚊帐跳塌。
男生们经常神出鬼没，王小波属于出主意的。每次出去，回来都会有收获。不是一箩筐菠萝就是一只鸡之类的，反正都跟吃的有关系。那时候知青的胃口好像都特别好。有一次，他们不知从哪儿打了一条蛇回来，兴奋得要命，更是馋得要命，他们把蛇放在火上炖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闻到过那么香的味儿，现在想着好像还能闻到呢，整个院子里都散发着肉香味儿，那时真是挺馋的。
后来，为了给知青盖房子要脱土坯——这可不是个轻省的活儿，光和泥就累得够呛，王小波赶了头水牛骑上（水牛肚子滚圆滚圆的也不知他怎么上去的），在泥塘里踏来踏去，省了我们不少劲儿，最终我们住上了新房子。
还有一次，队里的老职工吵架，有一个老职工在院子里“叫骂”，带高低音儿，像唱歌一样，只是不太好听，一直骂到天黑才算完，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被叫骂声吵醒了，王小波一边刷牙一边慢条斯理地说了句“真行嘿，比马拉松还长呐”， 逗得我们笑了半天。没有多久我们就都学会了所有的基本农活，王小波和赵红旗干犁田和打掼斗的活儿，那绝对是重体力活儿，王小波个高又总像个软骨病，打掼斗把谷子甩得老高，再砸下来像个大虾米，这样的累活儿他们干了很久，小波的肝炎就是太累才引起的。
有时候会想起王小波和赵和平因为打架的事被弄到生产队的托儿所里挨批判（文中也有描述），那么大的个儿和那么小的床，想着就让人发笑，再想起他们俩的那个样子，又无辜又无畏又无奈又无所谓，再加上一副吊儿郎当的劲儿，领导们能不生气嘛，可我们还是觉得那么好笑，这也只是王小波哥们儿义气的一部分。他为了去瑞丽看生病的也是我们院的知青赵东江，是夜里走的，要翻一座大山呢，我后来还问过赵红旗他们，怎么那么大的胆，红旗说，小波这人你还不知道，为不认识的人还能玩命儿呢，更何况是哥们儿，看见了才能放心。后来王小波为了知青的利益还写过小字报、信，促使农场领导在处理知青问题上能够更多的考虑知青的利益。没有几年，知青们挑起了农场里的大梁，司务长、文书、会计、记工员、教师、卫生员、炊事员、拖拉机手、宣传队，所有需要点文化的工作几乎全部由知青承担的，以至于开创了“知青文化”一说，知青为云南的文化普及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为那里的孩子们开启了一扇展望世界的窗口，那些走出大山的孩子们都说“如果没有知青我们永远都不会走出来”。
想想我们刚分到十四队，第一次过南宛河的竹桥，河水哗哗的看着就眼晕，竹桥晃晃的两腿发抖，吓得不敢过就哭；想想我们第一次下水田，不知道得光脚，还穿着鞋袜，看着水田里的水嫌脏还恶心，怎么也下不去；想想我们第一次被蚂蟥咬，到处是血吓得满水田乱跳不知如何是好；想想我们第一次去赶街，看见景颇族、傣
族口吐鲜红的槟榔水，闻着呛人的街子味道，生生被熏了回来；想想第一次栽秧、第一次打谷子、第一次赶牛不怕牛、第一次去老职工家吃饭不觉生疏、第一次坐在菠萝地里吃菠萝一个人削还供不上一个人吃、第一次吃牛肚子果时味蕾得到了生平的“第一次”冲击……多少个第一次，在我们的人生画上了深深的烙印——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烙印。
一直都想组织一次“还乡团”，再一起回云南一趟。只是想光着脚走走我们栽过秧的水田、看看那些让我们心惊胆战的蚂蟥还有没有，趟趟我们十四队边上的南宛河，在晒场上坐坐、晚上数数星星，从田埂上走到景坎去赶一次街，爬到山上看看曾经砍柴、挖药、摘棕叶走过的地方，吃一吃当年没少吃过的鼻涕果、琵琶果、老缅桃、麻山坡和号称水果之王的牛肚子果，还有小小的又酸又涩但又解渴又解乏、每次干活休息时老职工都
会拿出来的橄榄果，但一直没有成行，可我相信，我们总会回去的。2005 年艾建英和艾建平代表我们大家回去了一次十四队，回来后，艾建平说那
些老职工清楚地记得我们每一个知青的名字，而我却非常惭愧，看着艾建平拍回来
的照片，大部分人的名字我都说不上来，只是一个劲儿的说“老了”，我想，我们
回去的话，小孩儿们是不是得叫我们“太奶奶”了呢。在纪念赴云南上山下乡40 周年的日子里，我想把《王小波在云南》这篇文章推
荐给大家，作为我们全体赴云南陇川农场的北京知青，对我们留下的青春和对王小
波及其那些把生命留在了云南的同伴们的记忆吧。2008.12.20
续：终于回家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四队/ 沈芬
2009 年5 月，我终于站在了曾经的“家”门口，听到音讯的老职工们纷纷从各自的家门口向我们围拢过来，我看着一张张曾经那么熟悉的面孔听着一声声那么热情的呼唤，止不住的热泪盈眶。他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和说话的声音都还是跟过去一模一样，真的一点都没有变，就像昨天一样，只是面容经不住岁月的磨砺已显出老态，但我仍然觉得他们就还是昨天的老职工。大家从家里拿来凳子，拿来茶水拿来吃的，我们就坐在院子里一起聊天，老职工们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谁谁谁盖了新房谁谁谁抱了孙儿，有谁调了工作有谁搬了新家，还有谁身体欠佳还有谁离开了大家……我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家，又好像隔世重回到了自己的家。看着面目全非的老房子，想起每天吹了出工号才起床的我们；看着破旧的老晒场，想起收谷子时的挑灯夜战“放卫星”，肩扛满箩筐的谷子入库，个个肩膀都是肿的，累得不想说一句话；看着老职工现在的家，想起我们挨家串着要腌菜吃，老职工们不但不反感还抢着把我们往家里拉。今天，40 年后的我们，回家来探亲，老职工们就跟40 年前一个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但我们没有能够9 个人一起回去，王小波留在了天堂，这次是我和那佳回去看望了陇川的老家。在北京知青网上，很多的网友都留言说“王小波是我们北京知青的骄傲”，那是因为王小波用他的笔描绘了云南，描绘了陇川，描绘了知青的生活，描绘了大家的感受，他写出了知青的苦苦乐乐和用嘲讽的比喻来对现实进行批判。
2010.3.10
陇川农场拉线分厂四队/ 李兰云
从1969 年5 月只身离家去陇川农场，到1990 年率领全家回到北京，我在陇川生活了20 年零7个月。先后在农场作过文书和小学教师，由于工作认真努力，多次受到农场和地区上级机关的表彰。
1987 年2 月，我调入陇川县公安局农场派出所，任内勤民警，还配发了枪弹。面对当时突出的吸毒及各类违法案件，我深感责任重大，总觉得有多少双百姓的眼睛在注视、期待着自己。
当上民警不久，农场发生过一起盗枪杀人案。
1988 年下半年一天清晨，发现一农场职工被枪杀于家门附近。我们在现场找到了弹壳，并立即送往德宏州公安局做鉴定。
此时首先需要确定这子弹是什么枪发射的？枪又是从哪里来的？是否有枪弹被盗？才好定位嫌疑人。
那天一大早，有个干部突然想起昨晚把配发的枪锁在办公桌抽屉了，没有随身带，有些不放心。赶去办公室一看，果然抽屉被撬、枪弹被盗，办公室房顶的瓦也被掀翻了。几乎同时，地处试验站的戒毒所报告：一戒毒人员昨夜逃跑。
案情碰到了一起，我们推测逃跑的可能就是盗抢嫌疑人。该人在部队当过侦察班长，复员后在糖厂工作。有吸毒史，戒毒后又复吸。
鉴于嫌疑人的特殊经历，持枪且吸毒，判断他行凶后可能会暂时逃往境外躲避，但身无半文又会潜回农场寻吃喝、找毒品。决定公安与边防共同蹲守、追捕，全农场进入警戒状态。
经侦查发现嫌疑人的确曾潜回到过拉线、广线等处，但很快又逃至界河那边了。这天，他终于出现在糖厂附近，我们缩小了包围圈，先喊话劝降，并以大树为掩体，逐渐接近。鸣枪示警无效后，无奈将其击毙。
在连续四天四夜的侦破案件和追捕过程中，我没合过眼，始终参与其中。从事公安工作期间，我两次获得陇川县公安局的嘉奖，荣立三等功一次。1989 我调回农场组织干部科工作时，将当初组织配发我的那支五四式手枪及7
颗子弹交回公安局。同年底举家回到北京。回顾在陇川农场生活的岁月，虽然这里远离家乡，生活艰辛，但我生活在胜似亲人的深厚情谊中，那里的热土和人们教会了我善良、勤劳、质朴、坚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背景下的产物，有人说“践踏青春”，有人说“青
春无悔”，但历史毕竟是历史，世间事物没有绝对的是与非，总是以多面展现在世人面前。
陇川的山水是美丽的，陇川人也给我留下无尽的思念。43年过去了，往事悠悠，我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祖国西南边疆，而陇川母亲的乳汁哺养了我。
2012.4 于北京
辣子韭菜汤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二队/ 潘希华
辣子韭菜汤
1970 年的一天，我所在拉线二队有一个北京女知青调到伙房当炊事员，她是我们这儿第一个摆脱艰苦大田劳动的北京知青。我羡慕又有点妒忌地称她“厨娘”（碍着男女生不说话，只能背地称呼），更是好奇地观察她的厨艺。
没想到，厨娘向老炊事员学艺没两天，就出徒独立操作了。不像如今的厨师，3年学徒还不能上灶掌勺呐。
那时候，食物极度匮乏，没肉没油的，就是一手炖！嗨，哪是炖呐，就是煮！芋头梗，煮！洋芋，煮！芭蕉芯，煮！老豌豆，煮！菜花，煮……咱们从小在家看惯奶奶、姥姥、妈妈都是油热了，放葱花、姜末，“呲啦”一声，那味飘散得香啊！精神会餐解馋时，那留香啊就挥之不去！
印象最深的是“厨娘”做的辣子韭菜汤，天下一品，不含任何添加剂，绝对绿色、健康饮品。凭我观察，还特别省“厨娘”的体力：将一把韭菜切成末，烧一锅开水，静等大伙收工打饭。大田收工了，只见“厨娘”从容不迫地把韭菜末倒在锅底，左手一把盐，右手一勺辣椒面，一桶开水浇下去，齐活！要是赶上司务长犒劳，还会哆哆嗦嗦地舀上一小勺缅甸猪油撒上油花。韭菜末在汤锅面上“绿莹莹”的飘，红红的辣子点缀汤波，煞是好看。满心欢喜用勺子一捞，立马傻眼，就是一勺子辣盐水。一把韭菜做成的汤要分到几十号人的搪瓷饭盆里，你说上哪儿找韭菜末呀！
当年，我悟出得罪谁也别得罪“厨娘”的道理，得罪队长都没关系，混到大田劳动呗，还能怎么样！可“厨娘”得罪不得，她的权力之一是称饭，秤杆的高低决定你是前半夜饿，还是后半夜饿。
不知怎么得罪了“厨娘”，打饭时常遇秤杆偏低，秤盘再一翻转，“啪”地往饭盆一扣，米粒又掉回箩筐不少。咱傻小子没辙，一勺子辣盐水泡碗糙米饭的日子可没少过，难以想见植物王国的地界竟有韭菜末汤当菜的日子。
近来常胡思乱想，如果我们没有返城，还都在陇川，时常喝着辣子韭菜汤，保准握着血压表，为找不着血压着急哪！
吴大爹
吴大爹，保山人，初小文化。我们到拉线二队时，他已经有把年纪了，两鬓染霜，可腰杆挺拔，腿脚轻灵，黝黑的脸上嵌着更黑亮的小眼睛，透出有别所有老倌倌的神采。我发自内心恭敬地称他“吴大爹”，有人还嬉笑我俩似爷孙。
对他的印象首先是位“理论家”，学习、开会，他总第一个发言。第一次听他开谈，着实把知青们“嚇”了一跳，只见他从稻谷草编的矮凳上噌地站起来，大手一挥，洪钟般嗓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英雄的54 军……”
好家伙，在这犄角旮旯，能说出这等高深之语！我们洗耳恭听，怪不得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哪！抻脖竖耳等着听“社会主义革命”的下文，按意识流也该说到1969年的革命形势之下了吧，怎么嗓音降调，没词啦。也许是老人太慷慨激昂忘词了？等着听呀，下面的话立即转到插秧割稻、养猪放牛……赶情就这一句开门红，下文就联系实际活学活用了。时至今日，第一次听到的、那听得耳朵起茧的老人家那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仍震耳发聩。
吴大爹的表现欲极强。只要听说队里有什么事，如“分场要来人啦”“新知青要下点了”，老人家就扛着锄头急忙往家跑，一头扎进水桶洗干净，换上难得上身、没有补丁的粗布裤褂，不管啥季节头上都戴顶绒线帽，坐在茅草屋门口的小篾凳上，搭跷着腿，露出那一尘不染、手衲的“孩（鞋）子”，怀抱小月琴，闭眼拨弹吟哼……随心所欲，淡然飘悠，没人知道弹的什么曲，唱的什么歌，反正今天弹吟的和昨天肯定不一样，那意境深了去了。我住他家侧面的砖瓦房，开始留心地听，后来就刮过耳边，听了好几年的曲，都没听懂，也许和那时的心情有关，我当年怎么给吴大爹弹的曲目起了“放驴”的总曲名呢？
吴大爹还讲究养生。在那吃盐巴辣子拌饭的地方，讲“养生”，有这词吗？奢得不得了！当年我水土不服，频频拉肚，消瘦体乏。他讲给我：很简单，就是红糖熬糯米粥，每周一锅，贵在坚持。吴大爹每逢说到红糖糯米粥，就把胸脯拍的啪啪响，连夸“有劲！有劲！”1999 年我回二队时，吴大爹在一队度晚年，还能干活。如今
还在世的话就是90 多岁了，在陇川地界的老倌倌中可算个神人。如今，茅草屋门前抱月琴的老人和那弦音依然清新。
拉线农场的宣传队
刚到陇川那年，将临共和国20 年华诞，总场要求各分场成立宣传队。于是，以北京知青为主的俊男靓女们集中起来，开始了为期5个月的艺术生涯。我不在其中，却好奇地看着他们，常把不去大田劳动的“文艺青年”们当谈资、笑料。
那时条件太艰苦了，除了人，什么装备都没有。没乐器，就边跳边唱；没扩音器，就人声高唱，倍考验肺活量；没服装，就一水国防绿；没有照明，只能点汽灯。演出开始，舞台侧幕处必有一位候着，汽灯坚持不了多久，时不时冲上去打气，成了节目间的过场，此时台上独演，台下哄闹，忒热闹了！
汽灯的舞台效果是演员们看不到的，最败兴的是把演员脸照得青绿青绿的，像大出血后的病态。为了效果只得化浓妆，拼命往脸上抹胭脂、涂油彩，满脸通红，个个像红鸡蛋定格在我脑底。
演了什么节目？印象里忆苦思甜的节目是那时代的标志。记得有个节目是以一老职工的身世为素材，曲调用的是当年特有名的“苦苦菜”，歌词是一男知青抽着老傣烟，熬夜熬出来的，如今我只记得几句“苦苦菜呀根儿黄，挨打受骂多凄凉，一年到头吃不饱哇，苦水里泡大……”字字血、声声泪，演员投入深情，感染、激发着观众对万恶旧社会的仇恨。
还记得一个节目，是表现农场职工战天斗地的场面。男女演员排成两排，右手握镰刀，左手挽稻谷，猫腰上前三步，镰刀一扬，左腿往后一斜步……嗨，还真整齐。水稻丰收了，劳动者分外喜悦，欣慰地摘下脖上的毛巾擦擦汗。忽然，效果大作，雷声轰鸣，暴雨如盆 ，演员们呈前仰后合抵御风雨的样子。危难时刻，男一号挺拔地立在风雨中，手挥似号令，人们集合于他麾下肩并肩、手挽手，表现出农场职工战风斗雨，奋勇抢收稻谷的精神风貌。如此简单的艺术表现手法就吸住了我们的眼球。
左起：周希强、宁悦、傅颖
农场遭灾了 我们也出点力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八队/ 傅颖
2004 年7 月初，媒体报道云南德宏州盈江、陇川、瑞丽等县市普降大雨，境内发生洪涝和泥石流灾害，众多人员被洪水和泥石流围困，造成多人失踪和死亡，大量的农作物和房屋被毁。
听到陇川受了灾，我们这些当年陇川农场十八队的北京知青心情都很沉重。
十七八岁，我们到了十八队，虽说后来陆陆续续离开，但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这里度过的，和这块土地有关的一切——厚道的老职工、生产队的凉棚、水稻田甚至那些老水牛——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两天，除了密切关注陇川灾情的发展外，我们也在商量怎么帮助当地的老朋友们。在分析了各种方案后大家认为捐款是最便捷和有效的方式。开始，我们想联系更多的陇川农场北京知青一起来作这件事，但发现操作难度太大：多年没联系，怎么找人？收集捐款需要可靠的人和耐心，谁来干？后来，决定缩小范围，先把我们队北京知青动员起来。十八队的北京知青这些年一直有联系，便于操作。收钱地点定在朱静然妈妈在西单的家，那里是市中心，找起来方便。
消息发出后，第一个来捐钱的是李建华，送来了100 元。当时，他已经下岗一段时间了。
听到消息，葛顺恩专门过来送了100元。单位效益不好，他每天上夜班看仓库，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四五百块。
田云霄（中）、左起：朱静然、詹励、傅颖和上海知青袁冠群、四川知青钟小华
十四队的北京知青沈芬听到我们要捐款支援灾区，特意拿来200 元说：“我不管这钱给十四队还是十八队，反正这是我的心意。”
参加捐款的也不光是北京知青，上海知青刘忠庆就和他的北京知青太太一起捐了200 元。那时，他因为工伤在家吃劳保已经有些年头了，每月收入400 多元，大家开玩笑说他的收入“够喝粥了”。
在捐款的22人中，还有一位从没到过云南的人，他是十八队知青刘润忠的儿子，
父子俩各捐了100 元。在铁道部工作的范海钧忙里偷闲送去了500 块，是捐款最多的。其实，六八届初中毕业的我们，当年已经50 多岁，绝大多数都退休或下岗了，
生活并不宽裕。但面对农场遭受的巨大灾难，大家都想出点力。7 月14 日，在邮局工作的刘润忠代表大家把募得的3000 元捐款电汇到了弄巴分场，并发去了一封慰问信。
陇把（弄巴）四队的老朋友们：
得知你们那里受了大灾，我们这些在四连生活过的北京知青心里都非常难过。不知道你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生活是否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大家的房子和财产有损失吗？最重要的是——人都好吗？请接受我们最深切的问候。
我们非常的想念你们大家，虽然远在北京，但很想为你们做点什么，只是不知道能怎样帮助你们。想起2003 年，非典突袭北京，分别20 多年的老职工没忘我们，纷纷打电话，送来了多年的问候，送来了似长辈更似朋友的关爱，温暖着我们的心。
如今，我们的第二故乡遭遇大灾，尽管我们人到中年，多数已经退休或下岗，但是北京——陇川早已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我们时刻都记挂着那里的热土和朋友。我们愿尽自己的微薄力量，送去一份永久的惦念及爱心，协助你们再次创建美好的家园。
北京知青：宁 悦 刘润忠（包括他儿子） 朱静然 傅 颖 仇 彦 刘忠庆 詹励 李建华 张宝明 许荐华 范海钧 张年茹 李淑英 薛伯勇 王兰军 田云霄 刘庆会 张东阳 葛顺恩 蒋元乐 沈芬(原14队)
2004 年7 月14 日于北京
很快，农场也给我们发回了感谢信
北京知青的老朋友们：
我们于2004 年7 月5 日遭受50 年来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灾害造成了部分职工房屋和财产遭受惨重的损失，所幸无人员伤亡。
当我们职工载（怀）着沉重的心情与灾害作斗争时，于2004 年7 月14 日收到了分别20 多年，远在北京的知青：宁悦、刘润忠（包括其子）、朱静然、傅颖、仇彦、刘忠庆、詹励、李建华、张宝明、许荐华、范海钧、张年茹、李淑英、薛伯勇、王兰军、田云霄、刘庆会、张东阳、葛顺恩、蒋元乐、沈芬的爱心救灾款及慰问信。给遭受损失的职工们减轻了负担，给职工们饱受摧残的心灵带来了些许的温暖和安慰，也给一双双无助的眼神带来了丝丝的欢意（乐），更加快了我们重建家园的步伐。许多职工被你们的真情和爱心深深地感染着，也因为这份真情和爱心，让职工们颤抖着的眼睑流下久违的泪来。
从你们那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对灾区人民的关心和帮助及人们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和决心。
北京知青的老朋友们，我们怀着兴奋、感激和崇敬的心情给你们寄这封信，也借此机会向你们表达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今后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尽快走出灾害带来的阴影，为边疆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出毕生的精力，为实现我们曾经的梦想而更加图强。
老职工们盼望你们再次回到第二故乡来。
此致
敬礼！
陇川农场陇把分场四（18）队全体人员2004 年7 月19 日于陇川
后来农场给每个捐款人寄来一张印在红纸上的非常正式的感谢信；第二年是农场建场50 周年，陇川农场又给我们每个捐款人发了邀请函，请大家回去参加当年9月30 日举行的庆典。这令我们多少有些惭愧，我们只是在农场遭灾时尽了点力，没想到农场如此重视。
2005 年总场宣传队一行人回陇川时，杨开明发现了2004 年的捐款名单还贴在墙上。
回陇川小记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香料厂/ 汪建华
之一：长忆彩云南
在知青岁月的记忆中，留下印象之一的是那所小学校。彩云之南陇川坝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当时的名字叫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中心小学。同遍布在边疆的许许多多农场学校一样，那里的条件实在很简陋，教学设施不足，师资更是缺乏。从上世纪50年代起陆续来到边疆的转业军人、支边农工、垦荒队员的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学习。知青来到农场一段时间以后，陆续有人被调到这样的中小学。
我在边疆最后两年的日子就是在这个学校度过的。在我把知识和真诚留给那些纯朴可爱的学生们的时候，更得到了孩子们回报给我的那份久久的天真和美好。
从北京来到万里之遥的云南边疆，一切都那么陌生，那么匆忙，这也是知青时代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一年半的香料厂工作，一年半的宣传队生活，都让我记忆。但我的记忆却常常被定格在最后那段学校的情景中。因为那段日子让我在茫然中感到一些充实，因为我曾经主动地做过什么。
于是，脑海里户撒山南宛河在蓝天白云中渐渐清晰，晨霭中的大青树月光下的凤尾竹多了些诗意，陇川坝子被这种情感抹上了几笔美丽的色彩。
2004 年末，因为工作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陇川。这是离开农场三十年后第一次回来。不足一天的时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只远远地看过香料厂、实验站、小学校，看望了几位当年在一起的老职工，甚至来不及走近我曾经住过的小屋、站立过的讲台就走了。一天的陇川，像路人的目光碰撞了一下，又分开了。可这一眼让我铭记。眼前常常现出知青时的情景，从模糊到清晰，在清晰中又渐渐远去。
我开始想念陇川了。
第二年，当时团宣传队的几个北京知青相约回农场。虽然日程被排得满满的，我还是回到久别30年的小学，抽时间去看望了小学校的几位老师。老师们都已退休，花白的头发，沧桑的面容。那一排土坯房的教室没有了，挂在屋檐下天天敲响的钢板没有了，我住过临街的小木屋也没有了。可是，我却分明看到带我走上讲台时老教师信任的目光和教室里学生们明亮的眼睛；听到我们一起游戏的笑语和孩子们夹着乡音的朗朗的读书声。
是呀，我的五一班的学生们如今早过了不惑之年，他们都在哪里？怎么样呢？我带着新的挂念回到了北京。
2007 年的春天，同学们的消息陆续传到了我这里。一封封长长的邮件和短信，一句句真情的述说和问候；电话里快乐天真的话语，照片上仍似当年的面庞。这就是30 年前农场的那群孩子吗？变了。英俊了，漂亮了，成熟了。他们拉起我长长的记忆。
“老师，您会回来看我们吗？”
“会的。”
“您真的会来？”
“真的，一定！”
承诺，让我不敢怠慢。但让我更感动的是，不怠慢的何止是我。不久，学生们告诉我，经过互相转告和商量，已经激动过的他们，为我答应的陇川行安排了路线、日程和活动内容，连昆明、芒市、陇川的组织者也确定下来。我感动着，准备着启程。
10 月，金秋时节，我又踏上了回陇川的那条长长的路。这次是专门去那里看望我突然惦记起的学生们，去感受那所小学留给我的影子，回忆知青的另一段经历。
彩云之南，你为何让我长记？
之二：细雨忆春华
从踏上云南的那一刻，我就被学生的热情包围着。我真的没有想到，甚至无法相信，在那样的年代，一群天真幼稚的小学生，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知青，一段并不长久的师生经历和一些早已远去的小事，会让早已几多超然的我这样感动。
第一站的目的地是陇川弄巴（现已正式更名为陇把镇）。我从北京飞到昆明，没有停歇又飞到芒市，是学生们开车把我接到弄巴的。那里是大家定下的“主会场”。也对，农场的往事留在农场来回忆和感受。活动的主题是“33年后的师生聚会”和“木瑙纵歌家乡的联欢”。
聚会的地方被学生们精心地设计成当年教室的模样，黑板上写着“汪老师，欢迎您再回故乡”。上午，我被学生们拥进了会场，当年任教的几位老师也被大家请到了这里。亲切的融融之情弥漫在教室里，小有成就的学生在旧日的老师面前讲起自己的成长突然羞涩了，低着头，搓着手；站在讲台前的我也仿佛回到当年，像教数学、讲故事那样娓娓道着我的感受。
是会场还是教室？所以让我那么熟悉，是因为我又回到了讲台前。说了什么已经忘记，但都是心里话。
最有特色的活动被安排在章凤的广山乡。景颇族的山寨，景颇族的木瑙舞，景颇族的绿叶宴，景颇族的米酒映衬着师生相聚的主题。
知青时我们的宣传队演过表现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歌舞剧《南宛河畔》，景颇族的姑娘小伙会从远远的寨子赶来观看；知青时我们赶章凤、弄巴、城子的街子，会从景颇族大妈的手中买来鸡蛋、芭蕉、黄果解解馋。
此刻，置身在这样的情景中，知青生活的酸甜苦辣一下涌了上来，倒让我更珍惜这次的陇川行。感谢学生们的用心。
聚会的高潮在晚上。上午说过了，下午看过了，晚上是自己的欢乐。没想到在大家的一轮歌声之后，学生们突然身披“老师，您辛苦了”的绶带走到舞台上，他们打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标，掌声响起来，我的嗓音哽咽了。学生们用深情的目光告诉我，知青老师给他们留下了什么。
我在学校大部分的时间是教毕业班的数学和兼学校的音乐课。如今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集中在陇川、芒市和昆明，我们的活动也顺序被安排在这三个地方。按他们的说法叫“一个也不能少”。
离开了农场，第二站到芒市，最后一站是昆明，聚会的热烈被一次次重复着。我时时感受到学生们精心认真的策划，细致周密的组织。虽然经过30 多年了，步入中年的他们却以农场孩子特有的纯朴和真实，表露着此时此刻的心情。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他们长大了，仍在继续努力。这种努力的动力，有在他们幼小心灵中知青老师们播下的种子。
这次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日子里，我常常会听到他们讲起与我相关的小故事，平
常的小事。这些我早已忘记，甚至在当时就是无意的举动，他们却那么细致地记在心里。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都开心着，连我也沉浸在莫名的满足中。我想把几段这样的“悄悄话”连同我的“心语”，原汁原味地记下，权当回陇川时偶然采来的几朵山花，随意拾得的几粒秋果，作为我被学生们别样的感动。
打饭
那一次我没有完成作业。 放学以后，老师留下我补作业，留我的老师不是您。（他没有说是哪个老师，但他一定还记得。 因为他短短的停顿告诉了我。所以好也罢，
赖也罢，老师在学生心中是记忆永远啊！）老师说补不完不让回家。中午呀，肚子好饿。
想不到您为我打来午饭。
吃着老师端来的饭菜，味儿都不一样，心里美滋滋的。那时不但没有因为不完成作业而检讨，反觉得比好学生还幸福。这顿饭我一直忘不掉。后来懂事了，知道对老师最好的报答就是好好学习，做个好学生。（让我说什么呢？除了感动还是感动。这是个既聪明又调皮的学生。那顿饭，应该就是食堂打来的一大瓷缸饭菜。这次，我知道他也当了老师，如果这个记忆对他有用，就随他记了。）——记一个男同学的话
下课前的5 分钟
汪老师，我们小学时最忘不掉的是您每堂课的最后5 分钟。那时，只要我们认真上课，听话了， 那最后的五分钟就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这事儿，我记得。因为当时很在心。）您说，好好听讲，课上好了，才有故事听。同学们就互相监督，谁也不在课堂上闹。什么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白雪公主，一次讲不完，就盼下一次。
（那时的我能有几个故事呀。搜肠刮肚地把儿时母亲、老师讲的、书上看的讲出来。
我用自己听故事时的心情去想我的学生们。）——记一群学生的话
香橡皮
那年开学，您从北京回来，给我们每个同学一件小礼物。给女生的有小手帕，给男生的有铅笔、橡皮。手帕上有美丽的图画，那种橡皮是香的，我们第一次知道有香橡皮。
我们得到礼物，高兴得睡不着觉。（我真没想到有这样震撼的效果。那次我回京探亲， 回来时想给我的学生们带点小礼物。我虽然也不大，但就觉得我是大人，他们是孩子。）您知道吗？小猛儿（此处用了化名，合适些）拿到橡皮，闻着香味像水果糖，还偷偷咬了一口呢！这些礼物我们舍不得用，保存着。（这个结果我就
不知道了，连想都想不到。 我一直笑了很久。早知道，我再送小猛儿一块如橡皮一样的水果糖啊。）——记一个同学的话
偶像
汪老师，您知道吗，我们那时最喜欢上您的课。（如果能喜欢，我当然高兴，我确实很认真。）我们喜欢您穿着的衣服。（天啊！那个年代我们能穿什么？ 最多就是有点碎花有点小格的的确良。）我们喜欢您梳的头发。（就是那个小短辫儿吗？） 我们常常悄悄地看着您， 您是我们男生的偶像。（男生？一群刚刚高过桌子的小男孩儿！ 听得我开怀大笑，如听天外的故事。）——记几个男生的话
当年我给学生们讲故事，想不到今天又听到学生们给我讲故事，比我讲的美妙多了。我想，知青老师们一定会有很多同样美妙的故事留在农场一代子弟的心里；而所有知青都会有很多更加美妙的故事留在农场老职工的心里，留在那片曾经共同生活共同战斗的土地上。
之三：桃李已成林
从陇川回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眼前总有农场的影子，有那所已经改变了面貌，耸立着新教学楼的小学校，有那群仿佛是一夜间长大了的学生们。
是呀，这次行程既不是游历山水，也不是应命赴约，这是一次找寻。找寻，让我又一次记起“知青”的名字，想到那段特殊的日子。所以记起，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曾经走过；所以想到，尽在情理中，因为它不会让走过的人忘记。
知青没有忘却，在历史划出的轨迹中，走过的“上山下乡”这一步和由此留下的抹不去的脚印。一代人的生涯，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启程。知青没有忘却，因为这段经历，接踵而来的挣扎和求索，拼搏和努力。逝去的时光连着的延续。当然，边疆也不会忘却，知青在当时的艰苦和坎坷中，怎样磨砺意志，培养坚韧。边疆更不会忘却，知青辛劳的汗水和他们用真情与才智在那里走出的印痕。
和学生们一起倚在陇川坝子那郁郁葱葱、遮天蔽日的大青树下，记起了管子的名句：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是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农场那一望无际的稻田，连绵不断的甘蔗林曾留下了知青的身影。冒着烈日，顶着星星，迎着风雨，耐着蚊虫，让一片片的水面变绿了，变黄了；让一棵棵的蔗苗长高了，长甜了。其实，农场的哪一个角落没有留下知青的足迹？就连当年农场那一拨孩子的成长中不也有知青的影子吗？
听说，当年从各地陆续来到农场的1700 多名知青中，先后有128人担任过这里中小学的老师，在将近十年的时光里，农场的子弟们从他们的知青老师那里，知道了陇川坝子以外更多的故事，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着新的信息。以后，很多学生走出这里，一直走到今日的成功。
到达农场的那个傍晚，我走在弄巴场部的街市上。水泥铺设的公路变宽了，改直了，路边的灯火也比以前明亮。站在变了样的路旁，我却像昨天刚刚离开一样，没有陌生感。我甚至可以说出新的楼房处以前是什么地方；我可以指出通向当年我曾到过那些连队、分场、试验站的方向。
在以后两天匆匆的印象中，40 年前的场部小院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高高的办公大楼；糖厂变了，学校、医院也变了，变得有了新房子、新设备；听说有的队也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改造。但是对这些，我也没有陌生感。这些地方在我的眼前分明还是旧日的轮廓，连走动着的人们也同当年一样。
然而，让我多看上两眼，又被清晰记住的不是这些。是没有改变模样的香料厂，我第一次栖息的地方（如今早已不再生产香茅油，而是改作他用）；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住过的土坯房（如今已在农场的改革中分配属于了职工）；是仍然简陋陈旧的生产队环境和至今仍历历在目的2004 年“7.5”洪灾留下的创伤。多年以后，农场变化的脚步仍旧蹒跚，我怎么会陌生呢？
不陌生，是印象，是牵挂；不陌生，是希望，是祈愿。
当年的知青，人在这里，心在故乡；如今的知青，人早已离去，心怎么又回到这个地方。
对于上山下乡，那个特定时代的一场特殊事件，历史早已把它凝固在那里。人们已经说过很多，甚至已经不愿再多说。关于青春的讨论，纷纷扬扬。给知青的“青春”戴上了那么多或者激昂，或者伤感，或者豪迈，或者无奈的副词。然而，这一切对于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知青们，恐怕已经会平静客观地看待了。
再过些天，又是新的一年了。2009 年，300 多名北京知青到陇川农场上山下乡40 年的日子。青春已经逝去，应该的缤纷多彩、充满活力，被时代无情地夺去。还一定要当
事者说些什么吗？想到这些，我的心很静。陇川，彩云之南的那个坝子，我曾经生活过。知青，特殊年代的一个群体，我曾经经历过。在陇川山水的小路上，有我悄悄地身影；在知青流动的长河中，有我淡淡的轨迹。此刻，在我和学生们相聚的时候，写下我对这里长长的记忆；留下我和学生们
细雨般的情谊。让我在芬芳桃李中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乡送上默默的祝福。除此以外，我还需要什么吗？
2008年12 月于北京
赖小林病逝前后
陇川农场广线分场九队/ 胡宁光
每当知青战友们问我赖小林生于何年何月、逝于何月何日、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这一类细节情况时，我都会感到有些羞愧和遗憾，因为我不知道。虽然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校友，在云南陇川农场广线九队又同在一个宿舍生活劳动，但在仅仅9 个月的接触中我只记住了一个名字和一张年轻的笑脸。尽管如此，赖小林这个名字，这件事，在云南陇川农场的知青和老职工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了北京知青献身红土地的典范。
赖小林之死
我们是在1969 年5 月15 日北京知青赴云南支边的火车上认识的，他比我年龄大（我是六八届初中生），是我的学长，至于是几年级的我不清楚。我们35 中的部分同学一路坐火车汽车都在一起。赖小林的父母是军队干部，所以总是喜欢戴着一顶国防绿的帽子，笑眯眯的样子非常帅气。
下到生产队后，赖小林、张炜敏、王大力和我分在一间宿舍里。小林篮球打得很好，记得初到陇川农场，我们连队的知青李新民、赖小林、张炜敏、还有水工队的毛跃进等组织知青联队和总厂及各分场的老职工队进行过多次篮球比赛。
赖小林也比我们见多识广，经常讲些当时时髦的话题和奇文趣事，特别是讲鬼的故事，在晚上自己吓唬自己。知青生活比较枯燥，但是我们年轻，我们有活力，我们经常在一起唱《山楂树》、《三套车》、《红河谷》等那时被禁唱的“黄歌”，来缓解劳累和想家的情绪。
当年我们中学是一所男生学校，全是清一色的男生。我们分配到九队时还搭配了女子学校36 中学的N 多名女生。不久赖小林看上了其中一名女生，经常夸她“条顺盘儿亮”，所以我经常开他的玩笑，每当我们拿他取笑时，他却一本正经，落落大方。后来宣传队的同学老毛却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宣传队的女知青，俩人相处得也很好。
刚到农场我们分在一个小队，开始参加生产劳动我们知青都不习惯，可是赖小林却踏踏实实，从不投机取巧，在老职工中口碑很好。1969 年夏天下大雨，我们广线九队地势低洼，南宛河水漫过河堤淹没了我们队大部分农田和部分房屋，冲垮了牛圈。我们大部分北京知青男生和几个老职工冒险游过汹涌的南宛河去对面山上砍毛竹盖牛棚，回来的时候，小林和我扛着一棵毛竹，当时我不到17 岁，沉重的毛竹压得我肩膀生疼，老是左右换肩。摇摇晃晃走了不多远，感觉好多了，还以为练出来了。中途休息时才发现，走在后面的小林默默地把毛竹的大部分重量移到自己的肩上。这种大哥哥一样的关怀与爱护，在生活和劳动中还有很多。
从北京到边疆，从上学到劳动，从父母供养到自食其力，实际生活的反差非常大。没想到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1970 年初（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赖小林日渐消瘦，经检查得了肝炎。什么原因至今也不清楚，或许水土不服？或许条件艰苦？或许是卫生条件差？或许劳累过度？就这样他住进了陇川总场医院。
几天后，连队突然派我到医院陪床看护，我心中感觉不妙，背起铺盖卷匆匆赶到医院。果然，小林得的是急性黄疸型肝炎，几天的工夫，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就变得又黄又瘦，用当地人的话“黄的掉渣”。因为他得的是传染性很强的疾病，为了防止传染，得把他隔离起来，所以需要专人陪护。但我不在乎，我自信有免疫力。他每天除了输液很少进食，有时吃点东西就全都吐出来，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真不知如何安慰他。他却比较开朗，和过去一样与我聊天侃大山。连队的同学们来看望他，也是笑脸相迎。虽然医院的大夫们忙前忙后，但他的病情依然没有什么起色。
突然一天他说想吃西瓜，我以为病情出现好转就告诉了医生，可由于不是赶街的日子，根本找不到西瓜。没想到，第二天病情突变，大夫们急得团团转，采取各项措施，最后还是被转送到了芒市医院。
在决定转不转院的过程中，分歧也很大，有人认为转院，病人受不了，半路会发生生命危险；也有人认为越早转院越好。最后实在没办法，还是转院了。
我卷起行李回到连队，期盼着能从芒市传来好消息。可是没过两天，赖小林病逝的噩耗就传来了。队里北京知青听到消息后抱头哭作一团，并且停工到团部讨说法。本来，我们刚到边疆，就有一些受骗上当的感觉，这完全是由于我们年龄小，对困难估计不足，虽然有一颗火热的心，但看到农场如此的生活环境，如此的劳动条件，和我们在北京读到《边疆晓歌》时的幻想与憧憬完全不同。
赖小林的病逝成了导火索，激起了知青们的不满情绪。大家提出：第一，要求追究医院治疗责任，认为应该及早转送芒市医院，是弄巴医院把病情拖延耽误了；第二，要追认小林为烈士，并将遗体运回北京安葬；第三，借此事提高卫生条件、劳动条件和知青待遇。其实从我看护几天的情况来看，医院也尽了最大努力，无奈当年的医疗条件和水平有限，在病情恶化的当天，农场医院想尽了各种办法，是迫不得已才转到芒市医院的。
在我们连队知青的强烈要求下，为了不把事情扩大，总场同意派车让我们九队
全体北京知青去芒市医院接回了小林的遗体，同时他的母亲也赶到了云南。他母亲来到连队，看了儿子生前劳动生活过的地方，我们全连北京知青泪如雨下，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妈妈，看到了北京亲人。按照国家规定，由于尸体不能长途运输，何况又是传染病，只能就地安葬。记得下葬的地点是广线分场西边的一个山包上，我们队的知青都到了，每人胸前佩戴
着女同学们亲手制作的白色小花，还有来自其他连队的北京知青代表、老职工代表。简短的追悼会后，4 名分场领导带着厚厚的口罩（怕传染肝炎）亲自抬棺，一步一步踏着红土地走到山顶，把棺木放到深深的土坑中，这一幕，也埋入我们在场知青的记忆中。那情景我至今印象深刻。
事后，知青提出的其他要求可想而知，除了连队新打了一口水井，稍微改善了吃水卫生的条件之外，其他要求就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了了之了。这件事当时影响较大，也算是知青集体抗争维权的一次尝试。赖小林恐怕也是最早埋葬在云南的北京知青之一吧。
扫 墓
40 多年过去了，仿佛就在昨天。2009 年5 月20 日，云南陇川农场北京知青回访团下午为赖小林扫墓。当年受条件限制，赖小林的墓地十分简陋，甚至连墓碑也没有，多亏事前和农场方面取得了联系，不然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的墓地。不同的是，过去墓地所在的光秃秃的荒坡，现在经过绿化已是满山青翠。
我们简单的清除了周边的杂草，摆放了从农场带来的米酒、糕点和鲜花。赖小林的墓地现在依然没有墓碑，我们全体围成一周，简单地介绍了赖小林的情况，宣读了祭文，战友们和老职工代表逐个从墓前走过，向这位长眠在边疆的战友默哀鞠躬致敬。同时我们也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所有知青为之付出的青春岁月表示深深的敬意。
关于墓碑，也许是我们生者的最大的疏忽和遗憾，尽管当年我们知青给农场各级领导提出过立墓碑一事，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具体的人来操作这件事情，同时也没有人真正记得赖小林生于何年何月，病逝于几月几日。
后来，我还这么想过，墓碑有这么重要吗？只要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记忆中存在就够了。如果真有天堂，我们深切祝福他在天国安好，音貌依旧，快乐永远！逝去的生命不能挽回，对死者的哀悼就是对生者的祝愿，在缅怀逝者的同时，希望活着的人好好爱着身边的亲人，好好珍惜今天的时光，健康、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写给留在陇川的兄弟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五队/ 宛金泉
1970 年1 月5 日傍晚，在城子( 陇川旧城)，我接到“大洋马”王凤琼从营部总机室打来的电话。她说，我知道你和朱正祥最要好，所以就告诉你，朱正祥被人用枪打了，正在营部卫生所抢救，知青都在，就差你了……我立刻向工作队领导请了假，慌乱地收拾起行李，疯了般地截了一辆东方红拖拉机，在寒风中奔回了拉线。
去世时，他不满18 岁
朱正祥是在午睡睡梦中，被另一个北京知青擦枪时走火打中的。子弹从我床头前的篾笆穿过，钻进他的后背，又拐弯进了他的头部。他的旁边还睡着知青王宝秀，幸亏子弹没有穿膛。
枪声惊动了电站所有的人。当人们来到那蚊帐里寻找弹头时，才发现朱正祥还静静地躺在竹篾笆床上。他依然安详地微笑着……
赶到拉线后，我却再也不敢拉开盖布看他最后一眼。在我的脑海里，他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去边防工作队，他送我时的样子。他的音容笑貌是那样地清纯和青春。他的身影宛如一团正气祥云，瞬间从我们中间飘向天上。他这个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朱正祥比我年纪小，他是六七届老初二的。我们在连队认识，从拉线电站开始
接触，前后不足4 个月。我们俩的床铺紧挨着，我们还共用同一张竹桌和煤油灯。他之所以能够走进我的心里，是因为午饭时他经常从他的那份饭里拨出几口给我。他说我干活太玩命了，要多吃点。有时，他干脆多买半份匀给我。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份情谊在我的心中还是满满的。而我无以为报的歉意也是满满的。
我们上山砍竹子或背木柴时，他总跟在我的后面，不论数量和质量都不逊色于我。下山后我们俩也不休息，立刻就返回山上去接体弱的女知青。记得他
跟我说过，他母亲不愿意他来云南，因
为他的两个哥哥都已经插队了。他母亲
甚至说，如果你非要走，我就去火葬场。
但他还是来云南了，并永远地留在
了那片土地上，去世时还不满18 岁。
他的葬礼后，我们在电站开会，而那一天恰好是他的18 岁生日。会议中，电站领导征求知青们的意见。我们提出三条：第一，我们要求组织追认朱正祥为烈士；第二，如果上级领导不同意，我们退而求其次，要求组织认定为工伤；第三，我们要求为他立一个墓碑。
肇事者也是一位北京知青。依照正祥在世时的为人，我在会上说，我代他的在天之灵提出，不要“一枪打两人”了，让肇事者早一点出“炮楼”(关押肇事者的地方)，还挣原级工资（工资22 块半加6 元边疆补助），以便能够代正祥尽孝。领导和多数知青都同意我的意见，即不要“一枪打两人”。但是，肇事者代替正祥尽孝之事，在当时既无法律依据，也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只能凭天理良心吧。
在陇川呆了一年半之后，我找北京知青杨开明借了钱，回北京探亲。回到北京后，我很想去看看正祥的母亲。但是，张星光说他去看过正祥的母亲了，那位老人家经历失子之痛后几乎疯了。张星光劝我们不要再去了。我想，我们也都是穷光蛋，去了也不能给老人任何帮助，还可能令她徒增痛苦。从此，穷困阻隔了我们，再想报答也已经太迟了。
正祥的葬礼还是很隆重的。老职工说，这在陇川县这还是头一回。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北京知青李安定等人带头与营部交涉，以及众多知青强烈要求；另一方面，是龙营长和戚得顺教导员也担心知青闹事，尽量安抚，而且他们也都是现役军人，尚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出殡那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百个老职工都来了，拉线的七十多名知青无一例外地全参加了。没想到正祥的死，竟意外地使我们拉线的知青表现出极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稍稍减轻了一些我们的悲痛，也略微消解了一些知青莫名的愤懑。在女知青的痛哭声中，正祥入土了。年轻的我们第一次感到，死亡竟然离我们这么近，其他的也不敢多想什么了。
一年后，我们把朱正祥的碑立了起来
正祥的墓碑是当地的老职工吴豹子( 其人力大无比，曾只身与豹子搏斗，当时身份是“坏分子”) 和吴兴位老师傅精心打制的。墓碑刻好半年之后，仍然没有人提出给正祥立碑。有一次，这两位师傅和我说，墓碑老放在山上不好。我明白了他们的言外之意。某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请他们帮我把碑装到站里的牛车上，想自己先把它运下山再说。谁知，在下山坡时，老牛突然跪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无论我怎样轰它都不起来。我不禁流下了眼泪。难道这老牛也知道悲天悯人么？朱正祥是在这个电站上去世的呀。电站书记“马蜂王”恰好从山下回来，看见了这个情景就说，你干嘛把牛车的手闸攥得那么死呀？原来是我在慌乱中把手闸卡死了，老牛根本走不了。书记说明天派基建队的马车给拉下山。那之后，正祥的墓碑就被放在营部的路边，达半年之久。
第二年开春，我和知青李贵唐（已故）商量，还是我们知青自己给正祥立碑吧。当然，我们先请示了营领导。
知青罗威传达戚教导员的要求：第一，不准利用上工时间去立碑；第二，立碑时不准再乱唱（我们在正祥的遗体前曾经唱过《国际歌》告别）；第三，不准借题发挥、聚众闹事。我们答应了。立碑的那一天，我们十几个男知青都静悄悄地，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忍悲含泪，把朱正祥的碑立了起来。后来才听说，那一天，五队的领导们也都严阵以待，以防生事。
那一天，李贵唐兄弟俩半个月的饭票都被男知青们吃掉了。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朱正祥的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至今我都说不出来。一位当年的知情人说：至少他是死在修建拉线电站上的，是“被献身”给广阔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的，这还不伟大吗？
事情过去近半个世纪了，我本不愿意再重提往事。为了忘却的纪念，我同意写下这篇短文。
写于2011.7.20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九队/ 戚玲
在纪念北京知青赴云南陇川农场下乡40 周年筹备会上，有人提议我写写在农场摔伤的事，我左思右想无法拒绝，虽然我的文笔很差，但为了这段知青的历史，为了受伤后我亲身体会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我还是拿起了笔。
钢丝绳滑脱，我从10 米高的地方摔下来
那是我们到云南农场的第五个年头，按照惯例每年春季榨糖时，都要以营为单位抽人，组建“协作连”到糖厂干活。我们三营抽调了28 名知青，我被任命为“协作连”指导员。
那时知青满怀热情，干起活来从不惜力。我作为指导员更是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走在前面。
1974年3月14日晚上，我在糖厂锅炉房下面干活，往传送带上的煤车里铲煤。煤车装满后，通过由下向上的传送带把煤运到十多米高的锅炉房。大约11 点钟，我听到锅炉房上面有喊声，但机器的轰鸣声使我听不清楚喊什么。我以为有什么事情，就赶紧登梯子上了锅炉房。一个职工说：“没事，让你站得远点，别碰着你。”我看到没什么事情，就准备到下面接着铲煤。
这时，倒空的煤车正转回在我面前，我突然想搭乘煤车下去（以前曾见过有人坐煤车上下）。身旁的四川知青周玉良也想下去，我开玩笑地说：“我先坐，你下趟，4 分钱一张票。”
说话间我左脚就跨上了煤车，右腿刚落地还没来得及踩实，不知怎么回事煤车就突然直冲下去。只听“哐”的一声巨响，煤车载着我从十米高的锅炉房重重地摔在地上。
事后我才知道，这次事故的原因是煤车的钢丝绳滑脱了。
剧烈的疼痛使我一动都不能动，衣裤被血水染红。大家看到我的惨相都惊呆了。几个人冲过来，把我从煤车里抬出来，糖厂卫生室的大夫们看到我的伤势，立刻用担架把我抬到了场部医院。
深夜，场部医院的医生们为我做了伤口处理，止血、包扎、输液。由于伤势严重，失血过多，医生们决定马上把我送到师部医院。教导员、营长立刻到各连队喊醒了熟睡中的人们，为我找来献血的人。凌晨3 点多钟，我被战友们抬上了去芒市师部医院的专车。为了减轻路上的颠簸，还特意装了半车的白糖。同去的有场部医院的院长、医生、护士、三营营长及17 名准备为我输血的知青战友和农场职工。
在医院得到最好的治疗和照顾
第二天上午到达芒市师部医院，当时我已是半休克状态。缠着绷带的左脚肿得有碗口大小，皮肤也开始发黑。接诊的是上海大夫，见到我一个劲叫喊“勿来塞！勿来塞！”（意思是不好啊！他是指绷带没有定时放松，脚可能会坏死）经过X光片检查，我第一腰椎粉碎性骨折，左脚2、3、4、5 跖骨开放、粉碎性骨折，要立即实施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手术进行了4 个多小时，术后，我的脚被打上了厚厚的石膏，一动不能动。腰椎的骨折则采取了保守治疗，腰下加垫使之复位，这需要卧床6 个
月。手术当中，四川知青黄贵庭、上作者1974 年在芒市师部医院住院时的病情证明
海知青宋小鸽为我献了血。（宋小鸽为我献血，是在20 年后我才知道的。他就在北京工作，在一个知青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找到他，也才能当面对他道一声谢谢！）
几天后，送我到医院的同志们要回农场了，营长给我留下80 元钱，劝我安心养病不要多想，配合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并且安排了好友蒋淑华留下来照顾我。
住院期间我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和照顾。当时芒市师部医院刚由上海下放来了一批医生，他们带来了德宏地区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负责为我治疗的上海李大夫，不仅医术高超、经验丰富而且医德高尚，每天都到我的床前查看伤情，问寒问暖。看到我着急时，就耐心地对我解释劝说，给了我许多安慰和鼓励。
医院的护士对我更是照顾备至，时常安慰我，还多次为我擦身、洗头、剪指甲。医院领导还特意给我送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军队的女儿》、《红岩》等书籍。为了解决我卧床如厕问题，医院特意在床板中间挖了个洞，让我完全地卧床恢复。
住院6 个月，知青蒋淑华与我朝夕相处。她不仅为我端水送饭、倒屎倒尿、借阅书籍，还买来纸笔和针线，让我在烦闷时学习画画、绣花。已经在芒市工作的同窗好友郞小萌，也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医院陪伴我。
每天都收到“家人”的来信
住院期间师、团、营领导，知青战友多次来医院看望我。连里的老职工还托人给我捎来他们亲手做的好吃的。我摔伤后，怕家人担心没敢告诉他们，假称自己在芒市学习。我在医院里虽然没有北京亲人的照顾，但是每天都会收到农场“家人”的来信。
四川知青张德全、张先徳来信并把钱寄给郞小萌，托她给我买营养品。
尹俊屏托教导员带来了收音机和10元钱，她在信中说“这10元钱是岳微（十四队北京知青）走时留给我的，我一直舍不得花，现在是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了。你如果真正理解同志的情谊，就一定把它收下！”
素不相识的北京知青马铭、上海知青应启敏来信写道：“……眼下我们想到最多的就是你会用什么态度对待病痛。这对你是一个新的严峻的考验。”他们引用英雄保尔的话鼓励我要勇敢、要坚强。
杨百瑾在信中说“……本来摔伤是件坏事，但是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习，养好身体，学习上又有收获，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
老职工段金满、赵国兰夫妇来信写道：“……你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但我们却从你的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希望发扬你那铁姑娘精神，把伤痛踩在脚下。”
已经转到陕西插队的同窗好友王炳秀得知我受伤的消息后，也常来信安慰我。
四川知青黄明清到糖厂接替了我的工作后，代表三营协作连给医院领导写了一封信。院长把这封信拿给我看的时候，我感动得哭了。协作连的战友们把我描绘成一个英雄，请求医院给予我最好的治疗和照顾。看到这封来信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本来我没有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违反操作规程出了事故，不但没有受到批评处分，还按照工伤对待，给予最好的治疗和照顾。我怎么能不惭愧得掉泪呢？
住院的日子里我每周都会收到许多来信，我从这些来信中不断地汲取力量，并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温暖和鼓励。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来信我舍不得丢掉，一直珍藏至今。
1974 年国庆节前，我基本痊愈出院了。医院给了我半年的假期，让我回北京继续治疗休养。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两年后我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到了北京。
内心总是充满感激之情
时隔多年，陇川农场不断有人打听我身体恢复的情况，上海、四川知青及农场老职工到北京时还来看望我，我从内心感谢大家。借此机会告诉关心我的朋友们，伤后我基本没有留下后遗症，现在已经退休了，经常去公园锻炼，爬山、游泳、打乒乓球，一点不比同龄人差。我现在身体很好，生活过得很快乐。
光阴似箭，转瞬间40 年过去了。回想当年，我心里总是充满感激之情。当年要是没有农场领导的重视，连夜抢救，没有医生们高超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没有那么多关心鼓励我的知青战友和老职工，我是很难闯过这一劫的。每当我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就感到人间最宝贵的东西是“真情”。我得到大家的真情救治、真情关爱、真情照顾，是我一辈子的福气和运气。
这件事对我教育极深，使我对生活、对周围的人们充满了感恩之情。我清楚，这种感恩来源于我的亲身经历，更来源于边疆生活的磨练，来源于人间的真情。
回北京工作以后，每当我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想起当年在边疆劳动生活的情景，想到那些可敬可爱的老职工。想到他们生活的艰辛，想到他们的善良乐观，想到我受伤以后大家对我的照顾关心，想到我身上流着战友的鲜血，立刻就会产生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回想40 年前的兵团生活，我更想念当时三营教导员汪生民同志( 已病故)。他严肃认真的外表让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但我却在内心非常佩服和敬重他。因为他关心爱护知青，积极倡导在知青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他曾说过：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但同时你们也是传播文化知识和改造农场落后面貌的。在他的主张和坚持下，营党委大胆发展了李金金、邓贤和我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知青入党。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不说教导员有独到的政治见解和较高的政策水平。
40 年来，我无数次梦回云南。边疆的山水、边疆的稻田、边疆的竹林和村寨，特别是农场、医院里那些亲人般的笑脸，无一不让我魂牵梦绕。2001 年、2009 年我两次回到农场，见到日夜思念的老职工何大孝、尹仕兰、赵国兰、蒋桂香、段金满、王金凯、王贵朝等等亲人。我告诉大家，虽然我在农场摔伤了身体，但我感受到了人间真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第二故乡，不会忘记那些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们，我会始终满怀感激之情，笑对未来人生。
朋友们！我万分感谢你们。我会把你们对我的帮助和爱护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愿整个世界充满爱的真情、爱的奉献。
写于2009 年3 月
小孔雀诞生记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香料厂/ 李安定
1973 年初，我被借到德宏州，和州里的几位画家一起，为在芒市举行的云南省中学生运动会画宣传画。当时，借住在兵团三师师部宣传队宿舍——老农垦局院子里，一片土坯和茅草搭建的简陋房子，和宣传队比邻的是警卫连的半大小子们。
和我同屋的是宣传队的编导老楚——黑边眼镜，一脸老成的重庆知青。一天晚上，我们闲聊时，老楚讲起一件趣闻：
不久前，警卫连家属的孩子不知从哪儿搞来两个大鸭蛋。正好连里养的母鸡在抱窝，就把鸭蛋放进去。过了些日子，小鸡岀壳了，鸭蛋却没动静，孩子们不甘心，又把鸭蛋送给另一只抱窝的母鸡作接力。几天后，鸭蛋终于破壳了，但是，不是扁嘴的鸭子，是两只绿色绒毛的雏鸟。它们和一起岀壳的小鸡们，跟在鸡妈妈身后找食吃。后来才知道，这是两只小孔雀，让孩子们乐开了花。
两只小孔雀长得快，换了一身亮闪闪的羽毛，长出了翅膀。有一天，警卫连的战士们正在逗孔雀，一只孔雀突然飞起来，飞到一个不高的架子上，另一只也跟上去，小伙子们欢呼起来，小孔雀有些受惊，扑腾翅膀飞到屋顶，再也不敢下来。
有个小伙子精明，跑去把老母鸡抱来。鸡妈妈来了，看见两只孔雀宝宝站在那么高的地方，急的咕咕直叫，连孩子们撒在地上的米也顾不上吃。两只小孔雀听见鸡妈妈的招呼，定定神，张开翅膀飞下来。小战士们一拥而上，把小孔雀搂在怀里。
就是这样一个闲聊中的趣事，让我有了一种创作的意愿。
李安定在农场时的创作
“文革”前，周末参加西城区少年之家美术组。我获得的一技之长，想不到在千山万水之外的边陲，正改变着我作为一个知青的命运。
1971 年秋天，在紧邻中缅边界的拉线香料厂，赤裸上身，穿一条工装裤当推料工的我，在三班倒的间隙中创作了一幅木刻《收获》，被到兵团采访的新华社昆明军区分社摄影记者蔡志培发现，带到军区，在《国防战士报》发表了。
1972 年初，我被通知参加昆明军区美术创作班，加工《收获》，住军区三所，班内有来自军区各部队的老画家和年轻战士，老师是军区文化部的专业画家梅肖青、林聆。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收获》被加工成一幅套色木刻，选送当年的全军美展。
前脚回到陇川，十一军的干事后脚就到了，准备把我特招到十一军电影放映队，搞美术创作。人都见了面，一看档案，我有美国海外关系，立刻就没戏了。不过我似乎不大在意，当时我已经被留在团政治处当报道员，撰写了通讯《活性炭诞生记》、报告文学《女兵排纪事》。在兵团、在云南日报也小有影响。绘画和新闻，脚踩两只船。
我对德宏的山水、人情、文化、饮食都有了一份特殊的情感。尤其当地浓郁的色彩和民族风情格外打动我。当兵从来不是我的选项，能到德宏州的文化馆或者《团结报》工作，走村串寨采风画画，倒成了最向往的事。
小孔雀，成了我的创作题材。我自编了一个百余字的故事，画了六幅水粉配图，取名《两只小孔雀》，寄给云南少儿刊物《红小兵》，很快就发表了。我把基本素材，放进一个傣族孩子们拥军的故事框架里，虽然不乏说教，但是在当时千文一面的沉闷文艺中，鸭蛋孵出孔雀，鸡妈妈对小孔雀的母子情，另类的题材，还是透着一种清新。反响似乎不错，云南版画家蒋铁峰还用我的故事出版了一本精美的木刻连环画。
那一阵，我对绘画的各种门类都敢尝试，用油漆加油画色画在街头和建筑物上的大幅宣传画，各种展览会展板上的水粉画，设计书籍封面和《团结报》的插图，功夫下的最深的是一幅国画《织筒帕的傣族姑娘》。画了大量写生，把昔日土司衙门里的雕梁画栋，木织机前心灵手巧的傣族姑娘，巧夺天工的筒帕，整合在一幅色彩丰富的画面里。也因为边疆文化人宽松的小环境吧，州里的画家朋友都说不错，已经送到省里，就等着集中加工，冲击1973年的全国美展。谁承想，北京风云突变，当时江青揪住一批老画家为北京饭店作的非主流画作，大批文艺黑线回潮。我的《织筒帕》自然在省里被拒。阴差阳错，此举也结束了我绘画为生的梦想。
7 月，我被云南兵团政治部宣传处叫到思茅，采写北京知青辛温种植治疟特效药金鸡纳的故事。在哀牢山采访了半个月，我带着素材赶到正在恢复筹备中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抓到的第一本书是全国知青典型报告文学集。
我的责编是江晓天，原中青社文学室的主任，后来知道，在“文革”前的17年里，最著名的长篇有“三红一创”和“山青保林”八部，即《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而“三红一创”的责编竟都是江晓天，他还是巨著《李自成》的编辑。当时参与写稿的都是各省的知名作家，唯独云南派了个知青，我这个人又口无遮拦，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反而得到老编辑们长辈一样的呵护。在江晓天的辅导下，报告文学《种神树的姑娘》已经写出两稿。
当时和中青社在同一院子的还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老编辑金近，是《狐狸打猎人》的作者，是我们从小最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我们的交往中，他说我有一颗“童心”，应该从事儿童文学，于是我就试着把百十字的《两只小孔雀》写成儿童文学，这个版本我手上没有了，但是还记得开头的一句：寨子前的南坎河静静地流着，像一首唱不尽的歌；千首歌万首歌，比不上傣家红小兵的拥军歌。故事讲一群傣族孩子，为给修水电站的解放军骑兵连割马草时捡到两个蛋，借鸡孵蛋，孔雀长大，最后在电站落成典礼上，把小孔雀送给解放军。金近老师很喜欢这个故事，把它送给正向他约稿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因林彪之死出现的接班人真空，让“红太阳”和“四人帮”共同发起了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春节过后，江青在工体10万人大会作“尊法批儒”的报告，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掀高潮。团中央和中青社的恢复再成泡影，《种神树的姑娘》也胎死腹中。
我正准备回云南，兵团又通知我到北京出版社编写一本知青书信集。责编是中年编辑金和增。她做过儿艺的演员，是一位待人真诚热情的女同志，刘心武、陈建功也都是她当时联系的业余作者，她鼓励我，把小孔雀改成短篇小说。
这一次，写起来并不轻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个朴实的情节，不得不加上阶级斗争的情节，加了一个搞破坏的坏蛋——当年土司的管家“眼镜蛇”。
做了半辈子记者的我，今天，逻辑思维完全取代了形象思维，四十年后再看这一稿《两只小孔雀》，暗自好笑当时“真能编”。幸好最初的真实细节，和我在傣乡扎实的采风体验，让这个故事今天还能读得下去。
1975年6月，《两只小孔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开印10万册，定价只有0.17元。当时没有稿费，只送十本样书。出书后，马上有人改编成小人儿书。开印也是10 万本，而且一再加印。
1976 年，上海美术制片厂的动画片《两只小孔雀》也上映了，那个版本里没有阶级斗争，边疆风情也给绘画者追求美的极大空间，应该还是挺好看的。正好赶上打倒四人帮，这部动画片成了为数不多依然站得住脚的作品。
1979年，我到新华社当记者，几年后，一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对我说，我知道你，我看过你写的《两只小孔雀》。
直到今天，我还很怀念在云南的日子。
虽说只是多了一勺肉，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也是一种奢侈——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一队/ 孟婉
是我们刚从北京来到农场不久。那天，天快黑了，下着细雨。嘟！嘟！嘟！的哨声在生产队大院响起，又到了每晚开会学习的时间。人们提着马灯拿着板凳从家里出来，集中到晒场。空旷了一天的晒场顿时热闹起来。
我们女知青围坐在一起低声议论着，听说明天要杀牛吃肉了。最高兴的要数北京知青云雪枕。她是回族，而平时在生产队很难吃到牛肉。通常能痛快吃顿牛肉的日子一个是开秧门——开始栽秧的时候，再有就是开镰收割之前。这些日子，大家肚子里都太缺油水了，个个像馋猫。
就要开始栽秧了。那天杨队长在会上讲了当前生产形势又给各组分配了工作，还安排老职工一对一的带知青干活。叫到哪个老职工的名字，那人就领走一个知青，两人相互认识一下，就算是我们的师傅了。但这个安排把我们女生全拆散了，大家心里老大不情愿。不过也有高兴的事，就是队长宣布：明天开始栽秧，改善伙食，杀牛吃肉。
会场很安静，只有知青天真的起哄：吃肉了！一声喊，打断了队长讲话，“谁在喊？”队长厉声问，顿时活跃的会场变得安静了，知青们互相看 了一眼，都不吭声了。不知谁小声嘟囔了一句：“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吃肉吗，厉害什么！”这句话把队长激怒了，“你给我站起来大声再说一遍！你们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懂不懂纪律？不会干活就知道吃！现在散会，知青全部留下。”不用说，那天我们集体挨了一顿骂。
第二天杀了牛。
吃饭前，杨队长说：“知青刚来，又是第一次赶上吃肉，虽说是来接受‘再教育’，但远离父母来到我们这里，也是我们的荣耀，今天给每个知青多加一勺牛肉，让他们吃好。”我们立刻欢呼起来，老职工也为我们高兴。虽说只是多了一勺肉，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也是一种奢侈。
因为严肃，整天见不到笑脸，我们平时挺怕杨队长。相处时间长了，发现他其实就像家长一样时刻关心着我们，不光是教我们干活，生活上也尽量照顾我们这些年轻人。他说的“你们都是娇嫩娃，在大风大浪里千锤百炼才能变成钢”这句话，在我成长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从那次吃肉以后，我们再也不怕杨队长了。
我们做出了自己的纪录片
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三队/ 李清
2010 年12 月10 日，我们做的纪录片《回陇川》上传到了视频网站优酷网，消息通过邮件、短信、电话告诉了所有关心这部片子的陇川知青和有关人员，片子上传11 个小时后，中国知青网彩云之南版主雷午寨主第一个发表了评论，“终于看到全篇《回陇川》发表了，祝贺战友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成果。也希望此片能够让人们进一步认识我们这一代人所走过的路。也把‘陇川’这个陌生的地名宣传出来，让人们知道中国的西南边陲还有这么一个美丽的边城。谢谢所有制作人员！”。
12 月19 日，杨百瑾在她的博文介绍《回陇川》时说到“真的是自己感动。这次出差有一晚没什么事，是在腾冲，我到优酷网找到这个片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几次情不自禁地流了泪，那一晚竟然没睡着觉，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那些人、那些事，思绪万千，也有很多是反思和追问，确认这些是我及我们没有做作、没有功利、没受干扰、没被利用的真实情感，无需探究什么悔与不悔，我们只需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
是的，我的知青战友看懂了我们做这个片子的初衷，我和撰稿及制片颜英讨论
达成一致的共识，我们想表达回访陇川农场时的心情，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感
动和感悟，我们想宣传陇川农场。
年来魂牵梦绕？记得我们回访团里有三个知青带了录像机，大家都有照相机，各自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回访，能不能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做一个我们看回访的片子呢，我可以来收集资料，当年一
起到陇川，这次一起去回访的颜英是干这行的，找她商量看。
颜英比我离开陇川农场晚，1978 年考到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在云南读了四年书，毕业后才回到天津父母身边。她一直在天津电视台新闻部工作，先后作过文字记者、编辑和多个专栏的编导。电话打过去，颜英说还没看到农场拍的DV 呢，我告诉她，那是没编辑过的回访活动全程记录，要是加上咱们拍的，编一编就好看了，我收集资料你来编，争取用你们台的设备, 当时我的想法就这么简单。颜英2002 年回过陇川，她在农场当过老师，和当年的学生一直保持着联系，对农场的现状比我熟，所以没费口舌她就答应了。
无知无畏，对做纪录片一无所知的我就这么一脚走了进去，要是我知道什么叫纪录片，做个纪录片的市场价要多少钱，肯定不敢来抻这个头。
首次搜集资料
第一轮搜集资料开始了，先给拍了DV的杨克、林光南和崔玲打电话，叫他们把带子转成光盘，直接快递给颜英。相片吗，我就盯着那几个带单反相机的，他们照相技术高，正好沈芬已经在新浪相册上建了两个地址，供知青们交流、观看这次回访团的活动，果然从那里又发现了些很好的照片，我忙着打电话告诉颜英的邮箱叫
2009 年5 月29 日，在参加了北京知青赴陇川农场40 周年回访团云南旅游活动，离开丽江返回昆明时，我被原弄巴医院的同事，在丽江陪老公搞工程的昆明知青宁美珍留了下来，9 月1 日才回北京，这是我自1976 年11 月离开陇川后第一次回去，足足在云南待了3个半月。
回京后，见到刁松泉带回来的4 盘DV, 是陇川农场为这次知青回访活动拍的记录，看完光盘，总觉得意犹未尽，我们为什么要回去，是什么让我们40大家把照片发过去，不会发邮件的就寄，因为沈芬告诉我，新浪相册上的照片是压缩后才能传上去的，下载下来太小，做片子没法用。
颜英收到光盘和照片后，我俩每天都要打长途电话交流和确定选材，想起我会用QQ，就让颜英也用QQ 的语音功能来通话，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同时用QQ的截图工具发照片，及时讲解，因为有些知青的名字和人还对不上号。QQ 这个年轻人普遍使用的工具给我们做片子帮了大忙，语音聊天记录上的几百小时通话让我们省下了不少长途电话费。
颜英是跑政府口的新闻记者出身，照顾事件的方方面面，让各方当事人都有出镜的机会可是她的看家本事，她不厌其烦的指挥我还缺哪个回访团成员的照片和故事，你得给我找，回访的哪个队还没视频资料你得问。而她呢，就像沈芬文章里说的，“她要编的片子是要从上百小时的视频素材中一帧一帧地挑选有用的资料，我们在看普通的图片时还会觉得眼睛很累，颜英要看的是动态的、有的还是跳动的、看着眼晕的视频，她的眼睛所承担的任务有多重可想而知”。
记得有一天她兴奋地告诉我，今天我可发现好东西了，崔玲盘里有张照片，是个胸前挂满军功章，打着点滴的老人，这背后一定有故事，得让崔玲讲讲，就这样，每当她发现了线索，跟着就是长途电话的深度采访。那个我们带到陇川，签了100个北京知青名字的横幅、瑞丽知青碑的停留、拉线二队小姑娘阿团、弄巴十八队北京知青在陇川遭遇泥石流时捐款等等故事，都是她凭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从看到的一张张照片中追问出来的。这边回访团的很多知青也没闲着，按照要求很多人开始写与自己有关的文字素材。知青回城后做什么工作的都有，多年都没写过东西的大有人在，可是令人感动的是不管写成什么样，多数人都动了笔。
第二次收集、补拍、扫描资料
尽管这样，第一轮搜集到的资料还是太少，尤其是反映知青老师的照片和视频几乎没有，知青老师在当年是起到传播文化知识、传播文明的一个重要群体，少了他们可不行，这时我想起在回访活动前已经回去过三次的拉线知青、宣传队的汪建华，她离开宣传队后在总场小学当了老师，她的学生专门为她组织过回陇川的活动，昆明、芒市、陇川三地专程接待，我看到过她带回来的几大本照片，学生欢迎会上带的“汪老师您辛苦了”的绶带以及她回来后写的《回陇川小记》，汪建华寄去了回陇川的光盘以及她写的文章，颜英不满足，要求多角度拍一下绶带。汪建华怕自己拍不好达不到要求，就约了当年的宣传队队长，退休后刚从昆明回北京的摄影高手杨开明来拍。那天是星期天，他俩上午不到十点就来我家了，杨开明还带来了他近年多次回农场拍的照片，我赶快发短信让颜英上网打开QQ 说要求，这样我们三个轮流和颜英聊着、拍着、看着。我记得就是那天，颜英说她有好消息，她以前的同事砼磊听说了做片子的事，自告奋勇给我们免费录解说词，有专业人士相帮当然好，我们当时可不知道，砼磊这样的身份，出场价是以每分钟两位数的价格计算的。那天颜英可真是得寸进尺，除了拍绶带，还让拍了农场送回访团成员的礼物：景颇族包包、茶叶和姬松茸，我保存的当年手绘陇川地图、户撒刀、竹篾饭箩。别看现在说得简单，当时杨开明每件东西都用不同颜色的背景拍了好几张照片供颜英挑选，我把家里的桌布、披肩都拿出来了，杨开明还脱下黑色外衣当底版呢，选中的照片再用软件处理，足足忙了一天。聊天时知道杨开明自己有一台高性能的扫描仪，我赶紧把陇川的老照片翻出来让他去扫描，说不定颜英能用上呢。
现在回忆起来，这天其实是第二轮收集、补拍、扫描老照片等资料的开始，那段时间里我整天忙着打电话，然后是取照片送扫描，取磁带送光盘。我家离杨开明办公室不远，为了节省时间，找了个取中的地方团结湖公园西门交接资料，起码跑了七八趟。知青住得很分散，跑不过来了就只能找个合适的地点交接，甚至有一次刁松泉带水工队老职工在小西天262医院看病，医院的CT 磁共振影像中心也成了我俩的接头地点。
陆续收到的光盘、U盘要交给颜英，寄过几次快递后颜英不愿意我再花快递费，让送到四惠地铁站那里的写字楼，交给常年在北京出差，搞地铁施工设计的妹妹回天津时带回去，给解说砼磊从北京买的礼物陇川竹筒酒、保山小粒咖啡和云南普洱茶也是颜英妹妹带去的，这些易碎怕压的东西交给快递还真不放心。
最复杂的一次交接也是在医院，那是片子做好后颜英来北京开看片会，她住沈芬家，第二天一早要陪沈芬去位于北京西边恩济庄的肿瘤医院看病，而我忙着准备看片会的事穿城到西边取片子太耽误时间，灵机一动抓了林光南的差，他家就在那个医院旁边住，让他上班前先到医院取了片子带到办公室，我坐地铁到南礼士路的林光南办公室拿片子，顺便借了投影仪，然后又回到呼家楼的杨开明办公室放下投影仪，片子用他的笔记本电脑试播，调好声音，一切都万无一失了才回家。
越来越多的知青知道我们在忙什么，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料，管同立收集并扫描了拉线分场知青的老照片，刻好盘送到我家；杨百瑾把五次回陇川的照片和DV刻成盘快递到天津；冯容家住回龙观，专门送来十几张当年的老照片，其中有带学生拉练途中野炊、在瑞丽日寇设的水牢边进行爱国教育的珍贵场面；宣传队范海钧寄来了他们2005 年集体回陇川拍的9 盘磁带；刁松泉2007 年回陇川专门采访的4盘磁带也拿来了，带子里记录了当年的学生对北京知青老师的高度评价，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陆振邦一家1996 年回陇川拍了8 盘带子，这是我们收集到的关于陇川农场的最早的录像带，而且动手能力强的他，用家里几乎报废的录像机靠手指捣，硬是把一帧帧画面转到光盘上，林光南单位的录像室也帮我们转刻了部分磁带，这些都让我们减轻了工作量。
不光是知青，连子女都参与了，宁悦的光盘和照片就是她儿子开车送到我家的。细算起来我们一共收到了多年来回陇川拍的12 份DV 资料。颜英不断报告着发现的惊喜，杨百瑾的带子里有蒙蒙雾中的公路，还有凤尾竹在路边摇曳，有新老公路平行的画面，有南京里隧道，过了南京里就到陇川了，农场人都知道，这样没回去的知青也能看到现在公路的变化了。陆振邦的带子里有十四队的晒场，十四队就是“文坛黑马”王小波生活过的连队，晒场上发生过好多故事呢，这下给介绍王小波那段找到了部分画面。冯容当年的学生早已成了现今农场的栋梁，他们带着老师一家在陇川游览山水，录像带记录了我们不曾见过的美妙风光，颜英问我这些要用上吗，我说干嘛不要，找都找不到，我们之中在陇川呆过十年的人当年恐怕也没机会去过呢，要让看片子的人知道陇川的美，这个片子之所以长，就是这些宝贵的镜头难以割舍啊。
因为这次回去的北京知青不是同时到达陇川农场的，先到的人在大部队活动开始之前就回了连队，大部队中也有人等不得一个个队转，干脆就被热情的老职工接走了，大约八九个有知青回去的生产队和场直单位没有农场拍的DV 记录，还得接着找。最先是二十五队王家玲找来了和她一起回去的妹妹王家英跟拍的录像，颜英看了高兴坏了，直夸DV 画面拍得水平高；水工队实在找不到资料，只好拿冯容1996年拍的录像说事；十八队张东阳是先于大部队到陇川的，他用摄像机一路拍了很多我们没见到场景，颜英从中选用了不少珍贵的镜头；拉线二队分了三拨人去，杨克和孙燕红，管同立和李艺以及大部队路过进去转了转，前两拨光顾着激动和高兴了，拍的照片不多，更没录像，但是二队老职工欢迎的场面特别感人，他们在生产队的操场上来了个大会餐，还请来了拉线分场的领导，管同立代表知青讲话，回忆当年一起屯垦戍边的日子，感谢老工人们的盛情厚意，情不自禁流下了热泪，可惜呀，这些场面都没有记录下来，我只能在这里说说了。
组织拍摄
弄巴十四队的沈芬、那佳是由下放在队里劳动过的总场老书记虞云升单独陪着回去的，沈芬的表弟陈中行随行倒是抓拍了很多感人的照片，可缺动态画面，尤其我们想介绍在知青网上被誉为“全体云南北京知青的骄傲”的王小波更是没有现成的资料，只能在北京想办法。王小波同队的发小、校友艾建平从王小波的纪念画册里找来了照片，沈芬从网上查到很多图片，那佳写来了回忆文章，好像还不够，那时恰逢清明节，组织一次扫墓拍一下现在的视频吧，短信发给沈芬，马上回信就来了，“可以。已经叫人打听墓地去了。”在沈芬的张罗下，4 月12 日，小波13 周年忌日的次日，当年的队友、室友来了，发小也来了，艾建平拍照的镜头咱们在片子里看到了，更多的镜头是没去过陇川，曾经在北京电视台工作过的王小波同班同学、发小赵宁给拍的，专业人士上手，画面质量没得说。十四队北京知青周伟是第二次给小波扫墓了，这次他带来一张前几年的“南方周末”报，上面刊登了一篇小波大学同学刘晓阳1998 年3 月20 日寄自美国波士顿的文章“王小波之墓”，他从这张报纸上知道王小波墓地在昌平佛山陵园后，独自一人带着二锅头酒，点着香烟在那块山石墓碑前坐了好一会儿。这次扫完墓，周伟坚持由他买单，请大家吃了北京著名的阳坊涮肉，我猜想他一定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表示心意吧。
扫墓归来，艾建平又顶着大风去西单教育部，接着拍小波住过的教育部大院和二龙路中学的那段视频。赵宁还发来他去百万庄图书大厦拍的王小波著作专柜的照片。沈芬也没闲着，把家里的王小波著作，著名的三个时代等都找出来，拍了好多特写镜头，可惜的是她发的照片太多太大，我和颜英的邮箱都没收到，留下了遗憾。颜英编到这段时，觉得二龙路中学的那张照片画面光线不够好，我又指挥在二龙路附近上班的丙寅知青常寒婴去补拍，他上午和下午去了两趟拍了六张校门口的照片供挑选，他可不是闲人，好多人在汶川抗震救灾期间的电视上见过他，他原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副秘书长，现在是办了退休手续不让走，还得天天上班的顾问。大家在片子里看到有关王小波的这段扫墓活动，是我们唯一的组织拍摄，活动可以组织，说啥话可没法导演，大家在小波墓前说的话都是自发的，真实的场面打动着每个人的心。
第三次收集资料、回云南补拍
第三次收集应该是杨开明建立图片资料库后，老照片越收集越多，还在上班的杨开明快忙不过来了，刚刚买了新扫描仪的傅颖也加入了扫描照片的工作。在一次几个热心人的碰头会上，杨开明提出建立陇川知青图片资料库的建议，并拟定了资料库的管理办法，我们的资料收集工作开始规范而有序，拉线知青管同立前次收集和扫描来的照片像素太低，他不辞辛苦再次从知青手里收回了已经送还的照片，交给杨开明重新扫描，常寒婴提来了他和杨百瑾的三本相册，杨克也利用中午的工休时间专门把老照片送到杨开明办公室。为了减轻颜英的负担，杨开明还从陇川找来了景颇族的迎宾曲等音乐，杨克把我们几个对片子音乐的使用意见连夜写成建议发给了颜英。
这些都给颜英的编片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最后用上的照片是傅颖10 月5 日扫描发到我邮箱里的十八队知青刘润忠的四张老照片（最终两张被选用），刘润忠在总场小学当过老师，那张和学生在一起的照片视角独特特别出彩，我赶紧转发给颜英，当时她已经在全力以赴收尾了，直到10 日才看见，是在片子最后合成时补上去的。
2010 年7 月，后期编辑工作在慢慢推进着，我这边的事情不多了，就想再回一次云南，看看还能找到什么资料，颜英知道我要回去可高兴了，她说“目前全片24部分中仍有7部分多半是照片没图像，有些干脆啥都没有，就靠你回去多拍些细节”， “有摄像机当然更好，立即能想起的是思医生那段，还有二队、你们队大食堂、辣椒等等，一会儿我再查查稿子列出表吧”（摘自她的短信）。这一查不要紧，给我留了四五页纸的作业。亏得我自打做片子后恶补了有关纪录片的常识，在社区上了个DV 培训班，知道了什么叫空镜头，什么叫情景再现，要不她布置的任务就没法完成了。时隔一年，农场变化可真大，安居工程国家补助资金及时到位，到处都在盖新房，生产队成了大工地，搅拌机、脚手架、水泥沙灰堆得到处都是，大食堂、土坯房已经拆除了，茅草房、竹笆墙只能在农家乐旅游点才能看到。回去时间紧，在芒市思医生家只能停留半天，那天下午是思医生出专家门诊的时间，我还挺高兴，正好可以拍颜英布置的思医生看病的镜头，可是思医生把我们接到家，马上就打电话请假，说有北京客人来，不出诊了，他的病人请别的医生代看，设计好的场景没拍成。
核实资料
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灵魂，故事都是当事人的讲述，要求一定要准确，那个杨增寿老人的经历，是崔玲找到老人的女婿，现任拉线分场的马书记才搞清楚的；为了核实两个知青的死亡日期，那佳联系了农场办公室的杨宝惠主任查阅了档案，于昀、于耒也从自己当年的日记和诗作里查找到朱正祥死亡的记录，可赖小林的档案中没有记载，我不死心，电话打到昆明找了当年农场的组织干事和军务参谋，可惜时间久远，谁都记不清了。颜英在陇川时也认识医院的马院长，马院长的故事是我去年在昆明听“文革”中去外调的农场干部说的，为了找到马院长在部队时的老照片，颜英通过陇川学生找到马院长儿子马东风的电话，东风告诉我，爷爷在老家时担任过伪政府的县长，同时又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在当地很有名，他每次回老家都能受到热情接待，也几次和父亲去天津看望过爷爷。因为颜英家在天津，她探亲时替马院长给老父亲捎过东西，不止一次去过老人家里，还记得老人当时居住的地方就在天津著名的五大道，是栋独立的小别墅，2010 年1 月我和沈芬、冯容去天津时拍了这栋楼的外景，我们三个很感慨，当时能住这种房子的人级别一定不低，可马院长这个干部子弟就安心在边疆呆了一辈子。
我还把解说词带到陇川农场请田书记看过，田书记指出老书记虞云升的职务误写成场长了，颜英用字幕做了订正。田书记还希望我们能更多说说现在农场的变化，等安居工程完成后，农场的今天肯定会比我们回访时更好看。
后期制作
由于颜英精心写成的解说词有3 万6 千字之多，不可能一气录完，天津台的录音棚肯定用不成。收集来的DV、照片又规格、像素五花八门极不统一，根本无法用编辑机来做，只能由颜英做好分镜头及其他准备，让学这个专业的女儿程超逸用课余的时间慢慢来做，家里的老电脑不时死机，丢声音，我们远在北京干着急帮不上忙，终于沈芬说服颜英买了一台配置较高、便于加工动态画面的新电脑，这样非线编辑才得以较顺利进行，当时，电脑的花费还是颜英自己垫付的。
颜英从天津电视台退休后一直被返聘在数字有线台、天津卫视把关审片，同时也在一所学校教授新闻写作与采访课程，后来因为老公重病复发，自己长期患糖尿病眼睛出了问题及老妈患上老年痴呆和癌症，才彻底退回了家。答应我来编这个片子之初，我俩谁也没想到会用了整整13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她家里不断出事，先是老妈股骨骨折、继而老公颈椎和心脏又出现问题，她自己发现了蛋白尿打上胰岛素，眼睛更是雪上加霜。颜英1989 年才出生的女儿程超逸，在长达多半年的时间里，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和星期天，在紧张的课业和考试之余，用一台电脑，编辑了35万帧画面。非专业的设备、非专业的拍摄使得后期的编辑制作非常辛苦，遇到了无数个问题，我都想象不出她们娘俩是怎样克服了这些困难的。
今天下午（2010.12.29），优酷网上查到《回陇川》19天的浏览量已经有1315次了，很多人在转载的博客中发表了评论，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会关注这个做给陇川北京知青和陇川父老乡亲看的片子。细想起来，当我们每个人对青春的追忆、对陇川的思念汇成了集体记忆，那么感动的就不仅仅是陇川这个群体了。
写于2010 年12 月29日
那些日子——1970年日记摘抄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二队/ 于昀
40 年了，真不记得在云南曾写过日记了。因为临走前，爸妈一再嘱咐，不要乱写东西，最好不写日记。他们知道我从小有写日记的习惯，而历次运动中，父辈们因信件、日记、思想汇报等文字招惹来的灾难太惨痛了，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我从小是个听话的孩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没写啊。
当偶然发现了那两本被遗忘的日记，我自己都一阵惊喜，急速地翻阅着……然而，激动过后，是失望，是叹息，看看那时候的自己，好苍白，好教条啊，没有文采，没有趣味，几乎没有隐私。这是一个正值花季的女孩子的情感和生活吗？也许称它为时间表、流水账更准确。而那些长篇大论全都是对农场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析，学习最新指示及社论的心得体会，今天的我，已懒得去抄录它们。
这两本隐去了隐私的老日记，带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同龄人不陌生，能理解；我们的子女呢？他们的子女呢？权当做反面教材吧，如果他们有兴趣读，如果他们想了解当年的我们……
不过，记录的毕竟是我们青春岁月的一部分，令我忆起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日子，虽然幼稚、简单，甚至愚昧，但却是真实的。
1970年1月2日 周五 晴
（在景坎参加总场办的学习班）
早上还没起床，司务长（电站王恩龙）就来喊我们，爬起来就上山，饭也没吃，天还不亮呢，真好玩！
我现在觉得上山拾柴很有意思，爬上高山，放眼远眺，心旷神怡，别有风味呢。
今天还是去老地方，地上满是落叶，五颜六色的，湿湿滑滑的，踩上去软软的，有点像地毯。太早了，又湿又冷，老队长（拉线四队的）他们烧起一堆篝火，顿时暖和了。我捡了很多粘枣，留着开会时吃，酸酸的，不打瞌睡。
太阳出来了，阳光射进来，真像电影里的景色一样，我正看得入迷，忽然听见树林里响起了口哨声和喊叫声。人们顿时紧张起来，我还没明白出了什么事，就听见林子里有“民族”在嗷嗷地叫，我们的人也嗷嗷地回应着。“民族”又喊起话来。我问老妈妈杨芝兰出啥事了。她说这林子是景颇族的，不允许外人来砍柴，我们得快跑，让他们发现就糟了。现在他们还以为是自己人，在跟我们打招呼呢。
大家赶紧扛起柴准备要跑，忽然老申说了一句：把火灭掉！大家又扑火，越着急越灭不掉。只听司务长压低嗓门说：“女同志转过去！”就见几个老倌倌围着火站成一圈，我挺好奇，老妈妈笑着把我拉走了。原来他们是在集体撒尿灭火啊！笑得我肚子都疼了。老申怕我跑不快，特意挑了一根最小的树干给我。我们叽里咕噜逃下山去，又惊险又好玩。
才知道原来老申也负过两次伤，一次炸碉堡没跑开，埋在底下，死了死了又救活了。还一次爬软梯跌下来，胳膊摔脱环儿了。老前辈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真是出生入死，流血牺牲。这么多好同志就在我们身边，一定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呀，我更加尊敬老申了。
1970年1月6日 周二 晴
清晨4 点钟干校就紧急集合，省里来的通知：云南玉溪地区强烈地震。他们都出去躲，我和老队长守家。
早上天天读时，王凤琼（当时拉线营部接线员）给老队长打来电话“电站知青枪走火打死人了！”
上午传达了县革委会指示：学习班7 号必须结束。原说让我们明天回，又决定下午就可以走了。
和司务长算了半天粮票也算不清，只好走了。
我、老申、杨芝兰一路。我生怕是李艺玩枪走火，心里特难过，走也走不动，背包一直是他俩挑着。
到分场了解了事实，看到了朱正祥的遗体。
又回到二队了，觉得特别亲切。
正巧二队今天休息，天焕、杨万富赶章凤街去了。
有我一封家里的信和学校来的信。
晚上开会 ，听说老石要调去赶马车。
1970年1月7日 周三 晴
还没起床，李艺回来了，她们昨晚就下来守灵。早上给朱正祥开追悼会。安葬后，马主任传达县革委会通知：保山、剑川一带也地震了，要我们提高警惕。中央派了200 多人的慰问团来慰问灾区。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
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对于朱正祥的死，大家都非常悲痛，一个多好的同志，死得多冤枉啊！朱正祥是31 中初二的学生，为了响应毛主席四个面向的伟大号召，他说服了妈
妈（他妈妈曾说：你要去云南，我就进火葬场！）来到了祖国的西南边疆开始在5队 ，后来调到电站。他一直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虚心接受再教育，得到老职工和知青的一致好评，被选为总场首届知青学代会代表。会后，他的表现更好，担任了政治宣传员的工作。
1 月5 日，朱正祥因前一天晚上站岗，中午正在休息，另一北京知青在隔壁擦枪走火，不幸把他误伤，当时就牺牲了。
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大家悲痛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朱正祥，你不该死啊！你仅仅活了18岁啊！前天，你还和同志们战斗在工地上，今天，你已和大家永别了。虽然，我并不认识他，看了他的遗容我也想不起是否见过这个人，但是他安详的、像睡熟了一样的形象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我真的不愿相信他已经死了，永远也不能和我们并肩战斗了。直到他的棺材被抬下坟墓，我们拿起铁镐一下一下填土的时候，我才感觉到，他真的不在了，他真的就此长眠地下了！他听毛主席的话，来到了遥远的边疆，仅仅战斗了7 个月，就与我们永别了！想到这里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朱正祥：你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它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你没有死，你会永远活在知识青年心中。朱正祥的死也给我们一个血的教训，让我们提高警惕，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1970年1月10日 周六 晴
清晨两点多，天焕把我们都叫起来了。因地震，上级通知立即离开住处，我和改焕搬到阿段家草房。
想到一个民兵，即使是咱这普通民兵的责任，不能只顾自己，有些职工娃娃多很不好办，我就到几个人家里看了看，帮他们拿拿东西啥的。因为天焕也说不清到底是哪里震了怎么回事，所以不能不防备。转了一转才回来，碰上老王，也可能是想到比较乱，要注意别发生意外。这些老同志总是警惕性比较高。
地震这东西真讨厌，要真这么死太亏了，大自然对人类也太不客气了。对于地震，怕是不行的，尽量减少损失吧。
1970年1月11日 周日 晴
听说朱正祥的父母快来了，电站准备好好接待他们。李艺带上去许多好吃的，戎京景她们也买了许多。再好的东西，我想他的家长也咽不下去，只不过是表表我们的心意，让他们感到革命队伍的温暖，减少一点悲痛。
李安定来了，拿来朱正祥死后的照片，墓碑上的字。
1970年1月12日 周一 晴
中午水英把我骗到她家吃饭，她家杀了猪。老职工待我们真好。我平时和水英、吴发山接触也不多，真不好意思。
管同立、张桂秋去吕梁山上伐木了。听说山里花苍蝇、蚊子特多，给他们找了两瓶敌敌畏、两盒清凉油。没想到他们已经走了，只好送到分场“洋马”那里。
把给李艺带的东西交李育智，把酱油膏给了李育智和老申，有啥东西大家一块儿吃呗，自己享受那点安逸也没啥意思。
和老申聊了很久，他告诫我要多动脑子，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学会分析事物。
1970年1月24日 周六 晴
朱正祥哥哥从电站来2 队，又去5 队了。下午去大树脚砍甘蔗。鲁德品跑了，郑、杨、王去执行任务。晚上李艺、金焕下来了，原说放映《列宁在1918》，因机器坏了，没放。
1970年2月5日 周四 晴
早上大会，学习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的论述。今天是大年三十，上午打扫卫生，下午挖红薯。吃忆苦饭：芭蕉根、红薯米饭，火烧辣子、苦菜汤，先吃两口还不怎样，吃掉
那一大饭盒可真够呛，直想呕，咽不下去啊。其实这又算什么忆苦饭呢？边吃边看着那些老工人，老王、老杨、老石忠他们都是从旧社会熬过来的，只有他们才能吃得出这忆苦饭的滋味啊。小娃娃们也都来吃，有的咧着嘴哭，吃不下去。他们哪里想得到，自己的父母就是从小吃着这种饭长大的……
想了很多，想起雷锋、欧阳海的童年，想起老王、老石忠十五六岁就被抓丁……这世界上还有多少劳苦大众正在被饥饿、寒冷夺去生命，又有多少觉醒了的人民为夺得生存和自由的权利在用鲜血和生命反抗黑暗势力。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让普天下的劳动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再不受压迫和剥削。
饭后民兵开会，除了我和薛兆玲，所有年轻人都是基干。水库跑了一个人，二队杨发宽抓了一个人，段云成不知怎么也跑了，200 多人
围南赛寨的竹林也没围着。…… 今年的春节是革命化的春节，不放假，以临战姿态欢度佳节，新年我也没享受
放假的福气。
1970年2月20日 周五 晴
晚上天焕开会回来了，说给我九队三十五中赖什么同学死的事。他是总后的，父母是长征干部。打谷子时肝病就复发了，病得很重了才住医院。最后已发展到肝
硬变（化），全身出血，输了200CC 血也无用，才连夜送往芒市。第二天早上8 点多就死了，可能是2 月18 日。九队男女知青很团结，一起走着去芒市和他的遗体告别。
1970年3月4日 周三 晴
管同立去弄巴开赖小林的追悼会。
5号要开兵团成立大会。
1970年9月4日 周五 晴
突击割枫茅，大家干劲冲天，眼看着刷了一块又一块。本来嘛，真把群众发动
起来了， 面貌就变了，别以为二队老婆娘就甘心落后。李艺的包裹单来了。外国（缅甸）又打仗了，枪炮声响了一天，就在我们对面。想想也觉得怪有意思：
一条河分隔了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均在打仗。一个是明枪明火干；一个是表面平静如潭，其实在激烈地“夺权”。手割破了，腰也怪疼，但吴琼华（老职工，五十年代支边的昆明知青）身体那么不好，还“骑马”坚持着，我这又算什么！
我现在有什么想法也愿意跟吴琼华说。她看问题比较全面、实际，又很理智，不是用感情代替政策，总是鼓励我们进步。我很信任她，我又多了一个大朋友，老大姐。
晚上去摘辣子。
1970年9月7日 周一 晴转大雨
还在9 千亩（地名）突击枫茅。下午淋个透湿，谁也没想到刚刚还骄阳似火，霎时间却又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劈头盖脸而来。老天也太不客气了，把我们浇个湿透，冷个满意。不知为啥，在工地上，一淋雨，我总是想起当年在四季青公社劳动时，我们怎
样冒着大雨，唱着笑着跑回驻地。记得“鸡脖”（同学外号）总是大吼着“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一群展翅高飞的海燕”（电影《女跳水队员》插曲），边想着，我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但在这“广阔天地”里，我一个人的声音显得如此微弱、孤单。若是李胜、渝头（同学外号）她们都在多好啊！晚上魏副政委广播讲话。
1970年9月9日 周三 阴雨
老张傲则来参加劳动了。
在80 亩（地名）割枫茅，日本草多得要命。
中午马天保来，家里又寄来50 元钱。
下午因雨停工，学习“三干会”精神，传达讲话。
整建党学习班的人回来了。
晚上听广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
1970年9月25日 周五 晴
上午继续割坝埂的175（应该是水稻的名称），稗子比谷子高一倍，但谷子还是长得很好。如果杀了草，谷子势必会长得更好，可见新品种确实不错。明年吸取教训，早杀草、薅苗，一定会增产。
中午马天保来，有妈妈来一封信，老马帮我取来了80 元钱。下午在家煎药吃。老佛爷从弄巴回来，带来了酱油。听杨克说高锦德（我们女八中的同学）牺牲了，是在广东什么地方划船，为了
救人，我当时都惊呆了。从来都是在报纸上广播里看到听到XXX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万万没想到就在我们身边比较熟悉的同志，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很平凡的同志，就这样突然死去了。
她的死是有价值的，她是我们的榜样。
1970年10月4日 周日 雨
一天都摘花生。
中午马天保来，有昆明、家各一封信。
和改焕打扫卫生，伙房周围铲草皮。
李树仁回来了，把箱子打失了。
我的（探亲）假批了，天啊，真不容易！
一言难尽，干脆不写了！
1970 年10 月6 日 周二（这几天激动得没写天气状况）
天焕的手续也办好了。在机务站买了车票，和天焕一起回拉线了。许多人来找我带东西，忙得晕头转向的。老职工待我太好了。老申当晚从拉线寨子换来了傣族米，阿祝拿给我一瓶藠头，
郭庆兰、美兰姐送来花生，段国兰拿来一包砂仁……
我的假没批时，他们都为我着急。我的假批了，他们也为我高兴，就像批了他们自己回北京一样。连我自己也不知为啥心里很不好过，真不愿离开他们。老婆娘们一个个语重心长，千叮咛万嘱咐，真让我感动。
现在我才觉得一年多来，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就像一家人一样，和他们分别，就像和自己最亲的亲人离别。搞到一点多才睡。
1970年10月7日 周三 晴
9点多在五队岔路口上车，和项子英一车。
12 点到畹町，疲劳极了。
下午4 点到芒市。张副团长、叶珍华下车了。
看电影（？没写啥电影）
开保山专区学代会的代表们回来了，我们还看见梅迪大妈了。
到师部开了买飞机票的证明。
本来回京是我盼望已久的大喜事，可不知为什么，出来并不觉得十分快活。也许我已习惯了农场的劳动生活，习惯了二队老婆娘们的啰嗦、玩笑，乍一离开，真是想念她们。一年多了，陇川的田撒了我的汗，我的血（蚂蟥叮的）。金黄的稻谷，茂盛的枫茅，丰收的甘蔗也有我的一份辛勤劳动。虽然只是平凡的农业劳动，但这也是在为社会主义的雄伟大厦增砖添瓦，应该自豪啊！
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陇川！
附1：采购单说明
探亲回家时帮老职工采购物品——这是当年每个知青都曾有过的经历。我的这份账单写在了日记本的最后几页，因而得以保留40年至今。
偶然发现了那本日记，也就偶然发现了这份账单，那上面记录着我1970年回京探亲时帮老职工采购物品的明细。望着那一个个遥远却并不陌生的名字，眼前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脑海里掠过和他们的故事，心里暖暖的。
我从小患有胃病和关节炎。初到陇川，吃不惯那里的糙米饭，每次饭后，胃疼得我在床上打滚，可钟声一响，还是得咬着牙爬起来上工。到医务所去打止疼针阿托品，对我来说，是常事。
老婆娘们看我可怜，就煮了茸茸糯糯的稀饭，让娃娃们给我送来。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画面：早上起床推开窗子，一排小脑袋就探进来，每双小手捧着一小碗稀饭，异口同声地叫着：“于昀阿姨，这是我家妈煮给你的！”几十年来，每逢想起那个情景，我都不禁热泪盈眶。
1999 年，我和老管带着上大三的女儿重返陇川，刚一走进拉线二队，我的胸口就开始发紧，待踏进当年我和李艺的宿舍，眼前竟然还是30年前的陈设！我失控了，扑向那个窗口，大哭起来。屋子现在的主人是位不相识的女孩子，她问我：“是不是想起了当年你们受过的苦？”我拼命摇头，却说不出一句话。那一溜天真无邪拖着鼻涕的小脸，那一双双黑乎乎的小手，那一声声稚气的呼唤，那一碗碗热腾腾的南瓜粥、白米粥……只有我眼前才有，只有我心里才有，别人怎么看得见？怎么能懂啊！
在拉线，在二队，我几乎是吃着百家饭度过的，谁家杀了猪，宰了鸡，抓了鱼，包了粽子，磨了汤圆，都要把我拉去打牙祭。甚至生了孩子，也要请我去吃红鸡蛋，还说，这样那个娃娃的性格就会随我，呵呵，真是莫大的荣耀呢！她们对我越好，我就越发愧疚，总觉得自己在受人恩惠，却无以报答。
终于有一天，要回北京探亲啦！我总算可以为她们——这些一直把我当做亲人来疼爱来呵护的善良淳朴的人们做点什么了。
于是就有了那份账单，记录在案的是37 人（我当时竟然还编了序号，大概人太多怕搞乱了）但不知何故，中间有一页纸被撕掉了，25~34 号这10 个人的明细没有了，所以无法统计总金额。现有的27人的购物金额为236.38元，所购物品大到被面、灯芯绒、浴巾，小到橡皮筋儿、缝纫机针、纽扣。甚至还有几块手表托我带到北京去修。足见40 年前，陇川的商品多么匮乏，人们的生活多么不便。
出现频率最多的当属那六毛五分钱一包的“酒药”也就是做糯米酒的酒曲。年代久远，我已记不得那一包里装的是几块。
追根寻源，这酒药还是我“引领消费”的。我喜欢吃糯米酒，离京前，便买了一包稻香村的酒药放进行囊。初到陇川，没看见哪里卖糯米。想想在北京制作米酒的复杂程序，一点油星不能沾，（这在当年的陇川倒不难）饭蒸的要不夹生不过软，火候正好，室温不够还要包上几层被子……我那自力更生解馋的念头就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但酒药放久了会生虫，怕浪费这万里之遥带来的宝贝，我索性把它碾碎，丢进吃剩的米饭里，又用筷子随便搅了几下，就把口缸盖上了。谁知第二天清晨，打开口缸，一股甜酒的醇香扑鼻而来，成功啦，就这么简单！
从此，我每天用剩饭酿米酒，带着去上工，口渴了，兑上一瓢井水，美美撒！清清凉凉，酸酸甜甜，简直是天上甘露啊！当然，我不会独享，肯定是和同一生产大组里的同伴们分享。于是，这北京酒药能用饭米酿甜酒，在二队甚至拉线场部就妇孺皆知了。现在想来应该是陇川的水好，米好，温度适宜吧。
其次，就是那个10 元钱左右的线绨被面了。我此时此刻打字，输入法字库里都找不到“线绨”这个词。在当年它可绝对备受欢迎，性价比高啊，八九元至十来元不等，只要您不遗弃它，估计可以给主人陪葬。就像相声“卖布头”忽悠的“经拉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经蹬又经踹……”不仅是结实，这东西外观还有点近乎丝绸，可谓物美价廉，难怪受到老婆娘们的青睐。
引领此物消费的，应该还是知青，记得我就有一床被子就是线绨面的。
再次，有意思的就是那几本书了，《工农兵学哲学》《搞好天天读》《哲学的解放》这是队领导杨世国托我买的。领导买书不稀罕，每天的政治学习他得有的侃啊，不充电怎么行？可是那位托我买《让哲学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老眼镜李孝先，好像不是啥领导，纯粹是民间理论家，自觉自愿地在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更值得钦佩呢！而最令人怀念的是；给杨世国寄三本书的邮资才九分钱！给老眼镜寄一套（三册）书的邮资是一毛二分钱！
1970 年我探亲没有按时归队，因为母亲下农村医疗队，父亲病重住院，我自己也在吃中药。为了不耽误老职工们使用，我买的东西有些邮寄回去了，有些请同学们带回去了。现在想想真不好意思，那时的旅途是多么艰辛，火车转汽车，汽车昼行夜宿，携带的东西要上上下下、肩扛手提的多次搬动……我给他们添了多少麻烦啊！感谢许光修、李艺、苏征瑾、郭颖、王蓉同学。尤其是三十一中初六八届的许光修，40 前，他只是个调皮的大男孩，却不厌其烦地帮我带了那么多老婆娘们用的零七八碎的“针头线脑”。我俩住的只隔一条街，他也就近水楼台为我负重了。遗憾的是跟他失去联系多年，如果他能看到这些字，我一定会多写几遍“谢谢！谢谢！”
作者和姐姐艾建英
想起“二爷”胡华升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四队/ 艾建平
1970 年秋，当时我正在三营刚组建的水工连修水库。
一天下午，杨开明和范海钧到连里找我，说是接我去团宣传队。多美的事儿呀，搁现在就好比王宝强被“馅饼”当头砸中一样来之不易。可我当时还真没这么想，第一反应是不去。因为曾听过不少有关团宣传队的风言风语，说那儿是个大染缸，进去就变坏。我本正派之人，岂能同流合污，尽管姐姐建英已调入“缸”里。开明他俩似乎有备而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轮番开导我，什么“发挥主观能动性，事在人为……”啦，“是锻炼是考验……”啦，“有众兄弟在，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抵制……”啦等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们都曾是弄巴（三营）宣传队的，在我心目中他们既是兄长又是真诚可靠的好朋友，于情于理我都无力反驳。结果可想而知，一番“思想工作”后我乖乖地被带到了试验站（团宣驻地）。
试验站不大，有一处东西南北四排瓦房围成的小院。放下行李后他俩便带着我熟悉环境。房间倒是不少，可都静悄悄地空无一人。有间屋里架着扬琴，我走进去拿起竹签就敲：哆—咪—嗦—哆—，没想到扬琴竟能发出那般宏大的音量，震得四壁嗡嗡响。认准几个音后试着来首曲子吧，菜喽，竹签老打在琴柱上，噼里啪啦的噪音混杂着琴声，比弹棉花还不如，名副其实的乱弹琴。我自言自语道：“胡二爷是怎么打的？”。话音刚落，引爆一阵哄堂大笑。我着实被吓着了，回头看时，门口竟站满了人，弄不清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被演”了出独角戏。“导演兼观众”
宣传队演出剧照，打扬琴者为本文主人公胡华升
们各个笑得前仰后合，我却不知所措地怔在那儿“表演”着尴尬。“胡二爷”者，胡华升也。其人其事我多有所闻。他比我大得多，是早几年来支边的四川知青。他身材瘦小，白皙的瓜子脸上一双不大的丹凤眼总眯着看人，成天顶着个小布帽，不为遮阳只为盖住少白头，走路外八字，一拽一拽的像个
儿。别看这么个文弱书生，凭借几把“硬刷子”已然是宣传队的三朝元老了。他会拉手风琴会弹扬琴，能写能编，创作的剧本曾上过省报，因此在陇川“文艺界”享有盛名。他颇有女人缘，备受队中女生的青睐，敬他如宝玉——宝二爷，故以“二爷”称之，透着亲近和喜爱，假如一上来就直呼其名倒显生分了。而我是个初来乍到的毛娃子跟他又不熟，背地里也这么称呼他，听了感觉肯定不对。记得当时“二爷”冷着脸冲我“淡淡一笑”！我的感觉他不是“二爷”是“三爷”（座山雕），夺路而逃吧，有失体面，也跑不掉，他就袖手立在门边。情急之中我用傻笑相还，以示道歉。事后才知扬琴是他的至爱最烦别人乱动。“乱动了不说还出言不逊，简直太随便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他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反正当时他很给面子，大人没计小人过，众人面前一笑了之。我顿时对他心生好感，觉得“二爷”有涵养，够意思，跟外界说的不一样。
进队后相处久了更觉得他人品不错，认识全然一新。他才艺过人却不张扬，偶尔犯上但不欺下，名为元老级人物，实乃谦卑的儒生，不端架子不摆谱儿。有时挨了女生呲叨委屈得像个孩子。细端详时发现他有点男人女相，长胳膊溜肩膀眉清目秀的，若再有副“青衣”嗓儿，扮个旦角不在吕晓莺陆小英之下。可惜他一不会唱二不会跳，浪费了资源。他善良随和温文尔雅，一口浓重的川腔，说起来抑扬顿挫的总让我联想到《抓壮丁》里的人物。更绝的是他跟北京知青讲“普通话”，七拐八拐的，听着能把人“憋死”。他聪明好学无师自通，一专多能技艺娴熟，把扬琴手风琴玩得不同凡响，堪比专业水平，是宣传队中的“腕儿”。调琴是他的拿手绝活，他只需弹拨几下，就能在几十根琴弦中快速地锁定一根，然后上手微微一旋，轻松搞定。完全是一种人琴合一的状态，非常人所能及。扬琴是乐队的核心，起着指挥的作用，他以准确无误地动作和琴声掌控着乐队整齐划一起承转合。套个八股句式就是：全体乐手紧密地围坐在以胡华升为首的演奏席上，各司其职和谐共鸣。他的扬琴属重装备，加上琴箱琴架足有六七十斤，巡回演出时用条带子捆紧后穿根扁担二人担着走，有人相助。平日在家排练就不一定了。他不憷，努着点干巴劲扛起扬琴快步如风，但停下后原地打晃小脸儿煞白，这惨相儿了还吹呢：“想当初我在学校足球队踢边锋的时候……”。记得有一回在边境寨子演出，都结束了他还不收，让人把麦克风凑到扬琴边上来了段《北京有个金太阳》，“外宾”们就是在“亮堂堂的金太阳照耀下”踏着夜路“回国”的。他也有真性情，得意时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失意时躺在蚊帐里沉默不语判若两人。他曾有过心爱的人，无奈何最终被情敌横刀夺爱，好不可怜。据说那段日子里, 他的琴声中总带着些忧郁和悲伤。
东拉西扯地说了“二爷”许多，都是些皮毛，可见我跟他的交情并不深。这我不在乎，只想说明他没有被人遗忘，这挺重要。
还有件关于我的事没说，那就是：从进队第一天的“演出”之后，我再没碰扬琴一手指头。
前些年听到他病故的消息，心头曾掠过一阵忧伤：想不到几十年前陇川分别之日既是永别之时。他体质差，多年肾病缠身，悠悠岁月也不知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当年我小，没能和他比肩促膝正儿八经地说上几句话，如今有条件交流了却没了机会。虽说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但我认为当年的宣传队假如少了他，生活会缺点儿滋味，水平也要打些折扣的。“胡二爷”的位置不可或缺，作用无人能代。
默默地为他祈祷吧：愿“二爷”在那边儿过得安逸！
此刻说到他时，记忆中的他正神情专注地站在琴前，随着他手中竹签的上下飞舞，一串清亮悠扬的琴声飘然而至：嗦啦哆啦啦嗦啦啦嗦咪（《北京有个金太阳》）……
写于2011年8月5日
邂逅情缘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八队/ 范海钧
1971 年7 月25 日，正值青春似火的流金岁月，十团宣传队又要迎接一批来自重庆的1000 多名支边青年。
一大早，我穿戴好领章帽徽齐全的新军装，站在镜前一照！“一颗红星头上戴（帽徽），革命的红旗两边挂（领章）”。嘿，人模人样，真像那么回事——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战士。
当西来的列车徐徐开进昆明车站时，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兵团战士，拼命敲着锣鼓，扯着嗓门振臂高呼：热烈欢迎重庆知青到云南支边！保卫国防！建设边疆！刹那间，充满激情的口号弥漫在站台上空，人群沸腾了！
“这军装是真的吗？”
“真的！”
“到兵团都发军装吗？”
“有任务就穿！”
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统一回答词，望着眼前一脸纯真稚气，充满疑惑的知青们，
真不愿伤害他们心中美好愿望。“同志们，按各班编组上大客车了，快，快点！”一串银铃般的声音传来。循声望去，一位苗条娇俏的女孩跃入眼帘：浅黄的头发，白净的肌肤，举手投
足无不透出巴蜀人特有的火辣灵秀的韵味。
“她是谁？”
“我们红卫兵团长，知青的头！”
“呵，团长？有点气质。”
的确，随着小团长的哨声口令，知青们叽叽喳喳，你拥我挤地登上大客车。只
有那个小团长不紧不慢的拿着小本，顺着每辆车认真清点核对人数，晶莹的汗珠顺着清秀红润的面颊滚落下来。
我忍不住叫住她，快上车，我这有座位。谁知她并不领情，忽闪一双乌黑水灵的大眼睛，小嘴一翘，“我晓得，我要上前面的车子。”紧跑几步，轻盈一跳，竟登上了艾建英负责的一号客车。
满载知青的大客车直奔昆明财经学校，其时学校尚未复课，于是便成了知青临时接待站。知青的到来，使寂静的校园顿时变得热闹起来，教室都成了临时寝室，大家将
课桌拼凑起来搭成床，有的铺席子，有的挂蚊帐，嬉笑打闹乱作一团。“解放军，有锤子吗，我要钉蚊帐。”“没有。”我直截了当答道。“你身上就有噻！”“呵呵——呵呵——”周围人一下哄笑起来，有人甚至笑得在铺上直打滚，扔枕头、抛衣服。我却一
头雾水，不知所以。“二娃子，你要搞啥子吗？朗个讲不文明话嘛？！”不知什么时候小团长冲进来，指着要锤子的小男孩一通斥责，吓得那男孩抱头鼠窜。尔后，涨红了脸的小团长略带歉意地告诉我：“锤子”是重庆方言脏话，不要理他们。当天晚上，十团十四团两个宣传队联合举行欢迎知青的文艺演出。我早早化完妆，背起傣族象脚鼓，站在台边静静等候演出。
云南省知青办领导热情洋溢的致词后，就是知青代表表忠心讲话，竟然是那个小团长，只见她手拿讲稿，快步跑向讲台，刚往前一站，出问题了，1米5高的大讲台，小团长仅露出一个头，根本够不着话筒，场面顿时陷入尴尬，小团长一脸无奈，表情很窘。此情此景，我急中生智，顺手抄起演《白毛女》的道具小板凳，一个箭步冲上前，快速垫在她的脚下，她先愣了一下，接着稳稳地踏了上去，还没忘朝我投来感激的目光。全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革命的战友们，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重庆全体知识青年，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作者在宣传队排练
扎根边疆一辈子……”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川音，久久地回荡在大礼堂的上空。
接着该轮到我们宣传队表演了。以民族形式载歌载舞显示欢迎场面，是宣传队的拿手好戏。伴着傣族的乐曲，跳着轻盈的舞步，扭着优雅的身姿，敲着欢快的鼓点，纵情放歌狂舞，陶醉美妙时光。一个接一个精彩的节目让知青们看呆了，瞧傻了，欢喜的不得了！
舞台下掌声不断，叫好震天。这时在小团长的激情鼓动下，重庆20中的几名女同学也大胆登上舞台，即兴表演了一段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片段，这一下更激发了知青们的兴奋劲儿，舞台上下交相呼应，气氛热闹异常，掌声、哨声、呼声此起彼伏，欢笑汇成一片。
演出结束后，我们站在礼堂门口两侧，列队敲锣打鼓欢送知青，兴奋不已的知青们再次围拢上来，尤其那个小团长在女友们的簇拥下，径直向我走来，让我心中不免翻起一阵涟漪，但她却直奔我手中的象脚鼓，好奇地抚摸着，敲动着，还不时的赞美着，真好耍！真漂亮！
稍后，又略带羞涩地对我说：“你跳得真攒劲，演得好巴实！”那纯真依人的神情撩人心动。这些知青啊，真是太可爱了！
斗转星移，邂逅情缘，天下竟有如此巧事。
两年后，我与那个小团长分别被兵团推荐上学，同学校，同专业，神奇重逢。
5年后，学校毕业又一起分配到开远火车站工作，同车间，同班组，天赐良机。
8 年后，喜结良缘，终成眷属。新婚燕尔，偶翻起当年宣传队合影照片，她突然惊愕地睁大双眸，一下子就认出三师十团宣传队当年接送她们的人：艾建英、樊变珍、左方、汪建华、杨开明、王永平、王建国……那曾经的往事，再度触发岁月的回忆：送板凳——象脚鼓——傣族舞和找“锤子”的情景，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
一节节历历在目，浮想联翩，触景生情，禁不住泪流满面，相拥而泣……哦，那小团长，重庆知青，也就是我老婆，她名字——李邦维。
写于2011年8月10日
怀念闻建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四队/ 周伟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一下我的初中同学闻建。我们在一起上学，一块儿去云南农场，在农场又住在同一间宿舍。我和闻建是北京太平桥中学初一的学生。他是初一四班，我在初一三班，我们两个班级经常合在一起上课。1969 年5 月15 日的中午，我和闻建坐上了从北京开往云南方向的列车。车厢
里坐的，全都是北京各个学校被分配到云南农场的学生。我们学校一共去了11位同学，有6名男生，5名女生，都被分到陇川农场。我和闻建、张伟3 人被分到同一间宿舍。闻建喜欢地理，熟悉各国的概况和风
土人情。闻建为人平和待人很好，我从来没见过他和谁争吵。他和老职工、他们的孩子关系也都十分友好。闻建关心时事，订了报纸和《红旗》杂志。那时人民日报要半个月左右才能送到我们队，那他也要订。闻建原本很健壮的身体，在来农场的第三个年头出了问题。那年，和我们相邻的十五队，要搞一个小水泵站。要求我们十四队派人参加建设。水泵站建成后，能
浇灌良田共同受益。闻建被指定参加修建泵站。以后，他就一星期回来一次。看看他订的报纸到没到队里，好带回工地去看。在工程快要结束，试水开闸的时候出现了状况——由于那时是雨季，迅速上涨
的河水把泵站冲开了一个豁口。这时，闻建看见老职工跳下去用身体堵豁口，他也跟着跳了下去。老职工坚持不住了，闻建就冲上前，换下了他们。上面的人忙着搬运沙包沙袋，装车卸车，争取早点堵住豁口。
终于，水堵了，工地保住了，但由于在水中坚持的时间太长，闻建累垮了。回队里休息两天后，他又回到工地。20多天后，他感觉腰部不太舒服，下半身也常常感到无力，就去领了些药来吃，但仍然坚持天天出工。
有一天，他感觉腰部很不舒服，我就陪着他到总场医院。医生认为他患的是风湿病，给开了几大包中药，让他自己慢慢地调理。从此以后，闻建就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他天天熬药耐心治疗，还每天坚持上工，从不落在别人后面。
闻建的身体越来越差，腰也渐渐地弯了下来。医生开出的病假条，天数越来越多。先是病假三天，过不了多久又建议休假五天，后来又变成建议休假一周。1976 年，闻建病退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西城区二龙路小五金厂工作。后来，我参加了闻建的婚礼。新娘是经人介绍和他相识的，他的婚礼办的十分得体。尽管亲人们千方百计地为他寻医找药，但依然无法控制病情，闻建的腰越来越弯，身体已经接近倒着的U 字了……闻建的家，在西城区广宁伯街胡同路口。本世纪初，这里变成了北京著名的“金
融街”。世界“500强”在这寸土寸金之地都有分支，“金融街”不断地东移北扩，不久，闻建的家，张伟的家，还有我的家先后都被拆迁。 搬走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了闻建。只见他弯着腰，手中提个饭盒。他的手臂很长，
几乎能摸到地，脑袋离地面只有一二十公分。他歪着脸，头几乎擦着地，和我打着招呼，叫着我的名字，热情地和我说话。他告诉我，妻子又病了，他每天都在照顾着她。女儿也长大懂事多了，他每天买菜做饭很忙碌。
他又问了问我：“近来在忙什么？”我告诉他最近生活状况，和一些知青同学的近况，他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很高兴，一再告诉我，见到这些知青同学，替他问一声好。
闻建于2007 年9 月7 日病逝于北京，享年54 岁。他一生勤勤恳恳，一个人忍受了许多的寂寞、许多的痛苦。却很少向外人展开他的内心世界。
闻建不在了，我是流着眼泪写的这些。总觉得他的一生就是一场悲剧，命运多变，他的命不好。
闻建同学病逝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郊区门头沟的一座山上，与其辛劳一生的父亲相隔不远，这也是亲人们对他们父子俩的安慰。
3 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勇气去和他的亲人们联系，我怕引起他们的伤心，我总是在想：时间能够抚平他亲人们心中的创伤。
写于2011 年
作者（左一）和于耒
噩梦与温暖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二队/ 李树仁
在人生的反思中，我特别留恋的就是那段陇川坝的生活。其实细想下来，我只不过在陇川坝生活了一年多一点。但就是这一年多，在我60 载的有生之年里感觉值得回味和珍惜的，却占有极重的比例！
平静的思绪，被这不速之客打扰了，奔腾汹涌的思潮一浪逐过一浪，搅得我彻夜难眠……甜、酸、苦、辣，像打翻了的五味瓶。陇川坝的生活、劳动都是艰苦的，却烙印下温暖的记忆，而且极其地甜美。没
有尝过“苦”的人是无法理解这股“暖”流的。感受到“暖”，因为我经历过噩梦。陇川坝一年之久的“暖”才刚刚开始，我却被投入了监狱。回京探亲期间的1971 年7 月28 日的傍晚，我正在家中嚼着烙饼，几个身着草
绿警服的警察闯进我家，将我背铐，光着脊梁的上身被胡乱地披上一件上衣就给押上了警车（后来才知道是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的）。在看守所一间不满10 平方米的阴暗牢房里，一蹲就是4年零1个月。其间遭受的侮辱、痛打、折磨难以名状 。
“我犯了什么罪？想不通！”不知拍牢门顿足地喊过多少次！狱警讥讽道：“你想通了，人民就想不通了……”4年后，我因“抗拒”被“从严”了。法院判决书认定：“该人信仰天主教，思想反动，企图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天主教国……”，我被判刑、押送云南省曲靖县嘉丽泽农场服刑。
劳改使我获得了行动上有限的“自由”，手脚从铁铐中解脱出来，但那超乎极限的“磨炼（劳改）”，却使我又成了一个“不接受改造份子”。随之而来的是捆绑、跪玻璃碴、在烈日的曝晒下、在风雨中“磨炼”。
在滇东北，冬季河沟里也要冻上近一公分的薄冰的季节里，要在清晨六七点钟就站在冰水里和泥。卷起裤腿蹦到冰水里，薄冰有如刀子般划开了粗黑的皮肤，鲜红的血一丝丝地漂在水面上，什么叫冰冷刺骨，这才知道！待到双腿失去知觉，上身却已里大汗淋漓了……这不堪回首的痛苦岁月，真是数着分数着秒熬过来的呀！
痛苦的记忆我愿它泯灭，因此多次向我征文，都未答应。因为我不愿回忆那似人非人的年代，但是因为我时常回忆陇川坝那温暖非凡的暂短，所以不得不一带而过。 那不堪回首的岁月，现在谈起来就跟讲故事一般轻松，但在当时，却是地狱里煎熬！在那痛苦的日日夜夜，打发时间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精神会餐”——肚子就像无底洞，一碗饭刚咽下去，马上就饿了，所以一有时间就幻想吃“炸酱面”、“烙葱花饼”，甚至捧着个硕大的窝头慢慢地嚼，慢慢地咽……还有就是让思绪飞回那不太遥远的陇川坝……不必说那绵延起伏的“9千亩”，也不必说那高大的大青树，就是拉线二队的周围就有无限的乐趣……低矮的茅草房被我们隔出了套间，宛如阿拉伯的皇宫，不时地还会从里面飘出阵阵炖肉的浓香。二队后面的池塘虽不清澈，但我们4 个大男孩有的在池边搓洗衣服，有的一边游泳一边清洗，那“共产主义”的生活把我们粘在一起，比亲兄弟还亲呀！高大的保山大姐——“大洋马”，既像姐姐，又像妈妈，黝黑的老婆娘们个个都那么可爱可亲。一点小菜、豆豉，一碗刚煮好的米饭，甚至一把煮熟的大蒜送到我们宿舍。怎不让人热泪盈眶！陇川坝，我思你、想你，思你那淳朴的人情，想你那深厚的、无私的爱。
1979年7月我获释了，当时九州大地上空的乌云已不是那样浓厚了，1980年我被平反，改判为“不予追究”，司法机关把我推回陇川解决善后事宜和安置。
人间自有真情在！我获释后邻居见到我，有如躲瘟疫一般，在我想去好友家时，曾再三思考犹豫，甚至“三过其家门”而不敢进，然后“恬不知耻”地进了门，先说：“您害怕我吗？如果害怕我马上就走”。
说话时心如刀割，人的尊严还有吗？有！有！有哇！回到陇川坝，阿囡的妈妈拉着我的手泪流不止，二队的老婆娘们唏嘘了。“这么多年你还是那样！一点也没变！”“到我家里住吧！……”是啊，在这里我还是先前的一营二连的农工或战士啊！天壤之别，唯有在陇川坝，被剥夺了数年的人的尊严得以重归，我从阶下囚恢
复为当年的“知识青年”！对于我，这是多高的政治地位。我心中被暖的不知所措，喉咙哽咽竟怆然无语，只会傻呆呆地似笑非笑。此刻，我的心凝固了，感情凝固了……这是美好的凝固，温暖的凝固……我多么愿意人生就此凝固在这温暖的时刻，让美好的感受镌刻下来！老指导员——曾经的农场法庭庭长刘安邦的一句话：“困难的时候，你帮助了我们，放心！在你困难时我们也会全力帮助你。”一句平实的话，有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样震荡着我心！农场党委当即召开特例会议：为我恢复名誉，经济上给予8年补偿。我遭受的不幸，本与农场无关，却在这里得到补偿，重生也从这里开始！两千多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蕴含着老职工们那一颗颗善良、正义、温暖、纯朴的心啊！近10年身心上的创伤首先在陇川人的怀抱中得以疗伤。
人们都把初恋誉为一生中最美好的情感，对于我，陇川坝犹如初恋，那般温暖、那样浓烈！我就像年轻的郭沫若，真想赤着脚在石子路上狂奔，真想撕裂上衣趴在地上，真想大叫：“红土地——陇川坝，我永远的亲人！”
又见思医生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四队/ 那佳
很久以来就想回趟滇西，但苦于每次去云南开会只在昆明停留，来去匆匆。2009 年5 月，我终于和众多北京知青一道重又踏上德宏大地。抵达芒市的当晚，原德宏自治州人民医院的老院长思医生和他的儿子小思医生就赶到我们住宿的酒店看望，并送来了十大箱浓香四溢的热带水果……
哦，亲爱的思医生，我尊敬的恩师，您好吗？
40 年前的上山下乡，使我来到万里之外的南疆，屯垦戍边。如果命运是别样轨迹，我可能会上大学，拥有另一种人生。既如此，为什么自己还深深眷恋那段岁月？为什么还魂牵梦绕那块土地？
日子久了，越来越明白，其实我最思念的，是那里的人，是在那里结下的最宝贵的人间真情。脑海中一张张熟悉的面容，又属思医生的印象最为深刻。
说起我们的相识，还真有点意思。1969 年初到陇川，我被分配到农场最偏远的水稻连队，条件相当艰苦。一天，连里来了几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开饭时，我们几个北京知青正好在伙房生火煮粥，由于不会烧柴，总点不着火，被烟熏的直咳嗽。见这情景，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走了过来。他中等个头，身材适中，戴一副眼镜，举止显得既文质彬彬，又敏捷利索。在他帮助下，柴禾架好，很快熊熊燃起。他一边拨火一边对我们娓娓道来：“做人要实心，烧柴要空心。”交谈中我们知道了他姓思，是场部医院巡回医疗队的医生。
一年多后，我被指派到农场医院卫训班学习，老师正是思医生。集训完毕，分到总场医院内儿科当护士，思医生是我的科主任。接触时间长了，逐渐对他有了更多了解。
思医生名叫思治云，是傣族后代，出生在德宏州盈江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56 年被国家保送到首都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读高中，1959 年考入北京铁道医学院。5 年大学，他刻苦用功，品学兼优，表现非常出色，担任过校学生会委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4 年毕业时，本来被分配去昆明铁路医院工作，可是他忘不了滇西，牵挂着边疆的父老乡亲。他深深地知道，那里疾病肆虐却缺医少药，解放前少数民族百姓得病只有拜神灵求巫医，至今医疗资源也依然匮乏，所以是最需要他的地方。于是，他向学校诚恳表达了自己的考虑和愿望，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德宏，在陇川农场医院走上医生的岗位。
当年，我在他的手下当护士，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天一上班，帮他抱着病历，跟随查房。这个过程中，我可以看到他对病人的关心，对工作的认真，可以向他学习各种医学诊断常识，他也非常愿意手把手的教我听、扣、切、摸诊等。那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基本没有辅助诊断设备，全靠医生个人知识和经验来诊断疾病。记得有一次内科收住一位突然昏迷的患者，为了尽早确诊疾病以便制定抢救方案，思医生守在病房，手不离卷地查找医学资料，聚精会神地研究病情，反复进行神经反射检查试验，用鉴别诊断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及时救治了病人。
陇川是傣族和景颇族聚居地区。一次我跟着他利用假期去附近的傣族村寨义诊。刚进寨子，老百姓便奔走相告：“农场派的摩雅来啦！”摩雅在傣语中是医生的意思。不一会儿，我们就被男女老少团团围住了，这场面让思医生也很激动，顾不上歇息片刻，立刻吩咐我打开药箱和器械包，开始看病。他用傣语仔细地向每个人询问病情，认真地做着各种检查，一一叮嘱所应注意的事项，虽然听不懂交谈的具体内容，但分明可以感觉到他们的亲密无间。诊疗结束已是黄昏时分，乡亲们依依不舍，坚持着一定要送给摩雅香甜的糯米糍粑。走出好远回过头去，只见夕阳斜照的凤尾竹下，一只只热情的手臂仍在挥动……
记忆中的思医生正直、善良，有着傣家温和宽厚的品性，是个公认的好人。
他更是个好医生，勤奋严谨，对技术精益求精，热爱自己选择的医学事业，执著于祖国边疆医疗事业的发展。他脚踏实地，做好了普通医生，做好了内科主任，做好了州医院院长，并为德宏自治州人民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直到前些年退休，还被医院请去开设专家门诊，发挥专长余热。这一切使他赢得了国家、民族的诸多荣誉：被国务院授予“为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拥有教授级主任医师职称；取得多项科技进步奖；多年被评为自治州先进工作者等等。
他还是个好干部，担任州医院院长多年，却从来没有、也不会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一己私利。这种习惯和原则，甚至到了有点“傻”气的地步，完全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只懂奉献，不知索取。在风华正茂之年，回到边疆悬壶济世，从生活相对优越的首都一下子来到偏远的农场医院，那种落差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可是他无怨无悔，一干就是一辈子。不仅如此，言传身教下，儿子也成长为医生，也选择了效力德宏“悬壶济世”，真是献了青春献子孙……
此刻，30 多年后终于重逢，一位胖胖的慈眉善目的老者站在面前，这就是我一直挂念的思医生！我无限感叹，感叹时光无法倒流，感叹他几十年不变的为人、为医、为官……
之前，当我告诉他要回云南看望，问他想念北京的哪口吃食？结果，他只请我带一瓶北京的臭豆腐，那是他在北京求学时常吃的咸菜，几十年过去仍然喜欢。思医生对北京爱得深呐！虽然大学时赶上困难时期，尝受了北国的寒冷与饥饿。但那里留有他青春的印迹，美好的校园图景、首都人的礼貌相待、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关怀，这一切在他一生中都刻骨铭心。
反过来，我不也一样吗？在芒市小住的最后一天傍晚，我独自探寻到芒市宾馆。那里已经面目全非，盖起了十几层的高级酒店，只有周总理上世纪五十年代来时栽种的树木还保留着。我一个人绕着那里走了一圈，想到当年每次到芒市送病人都会在这里住宿，想到曾经的孤单、柔弱、想家，以及泼洒下的如三月山茶般的少女时光，禁不住潸然泪下……
是的，知青生涯风雨磨难。但包括思医生在内的农场职工、基层知识分子，我们之间的深情厚谊，弥足珍贵，永远是我心中的温暖。
多多保重，思医生！愿你有一个愉快的晚年，祝你们全家生活幸福。我还会去看你们！
写于2009年12月7日
我们的陇川坝真情
宣传队故事会
宣传队部分北京知青
因为农场改兵团，陇川农场的宣传队也改名成了三师十团宣传队，正是那段时间，北京知青成了宣传队的主力。农场的舞台上因此多了北京知青的身影，北京知青的记忆里从此留下了宣传队的故事。
从上个世纪70 年代的中后期，大家陆续离开农场，朝夕的相处逐渐变成了长长的记忆。直到2005 年的春天，当大家又打听到各自的消息，聚到一起，第一个行动就是约着回了趟陇川。去看看我们的连队、香料厂、小学校，看看我们宣传队在一块儿排练、劳动的实验站。第二年，又原班人马到成都，与宣传队的成都知青叙了旧。以后我们几乎年年都要聚上两次。过节放假了，凑到一块儿乐呵一回；知青朋友从外地回来又聚上一回；谁家搬了新居，一窝蜂地凑到那里热闹一回。不管谁生个病，有个事，也要走到一起留下几句保重、问候的暖心话。总之曾经在宣传队一起排练演出，一起搭台子走夜路，一起接知青的这群人就再没有散过，见面儿总那么亲。
这次为凑一篇宣传队的文章，大伙儿又聚到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记起的都是当年发生在台前幕后，记忆在心中的小故事。于是我们决定把大家想起的这些往事串在一起，记作宣传队的故事会。
参加人：杨开明、左方、汪建华、樊变珍、张淑英、范海钧、王永平、艾建平、王建国、黄岗、陆小英、艾建英。
开头的故事
杨开明：我们的故事就从北京知青到十团宣传队开始。
当年的团宣传队在北京知青进去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带进来一些新的节目，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些新的表演风格和表演方式，宣传队的编导能力和演出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谁不喜欢看新鲜的节目，看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呢？在那个文化贫瘠的时代，让那块在远离北京千万里的红土地上生活着的乡亲们，让那些进了陇川坝就没有离开过一步的农场老职工和他们的孩子们同样看到了立体的杨子荣、李铁梅，看到了用脚尖走路的娘子军、白毛女。宣传队的北京知青们用辛勤的汗水却又以特殊的方式讴歌过农场几代人为陇川坝子的默默奉献，记录下农场与边寨的民族情谊，表现着农场人战天斗地的感人故事。
我们用各自的方式为农场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岁月。不管是在连队，也不管是在医院学校还是在电站糖厂，农场的乡亲们都记得我们。我们也都没有忘记那块地方。
其实，农场变兵团除了建制名称变了，多了一些现役军人的身影之外，知青还是知青，农工还是农工，大田里长的还是水稻，我们每月还是发28 块钱，大家还是打着赤脚，穿着从北京带来晒得褪了色打了补丁的衣裳。但是，宣传队的节目不一样了，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兵团战士在舞台上穿上了军装，祖国的万里边疆，一夜之间成了军民团结的政治边防。用现在的话说，那是相当的主旋律。
左方：先说说北京知青进宣传队的过程，前后三四批，总共19 个人。我是第一批来的，那是1969 年6 月中旬。同时还有毛跃进、张淑英、朱可心、吕晓莺，不久又调进了陆小英，都是直接来自基层生产队。第二批队员是当年8 月全团里举行文艺汇演以后，从各营宣传队中挑选的，共有杨开明、范海钧、艾建英等10人。再后来因乐队的需要，又陆续调进薛健等4 人。陇川的北京知青300 多人，在宣传队呆过的差不多占十五分之一。
汪建华：左方记得真清楚。1970 年夏天，各营组建宣传队参加团里汇演。我在一营，也被推荐到营里。因为每个营一场晚会，什么对口词、三句半、小合唱、器乐合奏等成了大众菜。最隆重推出的是样板戏，哪个营都有，重复的片段，今天这个营演了，明天那个营又演。这个营的沙奶奶唱的有味儿，那个营的喜儿跳得好，不说话的群众演员也有扮相漂亮，举手投足像那么回事的，由着让大伙儿评论。
汇演结束，我又回到拉线香料厂，接着干活儿。没过几天，就听说我要调团宣传队，后来果然接到了通知。到了团部最先看到了吕晓莺，她算第一批进的宣传队，是我的同学，也是女八中的。接着，我陆续看到了前些天汇演时一些熟悉的面孔，开明、李静、变珍、小艾（艾建英）、海钧……从此，我们成了朝夕相处的战友朋友。现在想起来了，台下的“观众”中，始终坐着老曾，乃富，小豆子（张淑英），左方，吕晓莺几个人，原来他们是特意在选人呢！
陆小英：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理解我们那一代人，就如同我们不全理解现代年轻人一样，其实这就是时代。历史在每个阶段都有着那个阶段独特的表现方式，“宣传队”在特殊岁月里也发挥过特殊的作用。我们活着的过程也是如此，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算够多了。
1969 年5 月我来到陇川，分到了连队。年龄不大的我每天除了学干农活以外就是想家。在连队没有多长的时间，甚至和老乡还没熟悉呢，一天中午去伙房打饭回来的路上，遇到3 个人，他们友好地招呼我，我停住脚步定睛一看，那两个本地人我不认识，另外那个我可认识：我们下乡途中北京知青在保山“武斗”的“头领”，被亮相的那个知青。我好奇地看着他们,他们开门见山问：“你会唱歌吗？”我说：“会。”于是，有一个人给我笛子伴奏，我端着饭碗唱起了《北京的金山上》，当时既没啥准备也不是表演场合，就地高歌一首。他们说我嗓子好，唱得也很好。因为上学时北京广播电台就经常播放我的童声独唱，因此夸我唱得好也是很正常的事。后来他们与我客气地道别。我端着饭碗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不明其意。
下连队演出樊变珍、艾建英在编舞
事隔两天我就被宣传队录取了。宣传队来人帮我挑着行李，来到了驻地。过程如此简单快捷：没有政审，没有调查我是否“黑五类”的后代。宣传队可是政治窗口，是喉舌啊，如此胆大的用人作风，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后来我才知道那天让我唱歌考试的3 个考官是谁：老曾、乃富、毛跃进。打那以后，我开始了宣传队丰富多彩的工作与生活。
排练的故事
范海钧：要说咱们的排练，那可是我们付出汗水最多的事儿。没有排练，宣传队的什么活儿也玩儿不出来。练歌的，练舞的，练乐器的，编剧的，写谱的，串台词的，凑起来才成一台戏。
人们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当时的宣传队可没有机会给大家这样的条件，头天报到恨不得第二天就要演出。很多人到宣传队之前都跟我一样，没登过台，不会说不会跳，一天的功都没有。我刚上台连手往哪儿放都不知道，抬起来就忘了放下。一会儿背台了，一会儿又跑龙套的把主角遮住了。于是只有苦练。首先搁进去是时间，熟能生巧，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排练。其次是认真刻苦的精神和那么点儿悟性，老队员教新队员，自己琢磨着苦练。再有就是得放得下脸面，不怕台下出丑，到台上才有精彩和成功。咱们刚开始是住在团部，一间房子两排大通铺，排练就在大礼堂。后来可能是嫌我们吵了，就搬到实验站，在空场上和库房里排练，也有床睡了。
在驻地排练前排左起：艾建英、左方、樊变珍、陆小英后排左起：王永平、薛健、黄岗、毛跃进、王建国、范海钧
还拨了好几十亩地，让我们种，够累。
那时候我们成功的最大保证就是认真。老毛（毛跃进）、左方、胡华升的编导是水平加认真，大伙的排练是刻苦加认真，宣传队的管理是严格加认真，在这个集体里你不认真都不行。老曾的严，那是不用说了，几任队长 毛跃进、开明、钱江，包括我本人，担子压在肩上，当个事做，不敢马虎，其实也是认真。就这么着，我们排了那么多样板戏、歌舞、小剧，还有大部头儿的芭蕾舞剧。现在说着都想比划两下。
左方：当时的宣传队演不演样板戏那是方向路线的问题。京剧跟北京毕竟有亲缘关系，何况北京知青里有吕晓莺、张菊慧从小学过戏，再加上毛跃进、程荣辉的美声京腔，很快弄得像模像样。比较起来，芭蕾舞挑战很大，足尖儿舞谁都没跳过，但凭着勤学苦练，最终成功拿下。
艾建英：在国外生活几十年了，我却总忘不了云南，忘不了十团的宣传队。说到我们当时的跳芭蕾，那真是时代的产物。没有童子功，没有老师，也没有多想什么，一群伙伴就开练了。我们几个先是苦练了好一阵“压脚面”，因为脚面得绷得与小腿一条线，才能踮着脚尖站起来。后来又苦练旋转，让我跳“窗花舞”的领舞，要只用左脚尖着地原地旋转。就是为了练好这一段，大脚趾的趾甲盖儿都磨掉了，疼得偷偷掉眼泪。为了我们也能上样板戏，大家互相鼓励，真受了不少的罪。看着血糊糊光秃秃的大脚趾，你们猜，我当时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今后穿不了露脚趾的漂亮鞋了。结果，指甲慢慢也长出来了，台上的芭蕾也像模像样了。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后来看芭蕾时，对它的理解就更深些。
当时咱们女生跳芭蕾的有陆小英、左方、小豆子（张淑英）、汪汪（汪建华）、变珍。大春是建国跳的。
王建国：那是在楚雄，有一次老毛找我，说我们很快就要完成任务回陇川了，出来这么久，要赶排一台新节目，让我演大春。那时没有讲条件这一说，没有芭蕾的基础，只有从头学。老师是十四团跳大春的冠兴。
我们男生原来练功，都是一些集体舞蹈，这次不一样，得单打独斗了。芭蕾的动作很舒展，男生的大跳多，腿的基本功那是必须的。可咱从来就没练过，真是愣抻那根筋啊！窗台儿就是压腿的地儿，那个疼劲，咬着牙坚持，天天都练得四脖子汗流。跳喜儿的是陆小英，有一个动作是在山洞里，她在我身后用手扶着我的肩迎接朝阳。平时排练时，她老不扶着，走位对了就行，我也习惯了。结果正式演出时，她一下子踏踏实实地扶下来，吓了我一跳，差点儿没摔那儿。（王永平：那时候建国真的是能吃苦，肯卖力气，不偷懒儿。我看他练功的时候总是满头大汗的，难怪人家下一字那么好，这可有北京颐和园冰上劈叉的照片为证！建国扮相也好，化完
妆特精神！）
汪建华：再说说京剧，也有彩儿。为了凑沙家浜的18 棵青松，我们女生都女扮男装上台了。人家郭建光只带男兵，我们的郭建光还当了党代表。为了排《沙家浜》片段——坚持，俗称18 棵青松，舞台上需要8个战士出场。除了乐队，所有的男生都上也不够。这段的特点是以集体表演为主，很有气势。领导决定一个也不能少。就在为难之际，不知是谁的创意，提出了让女生“充数”的主意。条件挺简单，身高跟男生能排上就行，还说在台上捂严了看不出来。没的说，那就是我和变珍了，谁让我俩是女生里个儿高的。
这段戏的说唱内容是师傅（张菊慧，因为她进宣传队后非常谦虚，向谁请教都称师傅，所以大家索性就叫她师傅了）教，连里面最绕口的 “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斑迹重重”等几处，我们都练得吐字清楚，有板有眼。舞蹈动作也整齐到位。但是剧情里的新四军要做侧手翻出来亮相，这可是难住我了。手撑着地，头朝下，腿怎么也抬不起来了，那简直不是苦练而是傻练。建国算是男生中有冲劲的了，他看我那费劲的样儿，想了个招，让我先拿大顶（倒立）找感觉。他面对墙，手撑地，顺势腿脚就靠在了墙上，挺简单。我想凭感觉也能翻上去。等我弯下腰的瞬间才知道，根本没法把腿带上去。是建国帮着我把腿扳上去的，使我有了第一次倒着看世界的感觉。结果我们两个女生还是没有胆量做出来，编导无奈地把动作改成了我们从沟里跳出来。
杨开明：说了唱的跳的，我说说报幕。舞台上最先亮相儿，最先出声儿的是报幕，现在叫主持人。记得第一次排练我就给自己来了个下马威。平时走路我可没犯过愁，那当年也是操着正步过天安门的体育大军呀！但不知怎么回事儿，到了咱们的台子上竟然不会走路了。兵团战士的形象不能像现在的王刚、李咏那样轻松随意地走到台上，拿个纸片看看说完了手指头一弹。那时得昂头挺胸齐步走，我跟在汪汪后边，从边幕走到前台。除了自己走好，还得看着她的步子，她停我就得停，然后一个立定向右转手捧红宝书拉开这台演出的序幕。结果我一出台，台底下等着走台的人都在掩着嘴笑。原来我一紧张，走路变成左手左脚，还怎么也倒不过来，估计那整个的形象够逗乐儿的。军代表老郭急了，重来，再重来。越走越不是样，端着肩，僵着脖子，到后来连转身都不自然了，没等我的好声音亮嗓子表现出来，就是一声“下去练吧”。现在想想，人怎么紧张成那模样了？后来是汪汪耐心地陪我练，担当主持的角儿算是可以交待了。
王永平：宣传队有一张照片，叫做“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照片的画面上，是咱们整齐的乐队在演奏。中西乐，管弦乐，打击乐都有，比不上正规的乐团乐队，但那阵势确实像个样。照片是老曾为搞创作拍的，但给我们留下了一幅乐队的资料。
宣传队原来的乐器是以民乐为主，北京知青来了以后，配置了管乐，后来又加强了以提琴为主的弦乐，乐队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当小号、长号、中音号、长笛、黑管、双簧管一下子出现在舞台上时，那阵势可非同一般。这几样管乐是毛跃进通过北京什么关系弄到的，那把长号还是托空军的飞机带来的，空军作战部的人很敏感，对那件长号还特别关注了一番。
乐队几个人几乎都是因为有了乐器才成了号手，原来没有吹号的功夫，所以练得特别苦。印象最深的是建平吹小号。在北京知青里，他的年龄、个头都是最小的，但做事踏实，挺机灵。好像建英当时还挺担心，怕他太小，练小号伤气。但担心归担心，一旦练起来，那白糖水就端到了弟弟的面前。结果不用说了，不管是程荣辉的长号还是我的中音号，练肿了的嘴唇换来了悠扬的号声，从此十团宣传队的铜管乐就远近闻名了。
黄岗：管乐威风了，弦乐弹拨乐肯定就要加强，我们就是这个时候进的宣传队，而且一下子就是三把提琴，一把琵琶。我们带着自己的乐器来到云南，又带着它们来到宣传队，把自己的爱好放到重要的宣传工作中，当时可真是挺自豪。拉提琴在别人看来很有诗意，其实练琴是一件很枯燥很辛苦的事，真拉好不容易，所以我们的排练也特别自觉刻苦。弦乐一加强，乐队更是鸟枪换炮，锦上添花。
张淑英：你们说事儿我说人。我说的是师傅跳舞，那都是我逼的。也是为了那台返回陇川的演出，我们排了舞蹈《洗衣歌》，跳这个舞最少需要6 名女生。我当时经常犯心动过速，带队的董科长知道了，与团部联系，批准我回京探亲看病。可是因为这台节目，我却不能走，除非能找到替我的人。想想已经身在昆明，直接坐火车就能很快回家，如果先坐5 天汽车回陇川，演完再重新出发回北京，不知又是什么时候了。我归心似箭，急的直哭。当时宣传队一共7 名女生，没上舞蹈的就剩唱老旦的“师傅”了。思前想后，心乱如麻。求师傅替我跳？不行！她从来没跳过舞。《沙家浜》可以女扮男装，跳洗衣歌男生绝对代替不了。我犹豫着，愁的睡不着觉。想到的办法说还是不说呢？想家啊！终于鼓足勇气找到师傅，使我没想到的是，师傅居然痛快地答应了。只是她说确实没跳过舞，让我教她。记得当大家晚上都休息了，我们俩还在一个清静的地方苦练。师傅认真地找着藏族舞蹈的感觉，那刻苦劲儿，令我难忘。唱老旦的师傅仅用几天时间就学会了洗衣歌的大段舞蹈，终于可以跟大家一起排练了！这个过程她流了多少汗，可想而知！这件事至今让我感动，闭上眼睛，师傅的舞姿就会浮现眼前。我要向此刻远在日本的师傅说一声“谢了！”
演出的故事
杨开明：咱们排练的故事太多了，是否到此打住，说说演出吧，这是主题。演出的节目咱们早说不全了，因为资料没有留下来。但开场式的气势磅礴，样板戏的像模像样，特别是咱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活泼精彩，都值得讲上两个，当然咱们台前幕后的花絮也不少。北京知青在的那段时间，我们到底排了几台节目，演出了多少场，有多少人看过我们的节目，都很难有准确的数字了。但是当年咱们的节目，在各团的演出中得到的好评，在农场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是深有感受的。
那时咱们的演出大概分三种方式。一个是下连队到基层，给我们自己人演；另一种，是代表农场到部队、机关、边境寨子作为慰问交流演出；还有一部分就是前面说的汇演和接待知青的专题演出。演出的目的不一样，节目也有所变化。我们的演出最值得炫耀的是自编自演的节目，创作的源泉都来自兵团战士的生产和生活，讲自己的故事，演自己的人，特别亲切。例如当年，丙寅分场修跃进水库，那劳动场面热火朝天，记录不断被刷新，于是，我们根据这个故事编写了小舞剧《小车儿不倒只管推》，用的曲调是四川清音，唱起来高亢、悠扬，歌词当然是歌颂建设水库的兵团战士，道具也很简单，一条红绸子披在肩上，握在手里，队形在交错地变化红绸子上下飞舞，俨然飞跑的一辆辆推车，出现在工地上。还有反映农场、边寨的舞蹈、小剧、说唱，更是把一个舞台表现得生龙活虎，热火朝天。我到宣传队报到的那天，正是左方领着排这个节目，所以印象特别深。
左方：我们那么多节目，开场式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保留节目，从歌词、音乐到舞台呈现都颇具创新，给人印象深刻，因此在师里汇演时，与我们的另一个节目《军民联防保边疆》，被选定为各团节目荟萃演出晚会的开场和压轴。另外，后期推出的《南宛河畔》，作为原创民族舞剧，总体上可说达到了相当水平。
艾建平：还记得“赶摆”演出吧？每年的赶摆，是边境最热闹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那时，境外势力也借机进行反动迷信宣传，为了用毛泽东思想占领“阵地”， 上级派咱们宣传队去唱对台戏，白天晚上连轴转地演节目，这算咱们最特殊的一种演出。精彩的节目和强大的声势把大批的边民都吸引到这边来了，后来连境外的国民党老兵也远远地观看，也许是北京知青的标准普通话勾起了他们的乡情。因为是在边境地区，人员情况复杂，表面上一片欢歌笑语，其实很紧张很危险。夜幕下的会场四周有边防军战士警戒，台下看戏的群众中也有边防工作站的人在暗中保护，而我们却全然不知详情。一场接一场的演出可把人累坏了，夜里回到住处倒头便睡，一觉就到大天亮。谁想得到茅屋内鼾声大作时，危险正一步步向我们逼近。第二天早上才听说，就在昨天夜里有境外的歹徒带着刀试图摸进女生屋里制造事端，被暗中保护我们的工作人员当场擒获。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各自被吓的模样，一定不会忘。
王永平：我们最辛苦的演出就是下连队，也是我们最本职的工作，基层连队一年也轮不上几场电影和文艺演出。营部是必去的，分散边远的连队也指定要去，走上一圈要些时日。当时边远的连队不通电，演出时全靠汽灯照明。每到一个连队先要在选好的场地上挖坑栽杆撑幕布，还要在前台栽好的竹竿间拉起铁丝挂汽灯。这些活儿都是乃富负责，乐队的人干得多，建国也常常忙在其中。汽灯要点好打足气再挂上去，特别亮。有一次建国提着灯爬梯时脚下一滑身子一晃，高举着的汽灯也随之一摆，正贴在建国的手臂上，立马就烫起一溜燎泡。再看建国，跟没事人是的，该干啥还干啥。这不，留下了胳膊上那道三寸多长的疤痕功勋章，永远佩戴着，谁也拿不走。
为了不给连队添麻烦，很多时候，我们演出结束后要连夜步行返回总场试验站，每次走上一二十里路很平常。记得有一次从拉线的一个队往回走，大家都很疲惫，全队静悄悄的没了说笑声，一个个蔫头耷脑的只管跟着前面的人机械地倒着步。行军时我和建国负责挑汽灯，四盏汽灯我俩轮流挑，挺沉还老晃荡。出发后不久我就进入了边走边睡的“梦游”状态，我已学会了这个本事，保证不摔跤不掉队。走到水库大坝时内急想方便，就叫住建国跟着我。我走到大坝边上正想……突然身边的树影里传出低沉的一声：“往哪点尿！”，深更半夜的，魂儿都吓掉了，挑着的汽灯应声而落，有一盏灯顺着大坝向下滚去。我赶紧猫腰去追，汽灯在滚入水中的瞬间被我一把按住。我抱着汽灯爬上坝来才知道“闹鬼”的是水库值班的人。镇定之后感觉不对，低头看时裤腿湿了一片，小风一吹凉飕飕的。
汪建华：我们下连队演出，表现本连队好人好事的临时节目特别受欢迎。一到连队，左方就赶着找连长指导员，了解队里的典型，然后马上编到节目里，像小剧《小黑板》、快板等等。临时节目多了，一是累坏了咱们的编导左方，二是谁上台谁心里慌。就拿我们报幕说吧，净是快上台了还没报幕词，等着现编。
通常，每一个节目中舞蹈的动作，小品的台词，插曲的歌词作曲最重要。而把节目报给观众的串场词，可以算是次要部分。但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左方从来不会忽视这部分，从来不甘心让我们只报一句话“下一个节目”。她会很认真的根据节目情节，写出一段串场词，更讲艺术性。快开演了，才拿到写着台词的纸条儿，赶紧背，那时不像现在，主持人可以拿着卡片上台。也就是年轻，记性好，再有就是对这样的报幕也习惯了。为了这，我们没少“临阵磨枪” 。
记得有一次，左方想编一个反映宣传队生活的节目，可能是内容太多，用什么形式表现都不好办，后来的结果是：当报幕员说：“演出到此结束……”的下句还没出口时，一个演员跑上来，打断报幕员的话，对观众说“没完没完，宣传队新的一天开始了！”全体队员上场，练功的，排剧的，用各种动作语言表达着主题，又把要退场的观众拉了回来，给观众一个惊喜。本来我们就不用再上了，左方执意不肯，一定要全家福。还是为我和开明各写了一段朗诵词，现在我还能记得她给我写的那几句：
朝阳送来满天霞光，
晨风吹醒孔雀之乡。
我们年轻的军垦战士，
前进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大道上。
樊变珍：刚才说的都是“光辉事迹”，我说点花絮。先说我和范海钧在台上时，他编词儿忘词儿的事。宣传队“第一老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封给了他。他那京腔京调、像模像样的扮相，尤其是学老倌开怀豪爽大笑，那真是一绝。我常演老奶，跟他同台唱对手戏。许多他当年现编现演的经典段子还常是我们聊天的好佐料。
小话剧《大年三十》表演了一名记者采访一户职工全家老少战天斗地、抢收抢种的事迹。海钧演记者，我演大娘。一上台他就不按事先准备的台词演，来个现场发挥：
记者：老大娘，您身体真棒！一点也不像七八十岁的人（加的词，我扮演的大娘就是五六十岁）。
老大娘：您辛苦了，请咂烟。
记者：不会，不会！
老大娘：那请喝水。
记者：不会，不会！（没有的台词，驴唇不对马嘴。）
剧情的最后，是记者将随身带来的苹果分给在场的大家吃，并拣了一个最大的给小孙子，老大娘客气推让，大家边吃苹果边就闭幕结束了。可范海钧临场又发挥了一句台词：“吃吧，吃吧，这是专门从北京捎来给你们孙子吃的——。”台上大伙张嘴下不了口，台下观众却笑弯了腰。
有个节目《修水库》，老头老奶加一个小孙女，边唱边演，说唱相随，环环紧扣，是一台很有意思的小剧。 一次三个人对唱到关键时刻，范海钧突然忘词了，光张嘴出声却没有词，扮演孙女的艾建英急得直拽他的胳膊，谁知他不慌不忙，大大咧咧地说道：“孙女呀，不是我呀不知道，是我有意把你考。”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杨开明：当时我们创作的两根扁担，赶马车，小车儿不倒只管推，多受农场职工的欢迎啊！当年的掌声大伙儿都不记，净记着咱们自己才知道的这些“露怯”的小故事，其实也有意思，现在说起来挺亲切。）
范海钧：永平演“小黑马” 那是一绝，下连队演出特受欢迎。就说刚出场那几步独创的舞蹈马步，绝了。又跳又唱让他每场下来都气喘吁吁，演得可卖劲了。见此情景我和建平就友情相助，总是在幕后帮忙伴唱。永平也千谢万谢地感激不尽。
有一次演出，不知什么缘故，我和艾建平忘了伴唱，这下永平可抓瞎了。只听台上音乐一遍遍地响起，却听不见他的歌声。他左顾右盼、欲唱又止，紧张的满脸冒汗。原来他习惯了伴唱，真到自己独唱时一下反应不过来——犯晕了，台下观众一阵倒好。亏得及时补救，剧情差点儿演不下去。一下舞台他那表情说不清是苦是酸，沮丧极了。见到我俩后不仅没敢怪罪，还双手抱拳：“哥，行行好吧，我这‘小黑马’离不开你们呀！”
陆小英：有一次演样板戏《红灯记》还不是出了问题，要是“上纲上线”就惨了。老毛演李玉和，我演李铁梅，那是一场父女壮别的戏，豪情加柔情，我上场时候应该拿着一条围巾，到爹爹被带走的时候，我一边叫着一边把围巾围在爹爹的脖子上。结果上场一忙忘拿了，我自己还全然不知，这时候可急坏了后台的人，从台口送出去吧，太远够不着，这时有人急中生智想从布景的后边把围巾扔过去，布景是我们自己做的，不算高，大家都自认为有把握，谁知这围巾是个轻物，悠着劲儿一抛前半截过去了，后半截却挂在了布景的架子上，忽悠忽悠地。大庭广众之下怎么收的场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是砸了一回锅。其实咱们京剧演的真够棒的，唱念做打透着那么点儿专业味儿，这一次的失误真该记一辈子。
左方：除了演出，宣传队有前后一年的时间为承担四川知青接待任务远在农场之外工作，可能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应该特别说说。
完成接待知青任务的故事
杨开明：刚才讲到的有些事儿已经和我们完成接待知青的任务连在一起了，我们干脆就集中说说咱们接四川知青的事儿吧。
2006 年夏天咱们到成都见到了当年在团宣的大部分成都知青，除了又自然而然地说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排练演出，也说到了我们接待他们到农场的事儿。几十年以后说的都很轻松了，其实当年不管是北京、昆明知青还是上海、成都知青，离开自己从小生活学习的故乡，离开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来到边疆，放下背包的那一刻谁想到还能再读书，还能离开那里，还能有现在的模样。生活的磨难，劳动的艰辛，思绪的彷徨，前途的渺茫，时光越久这样感受越浓。我们还是孩子一样的知青，还没把自己安顿好，还需要别人照顾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接受这样的任务，而且把任务完成得那么出色。军事化的管理，接待员的面目，宣传员的身份，兵团战士的形象，真不容易。我们当年做这件事的形象像什么呢？有点儿像现在的青年志愿者。
左方：要说接待成都知青这个任务，作为宣传队来说还真是个事儿。因为这件事儿占了我们七八个月的时间，代表兵团和云南省在外边独立作战。光演出就有七十多场，接待了二十几批知青，两万多人。
北京知青调到宣传队进来排练了一组节目，国庆节搞完汇演还没来得及把咱们自己的连队走一圈儿，就接到兵团的通知，从团宣传队抽调一部分人与八团、十四团宣传队的人员集中，分别在昆明和楚雄代表兵团接待上海、成都、重庆知青。1971 年春节一过，我们就出发了， 21 个人里有13 个北京知青，到头国庆节才又回到陇川，圆满完成了兵团交给的任务，也成了我们在团宣时期经历的主要一项工作。
汪建华：我想凭记忆试着还原我们在楚雄时接一批知青的全过程，大家看看对不对。
宣布本批知青到来的时间和人数——开会安排布置任务——领自己要负责的连队和人员名单并根据人数分配房间——检查布置房间贴标语——排练和政治学习——到广通火车站——帮厨准备午餐——每人负责带一个连，用餐后跟着同卡车到楚雄——和他们交流、解答问题，安排食宿——晚上欢迎演出——第二天欢送——开会总结。周而复始，五六天一轮。
每次执行接待任务时，一千多名知青浩浩荡荡的车队。排头车是用一辆客车改装的广播车，车的前脸儿挂着毛主席像和“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标语，四个角上安了四个高音喇叭。我和开明因为报幕，被安排当广播员，就坐这辆车，不用带知青，不用坐卡车。在车队启动时和快到驻地时，我们忙乎两次，慷慨激昂的念一阵，算是欢迎辞，嘹亮的声音响彻云南的崇山峻岭。不受颠簸灰尘之苦，比你们享福。
到了驻地，我一头扎到广播室，在完全不懂这套设备的情况下，人家告诉我怎么开关，调哪个钮，线插哪儿，就操作了，无知者傻大胆！开明擅长书画，大忙人。不仅仅为宣传队画布景做道具，还得写大标语。他和海钧是好搭档，经常为了写字的活儿，干到很晚。楚雄红旗饭店（知青接待站）那条横贯全楼面的大标语就是把大吊车升到空中，开明站在斗里写的，我们很多人都记得那个场面，好气派。楼前合影的老照片上，也永远记录了他的这幅“墨宝”。听说当时写完标语，衣服上沾了好些红油漆，那时一件涤卡外衣多金贵，饭店就从车队司机那里要来一桶汽油帮他“去污”，算是最大的补偿，以至于很长时间里，他身上总有一股汽油味儿。
杨开明：我们的接待工作是从接待上海市知青慰问团的演出开始的，那也是我们离开陇川的第一场演出，我们还吃了一顿云南省招待上海慰问团的省宴。
1971 年2 月，到昆明没有几天，当时住在省财贸干校，一边学习一边排练。那两天，上海市“革委会”慰问团正来云南慰问上海知青，慰问团的规格挺高。19号，我们接到通知要进行专场演出并参加省革委的招待宴会，可能也是为了审查接待的水平和质量。
那天中午接到通知，让我和海钧，还有十四团的刘家驹一起先去帮助接待。家驹是昆明知青，博学善记并且很健谈，和海钧一样写得一手好隶书。我们先到了翠湖宾馆的后楼，是工作人员在的地方，家驹说这里是云南最好的宾馆。我们的工作是写宴会的餐牌。待把名单拿到手里时，家驹忍不住惊叹起来，“周兴、王必成、鲁瑞林”一堆的大人物，“徐学惠、七林旺丹”一堆的英模，还有“黄兆琪、李毅”等当时进省革委一堆的“造反派名人”，我们并不知道很多，他就一一道来。就这样，这些名字用漂亮的隶书写在了折好的桌牌上。就在我们以为完成任务的时候，车子又急忙把我们拉到了连云港，让我们直接在省领导的小会议室旁等着。原来是名单有变化，领导定一个我们就赶紧趴在地毯上补写一个。此时方知领导身边无小事，连谁参加谁坐哪儿都如此玄机。宣传队一起吃完省宴就匆匆忙忙化妆去了。开演前还有人从大幕旁看台下坐着的大人物们，别人不认识，就认出了徐学惠，她没有手，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被敌人砍断了。演出完，领导上台接见，徐学惠没用假手，握到她秃秃的手腕，感觉有些异样，说不清楚。
我们那顿饭是真的省宴，接待的人特意告诉我们，大家桌上的菜和省领导的菜谱一样。
艾建平：我琢磨，咱们宣传队独立和自力的环境，包括接待四川知青的经历，增进了我们的友谊，加深了彼此间的感情，这份情缘也值得一提。具体点就是友情、亲情和成全了两对爱情。
亲情是明摆着的，那就是我和建英，姐弟同在宣传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友情比比皆是，我们能40 年如旧，是最好的见证。我常在不经意中模糊了亲情与友情的不同，感觉开明、海钧、永平、建国都是我的兄长，女队员们个个都和建英一样是我的姐姐，可见当时大家对我多有关照。还有和十四团宣传队的友情，几个月的朝夕相处竟然是几十年的情深谊长，不论是昆明知青还是华侨子女，好像并无地域之别，十分亲近。这爱情就不该我说了，比较隐私，未成眷属的暂可不表，这铁定的事实应该向大伙汇报一下吧，宣传队的果实，大伙的骄傲。
范海钧：建平说得不错，我算一例。引子就是我们的接待，不过那是后来才知道的。1971 年7 月我们在昆明接第二十三批来自重庆的知青，她就是那时第一次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她是那一批的红卫兵团长，我接待时就有印象，她举手投足无不透出巴蜀人特有的火辣灵秀的韵味。晚上欢迎知青的文艺演出，省知青办领导致词后，代表知青发言的就是她。
斗转星移，天下竟有如此巧事。两年后，我们分别被兵团推荐上学，同学校，同专业，神奇重逢。5年后，学校毕业又一起分配到开远火车站工作，同车间，同班组，天造地设。8 年后，就一直到现在了。新婚后，她看我们宣传队的照片，竟然记得当年接送她们的人，就是你们呀！
王永平：变珍我们俩，都在你们的眼皮底下，现在也没有躲开你们的视线，估计再过20 年也是这样。我们对宣传队应该有比大家多一点的感受，就是多回报了一份幸福给我们。汇报一件感动我的事情，那是我从部队又回到陇川搞保卫，北京知青大部分都走了，变珍也上学走了。中秋节，我一个人在陇川，心里空空的，想不到变珍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大老远地跑来，抱着一堆吃的。我那一刻的感动，不走到一块儿都不行。
剩下的故事
杨开明：知青的故事多，是因为那段经历不是人人都有，自己讲叫经历，别人听着就是故事。大家提到的事还有几个，没归到前面几部分，但都很有意思，放在这里叫剩下的故事吧。
汪建华：我进宣传队领了两样东西，其中有一个化妆盒。说是化妆盒，其实就是小学生用的那种铁铅笔盒，很旧，里面有几支干吧的化妆笔，黑，红油彩各一点儿。一个小小的化妆盒，让我想起当年的化妆。
演出环境的光线对化妆很重要，舞台的光线暗，底色就得亮，光线强，妆也要浓些。汽灯和电灯不一样，正规的礼堂和临时的舞台也不一样。所以，化妆底色是现场统一调配，这是左方的活儿。她总是默默地根据当天演出的条件，提前边调边试，认为合适了，摆好给大家用，从来没有耽误过。油彩上妆时伤皮肤，该开放的毛孔老堵着；演完还得卸妆，也伤皮肤。那时可不像现在，有各种牌子的卸妆油，卸妆棉。就得用食用油，草纸。最好是猪油，据说对皮肤刺激小些，菜籽油不行，用草纸一擦，剌的疼。同样的使用方法，有的人就好些，像海钧，建国。而有的人就不行，化了妆弄得脸上长满小疙瘩，像开明、建平，苦不堪言。我和建英都是往脑门上长。后来听开明说，他当时为此很是郁闷。在那个缺油少肉的年月，猪油不是老有，就连菜籽油也不能保证。每次我们演出都得用掉一碗油，没办法，只好由负责后勤的范海钧出面，先请司务长为我们准备。
说到这儿，再捎上一句，看着那么好的油，变珍还让把没用完的油收好，想凑多了炒回菜。可我们最终也没有吃到卸妆油炒的菜，因为缺油时又都拿给大家用了。
樊变珍：排练样板戏《白毛女》片段时，毛跃进让我做服装，还说是政治任务。这真是赶鸭子上架，我自己学的那点儿缝纫活，怎么能应付“样板服”。就在万般无奈、束手无策时，左方和建英送来了样板戏的剧照和有关服装资料，让我有了信心。
当天我就和建英直奔商场采购布料，我们买了价格最便宜的人造棉，又搭配几块廉价的布头，兴冲冲地跑回宿舍，在床板上开练！为了保险起见，我先在自己身上照猫画虎设计了一个图样。再找旧报纸，剪出衣服图样，仔细衔接连片。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件报纸衣服雏形闪亮出台了。左方、建英、建华他们也出谋划策，剪了改，改了再剪，直到真刀真枪的在布料上操作。当时我紧张的手心直冒汗，要知道一剪子下去如有毫差，整块布料就废了。我小心又小心，尺寸量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豁出去了，咔嚓一声，剪刀顺着划粉线一直顺溜的走了下去。老天真长眼，给力，剪裁初告成功！
接着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全体女生同心协力，裁裁剪剪，飞针走线，自己动手，就像缝制自己的嫁妆似的，“喜儿”的衣服完成了，连“窗花舞”的衣服也完成了。大家迫不及待穿上“样板服”，先过了一把瘾。
王永平：我们那时的很多服装道具，甚至布景都是自己动手。就说咱们的帽徽，从改成兵团以后，咱们的演出服就是国防绿军装。军装最牛，穿着精神，记得那天大家领到手回宿舍就换上了，新衣新帽新腰带，穿好后当院一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领章和帽徽——整个一群刚参军入伍的新兵蛋子。正巧机务站的老昆明朱国民来队里“走亲戚”，后来他和北京知青李静成了一家子，也算咱们北京知青的姑爷了。看到大家哭笑不得的样子，他一拍胸脯：“帽徽包在我身上！”。说话算话，没过几天他就捧着一把红五角星来了。大家拿在手里细瞧端详：标准的立体五角星，见棱见角的，厚厚的红漆泛着亮光，跟真的一模一样，别到绿军帽上更是真假难辨。范海钧拿着红五星爱不释手，大声地称赞着：“太绝啦！简直比真
的还像呐！”。再看朱国民，笑得小眼就剩两道缝了。
排练
黄岗：我正要说军装，你先讲帽徽了，我接着讲。宣传队发军装，这可是咱们的大事儿。当时的物品，只要和解放军沾边，都很珍贵。一件解放军军装穿在身上，自己觉得很神气，别人也会很羡慕。穿军装是派。
宣传队发的军装当然是要求出去演出时穿，平时不能穿。尽管是这么要求，但是大伙儿还是常常穿在身上，那叫一个精神，我也想天天穿在身上。但是，由于我个头较高，军装发给我最大的，穿在我身上也显得局促。那时军装是棉布做的，不是的确良的，所以会缩水。我平时并不敢常常穿在身上，只是有演出任务时才穿上，怕穿脏了。脏了就必须洗。然而一洗，就会缩水。一缩水，那穿在身上就显得滑稽了。平常，我是舍不得穿的，不敢多穿。看到你们一天到晚精精神神的，心里还有点嫉妒。当然，穿过多次，军装不洗是实在不行了，都馊得快长毛了。一洗，不出所料，短了！恨不得露肚脐眼。实在没办法，只能将衣服的袖子和身上褶边都放了下来，勉勉强强凑合。
我讲两个我和军装的故事。
有一次去户撒边防军驻地慰问演出。演出前的准备工作都弄好了以后，我们几个人约着逛街。我看到阿昌族妇女卖炒熟的葵花籽。嘴馋。打听了一下价钱，一毛钱一竹筒。于是，来一毛钱的，然后还要老习惯再让她饶一点儿。按经验，以往她是不会同意的，还得用手捂着包包。可今天，她微笑着打开口袋让我随便抓。我抓了一把后，上下左右看了一遭。忽然我明白了。我穿了一身军装。而且还是有领章帽徽的。那我就是现役军人打扮啊。我赶紧起身走开了，我这可给解放军丢脸了。这件事尽管我做的不怎么光彩，可这件小事却说明军民鱼水情。老百姓非常拥护解放军。
逛完街回营房，进营地大门时，哨兵给我恭恭敬敬的敬礼！我又有点懵了，没见过这阵势，一时间手忙脚乱。估计我当时是左右手一起上下乱动，算是给人家回礼了。这回是给我惊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明白了，我穿的军装是四个口袋的。在当时，军队取消了军衔制，士兵上衣只有上方两个口袋。干部上衣是上下四个口袋。我穿的是四个口袋军装，那我就是干部啊。所以，哨兵给我很规矩的敬礼。我可是受宠若惊了。
杨开明：我们后来和四川知青聊天时，说到我们的军装，可不是刚才我们那样的心情，他们是从激动到失望，从期盼到无奈，可见军装在他们心中的分量。
接待四川知青时，我们本应该只在台上穿的那身衣裳变成了工作时必须的着装。说是接待工作的需要。我们穿着军装帮他们提行李，安排吃住，问寒问暖，像个大哥哥大姐姐。外人看到那场面绝不会想是老知青接新知青，应该联想的是“军民鱼水情”。这些小知青们在到达连队之前，一定以为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身戎装吧？
我们配了这套演出服以后，不是很多人都到相馆照了穿军装的像，寄给当时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女还可以成为军人的父母们吗？现在想来，让四川的知青弟妹们把我们当时的形象当成了他们到兵团的模样，尽管不是本意，几十年了总觉得有些歉疚。
范海钧：开明的话题沉重了点儿，我说个逗乐儿的故事收尾吧。北京知青不懂当地的方言，那次差点闹出矛盾。
一次到连队演出，刚到晒场就看见一匹活蹦乱跳的小毛驴，不知是哪个好事的摸了毛驴一下，毛驴没动静。这下大家可来劲了，胆大的竟直接揪它毛茸茸的长耳朵，连变珍也捡起一把草往它嘴里送。结果，毛驴突然急了叫起来。这下惊动了屋子里的主人，一位胡子花白，身板硬朗，双眼通红的老职工醉醺醺地走出来，冲着我们大喊大叫，一口的云南保山腔调，扎实难懂。但有一句话却真真切切地灌进耳朵里。“毛驴子咯是你家爹？ 咯是你家爹！”
这不是在骂人嘛？这老职工出言不逊，太不厚道了。宣传队的邓乃富慌忙拦住我们：“别上火，误会了，老职工说的意思是：毛驴子是你家的吗？你们老耍它！”我们一下都愣住了，半天回不过神来。等回过味来禁不过捧腹大笑。这云南话真是太丰富，太有味道了。“毛驴子咯是你家爹！”这句话，也成了大伙茶余饭后调侃逗乐的佐料。
一次演出时，有个节目叫《修水库》，表现的是兵团战士抢重担、争任务，你追我赶的舞蹈场面，其中有一段指导员下达任务：“一班长，到炊事班搞好后勤保障”的话。这时扮演战士的我，站在扮演班长的杨品源身后趁机附身低耳：“毛驴子咯是你家爹？”
“是！”杨品源应声答道。听着回答，我强忍着不敢笑出声来。
过后他找我算账，愤愤不平地说：“舞台上正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你还敢开‘国际’玩笑？你想挨批判啊？！”
故事在大家的笑声中结束了，我们在宣传队的苦与乐也留在了笑声中。
当年曾经的憧憬与彷徨，逝去的欢乐与苦涩，经历的成功与坎坷，都渐渐化为了平常和淡定。对于如今的我们，倒觉得厚重起来。
执笔 杨开明
真情
只见他高大的身影一堵墙似的倾斜着向我这边移过来，堵住我后面的人，身子微弓，留出一点空间，双手举着，眼睛示意我赶快从此出去。我一个鱼跃滑了出来，瞬间小小的空间又被填满了——
我认识的北京知青
原农场中学学生/ 韩海华
我们队的北京知青们
1969 年的5 月，我生活的陇川农场弄巴十九迎来了十多位北京知青。他们的到来算是“前无古人”，给这个距离缅甸只有几步之遥的边疆农场增添了许多好奇与光彩：样式新潮，色彩鲜亮的服饰；白里透红的肌肤；说跟电影里一样口音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他们和当地人除了“普通话”外，又似乎都相同，他们已融入了这个集体，集体包容了他们，一切归于平静。然而终究还是有些不一样。
在那个年代，物资非常匮乏，肉、布、油等都是按人头定量供应的，且数量极少。这不，弄巴街唯一的食堂（饭馆）的门还没开，门外就挤满了人。因内部消息说今天有排骨烧土豆，于是团部、营部以及附近知道这一消息的人们都及早赶来恭候。这可苦了我们几个在此搭伙的孩子——小丽、小凤、我和妹妹。我们的家原本也在营部的，由于各自的父亲打成走资派，1969 年3 月都被下放到生产队去了。父母们不愿自己的孩子中午这一顿吃从家里带的冷饭，因而午饭就让我们在这里吃。平日里食堂开门较早，人也稀少。一到卖荤菜或是串荤的时候就像今天这样，比平常日子开门要晚。大概是要等人基本到齐了，好公平竞争。
“咯吱！咯吱！”里面有动静了，“咔！”门开了，人群蜂拥而入，向卖饭菜
弄巴分场的男知青
前排左起：陆半球、杨开明、杨建明、龙起涛、师援朝
后排左起：艾建平、王建国、唐柏生（农场职工）、范海钧、蒋元乐
处飞去。无数胳膊抬起来往窗口里递菜票，手压在我这个小学五年级孩子的身上，我终于买到了，弓着腰，护着饭菜，使劲往后挪，却怎么也挪不动，抬起头好使力，头又被两边伸出的手卡住了。使劲扭头往后，看到了我侧身后的北京知青杨开明，他此时也看到了我。我一定很难看，龇牙咧嘴的，他也许没认出我，因他到连队的时间不长，我还是个小丫头片子。他白衬衫、小平头、圆脸上轮廓分明，天生一副笑脸，显得温文儒雅。他没有伸出手使劲挤递菜票，而是说：“大家让一让，让一让！排队多好，排队就不这样了！”但没人响应，我仍然挤不出来。只见他高大的身影一堵墙似的倾斜着向我这边移过来，堵住我后面的人，身子微弓，留出一点空间，双手举着，眼睛示意我赶快从此出去。我一个鱼跃滑了出来，瞬间小小的空间又被填满了，他被潮水般的人流推向了一边。
这一幕定格在了我的记忆胶片里。在那无序的年代透出的关爱、同情与涵养，是那样的耀眼，我怎么能忘得了？
门前十多米处有棵分成两叉的桦树，树的斜对面是北京知青龙迎建、云丽霞俩人的宿舍。我家在她们的隔壁。
说话声音有些沙哑，很轻柔；头发浓密，辫子粗且长到腰际，自然卷的头发不用梳刘海也能妩媚的弯曲——这是云丽霞。她经常是一边哼着小调一边走来走去地做事，要么坐在门口，或是靠着门口那棵树，听着悠扬的小提琴声，麻利地织着毛衣。走起路来两根辫子在她胸前或腰间欢快地摆动着，女生味儿十足。可干起活来却是另一番景象：一座座拔地而起的草堆旁，她用箭杆担着两大捆稻草，一只手扶着靠在草堆上的梯子娴熟地往上爬，到顶端愉悦地大声地吼叫着“来-——喽！”上边的人回应道：“好哩！”“嗖”地接住了她递过来的草。
十九队女知青
左起：王炳秀、蒋淑华、刘家兰、戚玲、刘静欣、郎晓萌
休息时，她用草帽遮住眼睛，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堆旁酣睡。她可是从北京大城市来的呀！这样乐观，这样随遇而安，我为什么一个人在麦浪里割稻子就会害怕、心慌？我不能沮丧，应该像她们一样阳光地面对现实。
母亲住院，家里没大人，常把我和妹妹托付给她和龙迎建，她们总能悉心地照料我们。和她在一块遛弯，她总是不停地给我们讲一些新奇的故事。一只手搭在我肩上，随着走路的摇摆，我的头时不时地会触碰到她凸起而饱满的前胸，令我感到好温馨、好温馨。
“我的歌声穿过深夜，向你轻轻飞去，向你轻轻飞去……”；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夜晚，龙迎建又拉琴了，我常常在这舒缓悠扬的小夜曲中渐渐进入梦乡。我最喜欢看她脖颈夹着琴，手指摁在琴弦上，整个手腕都在摇晃揉弦的姿势，她白皙的皮肤，饱满的天庭，微翘的下巴，飘逸的头发，陶醉在音乐中，美极了！
融融的月光透过枝叶，留下参差斑驳的黑影。我们这帮孩子们在堆着谷子的院场上欢快地玩游戏躲猫猫：“月亮团团，火烧轮船，有人买米，跌下海底，老公公该起床了？”“起啦！”“哗！”大家各自撒开，找躲藏起来的地方。我掀起盖着谷子的竹篾席裹紧自己，靠着谷堆躲着，眼睛透过空隙，借着月光观察外面的动静。悠扬婉转的小提琴声又传入我的耳朵，滑滑的、嫩嫩的，犹如夏天一大碗凉粉下肚通体舒畅。
她和哥哥龙起涛常常在门前那棵桦树下聊天。一人扶着一叉树，面对面地聊，一会儿蹲着，一会儿站着，姿势不时地变化着。声音时大时小，不时传来压低了的 “咯咯”的笑声，一聊就没了时间，两人的影子由一点点变成了长长的。春夏秋冬变化的是服饰，不变的是人影。我记忆的影集里这是突出的一张，在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兄妹之情。
有一次龙迎建跟我妈说：“我哥责备我和云丽霞怎么一个月总要请两天假？多不好！”接着她 “呵呵呵”地笑。二十几岁的大男孩了，他真的不知女孩子有卫生期、例假？
龙起涛后来调到了营部、宣传队，又再调到了团部的中学任教。他爱写诗，我曾经常看到他发表在杂志上的诗歌。他话不多，有点内向，很深沉。厚厚的嘴唇，白白的牙齿，一抬眼额头上会出现两道细细的抬头纹，大大的脑袋，里面装着很多东西。有次我去问他三角函数的问题，他讲解的，很容易懂，能化繁为简。无意中他说到集邮的好处，让我耳目一新，从那时起，我便开始集邮了。
“姐姐、姐姐快吃饭，一会就到八点半，八点半选模范，一选、选了个大鸡蛋！”跳过了一节，又跳第二节：“一年一年又一年，我给地主干三年，地主给我三分钱，你说可怜不可怜？”晚饭后，我们一群女孩子在肆意欢快地跳着橡皮筋，声音弥漫了整个院场。
“来来来，我们也跟你们跳。”一说话脸就红，腼腆的女知青郎小萌，个子不高说话声如银铃般的女知青戚玲，窈窕淑女的古典美人王炳秀等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她们跳得娴熟、欢快，俨然一个个大孩子，其实她们本来就还是大孩子。跳的花样跟我们差不多，有一两样新的，可念的段子和我们的不一样：“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人人心欢畅，心欢畅！”我们羡慕极了，并死死地记住，第二天拿到学校在同学前翻版，我们又成了同学们羡慕的对象。
三连不大，可知青们住得却很分散。田珩她们的宿舍在院场的对面，郎小萌、戚玲、王炳秀等住食堂上面不远处，这地儿有两间房住着女知青。在一个晴朗的夏天傍晚，母亲让我给食堂送点东西，回来时天已黑了，路过女知青的宿舍，老远就听到“唧唧呀呀”的忽高忽低的说笑声。走到门口时，无意间一瞥：灯光怎么这么暗？再一看吓我一跳——透过门缝一闪一闪昏暗的朦朦胧胧的煤油灯下，劳累了一天的她们正在洗澡，赤裸着上身，坐在矮凳上，面前都摆着一个洗脸盆，她们用毛巾擦洗着身子，有的弓着背，有的挺着胸，有的侧着身，随着手臂挥舞而跃动的乳房散发出青春的朝气，低沉而爽朗的嬉笑声轻轻荡漾在宁静的夜空。顿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怜悯？同情？喜爱？敬佩？都有吧！这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
1975 年，我父亲终于“解放”了，重新回到了岗位。一次无意中在他的抽屉里看到一些材料，又吓我一跳：某某的父亲、某某的母亲怎么样怎样，是何许人士。我的天！原来他们都有着不一般的家庭背景。这就是所谓的“问题”吗？可他们为什么表现得如此的轻松、阳光？我从没见过他们哀伤、流泪。他们真的不想家吗？也许是夜深人静时泪沾襟，也许是倾注在日记里，也许是……
40 年后， 龙起涛老师写了叙事诗《我心中的陇川》：“只有夜深时分，静谧伴着眼角泪珠，翻腾对家世的情潮，对父母双亲的深深思念。”验证了我的猜测。
白杰老师写字时小拇指、无名指微翘，有点儿像兰花指。阿玉珍就模仿他这个姿势写字。这不能不说是对老师的崇拜——
我的北京知青老师
原农场中学学生/ 韩海华
语文老师 白杰
1972 年初一下学期，新调来的北京知青白杰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同时接任我们班的语文课。他身材魁梧，国字脸，高高的鼻子，眼睛不算太大，但眉毛又粗又黑，显得很有神。课堂上同学们朗读道：“明知山有府（虎），偏向府（虎）山行”时，他叫停后说：“老虎”。我们又：“老府”。 “老——虎”，“老——虎”，终于改过来了。接下来的很多字就这样被纠正过来了。
白杰老师讲课时，总是眉飞色舞，挥动手臂，滔滔不绝。有时他斟酌该用哪一个词更准确时，眼睛会闭上几秒钟又睁开，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如果某一天，他的臂不挥了，眼睛不闭下几秒又睁开，只站在课桌边讲课，手不经意地摸摸胸口处——这一定是那天的饭太硬导致胃病又犯了。每当这种时候，同学们会更加聚精会神地听课，只要他问问题，同学们立马会高八度地大声回答，都希望是圆满的答案，好让他满意。有时疼得厉害，他就用左手摁住胃部，右手在黑板上写字，脸上不时地会冒出汗珠。此刻同学们会想： 白老师，你别上课了，休息一会吧！可谁也不敢说。心想：我一定要学好这门课，否则对不起他。
我最喜欢上作文评讲课。自打白杰老师教我们语文后，我们每两周写一次作文，学生都必须在两节课内完成，写不完也得交。他批改作文非常仔细，有很多眉批，速度真快，有时第二天就评讲。这是我以前从未碰到过的。他办公室的灯常常深夜还亮着，因教室离宿舍不远，一切看在眼中。当时不觉得怎样，以后我也成了教师，才真正体会到这实在是不容易。
评讲课上，白杰老师一一评讲，同学们个个竖着耳朵听。我的作文也常被当作范文念，这也是我喜欢作文评讲课的原因之一。多年后，同学们聚在一块，谈起各自的工作，都说得益于当年白杰老师语文课给打的底。
现在回想起来，他们那会儿教我们是带着一种责任感、使命感的。在上世纪70年代初，正值“文革”动乱期间，崭新的语文课本，一打开，只见很多内容被粗粗的黑线条涂抹着，当时的课本都这样。于是老师们亲自刻蜡纸、油印，增加一些新的内容给我们。如语文增加古文《人有亡铁者》、《郑人买履》等。那时很多学校不上地理、历史课，因没有课本。可我们上，都是知青老师们亲自刻蜡纸、油印并装订成书。那时很多学校不考试，可我们考，还很正规。我们常常抱怨生不逢时，但遇到他们，又实在值得庆幸。
白老师不仅是良师，还是我们的益友。吃过晚饭后，我们初七班女生宿舍的灯泡坏了，够不着换。有的女生就会对着隔着不远处的白杰老师的宿舍喊他。换完后，同学们就缠着他讲故事。他给我们讲《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也有时是他主动过来，和大家聊天。
阿玉珍、阿玉英两姊妹性格开朗，时不时和白杰老师开个玩笑。回到宿舍后就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甚至有时会模仿他的动作给我们看，逗得我们开怀大笑。白杰老师写字时小拇指、无名指微翘，有点儿像兰花指。阿玉珍就模仿他这个姿势写字。这不能不说是对老师的崇拜。
白老师常鼓励我们多看课外书丰富自己。他不仅给我们讲名著，而且还借给我们书看。他从北京探亲回来带来了很多的书。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伏尼契的《牛虻》；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司汤达的《红与黑》等。在当时有些书被称为“黄书”，是禁书，是“毒草”，是不能看的，所以借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尽管那时我是躲在蚊帐里偷着看的，可还是被人知道了。因此在我入团的时候，组织上让我写认识，一是看黄色书，二是父亲的问题。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当时还没“解放”。为了写认识，去问父母亲，他们一脸的不高兴，心情很沉重。两事加一块儿，对刚上初二正值豆蔻年华的我打击不小。
接着又遭遇“搜书事件”。有两三个人奉命到我住的学生宿舍让我把所有的书拿出来，查找“黄色书”。书不多，他们翻了个遍，看到一本孙犁的《白洋淀纪事》要拿走。我不知从哪来的勇气，和他们争辩。虽然声音不大，还有些颤抖，但我认定说不是黄色书，硬没让他们拿走。如今我每一次给学生上《白洋淀纪事》里的《荷花淀》一课，赏析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流派的创作风格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当时尴尬、窘迫的处境。
不久白杰老师找我谈话了。他常找班里的同学谈话，内容各不相同，看似聊天，实是潜移默化地教育——如何提高单位时间的学习效率；如何根据各科特点寻找好的学习方法；启迪我们去探讨、思考一些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启发我们树立远大理想等等。通过谈话，很多同学大有长进。大家读懂了这一点，所以都把“谈话”看作 “奢侈”、“恩赐”。
这次谈话令我震惊。当谈到读书时，他说：“要多看书，不管香花、毒草都看，不知毒草哪知香花？关键是鉴别能力，要学会鉴别，不要钻进去出不来，要提高鉴别能力”，“社会是复杂的，将来踏入社会对人、对事也一样要学会鉴别”， “读书时，做点读书笔记，把好的段落、好的词语抄下来”，“看一看、学一学别人怎样描写、怎样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的”等等。一边是禁止看“毒草”，写认识；一边是提倡看“毒草”。在那时，在那地，青涩年纪的我，着实吃惊不小，有些懵懂了。不知他是否知晓“搜书事件”，我也不敢和他说。但直觉告诉我，他是我敬重的老师，是关心我的，就听他的。
白老师对我们初七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汗水，把整个心和感情都放在了班里。使得这个集体凝聚力强、好学进取、积极向上、充满活力。1973 年12 月，在全团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评比中，初七班评为“先进班集体”，并作了大会交流发言。
1974 年4 月25 日，白老师离开了陇川调回北京。当时我们临近初三毕业，在得知他要调走的消息时，不少同学流泪了。在走之前的4 月20 日，他和我们照了两张相，本班团员一张，全体同学一张。还在黑板上抄录了毛主席送给女儿李纳的话语赠给我们、勉励我们：
人们在学校时，许多人有一种远大的理想，有一番抱负，然而当他们从学校进入实际社会后，看到社会离自己理想是如何之远，而自己单枪匹马，力量是如何之小，多数便灰心丧气，放弃自己改造社会的志向，而有意无意地去适应社会了。也有一些人经过一番奋斗，失败多次，屈服了，然而是多数人屈服了，真正能够坚持自觉地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在困难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决不回头，到底是极少数。而这极少数才是革命的闯将——职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另外又送了我几本书和这句话：“做一个正直的人，明白的人，有办法的人。” 从此我视它为座右铭。
回北京半个月后，白杰老师给我们全班同学来信了，现摘录几段如下：
同学们：你们好！
离开大家半个多月了，直到今天才拿起笔来给大家写这封信。
24号晚上在与一些同学聊的时候，还没有估计到第二天早晨便会动身。25号早上到机务站才知道马上就要动身了，但一直拖到8 点多种才走成。路过学校时，看到同学们正在上课，我坐在汽车上，远远地看着教室和同学们，的确不忍心打扰大家了。汽车飞快地跑着，我也只能来得及多看两眼。再见吧，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再会了，生活了两年的学校！最后的印象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两年的教师生活，对我的教育是比较深的，对我的思想感情的转变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要感谢同学们，同学们就是在一点一滴地感染我，教育着我，使我永远督促自己前进。直到后来才真正懂得了教育者先受教育的含义。
临走时同学们送了许多东西，使我很受感动，也使我很为难，同学们的心情我是比较理解的：分别了，买些东西赠送作个纪念。但我并不同意这样做。
在日常生活中，在学习工作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也可理解为生活的目的，也就是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目的，自己所追求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自己恐怕最清楚了。我在社会中生活是为整个人类呢，还是仅仅为了自己呢？我一直都是从这个方面来引导大家的，希望大家在这个方面多思考。但班里还有不多的人对这个问题不明确，有些同学则考虑的不正确，一时一事总要替自己打算，这样很令人担心。
……
他关爱我们，立足于将来，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在我们眼里他学识渊博、彬彬有礼、严谨好学、敬业谦虚、深沉内秀、诚恳踏实。他用行动教育着我们，也影响着我们，对我们不仅授之与鱼，更重要的是授之与渔。对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治老师 刁松泉
1971 年到1976 年，刁松泉老师一直教我们政治。他1 米75 左右，高大硕壮，嘴唇厚，戴眼镜，嗓门大。说起话来声如洪钟。政治课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枯燥性，可他能把课上得生动形象。
到了高中，我们上时事政治。1975 年，大概四五月份，这天的政治课刁老师没讲新课，而是让各学习小组分组讨论。讨论的内容是：就《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和展开的讨论谈自己的看法。同学们各抒己见，讨论十分热烈，收获不小。过了一周另一报上刊登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也谈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和北京大学学生的观点截然不同，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刁老师又让我们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谈自己的看法。两份报纸拿来对比一看，北大、清华的学生两方各持自己的观点，论据都十分充分，论证严密，言辞激烈。我们傻眼了，竟有这等事！第一次碰到。接着刁老师给我们分析，让我们明白了：任何时候不要人云亦云，要动脑筋，要有自己的主见，这就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遇事后，
对事情的看法才有前瞻性，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下课以后，刁松泉老师常和我们聊天、猜谜语。我们住校生吃过晚饭没事了，就和刁老师他们聊天。记得初一时，一次他给我们猜：“狗戴礼帽”、“猪鼻子上插葱”“空棺材出葬”等，后得到谜底是：“不受人敬”、“装象”“目中无人”，喔！这就是歇后语。他还常用几根火柴摆好图形，要么是数字，要么是各种图形，让我们动几根把它变成另一数字、另一图形。一次他用一根火柴要我们变成一个正方形。大家想了几天都没想出来，最后的结果是：把那根火柴竖起来，底部就成正方形。原来是这样思维！
刁老师是初八班的班主任，八班的同学们有什么事总爱找他，这很正常。但有一次就有些不正常了：有位常尿床的女生，尿床后不愿让大家知道，她不但不洗、不晒，还用被子捂住它，整个宿舍臭气熏天。 刁老师知道后就把这女生的被子、垫单拆了拿去洗，褥子拿到太阳下暴晒。他可还是一个小伙子，且是北京来的呀！这一举动不仅令那位女生感动，也让我们大家敬佩。事后他嘱咐这位女生以后要注意卫生，再去治治病。
陇川是个坝子，山清水秀，可我们从没到深山老林中过过夜，是刁松泉、白杰、顾宏等几个北京知青老师把我们组织起来，大家打起背包，带着帐篷、饮食等走进大山，一路唱歌，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找到理想的地方后，男教师和男生搭帐篷；女士们哼着小调有捡柴、搭灶生火，淘米、洗菜。
夜晚，帐篷里男生住一边，女生住一边；帐篷外，数不清的萤火虫和星星竞相眨眼，我们被星星包裹着，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不知名的昆虫吱吱、叽叽地叫着，远方飘来浓浓的沁人心脾的缅桂花香；耳旁是老师们给我们讲故事的低沉雄浑的男中音，仿佛在编织美丽的童话，把我们带进了无边的遐想之中……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他们让我们感悟到了山的俊美与巍峨，水的柔美与甘甜，花的多彩与绚烂。
冬天的早晨，大雾弥漫了三师十团一中旁的水库。静静的水面上泛着轻纱般的雾，“扑通”，“扑通”一个个身影跃入水中，他们的蝶泳把他们的青春、健壮、自由、奔放在水中诠释得酣畅淋漓，波浪把道道涟漪推向深处——这是刁老师、白老师、顾老师在冬泳。受他们的影响，我们很多学生也跟着冬泳，这才发现水是温的，在水中任意遨游，好惬意！于是水库便成了我们的乐园。
“学工”、“学农”、“学军”是那个时代的高中生活的印记。学军除了“枪上肩”、“卧倒”、“匍匐前进”，还有“武装泅渡”。为了真能“武装”，负责军训的 刁老师让我们每人腰间捆上一块砖，游到最远的那个小岛，大约有3百米左右。慢慢地，由一块加到4 块，能游者方算过关。
正式的“武装泅渡”开始了，100多个学生，系着皮带，背着真枪，列队，和着口令，依次入水，向着小岛游去，老师们为我们保驾护航。波澜不惊的湛蓝水面上盛开了朵朵的牡丹花。在蓝天白云下是那样的耀眼、壮观……
往回游时，队伍有些乱了，因为人多密集，浪又大，加上累了，不少同学呛水了。我也呛水了，鼻腔、眉际处酸酸的，挺难受，意志告诉我：咬牙坚持、坚持。我感觉我越来越沉，头使劲地往上挣，没有力气抬头看左右，只用余光瞟，茫茫湖面上，我们是那样渺小，多可怕呀！“同学们：坚持，再坚持，快到了！”老师吆喝着。此刻我听到后面“噼噼啪啪”的水声，“快！快！快抓住她，她要落水了!”这是刁老师的声音，好几个老师便迅速向后面落水者游去。老师们奋不顾身地去救落水者，她得救了，有惊无险。我好心慌：坚持、坚持、再坚持！ “哗、哗”我使劲儿游，脚尖终于触到地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次“武装泅渡”，虽说苦、累、险，但苦中有乐、苦中有甜，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懂得了如何面对困难，意志得到了锻炼，耐力得到了增强。
后来刁老师兼团委工作。学校的团组织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组织生活形式多样，同学们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刁老师教的班次多，和各类同学的关系都比较好，因而私底下同学们亲切地叫他“老刁”，似乎这样才能显示出和他的亲近，尤其是男生。所以“老刁”成了同学们私下对他的昵称。
长大以后，蓦然回首，那段时光如朵朵浪花常常会在心中荡漾——哦，我青葱的少年、飘忽的青春！能遇到你们——北京知青教师，是我们的福气！席慕蓉在《成长的痕迹》里道出了我们的心声：“青春的美丽与珍贵，就在于它的无邪与无暇，在于它的可遇而不可求，在于它的永不重回。”我感谢你们给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欢乐，给我们的求知欲，给我们的“渔”！
写于2009年8月26日
我心中的——陇川
陇川农场水工队/ 刁松泉
我的陇川，在祖国的大西南，北纬17 度线往南，紧挨着国境线, 那里是我的家、我的爱，我一生的眷恋，想到这里，心中的涟漪慢慢地舒展, 悄然打开了40 年前思绪的画卷。
我的陇川，四周是披绿的大山，一条蜿蜒曲折的南宛河，随着连绵不断的丘陵洼地，滋润着肥沃的良田。春季，万亩稻秧染绿坝区一片，夏季，大青树张开臂膀为你撑伞，秋季，蓝天白云下绿色夹杂着金黄，冬季，路旁边的太阳花争辉斗艳。
我的陇川，是动植物的乐园，长腿鹭鸶围着水牛在上下跳跃，乖巧的八哥成群结队在屋檐下往返，老水牛憨态可掬的模样, 像是诉说昨天和今天的诗篇。
一巴掌落地三株药草，决明子、含羞草、仙茅，还有令人称奇的，能在夜间自发光的磷草叶片。美味的竹虫、雷打菌，还有制作香料的枫茅，卷成“大炮”的户撒烟。
我的陇川，远在祖国的大西南，古人云：少小离家老大还，回来呀，回来看看，——这是农场人的呼唤。多少个夜深人静时想起 ：我的师傅，我的学生，我的医生，我的茅屋，我们的邮递员还有我的初恋。我的锯齿镰刀，竹斗笠与棕蓑衣，还有令学生们惊讶的，我的搪瓷大饭碗。抚摸着带疤的伤痕，油灯下，思绪中是盛不下的港湾，我的陇川为何让我们那么思恋。
陇川——无论何时何地，我一直把您装在心间。今天看到您舒坦的笑脸，盼望着您也到我的家看看，嗅觉中似乎还有，糖厂榨季煮糖时的香甜。
今天，我回来啦，我们终于回来了，我们看见了全新的糖厂，当年的调皮鬼操持着生产经营大盘。雪白的砂糖远销俄罗斯乌克兰。
今天，我回来啦，我们终于又回来了，当年种下的铁刀木已经高过教学楼的房檐，我任教的母校远程教育设备齐全，漂亮的楼宇、美丽的校园、整洁的宿舍，多民族的生源让我流连忘返，当年的学生已经成了优秀的教员，
故乡
多少年的牵挂，难解我青春年少时的心愿。今天，我回来啦，我们终于又回来了，我，看到了别墅式的新房，休息时职工们围坐在一起，说地谈天，孩子们也早已不是赤脚大仙。太阳能的浴室，天然气的炉灶，柏油路两边的林荫大道是那么的舒坦, 他们在那里耕耘，在那里奉献。
有人问：你们那时留下了什么，我们回答：是知识、是理念、还有价值观。有人又问：你们得到了什么，我们说：还是知识、理念和价值观。这是我们手中一生的宝典。
2009.4.12. 于北京
（2009 年5 月20 日，北京知青回访团修改了这首诗，并在农场的欢迎会上集体朗诵。此为作者原稿——编者）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九队/ 杨开明
北方是故乡，
南方也是故乡，
故乡的日子
记忆着沧桑。
云南的橡胶林，北京的古城墙，青春的岁月刻下一代人红色的迷惘。
好像还是昨天，我们曾经打起行装，八千个共和国的孩子，相约在红土地上。双手为山川梳妆，身躯给大地丈量，为了他乡的故乡汗水和泪水一样滚烫。
仿佛已经遥远，我们松开扶着犁铧的手掌，走下倾注深情的讲台，熄灭了晨曦中割胶的灯光。
告别前辈的拓荒者，挥手兵团的姐妹兄长，成为故乡的他乡魂牵梦绕，从此不忘。再望一眼南疆的国境线，又一次出发的地方。坚韧是大山留给的品格，宽阔是江河印下的模样。
我留恋那时的炽热，尽管炽热得可能走样，我珍惜那样的真诚，幼稚的真诚一样闪亮。
我们的陇川坝如歌的行板
身在故乡还要遥望故乡，回故乡的路是短——是长？昨天的昨天也许悲凉，明天的明天同样希望。
揽一片七彩的云，轻轻披在你我的肩上。来，一起走吧迎着——依旧火红的——夕阳。
2009年7月 于北京逝去的（诗三首）
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九队/ 龙起涛
我心中的陇川
一
我心中的陇川天蓝云白风爽日妍梦一般的高原山雄水秀林茂兽欢上天赋予的神奇圣地崇尚纯美亲和自然游过岁月长河依然在想念你——蕴藏在心灵的初恋
这方神地滋养万物孕育出瑰丽的族群水珠飞溅的傣家三月三
作者（左二）和农场中学的老师们
俊朗小伙舞步张扬纤巧姑娘翘臀摇肩象脚鼓震天的景颇目瑙节强悍男子挥耀长刀甩发少女黑褂红裙风情多彩的异乡拨动年轻好奇的心弦
这方胜地颂扬着传奇明代戍边的平西大将军留下兵营的半截旗杆铁匠随军手艺流传耀显户撒的长刀短剑拉线军官农场打出虎威境外匪徒消匿了踪迹金黄稻浪和油绿甘蔗林召唤江边龙树下少女放声歌唱心仪的家园边陲张开宽容的臂膀迎来我们这群城市浪荡鬼熬过红色炼狱的魔幻扑向亚热带浓绿山川前程渺茫劳作替代思考无路求学湮灭知识尊严唯有那乡情纯朴滋养于心的丝丝温暖
回报土地母亲耕犁挥锄甩动瘦弱双手还有热腾的汗献出谷穗的沉甸砂糖的晶莹抿甜填补空虚和无望狂饮烈酒寻衅叫骂甚而自编歌谣吼唱持久只有夜深时分静谧伴着眼角泪珠翻腾对家世的情潮对父母双亲的深深思念
温存的文艺感觉漾出演出的欲望几把旧琴声单韵薄擂上大鼓助兴加威歌中伴舞似乎飘摇添加快板硬朗语言釯锣诱着我们游走村寨界桩引导歌声飞到哨位诗句舞姿燃烧乡情张狂于农场旱地水田我心中的陇川蕴藏在心灵的初恋
二
我心中的陇川深埋的记忆久远相隔春去秋来几十轮回相离山重水复无法望穿拎起它抻出以往的痛楚放下它难平带起的波澜一代人的理想抱负随着时光流逝淡出当代舞台当年的岁月与戍边壮士心通守望祖国的边界与农场工友交善操劳境遇的丰歉人生经历大的挫折才能认知哲理先贤阅读泛泛仅晓凡事深度觅底视野见宽
褪去毛躁的狂热磨砺冷静的判断边地偏僻也方圆几十里农场再小也机构俱全北方传来最高旨念边地跟着动荡半年民生经不起折腾农场陷入停滞怪圈亚热带空气飘浮芒果的香郁滋长果林下的情感我和你在江中游泳涤荡时代推崇的心口不一还复人性至尊的本原我和你在宿舍小屋翻着封面残破的英语书跨进另一个世界的空间我和你写了首诗诗句中有男性的粗狂也有女性的温婉更有放情山水的振聩之言
我心中的陇川培育哲思的摇篮
三
我心中的陇川水库彼岸的中学校园足球场绿草茵茵教室如营房排列我欣喜跳上讲台面对求知若渴的双双大眼腹中尚未蕴满琼浆怎能淌出甘泉搜寻书本挑灯咀嚼粉笔描画文理漪涟自信播种在学生心中栋梁出自他们之间学生追忆当年老师的身姿举止满身补丁裹不住青春迸发陋室糙饭养得傲骨志远讲课的音调悦耳故事的余韵悠长山野滚大的童心学会思绪放飞小溪汇流涌过峡谷聚成浪花拍石的江川
送别学生毕业回首仍旧油灯一盏在发黄书页中与先知促膝交谈写下笔记密密麻麻未敢枉费空闲多年动荡后的首次高考竟然抢下全州的文科状元天格外的蓝阳光出奇的灿烂内心一派透明晴朗等待突来的命运逆转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迈不过的坎儿一支笔在政审时发飙指点家父曾任黄埔教官录取须细察血统纯正何必在乎分数领先
时势总要承接以往哪怕是谬误连连正面现实也是种美德将不平压在心底外表展示某种坦然纵使不公正的乌云压来依然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我心中的陇川锤打坚强的边塞营盘
四
我心中的陇川梦一般飘来的高原江水流淌大爱山岩挺直腰杆十年的风风雨雨养育我们丰沛的情感禁不住我要讴歌缺乏绚丽色彩的青春不能退后重来的稚嫩华年
跨过蹉跎保鲜朝气摔打幼稚尚存童心我们无法选择生辰年月仍要扬长追求和梦幻不能向命运认输纵然只剩书本陪伴求真的韧寻理的拙演绎那个时代的年少无畏冲锋在前
过去留下的无奈人生长河的几弯涡漩踌躇迟疑会陷身苦闷放开思量则轻舟越山
离别边疆的日子恨不得绝无反顾而今遥想万千恨不能马上回转播下的种子和情感岂能随岁月流逝母爱般的土地闪烁我们年轻的期盼
我心中的陇川深深地怀念你呵——梦一般飘来的高原
2008 年2 月-2009 年1 月
你好，成都老弟
你好，成都老弟握了绷筋的手紧紧抱在一起分别多年不捶打重拳怎能释放情谊
当年相识在甘蔗林缘于发遣的迁移远离政治叫嚣和武斗争利边陲的蓝天下饱吸平和气息
你我来自南北两地各方水土不同性格必有差异走在同一条路上总会惺惺相惜
田间劳作早出晚归你我较少交谈促膝（如今想来多有遗憾没能坦亮心底）岁月流转依次难以顺畅本意
偶尔对饮酒精脸红笑脸红才直抒胸臆不甘屈从锄把砍刀消磨青春活力我走上讲台俯向饥渴的求知为师的尊崇不光带来暗喜也深深自责内蕴学识的缺失油灯下苦读挑战荒唐年代读书无用的至愚
连送几届学子耳旁充盈笑语何等的回报能如此波动心溪
你仍挥汗举锄骄阳和绿苗记住辛劳的足迹收工回到茅屋翻烂字典书脊莫怨单词拗口超越本能才有胜局
卷进返城的浪潮你我回到各自的锚地又一轮奋争考验韧性的搏击……
多年后的相遇礼节就是老拳一记深沉地问你声好成都老弟
2009 年6 月
逝去的
逝去的岁月流出心里的河流过你我青春长度流过你我遥想之歌
爱深情长的年轻心痴迷高原的日丽风和真诚流淌的异乡恋抚息张舞的时代欲火初尝爱情香甜苦涩你的手牵着我的手共同走过情感的交错
你我曾追寻山中族魂崇仰比山并立的性格山高孕育出代代英杰水长流畅着多少传说
逝去的未必随风而逝记忆里自有天地广博珍惜岁月留下的财富你我走向明天的蓬勃
逝去的岁月流出心里的河
信的思绪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二队/ 杨克
几年前装修旧房收拾杂物时，找到了一大纸袋子信，装满着1969-1975 年间各地同学及亲朋好友寄给我的信。岁月堆积如重压般的，使信封、信纸发黄变薄，封封紧贴着，页页粘连着。当时说不出的复杂感触，使我不愿尘垢满手地触碰它，更不想揩拭落满的灰尘。在那将情感斥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年代，这些手写的书信里埋藏着厚重的亲情、纯真的友情和羞涩的爱情，其中有段往事、有种情感陡然间涌上，就写下了：
匆忙、琐碎的现实生活封存了这些往来信件，
如今，当我从陈物中捧起珍藏的心物时，
却不愿轻易地惊扰它。
当我惜爱地抖落着牛皮纸袋上的厚尘时，
思绪急切地催促着，
快些、快些走回到三十年前写下的字里行间：
滇西边陲南宛河畔的陇川坝农场，
流着你我人生的波折流着你我悠悠的思索
2007 年8 月流吧，爱恨叠加的河奔腾热情狂热和失落每寸时光每尺江流源于母爱绵长的祖国
流吧，超越时空的河绕过幼稚急躁和懦弱一分以往十倍未来融合川流不息的壮阔
你我曾在这里播种萌发生命的绿色春芽和心愿相映生长秋果和成熟迎风同乐
你我曾在月下漫步
塞外北疆大青山脚下的武川县村落，
这在六十年代的地理上是多么遥远的距离。
还是缘于奶奶对似在天边的孙女牵挂，
为从小长在四合院、长大后未正面对视过的男孩、女孩，
转告了天各一方的地址。
从此，凭着那枚8分邮票开始了两地书。
小小的信笺
在北风劲吹中南下，
自滇西南细雨间北送，
是谁先发出的第一封信？
似也说不准了。
是同时吗？
原来相知路途的始发几乎是同一时刻！
煤油灯下，蜡烛光里，
沉浸过多少独语的深夜，
写下新鲜、欢乐和收获；
吸着灯蕊的黑烟，伴着流泪的蜡珠，
也倾吐着艰辛、世俗偏见和困惑。
发出的信娟秀、琐细地诉说着身边的一切，
寄出后便是长长的翘首以盼。
此间，思绪信马由缰地载着我的心意，
在树林中穿行，在田野上飞舞，
在山谷中飘荡，在江河间滑弋，
心语像长了翅膀，千里万里的飘翔，
千言万语越过了万水千山……
每次的期盼都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
有信蝶飞来，
收到的信潇洒、超脱地叙说着道理：
“你看，月亮很亮很美，其实那是不毛之地，月亮不会发光，是太阳照耀……
现实与理想不是这样吗？”穿过喧嚣，好像听到了你临风的牧歌，
悦耳、美妙、动听。
透过薄薄的纸页，我感悟着温暖、智慧和力量，
使我眼界开阔，把我引向思考和坚强。
就这样信的来来往往，未能见面却寄语情深。
从“致革命同志的敬礼”、“握手”到“想念的”、“紧紧地握住你的双手”……
心灵的小窗上点燃了一盏灯，
思念缀成了串，
幻梦涌来了潮，
懵懂撩起了心弦，
从此涓流与涛声交响。
走过了红土地、黄土地，
在收获成熟的季节里，
重温绿过的岁月，
爱是一方邮票，
贴在梦境上，
太小太小的信封，
装不下太多太多的思念，
只好总在夜晚写给远方。
2002 年初它这样地跳动！好像一只金色小鸟的歌声，啊，颤动着我的胸膛。你的眼睛热烈地说：告诉我，告诉我！可是，我，我不敢，悄然地回过头去……
1971年10 月30 日
我们的陇川坝如歌的行板
往日抒怀( 诗四首)
陇川农场水工队/ 冯容
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经过那样无数次魂灵的涤荡，我们的青春之歌仍悄然跳跃——
无言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随着逝去的脚步声，
啊，你带走了我的心。
我张着迷茫的眼睛，
看那昏暗的小屋，
啊，好像我还坐在你的睛光中
享受着那温柔的爱……
心儿这样地跳，
往日抒怀
一春风可吹过那明畅的小巷？妈妈，它可带去南方的气息?在那微微的湿润中，您可听到一声低低的叹息?
二 太息岁月复无情, 流水磨棱意气平。少年慷慨心将灭，而今蹉跎志难成。
1971 年—1973 年
恋乡
一
叠翠峥嵘绕轻纱, 镜泊涟漪照浓霞,
小风徐徐敛春雨, 窗外悠悠点南瓜。
绿叶青藤吐黄花，异地独居恋天涯，
家去归来未一载，明年此时再回家。
二俄尔云漫漫，顷刻雨溟溟，青岱浅隐现，飞檐斜雨星。遥遥村寨见，凤尾曳轻盈，漠漠云天外，夕阳照画庭。
1973 年6 月17 日
拉练
过瑞丽南天门
肩背绿色的行装，身披金色的霞光，双手扳住挺拔的松干，头上是白云的故乡。
迎面扑来席席的凉风，半山响起阵阵的歌声，再整理行装，系紧鞋带，准备攀登更险的高峰。
野餐
小溪流水水潺潺，
我们拉练到山间。阵阵花香风送爽，群鸟归林日夕山。
小溪流水水潺潺，我们把灶架水边，抬来青石当锅架，拉倒枯竹当木柴。小溪流水水潺潺，星夜山坡红光闪，饭熟菜香绕林间，瑞丽山上设野餐。
历史的见证
血盆似的大口，含着一腔尸骨的臭水，替那些日本强盗，汉奸走狗，吞噬了革命英烈无数，这历史的见证——我站在“水牢”口。
1974 年秋
南疆，我对你说——
南疆，我对你说——在天安门的礼花中，我看见了，当年在边陲点燃的那堆堆篝火；在同伴的笑脸上，我看见了，弯曲的皱纹里，叠映着边寨的阡陌。但更有的是磨砺，是求索，是认真的人生选择。
南疆，我对你说——当年的胶苗，已经成林，正在开割。一滴滴流淌下红土地丰醇的乳汁，又哺育着新的生活。奉献、进取、拼搏，农垦生涯，
我们的陇川坝如歌的行板
青春之火（诗二首）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一队/ 于耒
青春之火
一别，十几度花开花落，铸造了我们开拓的性格。澜沧江，瑞丽江，我们在你那里长成，
南宛河，洗马河⋯⋯是红色沃土涂染了时时刻刻我们灵魂的颜色；
都在我们的思念中淌过。我们从你那里出发，流走的像高原的小溪奔向四海，
正从你的墓前走过。
——写在战友朱正祥墓前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
是难忘的青春岁月，在改革的大潮中鼓浪扬波。流不走的
是无悔的青春之歌。南疆，我对你说——
当电灯和星星一起点亮，高原上开起灯花万朵。在这高山深谷之间，我听见你那支豪迈的歌。
为了照亮祖国的边疆，你点燃了青春的烈火。如今，你离开了我们，却把一片热忱留给了我。
年轻的战友啊，长伴着奔腾的南宛河。我们的队伍啊，你的墓前一片火红的颜色。你仍在呼喊着“前进！”和着长流不息的水波。年轻的战友倒下了，死亡扑不灭你的青春之火。看，一盏盏灯亮了，多么辉煌，我们不夜的祖国。
今夜，我会梦见我们的故乡，天安门广场光芒四射。这灯光将照进我的梦，梦中，你不死的信念在闪烁！
1970 年1 月于弄巴南疆，我对你说——开山，斩坝，我们曾用汗水浇灌了新苗，渴求事业与青春，都有金色的收获。糙米，盐巴，我们曾用清贫强壮了筋骨，希望与未来的宏图，一笔一笔绘于竹棚草舍。是的，南疆，我们有过迷惘，有过困惑，
感谢你，
垦区父老；
感谢你，
边疆的山河；
感谢你，
艰难的开拓事业；
感谢你，
播种希望的生活。
像水手眷恋着海岸，
像孩子依恋着母亲，
有多少心头的话语呀，
我们向南疆诉说⋯⋯
（刊载于1991 年《云南农垦》）
附录：
| 学 校 | 男 | 生 | 女 生 | 总 数 |
| 三十一中 | 48 人 | 48 人 | ||
| 三十五中 | 44 人 | 2 人 | 46 人 | |
| 三十七中 | 17 人 | 26 人 | 43 人 | |
| 三十六中 | 37 人 | 37 人 | ||
| 三十四中 | 8 人 | 21 人 | 29 人 | |
| 女 八 中 | 29 人 | 29 人 | ||
| 女 附 中 | 23 人 | 23 人 | ||
| 二 龙 路 | 9 人 | 9 人 | 18 人 | |
| 三十三中 | 1 人 | 13 人 | 14 人 | |
| 太 平 桥 | 6 人 | 5 人 | 11 人 | |
| 女 一 中 | 1 人 | 1 人 | ||
| 二 中 | 1 人 | 1 人 | ||
| 女 五 中 | 1 人 | 1 人 | ||
| 十 四 中 | 1 人 | 1 人 | ||
| 十 五 中 | 1 人 | 1 人 | ||
| 二十八中 | 1 人 | 1 人 | ||
| 三 十 中 | 1 人 | 1 人 | ||
| 三十八中 | 1 人 | 1 人 | ||
| 四十一中 | 1 人 | 1 人 | 2 人 | |
| 农大附中 | 1 人 | 1 人 | ||
| 矿院附中 | 1 人 | 1 人 | ||
| 合 计 | 139 人 | 171 人 | 310 人 | |
从目前统计到的情况，其中305 人是1969 年5 月15 日离京赴滇，另有5 人是同年11 月24 日离京到来的。总计310 人。
| 学 校 | 男 生 | 女 生 | 总 数 | |
|---|---|---|---|---|
| 三十一中 | 32 人 | 32 人 | ||
| 三十七中 | 7 人 | 7 人 | ||
| 女 八 中 | 29 人 | 29 人 | ||
| 二十八中 | 1 人 | 1 人 | ||
| 三十三中 | 1 人 | 1 人 | ||
| 女 一 中 | 1 人 | 1 人 | ||
| 三十五中 | 1 人 | 1 人 | ||
| 合 计 | 33 人 | 39 人 | 72 人 | |
| 一 队 | 男6 | 女8 | 共14 人 | |
| 男 生：黄立夫 | 张智增 | 肖良臻 包永遵 | 于 耒 马 彦 | |
| 女 生：何云燕 | 孟 婉 | 云雪忱 玄以华 | 康淑兰 侯葆君 | |
| 陆燕京 | 何云华 | |||
| 二 队 | 男5 | 女5 | 共10 人 | |
| 男 生： 林文杰 | 李树仁 | 潘希华 管同立 朱一成 | ||
| 女 生： 薛兆玲 | 杨 克 | 孙燕红 于 | 昀 李 艺 | |
| 三 队 | 男3 | 女3 | 共6 人 | |
| 男 生： 郭子芳 | 郭庚存 | 李安定 | ||
| 女 生： 赵小平 | 张晋生 | 曾立和 | ||
| 四 队 | 男3 | 女7 | 共10 人 | |
| 男 生： 朱跃国 | 许光修 | 李顺增 | ||
| 女 生： 刘建华 | 王爱平 | 赵玉明 李兰云 | 薛淑芳 唐 时 | |
| 唐 建 | ||||
| 五 队 | 男8 | 女6 | 共14 人 | |
| 男 生： 李贵唐 | 李秋唐 | 朱庚柱 彭 楠 | 白 彤 宛金泉 | |
| 朱正祥 | 张星光 | |||
| 女 生： 甘奉原 | 苏征瑾 | 胡晓燕 刘晓燕 | 戎京景 孙永和 | |
| 六 队 | 男4 | 女4 | 共8 人 | |
| 男 生： 李铭燕 | 王晓峰 | 韩乃钊 王 | 伟 | |
| 女 生： 崔 玲 | 朱可心 | 吕晓莺 郭 | 颖 | |
| 香料厂 | 男4 | 女6 | 共10 人 | 二 龙 路 | 6 人 | 5 人 | 11 人 | |||||||||||||||||||||||||||||||||||||||||||||||
|---|---|---|---|---|---|---|---|---|---|---|---|---|---|---|---|---|---|---|---|---|---|---|---|---|---|---|---|---|---|---|---|---|---|---|---|---|---|---|---|---|---|---|---|---|---|---|---|---|---|---|---|---|---|---|
| 男 生： 孙克捷 | 罗 | 威 | 杜建府 | 张继新 | 太 平 桥 | 6 人 | 5 人 | 11 人 | ||||||||||||||||||||||||||||||||||||||||||||||
| 女 生： 黄 | 茹 | 吴建平 | 杨 | 敏 | 汪建华 | 马援朝 | 王 蓉 | 二 | 中 | 1 人 | 1 人 | |||||||||||||||||||||||||||||||||||||||||||
| 三十一中 | 1 人 | 1 人 | ||||||||||||||||||||||||||||||||||||||||||||||||||||
| 三十八中 | 1 人 | 1 人 | ||||||||||||||||||||||||||||||||||||||||||||||||||||
| 矿院附中 | 1 人 | 1 人 | ||||||||||||||||||||||||||||||||||||||||||||||||||||
| 学 | 校 | 男 生 | 女 生 | 总 数 | 三十四中 | 1 人 | 1 人 | |||||||||||||||||||||||||||||||||||||||||||||||
| 三十五中 | 25 人 | 25 人 | 合 | 计 | 34 人 | 41 人 | 75 人 | |||||||||||||||||||||||||||||||||||||||||||||||
| 三十六中 | 37 人 | 37 人 | ||||||||||||||||||||||||||||||||||||||||||||||||||||
| 三十七中 | 4 人 | 1 人 | 5 人 | 十四队 | 男12 | 女10 | 共22 人 | |||||||||||||||||||||||||||||||||||||||||||||||
| 三十八中 | 1 人 | 1 人 | 男 生：陆振邦 | 赵红旗 | 赵和平 | 王小波 | 杨树龙 | 艾建平 | ||||||||||||||||||||||||||||||||||||||||||||||
| 农大附中 | 1 人 | 1 人 | 葛运彦 | 周 | 伟 | 张 | 伟 | 闻 | 建 | 查良召 | 崔洪多 | |||||||||||||||||||||||||||||||||||||||||||
| 合 | 计 | 30 人 | 39 人 | 69 人 | 女 生：艾建英 | 沈 | 芬 | 朱萍华 | 岳 | 薇 | 那 | 佳 | 郭兰芝 | |||||||||||||||||||||||||||||||||||||||||
| 张秀荣 | 韩玉玲 | 李秀英 | 侯景兰 | |||||||||||||||||||||||||||||||||||||||||||||||||||
| 九 | 队 | 男12 | 女21 | 共 33人 | ||||||||||||||||||||||||||||||||||||||||||||||||||
| 男 生： | 宫建平 | 曾 | 理 | 甘力群 | 王 | 义 | 王永江 | 胡宁光 | 十五队 | 男1 | 女1 | 共2 人 | ||||||||||||||||||||||||||||||||||||||||||
| 张炜敏 | 赖小林 | 李新民 | 王葆秀 | 张京生 | 王大力 | 男 生： 陆半球 | ||||||||||||||||||||||||||||||||||||||||||||||||
| 女 生： | 苏恩荣 | 任仰光 | 杜小平 | 贺 | 晨 | 张学明 | 陈光坤 | 女 生： 孟 | 惠 | |||||||||||||||||||||||||||||||||||||||||||||
| 程 | 颖 | 程 | 毅 | 吴玉清 | 马明明 | 马燕玲 | 曲爱丽 | |||||||||||||||||||||||||||||||||||||||||||||||
| 陈 | 霄 | 胡凤芹 | 赵秀荣 | 孙丽厚 | 秦建国 | 朱晓羽 | 十八队 | 男17 | 女18 人 | 共35 人 | ||||||||||||||||||||||||||||||||||||||||||||
| 郑 | 慧 | 张燕苹 | 叶 | 丽 | 男 生：范海钧 | 刘京龙 | 葛顺恩 | 班广玉 | 李励强 | 刘德春 | ||||||||||||||||||||||||||||||||||||||||||||
| 付振祥 | 李建华 | 王建国 | 张东阳 | 张宝明 | 刘润忠 | |||||||||||||||||||||||||||||||||||||||||||||||||
| 十三队 | 男18 | 女18 | 共36 人 | 王铁军 | 高作均 | 蒋元乐 | 李盛纯 | 许荐华 | ||||||||||||||||||||||||||||||||||||||||||||||
| 男 生： 王永平 | 马 | 铭 | 陆 | 平 | 梁德明 | 马 | 镏 | 顾方博 | 女 生：薛伯勇 | 宁 | 悦 | 田云霄 | 仇 | 彦 | 傅 | 颖 | 李淑珍 | |||||||||||||||||||||||||||||||||||||
| 籍丛林 | 潭湘平 | 陈隆明 | 强宝贤 | 吴 | 江 | 陈小列 | 张年茹 | 李幸芳 | 朱静然 | 樊变珍 | 左玉华 | 王兰军 | ||||||||||||||||||||||||||||||||||||||||||
| 施光远 | 孔凡培 | 李金元 | 张世郡 | 蔡维忠 | 李 | 辉 | 韩慧生 | 谢昌立 | 刘庆会 | 詹 | 励 | 李淑英 | 周希强 | |||||||||||||||||||||||||||||||||||||||||
| 女 生： 肖锦玲 | 曹淑蕙 | 陆小英 | 王薇娜 | 王 | 彤 | 曾德群 | ||||||||||||||||||||||||||||||||||||||||||||||||
| 段瑞玲 | 冷 | 强 | 李 | 燕 | 吴国定 | 吴玉英 | 张菊慧 | 十九队 | 男4 | 女12 | 共16 人 | |||||||||||||||||||||||||||||||||||||||||||
| 王秀荣 | 耿淑雅 | 郭 | 芳 | 廖寅从 | 李凤芹 | 廖新从 | 男 生：师援朝 | 龙起涛 | 杨开明 | 杨建明 | ||||||||||||||||||||||||||||||||||||||||||||
| 女 生：李金金 | 刘家兰 | 戚 | 玲 | 蒋淑华 | 王 | 笏 | 张桂林 | |||||||||||||||||||||||||||||||||||||||||||||||
| 龙迎建 | 云丽霞 | 郎晓萌 | 田 | 珩 | 王炳秀 | 刘静欣 | ||||||||||||||||||||||||||||||||||||||||||||||||
| 学 | 校 | 男 生 | 女 生 | 总 数 | ||||||||||||||||||||||||||||||||||||||||||||||||||
| 三十三中 | 1 人 | 12 人 | 13 人 | |||||||||||||||||||||||||||||||||||||||||||||||||||
| 三十七中 | 17 人 | 17 人 | 34 人 | |||||||||||||||||||||||||||||||||||||||||||||||||||
学 校男 生女 生总 数学 校男 生女 生总 数三十一中15人15人三十四中8人7人15人女 附 中23人23人三十五中14人1人15人三十四中13人13人二 龙 路3人4人7人三十五中1人1人合 计25人12人37人四十一中1人1人三 十 中1人1人男 生：刁松泉 裘石平 夏陵豫 陈 力 闻瑞桐 张 武 十 四 中1人1人 英培新 刘世杰 顾 宏 毛跃进 夏日明 余利声女 五 中1人1人 张宗年 闫长为 李宗圣 王 平 李宗贤 胡晓雁 十 五 中1人1人 乌继德 鄂严生 王秉文 张德喜 刘晨雷 白 杰 合 计17人40人57人 张国龙
女 生：张淑英 刘素珍 谭玲玲 刘桂琴 黄 玲 马向群 二十队男2女8 共10人 张 惠 白万一 冯 容 马若萍 刘淑贤 刘春丽男 生：高 杰 邹 涛女 生：杨 团 潘燕红 何小平 颜 英 常 祎 王 琦
戴建春 蒲新月二十一队男6女8 共14人男 生：常寒婴 李爱国 杨德荣 李 京 林光南 常滏源女 生：杨百瑾 胡存明 左 方 崔艳芬 陈家强 冯 玲 姚学军
曹自强 二十三队 男2 女8 共10人男 生：陆 华 霍保山女 生：崔 兵 刘才稚 陈宗放 李 清 李 凡 周 明 赵舜蓉
张 敏二十四队 男4 女9 共13人男 生：黄 岗 薛 健 张金堂 李小苏女 生：李 静 谢淑红 邢庆芳 郑 兰 林芷宣 张金月 刘淑兰
刘婉华 黄 平二十六队 男3 女7 共10人男 生：张新源 丁言昌 周小四女 生：杨兆华 王 镇 佟喜英 王家玲 李玉梅 李玉璞 李馨弟
陇川坝远眺
车子一过南京里，在山路的树林间陇川坝子就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当年我们就是沿着这条山路走进了陇川
四十年后的聚会
为了筹备北京知青回陇川四十周年的活动，2009年5 月15 日大家相聚在一起
陇川农场的办公大楼
当年场部简陋的办公楼和绿树掩映的小院换成了如今的办公大楼。可是知青的记忆中，还是那座为了批探亲、办调离曾经走进的老场部。
红土地
陇川坝子的土真的是这么红。当年知青们在红土地上劳作，没有觉得它有多美；四十年后土还是那土，却觉得亲切了许多。
陇川农场的弄巴水库
这是分别拍摄于1972 年和2005 年的弄巴水库，知青曾经在这里洗衣、游泳。这里也是农场重要的水源地。
1987 年5 月15 日，在北京西皇城根全国人大常委会招待所，返城后的第一次北京知青1990 年春天，拉线分场的部分知青携子女在紫竹院公园聚会聚会。
2005 年8 月，团宣传队的部分知青回到农场，带去他们精心制作的纪念铜牌
1989 年5 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知青们第二次聚会，照片是弄巴分场的部分知青合影
知青来到农场以后，很多会议都有北京知青参加
原北京37 中女生初到农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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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线分场知青，左起：于耒、郭子芳、包永遵、潘希华、李树仁、郭庚存
拉线分场的北京知青第一次到傣家寨
香料场知青，左起为黄茹、杨敏、王蓉、汪建华
在场部照相馆留张纪念照。前排左起：甘奉原、薛淑芳、戎京景、苏征瑾，后排左起：胡晓燕、孙延兵、赵玉明、刘晓燕、王爱萍
分配到拉线香料厂后北京知青与老职工的第一张合影拉线分场知青，左起：王伟、王晓峰、韩乃钊、李明燕
拉线分场知青，前排左起：李树仁、于耒、郭子芳，中排左起：朱一成、包永遵、潘希华，后排左起：黄立夫、张智增
弄巴分场十八队知青，左起：李盛纯、葛顺恩、刘润忠、张宝明弄巴分场十九队知青，前排左起：戚玲、王炳秀、刘静欣、刘家兰，后排左起：桑宝仓（指导员）、朱萍华、郎晓萌、蒋淑华
左起：冯容、刘素珍、李金金
丙寅分场二十队知青，左起：何小平、蒲新月、杨团、常
丙寅分场二十四队知青，前排左起：张金月、刘淑兰、郑兰、李静，后排左起：黄平、刘婉华、谢淑红、邢庆芳、林芷宣
水库工地上，左起：王琦、崔兵、常
祎
左起：那佳、何小平、李清、颜英、朱晓羽、
苏征瑾
大青树下，中间3 人为北京知青李清、那佳、左方
左起：周明、那佳、李清
左起：沈芬、甘奉原、杨百瑾
十团三营团员大会合影
工地现场的表彰会
宣传队的部分北京知青，前排左起：汪建华、左方、曾宪章（宣传队负责人）、艾建英、樊变珍，后排左起：高杰、朱庚柱、杨开明、范海钧
弄巴分场的文艺宣传队
当时每个分场都成立了这样的宣传队，北京知青到来以后他们逐渐成了各个宣传队的主力
第一届共青团工作委员会，15 位委员中就有7 人是北京知青。他们是前排左起：艾建英、戚玲、甘奉原、杨百瑾 后排：杨开明（左一）、罗威（左四）、李爱国（左五）
弄巴分场宣传队在排练
1971 年8 月，团宣传队完成兵团交给的知青接待任务后，与八团、十四团宣传队在昆明的合影穿上宣传队的演出服照一张民族大团结，左起：谢安（昆明卫校）、李清、颜英、周明、那佳
老职工手把手教犁田
当年特定背景下的口号：我们的边防是政治边防
向老职工学种田
出黑板报
知青在场部医院
农场中学的老师组织学生们拉练
老职工杨兴标教北京知青陆华打当地人放牛用的弹弓
赶街路上
杨百瑾和老职工的孩子们
知青赶街
冯容和她的农中学生
傣族寨子的水井知青的到来为农场的孩子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憧憬
四十年后战友们为赖小林扫墓
知青保存的探亲通行证
四十年后战友们为朱正祥扫墓
丙寅分场二十一队北京知青男生宿舍
2010 年知青朋友为王小波扫墓
弄巴分场十八队当年北京知青住过的房子
后 记
《我们的陇川坝》终于完成了编辑工作，即将付梓了。
放下手中的文稿和照片，我们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因为这是已经老去的我们自己亲手撰写的青春回忆，述说了一群北京孩子从云南陇川启程走向人生的憧憬、磨难、艰辛和奋斗的心路历程。讲自己当年的故事，看自己当年的模样，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相隔久远的今世前生。
前些年，还在忙碌着的大家实在没有时间静下来想这些。要做事业，要拼生活，甜也罢苦也罢，总得努力奔波着活得好才行。这期间，即便是惦记久了，几个人抽空相约回陇川看看，也只是星星点点。陇川只能在我们的心中，陇川的故事只能在我们的记忆里，陇川的模样也只能在我们的照片上。
2009 年，是我们310 名北京知青奔赴云南陇川农场40 周年。
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退出了多少年劳心劳力的岗位，有了自己的闲暇时间，分散了二三十年的陇川北京知青都渴望“回家”看看，一下子就汇集到了一起。先是在北京举办多次活动，最多的一次有70多人参加。然后几个知青挑头，发起了集体回陇川的倡议，参与者众，居然五六十人，而在“1969 年5 月屯垦戍边梦开始——2009 年5 月北京知青回陇川”布标上签名者竟然整一百人。
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是知青返城30 多年来的第一次。集体行动汇聚了集体的心愿，迸发出从未有过的动力。第一个提议是制作《回陇川》的纪实片，让我们和云南老职工共度的岁月永远定格。第二个提议，就是出这本文集。这些倡议都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二十队的知青颜英负责纪实片的撰稿、剪辑、制作，
十四队知青、在出版社工作的沈芬负责编辑文集。不长的时间，文集就收集到了几百幅照片、几十篇文稿。
正当文集编辑的工作日见成效时，我们的好伙伴沈芬走了，癌症夺去了她的生命。她带着乐观和豁达，带着爱心和激情，带着对美好的渴求和对生活的依恋匆匆走了，走前的几天，她还惦记着这本文集。我们知道，文集是她未竟的心愿。
文集目前收入了48 篇文章和100 多幅照片。除一篇是陇川农场老职工子女讲述当年她印象中的北京知青外，其他作品均为陇川农场的北京知青所作。其中少量文章为旧作，写于当年在农场之时，读来真实感人。更多的文章则是发出倡议后收集的来稿。走过人生大半辈子，回头再看陇川，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样的文章往往字句千钧。要说明的是，受文集篇幅所限，还有一部分知青朋友的精彩作品未能收入，在此表示我们的感谢和歉意。
文集的命名也是大家积极参与、投票决定的。一个征名的邮件发出去，十几个书名不几天就汇集到了一起。两轮投票下来，票数最多的是《我们的陇川坝》。大伙儿说，书名必得有“陇川”，而且，陇川是“我们”的，再加上“坝”字，好亲切。
知青群体是共和国历史上颇具悲情色彩的一代，知青的经历已经被历史定格为这代人不堪回首的时光，但是，走过来的我们却禁不住要回望再回望，这是为什么呢？本书的众多讲述就是答案。
人生本来平淡多于斑斓，而我们这一代的人生，到底算是平淡还是斑斓呢？现今的年轻人，时代为他们的青春搭建了五彩缤纷的舞台，他们可以在选择中实现自己的梦，而我们的青春是在无可选择的艰难困顿中捱过来的。即便在“文革”时代严苛的大环境下，在苦涩与无奈的土壤中，青春的小花照样开放。
感谢为本书提供文章和图片的所有作者，感谢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所有的人。特别致谢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感谢李朔副主编、美编室主任杨德有和义务给我们设计、排版的美编何智杰及校对科主任王亚老师给予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在沈芬突然离去时，他们得知本书的出版意图和编辑进展情况，当即表示愿意承担出版工作。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知青文集，而从知青话题引出的这份关怀和情意，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四十多年了，记忆中的南宛河户撒山终会随着我们的身影渐渐远去，夕阳下大青树凤尾竹的身姿也化作袅袅的炊烟飘向远方，然而这一切，总在我们的梦里。
衷心祝愿共同走过陇川那片红土地的知青朋友们健康快乐。
衷心祝福我们的陇川坝繁荣昌盛，父老乡亲们生活富足。
《我们的陇川坝》编辑组2013年3月 于北京
《我们的陇川坝》编辑组
杨团 沈芬 傅颖 李清 杨克 汪建华 杨开明 艾建平
